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中，内疚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一些神经症患者来说，内疚感表现得公开、充分；对于其他神经症患者，则表现得有所隐藏，需要借助行为、态度、思考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我会先总体描述一下表明内疚感的各种表现。
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过的，神经症患者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解释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任何改善。这种感觉非常模糊不清，或者只是关于社会禁忌的想法或行为，如手淫、乱伦的渴望、希望亲人死去等。这类人往往会为最微不足道的情形感到内疚。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第一反应是预感别人会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朋友一段时间没有到访或写信，他会问自己是否冒犯了他们。如果有任何事出了错，他会假定是他的错。即使是别人明显错了，明白无误地虐待过他，他也仍然会设法怪罪于自己。如果有任何利益或意见的冲突，他会倾向于盲目地认为别人是对的。
然而，在任何场合中伺机而动的种种潜在的内疚感，与在抑郁状况下尤为明显的那些被解释为无意识内疚感的东西之间只是程度之差。后者采用的形式是自责，这种自责常常具有幻想色彩或至少是夸大其词。同样，神经症患者会不断努力，在自己和别人眼中表现得合情合理，特别是当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策略性价值时，最能说明他心里存在必须中止的毫无缘由的内疚感。
神经症患者对被发现和被反对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也进一步表明弥散的内疚感的存在。在他与分析师的谈话中，他可能表现得好像是犯人和法官的关系，因而对他来说，很难在精神分析中与分析师合作。对于有关他的任何解释，他都会当成是一种责备。例如，如果分析师向他表明，某种防御态度背后隐藏着潜在的焦虑，他就会回答：“我就知道我是个孬种。”如果分析师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害怕被拒绝，他就会因此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使生活更容易。对完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这种避免任何反对的渴望。
最终，如果发生了不利的事情，如失去了一个机遇或发生了一场意外，神经症患者可能真的会感到更轻松，甚至某些神经症症状也消失了。对于这种反应的观察，以及他有时好像会安排或激起不幸这一事实，很容易不小心导出这样一个假设：神经症患者的内疚感太过强烈，以至于为了避免内疚感而发展出惩罚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证据表明神经症患者心里存在极为强烈的内疚感，并且对其整个人格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尽管证据很明显，但仍然值得提出疑问：神经症患者有意识的内疚感是不是真诚的，带有有意识内疚感的症状性态度是否有其他解释。有好几个因素会引起这样的疑问。
内疚感，就像自卑感一样，是完全不受欢迎的；神经症患者完全不想摆脱它。事实上，他执着于自己的内疚感，并极力抵抗任何宽免他罪责的努力。单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就像自卑感一样，在他对内疚感的执拗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并且，另一个因素也应注意到。感到真心懊悔或耻于某事是令人痛苦的，还要向别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令人痛苦；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更克制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遭人反对。然而，他却非常乐意表达我们所谓的内疚感。
再者，自责经常被用来说明神经症患者具有潜在的内疚感，它具有明显非理性的成分。不管是特定指向的自责，还是弥散性地感觉不值得任何友善、称赞和成功，他都倾向于走向某个非理性的极端，从夸大其词走到纯然的幻想。
另外，自责表达的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内疚感，这说明在无意识中，神经症患者完全不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即便他好像正沉浸在内疚感当中，如果有人把他的自责倾向当真，他可能就会大发雷霆。
后面这个观察可以导出最后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中的自责时曾指出的[1]：明显的内疚感与缺乏应有谦卑的内疚感之间的反差。神经症患者宣告自己没有价值的同时，会极力要求关心和赞美，还会明显地不情愿接受最轻微的批评。这种反差显而易见，例如，一个女人会为每一篇犯罪报道隐隐感觉到罪恶感，甚至会为每个亲人逝世感到自责，但当她的妹妹略微委婉地责备她要求太多关心时，她竟然愤怒到晕厥。但这种反差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因而它的发生频率远比表面上更频繁。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误把自己的自责态度当作对自己合理的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可能被一种信念遮蔽，即他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接受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以一种友善或有益的方式提出来。但这种观念只是一个屏障，并且与事实相悖。即使是明显善意的建议也可能引起愤怒，因为任何建议都意味着批评他不完美。
