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讲中，我们阐明了在一种以自己的本原语言得到发展的民族与一种接受了外来语言的民族之间存在哪些主要的差别。我们当时说过，关于外国人，我们希望每个观察者能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决定，是否真的已经出现了那些按照我们的论断必定会在他们当中出现的现象。但关于德意志人，我们则曾经自告奋勇地证明，他们确实已经表现得像采用本原语言的民族依照我们的论断必定会表现的那样。今天，我们要继续履行我们的诺言，具体地说，我们首先要以德意志民族最近的一项伟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完美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即宗教改革，来证明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
起源于亚洲的基督教，由于它的腐败而更加变得具有亚洲气息，它只劝诫默默地听从和盲目地信仰，而这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甚至都是某种陌生的、外来的东西。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它，吸收它，他们的生存分成了互不适应的两半；然而即便如此，附加这个外来部分的工作还是通过他们那祖传的、抑郁的迷信被促成了。在已经移来的日耳曼人那里，这个宗教得到的是这样一些弟子，他们早先既未受过能阻止它传播的理智教育，也不具备能促进它发展的祖传迷信；因此，它是作为他们想变成的罗马人恰好也应该拥有的一部分教养传给他们的，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发生特别的影响。显然，关于古罗马文化和保存这种文化的语言，这些基督教的教养者除了让这些新信奉者知道这两者合乎他们的意图，就不会再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东西，这也正是作为口头语言的拉丁语衰落和消亡的原因。当古代文化真正的、非伪造的遗迹后来落入这些人手中，独立思考、独立理解的要求因而在他们当中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一方面，由于这种要求对于他们是新颖的和新鲜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诸神没有任何祖传下来的恐惧心理作为抗衡力量，所以，盲目的信仰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成为这种信仰对象的非凡东西之间的矛盾给予他们的打击，必定远比当初基督教传给罗马人时给予罗马人的打击严重得多。用迄今真诚信仰的东西去解释全部矛盾，会使人感到好笑；解开了这个谜团的人们都不禁发笑，取笑别人，而且同样解开了这个谜团的牧师也随之发出了笑声；他们做的本来是有把握的，因为只有极少数人通晓古代文化，即掌握破译符咒的手段。在这里，我指的主要是意大利这个当时在近代拉丁文化中独占鳌头的地方，其他近代拉丁部族在各个方面还远远落在它的后面。
他们取笑的是欺骗，因为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由欺骗激起的严肃认真。他们依靠这种对于一门稀有知识的独占，日益牢靠地变成了一个高贵的和有教养的阶层，并且他们乐于看到，他们对之毫无感情的广大群众继续蒙受欺骗，从而更顺从地为他们的目的效劳。于是，这样的状况——民众受欺骗，上等人利用这种欺骗，而且还嘲笑民众——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可能还会存在到末日来临，如果在现时代中只有近代拉丁人存在的话。
在这里，你们会看到一个清楚的证明，证明我早先关于近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关于近代拉丁人在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说过的东西。近代的清晰认识来自于那些古代人，这种认识首先处于近代拉丁文化的中心，已在那里被发展为一种并不把握生活，也不改变生活的知性认识。
