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的愿望是当一个教师。这个年轻姑娘的父母在集市广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圣经》、宗教读物、圣像和画。但是他们的小生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只能勉强度日。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他们的小商店有一天会“被强令停业”——但即便是在眼前，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年轻的纳粹分子的羞辱甚至攻击。
玛丽本来想上一所教师培训学校，但这所学校不久前停止招收女生，何时恢复还要等“另行通知”。除此以外，玛丽此时还必须完成一个称为“责任年”的服役，更何况她也付不起培训学校的学费。玛丽和父母商量了很久，还和掌控无上权力的劳工局进行了交谈，最后她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这一家有四个孩子，身材瘦小的玛丽本来希望得到一个不这么辛苦且工资高一点的职务。这样的工作其实不少，而当家庭保姆的实际上并不多。当收到劳工局发给她的“服役通知”，并且像一个士兵被分配到战斗部队那样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的时候，玛丽感到非常震惊。她一个月的薪水将会是二十二马克，只相当于七美元，而她的工作不仅需要做饭，照顾四个孩子，做家庭缝纫，还要打扫整个屋子。除此之外，她还要在晚上为国家社会党妇女组织服务。
“我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吗？”玛丽问道，她看见自己的材料正消失在抽屉里，“我的意思是，我能自己选择吗？”
劳工局的官员是一个严厉但还不算有敌意的骨骼粗大的女人，她咧开嘴笑了笑：“没门儿。”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推给玛丽一张报纸，好像是用这张报纸来交换玛丽那叠整理好的材料似的。
玛丽看到头条标题：“头等大事岂容儿戏”。头几行字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篇文章是专门针对她，针对玛丽这样即将成为家庭保姆的人的。她瞥了一眼报纸的名字，顿时感到一股恐怖的阴冷，《黑色军团报》。她明白任何威胁或者警告只要登在这份报纸上，都会带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黑色军团，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身穿黑色制服，永远充满坚定和自信。每一项法律或者法令发布前一个月，黑色军团都会事先知道。实际上他们岂止知道，而分明是在操纵这些法令的形成。如果《黑色军团报》上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暴露”了某些“不当行为”，那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会得到满足，而“不当行为”会被取缔。
玛丽看报纸上写道：“家庭保姆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政策的成功，并最终和我国人民的未来紧密相关，需运用有关的法律和法令加以制约。”
玛丽暗忖：“保姆问题和国家有什么相关？”她接着往下看。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一些女孩子不愿意在那些工资少得可怜但有很多孩子需要照看的人家当保姆。而如果孩子多的家庭找不到保姆，他们就不愿意再生更多的孩子，这将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报纸上接着写道：“一般的措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家紧急状态，一旦失误后果极为严重。”接下来又有两三条黑体字标题：“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以及“是时候采取果断措施了”。玛丽读道：国家严重缺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对于那些“道德败坏者”“没有责任感的人”，即那些为了工作轻松和好收入变换自己工作岗位的人，魏玛治安法庭最近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有力的警告”：一个蓄意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女孩被判入狱两个月。“我们为这一判决叫好，因为我们决不允许个人自由威胁到我们的人口政策。”
玛丽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把报纸还给了那位劳动局女官员。
“看到了吗，姑娘？入狱两个月。现在是国家紧急状态。你愿意去普法夫家吗？”
玛丽点点头：“是的，当然。”
回到家里，玛丽渐渐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想，这没什么不好，我喜欢工作。为期一年的“实习”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有好处，对我的婚后生活也有好处。