因此，如果仔细检查内疚感，并考察它的真挚性，就会明显看到那些看似内疚感的东西所表达的要么是焦虑，要么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性措施。这一点对于正常人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畏惧神比畏惧人更高尚，或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说，出于良知而克制好过出于恐惧被逮到。许多丈夫假装出于道德而忠诚，实际上只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妻子。因为神经症饱含焦虑，所以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掩饰内疚感的焦虑。不像正常人那样，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还要预计种种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后果。这些预期的性质取决于情境。他可能夸大即将来临的惩罚、报复、抛弃，或他的恐惧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但不管其性质是什么，他的恐惧都出于同一点，这一点可以大致描述为害怕被反对，或者如果对反对的恐惧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害怕被发现。
害怕反对在神经症中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尽管从表面上看自信满满、漠视他人的意见，但都对被反对、被批评、被谴责、被发现等极度恐惧或高度敏感。正如我已提到过的，这种对反对的恐惧往往被理解为潜在内疚感的指标。换言之，它被认为是这种内疚感的一个结果。批判性的观察结果使我们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在精神分析中，一个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己很难谈论某些经历或想法，例如，关于死的愿望、手淫、乱伦等，因为他对此深感内疚，或更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感到内疚。当他有充分的信心谈论这些，并发现这些东西并没被反对时，“内疚感”就会荡然无存。他感到内疚是因为，他由于焦虑而比别人更依赖公众舆论，从而天真地把公众舆论当作自己的判断。再者，即使特定的内疚感在他袒露了内疚的经历之后逐渐消失了，他对于反对的一般性敏感在根本上依然是不可改变的。这个观察结果显示，内疚感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反对的结果。
由于之于反对的恐惧对于内疚感的形成和理解都十分重要，所以在此我要补充讨论一下其含义。
对反对的过度恐惧可能盲目地延伸到所有人身上，或只是延伸到朋友身上——尽管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明确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只是针对外界，并多多少少总是与反对他人有关，但也可能内化。越是如此，外来的反对与自我反对比起来就越发不那么重要。
害怕反对也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它表现为经常害怕惹恼别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邀请、反对一个意见、表达任何渴望、无法达到既有的标准、任何形式的引人注目等。它也可能表现为害怕别人打听他的情况。即使是被人喜欢，为了预防被他人知根知底的事情发生，他也会对此加以避免。它也可能表现为极不情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隐私，或者对有关于个人的任何无恶意的提问都感到无比愤怒，因为他觉得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要窥探他的隐私。
害怕反对是一个突出的因素，分析过程对分析师来说很困难，对病人来说很痛苦。尽管每个人的分析都有别于他人，然而共同之处在于，病人虽然渴望分析师的帮助，也希望得到理解，但同时又把分析师当作最危险的入侵者而竭力摆脱。正是这种恐惧，使得病人表现得好像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就像一个犯人一样，他暗中严肃地决心否认和误导对方。
这种态度可能表现在遭逼供和为此痛苦难当的梦中。曾经有一个病人，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彻底揭露他某些被压抑的倾向，不断地做与此有关的别有意味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有一个习惯，时常在梦幻岛上寻找庇护。在那里，那个男孩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为一条法律所管治：禁止暴露小岛的存在以及处死任何入侵者。这个男孩的意中人以某种伪装形式代表了分析师，她找到了去小岛的路。根据法律，她本应被处死。然而，男孩将她救了下来，前提是她保证不再来这个岛上了。这是冲突的一种艺术表现，这个冲突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贯穿始终，是一种对分析师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因为分析师想要侵入他隐藏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也是一种想要捍卫秘密与必须放弃之间的冲突。
如果害怕反对不是源自内疚感，有人可能会问：为何神经症患者非常在意被发现和被反对？
害怕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患者对世界和自己展现出的假象[2]，与隐藏其后的所有被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尽管他不能做自己，必须继续伪装并深受其苦——甚至比他意识到的更为痛苦，但他必须竭力保卫这些伪装，因为它们就是保护他免遭潜在焦虑的壁垒。如果我们认识到，他不愿意反对的主要是他必须掩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这种“内疚感”消失之后他的恐惧还是无法消除。要消除这种恐惧还必须作出更多改变。一言以蔽之，正是他人格中的虚伪——更确切地说，是他神经症人格中的虚伪——造成了他之于反对的恐惧，并且只在他处于这种虚伪的包围之下时他才害怕被发现。
由于他的秘密的特殊内涵，首先他想要隐瞒的是所有能用“攻击性”这个词来概括的倾向。“攻击性”这个词语不仅适用于他的反应性敌意——诸如愤怒、报复、嫉妒、渴望羞辱等，还适用于他对他人的所有隐秘要求。我已经很详尽地讨论过这些内容，此处只需简单地说：他并不想自力更生，并不想为了得到他所想要的而付出努力；相反，他骨子里坚持依赖他人的生活，不管是以控制、剥削还是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触及他的敌对反应或要求，焦虑就会滋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感到内疚，而是因为他看到他获取所需支援的机会岌岌可危。
