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深夜了，店主汉内斯·施魏格尔还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记账。没有电灯，只有一盏老式的，以前用作装饰的煤油灯冒着黑烟亮着。因为上个月没缴电费，他的供电刚被切断了。他裹在一件厚厚的破旧发硬的大衣里，仍然觉得寒冷刺骨。他不发出任何响动地工作着。在一摞厚厚的账簿旁边放着一把用于修改字迹的锋利的小刀。一开始他想用这把小刀将一列列整齐的数字仔细刮掉再修改，但是由于纸张的质量太差，他什么也改不了，只能重写一遍。他痛苦地工作着，左手撑着脑门，右手对数字进行大幅修改。
这个男人品行端正，诚实而又勤奋，和他现在正在做着的事格格不入。作为施魏格尔公司创始人的儿子，他接管这家店铺已经五年了。店铺位于兰登大街，主要经营茶叶、咖啡、可可等进口商品。在娶了自己的表妹并参与这桩生意之前，他一直在学校读书并从事体育运动。他曾是国家级的滑雪运动员。他那永久性晒黑的皮肤更多地说明了他的过去而不是现在，因为现在的他明显正处于生活的重压之下。施魏格尔的长相像是南方人，或者不如干脆说像犹太人。像他这样黑皮肤、黑眼睛、大鹰钩鼻子的人在这个区其实并不少见。不过，在能够证明自己是无可争议的中世纪雅利安人后裔之前，他曾因为自己的长相经历过一段颇为不愉快的时光。大街上小孩子跟在他后面大喊“犹太猪！”，而一些“上流人士”也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
幸好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麻烦，正在逐渐摧毁他。谁能想象得到，像他这样一个长着如此诚实面孔的人现在居然做着这种事情？毫无疑问，他肯定正在对他的账目进行“加工”，为了少缴税而隐瞒收入。看在上帝的分上，他难道不能自己少花一点钱而把应该交的交给国家吗？他造了多少假？隐瞒了多少收入？
没人能够想到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因为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在隐瞒收入，而是在向相反的方向造假。他是在用大的收入数字替换小的！而这样做会使他不得不交更多的税！实际的年销售额是八千四百五十六马克，而他把它改成了一万零二百一十六马克。他不停地翻查各种书籍、报纸和指令文件，因为他不敢把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写成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什么东西的价格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市场上可以买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随便定价和记账。
这位汉内斯·施魏格尔先生发疯了吗？看来是的。你看他不停地翻着页，算了又算，改来改去，而且绝望地摇着头。“我永远交不起这么多税，”他小声嘀咕着，“没有用的，就算我把销售额改大了，高出最低限二百一十六马克，最后还是得关门。”
谜底原来在这里！他的商店即将有可能被划为“一个社会整体所不能接受的不产生利润的企业”[1]，他必须证明他的店铺年收入在一万马克以上，所以只好自己来做假账！
有关当局发起了对小型的民营商户和制造工厂的绞杀运动，还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关停并转”。而且，还是同一份报纸，《黑色军团报》以它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关停并转”的落实情况。
“基于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冷静思考”，《黑色军团报》要求强制解散所有“不产生利润”的企业。该报指出，“这些企业的存在对于国家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并承认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德国“严格限制并最终废除商业”。对于那些认为此举“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的“自由主义世界的观点”，该报给予了极大的蔑视。它继续写道：“国家社会主义不认为有必要保护那些选择从事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的职业的人的自由，因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选择这类职业都只能说明他们懒惰。”
国家不仅认为没有义务保证职业和商业的选择自由，而且状况越来越严重。由于一个人在选择某样职业之后要接受关于这门职业的长期专业训练，所以除此之外他别的什么都不会做，而国家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保证他能继续从事这门他唯一能够胜任的职业。
汉内斯·施魏格尔坚信自己是一个勤奋耐劳的生意人，但是现在有人告诉他，他是一个“懒汉”，选择了一个不能创造财富的职业，所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意义”。
