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的面貌——至6月13日造反失败内阁的初期行动
内阁的组成如下：巴罗任总理兼司法部长，帕西任财政部长，吕利埃尔任陆军部长，特拉西任海军部长，拉克罗斯任公共工程部部长，法卢任国民教育部长，迪福尔任内政部长，朗瑞内任农业部长 【18】 ，我任外交部长。只有迪福尔、朗瑞内和我是新任的部长，其他几位都是上届内阁 【19】 的留任者。
帕西有真才实学，但气派不够。他为人耿直，说话不拐弯抹角，有讽刺口吻，容易得罪人，说他这是出于正义，不如说是他技巧不够。但他在必须切实行动的时候，比他专靠嘴皮子说教的时候更重视正义，而他在不想行动的时候就喜欢发表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卓越的健谈家，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在陈述困难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将要产生的结果时轻易地对事件的解决表示放心的人 【20】 。在最后看到政局的前途非常暗淡的时候，他依然会微笑而安然地说：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拯救我们的办法，而只有等待社会的全面崩溃了。总之，他是一位既有知识又有经验的部长，为人诚实，有久经考验的勇气，既不会屈服又不会出卖朋友。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与迪福尔的旧谊，特别是他对梯也尔的强烈敌视，保证了我们对他的信任。
吕利埃尔参加过政党，而尚加尼埃 【21】 的所属党派尚不清楚，但他们都是保王派和极端保守派分子。后者是一个只想留任陆军部长的大兵。我们初次见面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出任巴黎驻军司令而引起的对他的极端猜疑，因为这个职务要与多数派领袖经常联系，对总统有影响。这一切必然使吕利埃尔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并奋力依靠我们。
特拉西天生性格软弱，最初封闭在他父亲加于他身上的思想教育的非常有体系的和非常绝对的理论的框架内，而且自己也固守这种理论。但后来，由于长期接触日常的事实和受到革命的影响，这个坚硬的外壳好像已被打破，而不再受没有根基的智力和软弱的心灵的支配，但依然诚实和忠厚。
拉克罗斯是一个不幸的人，命运和德行都相当不好，在旧的王朝反对派中也是很粗鄙的人，二月革命偶然把他推上政治的领导行列，对于出任部长并非没有兴趣。他主动靠近我们，但同时也设法以小小的服务和阿谀逢迎得到共和国总统的信赖。说实在的，他这样的人也很难再得到其他照顾，因为他是一个少见的无能之辈，什么真本事也没有。人们曾谴责我们让特拉西和拉克罗斯这样无能的人同我们一起入阁，而这种谴责是对的。这也是内阁不能很好运作的一大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没有行政能力，而且还因为他们的人所共知的不能胜任，可以说由于总要更换他们而造成了经常的内阁危机。
至于巴罗，无论从感情的深处来说还是从思想的深处来说，他自然同我们站在一边。他的昔日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共和主义爱好，对他在议会中作为反对派的记忆，使我们同他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这种结合，他就可能非常遗憾地成为我们的敌对者。但是，他一旦站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应当信任他。
综合以上所述，在内阁的全体成员中，只有法卢一个人在出发点、社会关系和倾向方面与我们不同；在内阁中，只有他以多数派首领的代表身份出现，或者毋宁说只是他觉得自己是多数派的代表，因为实际上，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他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只代表教会。他的这种孤立地位，再加上他的隐蔽的政治目的，使他只得到我们之外去寻找支点。他一再努力把支点放在议会和总统身上，但也像他在做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做得十分慎重和巧妙 【22】 。
这样成立起来的内阁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本身不是联合内阁，而是由联合起来的多数派的协助而执政的内阁。
