晚上七点进站的夜车每天在下午三点多一点会在一个农村小站霍尔兹豪森停一下。但是通常在这站没有一个乘客下车或是上车。每逢遇到这种情况，火车就像是对这个小站表示一下礼貌，拉一声尖锐的汽笛，然后立即开走。村子里的邮件和货物都在邻近的一个站装卸，所以霍尔兹豪森小站纯粹是为了方便偶然出现的乘客，比如附近村子里的农夫和本地的牧师。
今天的乘客是一个小伙子，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时他到了车站，现在正在两条铁路之间的站台上站着等车。小伙子有一张古铜色的脸，一副精瘦的身材。他今天的样子很古怪，因为他显然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里面是一件杂色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再外面又穿了一件他只有进城才穿的深蓝色外套。除此以外，虽然天气不冷也没有下雨，他头上却戴了一顶巨大的防水帽。他的帆布背包塞得满满的，像是随时要炸开。一只手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仿皮皮箱，另一只手抓着几个用报纸包起来的包裹。
他是一个人驾着马车来的，坐在一辆典型的农用马车的前排座位上。家里的活儿太多，没人有时间来送他。到了车站后他跳下车，卸下行李，然后把车掉转头，把缰绳搭在那匹母马的脖子上，拍了拍它光滑的胁腹，然后看着它拉着车消失了。他知道它能找回家的，即使他不在驾车人的位子上。
“家！”这个词在他脑子里闪过的时候小伙子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这不是一般的出门，而是一次不知归期的远行。他这是要离开家进城讨生活。虽然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城市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只在小时候进过一次城，其他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乡下。他所认识的人都是农夫，小伙子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做别的事。做一个农夫对于他来说是最自然，也最合情合理的。
自从德国变成了“第三帝国”，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开始农夫们都希望出现对他们有利的变化，但很快他们就失望了。这些变化迫使一个又一个农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转身离开，抛弃生养他们的土地和家乡，逃到城里去。他们想在城里谋得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有多么寒酸。既然离开了家，他们也就不再指望能和在家的时候一样生活。
小伙子感到了离乡背井的沉重。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他们因为“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就必须接受事实。他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干活，哥哥忙乎着牛棚里的事，只有妈妈送他出了大门，挥着手直到看不到他的马车了。她还喊着说了些什么，但是他没听清楚，因为恰好在这时家里的狗内洛愤怒地狂吠起来。好像我是小偷一样，小伙子想，好像我是在逃跑呢。
现在火车喷着气进站了。小伙子回想起刚才的情景。“好像我是在逃跑呢。”他又小声嘀咕了一遍。它是对的，可怜的老内洛，我就是在逃跑。最近有新词用来形容我正在做的，上级把它称作“逃离土地”。他们在官方的文章和出版物上都是用的这个词。
三等车厢里有个隔间坐着四个女人。她们带着敌意沉默着，一起挤了挤，给小伙子腾了个地方。他礼貌地说了一句“下午好”，但没人回应。女人们的脸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额头和紧闭的嘴唇显示出内心的不满。其中三个女人膝上放着篮子，第四个抱着双臂，四个人都默不作声。
过了没一会儿，小伙子就开始觉得无聊了。一直盯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风景和他在自己村子里看到的没有任何区别。为了找点事做，他开始解开自己的行李，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木制座椅上。都是我的宝贝啊，他动情地对自己说，现在就把它们都拿出来真的是太早了。但他从小就是这样。清早出发去地里干活儿，刚一出门就会先找个树荫下把带的午饭拿出来吃掉。而这时刚刚吃过早饭，还一点活儿都没干呢。
