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差异时，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焦虑的本质是牵涉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个主观因素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先描述一下个体在焦虑期间的遭遇。他感到危险，这个危险十分强大且无处逃避，对此他彻头彻尾地感到无能为力。无论焦虑的表现是什么，无论是对癌症的恐惧、对暴风雨的焦虑、对高空的恐惧，抑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恐惧，有两个因素始终会出现，即压倒性的危险和对抗危险的绝望无助。有时，这种导致绝望感的危险被认为来自外界——暴风雨、癌症、意外事故等；有时，这种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肆无忌惮的冲动，例如害怕从高处跳下或划伤他人；有时，这种危险是完全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正如它常在焦虑发作中所表现的那样。
然而，这种感受并不仅仅是焦虑的特征，任何有关现实危险与绝望的情境都会有这种感受。可以想象，在地震中的人，或一个不到两岁的受虐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绝不会有别于为暴风雨而焦虑的人。对于这个情况中的恐惧，危险是会真实出现的，绝望感也是受现实影响的；而具体到焦虑，危险是由内心因素引发并加以放大的，绝望感是受个人态度的影响。
因此，焦虑症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变得更加明确具体了：是什么心理条件引发了我们紧迫且强烈的危险感以及相应的绝望感呢？至少，这是心理学家必然会提出的问题。至于化学条件能引发焦虑的感觉及其生理伴随物的问题以及身体中的化学条件可以引致情绪高涨或昏昏入睡等都不属于心理学问题。
在解决焦虑这个问题上，如同处理其他问题一样，弗洛伊德也曾为我们指引过方向。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焦虑中的主观因素是我们的本能，换言之，对危险的焦虑与相应的绝望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发力所创造出来的。在本章末，我将更详细地探讨弗洛伊德的观点，也会指出我的结论与他的结论有何差别。
基本上，任何冲动都有引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发现或追随这个冲动妨碍到了其他重要的兴趣或需求，只要这个冲动足够迫切和强烈。在有明确、苛刻的性禁忌的时期，如维多利亚时代，屈从于性冲动常常会招致现实的危险。例如，一个屈从于性冲动的未婚少女必然会面对自身道德的折磨和来自社会的羞辱，而那些屈从于自慰冲动的人必须面对阉割的恐吓、致命的身体损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今天某些反常的性冲动也是如此，如直接指向儿童的裸露冲动。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于“正常的”性冲动的态度已经变得如此宽容，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认这种冲动，或在现实中去实现它，并很少招致严峻的危险。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感到忧虑的现实理由并不多。
社会文化中性态度的相关变化，也许在极大的程度上造就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经验，只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这类性冲动才是焦虑背后的驱动力。这个论述看似武断，因为从表面上看，焦虑无疑是与性渴望相关的。心理学家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焦虑经常与性关系相关，或在性方面引发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焦虑的起因往往不在于性冲动的受阻，而在于与此相联系的敌对性冲动，如通过强制发生性关系来伤害或羞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各式各样的敌对性冲动才是神经症焦虑滋生的主要根源。听起来，这个新观点似乎是从个别案例中得出的不合理推论；虽然在这些案例中，可以找到敌意与焦虑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我这个说法所依据的并不只是这些案例。如果追随冲动意味着战胜个人意志，那么显而易见，强烈的敌对性冲动是焦虑的直接原因。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F先生与玛丽去山上徒步旅行，他深爱着这个姑娘。然而，因为她以某种方式挑起了他的嫉恨，他感到怒不可遏。当与她漫步于陡峭的山路上时，他有一股有意识的冲动，想把她推倒在路边，所以他的焦虑严重发作了，并伴随着呼吸困难和心跳加速。这类焦虑在结构上与性来源中的焦虑一样：对这种难以阻遏的冲动的屈从将意味着个人的重大灾难。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很难找到敌意与神经症焦虑直接关系的证据。我为何认为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对性冲动是促进焦虑的主要心理动力呢？现在就有必要仔细研究压抑敌意导致的心理后果。
压抑敌意意味着“假装”一切皆好，以此阻止在我们理应——或至少想要——斗争的时候宣战。因此，压抑敌意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它引起一种手无寸铁的感觉，或更确切地说，它加深了原有的毫无防备感。如果在一个人的利益受到现实攻击时压抑了自己的敌意，那别人很可能会利用他。