其次，他想要隐藏自己是多么软弱、不安全和无助，他的自我主张是多么微不足道，他是多么焦虑不堪。出于这个原因，他建立起一种充满力量的假象。但是，他越是将追求安全感着眼于控制权，越是使自己的骄傲与力量的观念相关，他就越是彻彻底底地看不起自己。他不仅觉得软弱很危险，还觉得很卑劣，不管软弱的是自己还是他人，而且他把任何无能都归结为软弱，不管是有关于无法独立自主、克服自身障碍还是有关于挥之不去的焦虑。因此，由于他本质上鄙视自己的任何“软弱”，加上他忍不住相信如果别人发现了他的软弱也会鄙视他，所以他竭尽全力地隐藏软弱，并且始终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发现，焦虑因而持续不断。
因此，内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性手段。它同时可以实现双重目的：请求安慰和模糊现实问题。实现后一个目的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或者故意夸大其词使其看起来不可信。
以下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有一天，一个病人深恶痛绝地控诉自己忘恩负义、是分析师的累赘、不知如何感激分析师只收不多的一点儿费用等。但会谈结束之后，他却发现他忘了带原本打算支付的费用。这是他想不劳而获的诸多证据之一。他那内容丰富而范畴广泛的自我控诉在这里如其他地方一样，具有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睿智的女人对自己像小孩一样发脾气感到内疚，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这些脾气是被父母的无礼行为所激起的，而且她已经放下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必须认为自己的父母无可厚非。然而，她在这一点上的内疚感仍然过于固执，以至于她倾向于把自己无法与男性发生性接触当作她对父母敌意的惩罚。通过把性接触方面的无能归咎于自己耍小孩子脾气，她掩盖了真正的原因，诸如她自身对男性的敌意，她害怕被拒绝因而已经退缩进壳内。
自责不仅保护她不惧怕反对，还通过激起相反的安慰性话语而引致积极的安全保障。即使没有局外人牵涉其中，也可以通过加强神经症患者的自尊而带来安全感，因为自责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他为了那些别人忽视的错误而责备自己，从而让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好人。再者，自责带给他慰藉，因为自责很少涉及他对自己不满这一现实问题，因而实际上为他打开了一道暗门，可以让他相信自己终究不是太糟糕。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责倾向的功能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逃避反对的其他方法。与自责殊途同归的一种防御手段是：通过总是表现正确或完美来预防任何批评，因而不给批评留下任何落脚点。这种防御手段的所到之处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会因大量理智的诡辩而显得合情合理，这些诡辩术堪比一个聪明、老练的律师。这种态度甚至可能使他强迫自己在最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也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天气。在这类人看来，任何细节性的失误都可能招致全盘的危险。这类人往往无法忍受哪怕是最轻微的分歧，甚至只是情感重点的不同也无法忍受，因为在他看来，些微的不赞同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假性适应”。假性适应见之于某些人，他们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还是设法在自己心里——有时也在周围人心里——维持一种“正常”且适应良好的形象。对于这类神经症患者，我们几乎能够毫无偏差地预测，他极度害怕被发现或被反对。
神经症患者可能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反对的途径是：在无知、疾病或无助中寻求庇护。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之前提到过这个女孩，她因为被怀疑智力低下而被送到我这里。在精神分析的前几周里，我自己也怀疑她的心理机能。尽管她完全能听懂德语，但她好像听不懂我说的任何内容。我试着用更简单的语言说同样的事情，但也没有一点改善。最终，有两个因素澄清了这个情况。她曾梦到我的办公室像一个监狱，或是像一个检查身体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点泄露了她害怕被发现的焦虑，后面这个梦是因为她惧怕任何身体检查。另一个启示性的因素是她意识到的生活中的一件事。她忘了按法律要求的某个时间递交护照。当她最后去见行政官员时，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笑着跟我叙述这件事。于是，她意识到自己对我用的也是一样的策略，并且也是出自同样的动机。从这时起，她便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在无知和愚蠢之中寻求庇护，以逃避被责备和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言谈举止像个不负责任、顽皮不认真的小孩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会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或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出孩子气，可能也会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受。这种态度的功能可见于精神分析中。濒临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攻击倾向的病人会突然感到手足无措，表现得像个小孩，只渴望保护和爱。或者他们可能会梦到发现自己渺小无助，躺在母亲的子宫里或臂弯之中。