他一下就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我现在和小时候一样笨，他这样想着，一面温柔地看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纪念品。这是一个镶着金边带有雪绒花图案的小花瓶，是他九岁的时候妈妈送给他的，为了奖励他把手夹在了脱粒机里但是没有哭。这是祖父送给他的歌曲集，而他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这是一张彩色照片，照的正是韦伯农场——他家的农场，照相师把天涂成了勿忘我的蓝色，把太阳涂成了生姜的颜色。这张做成心形的照片是他最珍视的。他对自己说，我的家看上去就是这样的，简直一模一样；而现在他觉得已经离开家很久了，不知道家乡是不是还和他走的时候一样。
最后他看到一只铜制的小鞋模子，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克萨韦尔·韦伯。他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字，拿在手里放了一会儿才把它和其他纪念品摆在一起。他笑了，简直不能相信他曾经这么小啊，只有这只小鞋模子能够证明。
在把所有的纪念物都理了一遍之后，他开始把用来包东西的报纸弄平。克萨韦尔并没有读报的习惯。在家的时候都是父亲读报。父亲总是仔细地研究报上登的各种政府通告和法令，然后告诉家里其他人应该如何应对。但是现在他闲着没事，于是开始像他父亲那样读起报来。
“今天，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我们的人民正在为生存空间而开展一场英勇的战斗。”[1]报纸上这样写着。小伙子吸了一口气。这说的是什么？是什么？他想。我们明明是缺少劳动力，所以政府才特别反对“逃离土地”。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在现有的地里干活儿，怎么又要去为生存空间而战？他摇摇头，继续读报：
“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安全隐患，这场斗争十分必要。这个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动员举国上下一切力量，让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脱离普通的工作而去完成这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似乎使得相当多的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他们认为德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业国家，而我们正像英国一样要让自己的农业人口转变成工人。这样的观点必须给予有力的否定。1933年我们的元首对全国的农民代表作出过承诺，德意志帝国一定是一个农民的帝国，否则就不会存在。这一承诺今天依然有效。这将继续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
克萨韦尔放下报纸。光线越来越暗了，报纸上的字开始难以辨认。他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因为纳粹的报纸实在是把他弄糊涂了。他看了看那几个女人，发现坐在对面没有拿篮子的那个长得很像他的妈妈。他凑过去，把刚才读过的报纸放在她眼前，问道：
“能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吗？这上面说1933年元首说过德国一定要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否则就会消失。但是德国直到现在都不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因为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农业要为重整军备让路。请你帮我解释一下，元首在1933年说的话今天应该怎么理解？难道说德国正在消失吗？”
那个女人说：“我不懂这些。但是我们的元首爱农民，一切都会好的。”
小伙子碰了钉子，只好又拿起另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试着弄平它。车里的灯光亮了，车外的风景一下子没入黑暗中。
这张报纸是《德意志生存空间》。克萨韦尔知道从这里得到的都是最准确的官方信息。
“流通费用、行政经费和非生产消费的总额是三百八十五亿马克，这个数字比整个德国产出的黄金价值三百二十四亿马克还要高出六十一亿。[2]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的问题。后者放弃了自己在国民收入中本应日益增长的份额。”
放弃？好像我们可以不用为了国民收入而放弃我们的自由似的。我们是自己放弃的吗？我不记得了。他接着读道：
