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0日，一纸命令传达到本市的全体政工干部和地区督查总监。
市属刑事警察厅
刑事警察总部
二十四小时值班室
1938年11月10日
针对犹太人行动的有关问题：
市属警察总部总监汉斯曼博士于下午七点三十分电话指示：
“为了回答刑事警察反复致电秘密警察总部所提出的问题，特通过电话发布如下指示：
现发布对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持有德国国籍的、年纪不算太大的、看上去身体还算健康的男性犹太人执行扣押财产和抓捕的命令。
当地政工人员也即将通过电话绝对秘密地发布严格的指令，持有德国国籍的犹太人的财产要被剥夺殆尽。在这些行动中警察不得干涉。只有在不会引起火灾蔓延的地方才允许焚烧建筑物，所以焚烧行动不得在城市地区实施。需要抓捕和查封财产的犹太人总数约为五百人。”
1938年11月10日和11日，地狱把脱缰的恶魔释放到我们的城市，就像它在帝国的其他城市所做的一样。到处都是火光、废墟、鲜血和眼泪。一群群号叫着挥舞着鞭子的恶棍，那些还不满十八岁的男孩子，依照命令去完成那些将他们自己降格为非人的任务。冲锋队中最凶狠的一伙人乘着卡车在城中各处放火焚毁犹太教堂。他们随身携带镐头和铁锹，按照命令中的原话将非外籍犹太人的财产“剥夺殆尽”。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穿行于烈火和废墟中，沉默不语，无能为力。受尽折磨的受害者发出虚弱的呻吟，和政府的代理人们尖锐的命令声混合在一起。
孩子们忙着在商店的废墟里翻找玩具和衣物。在一处，有一架被砸烂了的三角钢琴，底下露出一个金色闪亮的东西，那是一个孩子玩的小号。一个男孩看到了这个小号，他趴在地上奋力地往那架三角钢琴的碎片里钻，想拿到那支小号。他的手突然碰到一个冰凉而柔软的东西。男孩的兜里有一些彩色的小石头、鱼钩、松果，还有一盒火柴。他划了一根火柴，看见一个满脸鲜血的女人的脸，而他自己此时就跪在这个女人的尸体上。男孩发出刺耳的尖叫，引来街上的其他人。两个穿制服的冲锋队员把半昏迷的男孩从钢琴的残骸下拖出来。其中一个冲锋队员年龄非常小，他看着那个死去的女人，面色苍白。
“太恶劣了。”他清楚地说了一句，一边用手搂着那个男孩。
但是另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却笑着说：
“干得好，干得利索！”
年轻的冲锋队员把孩子交给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他妈妈的妇女，然后对他的同伴说：“你知道吗，我很庆幸，那天晚上咱们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那个英国人还是哪国人，今天没有在这里看到这一幕。他那天似乎还不觉得咱们会干出这样恶劣的事。”
他返回商店，把尸体拖到房子的一个角落，把一条烧焦的饰有沉重流苏的紫色窗帏盖在上面。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费力地走出这片已经空无一人的地方，踉踉跄跄地沿着街道走下去。在一个转弯处，他靠在一栋房子的砖墙上呕吐起来。
11月10日早晨，本市有大量的犹太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家。10号前的那几天，很多犹太人从集中营里被放出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逃到了山上。妈妈们拉着孩子们，背上背着沉重的绿色帆布袋，让人联想到假期的户外活动。在被雪覆盖的岩石中间，老人们想找到岩石的裂缝栖身，以躲避那些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仇恨。很多难民持有护照和外国签证。在我们这座城里，政府派遣的士兵们的行为像个入侵者，但是很多上了死亡黑名单的人此时已经逃到了外国的边境附近。
政府的军人们很愤怒。他们是坐着卡车来的，装备着一流的破坏工具——当然他们是穿便衣的，因为他们是“民众愤怒的自发爆发”——但是他们很难在计划施暴的地点下车。因为警察突然出现了，吹响了警笛。警察挡住了这些年轻恶棍的去路，用武力驱散他们，而且公然蔑视所谓的秘密默契，保护了犹太居民的财产。更麻烦的是，很多“下等的”犹太人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家里。士兵们非常失望，觉得自己被耍了。他们本来想借此机会趁火打劫，大捞一把，而现在只能把气撒在看着他们出丑的路人身上。很多旁观者戏言：“鸟儿已经及时地飞走了”，“鸟巢是空的”。
只有当这些年轻的恶棍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他们才会和防暴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如果他们的人数和警察持平，或者优势不明显，更不要说处于劣势，这些“希特勒男孩”就会谨慎地避免冲突。他们忍着怒气回到他们的卡车上，横冲直撞地驶过街道，希望在别的地方碰碰运气。但是当他们到达下一个指定地点时，就会发现防暴警察的车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此时他们会立即变得文明一点，向那些警察出示逮捕犹太居民的书面命令。警察们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像对待犯人一样把这些冲锋队员押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即便如此，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无功而返——他们要找的人已经离开了。
