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胡贝尔先生的金属冶炼厂在河的对岸。这个工厂被称为“和平天使”，城里的人对此都津津乐道。但是最近，这个工厂正处于困难时期。没错，政府源源不断的订单使胡贝尔先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对这些钱并不能随意支配，而只能投资于政府让他投资的地方。胡贝尔先生是个聪明人，他非常清楚，就像对自己脸上的鼻子那样清楚地知道，像现在这样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挥霍，如此狂热和完全指令性的军备生产是根本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些枪炮用来做什么？即使真的发生了战争，但是我们的“敌人”已经渐渐比我们强大，我们怎么能赢得战争呢？胡贝尔先生还知道，“我们的武器”由于其生产条件有限已经开始不断恶化。材料不行，制造技术不行——烟草商和食品零售商们怎么能一夜之间变成熟练的工人呢？——而生产的高速度使这一切变得更坏。胡贝尔先生从自己工厂的情况就能看出这些因素的破坏作用。
胡贝尔先生常常和自己年轻的女秘书聊天，他们会谈论这些给他带来巨大压力的种种问题的细节。
“我们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安妮，”他说，“我们的材料在各个环节上都出现了问题。看看今年两次汽车大赛[1]的结果吧。当然要客观地看，而不是只相信我们宣传的那些。你知道实际的情况吗？出发的七辆德国汽车只有三辆到达了终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七分之四，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七的德国汽车因为材料问题没有完成比赛。法国车怎么样呢？三辆车参赛，三辆车到达终点，成功率百分之百！”
安妮刚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又一次横扫一切对手，所以反驳道：“胡贝尔先生，您总是看到事情坏的一面。至少有两辆德国车率先冲过终点——我们比法国人快！”
胡贝尔先生笑了。“请别老是叫我胡贝尔先生，安妮，”他说，“我不是一直让你叫我阿尔弗雷德吗……”他顿了顿，充满爱意地看着她，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这种速度的纪录毫无意义。你知道法国人怎么评论我们的‘胜利’？‘德国工业的一次灾难’，‘屡赌屡输的德国制造业’。相信我，亲爱的，他们说的是实话，如实描述了我们的制造业自欺欺人的态度！”
安妮这次没有直接反驳她的老板，她说：“但是汽车不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飞机才是，而我们的飞机都是第一流的！”
“好，就说飞机！”胡贝尔先生说，“前不久瑞士航空的一架飞机坠毁了。[2]但这不是瑞士生产的飞机，而是德国生产的容克86型。你知道，这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机型。几年前我们交付瑞士的另一架飞机因为质量问题被退货，还有两年前我们交付的第三架飞机在交付几周后不得不停飞。因为他们先是发现各种小问题不断，后来终于出了大毛病。安妮，你知道我们一共卖给瑞士多少架飞机？三架。三架全部不能用，无一例外。瑞士报纸说：‘对于这些事故，材料缺陷有着明显且无法回避的责任，它没有达到规范。’真是可悲啊！看看德国的制造水平成了什么样子？真让人痛心！”
胡贝尔先生把手放在了安妮的头上。她没有动，只是坐在那儿，将拍纸簿放在膝上，似乎在等着记录他的指令。他开始抚摸她的金发，但她不舒服地摇摇头，他的手就停了下来。
“胡贝尔先生，”她说，他把手收了回来，“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巧合，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偶然的。还有，虽然飞机在战争中非常重要，但是武器本身更重要，像大炮、坦克。没人敢说咱们的坦克不好。”
这位制造商做了一个鬼脸。“不，亲爱的！”他叫道，“咱们的坦克也很差！甚至斯柯达坦克也很差。短短的两个月，我们就把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毁掉了，就是这么快！1938年上半年斯柯达向瑞士陆军提供了四十辆坦克，瑞士陆军非常满意。上等的材料，百分之百可靠的发动机。正因为如此，瑞士决定今年夏天再订一批货。我们先送去了一辆坦克样品，两名德国军官把这辆坦克开到图恩进行测试。表面上看，这辆坦克和上次供应的那四十辆一模一样。测试方法是让坦克开上一座小山，同时用轻型火炮从三面对它进行射击。两名军官各就各位，示意可以开始。但瑞士人由于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材料质量，于是提出启动无人驾驶模式。经过反复交涉，两名军官离开了坦克，然后开始测试。你猜怎么着？当第一发炮弹击中目标，坦克立即成了碎片。那两位军官被他们的瑞士同行救了一命。这个故事是那两名军官之一亲口告诉我的。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对吧，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安妮问道：“你要开始下指令吗？”
胡贝尔有些不高兴了。不光是因为他国家的现状，还因为这个姑娘对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无动于衷。
“不不，我不要下指令。今天上午的工作太累了。咱们出去买东西好吗，安妮？给你买件新衣服吧？”
安妮悲伤地低下头瞥了一眼自己破旧的衣服，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最近这段时间，衣服的材料糟透了，除非你肯出大价钱。
