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在此奉献给英国读者的这本书被E.G.布朗描述为一部最有价值和趣味的波斯文散文著作。它由被尊称为尼扎姆·莫尔克（Nizām al-Mulk）的徒思（Tūs）人哈桑·伊本·阿里（Hasan ibn'Alī）所著，在30年的生涯中，作者先后在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ān）及其子马立克沙（Malikshāh）手下担任宰相，掌管着大塞尔柱（Saljūqid）帝国的行政。这些塞尔柱人是出自中亚草原上一支野蛮的突厥族游牧部落的统治家族。他们曾请求加兹纳城（Ghazna）苏丹马合木（Sultān Mahmūd）允许他们渡过阿姆河，在呼罗珊（Khurāsān）为他们的羊群寻找新鲜的牧草。他们后来兴旺起来，不久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从伽色尼王朝人手中夺走呼罗珊。尼扎姆·莫尔克的一生恰逢塞尔柱人掌权和权力上升时期。据两位权威人士考证，他可能生于回历408年（1018年，见Mujmal-i Fasībī ）或回历410年（1019—1020年，见Tārāīkh-i Baihaq ）。他死于回历485年（1092年），他是被在该书中受到严厉谴责的一位伊斯玛仪派刺客暗杀的。他生前鞠躬尽瘁，直到两鬓花白。在他死之后，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塞尔柱帝国因他的去世而步入衰落。
他早年的生活鲜为人知，他的父亲是拜哈克（Baihaq）人，拜哈克是沙勃兹瓦尔镇（Sabzvār）及其地区的旧称。他来到徒思，以收税员身份在伽色尼王朝效力。在一部记录神秘主义者谢赫阿布·赛德·伊本·阿比尔·哈尔（Shaikh Abū Sa‘īd ibn A bi’l-Khair）的轶事汇编《阿斯拉尔-阿尔-塔乌希德》（Asrār at-Tauhīd ）中，保留了有关他少年时代生活的一些片断：谢赫在两次与他见面时都曾预言他将成为世界之宰相（the khwāja of the world），一次在徒思，当时哈桑还是一个小男孩；另一次是哈桑在去莫夫（Merv）深造的途中，他在马哈纳（Maihana）停留并拜访了谢赫。他对谢赫坚信不疑，终身是他名义上的信徒，他常常谈到自己的所有成就应该归功于谢赫。虽然他本人并不倾向于神秘主义，但是，他晚年为苏菲派成员建立了几个济贫院，并不断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他促进了正统派的教育；他在几个城市创建了马德拉沙（madrasa），或者称高等学术学院；这些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尼扎姆”（Nizāmiyya），其中最著名者是巴格达（Baghdad）和尼沙普尔（Nishāpūr）的学院。
当呼罗珊随着苏丹马苏德于431/1040（即回历431年，公元1040年，下同）年的失败而落入塞尔柱人手中之时，哈桑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了加兹纳。哈桑可能在伽色尼王朝政府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几年之后他离开那里回到呼罗珊，为塞尔柱人服务。此时，塞尔柱托格利尔·贝格（Tughril Beg）和查基尔·贝格（Chaghri Beg）两兄弟已经瓜分了领土：托格利尔得到西半部，其驻地在巴格达；查基尔留在东部，总部在莫夫。查基尔在452/1060年去世之后，托格利尔成为最高统治者。查基尔之子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继承父亲权力，成为呼罗珊统治者。阿尔普·阿尔斯兰曾以其父副将的身份统治着呼罗珊东部，此时，尼扎姆·莫尔克以顾问身份为他服务过几年。后来，阿尔普·阿尔斯兰一直视之为得力助手，让他负责管理整个呼罗珊，直到455/1063年托格利尔去世。正是在此期间，尼扎姆与托格利尔的宰相阿米德·穆尔克·昆都里（‘Amīd al-Mulk al-Kundurī）之间产生了敌对。托格利尔没有男性继承人，昆都里劝他立查基尔较年幼的儿子苏莱曼（Sulaimān）为继承人，昆都里很清楚，如果查基尔较为年长的儿子成为大苏丹，那么，成为“世界之宰相”的人将是尼扎姆·莫尔克而不是他。最终，阿尔普·阿尔斯兰得以安全继位，昆都里被流放，稍后被处决，无疑是尼扎姆·莫尔克的命令。