但另一方面，内阁也有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相似的根源、同一的本性、昔日的友谊、相互信赖和共同的目标给予各位阁员的。
人们一定会问我：你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你们想往何处去，你们想做什么。我们生活在人心这样动荡、这样不安的世界 【23】 上，我贸然代表我的朋友们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有点自不量力。但我愿意以自己的名义来回答。当时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认为共和制政府是最适合法国的需要的。确切地说，我所理解的共和制政府，是要政府拥有经选举产生的行政权。在人民的习惯、传统和习俗保证行政权有广泛的实施基础的国家，行政权的不巩固在社会出现动荡时经常是革命的原因，而在社会安定时则是巨大灾难的原因。而且，我还一直认为，共和政体如果是一个不受制衡机构监督的政府，它虽然可以许诺很多，但它给予人民的自由还不如君主立宪政体。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维护共和政体。尽管可以说法国还没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共和政体并非绝不可能实施，所以我尊重维护共和政体的尝试。
因为对共和政体的建立还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适于建立它的良好条件，所以我更加希望维护共和政体。旧的王朝是大多数国民最嫌恶的。人民在革命中疲于奔命，而革命给予他们的许诺完全是空头支票，所以人民的一切政治激情都减弱了。而在这种减弱的过程中，法国只剩下一种还很活跃的激情，那就是憎恨旧制度和不信任他们认为是代表旧制度的旧特权阶级。这种感情经过历次革命保存下来，既未在革命中发生变化，又未在革命中消解。按照前人的说法，它就像一股清泉，乘着大海的波涛进入大海，既未与海水混合，又未消失在大海当中。至于奥尔良王朝，人们从这个王朝得到的感受，没有使人产生迅速回到这个王朝的巨大兴趣。这个王朝只能把整个上层阶级和神职人员重新投入敌对关系 【24】 之中，把政府的运作与独占利益仍然交给我18年来所见的无力管好法兰西的中产阶级而脱离人民。而且，它也没有为自己的胜利作任何准备。
只有路易·拿破仑为取代共和政体作了准备，因为他已掌握政权。但是，他如果成功，除了出现一个轻视知识阶级，敌视自由并依靠阴谋家、骗子和走狗进行统治的杂种王朝，又能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绝不能称之为一场新的革命。
共和政体的确很难维持下去，因为爱好共和政体的人大部分不能或无力管好共和政体，而能够建立和领导共和政体的人又嫌恶共和政体。但是，要打倒共和政体也相当困难。对共和政体的嫌恶，也像当时国内出现的其他一切爱憎一样，是模糊的。而且，人们之非难政府，并不是想找一个比它可爱的其他政府。三个互不让步而且彼此敌视的政党，谁也无力独立撑起共和政体，而一直争吵不休。在这个问题上，它们根本无法形成多数派。
因此我认为，共和制政府如果脚踏实地，而且没有遭到难于联合起来的几个少数派的反对，又能稳健地、贤明地执政，则会在群众无能为力的状态下自己维持下去。因此，我不但没有试图反对它，反而决心捍卫它。几乎所有的阁僚都持同样的观点。迪福尔还相信我会对共和制度的良好运作和未来做出贡献。巴罗还说我历来尊重共和政体。而且，我们全体当时都表示坚决支持共和政体。这个共同的决心既是我们的团结标志，又是我们的旗帜。
内阁组成后，我们全体阁员去谒见共和国总统。这是我初次走近总统身边。在这之前，我只是在制宪议会上从远处看见过他。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但我们不能待得太久，因为迪福尔反对他，对他竞选总统作过几乎是侮辱性的发言还不到6个月，而我和朗瑞内在选举总统时都是公然投他的反对者的票的。
路易·拿破仑在我所叙述的这段历史的其余时间里具有巨大影响，所以我觉得在描述我的一批同时代人的时候，值得着重写一写他。我相信，在他的所有部长当中，或许在不愿参加他反对共和政体的阴谋的所有人当中，我也是最受他青睐，最能就近观察他和最能正确评论的人。
路易·拿破仑的前期经历和独特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可以认为他不愧为卓越人物。这是我跟他接触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关于这一点，他的敌对者，或许还有他的朋友，在是否可以对他们所支持的参选政治家给予这样的称呼的时候有些犯难。他的大部分朋友在推选他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出于他有这种资格，而是出于认为他平凡。他们想把他当作可以随意利用和他也愿意叫人随时丢弃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
