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曼教授在本市的大学教授刑法。他有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身躯肥胖，金发碧眼，脸上有几道打架留下的伤疤，脖子像牛一样粗壮，面部仔细地剃过，泛着火腿一样粉红的光。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四十岁，只在一些二流的大学担任过助教。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好，而更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不是特别上心。哈伯曼博士是个彻头彻尾的德意志民族党人，热爱魏玛共和国。他宁愿躲在一个小地方，闲暇时看看书，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骂骂政府，也不愿意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成天和当官的打交道。
就这样，在1935年初，他被本市的大学聘为全职教授。一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教授被解雇，留下一个空缺，而哈伯曼欣然接受了这个位置。在学生们看来，这项任命从各方面来看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糟糕。
这所大学位于迷宫一样环绕着集市广场的街道后面。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可以看到校园中间的喷泉，即使关上窗户也能听到喷泉发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不过即使没有这首催眠曲，课堂上没完没了地讲授纳粹所谓的“生活哲学”也足以让大部分学生进入梦乡。哈伯曼教授是仅有的几个例外之一，他在每节课上都能变出一两样新鲜内容，让学生们觉得上他的课还是值得不睡觉和认真听讲的。
比如他会说：“先生们，我现在讲一个案例。”然后他会叙述一件谋杀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谋杀，都有些什么事实。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成了犯罪嫌疑人。没有人在谋杀现场被捉住。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但是间接的证据并不能证实一项合理的怀疑。
“检方请求法庭判处被起诉的嫌疑人死刑，嫌疑人利绍尔是犹太人，住的地方离犯罪现场不远，而他不能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现在，先生们，遵从你们的誓言，你们会不会确认指控和判处嫌疑人死刑？”
学生们紧张地思索着。这是授课而不是讨论，所以学生们不一定非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由哈伯曼自己给出答案。教授提高了声音，连那些被喷泉声催眠了的学生都猛地惊醒了。
“先生们！”他说，浅色的眼睛中闪动着两团愤怒的火光，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种），而完全不像一个中规中矩的受过击剑训练（德国学校里的基本军事训练）的日耳曼毕业生。“先生们，就这个案例而言——我希望你们记下笔记，这类案例在我们的法律界非常典型——在这个案例里，如果谁想要在间接证据之外寻找其他证据，谁就是一个大傻瓜！这样做不仅是徒劳的，也是非法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到底应该关心什么？”
教授此时眼睛盯着一个坐在前排低着头在本子上画小人儿的学生。“我们只关心我们所说的‘健康的人民的直觉’。就是根据这个，而没有任何其他依据，我们的检察官提出了他的判决请求。这个案子应该如何判难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发生了谋杀案，必须找到凶手，法律必须作出判决。一个犹太人碰巧涉入其中，无法自证清白。古老的罗马法规定的只要存在对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怀疑则被告无罪的原则已经不再适用。新的德国法律当涉及捍卫国家价值观的时候是铁面无情的。先生们，你们将为一个完美的法律系统服务，这个系统和正确的生活哲学、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正义的定义及其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案例对于你们来说很容易，而且必须很容易，这就是坚持有罪判决。你们的陈述，先生们，必须让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觉得判定被告无罪是他们的耻辱。每一个陪审团成员必须明白，他们驳回对被告的指控是危险的，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庭！”
那个坐在前排的学生“啪”的一声把铅笔放回桌子上。哈伯曼看见他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大声笑出来，但他还是转过头对着其他人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班上的其他人开始跺脚，这是学生们惯常表达叫好的方式。很明显，哈伯曼教授站在纳粹当局的对立面，而班上的同学站在他的一边。
