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际亲密关系的需要
就像少年时代会发生显著变化一样——发展出了对同伴、与自己相似之游戏伙伴的需要——按照我的发展图式，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的开始同样具有显著的特征，即出现了一种新的对另一个人的兴趣。这些变化是成熟和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经验的结果。发生在前青年期的这种新的兴趣不像童年期对他人使用语言那样普遍，也不像少年时代需要相似之人来充当游戏伙伴那样普遍。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新型兴趣，即让某个特定的同性成员成为自己的挚友或知心好友。这种变化代表着某种东西的开始，非常类似于充分发展的、精神病学上界定为爱(love)的东西。换句话说，另一个同伴与这个当事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在一切价值领域，他都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话，都会肯定地说你们的孩子爱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正表达的是一种愉快的幻觉(pleasant illusion)。但是，当你的孩子终于找到一名挚友——大约在他8岁半到10岁期间——这时，如果你仔细观察你的孩子的话，你一定会发现这种关系中存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开始发展出了一种对另一个重要他人的真实的感受性。当然，这并不是从“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从“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我的挚友的幸福做贡献，或者支持我的挚友所追求的声望和感情”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就我所能够发现的而言，在8岁半以前，这类情况不会出现，有时候，这种情况的确出现得比较晚。
因此，前青年期的发展是以整合倾向的出现为标志的。当这些倾向充分发展时，我们称它为“爱”，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表现出对人际亲密关系的需要”。现在，甚至在我系统阐述这些观点的后期阶段，我发现有些人依然把所谓亲密关系(intimacy)视作彼此之间生殖器的接触。因此，我相信，你们最终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包括除生殖器接触之外的大量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指的是“关系亲密”(closeness，这是它经常包含的意思)，而不是特指某种器官的接触。亲密关系指的是涉及两个人的情境，它可以证实个人价值的所有组成部分。对个人价值的证实需要一种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为协作(collaboration)，而所谓协作，我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视另一个人表现出来的需要而进行系统的调整或适应，其目的是不断地追求同一的满足(identical satisfactions)——越来越接近共同的或相互的满足——以及不断地保持类似的安全操作。注89 现在，前青年期的这种协作明显不同于少年时代的竞争、合作、妥协等习惯的获得。在前青年期，我们不会像在少年时代那样致力于朝着一个共同的、或多或少非个人的目标前进(例如，“我们队”的成功，或者“我们老师”的失败)，而且他们还会不断地朝着为彼此提供满足的目标前进，并在保持尊严、地位中争取彼此的成功，在努力摆脱焦虑或减少焦虑方面争取彼此的成功。注90
前青年期心理治疗的可能性
基于对与另一个人相处的经验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极大兴趣，个体修正另一个人人格化的能力快速发展，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即人格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可能具有(并且往往确实具有)十分巨大的内在的心理治疗可能性。我相信，我在早些时候曾说过，正是在发展的开始阶段，显著的有利变化机会往往会自我分离。尽管自我系统的结构是这样的，即一般说来，它的发展会相当有力地沿着它已经选择的路线前进，但它在每一个发展的开始阶段更易受新经验的影响，不论这些经验是幸运的经验，还是不幸的经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早期，自我系统都可能经历明显的变化——这一事实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个自我系统——它是巨大的经验组织，关注于保护我们的自尊——涉及所有不合宜、不适当的生活，从而对整个人格障碍问题及其矫正至关重要。因此，正是自我系统中这种明显变化的能力，在前青年期开始显示出其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重要性。
在少年时代，一些错误家庭生活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弱或得到纠正。但是，在西方世界，大量的少年活动都是沿着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的，包括竞争和恶意中伤等社会倾向；只是在最近——而且，恐怕依然还是相当保守——才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社会压力，即要朝着同一件事情的其他方面发展，要有朝着妥协和合作的能力。由于竞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由于少年相对来说对他人之重要性缺乏感受性，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整个少年时代，一个人可能始终保持关于他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想法，而且，他可能具有严重失调的自我人格化，并使之内隐。具有异想天开或人格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障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发展的不幸。
