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该协会的慈善家们深信目前爱尔兰的道德与政治形势不能带来福利，这种福利本来是可以谋取的；他们现愿联合起来，为爱尔兰的新生而努力。
一八一二年 ，都柏林 。依·伊顿印刷。
我建议成立一个协会，其当前目标为解放天主教徒和取消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法令；并在消除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基础上，争取消灭或减少在人类能力所及范围内可以肃清或限制的一切道德上或政治上的祸害。
人不能创造时机，但是他可以抓住那些已经出现的时机。对于慈善事业来说，最有意义的莫过于这样的时机，那就是激励人们产生仁慈热情的时机，这种热情把私人感情概括和扩大为公共的感情，使得个人的心弦不仅仅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朋友而颤动，并且为后世、为人民 而颤动，直到整个世界成为他们的祖国，一切生灵成为他们的家族为止。 [1]
关怀那些远离我们的人们，考虑与我们无关的人们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由此产生的感情所形成的局面下，对于人类的爱将生气勃勃，并产生显著的效果。公众担忧和希望的一些问题，例如对于公众义愤的同情，或者对于普遍改革的希望，都是慈善家们愿意怀着最热烈的感情来详加讨论的，因为这些题目常常会使个人离开自我远一些；一个人对公众的感情愈深，对他自己的正当利益的关心也会随之融合到对公众利益的关怀中去。一个人愈是同情民族或世界，愈是为民族、为全世界，那么他也就愈不把自己当作中心；尽管我们都太容易相信人类的一切关怀总是或者应该集中到自我的中心上去。
我本来不必在这儿作老生常谈：自私自利的动机使得人类的心灵产生偏见，变得野蛮，以至堕落腐化；我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要由此说到需要抓住与自私相反的精神占上风的那种时机，正是慈善精神迫切要求其信徒们担当起来的一个任务；这样的时机正适合于唤醒人类心灵中对同类的爱，从而引导人类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时机就像〕一种能在各种土壤上生长的植物，但是它往往在可爱的花朵盛放之前就被莠草害死。道德产生欣喜，就如因和果；我为朋友办点好事而感到欣喜，因为我爱我的朋友。我并不是为了要得到欣喜，才去爱朋友。
我认为目前爱尔兰公众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时机，正是慈善事业这一“宗教”的虔诚信徒们不能不抓住的。我感到，人们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已被激发；我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个人考虑已离开了个人的利益，而同公众的感情打成了一片。不管天主教徒解放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或只有很小的意义，不管它是增进四百万人民幸福的一种手段，还是仅仅为少数高贵人士争荣誉的一种改革，总之，一种慈善的、不为私利的感情已经流行，我唯愿这种感情永不消失。我希望在这一非常重要而又会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从速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为各民族和各时代所点燃的自由和道德的火炬增加柴薪，使这纯洁的火焰燃得更亮！