“从1933年开始，德国农业受到帝国食品部颁布的土地继承法和其他限制性法令的制约，旨在适应艰难的战时经济体制。这些限制使得农业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得到发展。的确，虽然农业的产量逐年增加，但是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具体而言，每年农业做出的牺牲在四十亿到五十亿马克之间，所以从1933年到现在一共牺牲了二百亿马克。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负担更多地由小农户负担，而对大农场影响比较小。这一牺牲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和甚至人数更多的他们的妻子被迫离开故土——逐渐增多的‘逃离土地’有助于解决困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元首本人把这一现象称作是难以置信的。”
小伙子暗想：是啊，确实难以置信。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在政府的出版物上谈论这些呢？简直好像是某一个“物质和精神上”濒临崩溃的农夫把这篇文章偷偷放到报纸上去的。我们没有打仗，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实行一个“艰难的战时经济体制”呢？为什么“由于某种原因”这个牺牲要由我们这些小农户而不是大农场承担呢？
不过在文章的结尾他找到了一点答案：小麦和燕麦的出口补贴让大农户赚足了钱，而当出口下降时他们仍然能赚大钱，因为进口饲料被禁止了，于是饲料价格疯涨。大农场一般长于农作物种植，而小农户则专门饲养牲口，所以遭殃的是小农户。他们现在买不起饲料，怎么喂牲口？就算大农户也饲养牲口，但他们可以用成本价，也就是自己多余的饲料来喂，小农户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小伙子悲伤地想，这就是这些年我们的牲口交易逐年下降而那些大农户的交易却逐年增加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他们有权给我们这些小人物一个更加公平的交易啊！
火车在一个站停了下来。克萨韦尔这个隔间里有三个女人下车了。那个坐在他对面长得有点像他妈妈的女人留在原位。他觉得她一直想和他说话，只是碍于刚才下车的那几个女人在场所以没有开口。
突然，她开口说道：“我得去银行。我丈夫让我去，是关于分期贷款的事。他自己没空。他们想拿走我们的农场。可是根据他们的法律，我们的农场是可以继承的，也就是说永远是我们家的，过一千年也是，所以他们不能把它拿走，对吗？但也许……”
小伙子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什么，只是说：
“如果你欠了很多债，你明白吗？我们都欠了很多债。这都是因为我们做出的牺牲。两百亿马克——这就是我们农民被拿走的钱，我刚刚从报上读到的。”
女人点点头。“我们都欠债。我们雇的人都跑到城里去了，因为我们付的钱少。但我们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付工资的。以前一个雇工干一个小时可以拿到十四芬尼，现在我们只能给他们七芬尼。七芬尼确实少，但这是法律规定的，而且我们能付这个数已经不容易了。”[3]
克萨韦尔把自己刚才掏出来的东西又一一包起来了。既然这个女人在和他说话，再让她看到自己的这些宝贝就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也雇不到人，”小伙子说，“我要进城是因为家里的东西不够吃了。哪怕他们让我们留下自己家的牛奶和蔬菜也好啊！可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帝国食品部，而且他们的控制一天比一天严格。”
女人两眼一直盯着车窗外，好像她能在黑暗中看到什么风景似的。
“所以说，”她说，眼睛不看克萨韦尔，“你正在加入他们所说的‘逃离土地’？唉！我不会为此责备你。如果他们拿走我们的农场，我们也得照样。我们还算走运，不然的话土地早就被拿走了。我丈夫说军事部从1933年开始已经征用了上百万英亩的土地，他们在上面建兵营、工事、飞机场，还有军用道路。我丈夫说我们所在的区军事上不太重要，所以还算走运。”
但是克萨韦尔并没有仔细听。他的脑子里还是想着他最大的敌人，帝国食品部。
“我明白，当然了，一个国家必须得修工事和军用道路，这个大家都懂。我不明白的是帝国食品部在干什么。设立这个部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吃吗？城里人都跑到乡下去找吃的，他们说城里吃的东西不够。问题是我们这些种地的自己也吃不饱。”他突然发问：“请说说，你有几头牛？黄油和牛奶够吃吗？”
女人回答说她们有二十头牛，但根本谈不上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
“我们拿到的牛奶都是被撇了油的，”她说，“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给帝国食品部，然后他们每星期给我们两磅黄油。但这个黄油不是我们自己产的，而是从城里来的。这些黄油经常已经变酸了，因为在路上耽搁了太久。我们哪怕能留两磅自家的黄油也好啊！但是不行！我们只能拿到过期的变酸的黄油。”
克萨韦尔点点头。“我们那儿也一模一样。我们有足够的奶牛，都是好奶牛，但什么也吃不上。”
女人顿了一下，接着说：“别的地方也一样，但这也没什么可安慰的。我丈夫说南边的奥地利，农民们早就闻风而动了。有两成多的农民已经跑到城里去了。[4]到处都一样。你也是要进城吧？”