由于个体会与另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还发展出了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新能力，因此，人格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在纠正关于自己和别人的我向思考、异想天开的想法等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强调的是——用一些夸大的词语有些冒险，而且有时还显得冗长乏味——这一阶段的人格发展，在拯救大量处于不利条件之下的人们，使其免遭不可避免的严重心理障碍方面具有难以置信的重要性。
或许，我可以离题谈一谈下面这个问题，即多年来我对下列概括一直没有找到否定的例子：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和一名精神病学督导，我有机会听到很多关于男性患者的事情，许多男人在与其他男人相处时，其关系充满了相当严重的紧张和警觉，而且他们在一切事务中，在社交或与其他男人打交道时都感到极不舒服；对于这一群体，我无一例外地发现，他们都未能把握诸如前青年期社会化的大好机会。(在这里，我之所以把评论限于男性患者，是因为女性患者的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这些男性患者可能拥有他们所谓的十分亲密的同性朋友，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公开的乱七八糟的同性恋行为；但是，他们在与陌生男人相处时却总显得不自在，他们与其他男人做生意时制造的麻烦比生意本身的麻烦多得多，而且，他们尤其不确定其他男人对他们的看法。换句话说，事实上，我很确信，在与同性成员共同处理生活中常规业务的过程中，自由自在的能力、从经验中获得最大利益的能力，取决于一个人在其人格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与一名挚友建立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获益。
我认为，下述流行观点不言而喻，即在洗礼后的头七年里，一个人的幼年经历往往决定他今后的生活。对于一些试图将一些精神病学思想转化为人类学上有用之观点的人类学家来说，这种观点已经构成一大问题。人类学家已经从各个方面对这些观点作了讨论，尤其强调了婴儿期经验的重要性——这里所谓的婴儿期经验，当然是指8岁以下的经验。但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他都能明显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仆人带大的特权阶层的孩子，长大后并不会成为像仆人一样的人。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要想调和这种对早期经验的着重强调，恐怕就有点儿困难了。我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十分清楚地表明，尽管早期经验确实起着许多作用——正如我迄今为止一直试图表明的那样——但是，人际关系能力的发展绝非某个时期(譬如，在少年时代)可以完成的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即使前青年期是人格发展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它也不是最后的阶段。
前青年期的社会
除了某些农村社区之外，在前青年期的发展中至少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形成了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所谓的“团伙”(the gang)。我在这里打算再次以前青年期的男青年为例，因为到此为止，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我难以作出系列的陈述，即难以同时兼顾男青年和女青年。前青年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两人团体(two-groups)；但是这些两人团体往往是连锁的。换句话说，比如A和B两个人是好朋友。A同时发现C身上有许多值得仰慕的东西，而B在D身上发现了许多值得仰慕的东西。此外，C和D也各有自己的挚友，因此，这种两人团体的所有成员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有趣的联结。通常情况下，某个特定的青年由于他在前面的阶段非常幸运，便逐渐被许多其他青年视作模范人物；于是，他将成为第三个成员，你可以说，他将成为许多三人团体(three-groups)中的第三个成员。这些所谓的三人团体，是由一个两人团体和这个幸运的青年组成。与此同时，这第三个成员也可能会拥有一名挚友，就像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一样。因此，这些关系密切的两人团体(它们在纠正早期偏差方面极其有用)往往同时也会倾向于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这些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是领袖)而联结起来。让我附带地说一句，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总是用政治术语来考虑“领袖”这个词，即根据“影响”和“有影响的人物”来考虑。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影响往往都是由有影响的人物在某些明显的领域内施加的，而不是要人们去做领袖想做的事。事实上，领袖现象(leadership phenomena)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这个领域在前青年期开始变得极其重要——乃是民意领袖(opinion leadership)；了解这一点，并发展出一些技术来对它进行整合，可能是一个人未来发展的希望之一。
