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说明德意志人的特性，我们曾指出他们与日耳曼裔其他民族间的根本差别，指出前者仍处于一种由现实生活发展而来的本原语言不断流动的状态，而后者则采用了一种相对于他们而言的外来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在他们的影响下遭到了扼杀。我们在前一讲的末尾，还指出了这些不同的部族中存在的另一些现象，它们必然是由那种根本差别产生的，我们今天将进一步阐明它们，更扎实地说明它们共同的基础。
一种力求透彻的研究，可以引起许多的争论，招来不少的妒嫉。当前的研究是上一次研究的继续，我们在这里将采取同上一次一样的方法。我们将一步一步地从上述根本差别推演出它的结果，而且唯独注目于这种推演是正确无误的。按这种推演必定存在的各种现象是否真的会在经验中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全部留给你们和每个观察者去判断。特别是关于德意志人，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证明，他们实际上已表明他们必定会如何像我们推演的那样生存。至于国外的日耳曼人，如果他们之中有人真的懂得我们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什么，如果他因此得以成功地证明，他的同胞也始终恰好是如德意志人一样的人，并且能证明他们完全没有相反的特征，我将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一般说来，纵然我们描述这些相反的特征，也决不会专门挑剔毛病——尽管用这种手法较之用诚实态度更易取胜——，而是只会指出必不可免的结果，并且尽可能依照真实情况表明这种结果。
我说过，由上述根本差别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这里，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影响着生活或生命，而在与此相反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和生活则各行其道。更深入地解释这个说法的涵义将是很有用处的。首先，我们这里说的是生活以及精神文化对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理解为原始生命及其来自一切精神生活的源泉、来自上帝的不绝流动，理解为人际关系按照它们的原型的不断塑造，从而理解为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生活的创造；但我们说的绝不是把这些关系单纯维持在它所处的阶段上，以防衰败下去，更不是帮助那些已落后于一般发展水平的单个成员。其次，当我们谈论精神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理解为哲学——我们必须用外国名称来指称它，因为德意志人不愿采用早已提倡用的德国名称——，因为正是哲学能科学地把握一切精神生活的永恒原型。哲学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科学受到的赞扬，在于它们对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影响。可是，看来与这个论断相反，有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人——常常说，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以自身为目的，并不服务于生活，而且又说，按照它们是否有利于这种服务来评价它们，是贬低它们。我们在这里必须更准确地规定这些说法，防止对它们的任何误解。从下列双重而有限定的意义上说，它们是正确的：首先，科学或艺术不必为处于某个低级发展阶段的生活服务，比如，为世俗生活和感性生活，或为有些人设想的那种日常修身活动服务；其次，某位单个的人，由于他个人脱离了精神世界这个整体，也可以完全融化到普遍的神圣生活的这些特定部门中去，而无须来自它们之外的推动，并且可以在这些部门感到十分满意。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是不正确的，因为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只有一个，而不可能有更多，正如绝对者只有一个，而不可能有更多一样。唯一的、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除它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就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一部分、一部分地外化自己，显现为一种源于它自身的永恒不绝的流动，显现为源泉，即永恒的活动。这种活动永无止境地从科学获得它的范型，并从艺术获得按照这种范型塑造自己的技巧，就此而言，这会让人觉得，科学和艺术是作为达到能动的生命这个目的的手段存在的。然而，通过活动的这一形式，生命本身永远不会完结，也不会以达到统一告终，而是无限地向前发展着。