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这个议会的场面
我顺路到了瓦洛尼去向我的几位朋友告别。有几位朋友在我离开时潸然泪下，因为地方的人士普遍认为当选的议员们回到巴黎将会遭到很大危险；还有几位勇敢的朋友对我说：“如果国民议会受到攻击，我们将会保卫你们。”我为我当时把这些话视为多余的担心而后悔，因为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他们和其他许多人还真为我担心而来了巴黎。
我回到巴黎才知道，我在将近12万张的有效票中得到110704票而当选 【72】 。与我同时当选为议员的，大部分是原来的王朝反对派，只有两个人在革命前就持有共和主义的观点，当时的流行语称他们为前日的共和派 【73】 。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可以说也是如此。
曾经有过比1848年的革命家还凶恶的革命家，但我以为从来没有比他们还愚蠢的革命家。他们既未能利用普选为自己服务，又未能不用普选而使自己渡过难关。如果在2月24日之后不久，当上层阶级还对所受的打击摸不着头脑，民众的精神状态主要是害怕而不是不满的时候，就实行普选，他们也许会得到一个合乎他们的愿望的议会。而如果他们悍然建立独裁统治，他们也只能暂时保持住这一统治。但是，他们说要依靠全体国民，可同时他们所做的又完全是脱离国民。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要依靠国民，另一方面又在威胁国民；他们以构想大胆的计划和暴戾的语言吓唬国民，但他们行动的优柔寡断又为国民的反抗开辟了道路；他们在把国民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的同时，又把自己视为国民的救星。总之，他们在胜利之后没有扩大和开放自己的队伍，而是小心翼翼地紧缩这个队伍，唯恐坏人钻进来。简而言之，好像是要努力去解决一个难以解决 【74】 的问题：要建立多数派的统治，但又要反对多数派的爱好。
他们仿效过去的实例，但对这些实例又不理解，只是天真地以为，只要号召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就可以把他们拉进政治活动，只给他们以权力而不给他们以利益，就足以使他们爱护共和国。这些革命家忘记了，他们的前辈在给予农民以选举权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十一税，免除徭役，废止领主的其他特权，把旧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原先的农奴，而自己却毫未放弃权力。在建立普选制时，他们本想以此鼓励民众支持革命，可他们给予民众的却只是反对革命的武器。但我绝不认为农村就产生不了革命激情。在法国，种地人都有一定份额的土地，大部分人以小片土地维持贫苦的生活，借债累累。他们的敌人已不是贵族，而是放债人。这些放债人才是他们攻击的对象。不必许诺废除所有权，而要允许废除债务 【75】 。1848年的鼓动家们根本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手段，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们的前辈还要无能，更没有诚意实施这个手段，因为1848年的鼓动家只在行动上表现了暴力和不公正，而他们却是在愿望上就表现了暴力和不公正。但是，要采取暴力的、不公正的行动，只有合乎他们愿望的政府，甚至是有权力的政府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习尚、思想和激情。
因此，在选举中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实行革命和使革命成功的党派。这个党在选举中遭到十分沉痛的打击。随着它看到自己的候选人连遭失败而感到深重悲痛和表示巨大愤怒，时而柔和地，时而粗鲁地抱怨国民，指责国民无知、忘恩负义、失去理智和不顾自己的幸福。这使我想起莫里哀《太太学堂》中阿尔诺尔弗对阿涅斯说的话：但是说到底， 【76】
“你这个恬不知耻的太太，为什么不爱我了 ？”
我回到巴黎看到的，是一派绝不会引起人们高兴，而实际上只会使人伤心和可怕的情景。我在这座城市看到10万名工人被武装起来加入国民自卫军，他们没有工作，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但头脑里却满是无用的理论和空想的希望。我看到社会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无所有的人被共同的贪婪联合在一起；另一部分是拥有一些财产而被共同的苦恼联合在一起。这两大阶级之间再无其他的联系和其他的共同感，而是双方都在想斗争将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资产阶级和民众（这两个在以前的斗争时代使用的名词又恢复了，并被用来表示两种遭遇不同的人们）已在鲁昂和利摩日展开斗争 【77】 。在巴黎，再也没有财主随便使用或挥霍自己的财产或收入的日子了；人们时而要求他们亲身劳动才可以出售自己的财物，时而要求他们停止向租户收房地产租金，不允许他们本人依靠他人的收入生活。财主们尽量服从这一切暴政，在暴露自己的弱点时 【78】 努力做到损失最小。在当时从报刊上看到的材料中，有一条《通知》使我最先想起它像是把自尊、胆怯和愚蠢相当巧妙地 【79】 融合在一起的样品，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通知》中说：“编辑先生台鉴：请允许我借贵刊的版面告知我的诸位房客：我欲把真正的民主所应遵行的博爱原则实施于诸位，现将下期房租的付给收据交给渴望享受这一原则的上述房客。”