但是，一俟这种光明注入一种以真正严肃认真的态度在直接关乎生活的层次上信仰宗教的心灵，并且这种心灵会易于将自己的更严肃认真的看法传授给民众，受到民众的拥戴，而民众也会发现一些关心他们的根本需要的首领，那么，迄今存在的那种状况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虽然基督教可能会沉沦下去，但它始终有一个包含真理的基本成分，这个成分肯定能激励现实的、独立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要怡享极乐，应当做些什么。假如这个问题落在一块已经死亡的土地上，在那里，或者，像极乐生活这样的东西是否真的可能，一般还没有解决，或者，即便已经接受了这种极乐生活，但甚至对自己享有极乐都还毫无坚定、果断的意志，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宗教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生活和意志发生影响，而只是作为一个微弱、苍白的阴影悬浮在记忆和想象之中。因此，一切关于现有宗教观念状况的进一步说明，自然也必定同样不会对生活发生影响。相反地，假如那个问题落到本来就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在那里，人们真的相信有极乐生活存在，又具有怡享极乐的坚定意志，而且迄今为止的宗教为达到极乐规定的手段是靠由衷的信仰和诚实的认真运用于这个目的的，那么，当阐明这种手段的性状的光明终于降落到这块恰好靠严肃认真都长期未能作出这样的阐明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必定会出现对于谋求灵魂得救的欺骗行为的一种令人厌恶的恐惧，出现不停地推动人们以另一种方式拯救灵魂的躁动，至于什么东西看来能陷入永久的腐败，那是不能用开玩笑的方式加以对待的。进一步说，首先拥有这种看法的个人，绝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拯救他自己的灵魂，而对所有其他不朽的灵魂的幸福则漠然置之，因为按照他所信奉的深刻的教义，他这么做，连他自己的灵魂也拯救不了，相反地，他必须同他为了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同样感受的恐惧搏斗，使世界上的一切人都认清这种可诅咒的骗局。
这时，许多外国人在他之前早已依靠巨大的知性清晰性获得的那种深刻认识，就以这种方式降临到了一位德意志伟人——路德的心中。就古典文化和高雅气质而言，就学识水准和其他优势而言，超过他的不仅有外国人，甚至也有很多本民族的人。然而，一种具有无限威力的冲动，一种对于永恒福祉的忧虑占据了他的心灵，成了他生命中的生命，使他不断地度量这个生命，并且赋予他以力量，也赋予他以一种后人称道的禀性。其他的人们在宗教改革期间可能抱有世俗的目的，但这些目的从不会取胜，也不会有一位受永恒事物鼓舞的领袖站在他们的前列。这位重要人物则总是看到一切不朽的灵魂的拯救正濒临危险，他总是毫不畏惧、十分认真地迎击地狱中的所有魔鬼，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完全不足为奇。这正是关于德意志人的认真和气质的一个证明。
前面已经说过，问题的实质在于，路德把这件纯粹人道的、每个人都需要亲自操心的重要事情诉诸一切人，首先是诉诸他的整个民族50 。那么，他的民众是怎样对待这个提议的呢？他们是依然安于他们那麻木不仁、死水一潭的生活，纠缠于各种世俗事务而不能自拔，继续镇定自若地走习惯的老路呢，还是这种并非天天都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单纯招致他们的嘲笑呢？否！就像永不熄灭的火焰在他们心中燃烧一样，他们为这种对于拯救灵魂的关心所打动，而这种关心也很快使他们完全心明眼亮，他们飞速地接受了业已呈现给他们的东西。这种热情是否只是想象力的一时提高，它在生活中难以坚持，经不住生活遭遇的严肃斗争和种种危险呢？否！他们抛弃一切，承受一切痛苦，奋战在没有把握的流血战争之中，唯有这样，他们才不致重又陷于可诅咒的罗马教廷的权力之下，而照亮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是福音之光，唯有它才能导向极乐境界。而且，基督教在其开始时向皈依它的人们陈述的所有奇迹，后来在他们当中也得到了更新。那时的一切言论都充满对于极乐生活的这种广为传播的关心。在此，你们可以看到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的证明。这种热情会很容易唤起任何一种热情和任何一种清晰性，他们的这种热情将为了生活而继续坚持下去，并改变生活。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宗教改革家也鼓舞过人民群众，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都未能在现有的体制基础上稳定持久地生存下来，因为现有体制下的民众领袖和君主们不愿站到他们这边。