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国会议员在作决定时态度暧昧——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反思和我的决心
在2月24日后的最初几天，我没有去找和会见因这一天的事件与我意见分歧的任何政治界人士，我感到没有这个必要，老实说，我也没有这种兴趣。我一想起那个我在其中工作10年和目睹革命的萌芽在其中生长的可悲的议会世界，就有一种本能的嫌恶感。
另外，在这一时刻，我也感到 【30】 一切种类的政治对话或政治联合都是夸夸其谈。尽管引发群众造反的理由并不充足，但一旦运动发展起来就难以遏止。我认为我们把一切都置于民主主义的洪水之中了，一些个人和甚至党派为防止洪水而筑起的大坝，只起到淹没筑坝人的作用。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研究这一现象的一般特性外，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就像一个幸福的赞美者一样，把自己的一切时间在街头与胜利者一起度过了。老实说，我对新的主权者既没有敬意，又没有任何要求。我同他们连话都没有说过，只是把所见所闻记在心间。
但几天以后，我同败北者有了往来，又会见了旧议员、旧贵族、文人、实业家、商人和地主，当时的语言开始把这些人称为游手好闲者。我发现革命的景象从上面看来比我起初从下面去看时还要反常，我从革命中看到很多恐怖，而很少看到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真正激情。只是莫明其妙地顺从，特别是没有任何希望。我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推翻政府的想法，而是对它置之不管。尽管二月革命是我国的所有革命中完成期限最短和流血最少的革命，但它使失败者的精神、心思和感情感到它比其他革命都更加全能。我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政治热情，在失望和无益的冲动之后，所剩下的只是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一种非常顽强和排他的但又非常温和的感情，只要使他们感到满意，任何政府体制都能容易适应这种感情。
于是，我发现人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命运偶然制造的事件和驾驭新的主人。大业主喜欢向历来与他们为敌的资产阶级和历来与他们友好的民众阶级呼吁；神职人员又从福音书中找到关于平等的教条，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向来重视这一教条；资产者本人又有点骄傲地想起他们的祖辈曾是工人，而当他们因为家谱难详而不能回溯到自己的祖先曾是依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地地道道的工人时，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证明自己原来是个大老粗，后来依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财产。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逐渐将不久前隐藏的东西公开出来，这实际上是人的虚荣心在作怪。虚荣心这东西可以在不改变人的性格的条件下作出各式各样的表演，它有正面和背面，但总是像一枚奖牌，翻过来翻过去都是表扬。
由于当时除了恐怖之外再无其他真实激情，并且与投身革命的祖辈的激情还没有断绝关系，所以人们都在努力恢复祖辈的激情。这是寻找机会利用自己家族曾经有过的坏人坏事的良机 【31】 。如果一个人有幸有一个因放荡不羁而死去的堂兄弟、亲兄弟或儿子，则他可以马上功成名就 【32】 。如果他再提出某一怪诞的理论而受到注目 【33】 ，他就可以有望万事亨通 【34】 。大部分政府委员和副委员，都是由这种人出任的。被人们避而不谈的父辈 【35】 ，如果在以前蹲过巴士底狱，而在今天，当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充任官员，一举光宗耀祖，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至于路易·菲力浦国王，如果他是墨洛温王朝的直系，则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他不是。事变后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对他保持一片沉默。可以说，无论是在民众中间，还是在上层人物中间，我连一次也没有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我见到的原宫廷人士，没有一个谈及国王的事情，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想过国王的问题。他们觉得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以致对这位君主的事情连想都没有想。有人对我说过，失去王位的国王的命运一般都是如此。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的敌人也把他的事情忘了，没有煞费心机地去非难他，甚至可以说没有煞费心机地去憎恨他。否则，至少要使他的命运遭到极其罕见的巨大打击。
我并不想写1848年革命的历史，只是努力追述我在这一革命当中的行动和想法，以及我对这一革命的印象。因此，我要跳过2月24日后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实，而直接写大选即将开始之前的一段时期。