弗兰茨·德格迈耶是本城的盖世太保总监。他四十岁出头，有超过十五年的国家社会党党龄。纳粹掌权后不久，这位经验丰富的警官就被调往盖世太保，并且由于他的机智、勤奋和可靠而得到迅速的提升。到了1938年他已经是地区总监，成为这个城市的盖世太保和附近集中营的最高领导。这个地区的“政工干部”和党卫军部队也奉命向他报告并服从他的领导。
德格迈耶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二岁。他爱自己的家和他的国家，也爱他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让他全力以赴地为国家服务，并且让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男人和好女人，培养成优秀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德国人。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茨·德格迈耶开始思索很多问题，内心深处不断发生冲撞。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越来越让他感到失望。他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与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良知产生了痛苦的冲突。他在1919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加入了魏玛共和国的警队，直到1933年共和国终结，他一直忠诚地为国家服务。即使他对当时的国家有一些不满，认为它缺少威望、荣誉感，甚至缺少信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个国家保持忠诚。
但是，当前这个新的政权刚一建立就明显具有某些令人不安的特征。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公正且极端专制的政权。如果说旧的共和国缺少的是尊严和权威，那么新的政权就是要让全体公民对它的膜拜超过对待上帝。说到犹太人，德格迈耶本来并不是十分关心。他的党不承认犹太人，好吧，他自己也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好感。他觉得要减少犹太人在本城的影响和他们的人数是一个需要小心行事的计划。他不是很清楚如何能实施这个计划而又不违反公正的原则。“政府总会有办法的。”他想。他已经习惯于在任何有关政策的问题上依靠他的上级。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德格迈耶常会网开一面。作为一个盖世太保，当他接到命令逮捕一个人犯，例如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民主党人，或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让被逮捕的人日子好过一些。他会尽量放宽探监的限制，允许给犯人带食品和衣物。更重要的是，他会对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看成是“政治犯”的人特别关照和尊重。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他是在执行公务，但是仍以他自己的良心为指导。
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内心的纠葛，他在1938年11月的那些日子到来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接受来自上级的命令。他当然知道，他的某些做法不符合上级的精神，但他总是很小心地不去明显违背上级的指令。他的上级没有指责他，而且提升了他的职务，把更多的权力授予他。但是当他接到11月10日“关于对犹太人采取行动”的命令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被授予的权力居然是用来作恶的。
在漫长的数个小时中，秘密警察德格迈耶痛苦地纠结着。最后，他决定反抗他接到的命令。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这么干。太恶心，太恐怖了，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干，我不会干。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和他相依为命的妻子。他打算一个人完成这个疯狂的计划。为了我的国家，为了德国，我必须全力制止恶行，全力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也许至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不会发生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屠杀和掠夺的狂欢。是的是的，他继续想，我要做的事是“叛国”和“为德国的敌人充当间谍”。风险不可估量，生命和荣誉都会毁于一旦。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们，想到了她们对他的爱，以他为荣。生命和荣誉……他重复着。什么是我的荣誉？他突然想通了。他要做的事正是要挽救他的荣誉，清洗这些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种种污点。他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相信他最亲爱的人最终会理解他要做的事并且为此而更加爱他，即使他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妻子和孩子们能分辨善恶。他要做的是善，即使这样做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恶的后果。
