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自然地被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测量同祖先个体的相似性；二是测量由于训练的影响，他们相似性的相应减少。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首先测量同祖先个体的相似性比不同祖先个体的相似性超出了多少；再看如果他们受到最相似的训练，同祖先个体相似性的减少比不同祖先个体相似性的减少超出了多少。当然，测量无关个体之间的较大差异与训练影响所导致的较大差异，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要测量不同的祖先对个体智力和性格影响的不同，不如测量同祖或近祖对个体差异的影响作用如何减少更容易。于是，测量点不外乎是同祖个体的相似性和相同训练所导致的相似性的减小。
同性别、同祖先个体之间的变异
我们所要测量的是相似点而非重合点。说一个人的本性取决于他的祖先，并不是说他是某个祖先或几个祖先合起来的一个精确副本。没有理由相信四个同胞兄弟由于他们的血统相同，本性就相同。除非是偶然的情况，否则我们绝不会这样认为。对于双胞胎来说，他们在产前所受的影响和得到的营养可能是相同的，或差不多是相同的，但是身体和心理特质两方面都可能有很大不同。祖先只能使后代的变异减少并决定他们的变异点。
举例来说，凡是有感觉印象、观念和动作的动物就有能力形成聪明的习惯或联想。动物能够对生活中的万千情境作出多少反应，就能在情境与行动之间形成多少联想，在整个动物界存在着巨大的变异性。像詹宁斯（Jennings）教授研究的那种自由游动的原生物，除了普通的生理功能之外，似乎只有自由游动这一种行为习惯。草履虫的生命总合不外乎就是吃、呼吸、消化、生长、排泄、生殖，并沿着不变的方向一直前行，当它们从一种媒体经过进入另一种媒体时就停止、后退，一翻身翻到背面，再继续前行。与这种极端简单的动物相反，在动物界的另一个极端是文明的人类，他们拥有梳妆打扮、饮食彬彬有礼、游戏、谈话、读书、做事等数十万计的联想习惯。
现在，假如我们指定1 000个人类后代，然后把每个人的联想习惯逐一排列，并把它们的数量加起来，从中会发现巨大的差异。其中一些人所学会的可能比猫狗所学会的还要少，而另一些人所学会的比上一辈的任何人都要多。总的来说，人类后代的变异不外乎以人类的平均点为标准，而不能以动物的平均点为标准。但是，人类的平均变异远比整个动物界的平均变异要小。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凡是身高比一般人平均高出8厘米的父母，其子女的身高不会按照一般人的平均身高而变异，而是按照比一般人高出5厘米的标准而变异。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只有一般人相互之间差别的十七分之十。[1]
由此可见，如果近祖对孩子确实产生影响的话，就会使他们偏离一般的平均点而接近他们的父母。而且他们之间的变异量小于无关个体之间的变异量。
从表面上看，如果祖先真有影响的话，那么，两个同性别、同种族和同父母的人，如两兄弟或两姐妹，就会拥有同样的本性，他们之间的差异只能归结为不同环境的影响。通常的观察结果表明这是不对的。有人之所以不能总是或经常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原因在于近祖影响的存在。如果祖先没有影响的话，要么所有男人的本性都一样，要么他们之间的差异就是奇迹。如果祖先没有影响的话，那么两兄弟的本性就是一样的，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祖先确实有影响力的话，那必定是一种变异的影响力。任何一对父母所生的胚胎都会有所不同，同样的道理，所有父母所生的胚胎放在一起差异会更大。如果胚胎之间确有差异的话，那么，任何同一人种胚胎之间的差异必然比所有人种胚胎之间的差异小，但差异总不会小到零。
一想到遗传，不论是生理的遗传还是心理的遗传，都必须牢记孩子的生长不是来自父母的身体和心理，而是来自父母的胚胎。我们要是知道了一个人胚胎的性质能直接预测孩子的特性，那么有一种性质是这些种子肯定具有的，即它们都是可变物。为了突出重点，我们可以不讲语法而且不文雅地说，一个身高1.8米的人的胚胎中包含了一些1.8米的胚胎，一些1.82米的胚胎、一些1.85米的胚胎、一些1.79米的胚胎和一些1.77米的胚胎等。每个人所能传递给后代的，不是他本身，而是一组可变的种子。因此，矮小的父母会生出高大的儿子，聪明的父母会生出愚蠢的儿子，同一对父母会生出不同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测量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如何，而不是一致性的概率有多大。
要测量1 000对父子之间（或母子之间、兄弟和姐妹之间，或者叔侄之间）的相似程度，最好用所谓的相似性系数或相关系数（coefficient of resemblance or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来测量。相关系数的数值变化范围从1开始，经过0，到-1。（1表示所考察的特质一致或极其相似。0表示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等同于随机两个有相同年龄和性别的无关个体之间的相似程度。-1表示极不相似，即如果把2 000个人随机成对排列，其中最不相似的用-1表示。）
