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活作用区
现在，我想直接开始讨论动力机制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尽管我暂时不会达到该目标。在此期间，我们将会了解到焦虑概念的一些内容以及这个概念的所有内涵，因为这是思考精神病学的基础，此外，我们还会了解到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经验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从呼吸循环开始，婴儿便具有一系列的需要、活动和满足，对满足的延迟便是婴儿早期生存所面临的危险，其本身就是我们称之为恐惧的增大了的紧张的源泉。在这一系列的需要、活动和满足中，啼哭是可以减轻恐惧的适当、恰当的活动，因为它带来了满足特定需要所必需的情境。就婴儿而言，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啼哭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通过开始呼吸循环而减轻缺氧症状；(2)啼哭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婴儿“获得”了ru头，他可以吮吸所需的物质，从而满足饥和渴的需要；(3)通过防止过度的热量散失，以避免体温过低；(4)排除有害的生理环境，例如对身体自由活动的限制、引起疼痛的局部压力，等等。啼哭是婴儿的功能性活动，主要位于消化道的首端(除了呼吸循环以外)。婴儿借吮吸和吞咽来缓解饥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这里涉及了复杂的感受器—效应器(receptor-effector)器官——听得见的、制造声音的和听觉的器官，寻找ru头、抓到ru头和吮吸的器官，以及涉及呼吸、啼哭和食物输送过程的神经—腺体—肌肉的复杂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对婴儿生存来说必需的共存中相互作用区(zone of interaction)的例子。我们都很清楚，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际交换发生在肺部的上皮(epithelium)内，而水和食物的发生实际交换的地方根本不在口腔内；换句话说，与物理化学环境的共存中实际涉及的组织只能开始于我们所谓的口部区(oral zone)——或者，在氧气的例子中，只能开始并结束于口部区。但是，从生理学上考虑，口部区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构，为便于讨论，我们将该区分为三类器官：(1)感受器，对此，我在前面已经略微谈到——它是具有特定感觉器官的组织，例如视觉、特殊的触觉、味觉和嗅觉；(2)推断器(eductor)，对此我尚未提及过；(3)效应器，通常指的是肌肉和腺体。那么，什么是推断器呢？该术语为斯皮尔曼所创注65，指的是非常精致的器官，它主要位于脑部，属于中枢和其他神经系统，而且——似乎以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连接着感受器所接触的东西和效应器的活动。
现在，在我将讨论的这些相互作用区中间，我可以从生理学的观点——也就是从有机体的有效机能活动——来观察感受器的机能、推断器的机能和效应器的机能，以及推断器所产生的对生命有用的东西。
口部区便是具有这三类不同器官中的非凡组织；这些器官涉及呼吸循环的维持、流体和固体摄取或排泄，以及发出那些可以听到的声音(它们在人际关系领域的相互作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相互作用区理解为是与物理化学世界共存中所必需之变化的一个终点站，也是与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共存所必需之变化的终点站。
这些相互作用区的活动过程与经验的发生必定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与有机体的持续经验有关。只要经验在有机体机能活动有用、持久的变化中存在或发挥着作用，那么它必然与相互作用区的回顾和前瞻有关——也就是与回忆和预见有关——虽然其关系实际上可能会变得广泛得多，但它依然是相互作用区的回顾和前瞻最为相关的。这里，我们可以从可能性(may)中分辨出必然性(must)。
正如我多次提到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即使是阿米巴(变形虫)，实际上也存在着经验的有利的——也就是，有用的——持久变化。这必定是因为经验与我们和必要环境的共存及机能活动的特定部分有关，而经验正是产生于这种必要的环境。如果经验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那么，无需多说，它就不会使得特定的机能活动产生持久的有利变化。因此，我认为，经验要么是一种有用的持久变化，要么会导致有机体的机能活动产生有用的持久变化。
根据后来的生活资料，我坚持认为，经验借助相互作用区或者主要根据相互作用区(相互作用区主要与经验的发生有关)而形成其特色；而且我认为，当一个婴儿被认为与成人截然不同时，也没有必要对这种一般性的说法作任何特定的改变。换句话说，事件某一特定进程中所涉及的相互作用区为有机体经历的经验提供了特定的标志或色彩。例如，如果我把盐放入口中，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氯化钠在恰当的位置上作用于我——置于我的口中——那么我便会感觉到咸味，有关盐的以往经验就会被回忆起来，使我把这种味道确定为咸味；如果有大量的咸味感觉，那么，我便能预见到我很快就会感到口渴，从而采取措施找水，用以冲淡咸味，使它在我体内变得有用而不是有害。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将盐用于伤口也是一种经验，但是它并不标志任何与口部区相联系的感觉。因此，尽管氯化钠仍是同一种作用于我的东西，但是，由于它触及的相互作用区不同，从而产生的经验也完全不同；我没有摄入一种必需食品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却由于流体分布、高渗溶液等特殊问题而感觉到伤口有剧烈的疼痛。
我之所以说这番明显离题的话，是为了说明：我所说的作为经验的经验(无论它是什么)总能追溯至相互作用区，或者你可以说具有相互作用区的某种特殊的标志，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至于氯化钠和我的机体之间真正发生相互作用的位置，与氯化钠有效作用于我的机体的位置相距甚远。因此，即便是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你也可以看到，与氯化钠、普通食盐相联系的口部区对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氯化钠对我的继续生存来说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它存在于人体的一切组织之中，盐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复杂的物理化学安排而言极为必要。因此，相互作用区，即特定类型共存的终点站，具有重要的精神病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很大意义上对人类有机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经验是有机体的生活经验，而且，就其特征而言是完整的而不是局部或部分的，但它主要是作用于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区(即有机体的终点站)的特定事件的经验。请注意，相互作用区并不等于任何一种固定的组织结构；它并不像解剖学意义上的人的口、鼻、咽、喉那样处于静止状态。因此，不仅在人类身上，而且在整个生物系列中，如果由于遗传素质的不幸，或者个体发展的创伤或不幸，某一生物在出生时就带有异常的缺陷，或致使一部分与必需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区的器官受到损害，那么，通常就会导致其他器官发生改变——主要是推断器的改变，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这样一来，从作用在其之上的东西这个视角来加以界定的相互作用区，会再次发挥功能，尽管生物器官(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组织学器官)迥然不同。