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按照对本身利益的明智见解行事的假设，是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习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又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假设：第一，人总是按照对达到一个预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推理行事的；第二，一切推理都是同一类型，由同一“论证”过程产生的。
在前两章中，我论述了第一个假设，并力图说明，一个政治家必须懂得，人并不总是按照对目的和手段的推理行事的。我申辩说，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感情和兴趣可能针对那些与我们借助有意观察分析而发现的周围世界的实际情况大不相同的政治实体。
在这一章中，我要研究第二个假设，并且弄清楚，人的确是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的结果作出判断的，但是说他们总是用理性推理来作出判断，这种说法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
要弄清楚这一点，首先碰到的困难是，要对推理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很难的。谁要是注意他自己内心的活动，就会发现，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明显区别，心理学小册子上讲得似乎明明白白，但真要去追究，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的头脑就像一把竖琴，所有的琴弦都一齐振动；因此，感情、冲动、推理以及称为理性推理的那种特殊的推理，往往都是单独一种心理体验的许多同时发生的、互相混合的方面。
这种情况在行动和兴奋的时刻尤然；但是当我们沉思默想时，常常觉得难以断定，我们的一连串意识状态是称之为感情还是推理最为适宜。当我们的思想明显地属于推理型时，常常很难说它的各个步骤到底是不是由一个如此明确的探明真相的目的控制以致可称之为推理。
甚至当我们抱着一个明确目的苦苦思索时，也并不总是作出推断或形成信念。如果我们忘记一个名字，我们就念字母表，每个字母都停顿一下，看看需要的名字会不会想起来。当我们听到坏消息时，我们拼命让一连串心理联想自动出现，借以认识这个坏消息，并等着发现这个消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一个诗人以高度的创造力思考他头脑里出现的许多形象并加以安排，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一个艺术和戏剧的目的。例如，在《暴风雨》普洛斯彼罗的精彩说白里有一连串形象——入云的楼阁、瑰丽的宫殿、庄严的庙堂、伟大的地球自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推理，而是幻想，这种幻想被创造力加强，服从诗人的意图。
确实，我们在任何一天里所作的实际推理，比起某些较高形式的非推理联想，绝大多数都属于一种水平低得多的思维。我们的许多推理，就像它们所伴随和改变的准本能冲动，是在我们根本不作有意识努力的时候发生的。人看见一块石头掉下来身子就向后跳，在这种纯粹本能的动作中，跳的冲动以及石子掉下来有危险的推理只不过是同一个无意识过程的两个名称。既可以说是本能冲动，也可以说是本能推理；例如，我们凭借一个本能的心理过程，根据眼肌肉的聚焦活动以及两个视网膜上的实像之间的差异对物体的距离和体积作出推理。我们并未意识到据以作出这些推理的方法，即使我们明知道立体照相机里的双重照片是平的，或者知道魔术师把两面聚光镜放在桌子底下，我们也只能说照片“好像”是立体的，或者说我们“似乎”直接看到了桌子底下。
整个推理过程，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确实都立足于这样一个主要事实：一种心理状态可能引起另一种心理状态，要么因为两种状态在个人历史上曾经联系在一起，要么因为两种状态之间的联系在种族历史上证明是有用的。一个人牵了他的狗在街上溜达，他们向右拐弯或者向左拐弯，慢吞吞穿马路或者急匆匆穿马路，辨别自行车的铃声和马夫的吆喝声并相应采取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同一个推理过程来指引同一些冲动。他们的推理基本上是不费什么力气的，虽然有时候人和狗也会停下步来，以无言的思考解决一个问题。只有逢到必须作出影响生命中比较遥远的目标的决定时，人才进入一个截然是理性思维的领域，狗无法跟他进入这个领域，人在该领域里使用语言，对自己的逻辑方法多少有点自觉。