教授继续说道：“先生们，你们必须把自己脑子里早先形成的对于‘客观正义’和‘自然正义’的信条彻底清除掉。最近我们的司法部长弗兰克博士对此有令人惊叹的论点：‘主宰我国法院并扩展至其他一切领域的必须是国家的自我拯救和自证清白的意志。’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反对这个说法，你们可能要问：‘怎么才能相信国家确实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使它获得拯救呢？’先生们，这是一个彻头彻尾愚蠢的问题。我很高兴司法部长代替我给出了答案。‘只有国家社会党才能确定什么最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在法律和公正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党的决定和意见就是德国司法系统一切理论和实践最权威的来源。我国司法体系的任何设想都必须时刻遵从我们的世界哲学，我们必须反对过分的客观主义！’”[1]
哈伯曼又看了一眼那个前排的学生：“现在你们明白了，先生们，我警告你们放弃过时的和反德国的‘自然正义’是多么的正确。在‘过分的客观主义’和‘我们的世界哲学’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世界哲学才是至高无上的，‘客观公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注意到——”教授打断了自己，热切地望着他面前几位学生的脸，好像要努力读出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我注意到你们的眼睛里又有了新的疑问，你们似乎要问：‘如果这个世界哲学是随时变化的，而且是随着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势而不断改变的，那我们怎么能把它当作法律系统的基础呢？这个拯救国家的意志难道不正是要让这个世界哲学随时随地顺应元首的意志吗？’”
“先生们，祝贺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教授大声说道，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这个班的学生们提出来的，“一个符合逻辑而又深刻的问题！但是国家又一次料到了你们会提出这个难题，并且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一个永恒的原则，而这个永恒的原则就是权力。我再引用一次咱们司法部长的说法：‘在世界政治的领域期待司法公正，结果只能是令人遗憾的。事实说明，如果没有实际的手段和力量付诸实施，期待国际社会的公正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寻求公正要有强力为后盾。当然，这样一来，学习法律会变得特别困难，学究们和书虫们如果只知道从专家论文里获取知识而不注意‘优秀民族的直觉’，那他们在新的德国就很难吃得开。”
“先生们，我要提醒你们，我的上司司法部长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认为‘国家应该赋予学者和专家在法律领域对元首和党的权力划定某些限制的权利’。再清楚不过的是，元首和党的权威是永恒的，而构成我们法律的种种概念和思想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因为‘正义就是为德国人民所用’，而且今天有用的明天可能没有用，所以今天的正义可能就成了明天的非正义。更进一步说，因为一项正义的诉求必须有意愿和力量来保证它的实施，所以当这个力量停止存在或被另外的人所攫取，这项正义的诉求也就无效了。我说清楚了吗，先生们？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同学们又开始跺脚了。在前排的年轻人想：上帝啊，他有一两次差点儿把我说糊涂了。他批评“学究们和书虫们”时那么严肃，但实际上他是在猛批现在的体制！区别只是他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这是肯定的，不会有错。
哈伯曼先生的脸上又一次闪现了他在“证明”那个犹太人有罪时露出过的扭曲的笑容。然后，他拿起了放在面前的一本厚厚的书。
“虽然司法部长发出了警告，”哈伯曼教授说，“我还是发现又有一个自称专家学者的人敢于在法律领域给党和元首的权力设定一个界限，或至少是给出一个定义，提出了一个形态。这本著作是有关法律的，或许并不适合我们今天的课程。但是，由于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如此多的有价值的提示，所以我要在我的课堂上介绍它。”
他真是这个意思吗？坐在前排的年轻人想着，打了一个寒战。
“我手上这本书，”哈伯曼教授接着说道，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这本书，好像捏着一个什么发出恶臭的东西，“书名是《大德意志帝国宪法》[2]，最近由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作者是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先生们，我无论对此书作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如果你们考虑到作者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本书，就会更加对此书的作者赞美有加。在这些困难当中有一点，但远远不是最困难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个法官而言，即最高的法律，比所谓事实还要高的法律，是元首的决定。而元首的决定又取决于前面所提到的拯救祖国的强烈意愿。为了让你们先睹为快，先生们，我将要对胡贝尔教授的这一杰作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班里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很多学生认为哈伯曼教授一定很欣赏他如此热烈颂扬的这本书，所以他们一定要好好读，因为它的内容在考试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另一些学生，包括坐在前排的那个，觉得教授是在说反话。他们看出来他的狡猾，表面上称其为杰作，实际上对它进行毁灭性的谴责。那位前排的学生深吸了一口气：接下去教授怎么收场啊？