一个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例子是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表现，尽管她的器官受到了严重、广泛的破坏，但她还是发展出了与个人环境相适应的相互作用区，如果你按照器官来考虑相互作用区的话，你可能就会预期，器官的严重而又广泛的破坏将彻底摧毁这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焦虑在经验开始分化中的作用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啼哭是饥饿的婴儿所采取的适当而又合宜的行动，因为它经常会“带来”ru头—嘴唇的经验，以及吮吸、吞咽等带来满足的结果。此时，啼哭是缓解婴儿饥饿的适当而又合宜的行动，这样说，不是因为啼哭总能让婴儿得到喂食，而是因为就他而言，啼哭常常会导致他嘴唇之间所含的ru头发生变化，这是吮吸和吞咽过程的最早步骤，最终会缓解或至少减轻饥饿。这种嘴唇—ru头的经验(我们相信婴儿通常都有这样的经验)，通常会带来可以吮吸和吞咽的液体，这种液体的获得与对水和食物之需要紧张的缓解或减轻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最为反感的一种做法是，德语中经常用连字符把几个词串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些新词。遗憾的是，为了清晰地阐明婴儿那种基本上可以推论的生活，我也得不求助于连字符来创造复合词。此时，让我感到苦恼的一个词是饥饿时啼哭(crying-when-hungry)。在婴儿的经验中，饥饿时啼哭与寒冷时啼哭、疼痛时啼哭或在其他情况下啼哭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饥饿时啼哭通常会召来缓解饥饿和口渴的必要环境，那么，它就会以一种原始的、未分化的方式意味着我可以用下列词语表示的意思：“来吧，ru头，进我的嘴里吧。”这是一种用声音来表达的姿势，具有相当可靠的力量，婴儿可以非常熟练地操纵这种姿势，这种姿势后来被称做ru头遵循的现实。换句话说，就婴儿期的经验所及，饥饿时啼哭有力量操纵某些事情不可掌握的方面，这到后来会变成现实，于是ru头就顺从地显现了。
例如，人们对构成饥饿时啼哭之需要的声波进行过精确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与构成寒冷时啼哭的声波没有任何“客观的差异”(objective difference)。这两种哭声不仅听起来很相似，而且在物理声学意义上也可能是相同的，从每一个可测量的角度说，它们之间可能具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将其录在阴极射线示波器上的话，就会发现通过这样一种仪器测量出来的两种声波的进行模式在所有特征上都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婴儿的视角看，饥饿时啼哭与寒冷时啼哭，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当有人说whole(整体)和hole(空洞)这两个词时(这两个词的英语发音相同，但词义完全不同)，从物理声学上听好像是完全一样的。所谓的客观事实(两个词发音相同，但实际含义不同)，对于词义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讲话者来说也不具有任何意义。讲话者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两个词是同形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没有对这两个词的同音异义特征进行分化。只要他对于这两个同音异义词中任何一个的使用，总体上证明符合他的需要，那么，发现这两个词尽管发音相似但在词典含义上不同——在听者听来这两个词完全一样——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有某些事情引起了这种分化，否则，这个人还很可能会以为他自己在说“whole”和“hole”时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在他身上发生，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主题，即对两个不同但发音相同的言语活动进行观察、确认和有效阐释(observation,identifying,and valid formulation)。我相信，通过对两个同形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的讨论，不管是从物理声学观点，还是根据实际操作中语言过程的研究，我都已证明两个迥然不同的词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当用书面词语来代替它们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便暴露无遗了(请记住，书写词语是口头语言的符号)，这种差异乃是使用上的差异——也就是，它们作为工具的用途、它们对使用者而言的含义，以及它们对什么有用。
同样，婴儿饥饿时的啼哭，不论从外部看与寒冷时的啼哭多么难以区分，就婴儿和婴儿的经验而言，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此，一个人的行动，不论它们给观察者留下了何种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受制于行为者的“意图”，也就是说，它们都受制于所涉及的一般动机模式(general pattern of motivation)，受制于对当事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与观察者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无关。
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因此，精神病学中出现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中有一些在实际中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例如，古老的迷信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非心理的。我们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这样让人感到悲伤的事情。而事实上，不论在华尔街某金融机构的职员眼里一个爪哇猎头(Javanese head-hunter)的表现如何，这个职员的看法仅仅具有娱乐或谈资的价值；它们对爪哇猎头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重要性。
婴儿饥饿时啼哭的经验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往前往后，也就是将回忆和预见与期望吮吸和吞咽的嘴唇—ru头经验的“出现”联系起来。我曾说过，饥饿时啼哭常常会唤来ru头，从而有可能获得慰藉。现在，我想讨论两个特例，在这两个例子中，言语行为的神奇力量在很早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在我开始讨论之前，希望你们对神奇力量不要有任何的先入之见。我想提醒大家，当我们说神奇力量时，很可能是指——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比较恰当——我们对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把握非常不适当。当你做某件能够胜任的事情时，它也许就像用手指轻轻按压开关打开电灯一样。电灯神奇地亮了，因为你按压了开关——如果你对电和电路一窍不通，那么一按开关灯就亮这件事情就似乎有点神奇了；但是，如果电灯不亮，那么，这种异常就表明肯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不过，如果你很了解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么，你就相当熟悉现实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可能与婴儿饥饿时啼哭和获得食物之间的关系有点相似——有时候即使按压了开关，但电灯也不亮，但即便如此，今后当你需要灯光时，你通常还是会去按压开关；而且，你依然深信，当你需要灯光时，按压开关会产生很神奇的力量，尽管这并不一定总行得通。在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