盖世太保地区总监弗兰茨·德格迈耶穿上便服，把帽檐压低，溜到集市广场的公共电话亭。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犹太居民的名单，当地冲锋队司令告诉他这些人会在明天被逮捕，他们的财产会被“剥夺殆尽”。他一个一个地给这些人打电话，报上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会给接电话的人带来恐惧，但同时会使他们信服。他向他们发出警告和行动指示。
“你有护照吗？没有？今天下午去盖世太保办公室六号房间，我会给你护照。”
他要打许多电话。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不断地变换电话亭。到了中午，他回到办公室签发护照，并且签发命令，释放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
“他们要被杀掉，”他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全体犹太人都要被杀掉，腾出地方来装新的囚犯。但是我要把他们全都放走，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一个叛国者放走他们，这个叛国者还要放走更多的人。他还要保护他们的财产，这样有朝一日他们还能把它们领回去——”
他没有继续想下去。我真的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但是我挽救的是人命啊！这些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犯罪，也不是天生有罪。我正在挽救无辜人的生命。我一定要为此丧命吗？
那天早上他给沃尔夫医生家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接。我得去一趟，他想着。他在名单上，我得去告诉他。
沃尔夫医生自己开的门——当然了，德格迈耶想起来了，他是犹太人，所以不能雇女佣。虽然德格迈耶穿着便服，医生还是认出了他，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离开这里，今天就走。这是你的护照，章已经盖好了。马上走。”
大家都知道沃尔夫医生对他出生的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如果他愿意，他早就可以找到办法离开这里。但现在他却怀疑地摇摇头。
“为什么？为什么我必须离开？我没有犯任何罪，即使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也不能拿一个无辜的犹太人怎么样。”
这是无法言说的一幕：一个犹太人在表达他对国家社会党领导的国家不可动摇的信任，而一个盖世太保的地区总监试图说服他放弃所有的信任并且立即逃离。
“我求求你，”这名盖世太保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把自己的帽子在手里揉搓着，“我从心底里恳求您，救自己一命。”
“我哪儿也不去，”犹太人回答，“而且我斗胆请您离开。我看出了您的好意并且表示感谢，虽然我觉得有些奇怪。”
“这是您的护照，如果您最后决定离开的话……”他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
他走了。医生还站在屋子中间，摇着头。
德格迈耶像是在一连串梦境中度过了这一天。有的时候像是一阵大风将他带起，使他比平时更加轻松和迅速地行动；又有的时候，他的四肢似乎灌满了铅，即使是拿起电话听筒也要竭尽全力。
“盖世太保地区总监办公室，”他对着听筒严肃地下着命令，“请立即派两个防暴警察分队到市场街十四号制止抢掠。告诉他们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对对，我是地区总监德格迈耶。五分钟以后打电话回来确认命令已经执行。”
11月10日过去了，11日到来了，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和“他们”所计划的相比，“行动”造成的破坏是轻微的。犹太会堂确实都被毁掉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商店和工厂也被捣毁了。防暴警察并非总是能及时赶到保护所有的一切。但是人，盖世太保总监想着，人被救了。尽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救了。
沃尔夫医生被抓走了。他被抓的时候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拖到街上，然后被送去郊外的采石场。那几天天气很冷，而这些白天在那里干活晚上在那里睡觉的囚犯，连一个避风的棚子也没有。看守们裹着厚厚的斗篷，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威士忌喝着，但是他们没有给囚犯们一件大衣，或者让他们到火堆前烤烤火。第一夜过去了，沃尔夫医生的双腿冻坏了。疼痛和绝望几乎使他昏厥。第二夜，他的双手和耳朵也冻坏了。但是看守还是强迫他继续干活。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已经不能动弹的人拖到一堵墙边，然后往他的脸上吐口水。他终于昏倒了，由于发烧而浑身发抖，最终被送进医院。医生们不得不把他已经坏死的四肢锯掉。他醒过来一次，可能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唤醒了他。但是很快他的伤口感染了。医生就这样死了，残缺的身体停止了抽搐。