如果无助在某个情境下没有效果或是不适用，疾病可能就派上用场了。众所周知，疾病可用于逃避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还为神经症患者竖立了一个屏障，不让他意识到恐惧正使他逃避处理他应处理的问题。例如，一个与上级处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严重消化不良上寻找庇护；每次像这样诉诸无能所依赖的事实是：这为他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明显的障碍，可以说是一个托词，从而使他摆脱掉对自己懦弱的意识。[3]
最后一个对抗这类反对的防御性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被迫害的感觉。神经症患者通过感觉被虐待来躲避由于自己利用他人的倾向而招来的责骂；通过痛苦的感到被忽视，来阻止由于占有倾向所招致的责备；通过觉得别人帮不上忙，来防止他们发现他挫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觉被迫害的策略运用非常频繁，并且根深蒂固，因为它其实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它不仅能使神经症患者可以躲避谴责，同时还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现在回到自责态度上，除了保护他对抗反对恐惧和引起安慰，自责的另一个功能是使神经症患者看不到改变的必要性，它事实上是代替了改变。想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人格上作任何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个任务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是因为他很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的诸多态度成为必需。因此，他非常害怕必须改变的可能性，并且唯恐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其中一种逃避这些信息的方式是：暗自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责来“应付”。这个过程常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后悔做某事或没有做某事，并由此想要弥补或改变致此后果的态度，那他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内疚感之中。如果他沉浸于内疚感，那说明他畏惧改变这一艰巨任务。悔不当初的确比改变容易太多。
顺带提一句，使神经症患者对改变的必要性熟视无睹的另一个途径是使他存在的问题理智化。有这种倾向的病人能从获取心理学知识中得到极大的理性满足感，包括有关于他们的信息，但也仅限于如此。于是理智化态度被当作一种保护手段来使用，以阻碍他们一切情感的表达，因而也避免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这就好像他们看着自己，然后说：真有趣！
自责也可能用来躲避指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责任包揽在自己身上显得更保险。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加强了自责的倾向，并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因而必须花费很长的篇幅来讨论。
一般来说，这些抑制都有一段发展历史。一个小孩若是成长于一个制造恐惧和憎恨、阻碍他自发性自尊的氛围，就会对他的环境产生强烈的控诉感。然而，他不仅无法表达这些感受，如果他足够害怕，甚至还不敢在意识感觉中察觉到它们。这部分是因为单纯害怕惩罚，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失去他想要的爱。这些幼稚反应有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因为创造这种环境氛围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神经症敏感，几乎无法接受批评。然而，由于文化因素，这种父母绝对正确的态度无处不在。[4]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基于某种权威的权力的，这种权力总是依赖于强迫服从。在许多情况下，仁爱统治着家庭关系，于是父母不必强调他们的权威。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总会给家庭关系投下一片阴影，即使它已退居幕后。
如果一段关系是基于权威的，批评往往会被禁止，因为这会破坏权威。它可能明令禁止，并借助惩罚来巩固，或者更有效的是以一种更加隐秘的形式存在并依据相关道德加以强化。于是，来自孩子的批评不仅为父母的个人敏感而制约，还受我们的文化态度的制约——我们的文化普遍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并试图或明或暗地影响孩子，让他们也具备同样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不那么受胁迫的孩子可能会表达一些反叛，但反过来又会使自己感到内疚。一个更受威胁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怨恨，甚至逐渐不敢去考虑父母犯错的可能性。不管怎样，他觉得一定有谁错了，由于父母总是正确的，于是就得出一定是自己错了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通常并非一个理智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驱动力不是内疚感，而是恐惧感。