教授快速地翻着书页，说道：“这位博学的教授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条：（1）德国在十九世纪参与建立的司法传统已经彻底被抛弃。一位伟大的德国人，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曾经声称的‘不可剥夺的人民的最高权威’也一并被抛弃了。正如你们所知，国家才是最高权威，并且它的权威必须涉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于作者而言，‘一切过分地追求客观’都明显是反动的。并且，他坚持认为，（2）国家是，并且仅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他写道：‘人民所特有的本质和意愿是帝国政治和司法构成的基础……政治生活哲学具有独一无二的有效性，它的统一保证了人民的统一。’你们可以在第158页找到这一段话。所以不管是‘宗教信仰自由’还是‘个人自由的权力，都不能用来对抗国家的权力’——第361页和495页。他告诉我们，自由的权力‘是不能和人民帝国的原则相调和的’。”
“现在，先生们，”哈伯曼教授提高了声音，“可否允许我要求那些正在打瞌睡的人合作一下？我必须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背诵《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的下面这段话，我在考试的时候可不会手下留情：‘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可以优先于国家，或者置身于国家之外。对于这类个人权利，国家不会给予保护。’先生们，你们将要成为德国法律的执行者，德国人将被交到你们手里，或者那些你们要以其名义诠释法律的人手里，所以请你们记住这段话。胡贝尔教授将这样的情况解读为‘整体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将‘统一的政治态度’扩展至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事业，‘如宇宙般地拥抱和渗透一切’。”
哈伯曼教授停顿了一下。一双蓝眼睛眯成两道缝，扫视着寂静的课堂。
“我基本上不需要告诉你们这本书将自然而然地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什么结论，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结论。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不管你们的专业如何，是数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不能逃脱这些结论。正如作者所说：‘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人群中，政治权力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代表者，那就是元首，只有他才能代表所有的政治权力和权威。’”
“是的，是的，先生们，”哈伯曼教授和同学们一起笑了，“你们选择了一个困难的职业，国家将动用一切力量从头至尾监控你们做出的选择。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博士对这一点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他说：‘最重要的是，法官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先生们，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说法，他完美地表达了我的愿望：‘一个真正的男人！’自然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但是请原谅时间不允许我深入地分析弗赖斯勒博士这个表述的内涵。”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他们的表。这是一堂两小时的课，而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教授用时间不够为理由解释他不能深入探讨弗赖斯勒的“真男人”概念实在是太勉强了。
“尽管如此，”哈伯曼教授接着说，“也许我可以讲讲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先生的另一番话，‘在提拔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是否参加过世界大战，是否为纳粹运动战斗过，是否服过兵役，或者他作为一个父亲是否称职，最后一点是评判他优劣的终极标准’。弗赖斯勒博士又说：‘根据国家的政治考量，如果有两个人在能力和贡献上旗鼓相当，那么应该优先考虑有较多孩子的那一个。’[3]先生们，你们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两个人旗鼓相当’，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法官比另一个差一些，但是孩子比较多，那么就是这个差一些的法官‘根据国家的政治考量’会优先得到提升！”