甚至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起初看来也命运不佳。聪明的选帝侯51 ——改革是在他的眼下开始的——从外国的意义上说要比从德国的意义上说显得更聪明。他好像没有特别理解真正争论的问题，也没有对于那场在他看来好像是发生在两个修士会之间的争论给予高度的重视，而至多只关心他那新建立的大学是否享有好的名声。但他有一些后继者，他们虽然远远不及他聪明，却被那种对自己的极乐生活同样认真的关心所感动，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民众之中，凭借这种与民众平等相处的做法，与民众打成一片，直至做到同生死，共兴亡。
你们可以由此看到关于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上述特点的证明，看到关于他们那种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体制的证明。一些重大的民族事务和世界事务，至今已由自愿出台的演说家们传播给民众，在民众中得到了透彻的理解。尽管他们的君主与先前那种君主一样，由于崇拜外国，由于渴望行为高雅和光辉夺目，在开始时可能脱离民族，抛弃或背离民族，但后来还是很容易又被拉到与民族保持一致的方面，同情自己的民众。关于始终都有前一种情况，我们将在以后用其他例证更清晰地加以证明，关于可能仍然会有后一种情况，我们只能怀着热切的渴望予以期待。
尽管人们必须承认，使那个时代不安的是对于拯救灵魂仍然懵懵懂懂，很不清楚，因为那个时代关心的，不是单纯改变上帝与人之间的外在中介者，而是根本不需要任何这样的中介者，所以要在自身找出上帝与人的联系的纽带，然而在当时，人们通过这种中介状态大体受到宗教的教育，也许还是必要的。路德的那种真挚的热情给予他本人的东西比他寻求的更多，因而使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学说体系。他大胆挣脱整个现存的信仰，这引起了他内心的恐惧，在他经受了克服这种恐惧的第一次斗争之后，他的全部言辞充满了对上帝之子获得自由的欢呼和喜悦，这些上帝之子肯定不是在自身之外，在坟墓的彼岸，去寻求极乐生活的，而是他们自己就迸发出对这种生活的直接感受52 。就此而言，路德成了一切未来时代的典范，并且是为我们大家而终其一生的。在这里，你们也可以看到德意志精神的一个基本特点。只要它去寻求，它找到的东西就比它寻求的更多，因为它融入了活生生的生命之流，这生命是不断地靠其本身流动的，并且不断地把它与自己拉到一起前进。
对于罗马教廷来说，这种用宗教改革对待它的方式完成的事情，如果依照它自己的观点加以看待和评判，无疑会做得不正确。它的那些言辞绝大部分都是从现存语言中盲目搬来的，它们有亚洲式的、演说家的夸张手法，它要把它们能发挥的作用都发挥出来，并且能估计到，将来收到的效果反正比应当扣除的东西更多，但这些效果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加以度量、权衡或推敲过。宗教改革则抱着德意志人的认真态度，根据这些言辞的全部分量看待它们；它主张大家都应当这样看待一切事物，它是做得正确的，要是它以为罗马教廷的那些言辞也这样看待过一切事物，并且指责它们的其他东西，而不指责它们原有的肤浅性和不彻底性，那它就做得不正确了。总之，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德意志人的严肃认真和外国人的任何冲突中都经常发生的现象，不管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外国还是在本国；因此，外国人完全不可能理解，我们关于像语词和习惯用语这样无关紧要的东西何以要作如此重要的推敲；当外国人从德国人口中再听到这些语词和习惯用语的时候，他们不愿承认他们事实上已经说过的、正在说的和将经常说的东西，而且当我们把他们的各种言辞按它们的字面意义，作为经过认真推敲的东西加以对待，把它们视为某个逻辑思维序列的组成部分，上溯到它们的基本原理，下推到它们的必然结果的时候，他们就表示不满，把这称为无事生非；在这时我们也许还远远不能把他们算作对于他们所说的东西和逻辑一致性有清晰意识的人。大家必须按每个事物的原意对待每个事物，而不是还要超越这个范围，进而怀疑进行推敲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在我们提出这种要求时，那种依然埋藏很深的崇拜外国的心理也就常常暴露出来了。