由此可见，某些人在前青年期的社会中会凸显出来，坐上了领导的位子。其中，有些人能够让其他人为了共同的目标或共同的目的(有时候，这个共同的目标或目的也可能是犯罪等)而合作，以相互理解和相互赏识的方式一起工作。也有一些人，作为领袖人物，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团体中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它们可能就是所谓的民意领袖了。这种类型的领导，其某些方面是可以测量的，某些方面则不可测量。它的一个可以合理测量出来的方面是，他们的发展与其智力能力相结合，使得他们具有了将事实与民意相区分的能力，从而往往被其他人认为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在特定阶段对大家感兴趣的事物持有正确的想法，从而能为其他人所采纳，尤其是为那些不幸处于人格失常状态中的人所采纳。当这些民意领袖专注于思考时，便是团体成员面临严重问题的时候。在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人类未来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达到很高水平，当严重问题产生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前青年期团体中，还是发生在整个社会中，这种不安全感的水平都会增加。正是在那些时期里，或许有超过半数的统计人口——由于缺乏信息、缺乏训练，以及个人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困难会导致大量的焦虑，它们进而会妨碍几乎所有有用的事情)——不得不向民意领袖寻求诸如使人放心的观点或颇具才华的远见卓识等。因此，前青年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领导—被领导关系(leadership-led relationships)模式的发展。在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中，这些关系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些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相对来说，在社会的民主结构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我在前面已说过，对前青年期这个阶段来说，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对其价值的一致证实。有些儿童确实是幸运的，这是事实；因为通过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的一些影响，他们对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价值是相当肯定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却以悲哀的状态进入前青年期，对于这样一种悲哀的状态，成年人往往会把它描述成“逍遥法外”。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发展出如此非凡的欺骗和误导他人的能力，以至他们没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真正擅长的方面。但是，在前青年期这种亲密的交往过程中——有些青少年甚至还会一起做白日梦，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接连几个小时不断地进行一种自发的神话般的想象——在这种认为其他伙伴是正确的以及其他伙伴认为自己也是正确的新必然性中，有关人格之真正价值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在少年时代存在的欺骗他人的自欺欺人的举动，都可以通过改进挚友之间的交流来得到纠正，当然也可以通过团体中发展起来的协作关系来得到纠正，尽管这两种方法程度不一，但都是有价值的。
反常的类型及其矫治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些心理反常的少年，他们可以从这种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成熟，以及前青年期的社会化中获得非常显著的有益结果，而且，事实上，这些心理反常的少年可以在这个阶段被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朝着健康的人格方向发展。例如，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的人，他们从童年期到少年时代，一直保持着无限制的期望，即期望他人一直关注他并给他提供服务。在你所认识的这些人中，有些人一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发火，有些人则在某些情况下会大发脾气。如果这些少年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致使学校环境(school community)中的许多成年人在“破除”他们这些令人不满的“习惯”方面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进行有效转变的最后机会就只有建立在前青年期与一名挚友友好相处的需要基础之上了。有些少年已被其他少年划入彻头彻尾的坏少年一列；那么，其他少年来就会明显地倾向于回避他们，排斥他们，尽管有时候也需要顺应他们，但这种需要主要是由家庭影响强加给他们的。在前青年期，这种人将与其他一些坏少年(这些坏少年也或多或少地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或者说他们已经处于少年社会群体之外)建立起挚友关系，这是很有可能的。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不太好；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情况肯定不好，对此，我将在后面加以说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总比以前的情况好得多。这种类型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也会度过相对短暂的前青年期；当他们从前青年期走出来，便已经很少倾向于期盼他人提供无限制的服务了，并且十分接近于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理想；这个男人“应付得了前青年期”，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处理。换句话说，如果有两名不幸的少年，由于不利的社会地位而相处在一起(这是少年间经常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在这种不断增长的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影响下，确实给两人都会带来很多裨益。而且，随着他们表现出某种改进，他们将不那么反对占主流的前青年期社会文化，且实际上可能在团体中得到较多的尊重。不过，随之而产生的风险是，这些表现不好的家伙，以及这些将自我放在中心位置或以自我为中心的少年，现在形成了两人团体，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把由于遭到排斥而产生的愤懑和痛苦带入这个阶段，并让自己认同于可能找到的反社会的领袖人物。