“但是现如今咱们的领导人对谁更好一些谁更差一些做出判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而弗赖斯勒博士对解决这个难题做出了贡献。他提出，对一个法官的评价标准是：第一，看他是否参加过世界大战；第二，是否为纳粹运动战斗过；第三，是否服过兵役；而第四，也是最后一条，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你们一定发现了，这个法官在法庭上是否公正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哈伯曼晃动着一本叫《德意志司法》的小册子，就像挥着一面旗帜。书页打开着，教授让它们在眼前停留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弗赖斯勒博士先是让学生们明白早一些结婚生子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条件，接着他又说：‘为了建立新的个人政治观点，必须抛弃许多旧的、传统的思维，必须战胜很多根深蒂固的习惯，只有这样新的事物才能永存。’”
哈伯曼提高了声音：“最后一句话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但话是弗赖斯勒博士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警告你们不要理解错了。我们当然明白，秘书先生的意思和他说的完全相反，但是由于德语是一种相当困难的语言，并非每一个‘真男人’都具备玩弄它的能力。”说到这里，哈伯曼露出孩子般的坏笑。
有几个学生大声地笑了。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眉头紧锁，摇了摇头。他不明白教授在干什么。小心啊，别做过了！已经有点过了！
可是哈伯曼似乎毫不在意。他放下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然后打开它。
他又重复了一遍：“是的，德语是一种困难的语言，而我们很多法律系的学生似乎正在向它公开宣战，而国家法律委员会正在全力以赴地应战，所以我们应该对此稍加留意。委员会主席帕兰特博士曾经汇报过这场战争，他说：‘司法考试的应试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表述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即使绞尽脑汁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这种情况现在并不少见。很明显，应试者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写出平实易懂的文件。这些司法考试的参加者甚至在使用“主张”“证明”“援引”“反对”这些动词的时候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含义，这就证明了他们学术水平之低。他们本来应该在头三年的课程中就学会并掌握这个能力。在大多数案例中，学生们完全没有能力运用他们自己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当需要这些学生们解释和澄清一项司法判决时，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连决定一个案子是否立案的能力都没有，这实在令人费解。’”
哈伯曼聚精会神地引用了这段话，使得手中的报纸掉落在地上。
“多么符合事实！”他大声叫道，“多么准确！但是我要再一次预想一个可能出现的误解。”他把手放在讲台上，身体朝前倚靠，热切地盯着坐在前排的那个年轻人。
“不难想象，就算一个学生有能力区分‘主张’‘证明’‘援引’‘反对’这些动词的不同含义，他还是可能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建立他的决定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放开自己的手脚，不要受那些老旧过时的、曾经构成‘决定的有效性’要素的概念束缚。先生们，现在我要回到这堂课的主题：‘所谓正义就是能够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对于哈伯曼先生的课，唯独不能用缺少变化和色彩来评价。确实，一个注重表面的聆听者可能会批评这位博学的法学家总是毫无理由地从一个题目跳跃到另一个题目。但是现在，他突然把课堂拉回到主题。很有可能，根据他在讲课方法和思想态度上的这一怪癖，这种分散和不连贯，可以看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重视。而现在既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他也无妨用一些心思来实现它。但是或早或晚，他的表现一定会引起官方的注意，而到那个时候，无论是他百分之百的德国血统还是他在学生中间受欢迎的程度，都无法挽救他落入自己一直在玩的危险游戏所造成的深渊。
课程进入了第二个小时。哈伯曼引入了青少年犯罪的话题。他讲话很慢，令人印象深刻，他似乎很享受自己正在讲的：
“诸位一定很清楚，德国衰败时期长期的高失业率和由此产生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是当时令人震惊的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学生而言，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犯罪是由于所谓犯罪的冲动，而这种犯罪动机在青少年中则更是最小的一部分。相反，正如你们所知，大部分犯罪是客观环境所导致，是源于对生活的绝望。但是，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坏的榜样培育了犯罪。这也就解释了在魏玛共和国晚期，一直有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被起诉。然而很不幸，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我们现在也正面临着一个奇怪的、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先生们，在过去的数年中青少年犯罪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水平。我带来了一组比较数据：
