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内阁的内部纷争——内阁面对多数派和总统困难重重
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真正的困难也即将出现，我对此已有准备。而且，我一直相信如下的箴言：在重大的胜利之后，一般会出现巨大的破灭性危机。在危难时期，我们所反对的是我们的敌对者，但在胜利之后，我们要开始反对自己，即反对自己的优柔寡断、自己的自高自大、自己在胜利后产生的苟且偷安。人们一般很难战胜这些东西。
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处于这种最后的危难之中，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主要障碍，而且知道它们就存在于与我们一起领导政府的人们当中。把山岳派迅速而完全击败，并没有保证我们摆脱他们的恶意，反而立即被这种恶意所影响。如果不是这样不够彻底地打败他们，我们可能会更强大。
多数派当时主要由3个党派组成（总统派人数还不多，而且名声不太好，不足以在议会中形成气候）。和我一样真诚希望建立稳健的共和政体的人，有60人到80人，他们是我们在这个庞大的议会中唯一的强大支点。多数派的其余成员，是正统派和七月王朝的老朋友与支持者，前者约有160人，后者大部分是统治了特别是榨取了法国18年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我立即感到，这两派中最容易支持我们事业的，是王朝正统派。王朝正统派在前届政府中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所以他们既无地位又无本钱去恢复昔日的权势，但也不遗憾。他们大部分是大土地所有者，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需要去任公职，或者至少没有养成资产阶级那种爱过舒适生活的习惯。尽管他们在原则上比其他人更反对共和政体，但他们却比大部分人更能适应共和政府的长期存在，因为共和政体打倒了他们的七月王朝，向他们开放了走向政权的道路，一并满足了他们的野心和复仇心，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确实存在的是很严重的恐怖活动。构成多数派主体的昔日保守派，想尽快摆脱共和政体，但因为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疯狂憎恨，被他们对恐怖的惧怕所强力抑制，而且他们长期以来养成了跟着政权当局走的习惯，所以我们容易使他们让他们的领袖支持我们或只保持中立。众所周知，他们当时的主要领袖是梯也尔先生和莫莱先生。
在意识到这样的形势之后，我认为要使一切次要的目标服从主要目标。而主要的目标是：防止共和政体被颠覆，特别是防止出现路易·拿破仑的杂种王朝，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犯我们的友人所犯的错误，因为我经常记着我们诺曼底人的那句古老格言的深刻意义。这句格言是：“主啊！保佑我不被朋友陷害，我就能保护自己不被敌人侵害。”
在国民议会中，我们的支持者的首领是拉莫里西埃将军。我曾经十分担心他的性格急躁、轻率冒失，特别是无为而自若。我知道他是那种希望把事办好而不想把事办坏的人，但他又喜欢与其什么也不办不如办点什么为好，而办坏了就自认倒霉。我想派他去一个远方大国出任大使。这个大国就是已经主动地承认我们共和国的俄国。他适于去恢复我们在上届政府时几乎中断了的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我把选任的目光投向拉莫里西埃，叫他担起这个特殊而又重大的任务。他也是最能胜任这项必须由一位将军，而且是出名的将军去完成的工作的人选。我费了很大力气让政府派他出使，但最大的困难是说服共和国总统。总统首先表示反对，当时他不是以直率的语言 【37】 ，而是转弯抹角地对我说（他从不以语言表达他的思想，而有时是故意隐瞒思想），他希望在大国的宫廷里有他合意的大使 。但这不是他的事情，因为大使要由我来领导，我只要求大使能合法国的意。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我又怕是不是会遭到法卢的抵制，因为在当时的内阁里，他是受到总统信任的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法卢同意了。于是，拉莫里西埃出发了。我在很久以前，就对他说过要派他出使俄国；
他出发后，我的朋友们的行动使我安下心来，于是想到必须获得我们的必要同盟者，或者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 【38】 在这里，我的任务在所有方面都是困难的，因为我除了要做好本部的工作以外，没有内阁的同意 【39】 ，我什么也办不成。在内阁中，有一些人是难得的最诚实的人，但他们在政治上保守和无知，以致我有时不得不遗憾地同知识的懒汉打交道。