说到结婚，玛丽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她和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小伙子的父亲以前是工人，现在已经升到工长。小伙子自己的愿望是当一个律师。他晚上在他父亲工作的炼铁厂干活，白天学习律师考试的初级课程。玛丽喜欢她的彼得，觉得他勤奋，有勇气，能坚持，面对各种情况都能保持乐观和幽默。不用说，彼得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玛丽已经退出了德意志少女联盟而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尽管如此，他俩都有理由对纳粹党有些抱怨，因为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留给他们单独相处，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他们想约会、读本书或者学习时，总是不得不参加各种训练，或者学习“世界局势”，或者做某些义务劳动。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他们想一块儿到山里徒步旅行，但是又会有各种必须参加的类似于“军事体育”的项目把他们分开。
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盯着她父母商店橱窗里的各种圣像雕塑和绘画作品看，而且喜欢听父亲给她讲《圣经》里的故事。那些故事经过她父亲的讲述都变得栩栩如生。但由于彼得是一个激进的爱国者和国社党员，玛丽一直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并且总能使自己从思想到行动都符合纳粹的要求和命令。无论如何，和她的未婚夫一样，玛丽对未来充满期望。但即使是彼得，也会偶尔产生疑问。比如最近帝国学生机构的领导人正在计划把律师课程的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仅仅一年。[1]
“果真如此，我们就太疲于奔命了。”彼得说，“你想想，一年之内你需要不断地完成党的各种任务，再加上四个星期的野外训练，还能有多少时间学习呢？当然，考试的时候会给我们党员出比较容易的题，但是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你必须学很多东西。有时候我想想就觉得害怕——”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玛丽真的觉得他是被吓着了。“我将来会变成一个用爱国热情补贴专业知识的人。唉，走着看吧。”他不愿意再说下去了，于是问问玛丽在普法夫家工作得怎么样。
“他家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玛丽说，“四个孩子，一个月两百马克。但是你知道，普法夫先生是政府官员，所以好像也不能少于四个孩子。”
彼得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他对玛丽说：“天啊，你这么说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你觉得咱们的领导人一直坚持要让每个家庭多生孩子是说着玩的吗？”
玛丽温柔地用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而你呢，你这样说话好像你是个黑色军团的军官，而不是那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亲爱的彼得。”
彼得挣脱了玛丽的双手。“不，不，这是严肃的问题。再说了，你很清楚我不是只属于你，我也属于咱们的国家，而且是第一位的。说到普法夫家，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希姆莱有一次说过：‘每一个健康的德国人，如果不在25岁到35岁之间为德国的未来贡献四到五个孩子就是对他的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玛丽笑着问道：“你都背下来了？”
彼得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好像是在教室里讲课，他回答道：“我都写下来了，因为这跟法律差不多。别忘了我是一个律师，将来也会是一个父亲。”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温情，但也没有特别生硬。
玛丽虽然为她未婚夫年轻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仍然感到背后一阵发凉。“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一个月两百马克抚养四个孩子并不容易。”
这下彼得几乎生起气来，他大叫道：“‘孩子的问题首先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希姆莱在同一次发言中说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话我就是背下来了。他还说：‘我们祖先的时代几乎每个父母都有很多孩子，难道他们想过生养这么多孩子会剥夺他们的某些快乐吗？什么“一个人无力供养四五个孩子”，都是懦夫的借口。这样的意见不只是不诚实的和反社会的，更是邪恶的、自私的，其实就是企图通过放弃社会责任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将导致吞噬和滥用本该属于子孙后代的财富。’”
彼得一直迈着大步来回走着。玛丽本可以提出很多反驳，比如她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是在直线下降，想让它升高一点绝不是什么“邪恶”、“自私”和“反社会”。然而，难道我们是真想通过少生一些孩子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吗？不，不，我们只是不想被迫遵照希姆莱要让我们生至少四五个孩子而让我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直到堕入深渊。这些话本来玛丽是可以说的，但是她根本就没有往那儿想过。