依我看来，如果爱尔兰天主教居民的要求在明天就得到满足，也只会在极低的程度上增进他们的自由和幸福。剥夺宗教权利的主要受害者是天主教徒中的高级人士，一旦这种宗教歧视被消除，得益的主要是这部分人。权力和财富不会促进，反而会损害道德和自由的事业。虽然如此，对于这种解放的临近，我还是感到高兴，因为我是反对剥夺人们持各种见解的权利的。我欣幸地看到恢复这种权利的日子近了，并不是因为它将带来什么益处，而是因为它象征着将会实现的人民福利，预示着善的到来。因此我同情爱尔兰居民的这一伟大事业；这一事业，虽然其实现不会丝毫改善穷汉的生活，不会从黑暗的地牢里解放出一个囚徒，不会根除一种罪恶，也不会缓解任何一种痛苦，但它是一幅图画的近景，从这幅画的朦胧远景中，我看到狮子和绵羊躺在一起，婴儿在同蟒蛇一起玩耍。因为它意味着那没有眼的魔怪“偏执”的灭亡，虽然这个怪物的宝座摇摇欲坠已有二百年之久矣。我听到那瘫痪了的丑老妪“迷信”的牙关颤响，我看到她落进墓穴！理性指示着宗教自由的庙堂敞开着的大门，慈善在人类共同的神坛边膜拜！在那儿，穷与富、贵与贱，已经是逝去了的时代的记忆中的名词；它们已成为一些悬挂在罪恶和不幸的丑恶池沼之上的灯盏，警告人们不要在危险的所在徘徊。有没有一个神统治着这无边的宇宙呢？你是否感谢他的恩惠——崇拜他的智慧——你是否把你崇拜的花环献到他的圣坛上去呢？不要诅咒你的兄弟，虽然他的花环上的花朵色彩与你的不同；最纯洁的宗教是慈善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可爱开始使人们的心灵皈依于它。树木的好坏须以其果实的好坏来判断。我认为天主教徒的权利得到承认和英爱联合法令的废除，是预示着结出果实的花朵，而理智和道德的增进，就像夏天的阳光，必然会使那果实成熟。
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在立法上的联合，我不能不加思考、略而不谈，我也不认为这一不合理现象在其实质上也和天主教徒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同样程度地可容忍或无关紧要。后者损害的人数少，而前者则损害着成千上万的人。后者只剥夺了富人的权力，前者却使农民陷于贫困，给城市增加乞丐，给乡村增加饥荒，造成万千的不幸者，同时在它的不良影响之下，贫困和罪恶相互促进。因此，我认为消除这第二种不合理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将要实现的好事的象征；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切实的利益。爱尔兰的贵族——正如我不赞成一切等级，除了道德和才能方面以外，我认为这种等级是无用的、粗率的、横暴的，目前再也不应该默认其存在为合法了——从其居民的血管里吮吸了血液，而这些血液却被消耗在英格兰。我不想否认这个使人不愉快的真相：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幸和罪恶。我想说的是爱尔兰的不幸和罪恶所占的比重不小。——英格兰使她变得贫穷；而一个富有的民族变成贫困时，将会使其人民变得无所不为，变得邪恶。
那么，我再向前展望吧，那就是这些不合理现象的纠正；或者不如说，我感觉到了公众的心理状态，这就是先导，就是实现有益的革新之前的关键时刻。我认为这种心理状态是实现革新的原因，我希望它也是促成更广泛的有益改革的原因。它带来的时机，是应该有力地、迅速地抓住的。全人类的呼声，他们的罪恶，他们的不幸，以及他们的无知，召唤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由于英爱联合而加剧的爱尔兰贫苦人民的不幸，并不是他们独有的。英格兰，整个文明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例外，有的降低到不应有的低贱地位，有的却被抬高到不合情理的高贵地位。联合法令的废除，将会使爱尔兰，至少就它的贫苦人民的福利而论，占有与她的姊妹民族相平等的地位。在爱尔兰这个地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慈善精神已经在四方洋溢；愿这种感情得到巩固，有完整的表现，而且永远保持下去！愿它永不消失！但是这种精神又很难保持，如果每个公民都安静地坐在他自己家里的炉边，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雨水没有淋到他 身上，因为他 有书籍，且有闲暇读书，因为他 有钱，而且有自由为他自己 积聚奢侈物品。慷慨的感情不会使人说出这类活。