但是，把自动联想作为思想工具来推理的弱点是：两个联想中随便哪一个联想都会引出另一个联想而不问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果引出因就像因引出果一样容易。一个处于催眠状态的病人的推断最快也最丰富，但是他向后搜寻踪迹就像向前一样容易。把一支匕首放在他手里，他会以为自己已经杀了人。看见一只空盒子会以为已经吃过饭。如果听其自然，他可能会把日常事务做得井井有条。但是任何了解他情况的人都能使他胡作非为。
同样地，当我们做梦时，我们通过联想作出荒唐的推论。轻微的消化不良引起的不舒服感觉会产生一种念头，似乎我们要对一大批听众讲话却忘了带讲稿，或者似乎是穿了睡衣在布赖顿广场散步。即使当人们醒着的时候，他们头脑中那些暂时没有被他们充分注意的部分也容易作出同样不合理的推论。一位成功地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看他的右手在做的事情的魔术师可以使观众从他左手的动作得出非理性的结论。处于强烈宗教感情状态的人，由于血液循环增强，往往觉得耳朵里嗡嗡发响。一个风琴手打开三十二个脚踏笛能够制造同样的感觉，能够借以使会众产生一种朦胧而半有意识的念头，似乎是在深刻体会宗教感情。
所有这一切的政治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推理的结果。习惯在政治中显示的力量主要是形成各种思路。在我们的其他各种活动中，习惯主要是一个肌肉适应问题，但是政治的肉体动作绝少发生，难以确立一样类似习惯的东西。有时可以看见一个其政治见解已被三十年心理习惯磨炼得十分圆滑的体面的选民在投票，他在选票上画记号和把选票折起来时笨手笨脚的样子，活像一个第一次拿到练习簿的小学生。
有些人甚至最看重他们的那些其起源同有意识推理毫无关系的见解。巴里先生的鲍伊·哈格特 [31] 说：“我认为彭斯 [32] 的作品有一种不道德的倾向。这些作品我自己没有读过，但我的看法就是如此。”他说这话是把读彭斯的作品可能产生的理性结论同他头脑里已有的关于彭斯作品的想法进行比较，这种想法由于他不知道是怎样产生的，因而对他更加神圣，更加完全是他本人的。
这样下意识地形成的意见是我们日常生活事务中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导。物质世界并不经常故意欺骗我们，我们的最终信念乃是无数个独立的、瞬间的推理的结果，其中正确的推理比谬误的推理多，也比谬误的推理更有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即便在我们的私人事务中，我们的记忆也容易消失，我们常常能够记住两个念头之间的联想，而忘掉产生那种联想的原因。我们头脑里有个模糊的印象，似乎辛普森是个酒鬼，却回想不起是否有理由可以相信，或者是否有人对我们说过辛普森有个亲戚发明了一种解醉酒的妙药。如果联想是靠一句生动的话记住的，如果从未有意识地注意过它的来源，那么，我们可能感到自己有一个极其鲜明的信念，如果有人对这个信念进行盘问，我们却什么也答不上来。例如，我们听见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一个主教叫“滑头山姆”，这样听了五六次以后，我们就对他的性格深信不疑，无需进一步的证据。
在一般情况下，这个事实并没有多大害处，因为一个名字除非被许多人真正当作恰到好处，就不大可能“受欢迎”，而除非“受欢迎”，我们就不会听到一次或二次以上。但是，在政治中，就像在魔术行业中，往往值得花不少精力去制造这样一个效果，而不必等这个念头单靠偶然的重复印入人们的头脑。我已经说过，各政党力图通过有组织的心理联想来相互取绰号。例如，假使“饭桶”这个字眼有一天早晨出现在《每日邮报》的要闻照贴上，作为郡议会竞选期间进步党的绰号，一个乘公共马车从普特奈去英格兰银行的人有意无意地至少看见一百次，到旅程结束就会形成一个相当牢固的心理联想。如果他动一下脑筋，就会明白，这个字眼不过是单独一个人决定使用的，但是他并不去动脑筋，这个字眼对他的效果就好比一百个人各自独立使用一样。报纸的要闻照贴由于节省篇幅，本来是简短的，现在却发展到有把我们的街道（如同一本美国杂志的广告页）变成无意识地产生永久性联想的心理实验室之虞。“又一次德国的侮辱”、“基尔·哈第 [33] 的罪恶”、“贝尔福 [34] 自食其言”，都打算作为现成的见解记在人们心里，而且已经记在心里了。