至于王朝正统派，我认为应当让他们对国民教育的管理发生重大影响。我承认这样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40】 ，但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而反过来，在我们要抑制总统和阻止他推翻宪法的时候，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个确保王朝正统派支持我们的计划，后来实行了。我们让法卢在他的部自由活动，内阁承认了他向议会提出的关于国民教育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成了（1850年3月15日的） 【41】 法案。我还竭尽全力劝告我的同僚，要同王朝正统派的主要人物在个人方面保持良好关系。我自己首先这样做了，同僚中原来就与王朝正统派有良好关系的人，也立即这样做了。最后我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唯一中间人。
的确，我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使我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国的贵族虽然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仍像一种共济会组织。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尽管个人观点不同，甚至互相敌对，但通过我不知道的某种看不见的纽带而能够相互理解。 【42】
因此，尽管我在入阁前比任何人都反对法卢，但我入阁后便主动与他成为朋友。而且，他是值得我们设法利用的人 【43】 。我不知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是不是还会遇到这种极为罕见的人。他在党派活动中，同时具有两件最必要的东西。第一，是具有不断地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不因遇到挫折或危险而改变方向的狂热的信心；第二，是具有可以广泛适用的和巧妙地实现唯一的计划 【44】 的既有韧性又有力度的毫不迟疑的精神。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诚实 【45】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只是考虑事业，而且不忘个人利益；但总的说来，他非常虚伪，具有非同一般的欺骗性，不过很有效果，因为他在把真伪暂时混进自己的信念之后，就为自己的利益而把真伪塞进他人的信念之中了。这种诚实的唯一秘密，就是能使谎言具有真实的外貌，把他领导的人或与他交往的人引入歧途。
我尽了一些努力，但始终未能使法卢和迪福尔之间建立起我所指望的良好关系，甚至未能建立起适当的关系。不错，两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完全相反的：迪福尔的长处正是法卢的短处，或者相反。在心灵深处仍保持真正的西方资产阶级特点的迪福尔，敌视贵族和神职人员，对法卢的处事原则和圆滑的处事方式完全不能将就，而我对此则有点赞赏。但是，我通过多方努力，终于使迪福尔理解不要在法卢主管的部的工作方面找他的麻烦；至于内政部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要他允许法卢发生些微的影响（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和必要的范围内），但他却不愿接受我的意见。法卢在他控制的地盘安茹地区，有一个他认为本应当起诉制裁的省长，但他并没有要求撤他的职，甚至没有阻止他被提升，而只主张把他调到其他地方。他认为不把此人调走，这个人的地位就很危险，而且曼恩—卢瓦尔省选出的大多数议员，也要求把他调走。可惜这位省长是共和政体的铁杆支持者，这一点就足以使迪福尔感到不安，同时也让他相信，法卢的唯一目的是把他拉进纠纷之中，利用他来打击他至今一直想要打击而未敢打击的共和派省长。这位省长拒绝调转，法卢坚持己见，迪福尔态度强硬。看到法卢急得在迪福尔的周围乱转，到处求情和呼吁，但又找不到进入迪福尔心灵深处的大门，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迪福尔最初是听任法卢去折腾，后来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或者以晦暗的斜视目光看他一眼 【46】 ，只是简单地回答他说：“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不利用您的朋友富谢身为内政部长的机会使您的那位省长摆脱困境。”尽管我认为法卢性格暴躁，但他忍耐住了。他来见我，向我倾诉他的苦衷，从他抱怨的口气中我看出他非常痛苦的心情。后来，我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工作。我设法叫迪福尔理解，法卢的这种请求是对一位同僚提出的，不能予以拒绝，至少不要同他搞坏关系。于是，我在一个月期间每天都在二人之间进行调解，而为此所用的精力和策略，比在这个期间我为处理欧洲的一些大事所用的还多。这件无聊的小事，有几次竟要使内阁垮台。迪福尔终于让步，但只是一种谁也不会感谢的拙劣恩赐，即不管法卢满意不满意，把他的那位省长调到别处去 【47】 。