一个人的心如果时时念及成千上万没有自由、没有闲暇的人们，而它仍旧能满意地、平静地跳动，那这颗心大概是由于想念困苦的人们想念得太久了，已经长了老茧而麻木了。我为什么要说这种难听话呢？谁还会怀疑目前的政治和道德状态不对头呢？人们说，请你拿出妥善的改进方法来吧。最妥善的办法莫过于巩固和发扬慷慨和慈善的感情，莫过于永远保持对于全人类的爱，莫过于造成一系列的原因，从而促成道德与自由结出果实；又，我认为依靠个人单独行动，不管有多大力量，其作用绝不可能有一个团体那么大，因此我倡议，凡是在观点上与我上述见解相同的人，凡是感觉到了当前爱尔兰公众心情的人，凡是认为目前是一个适宜的时机，应使动荡的公众心情固定在慈善事业上的人，凡是爱全人类，并愿意积极地参与这种事业的人，凡是爱人类，而且也愿意消极地经受这一事业的敌人们的迫害的人，我倡议，凡是这样的人，一起来建立一个协会。其目的第一是，讨论采取哪些激励人心的措施；第二，当这类措施决定之后，以联合的或个人的努力去执行这些措施。这个协会应在爱尔兰社会贫苦阶级中间传播知识和道德，并支持各种开明的教育制度；应该讨论一些问题，有关消除道德和政治祸害的方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利用任何可以为人类谋福利的时机。
当我提到爱尔兰时，并不是意味着要把这个协会的影响限制在这个地方或任何其他地方，只是说目前情况下才是如此。再者，我要建议这个协会应该企图再建立更多的协会，使它们具有同样的精神；我之所以在谈到我所倡议的这种协会时没有用确定的字句，是因为我想，人们结社，办理条件所允许他们办理的一切好事，这种团体的性质就必须是不确定的、变化的，正如促使这种团体进行活动的人类罪恶和不幸的事例是不确定的、变化的一样。
由于政治制度及其弊害造成了大多数不合理现象，这些正是慈善家们要加以纠正的，因而现存政府很可能经常成为他们讨论的题目，而讨论的结果也许同那些靠人类信仰的因循而获取利益的人们企图向世界灌输的见解很难一致。很可能这种议论自由，会引起某些善意的人们的厌恶；这类人的信仰还是他们的老祖母教给他们的。现在，少数人在知识和权力上却是多数。少数人统治着多数人，虽然经多数人的许可，才把这种代表权力托付给少数人去行施。现在这种权力已成为世袭的了，而且掌权者也不必具有知识。
因此，可以肯定，任何对既有原则的探究，都会引起那些靠了维持这些原则而得到权力和荣誉（也只是他们所谓荣誉）的人们的厌恶和反对。
由于我所倡议的协会要探究那些看来不符合人类福利的原则（不管这些原则具有古老的色彩，并有先例的保护），这可能会引起那些当权者的憎恶。它会引起政府的仇恨，虽然联合起来的慈善家们绝不会越出他们观点的界线，而企图使用暴力或者即使粗鲁的方式，去推翻现有秩序。贵族也会反对它，不论是贵族中的在野反对派或者执政派都会反对它（慈善事业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因为其根本观点是要取消一切既有的等级和差别，虽则从其眼前的意图来看，我想贵族是不会感到可怕的。教士们也会反对它。正好与耶稣的教义和实践相反，正好与耶稣徒劳无功地竭力想教导人类的平等精神相反，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在所有因古老而被当作值得尊重的制度中，是最经不起自由和冷静理智的推敲的，因为它最无益于人类的幸福。然而，如果大臣们、贵族们或者主教们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而不是像他们中间某些人那样恶毒反对自由和博爱精神，那么他们将会欢迎和帮助那些原则的传播和巩固，而这些原则将从他们的肩上卸下这样一些负担：卑鄙的含糊言辞，更卑鄙的装腔作势，还有那把他们的脑子压得空空的假发。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重新恢复那被贬低、被侮慢的人的称号，那就不必再依靠神秘和欺骗手段，使他们得到更为崇高的称号，这种尊严虽没有猿猴的体重那么重，却能使他们恢复人的面貌，能像人一般地心安理得，说话像人话。
由于上述的理由，那些人将会错误地、满腹偏见地、狭隘地迫害那些对他们也怀着最好的心意、对任何人也无恶意的人，本来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是包括在普遍的幸福中的，而协会的本质就是促进这种普遍的幸福。