一般刑事犯罪
柏林 1934年：948起 1936年：1485起
汉堡 1934年：566起 1936年：979起
科隆 1934年：328起 1936年：549起
性犯罪
柏林 1934年：22起 1936年：72起
汉堡 1934年：26起 1936年：107起
曼海姆 1934年：10起 1936年：48起
暴力犯罪
柏林 1934年：30起 1936年：75起
汉堡 1934年：21起 1936年：47起
布雷斯劳 1934年：1起 1936年：47起
“请看，先生们，过去的几年被定罪的青少年犯罪的数量，特别是在大城市中，都有成倍的增长。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暴力犯罪、性犯罪、威胁和伤害罪平均增长了三倍。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先生们，在布雷斯劳这个城市暴力犯罪增长了四十六倍！有关这个有趣的话题，我推荐你们读一篇刊登在《青年德意志》上的文章。[4]我刚才引用的数字也是来源于此，它确实一直是一本比较靠谱的法律期刊。然而这篇文章却作出一个判断，即失业‘对于德国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因素’。”
哈伯曼教授的脸再一次扭成了一张类似蒙古人那样的怪相。此时，他对着课堂发出了一连串辞藻华丽的诘问：
“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我国生活的新秩序，我们的元首给我们带来的新的道德激励和他的伟大思想，以及他所促成的令人赞赏而又无所不包的德国理想的实现，会对我们的国家起到净化的作用吗？然而事实却是，举目四望，我们只看到污秽横流，看到即使在德国衰败的年代都无法忍受的令人震惊的犯罪率的回升。先生们，面对眼前的严重退化的状况，面对长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毒瘤，我们将如何解释？”
教授沉默了。那个前排的学生很有把握地预料，以教授的胆大包天，他下面一定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纳粹宣传部门通常的答案：“外国的阴谋！”或者“耻辱的《凡尔赛条约》！”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嘲讽的共鸣。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要坏事了，他想。要么就是什么人出来谴责我们这位聪明的教授，要不就是班里的同学一起鼓掌起哄表示支持，最终校长出面调查而我们必须接受调查。全能的上帝啊，到底会如何收场？
哈伯曼那一双眯成缝的眼睛仍然看着学生们，但保持着沉默。教室里死一般沉寂。
年轻的学生们都在紧张和期待中等着他们的老师对当局和当局的捍卫者爆发出激烈和愤怒的谴责。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紧张地盘算：我应该怎么办呢？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能说出来，我们都知道他会说出来。但是只有等他真的说了，大声地，清楚地在我们这所古老的大学讲堂里说出他要说的话，我们所希望的慰藉才会真的到来。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地向各种谎言卑躬屈膝，而他要说的话能让我们找回一点失去的尊严。
一阵短暂而大声的敲门声打断了紧张的沉寂。两名穿冲锋队制服的年轻人闯进了教室。“希特勒万岁！”他们叫道，班里的学生勉强地回应。仪式过后，冲锋队员走向哈伯曼和他的讲台。
教授的头低垂在肩膀中间，像一头公牛看到了红布。他们在门外偷听我讲课？还是有个学生半截溜出教室去告密？如果真有其事，这个家伙就等着倒霉吧！别的学生会给他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教训。其中一个冲锋队员走上讲台，面朝学生，用自己的背挡住了哈伯曼教授。前排的那个学生猛地挪动了一下脚，让他英俊而愤怒的脸一半面对其他同学，一半带着威胁的眼色冲着冲锋队员。冲锋队员清了清喉咙开始说话。
“同志们，朋友们，在此关乎祖国命运的时刻——”
什么？又是关乎命运的时刻？我们还有没有不关乎命运的时刻了？这次这个纳粹想要什么？
“在此关乎命运的时刻，我向你们，我的党内同志们，也向你们，还没有成为党内同志的元首的战士们呼吁——”
坐在前排的那个学生开始挪动他的椅子，弄出很大的动静。
冲锋队员继续说道，“我站在你们面前”，他的声音开始升高，“作为帝国食品部的代表和地区负责人，并且作为——”
坐在前排的那个学生开始拍手，固执地、连续地、充满愤怒地拍手。完全不是学生们在表示赞同时的鼓掌。
冲锋队员吃惊地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话，希望盖过下面的掌声。
“先生们，”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收获的季节到了，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但是课堂里响起了更多的掌声，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加入了进来。哈伯曼教授被冲锋队员挡在身后，而且由于身材比较矮，学生们几乎看不到他，但他此时也像一个疯子一样鼓起掌来。他高举双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拼命地拍。实际上此时的他像一个乐队指挥，在带领全班同学进行一场特殊的音乐会。掌声越来越急，此时已经没有一个学生没有加入了。学生们的面孔——这是最令人惊讶的——都露出疯狂的热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愤怒和公然蔑视的表情。他们坚决不允许这个穿制服的闯入者，这个帝国食品部的官员在这里说话。不！决不让他在这儿说下去，即使明天早上全班同学都被判处关进集中营。