但是，也受到压迫和威胁的这位资产阶级得到的却是漆黑一片的失望，而这种失望后来逐渐变成勇气。我向来认为二月革命运动绝没有希望按部就班地以和平方法结束，而只能以巴黎爆发的大规模战斗突然终止。我在2月24日的次日，就曾这样说过；我当时看到的，不仅使我确信这场战斗实际上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战斗已迫在眉睫，觉得人们都在寻找开战的最初时机。
国民议会终于在5月4日开会。直到最后时刻，人们还在怀疑会议能否开成。我深信一些最热心的煽动家曾多次策动不开会而拖延下去，但他们却不敢这样做。他们始终被他们所主张的人民主权的原理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的眼前可以浮现议会开会之初的情景，但我反而又觉得当时的记忆非常混乱。如果仅仅是因为事件重大和重要，就以为应当在记忆中留下清晰的印象，那是错误的。深刻地铭记在心并能长期不忘的，反而是人们见到的一些细小的个别事件。比如说，我只记得在开会当中我们争先恐后地喊了15次“共和国万岁！”会议中充满了这样的奇怪事件。也不断看到一个党以过激的感情表现来刺激自己的对手，而对手则不以为然，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以避免上当。因此，大家有时出于真诚，有时出于假义，而共同努力推进会议的进行。我还认为，不管会上的喊叫声出于哪一方，它都是很认真的；喊叫声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思想，甚至反映了互相对立的思想。当时大家都想保卫共和政体，但有的人是为了进攻而利用共和国，有的人是出于防卫而利用共和国。当时的报刊都提到议会的狂热和群众的狂热。虽然说得十分热闹，但真正的狂热并不存在。大家第二天去忙着做的并不是他们头一天想的事，而是出于某种感情而要去做的事。
临时政府的一项政令，规定议员要着昔日国民公会议员的服装，特别要穿白色的翻领内衣。谁看到这种着装，都会认为是罗伯斯庇尔又出现于政坛。我最初认为，这个奇妙的想法一定出自赖德律—洛兰或路易·勃朗 【80】 的头脑；但后来我听说，这应当是出自阿尔芒·马拉斯特的华丽的富有文学情调的想象力。大家知道，没有人遵守这一政令，连它的立案人也没有。只有科西迪埃尔 【81】 一个人按照指定着了装。因为我只知道他是后来自称为山岳派的成员，所以我一看到他这一身打扮，总会想起93年的人物。我看到他身材高大，十分肥胖，三角形脑袋深陷在两肩之间，极富表情 【82】 。他的眼神狡猾而顽皮，整个面貌有点傻乎乎的样子。总之，他是一块难以名状的物体，但其中活跃着一种能够支使粗鲁和无知的还算机敏的精神。
开会后的次日和第三天，临时政府的成员使我们依次认识了这些在2月24日以后各有不同作为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大说自己的好话，甚至还大说他们同僚的好话，以致很难辨认其中有些人曾经是死对头。除了政治上的憎恶和嫉妒使他们对立之外，我还觉得他们虽然天天见面，但却彼此十分陌生。这种独特的隔阂就像人在旅途中不得不同乘一艘船，在狂风暴雨的长途航行中互不理解和互不知道对方的心事。我在第一次会议上，看到我的旧议会同僚几乎又都露面。除了落选的梯也尔先生，没有参选的布罗伊公爵 【83】 ，以及外逃的基佐先生和迪沙泰尔先生，所有的有名雄辩家和旧政界 【84】 知名的大部分说客都出现于会场。但他们表现得很不自在，感到孤立和被人怀疑；又像在政治上常见的那样，他们既令人害怕，又互相害怕。当时他们还不能发生不久以前由他们的才能和经验所取得的那种影响。议会的其余议员，我看都是从旧制度脱离而来的没有经验的新手，因为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政治生活一直操纵在议会的少数人手里，他们没有机会参与。一些没有贵族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经历的新议员，几乎不懂议会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如何在议会中行动和说话才得体，完全不了解议会的日常工作习惯和基本惯例，在关键时刻态度犹豫，对不重要的事情却听得极其认真。我清楚地记得，在会议的第二天，这些新议员都坐在讲台的周围，鸦雀无声地仔细倾听会议主持人宣读昨天会议的记录，表现出把这没有太大意义的行事视为大事的样子。我确实觉得，这是900名英国或美国的农民突然出现在一个重大的政治团体，而且表现得非常得体。