因此，我不讳言那些把政府的宠幸当作道德的阳光的人们，他们信赖眼前的政治信条制定者，他们把陈旧腐朽的东西视作神圣，心满意足地不去过问当前存在的种种祸害，他们把这些视为当然的、不需研究的事，就像他们生下来从不怀疑日光和空气一样，对于这些人来说，还是不要什么博爱精神为妙。我也不对他们讳言，对于我希望建立的这样一种协会，政府将会表示不满，政府既表示不满，则也就符合他们那种范围颇广的所谓“危险”的定义了。我也不向他们讳言，道德，以及任何在道德的感召下建立的团体，要求其忠实信徒们自觉自愿为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为了传播道德的原则而联合起来的一部分人也可能遇到某些引起个人危险的不利处境，因为年代久远的风俗习惯使相反行为的动机占有优势。但是，这一类考虑，对于慈善家们来说，简直像大海中的一滴水；这些情形的可能存在，不妨看作是一种考验，可以从中发现哪些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哪些是自称爱国者而其实是怀着不光彩的、自私自利目的的人。因此，我对那些和我抱同样思想的人提议成立一个慈善家协会，不管它会遭到什么危险。我绝不在神秘的黑暗幕布下进行这种事。我倡议建立的不是一个秘密协会。让它如同光天化日一般公开。让它同日光一样清澈明亮，同日光一样光被四表。
我反对一切不诚实和隐瞒的做法。后者〔隐瞒〕意味着前者〔不诚实〕，正如前者需要后者一样。只有那种十分放任的道德体系才允许其信从者为了达到任何目的可以采用坏的手段。凡是恶可以使用的武器，是不适合于道德的手去使用的。隐瞒意味着欺骗，这是坏的手段，因而绝不能为慈善事业服务。
因此，我建议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最公开的方式建立这种协会，并开展活动。只有邪恶才躲在洞穴和角落里，它的无耻经不住审察，它的怯懦
“让‘我不敢’紧跟着‘我愿意’，
就像谚语里所说的可怜的猫儿一样。” [2]
但是道德的双眸，就如鹰目一般，发射出永恒真理的明亮光芒，聚集于它的纯洁的不竭源泉，照亮整个宇宙，使整个宇宙生气勃勃。
我至今还没有研究我所倡议的协会是否符合英国宪法。在这儿，简单考虑一下什么是宪法的问题，是适宜的。
政府不能有什么权利，它是一个代表团体；其目的是保护另外一些人的权利。人成为政府治下的子民，是为了能够得到比在无组织社会更好的而不是更坏的环境。政府的力量就在于被统治者的幸福。一切为其他人的幸福而存在的政府，其合法性仅仅在于它的存在是得到人们同意的，其有效性仅仅在于它的活动是为他们谋福利。宪法之对于政府，就像政府之对于法律。从这个观点来看，宪法的定义就不仅仅是为了某一民族或某一阶级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东西，而是由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东西。英格兰和爱尔兰民族并没有什么宪法，因为构成这些民族的人们从未为了共同的利益制定一个体系。如果说在一个很长时间里，由极少数人决定的体系，如果说“大宪章”、“权利法案”与其他种种惯例（至于它们的影响如何，似应看人类知识状态的改进；而不是看朝臣们说存在或相信存在的任何体系——这种体系的作用源泉被他们说成是某种奥秘的、不可探究的、可怕的、像自然法则一样的东西）构成一部宪法，那么英格兰确实有一部宪法。但是如果（我已尽量说明它们不能构成宪法）一部宪法不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国王或官员们的讲话，朝臣们的著述，以及充满冠冕堂皇语句的议会刊物，实际上都是政治谎言，它们都仅仅是民族自由的尸体，以及掩饰恶事的无效记录，它们怎么也不能证明恶事是“子虚乌有”的。因此，说实话，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之上，并没有什么立宪政府存在；所以要违反宪法的原则，是不可能的事；也不可能公正地控告谁企图破坏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被控告放火烧一座房屋，但这座房屋却本来没有存在过；由于这东西根本没有存在过，有头脑的陪审团绝不可能定他犯了纵火罪。