现在，假如生命是作为这样一个完备的统一体存在的，那么，它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是一种纯粹思想——它提供了第三讲中描述的宗教洞见——的形式；这种形式作为完备的统一体，完全不能与行动的无限性分离，而且在行动中从来都不能完全予以表述。因此，思想与行动这二者只有在现象世界中才是相互分离的形式，而在现象世界以外，二者都是同一个绝对生命。大家绝不能说，思想之所以这样存在，是为了行动，或行动之所以这样存在，是为了思想，而是必须说，二者必定都是无条件地存在的，因为生命在现象世界中如它在现象世界之外一样，也必定是一个完备的整体。因此，在这个范围内，按照这个看法，还远远不足以说科学对生活发生影响，倒不如说，科学本身就是自身持续不断的生命。或者，把这一点同大家都知道的说法联系起来，人们有时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要是人不按知识行事，一切知识还有何用？这种说法包含的意思是，知识被视为付诸行动的手段，而行动被视为真实的目的。人们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提问：不知道什么是善，我们怎么可能很好地行动？这种说法会把知识看做是制约行动的东西。然而，这两个说法都是片面的；事实真相是：知识与行动，都同样是理性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4 。
但是，如我们刚才已经表述的，只有当思想成为思维者的真实意识和信念时，科学才是自身持续不断的生命；所以，思维者无须作专门的努力，甚至也无须清晰意识到这种思想，便在观察、评判他所思维的其他一切事情，而且是按照那个基本思想观察和评判它们的，如果思想对行动发生影响，他就恰好必然要照它去行动。然而，当思想只作为一种外来生活的思想被思考时，它就绝不是生活和信念了；它也可以清楚地被完全理解为这样一种单纯可能的思想，而且人们也可以清楚地作如是想，如同有人或许也会作如是想一样。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在我们所思的思想与我们真实的思想之间就有偶然性和自由——一种我们也许无法实现的自由——的一个广阔地盘；由此看来，那种所思的思想始终是远离我们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思想，一种不受我们约束的、向来自由地加以重复的思想。在前一种情况下，思想直接由它自己把握了我们的自我，把我们的自我塑造成它自身，而通过这种由此产生的、为我们存在的思想现实性，我们就获得了对它的必然性的洞见。如我们刚才说过的，没有任何自由可以强求出现后一种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必定是自己造成的，思想本身必定会把握我们，按照它的模样塑造我们。
思想的这种活生生的效用现已得到很大的促进，而且事实上，只要思想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力度，这种效用甚至已由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中的思维与指称变成了必不可免的。这种语言中的符号本身就直接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和再现整个固有的生活的，从而把握生活，影响生活；神与拥有这种语言的人直接对话，把自己显现给他，如同人显现给人一样。相反地35 ，僵死的语言中的符号则不能直接促进任何事情；为了进入这种语言以往的那个活生生的流动过程，人们首先必须重温从消亡的世界的历史中学到的知识，体谅别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假如固有的思维的冲动在这个漫长而宽广的历史领域内没有变弱，尤其是不太满足于这个领域，那么，这种冲动该有多么巨大呵！如果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人的思维没有变成活生生的，大家便可毫不犹豫地责怪他根本不是思考，而是耽于幻想。然而在类似的场合，大家却不可这样立即责怪拥有僵死语言的人；他当然可能按照他的方式作过思考，小心谨慎地阐发过积淀在他的语言中的概念；只不过他没有做成这样一类事情，这类事情假如能由他做成，则可算是一种奇迹。
附带说一下，显而易见的是，思维冲动在采用僵死语言的民族那里，当这种语言还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十分清晰的时候，起初会起到最有力的支配作用，产生最明显的结果；但是，一俟这种语言变得更清晰、更明确，思维冲动就会在这种语言的束缚下愈来愈趋于衰亡；于是，这种民族的哲学便最终会自觉地让自己顺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只不过是词汇的一种解释，或者像我们当中的那种不属于德意志的人物用浮夸的方式说的，是语言的一种元批判36 ；最后，这样的民族会把一种以喜剧形式谈论伪善的平庸教育诗奉为它的哲学巨著37 。
