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常识中往往具有我们的常识中所不具备的东西。要是习惯了后，倒也并没有奇异之处，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往往会有感情上受到伤害，或是彼此间难以沟通的情形。我在拙著《中国漫谈》中曾试着解说过中国独特的诸如习惯、性格、常识一类的世相，这次也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略举一二介绍给诸位。
有天晚上我与中国人T君照例到书场里去听戏。那天晚上很暖和，场内有几百个人，不免有些闷热，我便与T君将外套脱了与帽子一起放在旁边的空凳子上。然后买了晚报，读过之后搁在了帽子上。过了一会儿，从那儿走过来一位男子，年纪约近五十岁，戴着眼镜，穿着呢料的中式衣服，带着呢礼帽，举止得体，气度甚好。他想要在一个凳子上坐下时，不巧凳子比较脏，凳子上有泼翻的茶渍和杂乱的瓜子壳。于是他不打任何招呼，拿起我们所买的报纸去擦凳子。看他的神态，似乎全不管这是别人买的还是由谁丢弃的，若无其事地擦完之后，再把弄脏的报纸像原先那样盖在我们的外衣上。反正是已读过的报纸，你要拿去擦倒也算了，而把弄脏的报纸再搁在衣服上却未免太过分了，T君瞪了他一眼，随手将脏报纸扔到了地板上。
本想见此情景那男子会觉得不好意思，结果大错。
“你干吗把报纸扔了？”他对年纪比他小二十岁左右的T君斥责道。
“脏了，所以丢掉。”
“你不能把别人特意放上去的东西随便扔掉。”
“这是我们买的报纸，要扔要怎么的随便我们。”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的态度不好。”
“你招呼也不打随便用别人的东西就好吗？”
“这个我不知道，总之，你当着我的面把我特意放上去的东西扔掉太没礼貌。”
T君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少壮官吏，而且不像一般的中国人，脾性颇为暴激，如此自然受不了，于是立即引发了一场大吵。台上唱的什么全都听不清，一时间乱成一片。我在一旁惊得目瞪口呆。我想再怎么样总没道理训斥我们吧。不料那男子竟公然有理地提高了嗓音来驳斥T君。当然T君不会输给他，尽管如此却也没有赢他，令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更令我费解的是，那男的神态似乎始终以为是有道理的。吵架的结果是不分胜负，各有输赢。
类似这样的事例，我来到中国后常遇到。上述的经历若说给中国人听的话，问他们谁对，他们自然会回答，不可能是那个男的有道理。然而一旦发生口角或吵架的话，就未必是有理的人得胜了，这真是颇为奇妙了。道理什么的说到哪儿都可以拉出几条来。一不留神就把问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本来有道理的一方稍一失口，弄到最后反而得向对方道歉，世上往往有这样的倒霉事。
有个人每天坐黄包车到同一个地方去，这段路通常是两角钱。有一天有个年纪很大，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老车夫来拉客，这个人出于同情就坐了他的车，结果所花的时间是往常的三倍。到了目的地他取出了两角钱，那老车夫却不肯接，说是给三角钱。
“别说傻话，我坐比你漂亮、比你快的车也只是两角钱。”
于是老车夫说了这一番话：
“我跑得要比别人多，哪怕别人是收两角钱，我必须得收三角钱。”
老车夫说他跑得多，意思是时间跑得多。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而绝无别人。
外出时刚走到门外，在那边兜客的黄包车一眨眼之间就奔到了你跟前，把车直停到你脚下。你要坐他的车自然没什么话，你要是说我不用车，他就会满口怨言。“小气鬼！”“让人白跑一趟。”人家并没有叫车，是你自作主张自己跑过来的，随便把车停在别人跟前，妨碍了他人的行走。但车夫全然不考虑这些，他只是责怪对方不近人情，因而嘴上骂骂咧咧的。这种观念真难以改变。
像茶馆里年长男人的这种行为，真正有教养的人自然是不会做的。但是在别的国家里，不管有无教养，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可能有的。黄包车的自作主张随心所欲倒还有点黄包车的味道，自有其讨人喜爱之处，但整个来说，中国的国民在牵涉到各自个人的情形时却是受个人主义哲学支配的。在另一方面，好的个人主义弄得不好就会滑向如上所述的自私自利的自我主义。以常识难以理喻的事，其根本缘由还是在于个人主义。