在阿尔普·阿尔斯兰（455—465/1063—1073年）及其子马立克沙（Malikshāh）统治期间，塞尔柱人的势力达到鼎盛，尼扎姆·莫尔克的职业生涯也达到了顶峰。帝国疆域覆盖了从阿富汗边境到地中海海岸的广大地区，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尼扎姆·莫尔克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威望。马立克沙在继位之时只有18岁，最初，他对宰相的依赖性很大。因此，尼扎姆·莫尔克在许多年内都独断专行，无疑，他熟练而有效地处理了政务。然而，他的态度傲慢，他对亲朋好友委以高官的做法开始引起愤恨，他的反对者赢得了苏丹的赞同。随着成长，苏丹极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力，有时候，他还与他的宰相关系不和。也许正是在这种时刻，即对王国内的事态不满和考虑除掉宰相的时候，苏丹命令尼扎姆·莫尔克及另外几位大臣撰写治国谋略的条文。其他人撰写的著作（如果有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幸存下来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伟大伊朗政治家的业绩。
塔巴里兹的那赫基法尼（Nakhjivānī ）手稿
直到该手稿的发现，我们才知道该书原稿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这样的（或者说现存的）手稿有十多本，然而，没有一个版本令人满意。它们不仅含有使人对全书真实性产生疑点的不相协调的材料，而且还有抄写员犯下的添写、篡改、遗漏等各种错误。只有对许多如此的版本进行比较，才能产生一个可读本。那赫基法尼手稿抄于673年/公元1274年，与其他手稿相比，它不仅年代早，而且正确性也远远超过它们，这一可读性版本就是用那赫基法尼手稿编辑的，它于1968年由皇家翻译出版学院发行，此后不久重新发行了它的修订本，该书是这一可读性版本的英译本。该书的可信性和真实性等优点部分地可以归结于以下事实，即从字迹和错误的性质判断，几乎可以肯定抄写员没有受过教育，出现字母混淆、标点遗漏和错置等现象。但是，该手稿绝对没有像其他手稿那样大量充斥着无根据的变更和篡改，遗漏的错误很少，遗漏也不长，一般可以归属于字母的脱漏。古体字和格式，不熟悉的地名都保留下来，它们没有被后来的抄写员残忍地现代化了或改变了，注释中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但是，该手稿突出的特征是在以往版本中，如下章节（第40章第33、34节和第41章第22节，在这些章节中，尼扎姆·莫尔克是以第三人称被谈到，尼扎姆·莫尔克死之后实施统治的苏丹们被提到）完全没有。作者的序言在先前只可能是勾画轮廓，而在结语，全然没有提到“抄写者穆罕默德”（仅在一个手稿中他被称为马格里比，Maghribi）。因此，我们得到的文本很可能是从作者的手稿传下来的，结语的编辑，序言的改写，两个伪造段的插补完全是抄者所为。幸运的是，尼扎姆·莫尔克幸存原稿的唯一抄本被直接抄入那赫基法尼手稿中（或者一至两处有移动），而现存其他的所有手稿（除德黑兰马吉里图书馆所存手稿，该手稿可以证实是那赫基法尼手稿的直接新抄本）都是源自改编过的版本。那赫基法尼手稿被很好地保存下来，由147页组成，或者说最初由147页组成。然而遗憾的是，它有脱漏，第29—40页不见了，本书以前面所提到的手稿作了补充。该书的第21章第5节有力证实了作者的身份，作者在不多的个人回忆中的一处提到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对方在提到作者之时，称“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的宰相”，以此，我们完全可以确信，该书确实是尼扎姆·莫尔克写作和编辑的。
关于书名