这样，我说，精神文化，尤其是一种语言中的思维就不对生活发生影响了，反而它自己就是这种如此思维的思维者的生活。不过，这种思维必然要努力由这种如此思维的生活去影响在它之外的其他生活，因而也要去影响现存的公共生活，并按它的模式去塑造公共生活。正因为这类思维就是生活，所以它的拥有者对于它那赋予生命、焕发容光和提供解救的力量感到由衷的喜悦。但每个从内心领悟到幸福的人都必然希望所有其他的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幸福，而他受这种认识的驱动，必定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而工作，那就是：他由以领悟他自己幸福的那个源泉，也能扩展到其他人身上。那种只将别人的思维理解为一种可能的思维的人，是不这么做的。正如这种思维的内容不能给他带来祸福，而只能使他过得悠闲适意、饶有兴味一样，他也不能相信，它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祸福，所以对于一个人凭什么锻炼自己的洞察力，用什么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他认为终归是一样的。
在将发端于个人生活的思维引入公共生活的手段当中，最出色的是诗，因此，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第二个主要部门。如果思维者用语言阐述他的思想——如上所说，这只能用感性形象完成——，并超越以往的感性形象范围，有新的创造，那么，这种思维者直接就是诗人；假如他不是诗人，那么，当他阐述第一种思想时，语言会于他无补，而当他试图阐述第二种思想时，思维本身会离他而去。让思维者开创的语言的感性形象范围的这种扩大和充实，经过整个感性形象领域流动起来，以致每个形象都获得它在新的精神的高尚化事业中应有的部分，因而整个生命，直至其最终的感性基础，看来都沉浸在新的光芒之中，可以感到愉悦和惬意，而且不知不觉地给人以一种能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幻觉——这就是真正的诗要做的事情。只有一种活生生的语言能拥有这样的诗，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语言中，感性形象的范围才能由创造性思维加以扩大，只有在这样一种语言中，已经创造的东西才能保持活力，并向同族兄弟的生活的传入敞开大门。这样一种语言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创作无穷无尽的诗，使它永远清新和永葆青春的力量，因为在这样一种语言中，活生生的思维的每一次冲动都会开辟迸发出写诗激情的新脉络。所以，这种诗对于这样一种语言来说，是把已经获得的精神文化流传到公共生活中去的最佳手段。从这种更高的意义上说，一种僵死的语言则决不可能拥有什么诗，因为在这种语言中不存在诗所必需的一切上述条件。不过，这种语言在一定的时期也能用以下方式拥有诗的一种替代物。部族语言中存在的那种诗艺相继外流的现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新生的民族诚然不可能在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作诗，因为这条道路对于它的生活来说是陌生的，但它能把它自己的生活及其新近的情况引入它的远古时代借以表现过它自己的生活的那种使用感性形象和富有诗意的范围，而且举例说，它能将它的骑士打扮成英雄，并且反过来，能让古代的神灵同现代的神灵更换服饰。正是这种用陌生的东西包裹通常的东西的做法，使它赢得了一种近似于理想化了的东西的魅力，所以会出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形象。然而，无论在这种部族语言中使用感性形象和富有诗意的范围，还是它的生活中的新情况，两者都规模有限；它们的相互渗透在某些地方已告完成；但在这种渗透已告完成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庆祝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它那诗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在某些地方，必定有一个最高点，它使完备的词汇适合于完备的概念，使完备的感性形象适合于完备的生活情况。在这个点达到之后，民族就只能做以下两件事情38 ：或者，用改变形式的方法重复它最成功的杰作，使这种杰作看起来好像某种新的东西，因为这种杰作毕竟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旧东西而已；或者，如果这种杰作想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它就拿不合适和不得体的东西作庇护，同样在诗艺中把丑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混在一起，而采用漫画和幽默的形式，如同这种杰作在想用新方式说话时不得不在散文中把概念搅混，把罪恶和德行相互混淆一样。
精神文化和生活以这种方式在一个民族中各行其道，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些不可能拥有任何精神文化，甚至也不可能像在活生生的民族中那样获得精神文化成果的阶层，与有教养的阶层相比，都被置于后面，都似乎被看做在精神力量方面原初单纯由于出身就与有教养阶层不平等的另一种人；正因为如此，有教养阶层对于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爱怜和同情之心，也没有任何彻底帮助他们的愿望，因为有教养阶层认为，由于原初的不平等，他们根本就是不可以帮助的，倒不如说，可以引起有教养者的兴趣的是照他们本来的样子使用他们，嘱人这样使用他们。