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教授点亮了球灯，看了看四周。接着，又在长条形实验台上打开了红外加热仪，披上白大褂，哗啦啦拨弄了一下桌子上的实验器材……
1928年的莫斯科街头，有三万多辆机动车，其中许多车辆都会沙沙地碾着平整的地砖穿行过赫尔岑大街。大概每分钟就有一辆有轨电车带着轰鸣和尖锐的吱嘎声从赫尔岑大街滚滚驶向莫霍瓦娅大街，这也许是16路、22路、48路，又或许是53路电车。一弯昏惨惨白蒙蒙的镰月，远远地、高高地悬挂在基督大教堂(1)阴森笨重的穹顶旁，把斑斓的余晖撒向实验室的镜面反射玻璃。
但月亮也好，莫斯科春日里车流的轰鸣也好，都丝毫没能吸引佩尔西科夫教授的注意力。他坐在一张三条腿的旋转圆凳上，被烟草熏得黑黄的手指拨弄着精妙的蔡司(2)牌显微镜的调焦旋钮。镜头底下是一块刚制备的常规未染色的阿米巴虫切片。正当佩尔西科夫把放大倍数从五千调整到一万的时候，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一撮尖尖的胡子探了进来，胸前系着皮革围兜，是他的助教：
“弗拉基米尔·伊帕季奇(3)，我把肠系膜固定好了，您要来看一下吗？”
佩尔西科夫立刻放开了调到一半的调焦旋钮，利索地爬下凳子，然后两手缓缓地捻着卷烟，径直来到助教的实验室。玻璃操作台上，有一只因为恐惧和疼痛而差不多快要咽气的青蛙，被四脚摊开地钉在软木支架上。犹如云母般透明的内脏从血淋淋的腹腔里被扯到体外，被固定在显微镜下。
“太好了。”佩尔西科夫赞叹一声，便把一只眼睛凑到了显微镜的目镜上。
在青蛙的肠系膜里，能轻而易举地观察到血球在血管网里汹涌奔腾的情形，显然是一些有趣的现象值得仔细观察。佩尔西科夫把自己的阿米巴虫抛到了脑后，整整一个半小时都在和伊万诺夫轮流对显微镜的目镜弯腰。与此同时，两位学者还你一句我一句兴奋地交谈着。不过他们说的话，肉眼凡胎的人是听不懂的。
终于，佩尔西科夫的脑袋离开了显微镜，郑重宣布：
“血液在凝固，没救啦。”
青蛙艰难地抖动了一下头颅，它那两只越来越失神的眼睛分明是在说：“你们，就是一帮十足的恶棍……”
佩尔西科夫活动一下两条发麻的腿，站起了身，走回自己的实验室。他打了个哈欠，用手指揉了揉从来都是红肿的眼睑，便坐到了凳子上。他朝显微镜里瞄了一眼，手指搁到调焦旋钮上，本打算推动旋钮，却蓦然停住了。佩尔西科夫的右眼看到了略显模糊的白色光圈，光圈里有几条轮廓不清晰的阿米巴虫，然而在光圈的正中央却出现了一绺彩色的卷须，看上去就像女人的鬈发。这样一绺卷须，佩尔西科夫本人也好，他的几百个学生也好，都已经见过无数次，谁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也确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样的彩色小光线只会妨碍观察，说明切片没有被正确对焦。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会毫不留情地把旋钮一推，在光圈中只留下均匀的白色光线。而此刻，动物学家长长的手指已然紧紧扣住了旋钮的螺纹，却猛然一哆嗦，松开了。这个动作全然是因为佩尔西科夫的右眼看到了什么东西，而这只眼睛猛地警觉起来，不仅大为惊讶，甚至还充满了不安。要知道，坐在显微镜旁的可不是给国家添麻烦的什么平庸之辈。不是，这可是佩尔西科夫教授啊！此刻，他的整个生命，他的思想，全都集中到了右眼上。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有那么五分钟，这个高等生物一直埋头观察着低等生物，他强迫自己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这块偏离了焦距的切片。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潘克拉特已经在门厅自己的房间里睡着了。只有一次，远远传来玻璃柜发出的轻柔悦耳的声音，那是伊万诺夫临走时锁上了自己的实验室。过了一会儿，入口处的大门在他身后发出一声叹息。后来，又听见教授说话的声音。他在向谁提问——无人知晓。
“这是怎么回事？想不通啊……”
晚了点的载重卡车驶过赫尔岑大街，震得研究所失修的老墙晃了起来。桌子上扁平的玻璃器皿里，镊子也跟着哗哗作响。教授的脸刷地白了，连忙用两手护住显微镜，就像母亲本能地护住自己正面临危险的孩子。现在别说让佩尔西科夫去转动旋钮了，谈都别谈，他此刻更担心的是有什么外界干扰会把他看到的东西推离光圈的视野。
当教授起身离开显微镜，拖着麻木的双腿走到窗前时，外面已是破晓的黎明，一道金灿灿的阳光劈在研究所淡黄色的门廊上。他用颤抖的手指按下了按钮，厚重的黑色窗帘把清晨挡在了外面，睿智的学术之夜重又在实验室里燃烧起来。一脸蜡黄的佩尔西科夫无法抑制兴奋的情绪，他叉开两脚，泪盈盈的双眼盯着地板，自言自语起来：
“怎么会这样呢？这，也太可怕了吧！……真的太可怕了，先生们。”他又转身冲着饲养室里的蛤蟆重复了一遍，但是蛤蟆们睡得正酣，根本没理他。
他不说话了，然后走向开关，升起了窗帘，关掉所有电灯，又仔细看了看显微镜。脸上的神色紧张起来，两条稀稀拉拉的黄眉毛凑到了一起。
“嗯，嗯。”他嘴里嘟嘟囔囔，“又看不到了。这下我明白了。明——白——啦。”他拖长了声调，仰脸看着头顶熄灭了的球灯，脸上的神情既疯癫又兴奋，“其实很简单啊。”