现在，我想特别讨论一下这种罕见(infrequent)事件的早期经验。第一种经验是饥饿时啼哭的失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原因在于必不可少的成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ru头的提供者)不在场。让我们稍稍离题一下，大家都记得，幼小的婴儿无法把握我们称之为独立者(independent persons，不管这些独立者有没有ru头，也不管那些ru头是否会流出乳汁)的那些现实方面；这完全不属于幼小婴儿合理命题的范围。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婴儿凑巧被一群男性围着——很可能婴儿的母亲正好外出购物或做别的什么事情去了。因此，这时的饥饿时啼哭便不会以其惯常的神奇方式产生有ru头塞入婴儿嘴里的情况(这是婴儿期满足饥渴的活动的最初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时啼哭就会一直持续到ru头出现为止，或者直到恐惧的累积导致情感淡漠，致使婴儿最终入睡。一旦婴儿醒过来，饥饿时啼哭就会重新开始。现在，这是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开始，而这一系列重要的事件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处理的。
我想讨论的另一个特例是，焦虑在其中是一个复杂因素的特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饥饿时啼哭已经让婴儿获得ru头，但是这种成功(它对于吮吸和饥渴的满足来说还是初步的)却由于现实中携带ru头的那个人的焦虑而在婴儿身上引发了焦虑，从而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ru头的出现而产生满足的结果并不会出现。将ru头含在唇间、吮吸、吞咽或者这样或那样的哺育附属行为，都可能由于婴儿在饥饿时啼哭的同时产生了焦虑而被打乱，而婴儿的这种焦虑是由于抚育者的焦虑引起的。婴儿可以经常用神奇的方式赢得ru头，以至于这成了一种正常的期望(你可能会这样描述——这是饥饿时啼哭所具有的力量的证据)，但是这次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所提到的第一个特例——饥饿时啼哭的时候，没有人温柔地围在他身边——便是偶发的不适当或无能为力的早期经验，这种不适当或无能为力是与操纵我们后来称之为现实的适当行为相比较而言的。婴儿在饥饿时啼哭，但结果除了他继续啼哭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他慢慢地变得情感淡漠并且入睡，而且醒来之后仍会重新啼哭。正如我曾说过的，这是整个一生中或多或少会经常反复发生的情境的一个早期例子，在此情境中，通常适当、合宜的一系列的活动，也就是行为被证明是不适当的，而且已证明这个行为没有力量产生通常完全足以产生的东西。这种经验(如我们所说，这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无能为力的经验)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罕见事件；换句话说，它是我们已经习惯的某事的一个例外，是我们多次做了某事就会获得正确结果的一个例外。
伴随这些无能为力经验的东西有很多。这种无能为力经验的意义在出生之后不久便增加了，直到个体发展出了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类经验为止，我用适当(adequate)一词，主要是从避免不悦情绪的意义上说的。这种早期的经验如果长时持续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婴儿正在发展的人格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不过，在这里，情感淡漠机制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无能为力的情况，这有点儿像是古老的幻灯片——你们一定都还记得，有些东西会逐渐地淡出，之后有些东西会逐渐地出现。因此，情感淡漠过程的干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会防止婴儿无能为力的相对罕见的事例对他用啼哭来呼唤ru头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我希望我已清楚地表明：即使在生命的早期，经常的成功也会在决定预见的特征方面产生非常有力的影响。我相信，即使我相当轻率地说出下面这番话时，也不会误导你们，即，如果有一种迫切的需要正在增长，那么非常幼小的婴儿不会累积负面例子也是不足为奇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负面例子的累积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情感淡漠对事件具有淡化的影响，而醒后继续啼哭的成功几率又相当高。因此，相对常见、相当一致的成功为啼哭的神奇力量打下了烙印；而偶尔的失败(由于母亲不在而导致的失败等)并不会严重损害这种不断增强的信念，即我们后来称之为因果关系的东西，这可以表达为——用很小的婴儿的话来说——“当我遭遇某种悲伤时，我就会哭，哭会带来某种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悲伤的缓解相关联”。
这种缓解的需要绝对不会一直发生，因为对于世界上关系的这种信念在婴儿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这让人觉得怀疑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在关于人格的广泛研究中，我们所看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情况乃是奇妙的轻松(ease)，正是由于这种轻松，许多年来，数不清的负面例子在更为严重的个人问题领域中就被忽视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不是在婴儿早期，但一次纯属偶然的成功——它非常复杂，以至于人们认为它纯粹出于偶然——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坚定信念，即肯定存在某种重要的因果关系，要是他重复此事，他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这种结果最初仅仅是靠最为纯粹、极其复杂的偶然性才获得的)。因此，排除消极经验(negative experience)的效应并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从生命的早期起也是如此。注66