路易·拿破仑也有常人的一定感人之处：他平易近人，有人性，心地柔和甚至相当感人，不爱挑剔，人际关系很稳定，浑厚朴实，虽然出身可以使他无上自傲但为人却相当谦逊，重感情而轻怀恨。他能够感受友爱，对接近他的人也能施以友爱。他同人谈话的时候较少，而且多半不得要领。他没有引发他人谈话和同谈话人拉近关系的技巧。他不善于口述自己的观点，但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并有些以文学家自负。他爱隐讳，同一生中总搞阴谋的人爱隐讳一样深重，并因他不动声色和目光凝滞而得到加强。他的两只眼睛晦暗无光，就像安在轮船下层舱的厚玻璃，虽然可以透光，但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他对危险毫不在乎，能在危机的日子里安然处之。同时，对于一些相当平凡的事，他又总是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定主意。可以看到他经常改变路线：前进，徘徊，遇到重大损失时后退。国民选举他，是叫他敢作敢为；国民期待于他的，是大胆而不是慎重，所以他不该遇到损失就后退。有人说他耽于享乐，而对于享乐的选择不够高尚，对于一般享乐的这种热情和对安乐生活的这种爱好，随着权力的易于获得而更增强。这样，每天都在消耗他的精力，甚至减退他的野心。他的智慧缺乏条理，混乱，总是胡思乱想，以致时而要以拿破仑为榜样，时而借用社会主义理论，时而又想起他曾生活过的英国。他想学习或借用的东西多种多样，而且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他苦心孤诣地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他的远离事实和生活的孤芳自赏之中，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梦想家和空想家。但是，当现实迫使他走出这种茫然而空洞的思维领域，以把精力用在实事求是的限界之内时，他的认识也可能正确，有时还相当细致，有广度，甚至有一定的深度。但这绝不会持久，而是往往要把稀奇古怪的想法放在正确的想法旁边备用。
一般说来，通过长期观察和亲身接触，不难发现他的见识当中也有小小的狂妄才气，在想起他青年时期的不务正业而见到这种才气时，就可以找到不务正业的由来。
总之，可以说他的成功和能力，除了借助环境的帮助之外，来于狂妄的才气大于理性，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舞台。在这样的世界上，最坏的剧本有时会演成最好的戏。如果路易·拿破仑是一位贤人 【25】 或者是一位天才，他绝不会当上共和国总统。
时势制造明星。他坚信自己是命运的工具，是时代所必要的人。我一直认为，他确实是相信他的权力是合法的；但我认为，路易十世从来没有确信自己的地位是合法的，而且他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确信找出理论根据，因为即使他对人民抱有一种抽象的爱，也不会对自由太感兴趣。在政治方面，路易·拿破仑的精神的基本特点，是憎恨和轻视议会。在他看来，立宪君主制度甚至比共和制度还难以容忍 【26】 。他的拿破仑这个名字使他产生的无限自豪，虽然使他愿意服从国民，但又使他产生不想受国会影响的思想。
路易·拿破仑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有一段时间努力效仿平庸的君主，这样的君主自然爱护其仆从，同一些小冒险分子、破产户、失意者和公子哥儿20多年在一起搞阴谋的生活经历，使这些人在此期间都能自觉地成为他的追随者或共谋者。而他本人，则通过奇妙的手法学会了可以使自己成为冒险家或侥幸的君主。他继续同这些末流人士在一起花天酒地，而不再过正常的生活了。我认为，他除了写文章，描述那些长期与他在思想上共鸣，在梦中都与他胡混在一起的人物，就难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同这些末流人士的经常往来，一般又使他同有风趣的很难打交道的人接触。另外，他也希望自己的人格和事业能得到众人的尊重（就像他的人格和事业能够产生这种尊重一样）。他不愿意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独立行动。他要求人们相信他的星相，盲目崇拜他的命运。因此，只有通过他的亲密追随者和特别友人形成的集团，才能接近他。尚加尼埃将军当时就这个集团对我说过，差不多可以用骗子和混蛋这两个合辙押韵的词合称他们而给他们定性。总之，虽然不能说这一族类的成员大部分是男流氓和坏女人 【27】 ，但他们通常不如其亲信。
