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精灵，你的谈话使我感到沮丧。但你指引我注意我自己。如果在我之外的某种东西能使我受到打击，而无法挽救，那我还会是什么呢？我要听从，噢，我一定要听从你的劝告。
我的苦闷的心呵，你究竟在寻找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使你对我的知性所无法表示丝毫异议的那一学说体系感到愤慨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渴望着单纯表象之外存在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即使没有表象，也是现在存在着，过去存在过，并且将来还会存在；表象仅仅是标明这种东西，而不创造它或对它有丝毫改变。我认为，单纯的表象是骗人的映象；我的各个表象应该意味着某种东西，但如果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符合于我的全部知识，我就会觉得我的全部生活都受了欺骗。无论在什么地方，除了我的表象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这对自然感官来说是一种愚蠢而可笑的思想，这种思想无人会当真说出来，也无须加以反驳。但对于那种已经作出通晓事理的判断，知道这一判断有其不能为单纯推理所驳倒的深刻根据的人来说，这个思想却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与毁灭性的思想。
我殷切渴望把握的这种在表象之外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用以闯入我心中的力量是什么呢？它在我心灵中依附的、只有与心灵一起才能消除的那个中心点是什么呢？
“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 ，这就是你的使命”。我一全神贯注片刻，注意我自己，这声音便在我灵魂深处强烈回响起来。“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了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
这声音引导我超出表象，超出单纯的知识，走向在知识之外存在的、与知识完全对立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比一切知识都更加伟大和崇高，并包含着知识本身的最终目的。如果我要行动，我就无疑会知道我在行动，也知道我怎样行动；但这种知识并不是行动本身，而只是观察行动。因此，这声音恰恰向我预告了我所寻求的东西，即一种在知识之外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完全不依赖于知识的东西。
事实就是这样，这是我直接知道的。但我曾经从事于思辨，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怀疑会秘密地延续下来，令我不安。自从我使我自己处于这种地位以后，除非我所接受的一切在思辨法庭面前被证明为正确的，我就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我必须问我自己：事情怎么会成为这样？那种存在于我内心的、引导我超出表象的呼声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我心里有一个向往绝对的、独立的自我活动的意向。再没有比单纯受他物摆布、为他物效劳、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我要成为某种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东西。只要我知觉我自己，我就感觉到这一意向；这意向与我的自我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
我用思维向我说明对于这种意向的感觉，仿佛用概念给这本身盲目的意向安装了眼睛。由于这意向，我一定要作为完全独立的生物来行动；我就是这样理解和说明这个意向的。自我 必须是独立的。自我是什么呢？自我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能意识者与所意识者、能直观者与所直观者、能思维者与所思维者的永恒统一。作为这两者，我必须靠我自身成为我所是的东西，完全靠我自身制定概念，完全靠我自身创造一种在概念之外存在的状态。但后者是怎么可能的呢？我不能把存在同无联结起来，从无总不能生有。我的客观思维必然是起中介作用的。但一种存在如果与另一种存在联结 起来，它就会恰恰因此而以 另一种存在为根据 ，就不是根本的、原初的、创始的存在了，而只是一种派生的存在，我必须联结 ，但我不能跟一种存在 联结起来。
但是，我对目的概念的思维与制定就其本质来说是绝对自由的，能从无中生有。我必须把我的行动跟这样一种思维联结起来，如果这种思维能被视为自由的和完全从我自身产生的。
因此，我以下列方式设想我的独立性为自我。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具有制定概念的能力，是因为我制定了概念，而我之所以制定这个 概念，是因为我制定这个概念，是出于我自己作为理智力量具有发挥力量的无限权力。进一步说，我认为自己具有用概念以外的实在行动来表现这种概念的能力；我认为自己具有一种实在的、起积极作用的、能创造存在的力量，这力量完全不同于单纯制定概念的能力。那种叫做目的概念的概念，不应该像认识概念那样，只是业已存在的东西的摹本 ，倒不如说，它应该是要被创造的东西的原本 ；实在的力量应该存在于概念之外，并且作为这样的力量，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它应该仅仅从概念获得自己的规定，而认识则应该对它进行观察。这样一种独立性，我根据那种意向，觉得自己确实是具有的。
在这里看来有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联结了对于一切实在的意识；我的概念的实在效力和我根据这种效力而不得不认为自己具有的实在行动力量，就是这个点。不论在我之外的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如何，反正我自己是有实在性的，是理解实在性的，它就在我之内，隐藏在我本身。