旧的宗教教义体系所抱的这种认真态度，迫使这体系本身变得比以往更加认真，着手对旧教义进行新的检验、新的解释和新的巩固，并着眼于未来，变得在教义和生活上更为小心谨慎。对你们来说，这个体系和随之而来的体系应该是一个关于德国何以经常能对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相反影响的佐证。由于这个缘故，一般来说，在连旧的教义也不应予以放弃以后，这种教义就至少取得了它可能取得的无害功效；特别是对于它的那些辩护者来说，它就成了要作一种比以往更透彻、更合乎逻辑的深思的机遇和挑战。这种在德国得到改进的教义也传播到了一些近代拉丁语国家，在那里产生了引起高度热情的同样结果，我们拟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暂时现象，这里不再予以叙述，尽管有一点始终值得注意，即新的教义在任何一个真正的近代拉丁语国家都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为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为了让这种教义同上层统治当局相容，并使它真能这样，就需要统治者有德意志人的透彻性，民众有德意志人的好心肠。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从有教养的阶层，而不是从民众方面来看，德国曾以自己的宗教改革对外国有过普遍的、持久的影响；凭借这种影响，德国又一次使这些国家成为它们自己进行新创造的先驱和倡导者。自由的和自动的思维或哲学，在以往若干世纪就已经在旧教义的统治下经常得到激励和付诸实践，但绝不是为了由自身产生出真理，而只是为了说明教会的教义正确和何以正确。甚至在德国信奉新教的人们那里，哲学也首先负有解释他们的教义的同样任务，并且在这些福音派的婢女那里，如同在经院派那里一样，哲学成了教会的哲学。在某些不是没有福音，便是没有抱着纯德意志人的忠诚和笃信理解福音的外国，自由的思维是由已经取得的辉煌胜利激励起来的，它在没有受到对于超感性东西的信仰的束缚时，轻而易举地、十分突出地弘扬起来了；不过，它仍然受到对于自然事物的信仰的感性束缚，不具有已经成长起来的知性的那种修养和道德，而且它还远远不能在理性中发现以自身为基础的真理的源泉，这种不成熟的知性的名言对于这种思维来说，无异于是教会之于经院派、福音之于早期新教神学家那样的东西。至于这些名言是不是真的，却没有引起什么怀疑，而只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它们面对各种驳斥它们的呼声何以能坚持这个真理。
这种思维在当时完全没有进入理性领域，而理性的反驳则会更为重要，所以，除了历史上存在的宗教，它没有发现任何别的反对者，而且它把这种宗教轻而易举地对付过去了，因为它用预先设定的健全知性的尺度衡量了这种宗教，并由此清楚说明了这种宗教恰恰与健全知性是矛盾的。因此，当这一切完全得到解决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在外国，哲学家这个名称竟变成了无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同义词，两者都够得上是同等光荣的称号。
试图完全超越对外在权威的一切信仰——这在外国所作的那些努力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初起是通过教会改革来自德意志人的，这时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却成了一种新的鼓励。虽然在我们当中一些次要的、没有独立性的人物重复外国的这些教义——看来他们宁要外国的这些教义，也不要他们同胞的那些同样容易掌握的教义，因为他们觉得前者更高雅——而且他们企图尽可能使自己相信这些教义，但在独立自主的德意志精神表现出来的地方，感性东西就已经不充分了，反而产生了在理性本身发现超感性东西——这种超感性东西当然不相信外在权威——的课题，从而也产生了首次创造真正哲学的课题，因为人们像应当做的那样，把自由思维当做了独立真理的源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莱布尼茨曾致力于与那种外国哲学的斗争53 ；结果，现代德国哲学的真正奠基人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54 ，但没有否认这是由外国的一种言论引起的55 ，而对这种言论的采纳在当时比原本想象的还要深入。从这时起，这个课题在我们当中就完全得到了解决，哲学也得到了完善，在真正理解这个事实的世纪到来之前，现在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满意。如果把这作为前提，那么，一项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的创造或许又是通过近代拉丁语国家传下来的古代文化的激励，在德意志祖国完成的。