国家需要首领，想起法国有过拿破仑那样的权威，就把他这样的人推上法国的首领的地位，由此我们就跟着他来治理法国。
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从事政务工作是困难的。制宪议会在结束其纷争多事的生存之前，通过了一项禁止政府出兵攻打罗马的决议（1849年5月7日）。我入阁后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进攻罗马的命令已于3天前下达给我们的部队。这种对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的禁令的公然违反，以及以革命的名义、不顾宪法要求尊重外国的有关条款而对革命中的人民发动的战争，使人们担心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和迫在眉睫。这场新的斗争将怎样结束呢？各省省长寄给我们的所有信件，警察当局送来的所有报告，当然给我们敲起了严重的警钟。我曾亲眼看到，在卡芬雅克统治的末期，一个政府是怎样在调和其与下属的利害关系中得以在梦想中维持下来的。这次我又亲眼看见，而且是离得很近看见，这样的一些下属是怎样得以使他们的雇主增加恐怖感的：同一原因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每个人都判断我们处于不安之中，想以发现新的阴谋来引人注意，把威胁我们的新阴谋的某些证据提供给我们。他们越是相信我们要成功，越是主动地向我们提示我们的危难。这种情报的特点和危险之一，就是随着危难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情报，而情报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含糊不清。政府的下属在看到豢养 【28】 他们的政府不会持久，而去注意行将代替它的下届政府的时候，一般都一言不发或完全沉默。而这次在我们这里，他们却大嚷大叫起来。听到他们的喊叫，人们不能不以为我们已临深渊的边缘，而我却不这样认为。从此以后，我就像我历来所做的那样一直坚信，政府的公报和警察当局的报告，在揭发和处理阴谋事件时可能有参照价值，而想要判断和预测党派的巨大动作的时候，它们只会使人得出夸张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错误的概念。就整个法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比如说，你要想让专设的、最值得信任的官员提供关于国内都有什么需要、都存在什么情绪和想法的资料，即由他们亲自获得这些问题的全面资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看到目前的整个局势，我觉得在目前来说，武装的革命并不可怕；但现在进行的而且可能引起内战的斗争，却是非常残酷的，特别当内战与瘟疫的疯狂流行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将更加残酷。事实上，巴黎当时正遭到霍乱的蹂躏。死亡这次打击了各个阶层。有相当多的制宪议会议员已被霍乱击倒；在非洲时没有遇难的比若，也即将死亡 【29】 。
如果说我还怀疑危机迫在眉睫，那么新议会的景象就使我清晰地感到危机已经开始。可以说，在旧议会中，我们就已经闻到内战的气味。那时，发言粗野，动作激烈，语言过于粗暴，当面对骂。我们这次暂时借用众议院的旧大厅开会。这个大厅原来是为460人开会准备的，而现在容纳750人就太勉强了。因此，大家在里面你拥我挤，互相埋怨，但总算在不顾互相指责之中，拥挤地进入了会场。肉体上遭受的折磨，加剧了心里的不满。这是一场挤在木桶里的决斗。山岳派怎么能够忍耐呢？他们自以为有相当多的人承认他们在国民和军队中是有强大力量的。但是，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很弱，不足以实现他们控制议会或在议会中为所欲为的希望。一个使他们重新集结力量的良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仍然处在动荡之中的整个欧洲，只要大力打击巴黎一下，就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仅是气质粗暴的人们所需要的。
人们可以预见，在获悉进攻罗马的命令已经发出和开始进攻的时候，就要爆发一场运动。实际上也是如此。
发出的命令仍然是保密的。但在6月10日，发布了初战的报道。