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开始感到内疚，或更准确地说，他开始倾向于在自己身上找错，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双方和客观地考虑整个情境。他的指责可能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内疚。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或明或暗地强调他生活背景下的道德。一个女孩总是服从她的姐姐，出于恐惧而甘受不公正的待遇，强忍住她真正感觉到的不满，她可能告诉自己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比姐姐差（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是个坏女孩。然而，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是怪罪于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委屈。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持续下去；若不是太根深蒂固，若孩子的环境改变了，或若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个赞美他、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可能改变。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改变，那么将控诉转为自责的倾向最终会变强而不会变弱。对世界的怨恨逐渐从诸多源头累积的同时，对表达怨恨的恐惧也会成长起来，因为被发现的恐惧在增长，而且他还假设别人也有同样的怨恨。
但是，认识这个态度的发展历史并不足以解释它。从实践和动态上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将这种态度带到现在来的。至于神经症患者很难批评和谴责，在他的成年期人格中也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种无能是他缺乏自主、自发的自我主张的表达方式之一。要理解这个缺陷，只需要比较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在谴责这方面的表现，或更一般地说，是在攻击与防御这方面的表现。正常人能在争辩中捍卫自己的观点，能驳斥不正当指责、含沙射影或过分的要求，能在内心或公然抗议被忽略或被欺骗，若他不喜欢并且环境允许，他能拒绝一次请求或一项提议。如果需要，他能够感受和表达批评，能够感觉和表达谴责，或若他想，他可以刻意回避或不予理会某个人。进一步说，他能够防御或攻击而不带着不相称的强烈情绪，能够在夸张的自责与夸张的攻击之间保持中庸，而那些夸张的攻击会使他毫无根据地暴力控诉这个世界。因此，有能力采取中庸之道只需要基于一些条件，而神经症患者多多少少缺乏这些条件：相对免于弥散性无意识敌意的自由，相对有把握的自尊。
缺乏了这种自发性的自我主张，必然的结果就是感到软弱和毫无防备。如果环境使一个人知道——即使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也能够自如地攻击他人或自我防御，这样的人无疑是强大的，并且他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一点。一个从来都感觉自己无法这么做的人则是软弱的，他也感觉到了自己软弱。我们能像电子钟一样精确地记录自己到底是出于恐惧还是理智才压制住了争辩的冲动，自己究竟是出于怯懦还是正义感才接受他人的指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能成功欺骗我们的意识自我。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软弱的记录一直是恼怒的隐秘源头。许多忧郁症正是源于一个人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表达一个批判性的观点。
批评和控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有关。如果某人感觉外部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并因此感觉孤立无助，那冒任何打扰他人的风险似乎都是绝对鲁莽的。在神经症患者看来，这个危险看起来尤为巨大，并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基于别人的爱，他就越是害怕失去那份爱。在他看来，打扰他人具有完全不同于正常人的内涵。由于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单薄且脆弱，所以他无法相信别人与他的关系会更好。因此，他觉得打扰他们有引发决裂的危险；他期望被彻底放弃，遭受明确的冷落或憎恨。并且，他有意无意地认为，别人和他一样害怕被发现和被批评，因而他往往会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就像他对他们的要求一样。他极度害怕指责别人，甚至是指责别人的想法，这种恐惧将他推入尴尬境地，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他满怀积怨。事实上，正如每个了解神经症行为的人所了解的，种种控诉其实都必然有其表达方式，有时是以含糊不明的方式，有时是以公开、极具攻击性的方式。然而，由于我认为他们在表达批评和谴责时本质上依然是温顺的，因而有必要简略探讨一下其发生条件。
它可能是在绝望的压力下表达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觉得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拒绝的时候。例如，他特别努力地展现友善和体贴，却始终得不到回报甚至遭到了拒绝。他的谴责是否一次性全面爆发，还是要经过一些时日之后才渐次表现出来，取决于他绝望的持续时间。他可能在一次危机中把所有谴责强加于别人身上，也有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他郑重其事并期望别人也予以重视，同时也暗自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他的绝望有多深，并因此宽容他。即使没有绝望，如果他的谴责所指向的是他有意识地憎恨的人，并且是他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他条件——也就是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情况——缺乏诚意。
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被发现、被指责，或面临这种危险，也可能会发出自己的强烈控诉。此种情形之下，相较于被反对的危险，打扰他人的危险就显得不那么可恶了。他觉得自己面临某种紧急状态之中而发起反击，就像一个本性不安并不惜鱼死网破的动物。如果病人特别害怕某些东西被揭露，或者做了什么自感会遭到反对的事情，他们可能把强烈的控诉强加于分析师身上。
不同于绝望压力下的控诉，这种攻击可能是盲目的。之所以发出强烈的控诉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适当的，纯粹是由于他们感到需要避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不管采用什么方式。然而，它们可能附带着真正的责备，但大体还是夸张且充满幻想的。神经症患者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它们，也不指望它们能得到重视，并且若有谁重视了——诸如严肃地辩解或表现出受伤的迹象，他们反而会非常震惊。