曾经试图救他的弗兰茨·德格迈耶并不知道他的死。11月12日，他接到命令去十号办公室，因为他的一些手下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职。但是他很清楚，十号办公室的设立不是为了处理这类小事，而是专门处理“叛国罪”和“为敌对国家充当间谍罪”的。他逃走了。和家人的告别短暂而艰难。
“别哭，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但他自己的眼睛里也都是泪水。
孩子们看到妈妈很悲伤，也都啜泣着。只有最大的十二岁的女儿明白发生了什么。
父亲对哭泣着的孩子们说：“如果别人说我做了坏事，不要相信。”
女儿说：“不会的！我知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们的逃亡者顺着山里的铁路线走着。然后他走上了一条冰冻的乡村土路，又在周围结冰的湖面上游荡，终于找到了一个没有设防的关口。他确信他来到的这个小国家不会把他这样一个“政治难民”遣返回德国，因为在那里等着他的是即刻的死亡。某天晚上他在一座桥下被发现。因为身上没有证件，他被作为犯罪嫌疑人逮捕。
在我面前是他自己和别人代他所写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告诉了我们这之后的故事——一位消失了的英雄的故事。
很多被他挽救的人现在都在这个国家避难，而挽救他们的人自己却被这个国家逮捕了。他们知道了他的困境，于是尽一切可能来救助他。他们以犹太人难民委员会的名义向该国政府请愿。这件事非常棘手，但仍然有希望。
一位女士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先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因为弗兰茨·德格迈耶的出手相救才保住了性命。
亲爱的鲁道夫：
这几天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焦虑。不知道这位天使——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称呼他——到底会面临什么。从我上次听到的消息，他的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位X先生给一位Y太太打过电话，想弄清楚详情，打听他是否真的做过那些大好事。但是因为Y太太担心给她打电话的是那边的暗探，所以什么也没有告诉他。Z先生去监狱里看望过他两次。他很悲伤，但是他还是不相信他们会把他遣送回德国。因为在德国他面临的是死刑。
亲爱的鲁道夫，不用说你也会知道我想让你做什么。这个人也救了你的命。我们现在一定要帮助他，而且我们一定要成功！他明白犹太人都吃过什么苦，所以他可能会陷入绝望。我们对这些苦难已经习惯了，苦难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一样。他曾经是德国军官，他习惯的是安全的生活。他远离家人，放逐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有一百个人每个月拿出来一马克，弗兰茨就会好过多了。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
如果有可能，从你的病床上起来为这个人做点事吧！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道义上的支持，让他觉得他没有白白做出牺牲。他挽救了数百人，这些人本来会以老的罪名再次被捕。而由于他的缺席，逮捕没有发生。亲爱的鲁道夫，我从心底里恳求你为弗兰茨做点什么。有朝一日我会报答你的。他的事情现在凶吉难料，这使我寝食难安。我欠他的，我的命，我丈夫的命，都是他给的。我不会不，也不能不报答他。我不会忘记这个人在我们最绝望和最需要救助的时候所做的事，而且我要把这一切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也可以你的名义做这些，就如我以我的名义做的一样。F也一样，他的命也是他救的。我在车站见到了给F送信的男孩，我让他给F带了话，所以F也会为弗兰茨作证。他这样做只是出于一个人基本的人格，因为他不能眼看着如此的不公正在眼前发生而无所作为。弗兰茨不是叛国者，他是天使，一定要帮助他。
我们必须派出代表去警察局。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好人在监狱里受罪。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迫害的人。你也知道，他还挽救了上百个房屋免遭拆除。他让我们知道袭击的时间，这样我们可以报警。有些时候正是他本人把防暴警察派到要出事的地方。凡是有防暴警察的地方，暴徒们就没办法动手，因为政府还要给自己留一点面子，还不愿意把自己和暴徒公然画上等号。N的别墅幸存了下来，虽然他们在报告里说已经烧毁了。他们这样说当然是因为烧毁它是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鲁道夫，从床上起来帮帮这个人。信封里有一点钱，等以后你的日子过得比我好了，我会把钱要回来。别为了这个生气，我没有一点别的意思。我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了。请给我回信，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点好消息。希望你其他方面一切都好。我会很快再给你写信告诉你关于我们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为了弗兰茨的事快急死了。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你的，