从6月11日开始，山岳派到处演讲，对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赖德律—洛兰站在讲台的高处，号召进行内战，因为他认为政府违反了宪法，而他的朋友和他已经准备用一切手段甚至武力 来保卫宪法。要求罢免共和国总统和前届内阁。
12日，负责审议昨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议会委员会驳回罢免案，而直接要求议会立即对总统及其部长们的未来作出判决。山岳派反对立即开始讨论，而要求制作有关的文件。山岳派推迟讨论的目的何在呢？这很难回答。它打算利用推迟来煽动人心，还是想寻找时间来安定人心呢？可以肯定的是，善于辞令而不擅于实际斗争、热心足而决心不够的山岳派领袖们，这一天在他们大放厥词当中表现出前一天没有表现出来的某种犹豫。他们把剑拔出来一半以后，好像又想把它放回鞘内 【30】 。不久以后，他们发出的信号被议会外面的支持者看到，但再往后，他们并没有采取主动行动，而是跟着形势随大溜了。
这两天中，我的处境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前面说过，我完全反对远征罗马的意图和做法。在入阁之前，我曾向巴罗庄重地声明，我只对将来负责，而对迄今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只由他自己去答辩。我只是在这个条件下才答应入阁的。因此，在11日的讨论之中我一言未发，只由巴罗一个人去抵挡议员们的猛烈攻击。但在12日，我看到我的同僚们受到非难的时候，我认为不能再长时间地保持沉默了。我要求重新提出有关的证明文件，顺便作了简短的发言，而没有就事件的本质发表意见。我非常激动，但只说了几句话。
我在《总汇导报》上重谈这篇简短发言时，我感到毫无内容，而且表达得非常拙劣。但在发言时却得到多数派的热烈鼓掌 【31】 ，因为在人们感到即将爆发内战的危急时刻，思想的表达和语言的声调，比发言内容的价值更能打动人。我的发言直接指向赖德律—洛兰，怒斥他不仅想要制造动乱，而且在散布可以引发动乱的谎言。我发言的感情是强烈的，声调是坚定的，具有攻击力。尽管我讲得很不好，对我的新任务还有游移，但我感觉很好。
赖德律—洛兰对我作了回答，并指着多数派说，它是哥萨克式的派别；多数派回答他说，他是海盗和放火者。梯也尔在解释这个看法时说，方才发言的人与6月的造反者有密切联系。议会以压倒多数否决罢免案后散会。
山岳派的领袖们虽然仍在诋毁，但态度已不坚定。于是，人们可以自以为斗争开始的决定时刻还没有到来。可是他们想错了。我们在当天夜里收到的报告，使我们获悉一场武装斗争正在准备之中 【32】 。
实际上，第二天，各家蛊惑煽动的报刊都声称，它们的编辑们所要求的，已不再是用司法，而是用革命来解决问题。这完全是直接或间接号召进行内战。国民自卫军士兵、学生和居民完全被报刊的报道鼓动起来，不带武器到指定场所集合，然后列队来到议会的大门前。这是把本拟在5月15日发动的事件移到了6月23日。上午11时左右，实际上有七八千人集合到格罗·卡尤抽水站。当时，我们正在共和国总统处开会。总统已经全副武装，一俟接到战斗开始的报告就准备骑马前往。除了军装以外，他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什么改变。总之，他还完全跟昨天一样：表情还是有点忧郁，说话依然慢慢腾腾，不够连贯，眼神依然晦暗无光。从这临战不慌的表现中，一点儿也看不到面临危险时常有的慌张不安，即没有只有在精神衰萎时才会出现的心态。 【33】
我们把尚加尼埃请来，他向我们说明了战斗的准备情况，并表示一定会胜利。迪福尔向我们宣读了他接到的报告，所有的报告都说发生了可怕的叛乱。随后，他返回自己的活动中心内政部。正午左右，我返回议会。
议会仍然没有开会。因为议长没有同我们磋商就安排了议事日程，宣布明天休会。在另一个人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行为。在议员们纷纷回家期间，我去了议长的家，多数派的领袖大部分都已在这里。场面非常严肃，人人都很激动和不安，要求立即开始战斗，对内阁的优柔寡断进行强力的谴责。梯也尔，躺在一张大安乐椅子里，把脚放在另一张安乐椅子上，抚摩着肚子（因为他好像感染了流行病），以其非常尖的假嗓子，大发脾气地高呼：不想对巴黎下戒严令，也太奇怪了。我以温和的口吻回答他说：本想下戒严令，但时间还不到，因为议会还没有开会。
议员们从市内的各处来到议会。他们前来并不是接到了议会的开会通知（大部分人没有接到通知），而是听到市内的传闻。在下午2点钟，会议终于开始。多数派的席位全满了，但在高处的山岳派席位没有一个人。议会的这部分席位的沉寂，比通常出现的喊叫还令人难忍。这表明讨论已经停止，内战已经开始。
在3点钟的时候，迪福尔提议在巴黎实行戒严。只有卡芬雅克一个人支持。他像有时他讲话那样，作了简短的发言，而发言中表示的本来平庸而含混的思想，却达到其心灵的高度，甚至接近崇高。在这种环境中，他转瞬之间成了我在议会中见到的真正伟大的雄辩家：把其他发言人远远抛在后面。