自查尔斯·斯切弗出版的波斯文本（1891年）和法译本（1893年）问世以来，这本书在欧洲普遍被名为“Siyāsat-nāma ”，因此，该译本仍采用“治国策”（The Book of Government ）一名。然而，所有手稿都名为“Siyar al-Mulūk ”（字面意思是“王治之道”）。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该书以此名在伊朗流传，以此名被波斯文献引用。在较早的参考资料中，它无疑是《塔巴里斯坦史》（Tārīkh-i Tabarīstān ）一书的参考书，它是伽扎里（Ghazzālī）的《国王必读》（Nasīhat al-Mulūk，Counsel for Kings ，70—71）一书的参考书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国王必读》一书中，伽扎里引用了本书第3章第19—21节的故事：即阿蒙·拉兹以萨法尔王朝的财富引诱伊斯迈尔·阿赫默德。在《古兹达史》（Tārīkh-i Guzīda ，72）和《杰瓦米·阿尔·赫卡亚特》（Jawāmi‘al-Hikāyāt ）两本书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Siyar al-Mulūk ”都被列为这两本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对该书名称的暗示来自第43章第6节， [1] 在此我们发现了“dar in kitāb-i siyar ”一词。关于名字包含“Siyāsat ”一词的唯一证据在一篇结语中发现了（本书采用的手稿中没有），在此结语中，一些手稿写成“in ast kitāb-i Siyāsat ”。的确，尼扎姆·莫尔克似乎已经有自己的固定风格（他以Kitāb at-Tāj fi Akhlāq al-Mulūk ，即Le livre de la couronne 书名为榜样），借用波斯著作《国王宝鉴》（Mirrors for Princes ）取名的风格，紧接着采用这种风格的作者是伽扎里，在他之后层出不穷。
关于篇目
所有手稿正文部分的章目都是混乱的，这一问题通过参考本书首页的目录可以解决。当抄写员抄到该章中的新标题时，错误就出现了（如第27章第2节），他们把该节另标为新的一章。我们所用手稿甚至把第40章的第18节标为第41章，把第19节标为第42章，直到第47章才回到原章目上来。改正过的章目与图书管理员的首页十分吻合，首页中表明尼扎姆最初编辑了39章，后来“由于他对王朝之敌的担心”又补充了以后的11章。第40章的主题完全适合于新一部分的开端，所以，我们将该书相应地分成两部分证明是正确的。
伟大的11/17世纪突厥书志学家哈吉·卡里法（Hajjī Khalīfa）对一些细节上存在错误的此书作过一些描述，在他的“Kashf az-Zunūn ”一书中，他写道：
徒思的尼扎姆·莫尔克·哈桑·伊本·阿里宰相（死于回历485年）的波斯语著作“王治之道”编辑于回历469年在任塞尔柱王朝马立克沙的宰相期间，共39章，后来阿尔·亚米尼（al-Yamīnī）把它改编成51章，与原作者不同，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排列了所有的章目。
哈吉·卡里法手头可能只有一些次等的手稿，我们不能够接受他那些违反那赫基法尼手稿的数据。
实际上可以肯定，马立克沙从来没有见过第二部分，这可以从图书管理员的章目中推断出来。图书管理员几乎不敢对马立克沙如此坦率直言，他也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马立克沙到巴格达不久就去世了，离尼扎姆·莫尔克在旅行途中被暗杀才一个月左右。
写作时间
根据后来抄写的一组有关手稿，该书编辑于1091年，不过，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撰写该书的命令发布于1091年。在我们的手稿中，序言是以尼扎姆·莫尔克本人的名字写成，这一点已经被最近的一本手稿（不是马吉里斯图书馆的那本）所证实。尼扎姆·莫尔克说，苏丹马立克沙在479/1086年邀请他和另外几个人撰写一本书。这并不意味着该书，即它的第一部分，必定写于是年，不过撰写工作不会拖延到484/1091年。在尼扎姆·莫尔克时期，他的经历大多涉及到阿尔普·阿尔斯兰统治时期的事件。在第一部分中，唯一涉及到马立克沙时期的一件事是在第33章第2节，在此，他写道，“在我们去撒马尔罕（Samarqand）和乌兹根（Ūzgand）的那一次”。如果作者谈到的是481—482/1088 [2] —1089年的那场战役（从历史上看，这是最有可能的），那么，第一部分或者写于481/1088年之后，或者这一节是图书管理员在他提到的修订之时加进去的。就第一部分而言，我们只能说它写于479／1086和484／1091年之间，而不是其后，宁愿早些而不会更晚。哈吉·卡里法所给的时间可能是把数字479看成数字469而导致的失误。