克萨韦尔答道：“咱们马上就要到了。”他一点也不想在城里住，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每次想到城里乱糟糟的大街，想到一会儿就要在这些大街里穿行，他就打心眼里希望他没有离开自己安宁亲切的家。
“我的哥哥已经回家了。”他不无嫉妒地说，“他是长子，根据新的法律可以继承农庄。但我还有一个表兄在城里，他叫卡斯珀，已经来了五个月。我希望他能来车站接我。”
妇人说：“在城里你就别指望谁能准时，到处都乱糟糟的。我去我姐姐家，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银行。”
火车进站了。要和这个女人分开了，克萨韦尔觉得很难过。虽然她和他不是一个村的，也不知道她家的农场什么样，但她毕竟也是从乡下来的，所以是最后一个和他的家乡还有一点关系的人。
“祝你好运，”他说，“我肯定他们不会把你的农场拿走的。”
这会儿已经只剩他一个人站在月台上了。他四下张望，看着车站进进出出汹涌的人潮，但是卡斯珀不在其中。
“如果我没来车站，就直接去集市广场的老乌鸦酒馆。”这是他表哥给他的信上写的。
克萨韦尔背着沉重的背包，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右手提着箱子，左手抓着他的纪念品，额头上开始冒汗了。带雪绒花图案的小花瓶从报纸包里滑落出来，掉在站台上摔碎了。小伙子咬咬牙，咕哝了一句：“真是个好兆头。”然后出发去找老乌鸦酒馆。
他沿着从车站通往市中心那条又长又宽的大街走着。在理奇索夫大酒店门口他停了下来，打算喘口气。他觉得这家大酒店就是大城市奢华和壮丽的象征。门童看见了他，咧开嘴笑了，同时招呼几个穿制服的行李员过来。他们看着他一身的农村打扮都忍不住笑起来。
克萨韦尔赶紧走开了。
你们就把我当成刚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什么动物就对了，他想。接着他快步疾行，好像刚刚干过什么坏事似的。逃离土地！他想。好了，酒馆到了。
走进老乌鸦酒馆，他看见卡斯珀和一些工人围坐在一个长条桌子四周。克萨韦尔费了一点劲才认出他来，因为他的脸色变得很苍白，像个城里人。因为有陌生人在场，克萨韦尔很尴尬地说了一句“嗨尔，希特勒！”，算是和他的表兄打招呼。其他人对他投来不信任的目光，“日安！”他挂好他的风雨衣和外套，坐了下来。
他开始给他们讲农村家里的情况如何日益不堪忍受，而当他谈起这些，他感到周围的人纷纷开始同情他。
克萨韦尔很快就发现帕斯卡的变化不仅在脸色上，他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他现在比在村里的时候能说会道多了。
卡斯珀问他：“愿意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他想先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俱乐部，然后再做决定。
卡斯珀说：“你肯定合适，你是我们的一员。一听名字你就知道：低端人口俱乐部。”
小伙子吃了一惊。周围的工人都笑了。
“是啊是啊，”卡斯珀接着说，“这张桌子周围坐着的人没有一个原来就是工人。我们不是无产阶级，我们是农民，或者是政府官员的儿子，也有艺术家，或者干脆就属于‘多余的个体商人阶级’。明白了？但是现在我们都是工人，我们都是低端人口俱乐部的。”
克萨韦尔说：“我不知道这个词。这是个外国词吧？不管怎样，我不喜欢这个词，这是个侮辱人的词，对吗？”
“根本不是，”卡斯珀一边说，一边使劲摇着头，“没有任何侮辱人的意思。正相反，我们对自己的新头衔感到很自豪。只是我们不能忘了我们并不是自愿接受自己现在的身份的，我们是被迫接受的，这一点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
周围的人都在点头。他们自己似乎没什么要说的，卡斯珀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还有另外一个长着一张睿智面孔的老者。老者开口说话了。
“我以前是个金匠，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就是我起的。我以前有个小作坊。我敢说城里没有一个人的手艺能超过我。现在我在一个流水线干活，自己的小作坊被关了。”
卡斯珀说：“你看见了？这个高手现在被迫干这个。”
克萨韦尔想了想，然后说：“没人强迫我；除非说，嗯——除非说是命运。”
大家都笑了。其中一个人说：“命运？总是说命运。你为什么跑到城里来？是因为你在乡下吃不饱肚子了吧。那么谁应该对此负责？是命运还是帝国食品部？”
克萨韦尔说：“我明天一早就去劳工部报道。听说他们需要工人。他们会把我派到你们干活的工厂吧？”
卡斯珀耸耸肩。“我希望如此。不过我敢和你打赌，他们只会给你两个选择，去矿井或者去西边修工事。你更喜欢哪个？”
克萨韦尔说他两个都不喜欢，他也不相信卡斯珀说的。
“这是罪犯才去的地方！”他大声说，“他们凭什么把我送去那种地方？他们和我一样清楚乡下的情况，他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过那样的日子。”
克萨韦尔看看四周，接着说：“最重要的是，到处都是政府的暗探。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最终还是离开乡下了吗？换句话说，是什么让我下了最后的决心吗？”