依然是模仿国民公会开会时的样子，陈述自己的非常激进和特别革命的观点的人，总是坐在阶梯式议席的最高处。他们坐在那里虽然很不舒服，但却有权自称为山岳派；像人们自愿地沉湎于可爱的空想一样，他们也以自己能够取得这个称号以致被人视为可恶的坏蛋而非常愚蠢地自鸣得意。
这个山岳派很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一个是旧派的革命家，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者，但两者的细微差别并不明显。人们只能根据并不明显的色调来区分他们：名副其实的真正山岳派，头脑里几乎都有点儿社会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者则从心眼里同意山岳派的革命方式。但他们之间也有相当深刻的分歧，使人们不能永远同他们一起前进。这一点把我们救了。社会主义者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更准确地符合二月革命的真正性格，以及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唯一激情。但他们主要是理论家，而不是活动家，所以他们认为震撼社会是容易的，而为此所需要的实践的毅力和他们的山岳派前辈拥有过的关于起义的科学，他们却是没有的。
我在我的席位上，可以听清山岳派的议席上发出的言论，尤其是能看清那里发生的一切。这使我有机会十分仔细地研究经常出没在议会的这一部分人士。我好像在这里发现一个新大陆。他们不以全然不知外国的事情为耻，反而以至少知道点本国的事情自慰。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国内总是还有许多地方他们没有去过。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确切地感到他们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山岳派，他们说话时总是使用方言，习俗也带有地方的特点，真是使我大吃一惊。他们使用的行话，与无知的法国人和有学识的法国人使用的完全不同，虽然任何行话都有缺点，但他们的行话的特点是：充满大量的粗话和野心勃勃的词句。从山岳派的席位上，不断传来侮辱性的或玩笑性的责骂声，同时夹杂着一大堆嘲讽和警句，交替使用非常放肆的高喊和美丽动听的低语。显然，这些人既不属于小酒店的常客，又不属于沙龙的贵宾。我认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从咖啡馆学来的，他们的精神完全是在报刊文艺的熏染下养成的 【85】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自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些人物出现在我们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只是几个孤立的名气不大的人物，这些人关心掩饰甚于关心露面。
制宪议会尽管与此大不相同，但它另有两个在我看来是新的方面。它的大地主和贵族出身的议员，比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需要以财产为条件的时代选出的任何一个议会的同类议员，多得无比；它里面还有一个在人数上和力量上都比复辟时期强大的宗教党。我计算了一下，这个宗教党里有3名主教、多名代理主教和1名多明我会修士 【86】 。而在复辟时期，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只让1名修道院院长选进这个议会 【87】 。
选举权的纳税额资格的废除，使一部分选民不再受财富多寡的影响；预见所有权将受到威胁，促使选民去选举那些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的人去当自己的代表。这两点是使议会出现很多地主的主要原因。教士们的当选也出于类似的原因，但还有一个与此不同的更值得研究的原因。这后一个原因是：大部分国民几乎全部地、完全出乎意料地又回到宗教事务方面来。
92年的革命在打击上层阶级时，使上层阶级对于自己的不信教行为进行了反省：虽然未能了解信仰的真正精神，但至少了解了信仰的社会效益。后来成为上层阶级的政治继承者和变为它的嫉妒的对手 【88】 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随着上层阶级开始回复宗教信仰，中产阶级变得更加不信教了。1848年革命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要比92年革命对贵族的打击小一些：都是遭到厄运、恐怖和复旧，情况基本一样，只是规模较小，色彩不够明显，而且毫无疑问 【89】 持续的时间不长 【90】 。神职人员自动脱离一切旧的政治党派，回复只有教士应当具有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原来的真正精神，从而促进资产阶级回到宗教方面来。因此，他们在向原有的信徒宣称保护他们的传统、习俗和等级制度时，就自然而然地宣传了共和主义观点。神职人员被大家接受和爱戴。被选进议会的神职人员，经常受到极大的尊敬，他们也以自己的良知、中庸的立场，甚至谦逊的态度，值得享有这样的尊敬。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努力争取上台发言，但总是不能用好政治语言。他们早就忘记这种语言，他们的讲演不知不觉变成传道布教。