在他堆满了文件和书籍的桌子上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装在一个小小的银相框里，他的妻子正从相框里微笑地看着他。她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一左一右站在两边，拽着她的衣服。那个时候的她多么可爱啊！她的脸蛋那时多么圆润啊！然后，他的目光移到另一张照片上——他的父亲，老汉内斯·施魏格尔。他们俩的头型很像，也都长着高大且棱角分明的鹰钩鼻，只是老汉内斯的额头更低一些，下巴的线条更硬，更像个农民。他黑色的眼睛正挑衅似的看着自己的儿子。
儿子对着父亲的脸，若有所思地，哀伤地点点头。他问父亲：“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一切都很糟糕，而我们希望元首能够拯救我们？为了‘一种健康的中产阶级利益’，所有大公司大企业大商店都要拆解，是这么说的吧？我听你说过不止一百次，而我们都相信了！我们当然相信！难道这不是国家社会党纲领的一部分吗？不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我们的‘圣经’——《我的奋斗》里吗？那些章节不知道你给我们读了多少遍。”汉内斯把父亲的照片挪得离自己更近一些，接着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一起读那些对我们作出承诺的章节而忽略了另一些相反的——那些本应该让我们对今天发生的事有所准备的，那些迫使我现在坐在这儿修改账簿的内容？”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抽出那本封面印有帝国元首照片的书。那张脸显得阴暗和虚弱。
“就是这儿！”汉内斯找到了那一页，“这些话和你经常念的那些真的是同一个人说的吗！”他把书放在桌子上的灯光下，把老汉内斯的照片推回阴影中。
他念道：“在我桀骜不驯的年轻时代，最使我感到悲伤的莫过于自己出生在一个荣誉只属于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时代。历史的大潮似乎已经褪去，而未来似乎真的只属于‘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这意味着一种平心静气的相互欺骗，而避免一切强有力的武力行动……这一趋势不仅看上去会经久不衰，而且正试图（顺应民意）把世界变成一个大百货公司，在它的大厅里，那些最狡诈的获利者和最无害的官僚们的半身像似乎会永久地树立着……为什么我没有早出生一百年？比如说出生在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我一想到自己迟到的出生心中就愤懑难平，我把自己所处的这一段‘安宁有序’的时代看作糟糕的命运赠予的令人不快的礼物。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有这方面的说教对我都无济于事。”
汉内斯气得“啪”的一下合上书，盯着封面上作者那张不太友好的面孔。
“看到了吧！”他又说道，加重了语气。“这才是关键！”他暗忖，这个人把“安宁有序的时光”看成是命运不济，把“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和不诉诸武力看成是噩梦，这样的人掌握了权力怎么可能是小生意人的救星呢？商人和政治家对他而言是“狡诈的食利者”和“无害的官僚”，他用“无害”这个词来表达一种极大的蔑视。
事情很清楚。元首厌恶商业，就像他厌恶“国家之间和平竞争”一样，实际上他厌恶和仇恨一切和平。道德、民主、宗教这些也都是元首所厌恶和仇恨的，因为他知道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让人类的头脑逐渐趋于理智，从而拥有一个更好更和平的未来。人们都说元首是个天才，因为他给时代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而那些只有一般才能的人只满足于以一种无害和不超越常规的方式为既有的时代服务。但是依我之见，改变时代的天才是使时代前行的人，而一个自己都承认要使时代倒退到一个野蛮的过去的天才，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天才。
这些念头让汉内斯的心情变得阴郁和混乱。人们曾经对元首寄予厚望，现在才意识到国社党的计划是要一举消灭中产阶级。重整军备和经济自给自足的计划，伴随着和平道路上没完没了的战争状态，是无法和为了健康的中产阶级利益而解散巨无霸型大公司这一目标相一致的。德国经济开足了马力，失业消失了，德国重新获得了声誉，但与此同时，德国退出了世界贸易，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产品也退出了国内市场，因为这些产品必须由国家控制。当然还有食品和原材料的日益短缺。最后，作为德国“战时经济”的后果之一，我和我所属的阶级将被抹去。
汉内斯·施魏格尔，这个陷入困境的商人，无助的经济系学生，把头枕在自己弯曲的手臂上。
他小声嘀咕着，当他感到自己的嘴唇在手腕上蠕动时，心里顿时涌出一阵恐惧。“我不是犹太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家的叛徒，但还是要被毁灭。为什么会这样？”
他没有说出声音，但脑子里已经有了答案：因为德国经济的逻辑就是以重整军备为原则。要判断各个门类是否重要只看它的军事价值。所以，一切不能为国家的军事化和经济的彻底自给自足服务的行业都会被无情地碾压。