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像我已经说过的，怎么对付构成多数派主体的旧保守派。
旧保守派既有共同的观点来使人们承认他们的优势，又有众多个人的激情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政府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同他们的立场一样，也同他们一样想建立起这样的秩序，而且要做到他们所能想到的那样，甚至超过他们所想到的。我们对里昂及其邻近的省份实行了戒严。根据戒严令查封了巴黎的6家革命报刊，解散了在6月13日态度暧昧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3个军团，将7名国会议员作为现行犯逮捕，对其他30名国会议员进行谴责。在整个法国，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政府向各级机关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在的政府能够遵守法律，也愿意大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迪福尔在实施这些各式各样的措施时，屡屡遭到残存于议会中的山岳派的攻击；而他则以勇敢的、有力的、挖苦的雄辩语言回击，而且所用语言十分巧妙，摆出背水一战的架式。
保守派不仅想进行严厉的统治，而且试图利用胜利的机会制定镇压法和预防法。我们虽然认为有必要走这条道路，但又不想随着他们走得太远。
至于我，我的看法是：在这方面对国民的恐惧心理和合情合理的怨气给予重大的让步是贤明的和必要的；而在如此激烈的革命之后可以拯救自由的唯一办法，是暂时限制自由的范围。我的同僚们也认为应当如此。于是，我们先后提出制定3个法律的议案：第一，禁止俱乐部法；第二，王政时期都没有实施过的严格打击出格的报刊的新闻管理法；第三，使戒严状态正规化的戒严法。有人抗议说：“你们制定的是军事独裁法！”迪福尔回答说：“对！是独裁，但这是议会的独裁。它虽然没有顾及一个自救的社会而享有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但它丝毫没有可能占有优势的个人权利。无论是王朝的政府，还是共和制的政府，都绝对需要如此。这种必要性是谁制造出来的呢？是谁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忍受18个月的激烈动乱、接连不断的阴谋、可怕的叛乱的痛苦经历的呢？不错，你们说得对，确实是在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这种革命以后出现了使我们又把自由破坏，并把可怕的武器交给当局的可悲局面！但是，犯了错误的不是你们又是谁呢？谁最支持共和制政府？是支持叛乱的人，还是一心要镇压叛乱的人呢？”
这些措施、法律和语言，曾使保守派感到高兴，但没有使他们满意。老实说，要想使他们满意，只有破坏共和政府而别无他途。尽管他们的谨慎和理性在抑制他们的行动，但他们的本能却一直把他们推向破坏共和政府的道路上去。
但是，他们特别需要的是，把他们的敌人所占的职位夺过来，并尽快转给他们的支持者或亲近者。我们又在这里看到导致七月王朝崩溃的所有激情。二月革命没有消除这些激情，而只是使它们稍稍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的巨大的和长期存在的危险。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在公职人员之中，还有很多趁革命之机钻进政府的能力不强或腐化堕落的共和主义者。如何处理这批人，我的意见是立即清洗他们，而不要等到人们要求解除他们的职务。其方法是叫人们相信我们的决心，使忠实和有能力的所有共和主义者有权保卫自己。但我未能说服迪福尔去这样做 【48】 。我一再对他说：“我们打算怎样去做呢？同这些共和主义者在一起能拯救共和政体吗？不能，因为这些徒有其名的共和主义者大部分存心利用共和政体消灭我们，而值得称为共和主义者的人，在议会中也不超过100人。我们是在同一些并不爱共和政体的人一起拯救共和政体。因此，我们只能依靠妥协来治理国家：惟独对特别重大的问题绝不让步。这样一来，一切就逐渐上了轨道。