但是，如果认为前青年期容易导致一种犯罪的、反社会的生涯，那么，这恐怕是胡说八道中最令人吃惊的例子了，因为它忽略了几乎所有与此相反的例子。碰巧的是，关于反社会团伙方面的文献资料似乎比有关前青年期社会中有利方面的文献资料要多一些。我认为，在一项对环境很差的社区里的前青年期社会所进行的研究确有可能会反映出一些倾向，但这绝不是那些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倾向。在一些环境很差的社区里，尽管有一些反社会的青少年团伙存在，但是也有一些不具有反社会性质的团伙(如果该社区里没有构成一种反社会的建设性要素的话)。在任何事件中，社会化都必定会发生；如果环境很差的话，该组织就很有可能反对这个世界，而且，往往倾向于牢固地树立那种态度，将其作为社会行动的合理目标。
有些少年在进入前青年期时，带有明显的人格恶意转化的标记，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这种恶意转化而去建立一种挚友关系，或者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与这种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相关的内驱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常常与恶意之人建立了挚友关系。这些两人团体的建立(它们进而会被整合进前青年期团体之中)提供了经验，使得下述可能性得以实现，即一个人可能会被温柔地对待，从而使人格恶意转化有时候也会逆转过来，并实实在在地得到矫治。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这种人格恶意转化只能得到部分改善，原因在于，恶意的转化对于恶意两人团体形成更大的组织，产生阻碍的作用。
少年时代遗留下来的还有其他各种特征。例如，有的人在与他人相处时，如果他人不喜欢他，就会认为对方有毛病，换句话说，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被所有人喜爱。这种人在少年时代绝不会认识到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态度。在学校环境里，这种人常常通过自我贬低的文饰作用以及毁损他人，来处理自己的失望情绪。为此，他通常在家里被树立为一个好榜样。这些儿童在进入前青年期的社会化后，通常情况下能从挚友的亲密关系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地敞开自己的心扉，并讨论其他一些也同样令其不快的人(这些人似乎并不喜欢他们)，他们的讨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也就是既启发了其他人的实际价值，又涉及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品质特征(这些品质特征可能并不十分惹人喜爱)。由此可见，事实上，前青年期往往在某种显著的程度上有助于矫正我们的恶意的病态现象，也就是将别人拉下来的倾向，其原因在于这个人没有强大到足以与别人相处，并在这种相处中感到舒适。尽管在前青年期并非总能根治这种病态现象，但它往往能够使这种病态现象得以减轻，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一些孤立的少年，在别人看来，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分裂性”(schizoid)的生活方式，但是，有时候会由于十分幸运的前青年经验，他们会表现出特别善于把握自己也特别善于发展在少年时期并没有获得的社会适应能力；其原因在于前青年期所进行的特殊的、亲密的、一致的交流。另一方面，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也可能使得很难建立前青年期所需要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它往往有可能会延缓前青年期的发展，这样一来，青年期变化前的时间就会非常短暂，而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是用来巩固前青年期的收益的。
少年中更为反常的一种人是长不大的人。这种人有时候受人欢迎，但大多数时间是不受欢迎的。无论如何，随着少年时代的逐渐消逝，这种人往往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种人称为不负责任的人。他们不想承担任何事情，能避开则避开；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希望一直保持少年的状态。他们希望自己越小越好，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愿意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我们社会对他们的需要。在这里，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成熟，会产生非常明显的良效；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少年却不会以那种方式成长起来，而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不负责任的团伙中。当然，我并不是想让你们认为任何反社会团伙都是由那些不负责任的少年组成的。不论团伙的活动与容纳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都与其中所涉及的人格反常类型没有任何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一种作为领导(leadership)而可被接受的功能。
在总结这些不同的反常现象时，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反常现象不是十分严重，以至于排除了前青年期的任何经历，那么，这些新的亲密关系的形成将为所有的反常现象提供某种交互确证，也就是说，一个人通过挚友的眼睛去观察自己。只要实现了这一点，所涉及的自我系统就肯定会得到扩展，其更为麻烦的、不适当的和不合宜的功能会降低到毫无作用的程度。
我想再提及其他更多一些的情况，它们不一定属于反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是前青年期影响的话，它们可能会成为不适当生活的基础。有些人带着十分有利的记录度过少年时代；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突出，还有娴熟的妥协技巧，或者他们十分聪明，能使少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益。现在，出现了前青年期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这种人很容易与一个普通人结合成两人团体。而且，在前青年期的社会交往中，有些十分成功的少年首次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不打算躺在丝绸的靠垫上度过一生，而且他们学会了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发现，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天赋，则这些天赋也连带着责任；由于天赋被用来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他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妒忌这种邪恶及其附带的破坏性实践。