尽管语言死亡的这种结果在近代民族出现之初可能由于有一种倡导博爱的宗教，由于高等阶层还缺乏特别的圆滑手段而有所缓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民众的这种蔑视就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越来越残酷无情。这就是有教养阶层自视甚高和装腔作势的一般原因。与这个原因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它甚至也对德意志人有过非常广泛的影响，所以在这里不可忽略过去。这便是：罗马人起初在面对希腊人时，毫无偏见地模仿着希腊人的说法，竟称自己为野蛮人，称他们自己的语言为野蛮语言。后来他们又把这种加给自己的名称推而广之，发现在日耳曼人那里也同样有可以信赖的真诚，恰好如他们自己曾经向希腊人表示的那样。日耳曼人以为，摆脱野蛮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成为罗马人。迁徙到早先的罗马国土上的移民，都尽他们之所能成了罗马人。然而凭他们的想象力，“野蛮的”一词又立即获得了新的意思，即“卑贱的”、“粗俗的”、“笨拙的”，于是，“罗马的”一词反而成了“高贵的”的同义词。这种看法对他们语言中的共同东西和特殊东西都发生了作用；它对前一种东西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在采取措施，准备审慎地和自觉地构造语言的时候，这些措施涉及的是摈弃日耳曼语的词根，用拉丁语的词根构词，从而产生出罗曼语，作为宫廷语言和有教养阶层的语言；它对后一种东西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在两个词的意思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用日耳曼语的词根构成的词几乎毫无例外地有卑贱和笨拙的意味，而另一个用拉丁语的词根构成的词则有更高贵和更卓越的意味。
这仿佛是整个日耳曼部族的一个根本毛病，它也侵袭着祖国的德意志人，如果他们对此没有很认真地防备的话。即使在我们的耳朵里，也很容易听出拉丁语的音调高雅——，甚至在我们的眼前，罗马人的习俗也显得更高贵，与此相反，德意志人的东西却显得平庸；由于我们未曾有幸直接获得这一切东西，所以我们也很乐于间接地通过近代罗马人的中介获得它们39 。只要我们是德意志人，我们也就像其他男子汉一样，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当我们讲的有一半或一半以上不是德意志语言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显然不同的、看来完全来自远方的习俗和服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以为高雅。可是，我们这个胜利的顶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达到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已不再被看做德意志人，而被看做西班牙或英国人，而这要看其中哪一国的人当时最合乎时尚。但我们做得正确。德意志人合乎自然，外国人随意和矫揉造作，这是双方根本的不同点。假如我们保持前一种特点，我们就是恰好像我们的整个德意志同胞那样生活的，这些同胞理解我们，把我们当做与他们一样的人；只有当我们寻求外国人的庇护的时候，我们才会变为我们的同胞不理解的人，他们才会把我们看成另一种人。对于外国人来说，这种矫揉造作是自行进入其生活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原来在关键地方就是偏离自然的。但我们德意志人却必须首先寻求自然，并且使自己首先习惯于相信，某种美好、得体和合适的东西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这样显现给我们的。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德意志人而言，是他们认为业已罗马化的外国人很高雅，同时，他们也渴望自己同样举止高雅，并且在德国人为地在上等阶层与民众之间筑起一道已经在外国自然而然出现的鸿沟。关于德意志人当中流行的这种对外国的崇拜，我们已经在这里指出其根本原因，这也许就够了；我们将在另一时间指出这种崇拜广泛地产生后果的方式，指出所有现在把我们引向毁灭的弊端都有其外国的根源，当然，这些弊端也只有与德意志人的严肃认真，与德意志人对生活的影响结合起来，才必然会引向毁灭。
除了由根本差别造成的这两个现象，即精神文化对生活有影响或没有影响，有教养阶层与民众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一堵隔墙，我还引证了以下现象，那就是：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都会勤奋努力和严肃认真，对任何事情都会不辞劳苦，相反地，拥有僵死语言的民族则宁可把精神活动看做一种天才的游戏，让这种活动为它那幸运的天性所左右。这种情况自然是以上所述的原因产生的结果。在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那里，研究工作来自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须通过研究得到满足，因此，这种工作就获得了生活本身带有的一切强制性的推动力量。