现在，维护共和政体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保障，就是我们要保住政权。于是，要用一切光荣的手段来使我们保住政权。”他对此回答说：这种斗争就像他每天大力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样，在斗争中要使多数派感到满意，这就像只影响人们的观点而不触动他们的虚荣心和个人利益总能使人们感到满意一样。他在拒绝我的一切建议时还表现得十分礼貌，但他的拒绝形式比他的拒绝内容还令人感到不快。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他这样的人：能在讲坛上高谈阔论，善于选择论据和使人高兴的语言，确实总能在让人高兴地接受他的想法时保持一定的说话分寸，在同他人交谈时又显得十分拘谨、沉静和笨拙。
与其说他是理智充沛的人，不如说他是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智，但并不是说他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智。他青年时期勤奋努力，思想内向，几乎有点孤僻。他在40岁时才结婚。这桩婚姻给他的孤僻带来新的形式。于是，他留在家里，不再孤独生活 【49】 ，但也时常离开家里。不错，政治当时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他不仅同各种阴谋活动离得远远的，而且不与政党接触。他厌恶议会活动，害怕议会的讲坛，但只有这个讲坛才能使他拥有力量。他有自己的野心，但这个野心能被控制，而且平平凡凡。他认为与其说是管理政治，不如说是控制政治。 【50】 【51】 他任部长时的待人方式，有时令人十分吃惊。有一天，卡斯特拉内将军 【52】 （不错，此人很狂妄，但值得信赖）要求同他会见。被会见的将军冗长地叙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自认为应当做的分内事情。迪福尔也长时间地、仔细地倾听了他的叙述。然后，他站起来，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恭恭敬敬地把将军送到门口，使将军站在那里感到十分难堪。我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回答说：“我不能对他说使他不愉快的事情，可使他高兴的事情又没有！”可以想象，遇到这样的人谁都要大发雷霆。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也发生在很粗野的办公室主任身上 【53】 ，而且比迪福尔做得更粗野，更愚蠢。比如说，当一些请愿者忐忑不安地由部长办公室转到秘书长的办公室，想得到一点儿鼓励时，又遇到同样的很不客气的粗暴接待。他们就像刚越过一道绿篱之后就跌进荆棘丛中。尽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在讲坛上怒斥山岳派，就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但保守派的领袖们从来对他没有好感。
正像我明确地预见的，保守派虽不想让政府独立，但又想让政府由某个政党单独主持 【54】 。我认为，从6月13日至关于罗马问题的最后讨论，即在内阁存在整个期间，保守派没有一天不给我们制造麻烦。不错，他们从来不在议会的讲坛上攻击我们。但是，他们不断地秘密地鼓励多数派反对我们，非难我们的选择，批判我们的举措，恶意地曲解我们的发言，但又不想彻底推翻我们，而是使我们处于没有支点，一有机会打我们，我们就得倒下的状态。这样一来，迪福尔的信心不就总是不牢固了嘛。多数派的领袖们总想利用我们采用严格的措施，实施镇压性法律，以使我们的政府适于将来接替我们的人，而我们的共和主义观点这时就使我们比保守派更适于此。他们的计划很清楚，那就是随后把我们排除在外，让他们的代理人接管政府。他们不仅不想让我们在议会中发生影响，而且不断地设法妨碍我们影响总统的思想。他们还幻想叫路易·拿破仑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作为他的监护人 【55】 。于是，他们不断地纠缠路易·拿破仑，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官员也获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梯也尔先生和莫莱先生，不断地亲自去见路易·拿破仑，促使他并经他的同意，共同努力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翻共和国 【56】 。从6月13日开始，我每天都始终保持戒备状态，心惊肉跳，害怕他们利用我们的胜利把路易·拿破仑推上某种暴力夺权的道路；然后，像我对巴罗说的，某一天帝制就将从他的脚下冒出来 【57】 。我由此知道，我们的担心比我们本身想象的还要有根据。