还有一些相似的少年，他们智商很高，教师对他们的评价也不错，但他们却不受欢迎，而且在与其他少年相处时也困难重重——对这一事实，教师很少注意到，因为教师只注意学生良好的学业成绩。在前青年期，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内驱力可能把这种高智力转向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这样的少年提供一种机会，即运用他们的智力去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
最后，或许我还应该谈一谈这样一些人，由于患病或者社会障碍等原因，他们在整个少年时代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前青年期的亲密关系可能真的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以至于几乎可以弥补他们在少年时代所错过的东西，也就是弥补在竞争、妥协和社会化方面所失去的东西。
在前青年期的两人团体中，一些值得考虑的因素包括：由于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使人们结合在一起并彼此加强联系的个人适宜性(suitability)、结合双方所达到的关系的强度(intensity)，以及关系的持久性(durability)，或者说，在整个前青年期关系尚未被证实为持久时关系变化的渐进方向。这最后一个因素可能源自于父母住所的变化；或者，两人团体本身内也可能有一些因素会导致分解，从而使其中的一种成分又与其他某个人相整合。
我特别想谈一谈关系强度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如果前青年期的挚友关系非常牢固，就有可能将这种挚友关系固定在前青年期阶段，或者，这种前青年期的挚友关系就可能以某种人格特征而告结束，即诸如我们通常所指的同性恋关系(homosexuality)——顺便说一下，尽管通常情况下，我们很难说出这个术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所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并不支持所有这些推测。事实上，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我倒希望前青年期的关系非常牢固，足以让双方都切实地认识到一种亲密关系中所能暴露出来的有关对方的所有事情，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纠正大量的虚幻感觉、通常所说的病态感觉以及与众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后来的生活中会成为不安全感之文饰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我可以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将许多事件联系起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我发现了关于成人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成人曾一度同属于前青年期团体，他们曾经一起在堪萨斯一个小型社区里上过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是通过一个人，他也曾是那所学校里的青少年之一，后来，我继续追踪，从而获得了关于该团体的相当完整的资料。我上面提到的那个人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前青年期，曾经明显地被排斥在群体之外；他当时并未参与所谓的相互手淫，以及其他一些同性恋活动(这种手淫以及同性恋活动，在前青年期挚友组成的男孩团体中很常见)；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参与任何这类相互间进行的性行为，他参与这个团体的同性恋行为是在前青年期快结束时。据我了解，还有一名少年也没有参与过这类性活动，于是，我便对他进行了追踪了解。结果，我发现，他后来竟然也成了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那些参加过同性恋活动的人后来都先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又离了婚，如此等等，这差不多是美国社会的最佳传统了。换句话说，在前青年期快结束时，那些可被描述为“不合法亲密关系”(illegitimate intimacy)的关系，并不导致青年期以及后来生活中紊乱的发展类型；这些事实所揭示的情况迥然不同。
前青年期的巨大补救作用不仅通过两人团体中亲密关系的直接效应而产生，而且也通过前青年期出现的真正社交而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千世界在前青年期的微观世界中得到了反映。前青年期的青少年开始拥有了社会评价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有用经验。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两人团体与较大的社会组织，即团伙之间建立的关系之中。挚友之间会彼此认同，而且事实上也会被其他两人团体所评价——这种评价并不依据他们是谁，而是依据他们的行动，以及在社会组织中你可以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在这种社会评价中是一种具有教育性、争论性的有用经验。这个事实表明，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可以被他人视为具有不可思议的个性，并且不再成为万物的中心；此外，一个人已经拥有特别幸运的经验。作为整体的团伙会发现，它与这个更大的社会组织(即社区)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它是由社区来进行评价的。社区对团伙的接纳与否，很可能取决于该团伙是不是反社会的，而且，它还可能取决于该团伙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团伙内部，社会组织的经验往往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团伙结合的紧密程度如何、团伙领导的稳定性如何，以及针对不同的情况有多少领袖等。有时候，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在一些前青年期的团伙中，不同的成员从属于不同的领导，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领导，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微观化了的社会组织。