然而，第二部分撰写于484／1091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事实上，483／1090年发生的两件事使尼扎姆·莫尔克重新提笔写作。一件是他与苏丹马立克沙发生了争吵，如果他没有被撤职的话（Rāhat as-Sudūr 一书说，塔吉·阿尔·穆尔克[Tāj al-Mulk]取代了他），也失宠了；这将可以解释在这些章目中饱含忧伤失落情调的原因。另一件事是哈桑·沙巴赫（Hasan-i Sabbāh）于是年从埃及回来，占领了阿剌穆特（Alamut），并开始他在波斯的活动，这件事可能导致了他强烈呼吁反对异教徒，特别是伊斯玛仪派。
尼扎姆·莫尔克和苏丹马立克沙于485／1092年去世以后，国家因别尔克·亚努齐（Berk-yaruq）和穆罕默德之间的权力之争而陷入混乱之中。当图书管理员说在混乱持续期间，他一直不敢公开此书之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当穆罕默德于498／1105年无可争议地成为苏丹之时，局势重新稳定下来，可以肯定，这位图书管理员在书的注释中提到的苏丹就是穆罕默德。伽扎里在505／1112年以前已经编辑了《国王必读》（Nasīhat al-Mulūk ）一书，由于当时他手头可能有《治国策》这本书，我们可以说《治国策》这本书出版于498／1105到505／1112年间，应该记住，当时书籍的发行量是有限的。
材料来源
本书好像是由收集于各种资料的、长短不一的零星材料拼凑而成，这些材料可以归类如下：
建议：第1、2章是导言和论述与王权有关的理论和神学，由历史叙述组成的第44—47章是以第43章为介绍而开始的，除以上几章外，其余各章的开篇都就君主某方面的职能和职责提供了一段实践性指导。这种建议性资料都是原创的，是为特定时期的某位苏丹撰写的，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以许多抽象论述为基础的“咨询书”（pand-nāma-ha ）。可能由于作者在他之前没有样板可模仿，因此，这些建议常常显得粗糙和表达模糊；在只有几行字构成的一些短章中尤其如此。在一些章节中，即在批评王室君主或提出不受欢迎的建议的章节中，对含糊其辞作另一种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们可以想象有分寸的词句和模棱两可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语录、传说和名言：该类材料是由《古兰经》语录、先知及其伙伴的传记、名人名言构成的大文集，一般篇幅只有几行，它们被阿拉伯作家和波斯伦理论文自如地运用。无疑，作者们常常从前辈著作中选用这些资料，而不是从原始资料中去寻找，伽扎里把《治国策》一书（尤其是第7、8章）的许多连续片断编入他的《国王必读》之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奇闻轶事：该类包括许多简短的故事，其篇幅大约有1—2页，其内容涉及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或大臣。这些资料来源于作家首创故事的那些较早的书籍和《故事集》（见第25页注2和《国王宝鉴》94），《故事集》后来发展成一本诸如《杰瓦米·阿尔·赫卡亚特》（Jawāmi‘al-Hikāyāt ）一类的、内容繁多的大选集。这些轶事成为共用的文学素材，这可以从《治国策》中找到例证，在许多其他书中也可以发现，有时候会有一些改动，如《国王宝鉴》（58，巴格雷在此列出了18处相似的论述），当然，还有《杰瓦米·阿尔·赫卡亚特》 （第76—84页）。在与其他书籍雷同的类似故事出现的地方，《治国策》采用了不同的名字（如本书第4章关于巴赫拉姆·古尔[Bahrām Gūr]的故事，在《国王宝鉴》第93页出现时其名为“古思塔斯比”[Gushtasb]），我们可以猜测，正是尼扎姆·莫尔克对此做了改动。在此，我们必须记住：对尼扎姆·莫尔克而言，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希望从中吸取道德启迪；同时也具有趣味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不只是考虑历史性。本书的对象是未受过教育的游牧民出身的突厥人，如果许多故事所涉及的人名他们不熟悉的话，那么，他们几乎是提不起兴趣的，也不会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印象。所以，有时候作者要改变传说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以介绍熟悉的名字，偶尔美化他自己的偶像，特别是伽色尼苏丹马合木。