化学家C先生每天都要面临这种经历。C先生有神经症性疲劳，这常被视为工作过度的后果。他有着非凡的天赋和雄心壮志，自己却不知道。先不管是什么原因，由于他压抑了自己雄心勃勃的努力，所以表现得谦卑朴实。当他进到一家著名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员工，G先生，年龄稍长、职位略高，非常照顾他并对他极其友好。因为种种个人因素，诸如依赖他人的感情、先前有关批判性观察的恫吓、因无法识别自己的抱负而看不到别人的野心等，C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友谊，并且未曾发现G先生其实只关心他自己的事业。令C先生感到震惊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G先生报告了一个自己的点子，这个点子有关于一项可能的发明，而这其实是C先生的点子，之前在一次友好交谈中他告诉过G先生。短时间里他感到可疑，尽管他自己的抱负心激起了无比巨大的敌意，但他不仅很快压抑了这个敌意，还自我扼杀了指责和不信任的正当理由。因此，他仍然坚信G先生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先生劝他不要继续这个行业时，他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G先生生产出原本属于C先生的发明时，C先生竟然感觉是G先生的天赋和才能远远超过他，他很高兴有这样出色的朋友。因此，由于压抑他的不信任与愤怒，C先生没有留心到一个关键问题，即G先生是他的敌人而不是他的朋友。因为执着于自己被人喜欢的假象，C先生不打算争取自身利益。他甚至没有察觉自己的巨大利益受到了攻击，因此，他非但没有去争取，反而任由别人利用他的弱点。
压抑可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敌意来克服。但是，不管一个人是控制敌意还是压抑敌意，都与选择无关，因为压抑是一种反射式的过程。只要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一个人不愿意觉察到自己的敌意，压抑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地控制自然是不可能的。觉察到敌意之所以令人无法忍受，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个人可能在爱或需要某人的同时，也对这个人充满敌意，他可能不想“看到”某些触发敌意的理由——诸如嫉妒、占有，或者说，是因为发现自己内心对他人怀有敌意是令人恐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刻安心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压抑。通过压抑，令人惊恐的敌意便从意识中消失，或被禁止进入意识。尽管简单，但这却是难以理解的精神分析主张之一，所以我换一句话来重申这一论述：如果敌意被压抑，那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有敌意。
然而，从长远来看，确保安心的最快捷的途径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经由压抑的办法，敌意（或愤怒，为了揭示它的动力特征，在此我们最好使用这个术语）是从意识觉知中被拿走，但并没有被摧毁。它脱离了个体的人格环境，并因此失去了控制，作为一种极具爆发力的情感萦绕于心，因此，人们更愿意卸下它。情感压抑的爆发力是最大的，因为正是由于被隔离了，它反而具有更大——有时是无可估摸——的规模。
只要一个人对敌意有所觉察，便会以三种方式限制其敌意的扩张。第一，对形势进行斟酌，希望环境告诉他可以对敌人或疑似敌人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第二，如果愤怒是关于某个人的，除非他在其他方面钦佩、喜欢或需要这个人，否则早晚有一天，这种愤怒会占据他的全部情感空间。第三，他已经形成了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的感知，以及相应的人格要素，这些东西也会制约他的敌对性冲动。
可以作如下设想：愤怒受到了压抑，加以控制的可能性也被根绝了，敌对性冲动就会全面突围。如果我提到的那个化学家屈服于自己的冲动，他就会让其他人知道G先生滥用了他们的友谊，或者告诉他的上级，G先生剽窃了他的点子或阻碍了他追求事业。由于他的愤怒被压抑了，所以这种愤怒变得支离破碎并膨胀扩大，就像他梦境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般来说，他会梦到自己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承认自己犯了谋杀罪，或者，他变成了受人钦佩的天才，而别人则灰溜溜地垮台了。
正是通过隔离，被压抑的敌意久而久之就会通过外源而加剧。例如，一个雇员对主管感到愤怒，因为主管不跟他商讨就擅自作出安排，而如果这个雇员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从不抗议这些议程，主管肯定会继续擅作主张。因此，新的愤怒便不断滋生。[1]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一个人在内心记录（register）[2]下了一种感情的存在，这种情感极具爆炸性并且无法控制。在讨论这种后果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疑问。根据定义，压抑情感或冲动的结果是个体不再觉察到其存在，所以在他的意识中，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对别人有敌意。那么，我为何会说他的内心“记录”下了受压抑情感的存在呢？答案在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而是如沙利文在一次讲演中所言，意识有几种水平。被压抑的冲动不仅仍然起着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并且在更深层的意识中，个体仍然知道它的存在。简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自欺，实际上，我们对自我的观察比我们所意识到的做得更好，正如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做得比意识中的好一样——例如，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我们也许有严格的理由不理会我们的观察。为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所说的“记录”是指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意识到这点。