因此，英国宪法绝不可能受到道德和自由原则的侵害。事实上，英国政府从其建立之初到现在，其变化的方式证明它目前的形式是不断适应已有原则的结果。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了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持续的斗争；同时也表现了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威廉把土著的产业分配给了寡头集团，这种寡头统治从来没有间断过加紧压迫、鼓励愚妄和专制的努力。我常常听人说，这个政府像一棵极古老的树，要是砍伐了它，就如同砍掉世上仅有的一棵橡树一样不好。但是对于类似这样的题目，最好还是说出明白的真相，不必使用譬喻之类的装饰，把事情弄糊涂。我把这一类说法称之为政治谎言，如同《不列颠，统治吧！》和《主佑我王》的歌一样，无非是廷臣们的掠夺信条的摘要，改写以适合庸众的口味和理解力；这两首歌，前者用来让酒铺里的政治家们看不清恶魔般的战争的罪恶；后者用来鼓动各式各样俱乐部里的人们产生某种感情，有人把这种感情叫作“忠心”，也有人把它叫作奴性。慈善家协会根本不怕英国宪法，但是它可能面临来自政府的危险。可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反对政府的制度、机构及其附属物的一个根据，那么我是倾向于把我的义务要求我维护的这一事业的很大部分根据，建立在如下的事实之上：尽管政府强制干涉，但是我们对政府活动的抗议却无可否认地、纯粹地是理性的抗议，而绝没有别的因素。一个善的事业可以表现出它是善的；但暴力手段却立刻会使原来可能是善的事业变成恶的。“欺诈能够使用的武器对于真理的手来说，是不适用的”——真理可以说理，欺诈则不能。
某种政治的或宗教的制度可以把深究它的原则的人们烧死和监禁；但这种手段却正好确实地证明这种制度的虚伪性和软弱性。这是必须成立一个慈善家协会的另一个理由；同时我要求任何一个公道的、有理性的反对者来诘难这个理由的根据；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既自称为慈善家，而又感到个人遭到危险和丧失名誉是可怕的事，除非这种危险或丧失名誉会影响到他所起的作用。
人有一颗产生感情的心、一个能思维的脑、一条能说话的舌。人的道德法则，如同他肉体的自然法则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如同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类社会昙花一现的制度是不能夺走这些权利的，也不可能解除或加重人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基础就是人类天性造成的不可消灭的相互关系。
尽管英国议会可以通过一千道法令，判处一切决心说出自己思想的人们以一千种刑罚，但它不可能把法令通过以前本质上无罪的变为有罪。
人都有权利产生感情、思考和说话；任何法令都不能破坏这个权利。他会产生感情，他必须思考，他也应当以最诚恳、最坦率的方式说出他的思想和感情。一个人在还没有义务之前，就必须有权利去做一件事；在义务命令他去做一件事之前，必须让他先有这个权利。每一个人心胸中朴素的良知会告诉他应该做哪些事，如果法律企图把这种行动定为犯罪，那么这条法律就是坏的法律。
英国政府可以允许一个疯子召集不管多少人数的集会，让他向他们宣讲最荒诞、最不道德的信仰；但是如果有少数几个人集会考虑一下政府本身的原则，政府却会对他们恨之入骨，对他们防范唯恐不严。