另外，普选在全国到处展开，但没有出现一个应该当选的新人。我一向认为，不管大选采取什么形式，大部分国内少有的人才最后都会当选。当时采取的选举制度，只对议会所关注的和构成政治体的底层的普通人士有重大影响。随着选举在这一制度下或另一制度下的实施，这些普通人士的地位将是非常不同的，而他们的心情也将是大不一样的。制宪议会的情况，最能使我确信这一想法是无误的。所有在制宪议会中发生主要作用的人，我差不多早就认识；而其他的一大帮人，则与我至今看到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91】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议会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议会都好。在这个议会中，认真的、没有私心的、诚实的，尤其是勇敢的人，都多于我曾经工作过的众议院。
制宪议会是为了对付内战而选举成立的。这是它存在的主要价值。实际上，只要它能战斗，它就是伟大的。而在胜利之后，当它感到胜利的重担压在它身上而实际上无法工作的时候，它的存在就惨了。
我把自己的席位选在议席的左侧，在一个便于恭听他人的发言，而自己想要发言时又便于登上讲台的位置上坐下。我的许多好朋友：朗瑞内、迪福尔、科尔塞勒、博蒙和其他一些人，都同我合流，靠近我入座。
尽管大家都知道，但我还要谈一谈会议大厅的布置。这是为了理解我的叙述而必须做的。另外，尽管这个用木材和砖瓦泥灰修建的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看来要比以它为摇篮而成长起来的共和国要寿命长一些，但我不认为它能存在很久，何况它遭到破坏后，在其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很难以解释清楚了 【92】 。
会议大厅是非常大的长方形，它的一端的墙壁下是主席团和讲坛，其余三面墙壁下各为有9排座位的阶梯式议席。对着讲台的会场中央，是像罗马圆形剧场的竞技场 【93】 的一个空旷的小广场，但这个小广场是四方形的，而不是圆形的。这样，坐在侧面听演讲的人，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讲演者，而能正面看到演讲者的，又坐在很远的高处。这样的布置特别有利于分散注意力和制造混乱，因为坐在两侧议席上的人看不清讲演者，并在互相干扰中不去指责发言者而是相互争吵；坐在正面议席上的人，也听不清发言，因为他们只顾仔细观看讲台上的人，而不注意听他的发言了。
高悬在大厅上方的几扇大窗户直接向外开着，使空气和阳光可以进入大厅。只是墙上装饰着几面旗子 【94】 ，幸亏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用厚纸板和布制成的平面的富有寓意的装饰物。尽管行家里手和外行的民众对这些装饰物都没有兴趣，但法国人总是喜欢在他们的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上做这种装饰。整个大厅宽敞，呈现出一种冷漠的、凝重的、几乎是凄凉的场面。准备了900个议席的座位，这个数目是法国议会60年来最高的。
我立即感到这个议会的气氛很适合我；尽管发生一些严重的事件，但我仍有一种迄今没有过的安适感 【95】 。实际上，自我参加公务活动以来，这是我感到第一次加入多数派的行列，并随着多数派一起，使自己的爱好、理性和意识服从我的唯一方针，从而产生新鲜的和十分痛快的感觉。我弄清了这个多数派斥退社会主义者和山岳派的原因，而我真诚地要求支持和建设共和国。我同多数派一样，在考虑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绝不能有君主政体的思想，即不能对任何一个君主有爱怜和惋惜的念头；其次，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拥护自由和人的尊严。我的唯一目标是：维护社会原来的法律，以抵制革新者利用政府依靠共和主义原则可能获得的新的力量去捣乱；使法国民众的明显愿望对巴黎工人的激情和愿望占上风；从而用民主主义战胜蛊惑宣传。我觉得我的目标既不太高，也不炫目。我虽然天性喜欢冒险 ，但我不知道这个还要走很长路程的稍微有点风险的道路 【96】 ，如何对我增添更大的魅力。走到近处去看这个十分巨大的危险，使我产生强烈的不快。但我认为，触摸危险东西的小小尖端，能给我生活的大部分活动带来最好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