所有这一切都适用同一个产生冲动的规律。近似感觉、近似较古老的进化史上的东西，既会产生一种更有力的冲动，又会产生一个更现成的推论。当一个新的候选人初次露面向他的选民就像一个老朋友那样微笑时，他不仅像我在上一章说过的那样触动了一种古老而直接的人类感情的本能，而且还产生一个朦胧的意念，似乎他是一个老朋友；他的代理人只要没有说过任何足以引起批评和理性注意的事情，甚至可以暗示这一点。到集会结束时，人们竟会要求为“亲爱的老琼斯”三呼万岁。 [35]
几年前，G．K．切斯特顿先生从一篇关于美国选举的杂志文章里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对于美国工人听众来说，一个小小的合理的常识往往比长篇大论作用更大。在上次总统竞选中，一个演说者在提出他的论点时，把钉子钉进一块木板，结果为他的一方赢得了好几百张选票。” [36] “合理的常识”并不是切斯特顿先生认为的那样把钉钉子作为一种逻辑论据提出来，而在于演说者懂得如何给非逻辑推理增添力量以及愿意使用那种知识。
一个生动的联想一旦形成，就陷入一大堆心理经历之中，嗣后可能经受发展和变化，与有意识的推理没有什么关系。曾有人告诉我说，当提议在英国发起一场反对将中国合同工输入南非的运动时，一位重要人物说：“没有人会投票赞成。”但是运动还是开始了，并且基于这样一个理性的论点：法令规定的条件等于把一种相当残酷的奴隶制强加于绝顶聪明的亚洲人。不过，谁要是留心1905至1906年冬的政治，就必然注意到，广告牌上画的中国佬使许多选民顿时激起了一种对黄种人的憎恨。这种憎恨转移到了保守党身上，到1906年大选结束时，工人听众前的幻灯片上突然映出一个中国佬的画像立刻就会引起一阵痛骂巴尔福先生的哄闹。
不过，在大选后，保守党记忆中的广告牌上中国人的脸就逐渐和曾经利用这些脸的自由党人等同起来。大选时我曾在一个选区做过工作，我方曾在那里贴过不少这种招贴画，结果我方竞选失败了。一年后，我在同一选区做伦敦郡议会的候选人。在投票结束前一小时，我以投票日疲劳的不自然的清晰度，在选区委员会办公室的窗前看到一张大的白脸，同时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吼道：“你那该死的辫子在哪里？上次我们把它剪掉了，现在我们要把它绕在你的脖子上，把你勒死！”
1907年2月郡议会选举期间，伦敦广告牌上出现了无数张招贴画，目的在制造一种信念，即郡议会的进步党议员是靠诈骗纳税人过活的。如果如实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就是诉诸批判性理智，可能会引起争端，甚或打官司。但是这张招贴是诉诸下意识的推理过程。招贴上画着一个显然代表进步党的人，用一个粗短的手指指着说（意思相当含糊，以免犯诽谤罪）：“我们要的是你们的钱。”这张画妙在充分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是按照对于一个被控犯诈骗罪的人的外貌的一连串迅速而无意识的推理来判断控告的真伪的。如果从画中人所戴帽子的形状、他的表链和戒指的式样、不整齐的牙齿以及红鼻子来看，分明是个职业性的骗子。我猜想这是出于一个美国画家的手笔，他的脸和衣服有点像美国式，这在下意识联想领域里进一步向多数目睹者暗示了坦慕尼协会。这张招贴画是极其成功的，但是，现在选举已经结束，它就像中国人的画像一样，似乎将继续发挥一种非理性的移情作用。人们注意到，一张进步党主办的晚报每当要暗示稳健派受不适当的金钱动机的影响，就把这张画缩小了登在报上。我本人感到它使我联想起那个劝铁路公司和其他人为他出钱的精力充沛的政客，政客本人的仪表可能使人想起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
论述“群众心理学”的作家们曾指出兴奋和数量在以非理性推理代替理性推理中的作用。不过，任何一个阻止一个人充分注意其心理过程的原因都可能产生极端程度的非理性推理。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有做委员会工作的真正才能，我时常留心观察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在小组委员会上控制同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下午快过去时最灵，因为那时委员们已经累了，一整天打起精神听一个发言人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堆不熟悉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已经有点昏昏然了。如果在那个当口，牵头的人稍稍加快他的讲话的节奏，稍稍强调大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就可以至少使他的几个同事半醒半睡，使他们欣然同意这样一个主张：使私立学校长存不废的最好办法是立即大量增加公立学校的数目。