“不，不要。我不应该接受你的礼物。而且，”她说着，微微笑了笑，“现在党正在反对‘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他们说这样的消费是和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背道而驰的。你有读过莱博士那篇长篇发言[3]吗？他说衣服一定要穿到不能再穿为止，绝不能因为样式过时就扔掉。他说如果一位女士的春装可以让她在这一年显得迷人，那么这件衣服也可以让她在第二年、第三年和以后若干年里同样迷人。”她说着，眼睛里闪着顽皮的光。
胡贝尔先生从来就没有什么幽默感，不管莱博士说了什么，反正他要为安妮买一件新衣服。他很严肃地说：“他说得很好，很有道理，但你不至于因为他说了这些就不敢穿一件新衣服吧？不管怎么说买一件新衣服不关政治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就是政治。”安妮又变得严肃起来了，“我不太懂政治，但我知道他说的话有政治意义。而且，这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莱博士是个非常狂热的人。他接下来谈到民主国家，他说这些国家的人对妇女的审美与同志情谊和母性毫无关系，他们的审美是——是对妓女的审美。这难道不是相当政治化的说法吗？接下来他又说目前在德国的这种品位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而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祖国至今仍然深受其害。胡贝尔先生，如果这还不是政治，我倒想知道到底什么是政治了。”
胡贝尔先生靠近她说：“蠢话，都是宣传。这个不应该是针对个人的，而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而言。‘犹太人的毒害’更是彻头彻尾的蠢话。犹太人在一英里以外我都会受不了。”
安妮的脸红了。她的下唇开始颤抖。
胡贝尔先生叫道：“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安妮没有回答。她努力控制住自己。
“听着，”胡贝尔先生降低了声音，“我们的战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方针确实会带来某些限制，但是不能说女人穿漂亮的衣服就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同志和母亲就不能穿得漂亮一些，否则，就要被比作妓女……”他靠近她，现在她都能感到他的呼吸。“安妮，我要让你穿漂亮的衣服！我也要让你成为一个同志和母亲——我的同志，我孩子的母亲。安妮！你知道，我是说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在努力搜索合适的词语，脸发红，轻柔地说：“安妮，你愿意嫁给我吗？”
姑娘彻底大叫起来。“不！不！”她急促地说，“我知道——不，不可能，亲爱的，不可能。”她猛地推开他，跑出屋子，大声地哭泣着。
胡贝尔先生呆住了，又生气又无助。“好吧，那……”他颓然地坐下来，眼睛呆视着桌面。
有人敲门，胡贝尔先生一开始还没听到。外面的人又敲了起来，这次胡贝尔先生抬起头。他正要大发脾气说他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但是已经晚了。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我是施魏格尔，”那人自我介绍说，“汉内斯·施魏格尔。我和您约好了见面，是您让我现在来的。”
胡贝尔先生疲倦地耸耸肩。
“我没有任何预约，一定是我的秘书。安妮！”他大声叫道，完全不顾施魏格尔先生就在旁边，“安妮！回来！”
汉内斯·施魏格尔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我必须和您谈一下，”他声音颤抖地说，“您是我们最老的客户之一。”
安妮不知道哪儿去了。胡贝尔先生决定自己解决这件事，迅速地，一劳永逸地把它解决掉。
他说：“我知道，他们关了你的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对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影响力。再说，我对你的生意也一窍不通。”
“胡贝尔先生，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训练有素的会计师，”汉内斯·施魏格尔央求着，“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胡贝尔先生长时间地看着这张棱角分明、晒得黑黑的脸，上面交织着恐惧和希望。
“我的朋友，”他说，“我全都知道。但是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你想让我给你一份工作，是吧？比如会计师，比如经济顾问，或者类似的工作。”
施魏格尔点点头。
“你不知道，”胡贝尔先生继续说，“我已经有不止一个会计师无事可做，而我根本不敢解雇他们任何人。我唯一的经济顾问就是国家本身。如果我听从你这样的人的建议，就等于把自己浸在开水里，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没用了吗？这个世界已经颠倒过来了。”
汉内斯·施魏格尔看起来好像一下子缩小了些。他小声嘟囔着：“对不起，我只是试试看。您知道，我不想离开这儿，还想干我的老本行。”
胡贝尔先生轻声说道：“其他行业也不见得不好，其他地方也可以生活。”
施魏格尔站在那里，似乎迈不开步了。“我只是试试看。”他重复道，然后吃力地迈开步子离开了。
胡贝尔先生冲到外间，那里有几个姑娘正在打字。他又冲到前台，安妮正靠在一个角落站着，还在哭。
“安妮，”他大声叫道，声音颤抖而嘶哑，“这是——到底怎么了？”