进入这一时期，主要是要搞清楚人们只是以个人身份来旁观这一奇异的革命，还是亲自参与了当时的事件 【36】 。关于这个问题，我找过相互对立的各党派的原领导人。根据他们的谈话前后不一、意见时常改变这一点来判断，可以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各持己见，互不让步。这些几乎都是在遵守宪政自由的常规运动中出现于政治舞台的人物，现在突然受到巨大革命的袭击，在我看来就好像一直在小河里航行的船夫突然驶进大海，不知所措。他们在小河里航行中积累的知识，已对这种在大海中航行再无用处，因而大惊失色，比船上的乘客还要害怕和不安。
梯也尔先生多次表示他要参选和当选，但又不止一次地说他不想参选。我不知道他的犹豫不决是出于害怕当选之后可能出现危险，还是因为担心落选。
向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清醒，而对必将发生的事情表现糊涂的雷米萨，提出他要留在家里不参选的动听理由，但又提出他要走出家门参选的也很好听的理由。迪韦吉耶心神不定。革命破坏了权力均衡的体制，他认为政局的长年稳定全靠这种体制，所以觉得自己现在悬在了空中。至于布罗伊公爵，从2月24日以后一直没有露面，还在等待他认为已经接近崩溃的社会的末日。莫莱先生，尽管他在全体旧议员领导者当中年龄最大，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还要力排众议，独自决心继续参加政治活动并试图领导革命。尽管他在动乱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验过在动乱中当一个旁观者也是危险的；尽管试图领导某一新事物的希望在鼓励他，让他不顾风险干下去；最后，尽管他在各种各样体制下多次遭到挫折之后，意志更加坚定，但也同时变得柔弱，无心再去充当某种头目 【37】 ；但他要参加政治活动并试图领导革命的决心并没有动摇。而我自己，则要精心地检查自己应当采取的立场，并尽量做到使大家相信。
我在这里想仔细探讨我当时作出决定的动机，而一旦找到这种动机，就坦率地写出来。但要把自己说得恰如其分，那是很难的！我发现，写过回忆录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向我们暴露他们的坏事或恶习。即使偶尔提到一些，也是作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或天才来写的。雷斯枢机主教就曾如此，他认为自己是善良的阴谋家，而为了得到这个名声，向我们坦白了他要谋杀黎塞留的计划，向我们描述了他们假仁假义而不怕被人视为狡诈。这不是他爱说真话，而是不知不觉地暴露他的内心邪恶的精神乖僻。
但是，在大家都想诚实做人的时候，这样的试图也很少能达到目的。所以如此的原因，首先在于公众喜欢他人认错，但只是满足于他人自责。在朋友之间，习惯于把朋友认错的自责视为可爱的天真，把朋友的令人讨厌的自尊视为朋友表现自己的好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真正的诚实也会变成非常无益的交际手法，只能有损失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困难主要在于主体本身。人们总是喜欢就近观察自己，沉迷于能够打动对方的观点、关心、思想、兴趣和爱好当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使经常走的人都难以辨清的错综复杂的小道，妨害着人们认清引导自己下定决心去作最重要决定的大道。
但我要试着走一走这个迷宫。最后，我要正当地行使我曾经允许而且今后还要一直允许他人行使的自由。
于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仔细地观察自己内心的深处时，我有些惊异地发现我的心里有一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宽慰，这是一种还带有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悲伤和一切恐怖的喜悦。我为自己的国家发生这样的可怕事件感到痛苦，但又很清楚，我不是为自己而痛苦。我反而觉得我比大动乱之前更能自由地呼吸了。我在已被革命破坏的议会界中，曾经一直感到压抑和受制，对他人和自己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完全失望。说到这些失望，是我很快发现自己没有必要的权力去完成梦想的光辉任务；我的长处和短处都成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没有足够的德行使人尊重我，我还十分老实地使自己服从迅速成功所必要的一切细小的实际措施。请大家注意，我的这种老实态度是改不了的，因为它既与 【38】 我的为人原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没有这种老实态度，我什么事也做不成。当我偶尔不得不强词夺理或走上错路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发现这是自己没有才能和信心的表现，并表示忏悔：今后绝不能因小失大，以小小的成就自慰，而忘记自己一向坚持的老实和诚信，成为一个非常愚蠢和十分恶劣的坏蛋 【39】 。我曾错误地以为，我在议会的讲坛上也会获得我在著书方面得到的那种成功。在著述家的职业和演说家的职业之间，互损多于互补。不能把一席精彩的演说与一篇漂亮的文章等量齐观，反之亦然。我不久就了解这一点，并清楚地知道我被列在 【40】 道貌岸然、吐字准确、有时还很深刻，但总是态度冷漠因而没有感动力的演说家之中。我始终未能完全改正这一点。这并不表明我缺乏热情，但一走上讲坛，我想要把话讲好的热情，就同我所有的其他热情一起立即消失。