相关个体的相似性测量
在没有谈到近亲在心理上的相似性之前，我们先呈现一些有关身体特征方面的研究结果。由于这些相似性案例不是相似的训练所致，因此足以证明遗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据皮尔逊（Pearson）的调查，兄弟之间眼球颜色的相关系数为0.52。即使父母愿意，也无法利用环境因素改变他们儿女眼睛的颜色，这足以证明遗传是一个实在的原因。
在身高上，皮尔逊发现父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兄弟之间为0.5。换句话说，一个儿子与大众平均身高的偏差量是他父亲偏差量的0.3，一个兄弟的偏差量是另一个兄弟偏差量的0.5。过去可能有人设想，高个子父亲特别能够使儿子也成为高个子。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想了。也不会有人认为，高出班级平均身高5厘米的人会比高出2.5厘米的人吃得多了。
按照皮尔逊的分析结果，兄弟之间头部指数（即头宽与头长之比）的相关系数是0.49。所以，父亲无论如何也难以使他的儿子们有相似的头部指数。
最后再看看头发的颜色，根据皮尔逊的分析结果，兄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5。这就再次证明，家庭环境不是导致这种相似性的原因。
近亲的影响力不同于其他的影响力，不论是整体的影响还是部分的影响，都能使个体的身高、头部指数和眼球的颜色偏离家族的中心点。没有理由认为近亲对脑的影响比对身高组织的影响小，或者比对颅骨形状的影响或眼球色素沉淀的影响小。因此，近亲可能是影响心理本性的原因。当无法确定任何年龄阶段的个体，其心理差异的原因到底是环境还是遗传时，我们不要忘了，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而祖先对身体特征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
以耳聋为例，由于是身体原因引起的，所以被认为是身体特质。可是，一切心理特质都有身体上的原因。真正的差异是我们对身体原因的了解多于其他原因而已。不论是耳聋的症状还是结果，都应该认为它是心理特质。
一个人如果是先天耳聋，其兄弟或姐妹每千人中有245人也耳聋，差不多是1/4的比例。先天不聋的人，其兄弟姐妹每千人中有多少是耳聋的，确切数字我们不知道，但肯定少于1人（甚至更少）。假如一个人与一个先天的聋子血统相同，又有一个人与不聋的人血统相同，这两个人耳聋的机会至少为245比1（很可能还高于此数）。如果父母都是先天耳聋，则他们子女耳聋的机会比不聋人的子女至少要多259倍（或还多于此数）（Fay，1898，p.49）。正如上面对身体特质的描述，这样的事实不能归因于训练，否则，天生耳聋的父母会尽力避免他们的孩子耳聋。
厄尔（Earle，1903）先生慎重地测量了纽约城中圣哈费尔学校（St.Xavier school）600个儿童的拼写能力。在这个学校里，学生入学的年龄很早，而且教学道具以及教学方法基本保持一致。我们从600名儿童中选取了180对兄弟或姐妹作为被试，进行相似的学校训练。厄尔先生参照年级和性别偏离平均数的多少来测量任意个体的能力。他发现同家族的儿童相关系数为0.5。也就是说，任意个体距离其同龄或同性别的平均数大概等于他兄弟或姐妹距离的50%。
相似的家庭训练可以在理论上解释这种相关系数，但是有教育经验的人很难把这个效果归功于那种相似之处。即使换老师，拼写差的学生仍然拼写差。而且根据赖斯（Rice）博士对拼写能力全面的研究（1897），良好的拼写能力和好的拼写方法之间几乎没有关系，拼写能力差与是否为移民也无关。然而，不善于阅读英语和拼写的家庭中的儿童与有拼写训练家庭的儿童相比，前者相对较差。考曼（Cornman，1902）对拼写的研究更为详细，也支持这一观点，即拼写能力与普通学校或家庭训练差异相关较少。
从这一类事实看来，近祖对于人类个体之间心理特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方面的影响确实有重要的价值。至于下文所报告的几个测量中，家庭训练的影响也许也是改变相似点的原因。因此，我每举一相似点的测验，都依照原作者的意见，为家庭教育留有一些余地。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首先于19世纪60年代严肃地研究了心理特质的遗传，并见著于《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1892）一书。他仔细地调查了977位杰出人才（四千人中才有一人）的家族中在事业上与其有同样地位的人。其中父亲有89人，兄弟114人，儿子129人，此三项共332人；祖父52人，孙子37人，叔伯53人，侄子61人，此四项共203人。977个普通人要有这种地位的亲戚，恐怕父子兄弟中一共仅有1人；祖父、外祖父，孙子、外孙，伯伯、叔叔、舅舅，侄子、外甥加在一起仅有3人。高尔顿断言，尽管拥有文学和艺术家天赋的亲戚所得到的训练固然是特殊的，但也绝不会产生取得如此卓越地位的机会。
他说：“总之，对于有文学和艺术天赋的人，我试图证明以下几点：
“（1）具有高能力天赋的人，即使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很容易超越一切社会等级的阻碍，而上升到最高阶层。
“（2）其他国家比英国的限制少，穷人更容易脱颖而出，能产生很多文化人，但是并非我所说的杰出人才。（原文用英、美两国为例来加以说明。）
“（3）除非人有较高的天赋，否则单靠社会特权不能成为杰出的人才。”