工人们点点头。
“他们不允许我们给自己的鸡喂比较好的饲料。卡斯珀，这个你知道。帝国食品部的暗探不停地在乡下转悠，确保所有的鸡只能吃到最差的东西，但是他们又不能接受这些可怜的鸡因此不能生蛋。现在你们自己也能想到——我们只能尽力让鸡吃得不是最坏，虽然我们其实找不到什么还过得去的东西来喂它们。当然了，我们得特别小心。我们得随时预备一桶泔水和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碎块给那些暗探看。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直到前几天。一定是我们养的鸡给了政府暗探们过于好的印象，或者是有人告密，这年头什么都说不准。总之，上个星期从城里来了一个人，说他的妻子病得很重，如果吃不到一点好的东西补身子就活不下去了。他说，城里什么也买不到，然后跪在地上求我卖给他一只鸡。就卖一只鸡。我不能看着他的妻子死掉，对吗？我告诉他，我们也需要这些鸡，如果就这样卖给他，那我们就没法按照鸡的数量上交足够的鸡蛋。
“可是这个男人不断地哀求，最后他说动了我，我把最好的一只母鸡卖给他了。这只鸡是我偷偷用大麦喂的。这个男人千恩万谢，说是救了他太太一命。这个混蛋！我敢打赌你们猜不出来他要这只鸡干什么。他把鸡杀了，在它的胃里检查出大麦粒——这个下流的间谍！帝国食品部派他来检查我们有没有喂我们的鸡吃粮食！”
“几天以后，我们收到了食品部的信。他们在鸡的胃里发现了粮食。我被列为怀疑对象，等待他们的下一步措施。我简直气疯了，恨不能把那个间谍撕成碎片。但是我只是把那封信撕碎了，并且当天晚上就决定已经没有理由再待下去了。我没有必要继续忍受他们这样对待我，好像乡下的日子还不够悲惨似的。‘我们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进一步措施。我要进城里去！最起码我不用让那个食品部一天到晚骑在我的脖子上，我要进城让自己过上诚实体面的日子。”
低端人口俱乐部的成员们认真地听完了他讲的故事。
“我跟你说，”表哥卡斯珀终于开口了，“你离开乡下进城来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但是，你最好别做白日梦——如果你还能在夜里做梦的话。我的意思是你别让劳动介绍所或者工厂里的工头知道你的白日梦。你说体面的日子？告诉你，你得先能让自己填饱肚子。好几个星期了，我们这儿除了鸭蛋什么也没有。刚才你在说母鸡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流口水呢。
“我们有几个人养了几只山羊，这样我们至少能喝到一点羊奶，或者吃一点奶酪。可是没想到暴发了口蹄疫。没有足够的兽医，更没有药，他们也不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疾病扩散，所以所有的羊最后都死了。不光如此，我们还被帝国食品部给了个‘警告’[5]。你听听吧：‘山羊的数量减少了十二万两千头。屠宰这些羊给全国的食品供应带来了短缺。’这些混蛋坚持说问题不在口蹄疫，也不是因为饲料短缺，那是因为什么呢？你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居然说是因为我们的收入太高了！所以我们才变得无所顾忌，吃掉了所有的羊！怎么样，没想到吧？是啊，不错，养一只羊也算一份工作。但是食品部的人也不想想，我们都是工人，但是我们就算不愿意也必须养羊，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为了‘国家食品供应’。有时候你没法不觉得这些当官的都发了疯：谁都知道，你可以强迫工人们做任何事，但是你他妈的居然强迫他们养羊！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小伙子傻眼了。原来如此，他从乡下跑到城里来，还是躲不开帝国食品部！
他说：“真让我大开眼界了。但是总有它抢不走的吧？每天晚上和星期天我总是可以像人一样休息吧？要是在乡下，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卡斯珀打断了他。“别急，我先来告诉你上个星期天的事。星期六他们就通知我们星期天早上要开会，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工厂来。好吧，我们已经习惯了。星期天早上经常会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训话，或者是什么政治庆祝集会。所以我们都穿好了假日的衣服，像好孩子一样赶到了工厂。你猜猜他们让我们去干什么？去做大扫除！清扫库房，整理文件和各种其他破烂儿，说是向四年计划献礼。星期天！但是这回我们不买账了！我们不干！我们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说要是把我们星期天穿的衣服弄脏弄破就不符合四年计划的精神，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得买新的——谁也不知道由价格委员会规定不许涨价的衣服到哪儿去买——所以是一种浪费！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参加大扫除。”