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内容涉及的是第一个特例，在这个例子中，婴儿的饥饿时啼哭失败了——原因是ru头的提供者不在场。而第二个特例(即ru头的出现在婴儿身上引发了焦虑的情况)对婴儿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适当、合宜的饥饿时啼哭唤来了ru头，但在此过程中也引发了焦虑；我在这里完全是从婴儿的角度来讲的，他无法分辨出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发的焦虑——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超出了婴儿的理解范围。但是，随着母亲将ru头靠向婴儿，换句话说，当从婴儿的角度看，饥饿时啼哭的强大力量快要产生结果时，瞧，欣快，即大体的幸福感严重下降，这就是焦虑。由此可见，在这个例子中，虽然饥饿时啼哭获得了第一步的成功，即ru头含在了口中，但它同时也引发了焦虑——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紧张，它干扰了为满足对水和食物的需要而做出的行为。如果要问在婴儿期经验中，这种情况必定像什么的话，那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时啼哭唤出了一个不同的(a different)ru头；就婴儿而言，这时出现的ru头不是原先的ru头。嘴唇—ru头结构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新的东西，而绝不是通常产生的让人满足的嘴唇—ru头结构；事实上，它成了一种不能发挥作用的结构，一种不能起到缓解作用的结构。用非常广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让人讨厌的不测事件(evil eventuality)，其产生与口部相互作用区有关，尽管我们(与婴儿截然不同)知道这种焦虑与口部区没有根本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的关系。相反，当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引发婴儿焦虑的母亲的焦虑，与婴儿摄取营养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此之后，母亲的焦虑可能会与喂食的困难发生某种关联，这种喂食行为具有她第一次和婴儿在一起感到焦虑时的特征。但是，不论我们怎样思考婴儿的经验，这都是完全超出婴儿经验范围的，因为婴儿还没有能力区分焦虑的根源。焦虑就在那里，而且令人非常不悦；一般说来，过去适当的事情并非总是适当，由此而无意产生的经验——也就是，ru头和嘴唇的联结——实际上可能会变得明显不同，以至婴儿拒绝这个特定的ru头，拒绝把它含在口中，因而也不会吮吸它。
焦虑与人际互动的整个领域有关；也就是说，在母亲身上，无论关于何种事情的焦虑，都会引发婴儿的焦虑。它无需与婴儿或哺育情境有任何关系。例如，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如果一份电报宣告了某件对母亲的声望有严重影响的事情，或者搅动了母亲的平静心境，这份电报就会使母亲处于焦虑的状态，而母亲的焦虑又会引发婴儿的焦虑；就她而言，婴儿的焦虑表现为他难以得到哺育，而这种困难是出乎意料且令人非常不满意的。现在，从婴儿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断定，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饥饿时通常适当且合宜的行为——也就是饥饿时啼哭——的结果，导致了错误的ru头，也即一种让人讨厌的情境，结果让人十分不悦，不能令人满意。
口部的拒绝(oral rejection，即婴儿不去寻找ru头，也不去紧紧地抓着ru头)并不是应对这种特定的让人讨厌的情境或坏ru头的适当且合宜的方法。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减弱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发的婴儿焦虑，或者对这种焦虑产生有利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母亲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观察到婴儿正在拒绝ru头(即回避它，不去抓着它，也不吮吸它)，那么，这很可能会加剧母亲的焦虑，也即增加新的焦虑，而这将会加剧婴儿的焦虑。因此，仅仅拒绝坏ru头或带有焦虑色彩的ru头(你们也许还记得，我在第一次说到口部区的时候，我曾说过，它会接受某些东西，也会拒绝某些东西)是不适当，也不合宜的：它并不会缓解焦虑，它肯定也不会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因此，它是焦虑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持久的情况。
现在，请你们注意一下我后面将更清楚表达的内容。尽管焦虑是一种经验(而且是一种完整的经验)，而且，尽管它与任何特定的相互作用区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仍可能会错误地与某个特定的相互作用区联系在一起。例如，它可能与母亲的ru头错误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与口部区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生命的早期，对婴儿来说ru头只有与口部区发生联系才有意义——除非婴儿把ru头含在口中，或者ru头离婴儿的嘴巴很近，不然的话，婴儿对ru头不会产生什么兴趣。如果情况就像我刚才讨论的那样，即母亲由于一份电报而感到焦虑，婴儿就不可能分辨他口部相互作用区拒绝ru头的行为与和相互作用区恰当地联系在一起的有利经验——也就是，回忆和预见——之间的枝节问题。现在，如果你们掌握了充满焦虑或带有焦虑色彩的行为细节的这个方面，那么，你们便开始得到一条线索，即频繁的焦虑体验有可能会发展出具有破坏性的并发症。
在这里，我们已经推断出我认为完美逻辑必然性所需要的东西：婴儿开始把一个实际的ru头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ru头，一个是常见的、想要得到的ru头，而另一个则是邪恶的ru头，你甚至可以说这个邪恶的ru头总是会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关于焦虑我谈论得越多，你们就越能清楚地看到，我所讨论的最早出现的焦虑，与人类生活中引发诸多麻烦的焦虑没有什么不同。
早期经验中的符号、信号和象征
随着我们进一步积累数据以支持有关动力机制概念的论述，我们将会发现，婴儿开始走出未分化的经验方式并进入不完善的经验方式，从而这些经验模式的意义将很可能会变得更为清楚。
我们已经看到，婴儿共存中反复出现的物理化学需要引起了紧张，感觉到的紧张到后来被称为饥与渴的经验。饥饿的经验包括通过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区的适当且合宜的行为，对饥饿得到满足的经验进行回忆和预见。这种令人满意的、提供满足的、适当而又合宜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can be said)注67达到了一个预见的目标(foreseen goal)。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预见的目标是通过饥饿时啼哭和哺育行为次序(这里的哺育行为是在饥饿时啼哭唤来ru头后发生的)等手段来达到满足饥饿的目的的。感觉到的饥饿紧张引发了饥饿时啼哭。于是，经常被唤出的ru头开始分化出来，作为满足的第一个重要步骤——ru头开始意味着预见的满足(foreseen satisfaction)。口部相互作用区产生的触觉和温度觉，以及此刻关于ru头的视觉的组织，都逐渐成为饥饿得到满足的符号(sign)。我在这里引入的新术语是目标(goal，这是目前暂时无法展开的观点)、意义(meaning)和符号(sign)。除非啼哭招来了具有焦虑预兆的坏的或邪恶的ru头，否则，ru头便是饥饿即将得到满足的符号；至于前一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这是母亲焦虑时所发生的情况)则意味着可以预见到的不断增加的悲伤。
在这一点上，我想提一下领会(prehension)这个术语，这个术语我已经用了很多年。所谓领会，我指的是最为基本的知觉形式；换句话说，婴儿在把ru头感知为某种存在的东西，以及持久的、相对独立于嘴唇之外的某种东西之前，他已经领会了ru头在双唇之间(nipple-in-lips)的经验。从这一最为基本的知觉种类的意义上讲，领会是一个我总想用来提醒你们这一点的词语，即，领会的东西对领会者而言非常重要，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都不指我们在谈论感知(perceiving)某事时通常所指的那种充分发展的经验。知觉来源于领会，而且，就我所知，人们可能会说，这一基本的过程总是出现在知觉之后；但是，随着我进一步地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你们将会看到，为什么我要用一个在意义上不如知觉那般丰富的术语。