长篇故事：篇幅在10—20页的长篇故事完全属于另一类；它们可以称之为历史传奇，同样，它们代表了早期波斯语散文小说的一部分。它们有冗长乏味的趋向，因为，它们包括了许多重复和拼凑；作者的创造力主要局限于词语和情节的仔细推敲，介绍一些过时的事物。在这些故事中，有一则故事不是作者本人撰写的；事实上，它可以确切纳入某类资料中的一则。这就是第41章第34节中关于巴尔马克（Barmakids）的故事。整个故事几乎一字未改地摘自《巴拉米卡史》（Tārīkh-i Barāmika ）一书的最初几页，只是把主要人物的名字由巴尔马克改为贾法尔（Ja‘far）。可能在尼扎姆写作之前，《巴拉米卡史》一书当时已经成为长篇故事写作的范本。该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奇闻轶事集，其中一些故事相当幽默；与尼扎姆的故事一样，它们包括了许多谈话，尽管这些谈话的部分虚构给人以真实生活的印象；然而人们不可能想象雅库比·依·拉斯（Ya‘qūb-i Laith）或马兹达克（Mazdak）的话（正如尼扎姆详细记载的那样）与纯粹虚构有什么不同。在尼扎姆的故事中，虚构成分更多；与其偶像相比，他更甚一筹。
下面是这类长篇故事：
伊斯迈尔·伊本·阿赫默德（Isma‘il ibn Ahmad）和萨法尔王朝（Saffārids） 第3章第4—21节
巴赫拉姆·古尔（Bahrām Gūr）和拉斯特·拉维斯（Rāst-ravishn） 第4章，5—24节
“正义之王”努细尔汪（Nushīvān） 第5章，2—15节
突厥埃米尔和阿尔·穆塔希姆（al-Mu‘tasim） 第7章，9—23节
库茨·巴伦支（Kuch Baluch）的强盗 第10章，2—16节
阿杜德·阿德·道剌（‘Adud ad-Daula）和不公正的法官 第13章，2—14节
苏丹马合木（Mahmūd）和不公正的法官 第13章，15—19节
阿尔普特勤（Alptigin）和赛布克特勤（Sabuktigin） 第27章，5—21节
苏丹马合木及其称号 第40章，21—31节
法克尔德·道剌（Fakhr ad-Daula） 第41章，21—26节
苏莱曼·伊本·阿布杜拉·马立克（Sulaiman ibn ‘Abd al-Malik）和贾法尔·伊本·巴尔马克（Ja‘far ibn Barmak） 第41章，34—41节
马兹达克的叛乱 第44章，1—26节
纳斯尔·伊本·阿赫默德（Nasr ibn Ahmad）和卡尔马特派（Qarmatīs）第46章，8—17节
与当代事件有关的故事：在本书中，只有5个故事涉及当代人或事，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统治时期；它们是：
1. 第10章第18节：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与阿布尔·法德尔·西兹（Abu’l-Fadl Sigzī）就情报员的谈话。
2. 第21章第3—5节：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关于作者会见撒马尔罕汗使者的故事。
3. 第35章第2节：介绍苏丹马立克沙远征撒马尔罕和乌兹根。
4. 第38章第2节：阿布杜尔·拉赫曼·卡尔（Abd ar-Rahmā Khāl）试图使阿尔普·阿尔斯兰相信某位名人（肯定是阿卜杜·阿拉·安萨里[Abd-Allāh Ansārī]）是偶像崇拜者的故事。
5. 第41章第3—17节：关于阿尔普·阿尔斯兰在听说阿达姆（Ardam）任用一个什叶派秘书时表现出不满的故事。
历史的叙述：这类材料在《治国策》第45—47章可以见到，在此，作为对当前形势的警告，尼扎姆·莫尔克列举了以往反对宗教和国家的一些叛乱者及异端分子的历史。
除了我们已经归入另一类的纳斯尔·伊本·阿赫默德的故事外，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明显虚构成分的真实记述，它们似乎或多或少地直接引自尼扎姆·莫尔克作为资料使用的那些书；在本书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它们是：
