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们家闹鬼了。这事引发了天大的误会，还闹得人仰马翻，我真后悔当初没有直接上床睡觉，索性让鬼继续在家里走来走去就好。由于鬼的大驾光临，妈妈用一只鞋砸碎了邻居家的窗户，最后爷爷还开枪打伤了一名巡警。所以，正如我方才所说，我对自己曾留意到那脚步声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
那脚步声于深夜一点十五分左右出现，以一种带有韵律而且节奏颇快的方式绕着饭厅的餐桌走。妈妈当时在楼上的房间里睡觉，我哥赫尔曼则睡另一间房。爷爷睡在阁楼的那张老胡桃木床上，也就是各位印象中曾塌在我爸爸身上的那张床。我呢，才刚出浴缸，正忙着用毛巾擦干身子——脚步声就传来了。是男人绕着楼下餐桌快步行走的脚步声。我就着浴室的灯光看向后段楼梯，楼梯往下就是饭厅了；盘架上的盘子反射出幽微的光，可我完全看不到那张餐桌。那人一圈又一圈绕着餐桌走，每隔一会儿还会踩到某块木板，发出嘎吱的声响。我起初以为是爸爸或弟弟罗伊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回来了，毕竟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到家。接着，我想到说不定是宵小上门。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才怀疑是家里闹鬼。
我听了大概三分钟的脚步声，就踮起脚走进赫尔曼的房间。“噗嘶——！”我在一片漆黑之中用气音叫他，也动手将他摇醒。“噢呜……”他则用比格猎犬感到丧气时发出的那种落魄低叫回了我一声——从以前到现在，他总是怀疑自己会在大半夜里被什么东西给“抓住”。我告诉他是我。“楼下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说。赫尔曼下了床，跟着我走到后面的楼梯口。我们俩竖起耳朵听着。毫无动静。那脚步声停止了。这个时候，赫尔曼看向我，还有点吓到的样子：我全身上下只围了条浴巾。他想回房睡觉，但我拉住了他的手臂。“楼下有东西啊！”我说。说时迟那时快，脚步声又响起了，就像有个男的正绕着餐桌兜圈子，接着又踩起沉重的步伐上楼，而且一次跨两阶那样朝我们而来。浴室的灯光依旧惨淡地打在楼梯上，我们眼前却什么也没有。我们只听见脚步声。赫尔曼冲回房间，砰地关上了门。我也猛然甩上楼梯口的门，还用膝盖顶住门面。经过漫长的一分钟后，我再缓缓将门打开。门外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半点声响。后来我们谁也没再听到鬼的脚步声。
他总是怀疑自己会在大半夜里被什么东西给“抓住”。
我和赫尔曼连连甩门的声音惊动了妈妈：她从房间向外张望。“你们这两个孩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赫尔曼壮着胆子走出房间。“没啊。”他生硬地说，可他那张脸已经微微发青了。
“楼下那跑来跑去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妈妈问。这么说来，她也听到脚步声了！但我们只是怔怔望着她。“有贼！”她凭直觉喊出了答案。我想让她安静下来，便往楼下移动一两步。
“走吧，赫尔曼。”我说。
“我要陪妈妈。”他说，“她太激动了。”
我走回楼梯口。
“你们俩通通给我待在这儿。”妈妈说，“我们报警去。”可电话在楼下，我还真不晓得要怎么报警——我也不想麻烦警察出动——但妈妈已经做出她这辈子迅速又令人叫绝的决定之一了。她猛地拉起卧室一扇窗户，再拾起一只鞋，往正前方，也就是我们隔壁邻居卧室的窗户用力一扔，鞋就飞过两栋房子中间的狭窄空地，砸碎了对面的一块窗玻璃。玻璃哐啷啷掉进了那间卧室，而退休的雕刻师傅波德维尔和他老婆就睡在里头。波德维尔那几年状况一直很差，隔三岔五就会轻微地“发病”。我们认识的人或附近的居民大多都有某些疾病。
时间差不多深夜两点了。在这没有月光的夜空里，云朵黑沉沉地低挂着。波德维尔随即来到窗边，吼叫着举着拳头乱挥，有点气呼呼的样子。“我们会卖掉这房子，回皮奥里亚去。”我们能听到波德维尔太太这么说道。过了一阵子，妈妈才得以和波德维尔“搭上话”。“有贼呀！”她嚷嚷着，“家里有小偷！”我跟赫尔曼都不敢告诉她那是鬼不是贼，因为妈妈虽怕小偷，但更怕鬼。波德维尔原本以为妈妈是说他家有小偷，不过后来总算镇定了下来，并用床边的分机电话替我们报了警。他离开窗边后，妈妈突然作势要扔出另一只鞋子，但这么做绝非因为还要请波德维尔帮什么忙，而是因为——她后来解释给我们听——用鞋砸碎窗玻璃的感觉真的太刺激了，简直让她欲罢不能。我阻止了她。
警察在短到值得众人称道的时间内赶来了：一辆福特轿车里坐满了警察，外加骑着摩托车而来的两人，还有一辆塞了约八位警察和几名记者的囚车跟着。他们开始使劲拍打我们家的前门。好几只手电筒或在墙面上、院子里照来照去，或沿着我们家和波德维尔房子中间的窄道投下一条条光束。“快开门！”有个粗哑的声音喊着，“我们是总局派来的！” 我想下楼帮他们开门，毕竟人家都到了，但妈妈就是不让我去。“你身上连块布都没有——”她指出，“你会重感冒呀。”我将那条浴巾重新围好。那些警察只得用肩膀全力顶开我们家这扇嵌着厚实的斜面玻璃，又大又重的前门，最后破门而入：我能听到木头被劈裂、玻璃碎落在走廊地板上的声音。他们用手电筒扫过客厅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对着饭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神经兮兮地照来照去，再朝走廊倏地一晃，顺着前段的楼梯往上打光，也照亮了后段的楼梯。他们发现我裹着一条浴巾站在楼梯的顶上。