在办公室其他姑娘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几乎是把安妮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下，看着我，安妮，我——我爱你。”他说。
安妮只是不停地啜泣。
“安妮，”胡贝尔先生温柔地说，“我想不通。我完全不明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我爱你，我想要你……安妮，我最后一次问你，绝对是最后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的声音变得生硬起来，他提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威胁。安妮终于把手从沾满眼泪的脸上拿开了。
“我没办法，”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坚定，“请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吧，求求你，我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是因为我吗？”
她摇摇头。
“那为什么？”他提高了音量，“安妮，告诉我，我必须知道，我有权利知道。”
胡贝尔先生此刻心烦意乱。他爱这个姑娘，而她至少也表现出来是喜欢他的。是因为她另有所爱吗？不会，他很确定，这是不可能的。他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她和其他男人来往。难道她脑子出毛病了？他爱她，他能给她很多。
胡贝尔先生爆发之后，有一段短暂的寂静。然后安妮像是自己宣判自己的死刑一样，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胡贝尔先生很不情愿地退后了一步：“我的天啊！”
原来是这样，安妮的父亲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在《纽伦堡法案》（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发布之前，且在他与犹太人耻辱的婚姻暴露之前，他一直作为退休的公务员靠养老金生活。安妮一直保守着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止一次，每当这个漂亮又能干的姑娘看到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时，都会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秘密。
胡贝尔先生惊讶得一时无语，但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想提升安妮做他办公室的主管，而安妮拒绝了。
那一次他说：“继续当打字员太委屈你了，我要提升你，你很有前途。”
那一次安妮也哭了。她当时也是说：“不，不，不行。”那时他以为安妮想继续留任速记员是想留在他身边，而如果得到提升就不能和他整天在一个办公室了。他把这个当成她爱他的证明，所以一直都记得。现在他才明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不可能，这是不可挽回的灾难。
“不要告诉别人，阿尔弗莱德。”她说，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反正一切都过去了，结婚已经不可能了。“我还想继续留在这儿工作，能工作一天算一天。反正也用不了多久，总会有人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该怎么办。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不能被迫去过一个犹太人的日子。”
胡贝尔先生肯定地点点头。即便是现在他还是想搂住她，告诉她她母亲的种族并不会影响他对她的爱。但胡贝尔先生是一个工厂主，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不允许他为了一个姑娘而不顾一切，更何况这个姑娘骗了他这么多年。他拢拢自己的头发，清了清嗓子，说：“好吧，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胡贝尔先生六神无主地走进贝尔街那家他常去吃午饭的小餐馆。他知道食物永远很差，但是这家店的店主总能拿出些特别的东西，所以还是值得一去：他总是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真奶油在这个城里是谁也吃不到的。在德国真奶油是违禁品，所以哪里都买不到。这个店主总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胡贝尔先生每天都要吃一些。至于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即使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也不能抵挡人造奶油的诱惑。他想，我不指望他们有小牛肉，但至少人造奶油还是有的。突然他又想到了安妮，想到他和这个姑娘的关系可能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危险。但是他决定不让这件事影响他的胃口。再说，现在他正空着肚子，想来想去，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到底是什么让他一直沉湎于这个姑娘呢？再说，他早就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个纯种的雅利安人她的头发有些太蜷曲了。
他刚一走进饭馆，女服务生就冲他跑过来，满脸泪痕。
“他不见了！”她哭着说道，“他们把我们的申德胡贝尔先生抓走了。有人举报了他，是其他那些饭馆的人举报的，他们嫉恨他做的奶油。现在他得上法庭，在这之前他得一直关着，虽然他完全是无辜的。”