1. 《伊斯法罕史》（Tārīkh-i Isfahān ）。虽然马法鲁肯（Māfarrūkhī）原创的阿拉伯文版Mahāsin Isfahān 一书可能已经被尼扎姆·莫尔克利用过，但是，布朗对波斯文版（伊斯法罕史珍贵的手稿）内容的审视表明，它不可能是尼扎姆声称的主要的资料来源，尼扎姆·莫尔克曾在第43章第6节（第189页） [3] 和第47章第13节（第237页）中声称使用过这本书。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伊斯法罕的其他历史，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2. 《塔巴里史》（Tārīkh-i Tabarī ），在第47章13节（第237页）中提到过。
3. 《阿拔斯哈里法史》（Tārīkh-i Khulafā-yi Banī‘Abbās ），在第47章13节（第237页）中提到过，这也许就是阿斯·苏里写的Kitāb al-Aurāq 。
4. 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雅·雅齐的《先知的诡计》（Makhārīq al-Anbiyā ，Hiyal al-Mutanabbiyīn ），在第46章第2节（第209页）中提到过。
评论与议论：故事不论长短都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在故事正文中没有插入作者的评论，除非这些评论是以演说的方式通过人物的嘴说出来的。在一则故事或一章的末尾仅仅对前面所叙述的内容给予3—4行的简短评论。
学说：像写这类书（给君主借鉴之书）的其他作者一样，尼扎姆·莫尔克在本书的前两章，以及第二部分的开头阐述了从萨珊王朝时期传承下来的有关王道的波斯传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国王是上帝为人类利益而精心挑选的，上帝赋予国王智慧与公正，在复活日，他们有责任向上帝汇报他们所实施的统治。在第一章中，对无神和罪恶时代的描述是以由神灵指定的一位救世王的出现而结束的，这一描述明显地与叙司塔司佩斯（Hystaspes）预言中对米底王的一段描述相似，叙司塔司佩斯预言被认定是公元前3或2世纪的文献，由基督教作家拉克坦徒思（Lactantus）记录下来。当作者在第6章第3节中再次暗示该学说时，他明确地把它置于萨珊时代的背景之下。在第8章第3节中提到的“宗教与国王是两兄弟”这类相应的学说也起源于琐罗亚斯特教（Zoroastrian）。在论及宰相时，尼扎姆·莫尔克在第41章34节中说，如萨珊王朝时期那样，宰相应该像国王一样是世袭的。在本书中，作者实际上并没有说宰相是上帝任命的；当他这样说时，他失掉了自己的工作。据拉巴特·阿斯·苏杜尔（Rāhat as-Sudūr ）一书第133—134页的记载，在马立克沙和尼扎姆·莫尔克于485/1092年离开伊斯法罕（Isfahān） 前往巴格达的前夕，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塔尔干可敦（Tarkan Khatun）宠爱自己的门徒塔吉勒·莫尔克（Tāj al-Mulk）而不喜欢尼扎姆·莫尔克，她还想自己的儿子马合木而不是另一个妻子所生之子、年长的别克·亚路齐（Berk-yaruq）被宣布为法定继承人，她给苏丹灌输的全是尼扎姆·莫尔克过失的故事。马立克沙捎信指责了尼扎姆·莫尔克，指控他未经请示就任意行事，以及为自己儿子谋求重要职位的事情，并且威胁说，要拿掉他头上的包头巾，即要罢他的官。尼扎姆·莫尔克回信说：“是给予你王冠的人把头巾戴在我的头上，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捎信的人添油加醋，使事情变得更糟。马立克沙愤怒之至，罢免了尼扎姆·莫尔克，让塔吉勒·莫尔克取代了他。
第一部分以下的所有章节都是讲述统治术的实际问题，对苏丹及其官员们的行为提出了建议，目的是使国家有效而和平地运转，使人民满意并服从统治。当然，军队是权力的基础，它必须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而民政官员，特别是如法官、检察官和检举人这些与秩序有关的官员，大权在握，又具有崇高威望。他们必须公正地对待人民而不能有压迫，否则，他们将不受欢迎。正统信仰必须坚持和发扬，但是，这方面不应该对什叶派教义进行强烈的谴责，在提到阿里及其家庭时应该尊重；唯一谈到伊斯玛仪派是相当不愿意的暗示，即雅库比·依·拉斯是一个皈依宗教者。现在很清楚，尼扎姆将什叶派/拉菲德与可怕得多的伊斯玛仪教派/巴提之间做了区分；如果以往看起来他将两者混淆了的话，其原因部分地应该归于以下事实：在我们的手稿中出现Seveners（Sab‘iyān）一词的地方，在另一些劣质手稿中写作Shī‘ īs（Shī‘iyān）；在阿拉伯字母中这两个字的形状相似，很容易混淆。