在我们这些同时代人的眼前，一些外国人轻松、热情和勇敢地着手进行过现代世界的另一项理性和哲学课题，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但不久以后，他们放弃了这项课题，以致他们为他们现有的条件所迫，把关于这项课题的单纯想法都作为罪行予以谴责，而且还一定要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把他们过去做出的那些努力从他们的历史年鉴中一笔勾销。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已经昭然若揭：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56 。一个民族只有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
自从我们实行宗教改革以来，连这个教育课题也已经受到外国人的饶有趣味的推动，不过每每是按他们的哲学的含义受到推动的，而且这种推动在我们当中首先找到了效颦者和吹嘘者。至于德意志人在我们今天最终又把这项事业引向何方，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作更详细的报道。
从上所述，你们对近代世界的整个文化史，对近代世界的不同组成部分与古代世界的永远不变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概观。以基督教形式出现的真正宗教是近代世界的萌芽，现代世界的整个任务是使这种宗教融入现存的古代文化，从而使这种文化超凡脱俗，变得神圣。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把这种宗教形态中的那类剥夺自由的外在权威与这种宗教分离开，同时也向这种宗教引入古代的自由思维。这第一步是由外国人推动和德意志人完成的。第二步实际上是第一步的继续和完善，那就是在我们自身发现这种宗教，并随之发现一切智慧。这第二步也是由外国人准备和德意志人完成的。现在从长远意义上列入议事日程的步骤是进行民族教育，培养完善的人。没有这一步，已经取胜的哲学将永远得不到广泛理解，更谈不上被普遍应用于生活；反过来也一样，没有哲学，教育技能将永远不能达到对其自身完全清楚的认识。因此，两者是相互交错的，如果一方没有另一方，便都是不完全的、不适用的。德意志人迄今已完成文化发展的一切步骤，而且他们实质上就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唯其如此，他们对于教育当然也负有同样的任务。但一俟教育被纳入轨道，其他人类事务就将容易办到了。
由此可见，德意志民族迄今对于近代人类的发展实际上一直就有这样的关系。关于这个民族在这里实现的合乎自然的进程，即在德国一切文化都发端于民众，我们已经顺便发表过两次评论，这个评论还应该有更详尽的阐明。我们已经看到，宗教改革的事情首先发生在民众当中，并且仅仅是由于它成为民众的事情才得以成功的。但应该进一步说明，这个具体情况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种常规。
凡是留在祖国的德意志人，都保留着早先扎根于他们的土地的一切德行，如忠诚和正直、珍视荣誉和简单纯朴，然而他们为达到一种更高级、更理智的生活而获得的文化，却没有超过当时的基督教及其导师能向散居的人们传授的文化。超过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因此，他们落后于他们那些移居到国外的部族亲属，他们虽然实际上是勇敢、诚实的，但毕竟是些半野蛮人。但是在他们当中也同时出现了一些城市，它们是由来自民众的成员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中，每个文化生活领域都迅速地发展到了极其美好的繁荣昌盛阶段。在它们那里，一些规模虽小，但非常卓越的市民体制和组织相继产生，并且由它们出发，一种有秩序和爱秩序的形象才传播到了其余国家。它们的贸易得到扩大，涵盖了半个世界。它们的联盟使国王们感到害怕。它们的建筑艺术古迹，风貌长存，抵御住了几个世纪的破坏，后人目睹时赞叹不已，承认他们自愧不如。
