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试着证明,苏格拉底确实让他的门人更善于辩论。因为他认为,了解每件事存在的本质,就最有能力向别人作出解释,但是他又说,那些没有这类知识的人,毫无疑问既是在欺骗自己,又是在误人子弟。所以,他从未停止和他的门徒深入探讨每件事存在的本质。

想要把他在无数言论中使用的术语的定义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是巨大的任务,但是,我把那些我认为能够达到目的的记录下来,以证明他是如何开展探究的。

那么,首先是他关于虔诚本质的看法,大致如下。

“欧西德莫斯,”他说,“请告诉我,你认为虔诚是什么?”“人类最主要的优点。”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能定义什么样的人是虔诚的吗?”“在我看来,”欧西德莫斯回答道,“就是那敬拜神明的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敬拜神明吗?”“不可以,有一些律法规定了我们要如何敬拜他们。”“所以,那些最熟悉这些律法的人,就最有可能是以合适方式尊敬神明的吧?”“我认为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因此,一个知道怎样敬重神明的人,认为他不用敬重他们,就和这样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吧?”“我想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说。“那么,知道如何尊奉神明的人会按照律法的指导去做吗?”“他当然会这么做。”“他不会不遵从律法的规定,不像应该做的那样去敬拜吗?”“怎么会呢?”“那么,以他必需的方式尊奉神明的人,是一个虔诚的人吗?”“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说。“不过,对于我们对待同胞的行为,是不是可以像每个人想的那样做?”“不可以,对于同胞也不能这样做,人们知道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做事,需要遵守规定,符合法规。”“那么,那些违反这些原则做事的人,是合适的行为吗?”“怎么会是合适的呢?”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些按照他们应该对待别人的方式去做的人,难道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如此。”欧西德莫斯说。“那些对人做得好,难道不是在其他事情上也做得很好吗?”“很有可能是这样。”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就是行为正义的人吗?”“的确如此。”欧西德莫斯回答。“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正义的呢?”“法律认可的事。”“所以,那些遵守法律的人,行正义之事,做应该做的事,是这样吗?”“怎么不是这样呢?”“所以,那些做正义的事的人就是正义的人吧?”“我认为当然是这样。”欧西德莫斯说。“但是,你认为不知道惩罚是什么的人会遵守法律吗?”“当然不会。”欧西德莫斯回答。“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你觉得有人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吗?”“我想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些知道什么是符合法律的人,就是行为正义的吗?”“如果他们不是,还有谁是呢?”欧西德莫斯问道。“那么,我们把正义的人定义为那些知道什么是对人来说符合法律的事,不就是对的吗?”“在我看来的确如此。”欧西德莫斯说。

“我们应该怎么定义智慧呢?告诉我,在你看来,因为人知道一些事才是智慧,还是有人不知道一些事情却也是智慧的?”“人们显然在他们知道的事情上是智慧的。”欧西德莫斯回答,“因为对一些事不懂的人怎么会是聪明的呢?”“那么,智慧只因为知识吗?”“人除了通过知识,还能用什么方法变得智慧呢?”“那么,你把智慧看成使人聪明的事,而没有其他的吗?”“我认为不是。”“所以,知识就是智慧吗?”“这样看来,我想是这样的。”“但是,你认为一个人能知道世上所有的事吗?”“啊,当然不能。在我看来,只能知道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知道的一个特定事物上才显得智慧吧?”“我想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

“欧西德莫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看看,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欧西德莫斯问。“你是否觉得同样一件东西,对于所有事情都是有用的呢?”“我认为不是。”“那么,你觉得有些东西对一个人是好的,对另一个人则是不好的,是吗?”“的确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把善认定为没有用的了?”“我不会这样做。”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东西,就是善的了吧?”“我想是这样的。”这是欧西德莫斯的回答。

“你能不能定义美呢?如果有什么事物具有这样的属性,除了将其描述为美(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容器或者其他东西)你还能够把你认为的感觉说出来吗?”“当然不能。”欧西德莫斯回答。“因此,一个特定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用来做什么的,只要有用,那就是美的,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除了一个事物因为有用而是美的外,还有其他用途使得它很美吗?”“没有其他目的了。”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有用的东西,对于任何物尽其用的目的,都是美的吧?”“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

“还有,欧西德莫斯,你觉得勇气也是属于好的品质之一吗?”“我认为它是最好的品质之一。”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把它看成只对最不紧要的事才有点用吗?”“当然不是,它是对重要的事有用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在你看来,对于危险它是有用的,而无视危险的性质则是可怕的行为吗?”“绝不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所以,那些不害怕这样的事情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如此,并不是有勇气,是这样吗?”“不,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多疯子和懦夫反而是有勇气的了。”“那些对不可怕的事反而害怕的人呢?”“他们和别人比起来也是更不勇敢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会不会认为,那些对于可怕而危险的情况表现好的人就是勇敢的,而那些表现不好的就是懦夫?”“当然如此。”欧西德莫斯回答。“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善于应对的人,还有什么人算表现好的?”“没有了。”欧西德莫斯回答说。“那些无法表现好的人就是不勇敢的吧?”“我还能想到别的什么人是这样的呢?”欧西德莫斯问。“但是,每一阶层的人难道都不是认为他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吗?”“不然又会是什么呢?”“那么,那些不能够表现好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吗?”“我想他们是不知道的。”欧西德莫斯说。“那么,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人,有能力做出相应的行为吗?”“只有他们能够这样。”欧西德莫斯赞同道。“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那些未失去理智的人,并没有表现得不好吧?”“我想不是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就是失去了理智吧?”“可能是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那些知道怎样在困难和危险面前表现良好的人就是勇敢的,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就是懦夫吧?”“我看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说。

君主制和暴政被他看成是政治的形式,但他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的。以人民自己的意志管理国民,遵从法律治理国家的是君主制;违反人民意志,不遵从法律治理国家,而是按照统治者的命令行使的就是暴政。在任何地方,如果政体由那些遵守法律的人来掌控就是贵族的政府;而根据财富来挑选统治者的就是财阀的政府;而政体由所有人民组成就是民主政府。

如果有人在任何观点上和他不同,却不能够确定地说,而是毫无根据地断言某人更擅长政治、更勇敢、在任何方面更优越的话,他会用以下这样的对话让整个问题得以验证。“你认为你推崇的人比我支持的人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家吗?”“我是这么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首先想一想,一个好的政治家的本分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这样做吧。”“他难道不会从财政上增加国家的收入,并在这项管理上超出常人吗?”“当然如此。”“在战争中,他会战胜敌人吗?”“不然又会怎样呢?”“在外交上,他应该会将敌人转化为朋友吧?”“当然是这样。”“他在众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是否也会平息暴动,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呢?”“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于是,当争论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时,对于和他持反对意见的人来说,事实也变得明显了。

而当他想要彻底审查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会通过这样普遍接受的前提对此进行推理,他认为这是一个开展讨论的可靠方法。因此,他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让听众认同。并且,他说,荷马将奥德修斯看成具有“可靠的雄辩家”的特征,那也是因为奥德修斯可以从所有人都认同的观点出发开展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