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足够巨大，压抑敌意的后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隐隐约约的焦虑状态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压抑并不仅限于此，因为敌意充满了危险，从内心威胁到我们的利益和安全，因而有必要尽快摆脱它。另一种次要的反射过程由此出现：个体将他的敌对性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种“伪装”——压抑——需要第二种伪装：他“假装”这种破坏性的冲动并非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人或外物。逻辑上，敌对性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正是敌对性冲动所针对的人。结果这样一来，对方就与他被压抑的冲动一样冷酷无情，这个人便在他心中占据着惊人的比例，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对于任何一种愤怒，其威力程度不仅依赖于现实条件，还依赖于他们所持有的态度。一个人越是手无寸铁，危险程度越是显得重大。[3]
作为一种功能性的手段，投射还满足了“自圆其说”的需要。并非他自己想要欺骗、偷窃、剥削或羞辱别人，而是别人想这么对待他。一位妻子并没有发现自己有毁掉丈夫的冲动，还主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忠诚的，出于这样的机制，她会反过来认为丈夫是一个想要伤害她的残暴家伙。
另一个作用于相同目的的过程也可能会支持这个投射过程：报复恐惧也许会找上被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要伤害、欺骗或蒙蔽他人的人，同样会害怕别人这样对待他。至于这种报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罪恶和惩罚的原始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以私人复仇的驱动力为前提，我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留在这里。毋庸置疑，它在神经症患者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过程产生于受压抑的敌意，又导致了焦虑的影响。事实上，压抑的确引发了一种以焦虑为特征的状态：感觉对外来的压倒性危险无力抗拒。
尽管焦虑的形成过程在原理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很难弄清楚焦虑的条件。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被压抑的敌对性冲动往往并非投射在实际相关的人身上，而是投射在其他事物上。比如，在弗洛伊德的某个个案史中，小汉斯发展出的不是对于父母的焦虑，而是对于白马的焦虑。[4]我有一个病人，她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理智，在压抑了对丈夫的敌意之后，突然对游泳池瓷砖上的爬虫产生了焦虑。看起来，从细菌到暴风雨，没有什么是焦虑难以附着的。这种将焦虑与相关人物分离的倾向，其原因非常明显。如果焦虑确实是关于父母、丈夫、朋友或某个关系亲近的人，那么敌意的臆想便与已有的那些权威、爱或赏识格格不入。在这些情况下，他的行为准则就是全面否认敌意。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来否认自己有任何敌意，并且，通过将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到暴风雨上，他也就能否认别人有任何敌意。许多美好婚姻的错觉就是依赖于这种“鸵鸟策略”。
从逻辑上来讲，压抑敌意必然产生焦虑，但并不意味着每当这个过程发生，焦虑就必须显现出来。通过我们已经探讨过或稍后会谈到的保护性策略，焦虑可以即刻被移除。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通过某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发展出越来越强烈的嗜睡或酗酒需求。
继压抑敌意而生的焦虑有无限种变化的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点，我会列举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
B.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
鉴于压抑敌意的各种后果，A组看起来是压抑的直接结果，而B组是以投射为前提的。A组和B组都可以细分为两个亚组。
Ⅰ. 危险被认为直接针对个人。
Ⅱ. 危险被认为直接针对他人。
那么我们就有了四组焦虑：
A.Ⅰ.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并直接针对自己。在这一组，敌意再次针对自我开启，我们稍后会讨论其过程。
实例：在高处忍不住想跳下去的恐惧症。
A.Ⅱ.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并直接针对他人。
实例：忍不住要用刀伤害他人的恐惧症。
B.Ⅰ.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并关乎自身。
实例：对暴风雨的恐惧。
B.Ⅱ.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并关乎他人。在这组中，敌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敌意的原始对象被保留。
实例：过分焦虑的母亲为威胁她孩子的危险而焦虑。
不用说，这样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也许在提供迅速定位方面有些用处，但它并未显示出一切可能性事件。例如，我们不能推断，发展出A型焦虑的人永远不会投射他们受压抑的敌意，而只能推断，在这种特殊形式下的焦虑中没有出现投射。
敌意与焦虑的关系并不限于敌意会催生焦虑。这个过程也可能颠倒过来：当焦虑基于一种被威胁的感觉时，出于防御，便会轻而易举地挑起反应性敌意。在这点上，它与同样能激起攻击性的恐惧完全没有任何不同。如果反应性的敌意也被压抑了，那么焦虑也会出现，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敌意和焦虑的这种互反性效果，即其中一个总是产生和强化另一个，使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能找到如此多的敌意。[5]这个互反性影响也能基本解释，为何重度神经症常常在没有任何明显外部困境的情况下恶化。不管焦虑和敌意哪个是原发因素，对神经症动力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焦虑和敌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基本上是从精神分析的方法得来的。依靠的是潜意识内驱力、压抑过程、投射等动力。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在诸多方面都有别于弗洛伊德所采用的立场。