最后，我还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团结多数人并领导他们一起前进所必要的艺术。我一直未能掌握促膝谈心的技巧，在群众中总是拘谨，不爱说话，只有在我向他们说和为他们做使他们高兴的事时，我才不会如此，但只这样还不够。这样的大战在政治战中 【41】 是十分罕见的。在党派的领导人那里，作战技术的全部内容是：经常混迹于本党甚至对方的人士中间，在他们面前表现自己，每天出没于社交界；为了使各种知识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惜贬低自己或硬充行家里手，无止无休地讨论和争议，以不同的形式千百次地叙述同一问题，对同一事物永远争论得面红耳赤。对于这一切，我深感自己无能为力：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时我讨厌；讨论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我痛心。我认为真理非常宝贵和十分罕见，但我一旦发现它，并不爱随便拿来讨论。真理是像刚一接触就要消失的光。在与他人来往时，我都不会以通常的一般方法进行，因为我认识的人极少，没有学到这种方法。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
使我灰心丧气的 【42】 ，是议会当时讨论的事件的平庸无奇和单调枯燥，以及想要制造和指导这些事件的人们的气量偏执和卑鄙奸诈。
我有时候就想，虽然不同社会的习尚是各异的，但主持政务的政治家的品德为什么到处都是一样的呢！说实在的，在法国，我这个时候见到的所有政党领导人，在我看来都几乎不适合做领导人：他们不是在性格上有缺陷就是没有真正的学识，而大部分是德行不佳。我几乎看不到他们对人的善行有大公无私的爱好，而我觉得自己却有这种可以帮助我克服欠缺和弱点的爱好。于是，我发现自己既难以同这些人进行使自己满意的合作，又难以接受被他们领导的合作，而不得不在忧郁的孤立状态下生活；人们对我敬而远之，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物。我每天都感到，有人在背后指点他们所想象的我的长处和短处。他们说我为人机敏，观点独特而深奥，野心勃勃，其实我毫无野心；另一些人又说我对自己不满，自寻苦恼，总是自高自大，没有树立最大的敌人，没有太大的劣行。他们认为我狡猾，在暗中活动，因为我总不显示自己，沉默寡言。人们说我性格古怪，对人记仇而又可怜，但这说的不对。因为我对好事和坏事一律以近似软弱的温和的宽大态度对待，不记夙嫌而能毅然放弃，这样的不记旧恶与其说是好像我心软，不愿意想起昔日的屈辱，不如说是我的品德能够清除旧恶。
这种严重的误解不仅使我感到不快，而且觉得这大大降低了我的人格水平。没有人能使表扬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没有人能像我需要借助公众的爱戴和信赖来使自己的行动达到可能达到的地步。对自己力量的这种极端自信，这种不断想从他人的思想中找到某种共鸣的欲求，是来自真正的谦逊吗？我宁愿承认这种自信和欲求来自精神活动中的那种总是焦急与不安的骄傲自大。
但是，在我从政的9年中使我最失望的和最伤脑筋的，以及至今还留下的关于这一时期的最烦人的回忆，是我为了把每天过好而不得不在生活中不断地改换态度。我觉得我的游移不定的性格不是来自我的心力不足，而是来自我的智力受到蒙蔽。在我看清应走的道路时，即使道路崎岖不平，我也不会犹豫，而是立即踏上去。但是，在所向的目的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在实际使用的不良做法上又十分相似的支持王朝的一些小党派中间，走哪条道路是公正而且有效的呢？哪些是真实的呢？哪些是虚伪的呢？哪方面是坏人？哪方面是好人？我当时作不出明确的答复。说句老实话，即使在今天，我也答复不好 【43】 。大部分有党有派的人，不会怀着这样的疑虑而继续绝望和伤脑筋下去。有些人甚至没有疑虑过，或不知道疑虑。人们往往非难在行动时没有信心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的出现比想象少得多。他们只有政治上可贵的、有时是必要的能力去依靠自己的激情和当场的利益创造临时的信心，并且把相当不公正的事情当作相当公正的事情来做。值得庆幸的是，我既没有用这种人为的特殊的光来使自己的智慧生辉，也没有把自己塑造成能够随时使自己的利益与公益符合的人。
革命就是被这个我刚刚描述的我在其中感到各种痛苦的议会界所破坏的。革命把旧有党派都裹进共同的深渊，丢弃它们的领袖，破坏它们的传统和纪律。实际上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权利和制度都变得没有必要，失去作用，而以见义勇为和勇气为重；骨气比说话的技巧和待人的方式更为重要，尤其是没有优柔寡断的精神存在的余地：现在这样可以救国，而以前那样则会失国。绝不能在应走的路线上犯错误，要在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光明正大地走上应走的道路。看来，道路确实是危险的，但我的精神存在的疑虑并不低于危险带给我的恐怖。而且，我感到 【44】 还处在有工作能力的年龄，没有子女，需求不多，在家里有忠实的妻子的支持。这种支持在革命时期是罕见的和宝贵的，她的心胸豁达，毫不保守；她的天生高尚的灵魂，能够不费力气地顶住局势的一切动荡 【45】 ，克服一切挫折。
于是，我决定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舞台，为保卫社会本身据以建立的法律，保卫我的财产、生息和人身 【46】 ，而不是为保卫这样的政府而献身 【47】 。最重要的是设法当选，于是我立即返回我在诺曼底的故乡去会见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