胡贝尔先生摇摇头：“太糟糕了。他真的是无辜的吗？我必须得说他的奶油味道棒极了。”
“他当然是无辜的，”女服务生说，“他用的是人造黄油、鸡蛋白、鲸鱼油、糖和几滴——”
“呃！”胡贝尔先生打了个激灵，“别再说了，我以前在这儿吃了不少。别让我想起来就恶心。”
他坐下来，郁闷地看着菜单。
“怎么，又没有牛肉？”
女服务生给了标准答案：“人们近来吃太多牛肉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挣了很多钱，每个人都吃了大量的牛肉，于是牛肉自然就不够吃了。”
“好吧，”胡贝尔先生说，“给我一份标准餐，还有《法兰克福报》。”
他一边费劲地咽下一份黑乎乎的，撒了几粒瘦羊肉末的面条布丁，一边读着他最常看的报纸：“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企业的自主权在很多方面都被严格地限制了，比如在下订单、购买原料、工厂的建设和扩展、制定价格、雇佣工人等各个方面。如此加强管制最终有导致指令经济的风险，国家为了私人企业利益而建立的紧急救援机构将会沦为摆样子的官僚机构。”[4]
“紧急救援机构是好东西，”胡贝尔先生一边吃着他的面条，一边咕哝着，“确实是好东西！”
他回想着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等着完成政府订单所需要的原料，而这几个月工厂几乎处于停工状态。现在材料已经来了，他本来应该加紧开工，但是工厂里三分之一的工人都被政府强行征用，尤其是他熟练的金属技工。据说他们被征用去完成“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
胡贝尔先生很清楚什么是比他的工厂“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被派到西线修筑防御工事，干的就是挖坑铲土的苦力活。这件事引发了大规模的怨愤。一开始这些人从大的火车站出发，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女人们哭泣着尖叫着送别她们的丈夫，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而那些要被送走的人大声诅咒和叫骂着，就像要被流放。有一次，一列火车还没有离开城郊就不得不四次紧急刹车。列车紧急停了四次，车厢冲撞在一起，随后谣言四起，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有关部门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启用了一些长年废弃的小车站供这些工人登车，并且禁止这些工人的妻子儿女和其他亲属送行。现在所有的遣送都是在深夜秘密进行。
但是在前线干活的地方也不断传来各种抱怨。那边的工钱是一小时四十二到七十芬尼（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高级技工们在城里的工厂干活时能拿到十马克一天（八小时），而现在他们被迫用镐头和铲子一天干十四小时，收入还要低得多。政府答应差额会由劳工部付给工人的家属，但是根本不兑现，女人们跑遍了各个部门讨要这笔钱，抱怨越来越多，心情越来越坏。
国家政策不仅让制造业劳力短缺，现在也介入到市场层面。物价委员会有全权“根据正义的人民经济”规定价格的职权。根据供需关系确定价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被完全废止，而物价委员会成为价格的独裁者。这个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个法令，指出：“未来价格的计算必须根据确定的工资水平而制定。如果某处的工资水平不能确定，则价格必须根据符合规定的国民经济的要求而制定……工会代表可以制定工资水平，价格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只有合法的工人福利开支可以支付，但如果某些行业和企业有自愿向社会作出贡献的传统，则这部分贡献不能计算在内……新的法令规定的降价将立即在有关企业实施。”[5]
面对这份政府干预的最新法令和它将带来的后果，胡贝尔先生只能长长地叹一口气。他对自己说：如果我要雇佣足够的工人，就只能提高工资，而这就违反了他们制定的工资水平。而且，我为工人福利的“自愿支出”远远超过法律的规定和习惯的水平。我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比如说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去年的工人福利支出是一千一百六十万马克，但为了社会福利，他们另外支出了一千四百二十万马克——而这很难说是“自愿的”。工人们心情恶劣，精疲力竭，因为工资低，税收高，食物短缺。他们还必须为养老和疾病做准备，有些疾病由于厂医不认可而得不到医疗补贴，而即使是很多严重的疾病也经常得不到厂医的认可。面对这些营养不良、过度疲劳、充满怨恨以至于试图破坏工厂的工人，我们怎么能让他们保持高速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福利计算到价格里，我们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些福利让他们满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法令规定的那个令人羞耻的工资水平，很快就根本招不到工人了。好吧，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强迫工人们来我的工厂，但是他们怎么强迫他们好好工作？
整件事就是一个骗局！政府不希望我们减少投资，因为只有继续投资才能重整军备，而投资一旦停止，一切就会垮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想通过控制价格来降低开支，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每个月都有明显上升。今年的货币流通量几乎是1936年的两倍，而且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这难道不就是通货膨胀吗？这还不包括像货币一样流通的等同于上亿马克的税收代用券。