高尔顿证明，即使是教皇领养的孩子也达不到天才的亲生子所能达到的同样水平。他又从其他方面研究杰出人才的成因，保留强调训练和机遇而不是天生获得天赋的人非常藐视基础的观点。高尔顿是一位杰出公正的科学家，他的观点建立在广泛的个人传记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可以不打折扣地安全地接受他的观点。他说：“我深信，没有非凡的天赋能力，就没有非凡的声誉。”
伍兹博士选择了欧洲皇室中的许多个体，对其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相似性进行了测量研究，这些研究已经报告在《皇族中智慧与道德的遗传》（Mental and Moral Heredity in Royalty，1906）一书中，该书首次刊登在1902年和1903年的大众科学月刊上。他从欧洲皇室成员中选择了671人，对每个人的智力进行10个等级的评定，第1个等级代表白痴或低能，第10个等级则包括像静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弗雷德里克大师（Frederick the Great）以及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这样的智力天才。根据他的观点，第2、3、4、5等各个等级之间的距离相等。这些等级的划分是根据伍兹博士阅读历史传记后所获得的印象。他对道德也同样进行了类似的等级评定。
伍兹博士所排列的等级当然不完全正确。没有人可能对近700个历史人物进行准确的评估。这种偶然的误差使他所测量的相似点的数量比实际数量要小。他也可能因为无意识的偏见把关系亲近的相似个体排列太近而产生误差。这种误差显然会把相似点看得太高。不过每个人的等级他都会详细地报告。目前为止，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有那种偏见，从没有人对于这一点产生质疑。
此外还有一种产生误差的机会，即按照一个公子皇孙的声誉来评定他们的才能，这尤其不公平。假使父亲是一个有才德的人，把国事处理清楚了，传位给他的儿子，在史学家与传记家的眼里，他的儿子就占了不相应的高等级位置。然而，昏君的父亲为儿子造成了困难的境遇，可在后人看来，只觉得是他的儿子无能。从相反的角度来说，中等才能的儿子而承继有才德的父亲，其历史上的地位要低些；而父亲失败了，儿子的等级反而会高些。这样比较，前者的推想更合情合理。总之，伍兹博士的等级排列，除了偶然误差之外，很少受到其他错误方式的影响。所计算的相似点只会太低，不会太高。
根据他的研究所得到的一般相似趋势如下。
就智力而言：
儿子与父亲的相关系数是r=0.3；
孙子与祖父或外祖父的相关系数是r=0.16；
曾孙与曾祖父或外曾祖父的相关系数是r=0.15。
（注：“r”是相关系数或者相似性系数的标志。）
就道德而言：
儿子与父亲的相关系数是r=0.3；
孙子与祖父或外祖父的相关系数是r=0.175。
伍兹博士认为在父子之间或祖孙之间，环境会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凡是皇族子孙都有特殊的大致相当的环境。他说：“尽管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但优势和障碍各有原因；一共收集832人，他们在这一点上所受的影响大都为偶然的。无论如何，在皇族之中，前有汉诺威（Hanover）、丹麦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后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兰西，一大群人中的中下等蠢材，都不是因为优势和障碍所致。”（1906，p.284）
照他看来，文武官职的优势也是随机分布的，也受平均数的影响，这使他的研究成果不能按照血统来划分等级（1906，p.285）。
环境因素中，有一种他已经通过一些实例进行了测试，这就是继承王位的权利。
“超过一半的人享受一种特殊的权利，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名，具有重要的历史性。长子（按照继承法应嗣位的儿子）比其他没有继位权利的人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名机会。每个人或许都会把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及古斯塔夫和静威廉等一流人物称为大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地位。但一个真实的数学计算结果却完全反对这种观点。较高的等级中，继承王位的人比较低的等级更多。表23—1证明每一等级中因继位而当权的人的数目。
表23—1 不同等级的继位百分比
“可见，在各等级人中，54%~71%是继承王位的。高等级的人没有因为地位高而机会多。因此我们可知，具体差异较大的外部环境（即继承权）证明，它对智力差异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小到因为没有更多的数据，我们无法测量。次子的事业不会比长子更优，也不会比长子为劣。”（1906，pp.285-286）