也许因为玛丽多多少少熟悉希姆莱的思想。和其他重要思想一样，希姆莱的话都会出现在《黑色军团报》上。对于那些“不听从自然的召唤”而不生四个以上孩子的人，希姆莱的用词是民族的“叛徒和罪犯”。有意思的是，他补充说：“总而言之，那些想在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上作出表率的人应该看到，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存亡的危险已经超出了词语所能表达的范围。”[2]
玛丽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在德国很容易就成了国家的叛徒。她想，也许普法夫先生是对的，也许生四个孩子且又能得到那么好的照顾总比“拒绝自然的强烈召唤”要好，虽然那只是希姆莱的召唤。
但她也忍住了没有说。现在彼得已经平静了一些。他坐在扶手椅上舒展了一下他的长腿。“好了玛丽，别担心。你到底不喜欢他们家什么呢？”他接下来有些自豪地说，“咱们能挺过去，等我完成了学业，自己开业当律师。”
玛丽点点头。
“吃的东西越来越差，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做饭。”玛丽说着笑了笑，“你想知道吗？昨天我去购物，但是很不幸，商店里没有黄油，没有鸡蛋，也没有面粉。我一样一样地问店主，他的回答都是‘没有’。最后他说：‘听着，姑娘，别再烦我了。你到底是要买东西还是要跟我谈政治？’然后他说有一种新的麦片粉，应该很好，但是我并不需要。”
彼得有点不安：“真的，玛丽，你得小心。你应该知道在商店里不要谈政治。”
玛丽还在笑。
“听我说，难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谈政治吗？——”
彼得转换了话题。他问玛丽普法夫家的孩子们怎么样，还问玛丽是不是已经学会照顾孩子了。
“小弗里茨生病了，老是哭，脸上老是长难看的皮疹。医生说是因为吃了人造黄油，所以他也没办法。”
彼得皱了皱眉头：“胡说！不会是因为人造黄油。可能你给他吃了什么不对的东西吧。”
彼得和玛丽都穿着制服，那天晚上他们都有任务。
玛丽说：“我得打起精神来了。前天有两场长跑比赛我都得了最后一名。我敢保证我们的组长已经很厌恶我了。”
彼得自己非常擅长运动，当天晚上他一直很严肃。“是啊，打起精神来吧，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
接下来的几天玛丽还是不好过。她后背疼，不想吃东西。不仅如此，在普法夫家的日子也很难受，不光是小弗里茨生病和哭闹，普法夫先生也因为工作太过繁忙而变得容易发怒，再加上难吃的饭菜，让他对家里的每个人都大喊大叫。普法夫太太也哭了。昨天玛丽试着做了一个土豆泥和一个用橘皮做的面包布丁，因为没有肉也没有水果。更要命的是，普法夫一家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住处，因为党组织要征用这栋楼。所以普法夫先生现在还要用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四处寻找新的住处。组织给了他一份城里犹太人的住宅清单，如果他看上了哪个房子或者公寓，那家犹太人就得把房子让出来。这件事让普法夫先生觉得非常苦恼。
“就算他们是犹太人，我也不想把他们轰到大街上去。我都成什么了！像个小贩一样挨家挨户地去犹太人家。”
玛丽觉得普法夫先生用不着这样想。他和玛丽都清楚，犹太人是次等的，凭什么普法夫先生这样优秀的德国人要搬出自己的家而不是这些犹太人搬？这件事也让她感到不快和低落。那天晚上的跳远练习玛丽又不及格，组长又一次冲着她大喊大叫。她决定第二天去看医生，看看医生有什么办法。她的组长推荐了年轻的基林格大夫。
她说：“他是咱们党内的同志，在市医院当第一副院长，但是只在下午出门诊。我想他能帮你。”
看完这位党内同志基林格后，玛丽痛不欲生。她先是等了两个小时，接下来这位年轻的纳粹医生试图勾引她，她愤怒地推开了他。最可怕的是，这位医生只是让玛丽把腰部露出来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就立即给出了他的“诊断”。
“你有什么病啊？”他问了一句，然后大笑着说道，“什么病都没有，姑娘，你只是怀孕了！”
玛丽觉得天旋地转，又怕又急，一时说不出话来。
“不会的——不可能这样——绝对不可能的。”她只能说出这几句。
上帝啊！有了孩子怎么办？她，她的父母，还有彼得，都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她哭了一夜，第二天告诉了彼得。
“我根本就不相信。”彼得说，“这样吧，你去一趟慕尼黑。我有个叔叔在那儿开了一个妇科诊所。我跟他的关系不是很近，他是那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据我所知他的医术不错。这位基林格医生资历太浅，医院以外的工作又太多。我敢肯定他的诊断是错的。”
玛丽去了慕尼黑。彼得的叔叔是一位和蔼的老人，这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给她做了详细的检查。玛丽觉得自己对这位医生很信任。
“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最后他说，“但是，我年轻的姑娘，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身体垮掉了。”他决定让玛丽在诊所里住几天，做一些注射治疗，同时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这样她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玛丽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这样一来，普法夫家得自己过三天，妇女组织的领导也会非常生气，但玛丽觉得她可以健康并强壮地回去，在体育比赛中得到好成绩，其他事情也会好起来的。