我设想我这种实在的行动力量，但我并不臆造 它。对我向往独立行动的意向的直接感觉，就是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这个思想只是反映这种感觉，并用它自己的形式——思维的形式——接受这种感觉。这种做法也许可以经得起思辨法庭的审判。
怎么，我又存心欺骗我自己吗？这种做法根本经不起那种严厉审判。
我感觉到在我之内有一种向外活动的意向和努力；这看来是真的，而且是关乎这个问题的唯一真理。因为感觉到这一意向的正是自我，我既不能用我的全部意识，也尤其不能用我的感觉超越我自己，而且这个自我本身就是我把握那意向的最终点，所以在我看来那意向当然是一种基于我本身的意向，它要采取一种基于我本身的活动。但是，虽然我没有察觉，这会不会是一个我所看不见的异己力量的意向呢？而那种关于独立性的看法，会不会只是我那囿于我自身的视觉范围所产生的欺骗呢？我没有任何理由承认这一点，但也同样没有理由否认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对此毫无所知，也无法再有所知。
难道我也感觉到了我觉得自己——这很令人奇怪——无所认识的那种实在活动力量吗？不！那实在活动力量是按照众所周知的思维规律给被规定的东西 虚拟的可规定的东西 ，一切能力与力量都是通过这种思维规律产生的，而那被规定的东西则是同样虚拟的实在行动。
从单纯的概念向外导至其假想的实现，除了是一切客观思维的通常熟悉的做法——因为这思维绝不想成为单纯的思维，而且也想预示思维之外的东西——以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吗？凭什么不老实的态度才使这种做法在这里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有价值呢？难道给对于思维的想法再附加上这种思维的实现，会比给桌子概念再附加上实际的桌子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吗？“目的概念是我之内发生的现象的特殊规定，它以双重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表现为主观东西，即思维，另一方面表现为客观东西，即行动”；我能援引什么理性根据来反对这样的解释——这解释也无疑不会缺少一种发生学的演绎——呢？
我说，我感觉到这意向；当我这样说时，我自己真的是这样说、这样想吗？我是真的在感觉呢？还是仅仅在思考感觉呢？我称之为感觉的一切东西不是仅仅通过我的客观化的思维而呈现于我吗？这一切东西不是一切客观化过程的真正的、首要的过渡点吗？再说，我是真的在思维呢，还是仅仅在思考思维呢？我是真的在思考思维呢，还是仅仅在思考一种对于思维的思维呢？有什么能阻碍思辨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漫无止境地继续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能向思辨回答什么呢？我能使思辨不提这些问题的终点在哪里呢？——我当然知道，而且得向思辨承认，我们又可以思考意识发展的每一个状态，创造出对于前一种意识的新意识，从而总是把直接的意识推移到一个较高的阶段，把前一种意识弄得晦暗可疑；我也同样知道，并得向思辨承认，意识发展的这个阶梯是没有止境的。我知道，一切怀疑都是建筑在这一做法上的，我知道，那种使我受到很大震惊的学说体系也是建筑在贯彻和明确意识这一做法上的。
我知道，如果我不想跟这种学说体系单纯玩弄另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而是想真正照着它去办，那我就得拒绝听从我心中的那个呼声。我不能想行动就行动，因为按照那个学说体系我无法知道我能否行动，我也绝不会相信我真正在行动；凡我觉得是我的行动的，必定于我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欺人的映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严肃与一切趣味就都从我生活中消失殆尽了，我的生活正像我的思维一样，变成了一场单纯的游戏，它从无开始，而以无告终。
难道我应该拒绝听从那内在的呼声吗？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甘愿接受这意向赋予我的使命；在这个决断中我同时也想把握住关于这意向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的思想，把握住关于这意向所假定的一切东西的实在性的思想。我要坚持这意向安排给我的朴实无华的思维的立场，而拒绝那一切只会使我怀疑这意向的真实性的无谓思考与琐屑分析。
高贵的精灵，现在我可理解你了。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官能，通过它我可以理解这种实在性，也许同时还能理解全部其他的实在性。这官能不是知识；没有一种知识能论证它本身，能证明它本身；每种知识都是假定一个更高的东西为其根据，如此上溯，以至无限。这官能是一种信仰，是对自然而然地呈现给我们的观点的一种志愿信赖，因为只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正是这信仰才对知识表示了赞同，把知识提高到确实可靠与令人信服的程度，而没有这信仰，知识就会是一种单纯的妄想。信仰绝不是知识，而是使知识有效的意志决断。