汉内斯知道，对于战时经济而言有两条标准最重要：数量和速度。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大量生产的环境下，根本没有个体小商户的生存空间。而且，按照“配给”的原则，也就是每个人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国家一定会实施最严格的集中控制。这就意味着价格管制，把比较小的企业并入卡特尔和托拉斯，最后，是“关停并转”那些被认为是多余和浪费资源的零售商。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国家通过取缔大量零售商而控制了流通流域，另一方面又解决了急速扩张的军事产业劳力不足的问题。通过执行“国家去商业化”政策，千万个独立小商户随之消失，大量的人手于是可以投入到工厂去做工。
汉内斯很早就知道这些，只是今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承认了现实。他问自己：“我将怎样生活呢？他们把我的商店关掉以后会派我去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汉内斯觉得毫无头绪，他不是那种可以从绝境中突发奇想的人，只是觉得无力和幻灭。虽然他刚刚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不太明白自己在和父亲的照片对话时那些念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汉内斯把《我的奋斗》放回书架，把旧账簿藏好，然后把新的账簿摆到架子上，并把桌子收拾整齐。他正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汉内斯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他用余光看了一眼那盏煤油灯，怀疑是不是灯光透过门缝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听上去外面有两个人正在上楼梯。
“是区长，一定是区长在巡视。”他想，但是谁和他在一起呢？一个姑娘？有一个脚步听上去是女人的。脚步声近了，汉内斯能清楚地听出来其中一个是高跟鞋在敲打地面，而且步子比另一个快。
他想，如果他敲门，我必须打开。然后我就完了。
脚步声在他的楼上渐渐消失了。汉内斯回到座位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好像刚刚干完了重活儿。什么地方的门开了，脚步声又响起来，那个姑娘回来了。很明显，她陪着区长回家后又折回来了。汉内斯嘴角露出微笑。但微笑很快便凝固了，脚步声停在了他的门口。怎么回事？
有人敲门。汉内斯整个人都僵住了。
“开门！”是他妻子的声音。绝对是他的妻子。汉内斯还是一动不动。
“我跟你说开门，”女人不耐烦了，“我知道你在这儿。”然后又压低了声音：“区长也知道。”
汉内斯打开门，他的妻子闪身进来。她披着一件长外套，头戴一顶贝雷帽。汉内斯指了指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但是她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在屋子中间，好像她的鼻子闻出这间屋子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能问问你在这儿干什么吗？”她说。
汉内斯爱他的妻子。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几乎像兄妹一样。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秘密。汉内斯觉得连接他们的那种相互信任和默契要好过激情，而激情似乎从未在他们的婚姻中占有什么位置。
汉内斯认为现在更应该提出疑问的是他而不是她。虽然他并没有特别怀疑她对他不忠，甚至已经背叛了他，但他也看不出她有任何理由在深夜和区长混在一起，而不是在家陪着孩子们。
他紧张地看着那摞账簿，正准备实话实说，突然一个念头阻止了他：她什么都会跟儿子说，而他们的儿子转眼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他在希特勒少年团的领导。
于是汉内斯没有回答问题，反而问道：“区长对你不错吧？”
他的妻子笑了。“他是好意。”说着，她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一份盖满了印章的官方文件。
“这是最新的，所有的区长昨天收到的。”她说。
汉内斯念道：
给所有区长的调查问卷
绝密 情报部门：
调查原因：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住所：
出生：
是否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是否国家社会主义社团成员：
是否其他组织和社团成员：
公开活动： 以前的政治态度：
表现如何？现在的政治态度？（在集会、国旗日，以及各种讲座中的表现，经济和家庭关系如何）：
宗教：
宗教活动：
区长和居民小组长的评价：
在获取信息时必须注意下列重点：
1. 1933年以前的政治态度？
2. 纳粹掌权以后的表现？
3. 是否悬挂万字旗？
4. 如果没有，为什么？
5. 他在党的集会上有任何贡献吗？
6. 有没有捐钱捐物？
7. 平时读什么报纸？
8. 是否认真学习上级指示？
9. 他名声怎么样？
10. a. 收入多少？b. 有负债吗？c. 家庭关系如何？d. 几个孩子？对孩子怎么样？教育情况怎么样？
11. 住处面积、居住条件，和几个孩子同住？
12. 半犹太人？犹太人？
13. 和犹太人关系如何？