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会产生极端的自由竞争。东方饭店的门前总是停着七八辆黄包车以等待客人。这边的黄包车与朦胧车不同，都是涂成黑色的上等车，他们每天拉车到此来拉客做生意，同时向旅馆的老板和茶房进贡若干资费。他们虽每天在同一地方干活，彼此间却没有任何管理和协定，在工作上完全是自由竞争。有一个客人从大门出来，所有的黄包车便一齐冲向他展开激烈的争夺。客人若说不知所措举棋不定的话，就会遭到你拉我夺，连动都动不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先后，在任何地方都只重自由竞争。火车站的黄包车也好，马车也好，汽车也好，都是同样的情况。同样也没有车资的规定。
个人主义是中国国民性的显著色调之一，那么这个人主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来自于政治组织的影响。中国这个国家过于庞大，政治上的管理总无法深入及于每一个个人。个人无法受到国家在法律上的完全保护，那么与此相应的，他们也不会完全受法律支配。在这种缺乏安全感和自由放任并存的民众生活中，自然就会滋生出个人主义的道德和习惯。中国的强点和弱点皆在于此。与历来民族上的兴盛发展相反，国家组织的功能却甚为薄弱，其理由亦在于此。所谓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薄弱的国家里建立起强大的组织机器，因此它是一场国民的觉醒运动。不久待到政治组织体系完备，法律能完全支配个人的时代到来时，中国的国民性也会自然地发生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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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南京的时候还是菊花盛开之际，不知不觉间菊花已经凋零，柳叶也纷纷飘落，人们已穿着毛皮衣服在行走。
早上经过城门时，见城楼的屋顶上已积着厚厚的晨霜，在旭日的照射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辉。已是冬天了。
东方饭店里住着两三个日本报纸的特派记者。南京只有一家叫作宝来馆的日本旅馆，我时常去那儿洗澡。这家旅馆在上次南京事件(1)中曾遭大肆抢劫，如今却已恢复原样，生意不错了。我上次来南京时曾在那里下榻，与店主也是熟人了。店主已是年逾六十的人，喜好古董，将多年收集的珍品满满地放满了一房间，结果也在南京事件中遭到劫夺，店主现在说来都是一脸的惜情。听说此人原来从事园艺，出生于东京的团子坂，三十几年前以园艺师到南京来，终于落根于此。
南京事件以后居住在此的日本人的数目骤减，尽管这样，现在还是有七八十人。有三名医生。还有一所小学，有四名学生和一名老师。
我在南京结识了很多新的中国朋友，有军人、官吏、新闻记者、公司职员和教师。这些中国人对我都非常友善。他们对日本有各自的理解，或者是试图理解日本。我在南京除了看到贴在砖墙上的红色标语纸外，一点也没感觉到排日的行为或排日的情绪。
某日早上，我坐上了从南京车站驶往上海的快车。右边的城墙在不断地往后退去，不一会儿来到了玄武湖畔。我想起了上一次来南京时，正是黎明时分，透过列车的车窗慢慢地望见了这一泓湖，这一片城墙，心中一阵感动。有点混浊的湖水，绵延不绝的城墙——多么雄壮的梦幻般的场景啊！
“南京哟，再见了！”
我在心中暗暗地叫道。此时湖畔已渐渐远去，列车驶入了紫金山北部的山阴之中。
出处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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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事件，指1927年3月在北洋政府军撤离南京，国民革命军入城之际，在南京发生的中国军民掠夺、袭击外国人（包括领馆、学校和住宅）的事件。作为报复，停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向南京市内开炮轰击，死伤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