因此，口部触觉的领会、口部温度觉的领会、视觉的领会，以及与坏ru头的出现相联系或相一致的不断增加的普遍紧张状态等，都是预示坏结果即将来临的符号。这种经验的符号和意义方面非常重要；根据对早期经验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马上就将到达非常重要的语言行为领域。一个符号是事件经验中的一种特定模式，它通常从总的经验洪流中分化出来(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指的是从未分化的经验模式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是根据对某一特定的时常发生的满足序列或不断增加之悲伤的序列进行回忆和预见来实现的。符号作为一种经验模式，是对一再出现之需要和满足的未分化经验中往往一致的要素的分化，也是对焦虑和恐惧中未分化经验中往往一致的要素的分化。在婴儿的哺育行为中，有一个不太常见的不测事件，那就是ru头从嘴唇间滑出——这种情况往往在婴儿“把持不住ru头”时发生。突然停止口部触觉的经验源于ru头脱离唇间，这种经验从很早起就成为吮吸行为停止的信号；这也是我们称之为寻找ru头的行为即将出现的信号(不管有没有再度引发饥饿时啼哭)。在这里，我已说过某种“感觉材料”输入的突然中止，这是行为改变的一种信号。在这一点上，我要说的是，信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符号。我们到后面将会发现，符号的类型主要有两种，其中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信号。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就你们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多说些离题的话，以免混淆我试图交流的东西。因此，此时，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的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未分化的经验，而不是作为婴儿神经—肌肉—腺体组织(neuro-muscular-glandular organization)未体现出来的方面的行为。当我谈到传入通道中输入的突然中止是改变肌肉腺体活动的信号时，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哺育生物学或神经生理学。当然，神经—肌肉—腺体组织，以及它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功能性成熟程度，为经验的可能性设定了范围。这些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内的过程是构成有机体生活的原料，即有机体的瞬间状态(momentary states)和有机体瞬间状态的接连发生(它们是有机体的未分化经验)；而未分化的经验包括所有与过去和即将来临之未来有关的终极元素。当然，有一些传入冲动(afferent impulses)借助感觉神经传递，也借助中枢整合性神经系统，以及运动神经和分泌神经向口部的传出等；但是，如果你认识到除去所有这一切以外，还有经验在起作用，而且，我们正在论述的也是经验，也许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离题的话了。
生存价值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可以用来说明婴儿的生物装置。不过，这种思考并非我们的兴趣所在。我们所关注的是从精神病学角度系统阐释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此考察了从新生儿成长为一个人的过程。我们关注的不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突然变化或逐渐变化；相反，我们关注的是动态的有机体—环境复合体的所有方面——有机体生活中的紧张史对其当前生活和不久的未来生活所产生的持久影响，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少有些复杂的经验。有机体—环境复合体的一系列重要状态，除了既包括过去因素又包括未来因素的第一要素之外，即构成记忆系列的历史因素和潜在因素，也包括次级要素(secondary elements)，它们是对经验的组织或阐述。符号便是这样一种对经验的组织或阐述；但是，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符号以及以符号为条件的行为都是经验。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得到阐述，得到演化，而且，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更为原始、较不复杂的经验。经验始终是有机体的经验。符号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外”。
我曾作过这样的评论——符号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这个评论似乎是说，符号是主观的，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在这一评论以及迄今为止我所说的许多话中，我似乎都在表达一种与“现实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realism)相对照或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idealism)(不管这种表达是多么的含混不清)。我建议把所有这些离题的问题都暂时搁置一边，你们只要观察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即“符号”这个术语所传达的意思，才是直接相关的问题。我相信，你们最终将会发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本质区分，而所有这些与理解我在这里试图建立的理论无关。
现在，让我们回到哺育婴儿的话题上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另一个经常发生的不测事件，即“无法从某个特定的ru头中得到乳汁”，也就是说，无法获得或者继续通过吮吸某个特定的ru头或与ru头相类似的物体来吞咽乳汁的经验。这种不测事件预示着婴儿很快就会放弃“咬住”这个ru头并寻找另一只ru头，这个过程很可能还伴随着饥饿时啼哭。如果婴儿“找到”的是这同一只此时已不再流乳汁的ru头，婴儿也会咬住它、吮吸它，但他很快就会放弃它。这一不测事件中此种的经验会导致第三类ru头的分化。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说过好ru头和坏ru头，其中，坏ru头指的是焦虑的母亲的ru头。第三类ru头是既不好又不坏的ru头，从相对于正确的意义上说，或者，更进一步地从无助于满足饥饿这一意义上说，它是错误的(wrong)ru头。
有些哺乳动物有一对以上的ru头，如狗、猫、牛、马等，在它们对幼仔的哺乳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另外一组事实，这些事实有时候也表现在人类的哺乳行为中，而且偶尔还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那就是，所偏爱的ru头从一般的ru头中分化出来，毫无疑问，这种分化有赖于经验因素(它们与“咬住”ru头的难易程度有关)，或者有赖于用力吮吸后乳汁的流出量等因素。这些偏爱的ru头都是好的、正确的ru头，但是，根据饥渴满足过程中的口部经验，它们又可以分为更好的ru头和较差的ru头。这种情况在有些例子中非常明显，尽管多只ru头的哺乳动物通常多胎，而且母体ru头有多少，一般幼仔也有多少，或者接近这个数目，有些ru头大而生硬，它们经常会被忽视，甚至会有结块的实际危险。它们显然能够产生乳汁——事实上，它们通常比其他ru头产生更多的乳汁；但是，用成人的客观语言来说，它们很难咬住，非常容易滑出幼仔的口外，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口中占用了太多的空间，因此，相比于只用很少的嘴唇表面就可以咬住ru头，它们更难吮吸。
关于ru头的这些经验可以列举如下：
(A—1)好的和带来满足的唇间ru头(nipple-in-lips)是哺乳的信号——是一种简单的信号。
(A—2)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唇间ru头是拒绝的信号，除非饥饿的需求大到足以使这种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ru头被接受为止。