我退出内阁以后，从确切的情报来源获悉，1849年7月有过总统与议会合谋搞武力改变宪法的阴谋活动。多数派的领袖和路易·拿破仑准备联合搞奇袭，要不是贝里耶害怕上当受骗，或不敢采取行动，而像他通常所说的那样，拒绝援助路易·拿破仑，也不让他的党予以援助，奇袭就将发生了。他们并没有放弃举事，而是把它推迟了。于是，当我现在写这段往事时，即在我说的往事发生后仅仅两年，想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一想起他们看到人民也完全像他们当年向路易·拿破仑建议的那样、为他而破坏宪法就气愤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找到比这项明显的实例，说明人们没有节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如何爱国和主张权利的那种含有个人的小小激情的豪言壮语的虚伪性。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并不是信赖总统而诬枉多数派。对于我们的共和国来说，路易·拿破仑是最大的而且是最持久的危险。
我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更深入地仔细观察他的时候，我对我们可以在他的心目中占有相当巩固的地位并不失望。事实上，我不久就发现，他虽然不断接近多数派领袖，采纳他们的意见，有时也照办，必要时同他们合谋，但又对他们的束缚感到难以容忍。他对接受他们的监护感到丢脸，一直偷偷地设法摆脱这种监护。这就向我们提供了同他接触和研究他的内心世界的可能性，但我们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在与多数派的大策士们接触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不让他们插手行政权。
同时，我并不认为即使我们部分地参与路易·拿破仑的谋划，我们就得放弃自己的主张。在想到这个特殊人物（不是说他的才能特殊，而是说能够促使他如此极端平庸的环境）的际遇时而使我心急的，是我认为他要想心情平静，就需要有某种精神食粮来培育他的心灵。对这样的一个人，在担任总统4年统治法国之后能安于过老百姓的平民生活，我深为怀疑。要他同意过那样的生活，那完全是做梦。在他任职期间，除非对他的野心表示能使他高兴，或至少使他满意的观点，让他不搞某些冒险的举措，也同样是非常困难的。我首先向他表示了使他高兴的观点。于是我对他说：“我绝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政体，但我愿意努力使你在共和政体中确保重要的职位，而且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最终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关于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的第45条可以改变。我们自愿帮助你的目的就在于此。”后来，由于修改宪法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便更进一步，让他把眼光放在未来，对他说：如果他能平稳地、贤明地、温和地统治法国，只想做法国的首席行政长官，而不做它的欺骗者和主人，尽管有第45条的规定，他也可以在人们几乎一致同意下于任期终了连选连任，而保王派在他的权力有限延长下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期望破灭，共和派本身则会把它控制的政府看作是使人民习惯于共和政体和旁观共和政体的最好方式。我是真诚地向他说这件事的，因为我也对此深信不疑。我对他进行的劝告，实际上过去和现在我认为对国家和他本人都是有益的。他倾听了我的劝告，但没有对我的话作任何表示：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人们向他讲话，就像往井里投石头，只能听到石头落水的声音，而完全不知道石头以后如何。 【58】 不管怎样，他似乎逐渐对我表示了好感。当然，在能与很好服务相容的一切条件下，我将作最大努力使他喜悦。当他偶尔向我建议任用一个有能力而且忠诚的人为外交官时，我会马上使该人出任。当他荐举的人能力不强，而要求的职位不太重要的时候，我一般也照办。但是，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些对前途感到渺茫，因失望而曾投进他的党的无赖和坏蛋，也被他推荐上来，以表示他对这些人过去的帮助的感谢；或者，他总想推荐他所说的自己人出任重要的驻外大使。总之，他往往推荐一些阴谋家和骗子。因此，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向他解释一些不符合他的愿望的规则，说明一些阻止他行动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理由。有时我甚至示意他，我甘愿辞职也不能照他的意见办事。在我发现他对我的拒绝没有提出任何独特的看法，没有有系统的反对想法时，我就不再提出要求或把问题放在以后解决。