宗教家们使穷苦人死也死得痛苦；他们描述地狱的景象，但只有与这些宗教家们一样黑暗、一样狭小的心灵才能创造出这种地狱画面，其实这个地狱只存在于他们这些人的心中；这些宗教家就如此散布着他们的毫不慈悲的教义：凡异教徒都要万劫不复，他们又把天堂说得与地上一样，那儿也是由少数人操纵的，这少数人所以受宠，是因为他们奴性十足，他们的好境是他们谄媚奉承的报酬。这些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公众的探索，只要对政府原则的公正性有丝毫的怀疑，那就不容许了。有一次朱庇特大神与一个乡下佬一起走路，亲切地谈论世上的事，那乡下佬默默地听朱庇特谈了一会儿，终于流露了一点怀疑，这时朱必特就突然用他的大雷来威胁乡下佬了。“啊，啊，”乡下佬就说道，“现在，朱庇特呀，我知道你是错了；每当你需要依靠你的大雷时，你总是因为自己错了。”道德的精髓就是不顾利害。不顾利害这种品质使道德在本质上不同于无邪或罪恶。人们会说，这仅仅是一种见解罢了。这是一种见解：但是这种见解的真理，我相信，慈善家们的心灵是不会倾向于否认的。有些人相信他们老祖母告诉他们的关于人类原罪的信条，或者相信一种堕落哲学的信徒们关于人人都必然自私自利的学说；这样的人们就不能成为慈善家。既然一个行为，或一个动机之是否合乎道德，就看其是否有利害考虑，或者是否具有把自爱扩大化的某些性质（我采取这种表述法是为了适合某些人的口味），那么，对于任何行为的赏罚，甚至神对它的赏罚，都不可能使这个行为本身成为善的或恶的。
人的行动如果反对英国的法官或英国的立法者，这不算犯罪；但是如果背叛良知的箴诫，那就是犯罪，良知是内心的审判者，它感觉到每一个动机的产生，它的宝座是人类的感性，它统治着人类行为的王国。良知才是一个政府，在它的面前，所有一切其他政府都微不足道；它凌驾一切，只要在它能起作用的场合，它超越其他一切政府，正如大自然凌驾艺术、上帝凌驾人类一样。
在上文中，研究了慈善活动可能会使我所倡议的协会遇到某些反对的意见，因为我宁愿坦率提出而不隐瞒我的原则：从中可以看见，我的这些原则来源于引起美国和法国革命的那些政治和道德科学上的发现。我要坦率地承认，不，我要自豪地肯定，我的原则确实如此。潘恩与拉斐德的大名将永垂不朽，一个流亡出国的耶稣会教士以诗行表达的贵族主义思想的寿命岂能同他们相比， [3] 正如一个顽固政策的奉行者早就死了，而人们唾弃其颂扬者们的阿谀之词的那种厌恶心情却永远难消。
也许会有人这样说，像这样一类原则，从外表上看来带有很浓厚的和平、自由和道德的色彩，但其根本倾向是引起革命，这种革命，就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将会在流血、罪恶与奴役中收场。因此，我不得不谈谈我对法国革命的想法，法国革命是如此突然地、如此可悲地熄灭了它本身所燃起的极其热烈的希望。我不否认法国革命是由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在学术上的努力所引起的。当我们看到在某些场合，两个互相联系着的事件，我们就把一个叫作因，另一个叫作果。除了从必然联系中产生的因果观念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因果观念，因此，仍然值得怀疑的是，像达朗贝、布朗热、孔多塞和其他一些卓越人物，是不是法国古老王国被推翻的原因。所能确定的是，他们对于知识的扩大和传播，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而这种知识是与奴役不能相容的。多少个世纪不间断的专制暴政压得法兰西民族抬不起头来。多少代的寡头统治，一代比一代更血腥、更放肆，掠夺了、侮辱了法兰西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士兵在美洲大陆上学会了为自由而斗争；就在这个时机，科学的一线光芒冲破了遮蔽着欧洲道德天空的顽固偏见的乌云。当时法国人是处于人类沉沦的最底层，当他们听起来很陌生的真理：他们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人这一真理，一旦被传播到四方时，他们首先起来愤怒冲击地上的垄断者，因为他们是最明显地被剥夺、被诈骗掉了一切自然权利的人们。
由于狡诈的政治制度已把法国人驱逐到离开真正符合人类尊严的条件最远的境地，他们必然是最不能适应从成熟的文明中产生的平等法律的幸福环境，这平等法律在实施之前必须使人们养成最符合道德的习惯。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屠杀，以及此后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证明了法国人对于博爱主义与自由的学说理解得极为肤浅。而且只是在那个时期以后，这些学说的原则才能得到清楚的阐释，并且无可反驳地树立起来。