我不想把这些中世纪德意志帝国城市的市民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加以比较，也不想问那时的贵族和君主都做了些什么；但如果与其余的日耳曼民族相比，除了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德意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并不落后于这些地区，在实用艺术方面还超过它们，成了它们的老师——以外，这些德意志市民是有文化教养的，其余的日耳曼人则是野蛮的。德国的历史，即德意志的政治史、德意志的企业和发明史以及德意志的古迹和精神史，在这一时期都不外是这些城市的历史；而其余的一切，像现在存在的土地抵押和赎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不值一提了。这一时期在德意志历史上也是德意志民族光辉灿烂、享有盛誉和保持着它作为本原民族应该享有的地位的一个唯一的时期。一俟它的兴盛时期为君主们的贪婪和统治野心所破坏，它的自由遭到践踏，整个民族就渐渐衰落下去，走向了现在这个状态；但在德国衰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其余的欧洲也随之衰落，这不是出现在涉及单纯外观的东西方面，而是出现在涉及内在本质的东西方面。
这个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市民阶层，对于德意志帝国体制的发展，对于教会的改革，对于那时代表德意志民族，并且由此发展到国外的一切卓越东西都有决定性影响，它不论在哪里都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证明，所有现今在德意志人当中仍令人崇敬的东西，是在这个阶层中间产生的。
德意志的这个阶层是靠什么精神创造和享有这样一个兴盛时期的呢？靠的是虔诚、正直、谦虚和团结的精神。他们极少为自己提什么需要，为公共事业却付出不可度量的开支。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极少以单个人的名义出现，极少突出自己，因为他们志趣相同，都同样献身于公共事业。在与德国完全一样的外在条件下，在意大利也产生过一些自由城市。我们可以对比这两者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后者中存在的长期混乱、内部纷争，甚至战争以及体制和统治者的不断更迭，同前者中的和平安宁与和谐一致作对照。还要怎样才能更清楚地显示这两个民族在精神上必定存在内在差别呢？在近代欧洲民族中，德意志民族是唯一这样的民族，它若干世纪以来已经靠它的市民阶层用业绩表明，它是能承受共和体制的。
假如我们从这个时期得到一部令人鼓舞的德意志人的历史，它能成为一部像《圣经》或《圣歌集》那样的国民读本和民众读本，直至我们自己又创造出某种值得记载的东西，那么，在重新弘扬德意志精神的许多具体的、特定的手段当中，也许会有一个很有力的手段57 。不过，这样一部历史不必按编年顺序将各种业绩和事件一一列举出来，而是必须以感动人心的魅力，不用我们自己再花力气或抱着清晰意识，就将我们带入那个时期的生活，以致我们自己好像是与他们一起行走和站立，一起作出决定和付诸行动，并且这不像许多长篇历史小说那样，是靠儿童嬉戏的虚构做到的，而是凭确实可靠的真理做到的；这样一部历史必须依据那个时期的生活，让那些业绩和事件作为这种生活的证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的作品虽然只能是广博知识的成果，是那些也许还从未进行过的研究的成果；但作者不必为我们逐一展示这些知识和研究，而只须用现代语言把这个成熟了的果实，以每个德意志人都无一例外地能读懂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部这样的作品，除了历史知识以外，也还需要有高水准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也同样不显露出来；首要的是，一部这样的作品需要有一种真诚、仁爱的精神。
那个时代是我们民族在有限的范围内，对自己未来的业绩、斗争和胜利所做的一场青春美梦，是对自己在将来力量壮大时可能成为什么的一种预言。邪恶的社会和虚荣心的引诱已经将这个正在成长着的民族吸引到不属它自己的范围，而且由于它也想在那里引人注目，它也就在那里饱受屈辱，甚至在为维持它的生存而拼搏。然而，莫非它真的变老和衰弱了吗？自那以后直至今日，本原生活的源泉难道就像不向任何其他民族涌流出来那样，也不再继续向它涌流了吗？对于它的青春生活的那些预言是由其余民族的性状和全人类的文明蓝图证实的，难道它们永远不会实现吗？不，绝不！但愿有人把这个民族首先从它采取的错误方向上扭转过来，但愿有人以它的那场青春美梦为鉴，指出它的真正的方向和它的真正的使命，直至给它在这种观察之下发展出有力地掌握它的这项使命的力量。但愿这种要求有助于一种本来对此就有准备的德意志大丈夫很快地解决当前这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