(B)错误的唇间ru头——也就是，不再提供乳汁的ru头——是拒绝的信号，也是寻找另一只ru头的信号。
(C)坏的ru头，即焦虑母亲的ru头，对婴儿而言，它预示着会出现极其不悦的紧张——焦虑——是回避的信号，通常情况下，甚至回避将ru头插入嘴唇之间。因而，将这样的信号转化为成人语言，即是：那不是我嘴唇中间的ru头(not-that-nipple-in-my-lips)。
A组和B组——好的、令人满足的ru头和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或错误的ru头主要属于口部相互作用区的经验；而C组——带有焦虑色彩的ru头——则是将ru头视为恶ru头的焦虑体验，由饥饿时啼哭的口部区行为所致。如果人们牢牢记住人类视觉器官的延迟功能和哺乳类幼体“出生时什么都看不见”(born blind)的状况——出生时眼睑闭合——那么，很明显，A组和B组的经验是建立在下述感觉类型基础之上的：产生自饥饿时啼哭的振动觉和听觉，产生自口唇区域的触觉、温度觉和动觉，产生自吮吸和吞咽动作的动觉，产生自乳汁经过舌头流经咽部的触觉和味觉。这是冲突事件的一种汇集，唇间ru头便是对这些事件的理解。随着视觉参与到这些经验中，并使得清晰的视觉经验超出了光和阴影的移动模式，婴儿通常能够在一段距离之外便可以将好的、令人满足的ru头与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ru头区分开来。但是，坏的带有焦虑色彩的ru头和在另一个场合下是好ru头的客观上相同ru头之间，不存在视觉上可以分辨的差异。
对于好而令人满足的、好而不令人满足的，以及错误的——无用的——ru头的分辨性分化(discriminating differentiation)，是对行为进行有益补充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行为是指缓解饥渴的行为。与最初出现的如魔法般适当而又合宜的饥饿时啼哭相比，这种对更为适当而又合宜之行为的阐释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需要把握的重要观点是，婴儿开始获得对其行为的有益补充，这些有益的补充是一些更为适当的东西，因为它们不那么“神奇”，比先前出现的饥饿时啼哭的行为更加合宜。对这种更为有用之行为的精心阐述产生自对我们所谓的知觉到的物体(perceived objects)的差异的鉴别(identifying of difference)。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哺乳行为来说，非常有用的改进在于把分辨出来的这些ru头作为它们的原料，其中包括很难鉴别为同一个的，也即就视觉所能及的好ru头和焦虑的ru头。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观点与婴儿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这两种情况下是同一个ru头，只不过在一种情境里，ru头的主人是一位体贴温存的母亲，而在另一种情境里则是一位焦虑的母亲。让我们重复一遍，对婴儿行为的有益补充，产生自对我们所谓的知觉到的物体——婴儿—环境复合体中重要的、或多或少有些独立的方面——的差异的鉴别，不管这些知觉到的物体对婴儿来说是客观的，还是环境中客观的。在思考人类发展的这个阶段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婴儿能够区分出脚趾、手指等，甚至能够把一个手指与另一个手指区分开来——实际上，拇指是尤其能够吸引婴儿注意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婴儿来说依然是独立的知觉物体。即使从我们成人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属于”婴儿的，不过也有这种可能性，即脚趾(尤其是大脚趾)之独立于婴儿，就像有一段时间母亲和ru头之独立于婴儿一样，尽管这时婴儿的视觉感受器已经将ru头的活动和与口部区相关的其他感受器结合起来。
请允许我再离题一会儿，我想评论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构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巧合(coincidences)，尽管我认为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术语完全不适合于研究生命中的每样东西。我不假思索便能想到的最令人惊奇的例子，是传入神经的感受器区域之巧合，这些传入神经是指位于嘴唇中部的传入神经，它们与来自拇指的传入神经末梢直接并列，还与食指的邻近一侧直接并列。无疑会有这么一天(很久以后，我们将会被载入史册)，我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将神经解剖学领域中这些有趣且令人激动的巧合，翻译成我们在一个迥然不同的话语世界中所学到的东西，也就是心理学，即所谓的心理生物学和精神病学。虽然记住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结构中“被赋予”的东西为行为中(甚至可以更为广泛地说，是经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设了限制，但我们实际上极少讨论结构上被赋予的东西。当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时，我将特别努力地让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这里，“躯体”组织与精神病学上的重要现象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相关性。我希望你们不会在思维中试图建立起纯想象的相关性，或相对来说未被证实的相关性，因为它们可能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你正处于一个基础稳固、可靠的领域(与令人好奇、难以捉摸的领域形成了对照)；这样一种可靠的感觉，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幻觉，而这种幻觉的产生是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是经由我们所经验的事件而为我们所知晓的，因而总是与实际形成的东西或通过有限的渠道而被直觉地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借助这些有限的渠道，我们与所假定的永久的未知宇宙相接触)相分离。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他关于神经、突触(synapses)及其他的想法，比他关于符号、象征的想法更为高等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愿上帝帮帮他。
现在，我将回过头来讨论婴儿—环境复合体的一些独立方面，这种婴儿—环境复合体常常被人们视作与知觉到的客体相似，但是，在其中，人们也开始确定了一些差异。这个确定知觉到之客体间差异的过程，从两种意义上说是任何一种再认(recognition)的先驱：从它总是先于再认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先驱；而且，它是所有再认行为的先驱，因为差异引发了对过去的参照，而在这一过程中，相似差异的经验有效地引出了我们可以将其归于我认识到(I recognize)这一术语之下的东西。