如果我们认识到害怕谴责是神经症结构中固有的组分，并进一步地认识到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从表面上看，这方面的情况总是矛盾重重。有一个神经症患者，他经常无法恰当地表达合理的批评意见，尽管他充满了强烈的指控冲动。每次他丢了东西之后，即使确信是女仆偷了，他也完全不知如何指责她，或甚至是无法抗议她不按时准备晚餐。他所表达出来的控诉，总是显得不怎么真实、不切题、带有谬误的色彩、不正当合理或者完全是异想天开。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有能力合理地抨击分析师毁了他，却无法诚挚地抗议分析师抽烟的不良习惯。
这些公开的谴责方式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累积下来的怨愤。为此，他们可能会采取间接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表达怨愤。有些是无意中表现出来，有些是指桑骂槐，例如一个女人可能在怨恨丈夫的时候呵斥仆人，或一般转移到环境或命运上。这些方式是一种安全阀门，但其本身并非神经症所特有的。神经症所特有的间接且无意识的表达方式是“受苦”。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可能将自己当作一个活生生的谴责对象。一个妻子因为丈夫回家晚而生病了，这就比当众大吵大闹能更有效地表达她的恨意，并且还能得到好处，使她成为自己眼中的无辜受害者。
受苦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表达谴责取决于谴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如果恐惧不是太强烈，受苦就可能表现得较为戏剧化，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指责：“看，你让我如此痛苦。”事实上，受苦是谴责得以表达的第三种条件，因为这可以使谴责显得正当合理。这也与得到爱的方式存在密切联系，这些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同时，诉诸痛苦还可用于恳求同情和勒索爱以补偿伤害。表达谴责的抑制作用越严重，痛苦就显露得越少。这甚至可能使神经症患者不愿意别人注意到他正在遭受痛苦。总之，我们发现他在表露自己的痛苦这方面的变化最大。
因为神经症患者方方面面都受到恐惧的困扰，所以他始终徘徊于控诉与自责之间。结果之一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批评别人，是否有权考虑自己被冤枉。他的经验让他记得或知道，他的控诉总是得不到现实的担保，而只是出于自身非理性的反应。这一点也使他很难认识到自己是否真的被冤枉，从而妨碍了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倾向于把所有这些表现解释为强烈内疚感的表达方式。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是神经症的，而意味着观察者和神经症患者的思想感受都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要理解决定我们对待内疚感的态度的文化影响，就必须考虑一些历史、文化和哲学问题，而这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即使打算完全跳过这个问题，至少也有考察一下基督教观念的道德影响的必要。
内疚感相关讨论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陷入了自责或内疚的泥淖，第一个疑问不应是“他到底在内疚什么？”而应是“这种自责的态度的功能可能是什么？”我们既已发现的主要功能有：表达之于他人反对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禁止自己谴责他人。
弗洛伊德以及追随他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师都倾向于把内疚视为一种终极动机，这反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了内疚感来自恐惧，因为他认为恐惧有助于“超我”的产生，而超我负责内疚感；但他倾向于认为，道德要求和内疚感一旦形成，就起着一个基本手段的作用。再者，精神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以内疚感应对道德压力，也接受了种种道德标准，这内疚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可能只是微妙且间接的——也不过是之于行为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内疚感本身确实不是一种终极动力，那就有必要修订某些精神分析理论，那些理论据以成立的基础是内疚感（尤其是那些弥散性的内疚感，弗洛伊德暂时称之为“无意识内疚感”）对于形成神经症具有巨大的影响。我只提三个最重要的这类理论：“负性治疗反应”，主张病人情愿继续病着，是因为他无意识的内疚感[5]；“超我”作为一种内在结构对自我施以惩罚；道德受虐狂，把自讨苦吃归因于惩罚的需求。
* * *
[1]弗洛伊德：《哀痛与忧郁症》（《文集》第四卷，第152—170页）；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发展史的分析报告》（精神分析出版）。
[2]类似于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
[3]如果这种愿望被解释（就像弗朗茨·亚历山大在《总体人格的精神分析》中所做的那样）为一种受罚的需要，因为他对上级有攻击冲动，那这个病人会欣然接受这种解释，因为这样一来，分析师有效地帮助他避免面对种种事实：他有必要为自己做主，他害怕为自己做主，他为自己的害怕感到恼火。分析师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才会为对抗上级的种种恶念而烦恼不已，因而通过给这些恶念赋予高道德标准的荣誉，加剧了他本来就存在的受虐动力。
[4]这段及其他段落参见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中的研究，马克思·霍克海默版本（1936年）。
[5]参见霍妮的《负性治疗反应问题》，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5期（1936年），第2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