时常有人争辩说，这种非理性推理只不过是我们政治思维的皮毛，而负责的政治决定，无论正确还是错误，永远是有意识推理的结果。例如，美国的传统唯理智论型政论作家往往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们在挑选总统候选人和制定政纲时，不是处于一种可以检查他们自己的心智过程的逻辑有效性的状态。因此，这些作者认为，总统的真正人选不是由群情激昂的代表大会决定，而是由直接来自于美国家庭的宁静殿堂的选民决定的。
加菲尔德总统在1880年对共和党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阐明了上述观点：
“我看见过大海怒涛滔天，浪花飞溅，它的宏伟壮观，使最愚钝的人也为之动心。但是我记得，一切高度和深度都不是根据巨浪，而是根据平静的海面测量的……共和国今后四年的命运不是决定于集合在这里的一万五千个才华横溢的男男女女……而是决定于共和国的四百万个家庭，在那里，有创见的选民们怀着家庭和祖国之爱所激发的思想，怀着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希望以及对那些在过去时日装点和赐福我们国家的人的知识，和妻子儿女团聚在一起。在那里，上帝将作出决定我们今晚工作的睿智的判决。” [37]
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这种天才的大智者其实往往不过是个疲惫的户主，每天看看他的党报的大字标题和个人简讯，半无意识地养成无谓猜疑或民族骄横的心理习惯。的确，在竞选期间，人们常常感到，伟大的思想在大规模的集会上能够以全部感情力量表达，因此一些深刻的政治思想毕竟还是在大规模集会上最有机会获得赏识。
一个选民在阅读报纸时不仅可能采纳政治见解，而且还可能吸收一系列政治论点（靠联想，并由于一再重复而成为习惯）；他不一定感到必须把它们同他心中已有的其他一系列论点作比较。一位律师或医师会根据一些笼统的原则为他自己行业中最极端的工会主义辩护，同时又完全赞同向作为铁路公司股东或纳税人的他发表的对工会主义的谴责。同一些听众往往既可以通过“父母权利”使之为宗派的教诲欢呼，又可以通过“信教自由”使之对这种教诲嗤之以鼻。我认识一位最有本领的政治观察家，他在谈到报纸组织的一次攻击时说：“据我所知，攻击和辩护使用的每一个论据都各有各的效用。它们绝少会合，哪怕是对准同一个人的。”因此，从纯粹策略观点来说，林德赫斯特勋爵的一段名言：“千万不要在群众大会上为你自己辩护，除非是对批评进行反击；听众浸沉在攻击带给他们的乐趣中，会忘掉以前的指责”，是意味深长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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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巴里（1860—1937）的小说《Auld licht idylls》中的主人公。——译者
[2]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译者
[3] 基尔·哈第（1856—1915）：英国工人运动右翼活动家。——译者
[4] 贝尔福（1848—1930）：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
[5] 一个训练有素的售货员的能耐多半取决于他对这类心理事实的经验知识。我认识的一个小女孩第一次独自一人到商店购物时带回了一只她自己也认为难看至极的照相架，她向我解释说：“售货员的表情好像这是我自己挑中的，我就出钱把它买下了。”但是她的解释乃是记忆和反思的结果。当时，在售货员巧妙的暗示下，她还以为真是她自己挑中的。
[6] 《异端者》，第122页。
[7] 《加菲尔德传》，康威尔著，第328页。
[8] 《格莱斯顿传》，莫利著，第1卷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