伏尔泰是帝王们的阿谀者，尽管他内心是鄙视帝王的——就这一层而论，造成他的祖国目前受奴役的境地，他是被当作工具利用了。卢梭的著作则容忍了那样一些感情，那些感情只会削弱和束缚人的心灵——他在这一方面，为那痛苦和不光彩的奴役绳索，准备好了许多引颈就缚的同胞，这种束缚现在仍套在他祖国身上。爱尔维修和孔多塞树立了原则；但是如果说他们引申出了结论，那么他们的结论是不系统的，而且缺乏方法上的清晰和力量。在大革命中，人们对他们二人的思想也很少理解。但是我们的时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时代。哲学家还没有阐发出人类心灵的伟大原则，从这些原则得出的结论，是无利可图的，也是不可能被利用的。我们正处在不断进步的时代。一个真理，一旦被揭示，就永不可磨灭，而只会阻止违反真理的谬误的复活。促进真理，反对同它对立的东西——这就是应该提倡的慈善活动的主要手段。葛德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著书立说，但他的著作，就它的目的来看，丝毫没有产生影响。唉！可惜他的著作没有产生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中，有些参加者的名姓是自由的历史上永不会磨灭的。他们的天才使他们一眼就看破了教会和国家的阴谋诡计悬挂在它们的机构的横暴和邪恶上面的阴暗或耀眼的幕布。他们看清了世态。他们也是人吗？是的！他们深感到他们是人！他们为了这个真理的利益而不顾自己的生命与幸福！要是这样的人物更多一些，今天的法兰西就不会成为警告我们要避免革命的危险和恐怖的一座灯塔，而将成为一种迅速趋于完善的社会形态，并提供一个逐步地、和平改造世界的先例。我认为慈善家协会的作用之一就是促成这一类人物的诞生，其办法是广泛灌溉那些优秀的萌芽，这些萌芽的最良好的土壤就是人类心灵的肥沃田园。
许多善意的人也许会以为我所倡议的作为慈善家们的努力的最终目标的善，只是一种幻觉，是同人类天性不相符合的；他们会告诉我，不要让人幸福，否则世界上的人就会多得住不下了；他们也会告诉我，应该允许有的人安静自在地享受他们的富裕生活，他们可以坐到专为他们安排的现成的食桌边去，尽管千百万不幸的人们拥挤在他们的周围，仅求一点面包屑。 [4] 至于那些痛苦的饥荒灾民，连这一点面包屑也不让得到。
我不能不想到这种祸事，也不能不尽我之力，设想最妥善的办法，在目前求得这种灾祸的缓解，并在将来根除这种祸害。战争、罪恶与穷困是无可否认的坏事，它们包含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暂时的和长久的祸害。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祸害是无法治疗的，因为如果这些祸害一旦根除了，地球上的人口就会太多了吗？富人应仍旧饱餐，野心家仍让他们搞阴谋诡计，而这些骗子们铸造出来的傻子们仍去屠杀他们的弟兄还自以为光荣；为了世上的那些世袭的垄断者们所犯的罪行和错误，贫苦人民却要付出他们的血、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纯洁？没有心肝的富人们将会多么热烈地把你这位理论家搂到他们的怀里，因为你好听的学说就像鸦片一样，他们吃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呼呼入睡了！
但是，哲学家和慈善家们探究着宇宙，感觉到了现存的祸害，而这些祸害是可以消除的；他们又听说有其他的祸害，那将在六十个世纪之后，再来扰乱现在的祸害被消除之后产生的幸福境界，那么请问这些哲学家和慈善家们，你们是否就甘愿现有的祸害延续下去，因为如果这些被根除了，在六千年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因为需要这么多时间来使地球上的人口过剩），另一种灾祸又会出现？