到底谁能从战争经济中获得好处？胡贝尔先生回想当初，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时候曾经以德国工业的拯救者示人。我们已经不是受益者了！不是我们这些制造商！当然人民也不是，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不是中产阶级——他们要毁掉的正是中产阶级。没有人获益，大家都在受害。可能的例外只有那些依仗权力，为了权力而活的人。他们的乐趣就是不受限制地玩弄权力。这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真是可耻又可悲，但是我们又能怎样？
他已经有好一会儿没有再想安妮了。在这二十分钟之内，安妮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脑子里褪去。这会儿他又突然想到她。他又看到她那可爱的灰绿色眼睛，金灰色的头发，还有不久前还在哆嗦的棱角分明的嘴唇。怎么，难道仅在不久之前吗？
他自言自语道：“如果让她继续这份工作会不会给我带来危险呢？肯定会的。既然我已经知道她是半个犹太人，就只能让她离开。我不会去报告，但她必须走。对不起，可怜的孩子，但这年头男人必须先考虑自己。”
他继续问自己，安妮被解雇以后会不会要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生活。她不可以去剧院或者电影院，不可以坐公园里的长凳。一半犹太血统的人也不能坐吗？谁知道呢。犹太人是不可以的，而安妮的妈妈是犹太人。
他觉得有一条鳗鱼在皮肤上爬，好像一个孩子听说他的一个婶婶是一个真的女巫。胡贝尔先生突然想到了汉内斯·施魏格尔。他的店被关了，而他现在将被送到某个地方干他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儿。他不是犹太人，就像被抓走的饭馆老板申德胡贝尔先生，或者就像我自己也不是犹太人一样。我还算好，没什么可抱怨的，完全没有。再就是，我得一直保持现状。遵命，先生！我要他妈的特别小心！从现在起如履薄冰！记住，胡贝尔，别干蠢事，凡事都悠着点，三思而行。
下周，几乎可以肯定，他要去荷兰拿订单。又会是一段难过的日子。人家肯定会对我的推迟交货有一大堆抱怨，而等到终于交货了，噩梦也就真的开始了——低劣的材料导致的低劣的产品质量。
但是不管怎样，我将会吃到发泡奶油，很多很多的发泡奶油。这位制造商一边给自己打着气，一遍用舌头舔舔嘴唇。我还得让我的荷兰朋友对我们的困境不要知道得太多，不然他们就不会再给我任何订单了。再说了，我也不是傻瓜。我对进监狱没有兴趣，更别提集中营了。而如果我在国外泄露了机密，那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制造商胡贝尔的脑海中正在呈现的图像，一幅悲哀的、迷茫的图像。一个体面人正常的想法让位于“常识”和“谨慎的”反应，恐惧和痛苦让位于“忠诚”和“爱国”，而所谓爱国就是只遵从一个命令：“玩儿下去！玩儿到底！”
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胡贝尔先生是我们城市中一位典型的公民。其他人和他也很相似：苦恼而又迷茫，“大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德国的命运。只有在短暂的、令人恐怖的清醒时刻，他们才会试着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切其他问题答案的核心。此刻他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闭着眼睛服从命运的安排，而这个命运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为什么服从？
但是没有答案，所以他们——至少在眼前——只能继续服从。
我们的大学总是有很多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胳膊下面夹着书本，热切地争论着——显然是在寻求永恒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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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9年7月9日法国汽车大奖赛与1939年7月23日德国汽车大奖赛纽伦堡赛程。（法国汽车大奖赛是一种国际汽车锦标赛，1906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十七次。——译者注）
[2]1939年7月20日，瑞士航空一架飞机坠毁。“年复一年，瑞士航空公司使用的美国道格拉斯飞机一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安全正点纪录，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在瑞士空军发生的）唯一一次事故是一架新式的德国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见1939年7月24日《苏黎世新闻》。
[3]“劳工阵线”领导人莱博士关于“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的讲话。见1939年7月20日《黑色军团报》。
[4]关于对企业家自主决定权的限制，见1938年11月30日《法兰克福报》。
[5]1939年8月12日物价委员会法令，声称其有权冻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