他的结论是：“总而言之，说到人智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不完全充分的解释。它只能在特定的例子中勉强解释少数的特点，其余的大多数就不能解释了；而遗传不仅可以解释人品的智慧方面所有的（至少90%）的问题，而且在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遗传解释的效果更好。因此，我们不得不断言，凡是可以粗略地用这样的十个等级测量的人，智力的差异已经完全为原始的基因所预先决定。”（1906，p.286）
1905年，在我（1905）发表的文章中，通过下列各种测验来测量50对双胞胎的相似性：（1）A字母标注测验：在一张随机打印大写字母的纸上，把A字母全都标注出来。（2）字母组合标注测验：把有a-t与r-e的字母标注出来。（3）拼法测验：在一张纸上有一百个单词，把拼错的单词标注出来。（4）加法测验。（5）乘法测验。（6）反义词测验：见了某词，就把意义相反的词圈出。我把主要的事实结论写在下面。
从纽约城市的学校里随机选取一对双胞胎学龄儿童，他们同年龄、同性别，如果把他们的互相关系作为比较的标准，比这两个人的关系相似性大的就是下文所谓的相似点。双胞胎的相似点如表23—2所示。
表23—2 双胞胎测验成绩的相关系数
如果把这些相似性归因于双胞胎在家庭里得到同样的待遇，有相同的父母做榜样，进入同一所学校并在极其相似的环境下学习一般的科目，则：（1）这对双胞胎离开家庭时的年龄越大，他们应该越相像，而且在我们的测量中，13岁和14岁的双胞胎就要比9岁和10岁的双胞胎更相像。（2）如果相似的训练是导致心理特质相似的原因，那么，年龄不超过四五岁的一对普通兄弟差不多应该与一对双胞胎兄弟一样的相像，因为这一对兄弟的家庭和学校条件的相似性并不比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小。（3）如果训练确实是相似性的原因，那么，双胞胎在多受训练的能力方面（诸如加法和乘法能力）的相似性应该大于在少受训练的能力方面（例如在一张打印字母的纸上标注出A字母的速度或写出反义词的速度）的相似性。
换言之，两个儿童越相似，越应该归因于天生特质。（1）年幼与年长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接近相等。（2）双胞胎兄弟的相似性远大于普通兄弟的相似性。（3）对于双胞胎儿童来说，未接受训练的能力的相似性与接受了相同的家庭和学校训练的能力的相似性接近相等。
但实际上，年长的双胞胎并不比年幼的双胞胎更相像。即使把所有的双胞胎儿童都测量一遍，12岁至14岁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也不会比9岁至11岁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多出0.15。当然，这样说确实要冒1/4的风险。事实如表23—3所示。
表23—3 年幼与年长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比较
我也测量过年龄只相差几岁的同胞兄弟姐妹（同父母所生）的相似性，可惜手续不完备，只进行了其中的第（1）、（2）、（6）三项测验。他们的相似性系数在0.3~0.4之间，小于双胞胎相似性的半数。
在不同的心理特质上，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变异很小，与环境影响的机会量关系不大，或可能无关。受到较多训练的特质（加法和乘法）的相似性确实比受到较少训练的特质（A字母或字母组合标注测验）的相似性更多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拼法测验与反义词测验的训练比加法和乘法的训练少，但相似性却较大。
要想得到简单而完备的解释其实也容易，只需要一个如下的简单假设：生殖细胞的性质，即受精物质的条件，是导致人类本性不论是相似还是不同的原因。这些物质条件同样既影响身体又影响心理。而且在人的一生中，环境的不同（例如现在纽约城里公立学校儿童所处的环境）对身体和心理的改变所造成的差异是微弱的。
然而，我们必须留心，不能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环境的势力，例如学校、法律、书本、社会观念等，既造成人的相对成就差异，也造成绝对成就差异。如前文所述，在100个儿童中，某种心理特质上的相对差异几乎完全来自血统的差异，而不是训练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能否认较好的训练方法可以使他们的总成绩提高50%；或者说，如果没有训练，他们在拼写和算数等学科上的成绩就降至0。
此处所讨论的，造成一个人与他人在心理成绩上差异的原因，完全局限在20世纪初纽约城市公立学校学生所处的相同的一般生活情境。如果在一半是纽约市小学的儿童，而另一半是来自非洲蛮荒之地具有同等能力的儿童中测量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加法和乘法成绩的组间变异就会增加，相关系数也会升高。因此，他们所测量到的既有本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加上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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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个例子是根据高尔顿（Galton）的报告，见《自然的遗传》（Natural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