偏见岂能把人心降低到如此可鄙的极端轻信的地步！我们在冬天看到树木失去了浓阴，只留下枯枝；我们也看到可爱的花朵儿会凋谢，虽然它们的根仍保留在泥土中。假定有这样一个人，他在春天的原野上行走，他看到花草遍野，萌芽长成了浓荫，但是他却要从这美丽的景色中挑毛病，他喃喃地说出了他那种可鄙的不满：因为冬天必然又会来到，那时这美丽的风光又将被夺走一个时期。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能作何想法呢？然而真有这样的人！他就是马尔萨斯先生。我们岂没有看到自然的规律永远通过分解和繁殖来起作用，分解和繁殖交替地成为因果。我们可以从物质方面作出道德方面的类比，这种类比较其他方面的类比尤其显著。
是否还有人怀疑对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坏事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呢？是否有人会以这种不可能为根据来反对我所倡议的协会，这种协会，我坦率承认，它是我希望用来促成这种改革的工具之一？让他们看一看我采用的方法吧。且把我的目标移开，而代之以他们的目标；他们怎样达到他们的目标呢？宣传道德与知识，促进人类幸福。让那手儿瘫痪，让那舌根麻痹，如果这手和舌头有任何一点表示，违反了这样的志愿：我永不使用坏的手段，不论为了什么目的。那么，慈善家们啊，不管机遇、理性或教育可能会使你们抱何种信仰、何种原则，你们应该知道，真正有道德的人们的努力必然聚集在一点上，虽然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是什么；他们都为了同一的目的而努力，关于这个目的性质的争论只会削弱大家的力量，而为了道德的利益，这种力量却应该增强。
传播真实的和符合道德的原则（没有人会不同意首先应传播道德的原则）将会产生可能产生的最好结果。
我邀请那些愿意与我使用同样手段的人，不管他们的最终期望是怎样，来参加慈善家协会；不论他们的计划可能与我的有怎样大的差异，我将欢迎他们的合作；因为如果我的希望的终极原理是建立在统一的真理之上的话，我的事业将会有许多同伴；如果它是谬误的，我高兴的是，为了促进真理，手段也不至于被忽视。
过去二十年中，爱尔兰忍受了许多祸害，如果考虑到这种重负从未减轻，我可以说爱尔兰耐心地忍受了许多祸害；英国摄政王的不可预测的行动，只带来了悲观的前途，祸害可能延续下去；凡此种种都要求每一个爱尔兰人，只要心脏还在跳、血液还在流，就应该个别地研究，联合地决定为了同胞们的自由应采取哪些措施。我根据我的原则所能提出的意见是，这些措施应该和平而坚决，倡议者们应该勇敢而镇静，谦虚而又不屈，全心全意为事业奋斗。
我之所以想把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协会叫作慈善家协会，原因是善良的人们永不能让任何一个标明他们致力于某一特殊事业的名称来限制他们的才能。
当我在开始写作本文时，我曾设想对于摄政王的限制消除之后，可能会任命一个不像目前那样仇恨自由利益的内阁。我受骗了，在这个问题上自由的希望落空了，这就为必须建立一个协会增加了另一个理由。
现在我结束此文，我草此文主要是为了阐明我的原则，并倡议成立一个协会，其目的在于解放天主教徒，废除联合法令，并实现在此两项目标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人类能够加以改革的一切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坏事。
凡是赞许这种协会的人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如愿意同倡议者进行个人的联系，那么倡议者将感到无任欣喜；这样，计划将会成熟，倡议者提出的思想如有错误也能加以指正；并为此目的，召集一次会议，目前时刻的性质要求有此种坚决果断的行动。
下萨克维尔街七号
* * *
[1] 雪莱所谓“生灵”当然主要指人类，但甚至也可能包括动物。——译者
[2] 见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一幕第七场。
[3] 见《雅各宾主义回忆录》，巴鲁埃方丈著（Mémoires de Jacobinisme，par l'Abb'é Baruel）。
[4] 见马尔萨斯《人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