因此，我没有使我的朋友们飞黄腾达。他们追求高官厚禄的热情高得无比，以各种要求不断地要挟我，而且态度十分恶劣，往往不顾礼貌，使我往往烦恼得要把他们从窗户丢出去，但我还是设法克制了自己。不过有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个确实该上绞刑架的坏蛋，态度蛮横地抗议说：路易·拿破仑公爵竟无权报答曾为他的事业受过苦的人，真是天大的怪事。我回答他说：“先生，共和国总统应当做的事情是丢掉恢复帝制的梦想，记住现在应为法国的政务服务，而不是为你们服务。”在远征罗马的问题上，正如以后我所说的，我一直坚决支持总统，直到他的政策有些过火和不合理，我仍在支持。因此，我得到他的好感。后来有一天，他向我极为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好感。1848年末，在英国短期出任大使的博蒙，对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路易·拿破仑发表了一些极具侮辱性的谈话。得知这些谈话的路易·拿破仑并没有因此激怒。我就任外交部长以后，曾多次试图使博蒙在总统的头脑里留下好印象，但我从来没有提议任用他担当某某职务——尽管他有能力，而且我也希望他出任。1849年9月初，驻维也纳大使出缺。这个位置，因为意大利和匈牙利问题，当时对我国的外交特别重要。总统亲自对我说：“我建议你让博蒙先生出任驻维也纳大使。我虽然对他很不满，但我知道他是你的好友，只根据这一点，我就可以作出决定。” 【59】 我高兴极了。谁也没有比博蒙更适合这个职位，于是，叫博蒙出任了驻维也纳大使。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 【60】
我的所有同僚，都没有像我这样在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义务的范围内获得过总统的这种善待。
但是，迪福尔与人们对他的期待相反，在总统面前总是保持其固有的严肃态度。我认为，总统的简捷明快的作风，只能使总统对他感到五成的满意，而帕西好像喜欢使总统不愉快。我以为，帕西认为自己当部长是大材小用，因为他把自己称作冒险家。他成天故意与总统作对，曾反对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对待总统的朋友态度粗暴，以不加掩盖的轻视态度抨击总统的观点。可以说他在心里是瞧不起总统的。
总统最信赖的部长是法卢。我一直认为，法卢所以得到总统的信赖，是因为他给总统做了某种重大的事情，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或不想为总统做这种事情。
从出身、教育、所属的社会来说，还可以从爱好来说，都是王朝正统主义的法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好像完全是为了教会而生的。他并不认为他所信奉的正统主义能够胜利，只想通过我们的革命开辟出一条使天主教掌权的道路。只要他留在内阁一天，就会专心去搞这一工作。正如在内阁成立之初他对我说的，他们所忏悔的神甫告诉他，教会具有无上的权威。我认为法卢最初对路易·拿破仑拉他去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事上有错误的认识，以幸福的心情看着总统成为共和国的继承人和法国的主人，只想利用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为神职人员的利益服务。他使他的一派支持路易·拿破仑，只是不把自己交出去。
从我进入内阁到议会于8月13日休会，其间我们不管多数派领袖的意见如何而一直争取多数派支持我们。多数派使我们每天都在他们面前看到他们与敌人交锋，而他们的这些敌人对我们的疯狂进攻，便逐渐使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同情。但在这期间，我们在总统的心目中却一点儿好感也没有得到。总统好像要我们支持他的主张，而我们却没有。
6个星期以后，事情发生了逆转。议员们被他们的朋友由地方轰了回来，因为这些地方上的人想把地方问题交给政府处理，而我们没有同意。相反，共和国总统却与我接近起来。他这样做的理由，我以后再讲。有人说我们这是在一方面有所失，而在另一方面有所得，得失相等。
因此，依靠两个方面的内阁，始终未能使两个方面调和，一直在两者之间摇摆，时而侧重这一方，时而偏向另一方。导致内阁倒台的，是罗马问题。
1849年10月1日议会刚一复会，就把罗马问题提了出来。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这问题。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