婴儿的认同行为最终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他能把具有若干相互作用区特征的经验概括为来自距离感受器某一重复发生的感觉模式的经验(该模式常由婴儿的啼哭所引起，不论是这种啼哭是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啼哭)。当他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他便开始以超越未分化方式的精心方式来体验生活。我们可以说，他正在以不完善的方式体验好母亲的角色。因此，概括(generalizing)是差异鉴别中的一种特殊发展；我们可以说，它是差异被鉴别后所保留下来的相似的东西。换句话说，经验的形式被概括化了，这样，它们中具有共性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各式各样的差异，都被当做有用的经验保存于知觉之中。这些经验的注入会体现在相互作用区的任何一个中。或许，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此作更为清楚的表述。我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了解到了这一点，即在婴儿饥饿时为其提供ru头的、在婴儿寒冷时为其提供毯子的、在婴儿身上的安全别针开了时用灵巧的双手为其扣上的，是同一个抚育者，同一个母亲，而且，无需多说的是，在适当时间，最及时地给婴儿换尿布的，也是她。尽管我们凭借自己客观的优越性，知道做这一切的就是这同一个母亲，但是，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可以确定地推断出婴儿身上发生了哪些事情：最初，所有这些必须和母亲合作才能满足的需要，以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区域为标志或特色，而与需要及其满足相关之感觉的根源就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于是，对于饥饿时啼哭或寒冷时啼哭等之间，我们便有了客观上不可见和不可察觉的差异。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婴儿的概括能力，即发现那个“合作”之人身上的共同因素(对于这个人，无需多说，用那种精心的方式是感知不到的)；所有这些均是产生于不止一个相互作用区的概括经验，且这些经验由于这不止一个的相互作用区而被区分开来。此外，这种经验还被概括为反复发生的眼和耳，即距离感受器的感觉模式，它们常由饥饿时啼哭或寒冷时啼哭引起，而这又会被进一步地概括为啼哭(crying)。所以说，婴儿也在对啼哭进行概括，从种类不同但或许发声相同的啼哭，到啼哭的各种不同发声中一致或没有差别的东西，婴儿都对其进行概括。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说成是一种解析综合(analytic synthesis)，因为它消除了差异，并找到了婴儿—环境复合体中十分重要的共性方面(这些是生命所必需的)。当我们在生活中达到这一程度，即这种综合正在发生时，我们便遇到了对经验的某种精心阐述，这种阐释不同于我迄今为止所讨论的经验，也就是，未分化的或最早模式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个体可以说是“过着他自己的生活”)。
对差异的鉴别，能为满足需要的行为作出十分有益的贡献；而对经验的概括，使得那些混于差异之中重要的共同因素得以鉴别，或者主要以距离感受器为中介而与某一反复出现的经验模式联系起来，提升经验的复杂性或精细程度，把经验从未分化的模式提升到不完善的模式。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开始清楚地了解我为什么要建立起这三种经验模式，即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经验模式。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未分化的模式是作为有生命之存在的有机体生活的早期模式，也是当前一种让人觉得非常奇特的模式。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合，视觉经验一般会在与触觉、温度觉、动觉、味觉或嗅觉等终端器官接触之前发生；听觉经验常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一旦婴儿听到了除自己哭声之外的声音，听觉经验就发生了。焦虑经验也以同样的方式(像通过距离感受器的经验一样)在与任何接触感受器(contact receptor)发生接触之前便已开始，也就是说，在焦虑的母亲出现、她的ru头到达婴儿口中之前便已开始——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不是在来自母亲的光波到达婴儿眼中之前或来自母亲的声波到达婴儿耳朵之前。由于焦虑具有与这些距离感受器相同的功能，即它事实上在与ru头接触之前便已经开始，因此，任何由于焦虑ru头之经验而获得的“益处”，都必定是通过波的分辨而获得的，它主要与听觉和视觉距离感受器的功能活动有关，这一过程比看到ru头以及随之而来的附属物更具包容性。一个焦虑母亲的ru头、乳房以及衣饰着装等，从身体上可分辨的意义上说，与一位温柔、不焦虑的母亲的ru头、乳房和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如果对焦虑行为有任何有益补充的话，那它肯定产生自对这个阶段某些不太重要的事物，即ru头、哺乳等的分辨。然而，距离感受器(听觉和视觉)的功能活动不能从总体上预示饥饿时啼哭能否成功地招来好ru头的携带者，即好母亲，它与最为不悦的经验(产生这种经验，是因为饥饿时啼哭招来的是焦虑ru头的携带者，即坏母亲及其焦虑的先兆)恰成对照。
坏母亲“外表”(appearance)与好母亲“外表”的分化，也就是说，距离感受器数据分化是视觉和听觉的复杂精炼(refinement)，它通常在我们所谓的避免焦虑之欲望的驱使下产生，本质上是对相对欣快的“偏爱”。为了给大家提示一下我在这里所谈论的内容，我认为，参考一下我的那条母狗和它的幼仔，可能比较有用。尽管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即这些狗在成长的过程中饱受了焦虑之苦(它们的焦虑是由周围焦虑、紧张的人们引起的)，但总体而言，小狗遭遇坏ru头或焦虑ru头的经验还是很少的。但是，在小狗的生活中有一段时间(从很多方面看，我都认为这与小狗长出了牙齿有重要的联系)，当哺乳似乎不再是得到鼓励的恰当事情时，母狗引发了小狗的焦虑；我推测，这种焦虑包括了十分真实的恐惧成分，因为母狗对于拒斥哺乳行为给小狗带来的痛苦，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情况，是想强调我之前作过的论述，现在，我想重复一下该论述。坏母亲“外表”与好母亲“外表”的分化(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到，“外表”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字眼，因为它还包括由耳朵来实施的距离感受器)是一种复杂的精炼过程——所谓复杂的精炼过程，是指一种视觉和听觉过程，它的产生是为了竭尽所能地保护一个人的欣快(也即一个人的幸福感)，使其免受焦虑。由于不存在大体上可以觉察的差异，因此这种分化只能通过精炼来完成。因此，这里便形成了另一类符号的第一个实例，当前这个例子是分辨出我们所谓的禁止姿势(forbidding gestures)，它们目前涉及的是知觉到的抚育者，这个抚育者已经通过概括的过程而将早先分离的感知到的客体，即好母亲和坏母亲，融合到了一起。对于我们所说的禁止姿势，婴儿的精炼性分辨最先用于母亲，之后又在其一生中运用于所有重要的人，也就是，开始在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那些人，换句话说，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婴儿从母亲的发声中分辨出听到的差异，从母亲的表情中分辨出看到的差异注68，而且也很可能从母亲走向他时身体整体运动的速度和节奏、出示奶瓶、更换尿布等动作中分辨出后一种差异——所有这些由视觉和听觉距离感受器所作出的相当精炼的分辨，都被组织成各种索引(indices)，这些索引常常地与不悦的焦虑经验(包括焦虑的ru头，而不是好ru头)有关。就像这些索引一样，这些分辨，以及对这些分辨数据的组织，变成了符号的符号(signs of signs)，即标志其他回避符号的符号，如母亲焦虑时的ru头。因此，这些由距离感受器做出的分辨变成了符号类别的符号(signs of categories of signs)，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经常彼此相伴随，从而使它们足以建立起这种关系。而对于符号的符号，我们称之为象征(symbols)。由此可见，符号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当简单，而象征与行为之前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它们涉及影响行为的各种符号。我们称之为禁止姿势的那些象征，指的是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干扰行为的焦虑。