随着谈话的进行，克萨韦尔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他问道：“最后他们让你们走了吗？”
那位给俱乐部命名的前金匠接过了话头。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进不了我们的工厂。卡斯珀说得对，他们很可能会把你送到下一个劳工分配点。但是只要你在一天，你就可以学点东西。如果你被送去西部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你在这儿学的东西都会用得上。你想知道他们最后是不是让我们走了。是的，他们让我们走了。但是走之前我们先得听一通冗长的关于‘加快劳动生产’的漂亮话！你要知道，自从他们的猪脑子里想出了那些馊主意，比如不允许工人换工作，比如工资不能超过他们规定的限额等等，自从那时起，你也许觉得好笑，所有工厂的生产量都在直线下降，所以那些大官们都急得要命。昨天的报纸上有这么一段，你听着：
“‘不幸的是，有一件事是无法核查的，就是不被允许换工作的工人生产量的下降。如果换一个地方工作，他们可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且劳动时间也可能缩短。’他们这回可算是说对了一次，这些大人物们，这种下降不是你们能制止得了的。”[6]
小伙子问：“你们是故意磨洋工吗？”
卡斯珀笑了：“一点都没有。我们快不了。谁要是告诉你我们是故意磨洋工你千万别信他的。拿那么一点工资，吃得那么坏，我们没法干得更快，明白吗？”
小伙子点点头。
“我来给你一点忠告吧。”前金匠说。他看上去实在虚弱得不像一个能快一点干活的人。“你要是读报纸就先读经济评论！那些社论啊什么的破玩意儿就不用读了。经济评论是唯一能告诉你一点真相的东西。你有没有在某一刻停下来想过：是的，我们确实缺少食物，也缺少衣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煤，而且我们也出口很多煤。那么，如果有一天突然连煤也没有了，你会不会觉得吃惊？这时候你可能又会想，是因为我们的分配系统越来越复杂。在这个愚蠢的‘强制经济’体制下事情很容易搞乱。但是我告诉你，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让我来告诉你——不过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一向认为很富裕的自然资源，煤，确实已经短缺了。他们任命了一个德国煤炭经济的特别委员会。每当他们任命一个这类委员会的时候，都好像是给一个马上要死的人找一个医生，这绝对是个他妈的坏兆头。他们发现短缺并不是什么分配系统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消耗量在发疯一样上升，但同时生产量却在下降。是的，年轻人，确实在下降，虽然他们强迫每个矿工每天多工作四十五分钟。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在鲁尔矿区去年一季度开采了六千四百万吨煤，而今年一季度只开采了六千三百三十万吨煤，尽管今年他们让每个矿工每天多工作四十五分钟。有意思吧？你自己都可以算出来。那个矿区有三十一万两千名矿工，每个矿工每天多工作四十五分钟，这样在每个月的二十六天工作日里就多出来六百万个工作小时。结果是什么呢？生产量下降！”[7]
老人停顿了一下，让听他说话的人有时间想一想。“当然，你会说也许是因为他们抽调了很多矿工去干别的。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没有多少矿工被调走，因为采矿太重要了。实际上，如果不是消耗量的疯狂上升，少生产一点煤也没什么。他们说消耗量的上升是因为我们的‘自给自足经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一切都要自己生产。你能想象他们为了生产那些人造纤维和铝制品要用掉多少煤吗？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煤已经需要进口！今年我们进口了五百七十万吨，比去年多五十万吨，而去年的数额已经太大了。而我们的出口呢？从五千九百六十万吨下降到四千九百二十万吨。而煤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外汇收入来源！”
克萨韦尔被这一串数字弄糊涂了。
“你在暗示什么？我是说，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我只是用数字告诉你事情的走向。所有的事情都在走下坡路，对吧？下滑得很快。我们应该心里有数，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将军们已经制订好了战争计划，而我们这些在工厂干活的人就是在加速落实他们的计划。我们得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要让那些大人物把咱们蒙了。”
卡斯珀对他的表弟说：“你现在怎么想？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你了，现在你是想回村子里呢还是想留在这儿？”