发展阶段定时方面的棘手问题
随着前青年期向青春期(puberty)的转变，以往经验对成熟速度的影响变得特别显著。关于青春期转变的时间问题，每个人都相当不同，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诸如婴儿眼睛的会聚现象(convergence)，因为婴儿眼睛的会聚时间几乎可以确切地加以预测。青春期成熟之所以在时间方面有所差异，部分原因在于某种生物因素和遗传因素；但是，我从大量的数据中了解到，其中还涉及一些经验因素。早期训练的某些特征，在所谓的延迟青春期的情况中十分普遍，以至于人们怀疑，这种训练事实上延迟了情欲动力机制(lust dynamism)的成熟时间。
在前青年期社会中，在人格方面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悲剧事件是，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不会立即变成前青年期的少年，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没有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此时大多数同龄人都有这种需要，因此，当前青年期的少年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他不会有机会成为游行队伍当中的一员。接着，这个人在大多数同龄人准备告别前青年期的时候，却产生了与某个同性伙伴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而且还可能会被驱使着与比他年龄小的人建立关系。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一种大灾难。但是，以下情况则更可能算得上是一种灾难了，那就是，他可能与现实中某个处于青年期的人形成一种前青年期关系，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此情境中十分常见。这种情况肯定会使人格承担某种严重的风险，而且，我认为，在大量例子中，这种情况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建立有相当大的关系，或者至少与一种“双性恋”(bisexual)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暗示过的那样，肯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不会比前青年期走得更远。一个人很可能会比某个特定青年团体中的其他人多保持两年的前青年期时间，这一事实现在已很常见，致使其本身足以成为一项研究课题。我有一位朋友突然陷入了精神分裂症的失常状态，但却顺利地进入了青年期，而另一位朋友却仍然保持前青年期的状态，按照我的经验，这很值得注意。
如果青年期被延迟，它就不会具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它事实上仍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只要个体确信拥有一定数目的同样被延迟的人(而且，这些数目是合理的)，并与这些被延迟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是前青年期的特征)。只有当挚友关系解体，以及前青年期社会随着几乎所有成员的进一步成熟而解体时，我们才有可能对那些不能在同个时间表上移动的人格进行特别的强调。有时候，这些青年期被延迟的人结交知心朋友的年龄会表现出一种渐进性，即从同龄人到较为年轻之人不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双方在前青年期组织中的地位不那么容易被认可，而且双方常常被年轻人的社会所排斥。我猜可能发生的最好情况——仅次于拥有一些同伙，他们也在成熟方面表现迟缓——是能够在一个人实际进入青年期之前，抓住青年期的早期阶段，这种情况有时候是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青春期转变意味着兴趣转到了异性身上，但我们常常也能发现，异性中某个古怪的成员也没有经历过前青年期的变化，但却很高兴地步入了青年期。这样一来，便减弱了个人对其个人价值和安全感的压力，不然的话，被延迟的青年期很可能会带来个人价值和安全感的压力。我认为，人格之前青年期阶段的延迟完成，以及从前青年期团体向青年边缘团体的发展，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往往相当困难；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青年边缘团体的受害者，这些边缘团体的青年自身实际上就有许多麻烦，很容易非常感兴趣于与这些青年期被推迟了的处于前青年期的少年搞性活动。至少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情况下，当青春期转变和青年阶段最终开始时，这些性活动将使人格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某个既定的个体身上，就所涉及的人格发展而言，其青年期的开始是在不确定的时间里发生的；也就是说，尽管青年期的开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至少可以在几个月里观察到它的发生，而不需要几年的时间。在我的发展图式中，青年早期是通过一系列所谓青春期转变的事件而开始的，也即通过所谓的情欲动力机制的直接出现而开始的。这种情欲动力机制的直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进入与性高潮经验有关的幻想或者睡梦之中；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表现为早期的生殖器游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性游戏中，还可能表现为性高潮的发生。就重要的整合倾向或需要满足之需要而言，情欲是最后成熟的，它是潜在的人性动物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为一个人的特征。