他对着从讲坛上走下来的一位山岳派 【34】 喊叫说：“你们说我失去了权力。不对，我是自动放弃权力的。国民的意志没有改变，它就是命令，人人都要遵守。我补充一点，而且我也希望，共和主义的党能够对此作出公正判断：说我的行动遵守了共和主义的信念，是自动放弃权力的。你们说我是在恐怖之中生活的，而历史俱在，它会说话。但我想对你们说，即使你们没有使我产生恐怖的感情，你们也使我产生了痛恨你们的感情。你们还想叫我对你们说最后一句话吗？你们在革命之前都是共和主义者，而我，在共和政体建立之前没有为它出过力，也曾反对过它。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后来忠心为它服务，而且我还管理过它。请你们注意，我没有为其他事情这样尽力过！请你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作好速记，永久存于议会的记录里。你们和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这就是要我们都很好地为共和国尽力。
“好了！我所痛恨的，正是你们非常不愿意尽力的。为了我国的幸福，我切望它不要遭到破坏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遭到这种痛苦。我们就要责难这是由于你们的张狂和妄为。请你千万记住这一点。”
在宣布实施戒严后不久，就传来叛乱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尚加尼埃耶总统率领一支骑兵部队，冲进并驱散了向议会走来的游行队伍。一些刚刚构筑起来的街垒，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就被破坏了。被围在作为自己的总部的国立工艺博物馆里的山岳派，或被逮捕或逃亡。我们掌握了巴黎。
这样的动乱也发生在其他一些城市，其程度虽然激烈，但没有一处成功。在里昂，激战了5个小时，但胜利终于属于政府军。我们巴黎的胜利者，也有点使一些省份不安，因为在整个法国，无论是建立秩序还是破坏秩序，都以巴黎是瞻。
6月的第二次叛乱就这样结束了。其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都与第一次大不相同，但使其失败的原因却是一样的。在第一次时，主要是出于欲望而不是出于信念，参加造反的民众 【35】 是孤立战斗的，没有能够把他们的代表——议员请来领导他们。而这一次，是议员不能出面领导民众战斗。1848年6月，是军队缺乏指挥员；1849年6月，是指挥员缺少军队。
山岳派是一些奇怪的人物：他们喜欢吵架的性格和自傲，还表现在他们不该进行的活动当中。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和亲自煽动人们积极参加内战，在以大量侮辱的语言攻击我们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孔西德朗。此人是傅立叶的门徒和后继者，写了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著作，在其他时代，他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位危险的人物。孔西德朗和赖德律—洛兰，设法从国立工艺博物馆逃了出来，去了比利时。我同他有过来往，他到布鲁塞尔时给我寄过一封信，其中写道：“亲爱的托克维尔（接着写了他求我办的事，随后他又写道）……如果需要我个人为您服务时，请随时示教。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来为您服务；随后，我估计最长还有6个月的空闲时间 。当然，您完全有能力自己处理或迟或早一定会遇到的这些或那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谈政治问题，尊重奥迪隆·巴罗本人发布的非常合法和非常正当的戒严令。”我对此复信说：“亲爱的孔西德朗，您委托的事情我将照办，我不想利用您的那种小小的服务 【36】 。但是，我现在不难确信，那些被你们称为部长的自由的、可恶的压迫者们，并不急于使他们的敌对者们相信，他们不把敌对者绳之以法后就使敌对者得到公正的安排。不管怎么说，这证明正义仍在我们方面。如果我们与敌对者调换一下位置，我能够像现在这样行动吗？我这不是对您说的，而是对您的那些我可以指出姓名来的政治友人说的。我相信情况一定相反，而且我要向您郑重声明，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并且只要把我的脑袋留了下来，我就感恩戴德了，并准备声明他们的道德超过了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