可是在拥有僵死语言的民族那里，这种工作希求的，不外是用一种让人愉快的、适于审美的方式消磨时光，一俟它做到了这一点，它就算完全达到了它的目的。在外国人那里，这种情况几乎是必不可免的；但在德意志人当中，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夸耀天才和幸运的天性则是一种不值得他们崇拜的外国风气，这种风气像任何崇外现象一样，都是由于渴望举止高雅而出现的。不错，在人的内心没有一种原始动力——它作为某种超感性东西，有理由用外国的名称称它为天才——，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会产生任何卓越的东西。但这种动力本身只是激励想象力的，并且靠想象力产生出一些翱翔于大地上空，但从不完全确定的形象。要使这些形象降临于现实生活的大地和臻于完善，要使它们在这种生活中得到规定和经久不衰，这就需要勤奋的、深思熟虑的和遵照固定规则萌生的思维。天才给勤奋提供加工的材料，后者如果没有前者，要么只好加工已经加过工的东西，要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工。但勤奋把这种材料引入生活，这种材料如果没有勤奋，就会永远是一种空洞游戏。所以，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有所成就，若彼此分离，就会一事无成。此外，在拥有僵死语言的民族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创造性天才能爆发出来，因为他们缺乏原始的指称能力，而只能发展业已开始的东西，把它融入整个已经存在和完成的指称体系。
至于特别大的辛劳，那当然要落在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身上了。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相比，能站在高度的文明发展阶段上，但它自身却从来都不能获得僵死的语言轻而易举地获得的那种完善和发展。在后一种语言中，各个词的外延是封闭的，它们的可能的、合适的组合也将逐渐穷尽。所以，愿意说这种语言的人，必须恰好照它的原样去说；但一俟他学会了这么做，语言就在用他的嘴说它自己，在替他思考和想象。可是在活生生的语言里，只要它确实是生机勃勃的，各个词和它们的涵义都会不断增加和改变，正由于这个缘故，它们的新的组合就成为可能的，并且这种从不停顿，而永远变化的语言，决不是在说它自己，而是谁想使用它，谁就必定会按他的方式，创造性地为他的需要去说它。后者无疑远比前者需要作更多的勤奋努力和实际锻炼。同样，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进行的研究工作，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都要穷根究底，挖掘由精神本性产生概念的根源。相反地，拥有僵死语言的民族进行的研究工作，则只打算钻研某种外来的概念，使它成为自己能理解的。因此，后一种工作事实上只是历史学的和注解性的，而前一种工作则是真正哲学的。不言而喻，后一类研究能比前一类研究结束得更早，也更容易。
因此我们可以说，外国的天才将沿着古代走出来的征途散播鲜花，为那种很容易被他视为哲学的处世之道编织秀丽的外衣；与此相反，德意志精神将开辟新的矿井，将光明和白昼带入它的深坑，开采出大块的思想岩石，未来的时代将用这样的岩石给自己建造住所。外国的天才将成为迷人的气妖，他靠轻盈的飞行，飘舞在从它的土地里自动萌生出来的花朵上，他不必把这些花朵压弯，就降落到了它们上面，吸吮它们那种能使神清气爽的甘露。或者，外国的天才将成为蜜蜂，它东奔西忙，从这些花朵里采集蜂蜜，极其井然有序地把蜂蜜淀积于合规则地筑起的蜂巢。然而德意志精神是一只雄鹰，它那雄壮有力的躯体高高腾飞，依靠强健的、千锤百炼的翅膀，翱翔于太空之中，以期上升到更接近于太阳的地方，在那里观看太阳，会使它心醉神迷。
现在，让我们把迄今所述的一切总括为一个主要的观点。在历史地分割成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人类的整个文明史方面，上述这两个主要部族对这个近代世界最初的发展大致发挥了以下的作用。生机勃勃的民族中已经在外国形成的部分，由于采用了古代世界的语言，就对古代世界有很密切的关系。起初，对这个部分来说，掌握古代语言最初的那种没有变化的形态，钻研其文化的各种古迹，将那么多的新鲜生活差不多都装入它们之中，使它们能够适应业已兴起的新生活，这将会容易得多。简言之，对经典古代的研究是从这些古迹开始，传遍近代欧洲的。在古代的一些仍未解决的课题的激励下，这种研究将继续致力于这些课题，不过，这当然仅仅是像人们致力于一个绝非由于生活需要，而单纯由于求知欲才提出的课题那样，轻而易举地对待它们，不花全部心思，而仅凭想象力把握它们，并且只靠想象力赋予它们以空中飘游的形体。他们会依靠古代遗留下来的材料的丰富性，以及使用此种方式研究它们的轻易性，把大量这样的形象带入近代世界的视野范围。如果古代世界的这些已经以新形式塑造成的形象到达本原部族的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通过保留的语言，仍处于本原文化的流动过程中，那么，它们也将引起这个部分的人们的注意，激起他们的自动性，尽管它们在仍然保留旧的形式时，也许在不被注意和察觉的情况下，已经从他们面前匆匆过去。然而，只要他们真的把握了它们，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手把手地传递它们，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天性把握它们，不是单纯知道一种外族生活，而是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就不只是把它们从近代世界的生活中推导出来，而且也把它们又引入这种生活，将以往只是空中飘游的形象变成有根有底、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能经久不衰的形体。
