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皮佑（Jean Jacques Pillot， 1808—？）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参加实际斗争的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他还成了公社的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
1808年8月，皮佑生在法国夏朗德省的一个神甫的家庭。年轻时候曾经受过教会教育，本来预备当神甫。可是教会的黑暗，使这位敏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三十年代中，皮佑同天主教公开决裂，不久就受到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的迫害。1836年，凡尔赛感化法院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皮佑六个月的徒刑。1839年，皮佑开始创办《人民论坛周报》，积极宣传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因而招致当局的忌恨。这一杂志只出了七期，当局就以皮佑有参加1839年5月布朗基起义的嫌疑，将他逮捕下狱。虽然查无实据，但仍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同时《人民论坛周报》也被查封。
警察和法院的迫害不但没有吓倒皮佑，反而促使他更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出狱以后，皮佑就利用在七月王朝时代十分流行的政治聚餐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先是利用改良主义者的聚餐会，后来便另起炉灶，在别列维尔（巴黎郊外工人区）举行共产主义者的独立聚餐会。皮佑是这次聚餐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在会上致了开会词和闭会词，阐述了公有制的原则，并且号召与会者向未到会的人广泛进行宣传。
皮佑在这个时期中，除了积极从事宣传活动外，还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来论证“平等”和“公有”的思想。他经过辛勤努力之后，写成了《既无宫廷，又无茅屋》这本名著。接着，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论点，他又着手写作《平等人的历史》。这本著作本来计划要写得很长，分成许多卷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一卷，作者便因为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中断自己的计划，以后也没有把这一工作恢复起来。
1840年10月，皮佑被控犯了所谓以著作教唆读者谋杀国王之罪而被捕，经过长达十个月的羁押后，于1841年8月和其他九名被告同时受审。皮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不屈的气节。虽然法庭方面找不到一点关于皮佑犯罪的证据，但仍然蛮横无理地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表示抗议，他在狱中写成了另一本著作《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结果》。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也是皮佑的最后一部著作，以后他便再没有什么著作问世了。1848年革命发生时，皮佑虽然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的主席，但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竟把皮佑列入逐出法国的流放犯的黑名单中。他的流亡生活是在巴西度过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进修，皮佑终于获得了医生的执照。后来回国，就定居在巴黎行医，以制造义齿及口腔卫生器械为业。
1870年9月4日革命后，皮佑重新开始久已中断的社会活动。他参加过布朗基主义者领导的10月31日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交付军事法庭审讯。他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使得法庭不得不宣判他无罪。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皮佑当选为公社委员。他十分积极地参加公社的各项活动，直到公社失败的时候为止。皮佑虽然在五月血腥镇压周中幸免于难，可是仍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这位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就在牢狱中坚贞不屈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死期至今还没有查明。
在《既无宫廷，又无茅屋》这本著作中，皮佑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和他的所有著作，首先对“国王”、“等级”、“帮派”和“人民”这四个名词作了自己的理解。他说，一切宫廷的仆从们，“总是把国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他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真的，你们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说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狼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场的时候，它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那么，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说，权杖是上帝 赐给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的侵犯。这种说法真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们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污了他们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纯粹为了私人争执而驱使他们去流血牺牲时，让他们试着去发几句牢骚吧，——那时他们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赠品实际上是赠给谁的，作什么用的 ”。这一段话极其有力地揭穿了关于国王是人民的保护人的谎言，赤裸裸地暴露了国王的贪婪、残暴和专横的真面目。
皮佑把“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别人所珍爱的和不许他人觊觎的一些特权和荣誉”的集团叫做等级。他说，“各民族中间都有两个等级，即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接着，他又论证了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关系。“僧侣和贵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结的。他们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 的权力，僧侣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骂他们。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侣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贵族一看到僧侣发出哪怕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剑杀人”。像这样透彻地看出贵族和僧侣之间的狼狈为奸的关系，在空想共产主义者中间是不可多见的。
在打倒了特权阶级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集团。它们在没有取得权力之前，也曾经混在人民的队伍中向特权阶级作斗争，但是一等到它们取得了政权，自己便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仍然照样欺压和剥削人民，甚至变得比旧的特权阶级更加残暴，更加无耻。皮佑对这些集团充满了不可遏止的愤怒，因而轻蔑地管它们叫“帮派”。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出来“同所有接替特权阶级，并且其高压手段比特权阶级的更伤害人的自尊心的各个帮派决一死战”。