彼得给她打了长途电话。他高兴极了。
“我就说吧！”彼得在那头大叫，“这位基林格医生应该要求他的医学院把学费退给他！”
玛丽却高兴不起来。她知道这位纳粹医生现在肯定恨死她了。
她先是拒绝了他的纠缠，然后又去找了另一个医生，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这位医生还推翻了“党内同志基林格”的诊断。可是玛丽又想，那又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自己弄错了？想到这儿，她也就不怎么担心了，开始好好享用她能吃到的好东西。
这位年轻而又跋扈的基林格医生，他能怎么样？
三天以后，玛丽回去向组织报到。组织的领导恶狠狠地看着她。
“这么说你是去了慕尼黑？”她问，实际上她很清楚玛丽去了哪里。
玛丽点点头。
“希望后果不是太严重。”女领导接着说，“不过说到底，达豪也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玛丽吓呆了。她一开始根本不明白女领导是什么意思。还是彼得猜出她在说什么。
“她认为你怀孕了，而我叔叔在慕尼黑给你做了人工流产。”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每天只有恐惧、噩梦，以及六神无主的对话。
“我们不会有事的，”彼得说，“我们绝对是清白的。而且，是我的叔叔推翻了基林格的诊断，他是个年轻的马大哈，并且根本没有给你仔细地检查。”
“但是基林格是党员，而你叔叔不是。另外，我确实在那边住了三天，他们会抓着这点不放的。”
彼得紧张地翻着他的法律书，回答道：“好吧，如果基林格投诉我的叔叔，是会有麻烦。但是法庭最终会弄清事实的。”
由于这些日子玛丽在妇女组织里一直被当成一个罪犯来对待，她绝望地摇摇头。
“事实……我不知道。但恐怕事实在咱们这儿不那么管用，我恐怕……”她哭了，泪流满面，“我害怕极了，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彼得的额头上渗出汗珠，但他还是极力安慰玛丽。
“你不能怕，”他一边说着，一边摸着她的头发，“最重要的是你绝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你害怕。如果他们看出来，咱们就完了。”
彼得从来都是如此乐观、勇敢，如此坚定，充满自信。所以现在，当玛丽听到他说“……咱们就完了”这样完全失去自信的话，就觉得特别恐怖。她不再哭了，大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好像他变成了一个鬼魂。
终于开始了。
一天普法夫太太叫住她，对她说：“玛丽，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但是很遗憾我不得不……你明白，我听说了一些事，我是说，一些很可怕的事，后果可能很可怕……”
玛丽颤抖着声音说：“但那不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就在这个屋子中间，玛丽已经站不稳了。好心而又笨拙的普法夫太太确信这姑娘在撒谎，但还是试着安慰她。
“最好是承认吧，玛丽，”她说，“想想你的父母，想想彼得，如果被审讯会是一个大丑闻。我相信这年头他们会把这件事叫作叛国，或是谋杀，或是什么，我不知道……”
这位好心的太太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但是她的话像一把匕首一次次刺进玛丽的心。玛丽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但是她不敢回家，也不敢告诉彼得她被炒鱿鱼了。她只好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然后毫无目的地在城里徘徊。
当晚妇女组织召开了批判会，玛丽在众多组织成员面前接受各种羞辱。台下是交头接耳、私语窃笑的姑娘和女人们。有些表示同情，但多数人幸灾乐祸。
批判会的最后，领导人对台下黑压压一片穿制服的人宣布：“今天就到这儿。处理结果另行通知。”她又加了一句：“就是说，等到整个事件彻底调查清楚之后——如果说还有什么必要再调查的话。”
玛丽决定尽量不让彼得知道这些。但愿他没听到什么，毕竟最近他很少和人说话。
然而她不能不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她想起两天前父母的小商店的橱窗上被人贴了一张告示，对橱窗里摆放圣像和宗教画提出警告。这当然和党组织没有关系，是那些自高自大的年轻纳粹男孩干的。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事情的可怕程度。第二天一早，她的父母把这张纸揭下来拿给街角的警察看，问他能不能在巡逻的时候给予更多的注意，不要让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这位警察很明显并不喜欢这张告示，但他还是摇摇头。
“非常抱歉，真的很抱歉！但是保护你的商店并不属于公共利益。我有我的职责，如果我做了超出职责范围的事就会受到纪律处分。”
她的父母只好改变了橱窗的陈列。原来披着美丽蓝色披风的圣母玛利亚画像现在换成了元首像，而《我的奋斗》代替了《圣经》。当天晚上小商店平安无事。
玛丽是走着回家的。一来有轨电车人太多，挤不上去，二来她也害怕遇见熟人。
彼得说过：“如果别人看出来你害怕，咱们就完了。”
但是她不习惯掩饰，藏不住牢牢抓住自己的恐惧。
集市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一定是出事了，可能是电车出轨了。以前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当她走近后才看清人群是在她父母的房子周围，她的心跳开始加快。她听到脚下咯吱作响——是玻璃碎片。一定是橱窗！他们打碎了橱窗！脚下一片狼藉，你以前从来想不到一扇橱窗可以碎成这么多片。满地都是撕碎了的宗教画，还有一个被砸坏的十字架，玛丽小时候经常跪在这个古老而精巧的十字架前。《圣经》被火烧过，现在泡在水里，玫瑰花环被扯烂了，上面的珠子撒了一地，发出眼泪一样的光。商店里的家具被砸毁而且被烧过，而现在却滴着水。为了防止火势蔓延他们从外面往商店里喷了水。