弗洛伊德成功地提出了两个有关焦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简单说就是，焦虑产生于对冲动的压抑。这个观点特指性冲动，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解释，因为它的依据是，如果性能量得不到释放，便会在体内产生生理紧张，并转化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他称之为神经症焦虑）源于对冲动的恐惧，发现和实现这些冲动将会招致外来危险。[6]第二个观点也是种心理学解释，指的不单单是性冲动，还有攻击性。对于这个焦虑的解释，弗洛伊德完全没有考虑到对冲动的压抑，而只考虑了对冲动的恐惧，以及实现这些冲动会涉及外来危险。
我的概念是基于一个信念：为了理解全貌，必须把弗洛伊德的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因此，我放下了第一个观点中纯粹的心理学依据，将它与第二个观点相结合。总之，与其说焦虑产生于对我们冲动的恐惧，不如说产生于对我们被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没能充分利用他的第一个观点——它基于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原因是虽然他给出了心理学的解释，但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若是压抑了冲动，他的内心会怎样。
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第二个理由虽然有较少的理论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实践价值。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焦虑也许产生于冲动，这些冲动的表达可能招致外部危险。性冲动很可能就是这样，但前提是有某个苛刻的个人和社会禁忌对他们造成威胁。[7]出于这一点，焦虑源自性冲动的概率，在极高的程度上取决于既有的性文化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特定来源。可我认为，在敌意中存在这种特定来源，或更确切地说，是在被压抑的敌对性冲动中。我在这章提出的概念转化为简单且有实用性的说法即是：无论何时我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脑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究竟哪个敏感部位受到了伤害并因此激起敌意，又是什么导致抑制的必要性？我的经验是：只要在这个方向上探索，总会得到有关于焦虑的满意答案。
我与弗洛伊德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他认为：焦虑只产生于童年期，从所谓的出生焦虑开始并随之进入“阉割恐惧”，日后生活中所出现的焦虑，是基于婴儿期保留下来的行为反应。“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的人，在对于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幼稚，并没有摆脱旧时的焦虑环境。”[8]
让我们分别思考这个解释中的各个成分。弗洛伊德声称，在童年时期，我们倾向于对焦虑作出反应。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充分易懂的理由就是婴儿对于不利影响相对无助。事实上，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总是能发现，焦虑的形成始于童年早期，或至少在那时埋下了我所说的基本焦虑。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仍然与最初引发焦虑的条件有关。这意味着，尽管变更了方式，但一个成年男子仍会像他小时候那样对“阉割恐惧”感到极度困扰。毫无疑问，在一些特殊案例中，婴儿时的焦虑反应在适当的刺激下，也可能在日后生活中以不变的形式复现。[9]但一般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简单说，不是复现而是发展。分析某些案例，能使我们彻底搞清楚神经症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我们也许会从中发现从早期焦虑到成年怪癖之间的连续反应链。因此，后来的焦虑还包括那些以童年期具体冲突为条件的成分。但总的来说，焦虑并非一种幼稚的反应。如若不然，就会混淆两件不同的事情，误把幼稚的态度当作只会发生于童年时期的态度。至少，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称焦虑为幼稚反应，那人们也可以称它为儿童身上早熟的成年人的态度。
* * *
[1]昆克尔在《性格学导论》中曾注意到，神经症态度唤起了对环境的行为反应，并由此得以加强，结果这个人就愈加深陷并愈加难以逃脱。昆克尔把这种现象称为恶性循环。
[2]类似于“感觉登记”（Sensory Register），感觉登记是瞬时记忆的别名。
[3]弗洛姆《权威与家庭》，此书由国际社会研究院的马克思·霍克海默主编，他曾在书中清楚说明，我们面对危险所产生的焦虑，并不机械地依赖于危险在现实中的大小。“一个具有无助、消极态度的人，在应对相对小的危险时也会产生焦虑。”
[4]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三卷。
[5]一旦意识到敌意透过焦虑而增强，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解释死本能理论时所做的那样，为这个毁灭性动机寻找一个专门的生理源头。
[6]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第120页。
[7]也许在某个社会中，如塞缪尔·巴特勒在《埃瑞璜》中所描写的社会，任何身体疾病都会受到惩罚，得病的冲动会带来对于违禁的焦虑。
[8]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第123页。
[9]舒茨在《神经症，生命支援与强制性治疗》中记录过这种案例。一个雇员常常换职位，因为某个老板激起了他的愤怒与焦虑。精神分析显示，只有那些蓄着某种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病人的反应被证实的确是一种重复反应，是他在三岁时对他父亲的反应，当时他父亲威胁性地要攻击他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