对哺育者来说，听到婴儿的啼哭是一种符号，表明婴儿正在体验到一种需要，或婴儿正处于焦虑状态之中。它突出了婴儿想要得到温柔的一般需要，也突出了在满足婴儿需要或缓解其焦虑的过程中所需的一个或多个不同的程序(即合作)。婴儿一系列不同的神奇活动中让人听得见的部分，比如他的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会激起哺育者的温柔行为，而且，对她来说，婴儿的这些行为意味着他需要某种温柔。
更确切地说，婴儿的啼哭到底是什么且有什么用？有人可能会说，婴儿发出的能够让人听见的啼哭声，从物理学上说是一种特定模式的声波，它由婴儿的口发出，并为母亲的耳所接收，而且这种啼哭声传递了婴儿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母亲要对哭声进行诠释才会知晓这种需要。这种单一的一般意义(可以将其解释为“婴儿需要温柔”)并不存在于婴儿“身上”，而存在于母亲“身上”。这说明了一个符号与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用查尔斯·莫里斯的话来说：“当有机体把某种事物视作一种符号时，这样的有机体便可以称之为解释者(interpreter)。”注69 在我看来，“对其而言的有机体”(organism for which)这种表达，可以更为恰当地用“在其内部”(in)的有机体来表达。由经验符号所引起的符号解释，是由经验着的有机体在与符号的当前会心或真实会心的过程中推断出来的，这种推断的基础是过去的经验和预见的经验。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对交通标记、红绿灯、电话铃声等习以为常，因此容易忽略对符号的绝对依赖，可是对符号的绝对依赖是人类经验的重要细节，而人们也会这样来解释他们与相应的非签约物理事件之间的会心。
因此，我想让你们抛弃下述这种轻率的想法，即凡是有机体均可能存在符号。如果你试图在一张图表上安排汽车交通，或者通过法律和法规的手段来保证道路交通，那么，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发展一种人格理论时，你们必须记住一点：只有当解释者将意义附属于其他物理现象时，符号才是符号。
婴儿会通过一些活动来缓解自己的某种特定需要，而他的母亲则会将他行为中听得见的部分体验为一种符号，表明婴儿需要温柔的合作，以满足某种需要或减轻焦虑。现在，随着婴儿理解环境中可见部分的能力的增强，他开始区分出这个方面的两种符号：即将满足的符号(好母亲的出现和接近)和令人烦恼的符号(坏母亲的出现和接近)。随着婴儿经验结构的发展，他开始预见到，他的哭声，一般情况下，会促使好母亲的出现、接近和令人满意的合作，或者会导致坏母亲的出现和令人苦恼的接近；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会啼哭，目的是为了赶走这个坏母亲，以及她所带来的焦虑。
现在，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婴儿的任何一种啼哭，对母亲来说(如果被她听到的话)是一种符号，表明婴儿需要温柔了。从婴儿的角度看，随着身体结构的发展，他的视觉和听觉感受器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运作秩序，他也开始分化出了关于即将发生之事的两种信号，也就是成功或灾难；随着这种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他能成功地——从简单的实例频率，或常见负面实例的缺乏这个角度来说——注意到他所发出的啼哭声究竟是即将到来之满足或缓解的符号，还是焦虑灾难的符号。因此，现在他的啼哭可以用某种方式来体现符号的一些方面，因为他正以他所观察到的某种适当的行为模式，或某种适合于这种行为模式的方式运用符号。他自己发出的被人听得到的啼哭声，意味着他正在体验着某种需要，并采取行动以引出表明需要即将得到满足的符号，或者可能会引出一种不受欢迎的表明焦虑和不断增长之烦恼的符号，后者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啼哭行为——通过啼哭来赶走坏母亲。对于婴儿来说，他所理解的，也就是说，以原始的方式感知到的好母亲是即将到来之满足的象征；而他所理解的坏母亲则是焦虑和不断增长之烦恼的象征。一般而言，好母亲就意味着温柔的合作，而坏母亲和禁止姿势(这些姿势会逐渐地分化为所感知到的母亲所特有的特征)就意味着迫切增加的对温柔的需要。
我已经试图表明，母亲胸前的好的、令人满意的ru头与母亲焦虑时所拥有的相同的ru头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视觉的差异。但是，就婴儿的经验而言，这些ru头是完全不同的，需要完全不同的对待或行为；由于它们不容易通过视觉来加以区分(就像在有关其他一些事物的情形一样)，鉴于人性动物的特定进化史，因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需要，即去寻找一些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的线索。此刻，我所运用的是十分成人化的语言。说说我的那些小狗，如果它们的母亲有一个ru头特别大，上面还有大块的黑色，而另外一些唾手可得的ru头很漂亮，是粉红色的，那么对于小狗来说，由于大ru头难以咬住，因此就很快就会确定这个大ru头具有令人不满的特性，尽管它也有其他方面的优点。我们有非常强烈的通过视觉来定向的倾向，当我们运用视觉时，毫无疑问，它就成了人性动物的一个特征。人的视觉大致相同——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客体却完全不同，有的客体是好的、能够带来满足的东西，而有的客体则是不太重要的灾难，是需要避免的东西——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就需要寻找其他的线索。正如我在前面曾说过的，所有关于ru头的讨论，到后来无疑会用于ru头的携带者，即好母亲和坏母亲，尽管她们在视觉上也是完全相同的。除了视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精炼的分辨(而且，这些分辨是可能实现的)，包括对好母亲和坏母亲在听觉方面的差异分辨，以及对好母亲和坏母亲的面部表情的分辨，也就是，面部姿势紧张的结果。现在，从客观的角度(这个角度简单而令人愉悦，但非常容易使人误解)，我们可以说，在婴儿的眼里，母亲焦虑时听起来和看起来的方式与她不焦虑时听起来和看起来的方式不同。这些差异就是可能的距离线索，我们可以说，这些差异就是一个人是否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一个人是否已经得到了错误的东西，也就是坏母亲。这种对好母亲和坏母亲的分辨，就像在好坏ru头之间进行的分辨一样，在这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就像你对坐在自己身旁的一个人进行分辨一样真实。注70
在这里，我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可以这么说，坏母亲身上的禁止姿势会被逐渐削弱或去除，而且，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这些姿势会成为某个非特指母亲的不经常出现的特征；到了那个时候，这些禁止的姿势，即母亲身上这些听得见和看得见的差异，本身就会成为焦虑即将出现的符号。这就说明了何以对婴儿来说最初的母亲实体会如此不同的原因——之所以会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功能意义十分不同，尽管我们从客观上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件事——在婴儿的知觉中，它们会逐渐地融合成同样的或相似的东西。但是，只有当分化得到了精炼，婴儿因此能够把不同ru头之非常重要的功能差异与从他关于常见ru头携带者的经验中分离出来时，上述情况才有可能发生。
在此，我试图以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为基础，为你们设置一条发展的道路，用来说明婴儿所做的一些有用且必要的事情。即使我们许多成人花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干了一些看似完全无用的事情(至少在我们的朋友看来是完全无用的)，但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认为，若想就此推论说婴儿会做大量无用且麻烦的事情，那么这样的推论是完全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