小伙子没有回答。他在努力想清楚这一切。我们得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别让那些大人物把咱们蒙了。他反复在心里咀嚼这句话。当农民是我们的命运，这是大人物说的。农民的农场是灵魂和精神的家园，这也是大人物说的。但是事情在快速地走下坡路，这是我们自己看到的。连我们一向认为资源丰富的煤都在短缺——疯狂的自给自足经济——化纤和铝工业用掉了所有的煤——不能（或不愿意？）像以前那样生产的工人们——这些也都是我们自己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可是我还想相信城里比乡下好过。
他大声说：“你说怎么办？明天我要不要到劳工局报道？”
卡斯珀问老工人的意见。
“很少有人能提出好的建议，也许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就不存在好的建议。几乎可以肯定的事只有他们不会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而是会把你送到你不想去的地方，很可能是西线。”
小伙子说：“坦白讲，我完全不明白这都是怎么了。我们乡下缺人手，但是今年夏天他们还是从我们那儿征用大批人去修工事，或者进工厂。然后，他们又从工厂送来很多人帮助我们收庄稼。所有这些人都从来没干过农活。你们真应该看看他们怎么干活，他们连铲子和水桶都分不清！让他们帮我们干活，实际上是越帮越忙。何况我们也没东西给他们吃，因为食品供应赶不上这些人员的流动。有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没人搭腔，卡斯珀对表弟赞成地点点头。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什么，”他轻松地说，“事实上这些做法毫无意义。但是你必须记住，有各种各样有权力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权力。一旦他管辖的那一块缺少人手，他就会向距离最近的城市的劳工局，或者最近的工厂、矿山或者村子发出用人的指令。但是接到指令的地方自己也缺人手，所以那些地方的当官的再向其他地方发用人指令。就这样，所有的人被派来派去，但是毫无意义！”
卡斯珀看见他的表弟伸手去拿行李，笑着说：“不管怎样，今天你就住在我那儿。至于以后怎么办明天再说。”
克萨韦尔感激地点点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报到。反正找工作没有错。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要让我去做什么苦工。我既然已经离开了家，就总不能闲待着，我也不愿意饿肚子。所以我还能怎样呢？我去报到——就这么定了。”
但是他没能去报到。命运赶在他前面击碎了他所有的美好期望。
第二天一清早，一个盖世太保出现在卡斯珀的小屋子里，问有没有一个小伙子在这儿。村里有人报告他可能在这里和他的表兄在一起。他在吗？
“跟我走。”盖世太保命令道。
“为什么？”
他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
在秘密警察的办公室里，他们给了小伙子一份文件并且让他签字。“我承认我故意违反法律给我的鸡喂了大麦。我承认自己故意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重建事业。”
小伙子的脸色变得惨白。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这使得他的愤怒不容易被看出来。他签了字。
“这就对了，”他小声咕哝着，“故意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下你们可以任意处置我了。”
在本市人们仍然可以在任何他们愿意的时候去教堂。这就说明我们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 * *
[1]政府农业部关于德国人民正在卷入一场争夺生存空间斗争的有关言论。见1939年7月7日《国家社会主义者通讯》。
[2]关于流通费用、行政经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的数字，见1939年7月14日《人民与经济》。
[3]未婚农场帮工的年薪在1933年之前是980马克，希特勒政府将其降到820马克。数字来源于马格德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译者注）政府专家对黑森地区情况的报告。
[4]多瑙河区域农场主组织领导人关于奥地利农场主和农民的报告。见《国家社会主义者通讯》。
[5]帝国农业部的“警告”。1939年7月14日发布。
[6]关于产量下降的信息。见The Circular of the Brick Distribution Office，1939年8月15日，柏林。
[7]煤炭进出口数字，见1939年8月15日《新苏黎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