S. L.
我们在此一字不差地引用这封信，不难看出写信的人饱含着发自内心的焦虑和感激之情。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信，都表达着同一种心情，同样的感激，同样的绝望，同样的激动。而这个男人，弗兰茨·德格迈耶自己也从监狱里写信。他的信里没有一丝埋怨，没有一个字呼吁别人为了自己的壮举而伸出援手。他只在一个地方问道：“我做了什么要忍受这么多痛苦？”他挽救了数百人的性命，而此时他在问自己做了什么！
关于德国公民弗兰茨·德格迈耶的坏消息不断地传到犹太人难民委员会。一开始这个自由和民主国家的政府表示惊讶，不明白“一个犹太人的委员会”怎么会为“一个雅利安人的事”求情。从“高层”来的消息是建议把这件事交给一个“雅利安人的组织”来处理，因为这样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消除德国官员的不快”。最后他们看到了一份德国领事馆的声明，声称“无意对德国刑事警察总监弗兰茨·德格迈耶提出指控”。听说决定已经作出，就是将这位德格迈耶先生释放，使他可以自由地返回他的国家。但是他拒绝了，说他永远不会自愿地回国。
他写道：“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不了解我的行动，就像他们不了解所谓的对我‘无意提出指控’一样。但是对你，亲爱的D先生，我可以直言。我可以告诉你，在领事馆这份善意的承诺后面等着我的是国家秘密警察和党卫军头目的严厉命令。这些机构是你根本无从碰触的。在做出这个永远不自愿回国的决定之前，我的内心曾经激烈地斗争过，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可能此生再也无法见到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虽然眼前一片黑暗，但我不会丧失勇气。我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我会永远不回头地走到底。”
时间一天天过去，德国领事馆的要求越来越强硬。这个从来没有拒绝过政治难民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接受了这件事“完全和政治无关”，而不过是一次误会的说法，拒绝了那些被这位“天使”挽救了生命而现在想挽救他的生命的人们的呼吁和请愿。
弗兰茨·德格迈耶被遣送给了纳粹当局。他的最后一封从监狱写出的信沾满了泪水。他的笔迹是颤抖的，但是用语可以看出这位英雄内心的平静和自我控制。他写道：
现在是早上四点半。我想尽快告诉你们，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马上就会把我带走，几小时之内就会把我交给德国当局。接下来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他们对我的生活很照顾，但是我的内心很痛苦，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在这里我向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告别，向所有给了我那么多爱的人告别，并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未来。我把我的命运交给一直眷顾着我的上帝。
你们诚挚的
弗兰茨·德格迈耶
本城最令人愉快的地方之一就是老乌鸦酒馆。酒馆在集市广场边上。不管是谁，只要和一个朋友坐在里面，桌子上放一大罐啤酒，他的脑子里肯定只想着轻松的事，一边喝着，一边和朋友无话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