同对待王权、特权阶级和帮派的态度正好相反，皮佑对人民却是满怀着尊敬之情。他说：“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赐予者，是地上一切财富的生产者和主人”。“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统治时，人民随时都有权谴责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而杀死他”。但是，现实同皮佑的观点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死于饥寒交迫及悲观绝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当牛做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这种“违反真理的现象”怎么能不引起皮佑深切的愤慨呢？因此，无怪乎皮佑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号召人民对这种现象进行坚持的反击。
我们从皮佑对上述四个名词所下的定义中，就已经看出他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是何等鲜明和坚决。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许多卓越的思想。
皮佑曾经对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作过深刻的考察，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在我们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结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可见，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没有两样”。社会上仍然“有主人和奴仆，有骄奢淫逸之徒和一无所有的穷汉，有骗子手和受骗的人，有伪君子和蠢汉，有叛徒和胆小鬼，有暴君和奴隶。……有罪犯和恶人在其中过着荒淫无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宫廷，也有清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着劳苦、屈辱和贫困的重担咽完最后一口气的茅屋”。最后，皮佑高呼道：“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凭借它们的权威……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则，使用崭新的方法”。
这另一条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内部不许有上下、高低、大小、强弱、骄傲和温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分，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不容许有奴隶主和奴隶之分；不管人们给这些不公平的阶级划分，给所有这些可恨的等级什么样的名称”。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没有富人的宫廷，也就没有穷人的茅屋。每个人只要是为大众福利贡献自己的全部能力，他也就有权从社会上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皮佑也承认，每个人在智力上有高低的差别，在担任社会职务上也有繁简之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某人在满足肉体需要或精神需要上与众不同的借口或理由”。
皮佑认为公有制度是平等规律的唯一真正的体现。在这种制度下，“一切都归众人享用，谁也不许占有它，谁也不许滥用它”。每个人同样有权得到衣服和食物，你的餐桌也就是我的餐桌，而我的炉子也就成了你的炉子。所有的儿童都受到同等的社会教育，大地上所有的生产品都归全民所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真正达到了幸福的境界。
皮佑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初写成的。这时资本主义在法国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未充分展开。这些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必然要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发生消极的影响，即使对于像皮佑这样一个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不例外。
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首先表现在他论证公有制度是从唯心主义的“自然法”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大自然本身普遍赋予人类共同享受它的一切财富的权利，而公有制恰好符合自然界中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所以它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这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阐明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的。
其次，皮佑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人在各方面绝对平等的社会。这种平等观点同曾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粗鄙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巴贝夫主义者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它也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反动空想。难怪连皮佑的同时代人，另一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都认为绝对平等是与现实矛盾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最后，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在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不依赖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在是可以实现的，过去两千年中也是可以实现的”。它之所以迟迟没有实现，照皮佑看来并不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而是在于广大群众还没有懂得这条真理的缘故。因此，只要有人出来积极宣传这条真理，使它普遍地深入人心，那么共产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实现的。正因为受着这种思想的支配，皮佑便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上，这同西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上层人物的“明智”上，同样是出自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我们还应该指出，虽然皮佑在某些地方曾估计到实现共产主义会遇到反动阶级的疯狂的抗拒，因而也模糊地意识到有进行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思想在他的学说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
尽管在皮佑的学说中存在着以上所说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反特权阶级、反宗教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以及对鼓舞广大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在晚年还亲身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同许多革命志士一起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皮佑在社会主义先驱者的行列中有权占据一席光荣的地位。
郭一民
196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