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青年早期出现的年龄范围为三或四年。这种可能出现在同一年龄段不同人身上的显著的发展差异——与前面讨论过的任何需要之成熟过程相比，这种差异要大得多——是使得青年期成为一个充满压力之时期的重要因素之一。顺便提一下，只有通过研究我们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才能发现青年期的压力是多么小。在其他一些社会中，由于那里的文化比我们社会的文化为少年提供了更多为青年期而做的实际准备工作，因此，青年期不同寻常的压力方面在那里便没有那样明显。不过，还有一些青春期转变及其与人格组织的青年期阶段相关的因素，在任何社会秩序中都不会被忽略；而且，这些东西与一些成长因素的明显加速有关(这里所谓的成长因素指的是使原本相当熟练和相当聪明的人变得笨拙和不熟练的因素)。因此，始终存在着(或者几乎总是存在)某些与躯体组织之快速成熟有关的压力，这种躯体组织是随着青春期转变而出现的。但是，就所涉及的心理压力而言，它们最可能由于定时方面的棘手问题而产生。
孤独的经验注91
在我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作为孤独经验(experience of loneliness)之基础的动机系统(motivational system)的发展历史。
现在，在人类的经验中，孤独可能最为独特，因为用来谈论孤独的事物都具有沉闷单调的性质。虽然我曾经试图就焦虑经验之极端性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与说英语国家的所有居民共同的感觉)，但我觉得若要真正清楚明确地传递孤独经验的印象(尤其是以它最为完美的力量来进行这种传递)，却是不适当的。不过，我认为，我可以通过追踪孤独经验所经历的各个发展时期的各种动机系统，来说一说为什么孤独是人格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我所知，在所有那些使真正的孤独经验得以告终的组成成分中，第一个成分早在婴儿期就已经出现了，那便是对接触的需要(need for contact)。毫无疑问，它构成了复杂的依赖性，这是婴儿期的特征，而且我们可以将它纳入对温柔的需要(need for tenderness)之中。这种类型的需要从婴儿期一直延伸至童年期。在童年期，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组成成分，它们最终将被体验为孤独，这种孤独在需要成年人参与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这些活动开始时也许以表达性游戏(expressive play)的形式出现，在表达性游戏中，年龄幼小的孩童不得不通过逃避焦虑或增加欣快方面的成功和失败来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各种类型的互动游戏中，儿童学会了合作等；最终在言语游戏(verbal play)中——通过使用那些能提供愉快的言语组成成分，逐步发展到言语的交互确证。在少年时代，我们看到了最终将成为对同伴之需要中的孤独的若干组成成分；接着，到少年时代的后期阶段，我们也看到了孤独，尽管前面我并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们也许可以根据你们所经历过的对接纳之需要(need for acceptance) 来认识孤独。换一种表达方式，即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少年时代都有过与同伴在一起的极其痛苦的体验，对于这种体验，我们可以合理地用一个术语来表示，这个术语便是“害怕排斥”(fear of ostracism)——害怕不被那些在学习如何做人的过程中被他视作楷模之人所接纳。
在前青年期，最后一个组成成分出现了，它实际上是具有威吓作用的孤独经验——与同伴亲密交流的需要(the need for intimate exchange)，我们可以把这名同伴描述成或认同为一位挚友、友人或者爱人，也就是说，需要最为亲密的交流，这种交流与满足和安全感有关。
孤独作为一种经验，一直以来都让人感到很畏惧，以至于它实际上往往会妨碍对此种经验的清晰回忆，这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前青年期及其继后的时期才会遇到的现象。但是，通过对上述组成成分的简略分析(这些成分已经进入这种具有驱动作用的冲动之中)，我希望我已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在连续的匮乏中，这个系统的驱动力仍可以整合人际情境，而不管真实存在的严重焦虑。在概述人格理论的过程中，尽管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可以无视自我系统活动的东西，不过现在我们接触到了：在孤独的状态下，尽管个体在操作的过程中会感到严重的焦虑，但依然会寻求同伴关系。当一个人由于被剥夺了同伴关系，而不管或多或少存在的强烈焦虑去整合某种情境时，他在这种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一些迹象而表明个人定向(personal orientation)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请记住，我正在谈论的是生活方面的定向，而不是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定向，就像传统的精神病学家所讨论的那样。在讨论少年时代时，我已给出了关于生活定向的概念。现在，这种有缺陷的定向可能主要由于经验的缺乏，这种经验除了具有缓解孤独的重要意义之外，还是正确评价情境所需要的。当然，还有许多情境，在其中，孤独的人确实缺乏如何处理他们所面临之事物的任何经验。
孤独的重要性在前青年期达到其顶峰，而且，从那时起直至死亡，其发展相对没有变化。一个只要经历过孤独的人，都会很乐意谈论这种模糊、抽象的经验。但是，若要他清楚地回忆当他感到特别孤独时，他有怎样的感觉，以及他都做了什么，则是一种很难的治疗操作(therapeutic performance)。换句话说，孤独在面临严重焦虑时将会自动地导致整合，这一事实往往意味着孤独本身比焦虑更加可怕。虽然我们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了对害怕(这种害怕有可能会导致致命的伤害)的奇妙感受能力，而且，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表现出了对重要他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感性，不过，只有当我们到达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时，我们所追求与他人交往的深刻需要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恐惧和焦虑实际上没有力量阻止我们踉跄地走出不安，并进入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孤独的情境。在我们到达前青年期阶段之前，它并不表现在诸如内驱力等东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