玛丽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从人群中穿过去。人们认出了她，给她让出一条路。如果玛丽当时在这片狼藉和内心的恐惧中还能注意到一点别的，她就会发现所有投向她的目光都不是敌意的。相反，这些目光都是友善和充满同情的。是的，很多人都站在她的一边，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和厌恶。一个年轻的冲锋队小头目突然出现了，人们装作没看到他。他的双肩紧紧缩在一起，好像刚刚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玛丽问：“我的父母呢？”
小头目用近乎可怜巴巴的声音答道：“你的父母被保护性拘留了。群众对天主教的政治倾向感到愤怒，而你的父母不幸被波及。我们无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小姐，请你冷静下来。”他觉得玛丽快要晕过去了，又补充道：“保护性拘留没有什么可耻的，被拘留的人安全可以得到保障。这是国家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仅此而已。”
一个站在这个小头目后面不远处的工人突然冲着他大吼道：“你们这群猪！下流胚！滚开，现在就滚！……”
小头目并没有从兜里掏出哨子招来更多人马逮捕这位工人，而是像有魔鬼在后面追他一样飞快地逃走了。他拼命挤过人群，头上漂亮的黑制服帽被挤掉了。那顶帽子掉在满地的碎玻璃中间，帽子上的骷髅标志像从玫瑰花环上脱落的珠子一样闪闪发光。
玛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进到彼得房间里的。彼得坐在一把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一封信。看来他已经坐在这儿对着这封信发呆很久了。
“通知来了！”玛丽一进门，彼得就说，“他们要审讯我的叔叔，咱们也被传唤出庭作证。看……”
他递给她那封信。在信上，他的叔叔用好看的大号手写体匆匆告知了这件事。
玛丽说：“我们的商店被砸了，我父母被保护性拘留，那个十字架……”说到这儿，玛丽开始大哭起来，好像那个美丽的、精雕细刻的古老十字架才是整个这件事里最让人难过的部分。“那个十字架……”她哭着跌入一把椅子，好像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
彼得坐着没动，没有过去安慰玛丽。他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无法脱身。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我叔叔遭人憎恨，基林格有权有势；他们已经把我开除出组织了……”
（玛丽想，本来我是想对他保密的。）
“没有意义了，没有任何意义了……”彼得重复着，没有降低嗓音。
玛丽点点头。他用不着说出来，玛丽知道现在的唯一出路是什么。她只是说：“是的……这样会好一些。”
“来吧，”彼得说，“咱们别吓着房子里的人。”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玛丽想，他还能记着他的大衣呢。她摸了摸自己口袋里那把冰冷的、棱角分明的钥匙，是打开商店前门用的。那是一把保险锁，但是那里现在人人都可以进去，谁都可以在那些废墟中自由穿行……
河边的小路在这个时间空无一人。彼得和玛丽倚着老桥的柱子站着，两张苍白的面孔相对而视。他们没有眼泪，只有巨大的恐惧和迷茫。事情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彼得抚弄着玛丽外衣上别着的党徽。
玛丽说：“我一直很努力。我不比谁差，我没有不服从命令。彼得，你说，我不比别人差……”
彼得搂着她的肩膀。
“当然，我们都不比别人差。但是有很多人——”他本来想说“都死了”，但是说不出这个字，“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也不比别人差，也没有不服从命令……”
玛丽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说：“你动手的时候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我不需要知道。”
彼得吻了她，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玛丽闭上了眼睛。彼得的左手放在玛丽的右肩上，让她离开自己一点，好像是要更加仔细且温柔地观察她。接着，他扣动了扳机。
两声枪响在桥的拱洞间相互撞击，发出干涩的回声。玛丽当场就死了，而彼得死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虽然两名联合被告缺席，但审讯仍然如期举行。被告在无可争议的证据支持下证明了自己完全无罪。被告诊所的首席护士是党的高级官员，她做了有利于被告的证词。而另一名党内同志基林格医生却没有任何证人。法官认为，他的指控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所以被驳回。
“国社党失去了两个年轻的、有希望的和憧憬未来的生命，而这是一个错误所导致的后果！希特勒万岁！”
案件审理完毕，陪审团解散。
我们的城市熙熙攘攘，平淡无奇。精力充沛的家庭主妇们在完成每天的采购以后会凑在一起叨咕家长里短。虽然有些人的脸上会显得有一些疲惫和沮丧，但这并不影响她们饶舌的热情。
* * *
[1]“律师培训不足的问题相当普遍。这说明现行的三年学制很难满足全面培养一个法律人才的实际需要。”1939年1月22日《黑色军团报》。
[2]党卫军最高领导人希姆莱的指示。见1939年5月11日《黑色军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