在外国人从来都不可能给形象提供的这种转化中，这时外国人从他们那里取回了这种经过转化的形象40 ；唯有通过这条渠道，人类才有可能沿着古代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上述本原民族的两个主要部分才有可能统一，人类的演化也才有可能合规则地不断向前推进。在这种新的事物秩序下，祖国不会真正发现，这是由外国的某个暗示鼓动起来的，这个外国本身又是由古人鼓动起来的，而是她在以小比大时将不得不经常承认这个事实。可是，祖国却认真对待在那里只被表面地、草率地勾画的东西，并将其贯彻到生活中去。如前所述，这里不是用确切、深刻的事例描述此种关系的地方。我们将把这种关系留待下一讲去阐明。
同一民族的两个部分就以这种方式依然成了统一的民族，而只有在这种分割和统一中，它们才同时成为嫁接到古代文明这根树干上的一个嫩枝，否则这种文明就会被新时代打断，人类就会又从头开始走自己的路。两个部分都必须以它们这些出发点不同而目标一致的使命认识自己和对方，都必须按照这些使命相互为用。尤其是，如果整体的全面的、完备的文明要取得显著进步，每个部分则都必须同意维护另一部分，使它保持原有的特性。至于谈到这种认识，那么，它也许应该来自祖国——祖国首先被认为有深刻的认识能力。但是，如果外国人对这种关系盲目无知，受表面假象的驱使，而每每企图剥夺自己祖国的独立，从而将她毁灭和吞并，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企图得逞的时候，他们便会由此切断他们迄今仍同自然和生命连结在一起的脉络，完全陷入精神死亡，而这种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在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是他们的本质。这样一来，我们类族迄今仍在不断前进的文明发展过程事实上就会到此终止，而野蛮状态便一定会再度开始，无可救药地蔓延下去，直到我们都像野兽那样又全部栖身洞穴，而且如同它们一样地相互厮杀。这种局面确实会出现，而且必然会带来这种后果，这当然只有德意志人能够看出，也唯有他们将会看出，但那种对任何外来的文化都一无所知，因而对自己的文化赞赏不已的外国人，却必定会觉得，也可能永远会觉得这是来自没有教育好的无知之辈的一种愚蠢诽谤。
外国是这样一方大地，浓浓云雾从这大地飘离，升腾至高高云端，甚至那些被罚入阴曹地府的古老神仙也通过这大地，仍然与生命领域联系起来。祖国是环绕这大地的永恒天国，在天国，薄薄的云雾浓缩为片片云彩，它们充满来自另一世界的雷公的闪光，作为滋润的雨露从天而降，使天国和大地融为一体，使天国采集的幼芽在大地的怀抱中发育生长。现代的提坦们41 想再夺取天国吗？天国对于他们将不是天国，因为他们是出生在尘世间的；天国的景象和天国的影响将离开他们，留给他们的将只有他们的那方大地，一块冷冰、昏暗、贫瘠的驻地。然而，罗马一位诗人说道42 ，一个提福俄斯43 ，或一个强而有力的弥玛斯44 ，或一个威风凛凛的波耳费里翁45 ，或洛托斯46 ，或投掷连根拔起的树干的勇夫恩刻拉多斯47 能做什么，如果他们面对帕拉斯48 铛铛作响的护盾自己已经倒下的话。恰恰是这块盾牌，无疑也会掩护我们，假如我们懂得用它保护我们的话。
照我们看来，即使关于一种语言音调的优美程度，也不应根据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的直接印象加以判定，相反地，连这样一种评论也必定可以追溯到一些固定的原理。一种语言在这方面的贡献无疑应该在于：首先，它完全发挥和全面展现了人类言语器官的能力；其次，它把这种器官发出的各个音素组成了一种合乎自然、抑扬顿挫的流动序列。由此可见，一些民族如果只能部分地和片面地培养它们的言语器官，并以读音困难或讲得拗口为托词，避免某些音素或其组合，而只觉得它们听惯的和能发出的声音悦耳，那就在这样一种研究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如何以那些更高原理为前提，从这方面作出关于德语的评论，在这里依然无法裁决。拉丁母语本身都是由一切近代欧洲民族按照它们自己的本地方言读音的，它的真正读法不容易予以恢复。因此，只剩下这样一个问题：与各种近代拉丁语相比，德语的发音究竟是否像某些人通常认为的那样不佳、生硬和刺耳？
在这个问题彻底得到裁定以前，至少可以暂先说明，外国人，甚至德意志人即使没有偏见，不心怀好恶，何以觉得德语发音是这样。一个尚未开化的、拥有很活跃的想象力的民族，在心地十分纯正和摆脱民族虚荣心的情况（日耳曼人好像在过去完全如此）下，会受到远方的吸引，乐于把它希求的东西和梦想的光荣移植于这些遥远的国度和岛屿。它发展出一种浪漫 思想（这个词只是自己解释自己，一个更适合的词是无法构成的）。来自那些地区的声调切合于这种思想，唤起了它的整个神仙世界，所以受人喜欢。
这可能造成一个结果，即我们的移居异地的同乡们很容易放弃了固有的语言，而接受外邦语言，所以我们作为他们很远的亲戚，甚至直到如今都喜欢那些声调，觉得它们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