冲锋队员对眼前全体一致的反抗无可奈何，只能用尽全力喊道：“我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你们的赞同。我相信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假期中自愿参加收获季节的劳动。”
透过雷鸣般的拍手声，他勉强又喊出了一个词：“东普鲁士！”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好像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神奇的作用，可以用来压住其他声音。“东普鲁士！你们会被派往东普鲁士，党员同志们——在此关乎祖国命运的时刻……”
此时的他脸红得像一只熟透的龙虾，额上的青筋似乎威胁着要马上炸开。哈伯曼教授仍然高举双手在头顶上拍手，但此时开始减慢速度和力量，班里的同学也附和着他。最终，“乐队指挥”用了一个手势，掌声终于停止了。冲锋队员没有料到会这样，声音也跟着降下来：“我们和德国农业精神之间有着天然而密切的关系……”他的声音回响在课堂里，听上去像一只动物在被捕食时发出的哀号。他突然停下来，两眼发呆，像是突然丧失了意识。哈伯曼从冲锋队的褐色衬衣队服后面露出他最狡猾的表情，苍白的眼睛分明在笑着。
冲锋队员沉默了。但是现在轮到那位前排的同学上场了。他从座位上跳起来，仍然是一半面对冲锋队员，一半面对课堂，鞠了一个标准的几近优雅的躬，眼睛看着地面。
“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学谢谢帝国食品部的这位代表，谢谢他做出了清醒的判断。这位代表完全不需要我的保证，他从我们的掌声中就可以判断我们是多么无条件地站在他和我们的元首一边。万一，由于我们的表达过于热烈——班里爆发出笑声——某些重要的指示我们没能听到，那么代表先生完全可以确定我们是如此专注于他的命令，以至于我们都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而且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或其他关乎命运的时刻，还要让我们做什么。”
他又鞠了一躬，然后返回到座位上。冲锋队员完全无法了解这段嘲讽得天衣无缝的发言的含义，只能向上举起手臂：
“嗨尔，希特勒！”
“嗨尔，希特勒！”回应他的是他的同伴。从头到尾他只做了这一件事。班里的同学没有回应。哈伯曼教授带着这两个穿制服的人走向门口，以一个谦和的鞠躬送走了他们。然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回到讲台上继续上他的课。
“我们刚才讲到，”他的眼睛平静地扫视着课堂，但透露出一缕由恐惧生出的战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刚才正在讨论，我们新的威权主义国家在面对有组织的集体而不是个人所进行的颠覆活动时可能产生的困难。”
班里又一次死一般沉寂。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直视着老师的面孔。这位年轻人褐色的眼睛闪着赞赏和敬爱的光。而他的朋友们，这间逐级上升的阶梯教室里坐在他的边上和后面的年轻人们，也都带着几乎是宗教般的神情聆听着他们老师的讲课。他们都非常清楚，教授根本不是“没有记错”，而是“完全记错了”。他刚才所讲的课和有组织的抵抗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刚刚目睹了，且作为亲历者参加了这样一场行动。而且非比寻常的是，这个人，这位在行动中未置一词的他们的领头人，现在敢于直截了当地，用清楚的语言在教室里给这次行动命名。
哈伯曼说道：“我们第三帝国的刑法专业的学生们，应该知道，没有什么比大众的消极抵抗，甚或是意志坚定的小团体的消极抵抗，对国家造成的威胁更大。”
他停下来看了看手表，然后用很随便的语调做了结尾：“根据有关指示，我请准备自愿参加在东普鲁士收获季节服务的先生们举手。”
教室里没有声音，大家都坐着不动。坐在前排的年轻人好像突然很紧张，扫视着班里其他同学。但是没有人举手。
哈伯曼教授有意让这沉寂延续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
“谢谢你们，先生们。”他说。在这句最平常不过的句子中，无疑包含着他的自豪、胜利和感激，以及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无可估量的价值。教授高昂着头，迈着沉稳的步子离开了教室，而此时，除了校园中催人入睡的喷泉声，一切都归于寂静。
即使我们的城市遭到轰炸，生活仍旧在继续。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身着漂亮的制服，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街道上巡逻。没有人会怀疑，城里的任何地方都秩序井然——虽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燃烧过后的气味。
* * *
[1]法律必须经由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译者注）解释。见1939年5月23日《德意志汇报》。
[2]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大德意志帝国宪法》，1937年出版，1939年修订及增补。
[3]帝国司法部秘书弗赖斯勒博士关于遴选法官要优先考虑有较多孩子的候选人的讲话。见1939年8月的《德意志司法》。
[4]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增加的相关文章，见1937年第10期《青年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