作者警告说，不可相信任何人都是忠诚的或诚实的，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命令的实施，应该建立一个精密的情报系统，以便获得高、低级官员行为的秘密报告。同时，国王应与他的好友们一起运动、开舞会、维持庞大的王室。在他周围应该有各种荣华富贵；他的宫廷应该有大批侍者和奴隶部队；他的热情与慷慨应达到奢侈的地步；塞尔柱人不能为没有足够重视仪式或外交礼节而受到责备。但是，国王不应该发布太多的书面（第11章）或口头（第15章）命令，这样国王就可以机智地避开本属宰相管理的日常行政事务的干扰；他唯一特定的社会职责是演讲、临朝听取控诉或纠正错误。以作者的观点来看，尽管国家并非每一件事都尽善尽美，然而，过失是不严重的，也不是根本性的；[书中] [4] 有对苏丹的批评，但是，批评是委婉而有礼貌的。
第二部分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时代不好，凶眼 [5] 正在活动，事情严重恶化，灾难令人畏惧。实际上在第40章的开篇中，所有不祥之兆都被列入，通过巧妙的掩饰，全部判断都以一种假设事件被表述出来。恶习和错误的过程正在威胁着国家的安全；贵族家庭的势力正在遭到削弱；下层人正在变得盛气凌人；熟练工人正在虚度时光或被解雇；军队的经济无保障；妇女正在干预国事；下属们正在越权。在第40章第18节、第41章第1、2、43节以及第42章第1节，对苏丹的批评变得公开了；而在第41章第18—20节，作者明显地攻击他的对手塔吉勒·莫尔克。在第40章第1节和第19—34节中，作者对误用称号的关注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是他表达他担心的直接方式，即突厥军队对波斯民政的控制在上升；他企图保持行政管理（Raunaq-i dīvān）的权威。他的极度担忧是由伊斯玛仪派教义的传播而引起的。担忧的直接原因是哈桑·沙巴赫（Hasan-i S,abbāh）于483／1090年从埃及返回伊朗，被任命为戴拉姆王朝（Dailamites）的主要宣传者，他占据了阿剌穆特堡，从此地开始反对塞尔柱人和实施暗杀活动。第43—47章主要叙述了几个异端派别的历史，在这部分的开头与结尾，我们发现了本书中最令人悲痛的两节（即第43章第3节和第47章第15节），在这两节中，正如巴托尔德所说的，我们不可能不听到“一个人坚定信念的声音为了信仰的缘故将走向死亡。”尼扎姆·莫尔克写了很长的一章（第46章）论述伊斯玛仪教派的起源和卡尔马特人（人们如此称呼该派的早期追随者）的反叛；用两章论述了在此之前的异教徒，即马兹达克（第44章）和库巴德（第45章），接下来是论述巴巴克和库拉马丁。在最后3章（第48—50章）中，他以第一章的风格更多地介绍了一些行政话题，似乎是补记；在书的最后一节中，他以劝告告别了他的主子，即凡事应该采取中庸，并在一切事中保持适度。
译法及其他
附加符号在本书全文中一律省略，在注释中也没有严格应用。所有名字在书目和索引中都充分标出。音译一般采用皇家亚洲协会认可的系统；然而，在注释中（在此简要说明对该手稿的正确看法是很重要的），该系统为了避免两个字发一个音的现象而做了一些修改：如thus’=alif，θ=th，c=ch，x=kh，δ=dh，z=zh，=sh，γ=gh；而在标明b，p，t，θ，n，y这些字母的形状时，没有区分的标点。
圆括号内的词是最初波斯文本中的，对于英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
方括号内的词波斯文本中没有，是为了引申或解释而补充的。
在注释中，在波斯词被引用的地方未加评论，其目的有时候是为了校正1968年版的波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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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43章只有4节，没有第6节——译者。
[2] 作者此处误写为1058年，应该是1088年。——译者
[3] 第43章没有第6节，该章只有4节。第4节中提到了《伊斯法罕史》（第189页），以下所标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译者
[4] []内为译者加的主语，以下同。——译者
[5] 凶眼，具有目视他人而使之遭殃的能力的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