有个粗勇的警察跳上楼梯。“什么人？”他问道。
“这儿是我家。”我说。
“哦。你怎么回事，很热哦？”他问。
事实上，我很冷。我回房套条裤子，正打算走出房间的时候，又被一个警察用枪抵住肋骨。“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儿是我家。”
负责指挥现场的警官向妈妈报告：“半个人影也没有，太太。”他说，“八成是逃走了——他什么长相？”
“是‘他们’。他们有两三个人。”妈妈说，“大吼大叫大吵大闹的，用力甩门砰砰响。”
“这可奇了。”这位警官说，“府上的窗户和门全都反锁了，牢得很呢。”
楼下则传来其他警察咚咚咚的脚步声。这房子里处处是警察。他们将房门猛地一拽，把抽屉猛地拉开；窗户被抬起又被拉下，家具被摔到地上，发出沉重的闷响。楼上那一片漆黑的前廊出现了六个警察。他们要对这层楼进行地毯式搜索，于是挪开一张张靠墙的床铺，扯下衣橱里一件件吊在挂钩上的衣服，也翻出架上所有的手提箱跟盒子。有个警察搜出一把旧齐特琴；那是罗伊在一场台球锦标赛中赢得的奖品。“喂！乔，你看。”他说，并用他那只大手拨了拨琴弦。那名叫乔的警察便接过这把齐特琴，把琴翻前翻后地看。“这是什么？”乔问我。“一把破齐特琴。以前我们家的天竺鼠会躺在上面睡觉。”我们以前养的天竺鼠确实只愿意睡在这把齐特琴上，可我千不该、万不该这么回答的。乔和另一名警察盯着我看了好久。后来他们把琴放回架上。
这房子里处处是警察。
“啥也没哩。”最先跟妈妈交谈的那位警官说道，“这个家伙——”他边向众警察说明，边朝我弹出拇指，“原本光溜溜的。那位太太好像疯疯癫癫。”众警察点点头，不过没回半句话，只顾着瞧我。在这谁都不吭声的片刻，我们忽然听到阁楼嘎吱一响。躺在床上的爷爷翻身了。“什么声音？”乔厉声问道。我还来不及介入或解释，就有五六个警察冲向了通往阁楼的那扇门。我当下意识到，要是他们没先打个招呼就直接闯到爷爷面前，无疑会让整件事雪上加霜——话又说回来，就算他们事先打过招呼，情况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爷爷当时正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认为米德将军(1)的人马在“石墙”杰克逊的一次次重击之下，已经开始撤退，甚至擅自脱队了。
等到我上了阁楼，发现情况果然非常混乱。爷爷显然断定这群警察就是自米德将军的军队脱出，想借阁楼藏身避祸的逃兵。一袭法兰绒长睡袍罩着长袖的羊毛内衣，头戴睡帽，胸前还披了件皮夹克的爷爷跳下床来。想必警察们立刻就发现这位义愤填膺的白发老人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但他们已经没有解释的机会了。“滚回去，你们这帮懦弱的狗！”爷爷怒吼着，“滚回前线去，你们这群天杀的胆小畜生！”这话一说完，他便往那位搜到齐特琴的警察头部狠狠掴上一掌，对方被打了个四脚朝天。其他人赶紧开溜，可速度还是不够快。爷爷将那位找到齐特琴的警察收在枪套里的枪夺了过来，还开了枪。这枪声似乎震裂了椽子，阁楼里烟雾四起。有个警察咒骂了一声，并用手按住自己的肩膀。总之，我们这一行人最后又跑回楼下，还把他老人家关在阁楼里。他在黑暗中又开了一两枪，然后就躺回床上去了。“那是我爷爷。”我气喘如牛地向乔解释，“他以为你们是逃兵。”“看得出来。”乔说。
在尚未揪出任何人（包括爷爷）之前，这批警察不愿收手撤离。对他们来说，这一晚无疑是惨遭滑铁卢。此外，他们也明显不喜欢“这般场面”，总感觉里头“有诈”——我能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又开始问东问西了。有个面容消瘦、身子也很单薄的男记者朝我走来。我穿着妈妈的衬衫，因为先前就只找到这么一件衣服。记者用充满狐疑又饶有兴趣的眼神看着我。“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啦，小弟弟？”他问。我决定据实以告。“我们家闹鬼了。”我说。他盯着我瞧了好久好久，仿佛我是台吃角子老虎机，而他刚投进的一枚硬币就这么有去无回了。然后，他掉头而去。那帮警察跟着他走，被爷爷开枪射中的那位则托着自己扎好绷带的手臂，咒骂不已。“我绝对要从那只老鸟手上拿回我的枪。”找到齐特琴的警察说。“可不是嘛。”乔说。“你——还有谁？”我告诉他们隔天就会把枪送到警察局。
“那个警察是怎么啦？”妈妈在他们离开之后问了我一句。
“爷爷开枪打中了他。”我说。
“为什么？”
我便告诉她，那位警察是个逃兵。
“天啊，真想不到！”妈妈说，“亏他那么年轻英俊。”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爷爷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而且满口俏皮话。我们本以为他把发生过的事全忘了，事实却非如此。他添了第三杯咖啡之后，就瞪着我和赫尔曼。“昨晚那些来家里撒野的警察究竟是什么意思？”他问。我们当场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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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南北战争期间效力于北军的乔治·米德，后文提到的“石墙”杰克逊则为南军著名将领托马斯·杰克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