他再次窸窸窣窣地降下窗帘，打开了球灯。又仔细看了看显微镜，然后咧开嘴，露出了仿佛有些狰狞的笑容。
“我会抓到它。”他向上竖起一根手指，郑重而又不无得意地说，“我一定会逮住它的。说不定，它就来源于阳光呢。”
窗帘又一次升了起来。此时已经天光大亮。阳光不但铺满了研究所的院墙，而且还斜斜地爬上了赫尔岑大街的路面。教授看着窗外，揣摩着太阳白天照射的位置。他一会儿后退几步，一会儿又向前靠拢，就像踩着轻盈的舞步，最后，他的肚子靠上了窗台。
于是，他开始着手一项重要而又隐秘的工作。他先用玻璃罩盖住了显微镜。然后在煤气灯蓝莹莹的火苗上化开一块火漆，把玻璃罩的边口封印在桌面上，随即便在火漆上按下了自己的大拇指。灭了煤气灯后，他走出实验室，用英式门锁锁上了门。
研究所的走廊里幽暗无光，教授摸索到潘克拉特的房门，敲了好长时间，里面一直都没有人回应。终于，门后面发出一阵呼噜噜的喘息声，接着几声咳吐，又是一片吼叫，活像里面住的是一条被链子拴住了的狗。潘克拉特穿着一条捆住脚踝的条纹衬裤，出现在了门口的光影里。他两眼惊恐地直愣愣盯着科学家，嘴里还轻轻吠着刚才没做完的梦。
“潘克拉特，”教授从眼镜上方看着他，“对不起呀，我把你吵醒了。朋友，有件事跟你说一下，明天上午不要去我的实验室。我那里有实验没做完，碰不得。明白了吧？”
“哦——哦——哦，明——明——明白了。”虽然潘克拉特其实什么都没明白，但还是回答说明白了。他身子摇摇晃晃，嘴里继续打着呼噜。
“这可不行，你给我听好了，潘克拉特，快醒醒。”动物学家说着，轻轻捅了一下潘克拉特的肋骨，对方的表情立刻受到惊吓一般，眼神里这才有了那么一点清醒的意思。“我把实验室上了锁。”佩尔西科夫继续嘱咐道，“我来之前不要去打扫。听明白了？”
“好的。”潘克拉特呼哧呼哧地答应了。
“这才像话，睡觉去吧。”
潘克拉特转身消失在门后，立刻又栽倒在床上。教授则在门厅里穿上了外衣。他披上一件夏季款式的灰色大衣，戴上软帽，然后，脑子里又浮现出了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情景，于是便盯着自己的套靴呆呆看了几秒钟，就像是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套靴。然后左脚踩进了套靴，又把右侧的那一只也往左脚上套，但没能套进去。
“这么怪异的偶发现象，竟然被我歪打正着发现了。”科学家自言自语，“要在平时，我也发现不了吧。这难道预示着什么吗？……鬼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兆头！……”
教授讪笑一声，对着套靴眯起了眼睛，然后脱下左脚上的靴子，套上了右边那只。“上帝啊！真难以想象这会造成什么样惊人的后果……”因为左侧那只靴子无论如何都套不上右脚，教授大为光火，一脸鄙视地踢开了它。于是他只好踩着一只靴子向外面走去。出门的时候，他又弄丢了手帕，砰的一声随手把沉重的大门关了个严实。站在台阶上，他左右两侧拍打了好一阵，想在口袋里找到火柴，但刚一找到，便健步走上大街，而嘴里叼着的卷烟却没有被点燃。
在走到教堂之前，科学家一个行人也没遇见。而经过教堂时，他抬起了头，目光牢牢地盯住了头盔般的金顶。太阳正温情脉脉地舔舐着穹顶的侧面。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这也太巧合了吧？……呸，我真是个笨蛋。”教授低了头，看着两只穿得不一样的脚，苦思冥想起来，“嗯……怎么办呢？回去找潘克拉特吗？不行，肯定叫不醒他。扔掉这只可恶的靴子吧，又可惜了。干脆就拿在手里好了。”于是他脱下靴子，一脸嫌弃地拎在了手里。
刚好从普列奇斯坚卡大街方向开来一辆破旧的小汽车，上面坐着三个人。两个男的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他俩的腿上还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穿一条1928年间还很时髦的绸料灯笼裤。
“喂，大叔啊！”她低沉的声音中带着一点沙哑，“你这是把另一只靴子换钱喝酒了吧！”
“看样子，这老家伙是在阿丽卡扎酒馆喝多了。”坐在左边的醉汉嚎叫起来，而右边那个却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大声问道：
“大爷，沃尔洪卡大街那家夜店还开着吗？我们要去那儿！”
教授冷峻的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向他们，吐掉嘴里的卷烟，转眼便忘了这几个人的存在。普列奇斯坚卡大街上的林荫花园里，渐渐有了阳光斑驳的投影，基督大教堂头盔状的金顶也开始变得刺眼了。太阳露出了脸。
* * *
(1) 这里指的是五圆顶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始建于1838年，1883年竣工。是当时莫斯科最高的地标性建筑之一，1931年被拆除，打算在原址上修建苏维埃宫，但因设计缺陷被迫停工。1994年莫斯科政府花费六年时间将其重建。
(2) 蔡司（1816—1888），德国光学仪器专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蔡司”光学仪器品牌。
(3) 伊帕齐耶维奇读得快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