14. 有任何党内职务吗？
15. 有任何技术特长和专门训练吗？
16. 他在政治上引人注目吗？
17. 有何种倾向？
18. a. 公开反对？b. 抵制？c. 不关心？d. 消极反对？e. 谨慎的热情？f. 由衷的合作？g. 全身心的投入？
19. 过去的住所： 警察报告：
总结：
1.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此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党员和一般群众。
2. 由于住所变更的原因而导致的信息不完整必须亲自调查并予以补充。
3. 必须立即和国社党区长建立联系，必要时还要和妇女组织联络。
4. 当地的国社党员也要参与提供信息。
5. 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区长必须讲究方法和技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独创自己的方法，尽量获取对以上问卷最清晰和直接的答案。
6. 如果区长对某些事项无法收集到完整可靠的信息，例如是否属于兄弟会和共济会会员及其所属种族的纯正程度等，则必须给予注明。信息必须基于事实，“似乎是”，“据说是”这样的表述只能说明责任心不够。
女人终于坐下了，深深地陷在扶手椅中，看着她的丈夫。
汉内斯放下了文件。“看完了？”她问道。
他笑了笑，但是没有丝毫幽默的成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此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党员和一般群众。’你一定是和区长先生相当亲密啊，不然他怎么会向你泄露调查问卷？”
女人耸耸肩。
“把你的帽子摘了吧，”汉内斯恳求道，“你知道我不喜欢它。”
施魏格尔太太顺从地摘下帽子，站起身走到书桌前。
“亲密？”她问道，“他喜欢我，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会事先警告我。你觉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他刚才不会进来看看你在干什么？”
施魏格尔叹了口气。他心里很痛。他的妻子深更半夜和区长在一起，而他自己却在这儿做假账，还不能告诉她，因为这样他自己的儿子会出卖他，而且正是由于区长所“喜欢”的他的妻子，才使区长不会进来检查他在做什么。他恨这间屋子，恨这些账簿，恨他自己，恨他穿的这件厚大衣，也恨他妻子穿的那件长大衣。他刚刚发现这件大衣和她正在手里揉搓的那顶可恨的帽子一样难看。但是此刻他被自己的妻子站在那的样子所打动。他知道，她和他一样不轻松。他太了解她了，他们对对方的了解太深了，所以她根本骗不了他。但是，是什么使她受到如此的折磨呢？
她说：“请给我看看你的账簿。不，不是旧的，是今年的。我想知道销售额到底是多少。”
汉内斯把账簿递给她。
她说：“原来如此。销售额是一万零二百一十六马克，而你告诉我是八千四百五十六马克。为什么你要骗我？”她突然尖叫起来，和她平时温和的声音比较起来，这是歇斯底里的前兆。“你是不是怕我要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因为我觉得咱们很有钱？有钱！”她几乎是在咆哮了，“我们很富裕，而你用最丑恶的办法欺骗我，背叛我。”
汉内斯紧紧地咬着牙。
“埃尔希！”他说，“求求你，你累了，冷静点，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是女人不肯罢休。
“我累了，”她大声叫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必须像一头驴一样工作，因为孩子们根本不够吃，因为我买不起儿子要穿的少年团制服，还因为你深更半夜离开家而且有事瞒着我，因为我不能再信任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累了，我厌倦了，厌倦了这样的日子。”
施魏格尔暗忖：她可能和那个区长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知道？也许他给了她什么许诺，钱，一份工作，提升。也许我应该告诉她为什么有一万和八千两个数字，但是我不敢告诉她，我不敢。
他的脑袋像着了火，他慢慢地站起身。
“走吧。”他说，一边捻灭了那盏油灯。他的妻子摸着黑出门的时候，他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本旧账簿，小心地把这个犯罪证据藏在他的大衣里……我必须烧掉它，他想。
他们俩并排走下楼梯。他不敢用手搂着她的肩膀。他俩之间升起了一股模糊的、不详的不信任。它如影随形，伴着他俩穿过街道一路到家。随后，它跟着进入了他们的房间，又悄悄地爬上他们宽大的睡床。他俩躺在床上，彼此分开，好像床的中间有一条巨大的深渊。
我们的城市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确确实实，眼下已经没有失业了。在河对岸的那座大工厂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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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强制解散“不产生利润”的企业，见1939年3月30日《黑色军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