我将永远坚持这说法，这说法不单是语句上的辨别方式，而且是真正的、深刻的辨别方式，它对我的整个伦理态度都会产生最重要的后果。我的所有确信只是信仰，这信仰源出于伦理态度，而不是产生于知性。在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不想参与争论了，因为我预料争论将毫无结果；我不会因争论而使自己陷入迷途，因为我的信仰的源泉高于一切争论。我不想让自己随心所欲，要用理性根据来强迫别人接受这信仰；在这样一种计划遭到失败时，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采取我的思维方式，首先是为了我自己，并不是为了别人，我也仅仅是想在我自己面前证明这种方式正确。凡是具有我这样的伦理态度，我这样的忠诚善良的意志的人，也都会得到我这样的信仰；但如果没有那种伦理态度，便无从产生这信仰。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切涵养由何产生——由意志产生，而不是由知性产生。只要意志义无反顾地、诚实地向善的方面进展，知性便会自行把握真理。要是只有知性在发挥作用，而意志却被忽视，那就只会产生一种进入绝对虚空中去作无谓思考与琐屑分析的技能。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能驳倒一切可能会反对我的信仰的伪知识。我知道，所有由单纯思维产生，而不以信仰为根据的所谓真理，肯定都是虚伪冒充的，因为这样产生的单纯知识只能导致一种认识，以为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我知道，这样一种伪知识除了它通过信仰置于它前提中的内容以外，永远不会发现某种别的东西，而且由这些前提还可能推出错误结论。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有了一切真理和一切信仰的试金石。只有从良心中才产生出真理来。凡是违背良心的东西，或阻碍良心实现其所能与决定的东西，肯定都是假的，永远也不会令人信服，即使我不能揭示导致这种伪知识的谬论何在。
一切已经诞生到世界上来的人，也都是如此。他们即使未曾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也单靠信仰去把握为他们而存在的一切实在；这信仰与他们的生存同时，闯入了他们的心中，是他们生来就有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别样呢？要是在单纯的知识、单纯的直观与思考中不包含任何根据，把我们的表象视为胜于虽然单纯而必然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映象，究竟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象都视为胜于这样的映象呢？为什么要把某种独立于一切表象而存在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表象的基础呢？要是我们都有超越我们最初的、自然的观点的能力与意向，究竟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人超越它呢？为什么当别人劝说他们超越这种观点时，他们甚至还以一种忿恨的情绪加以抵抗呢？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拘泥于这最初的、自然的观点呢？这不是理性的根据，因为绝不可能有这类东西；这是对一种实在的关切 ，而这种实在是他们要创造的；——善人一心为了创造这实在，庸俗好色之徒则是为了享受这实在。凡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脱这种关切，同样也不能超脱这关切所带来的信仰。我们大家都生来就有信仰——瞎活着的人盲目地听从秘而不宣的、不可抗拒的冲动；有眼力的人则自觉听从这种冲动，并且他有信仰，因为他要信仰。
人的天性本身是多么统一和完整，多么尊严呵！我们的思维并非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向和倾向而以自身为基础；人并不是由两个独立并存的部分组成的，人是绝对统一体。我们的全部思维都以我们的意向本身为根据；一个人的倾向如何，他的认识也就如何。只有在我们尚未认识到这种强制时，这意向才会迫使我们采取某种思维方式；一俟我们认识了这种强制，它就消失不见了，这时按照意向形成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就不再是意向了，而是我们自己。
但是，我应该睁开眼睛，应该彻底认识我自己，应该懂得那种强制，这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应该形成，并且在这种前提下也必然会形成我的思维方式本身。这样，我就会完全独立，自我完成。我的一切其他思维和全部生活的最初源泉，那个产生一切在我、为我与由我而可能存在的东西的渊源，即我的精神的最内在的精神，并不是异己的精神，相反地，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完全是由我自己创造的。我完全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我也许可以盲目地听从我的精神天性的意向。但我不愿成为天然的产物，而愿成为我自己的产物；现在我已经成为这样的产物，因为我愿意这样。我也许可以作漫无止境的琐屑分析，使我的精神的自然观点成为晦暗可疑的。但我自由地信赖这种观点，因为我愿意信赖它。我现在所持的思维方式，是我经过考虑，有意从其他一切可能的思维方式中遴选出来的，因为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唯一符合于我的尊严、我的使命的思维方式。我自由地、自觉地使我自己回到了我的天性也曾经让我依赖的立脚点。我所接受的东西也正是我的天性所宣称的东西；但是，我之所以接受它，并不是因为我非这样不可，相反地，我之所以信仰它，是因为我愿意信仰它。
我的知性的崇高使命使我充满敬仰之感。知性已不再是那种从无到无的空虚映象表演，它已经为一个伟大目的而赋予了我。为此目的而培养知性的任务已经托付给了我；这项任务掌握在我的手中，它听从我的传唤。它就在我的掌握之下。我直接知道——在这里，我的信仰无需进一步苦思冥想，就接受了我的意识的这一陈述——我知道，我不必让我的思想盲目地、无目的地到处飘荡，我可以随意唤醒和引导我的注意力，使它离开这个对象，而盯着另一个对象；我知道，当我还没有完全了解这对象，还没有对它有一个最完整的信念时，不放松对它的研究，则完全在我；我知道，既不是盲目的必然性迫使我采取一定的思维体系，也不是空洞的偶然性拿我的思维开玩笑，而是自我在那里思维，我可以思考我想思考的东西。正是由于思考，我才发现了更多的东西；我发现，仅仅是我自己独立自主地产生了我的整个思维方式，产生了我对于一般真理所抱有的特定看法；因为我是苦思冥想而丧失一切真理感呢，还是虔诚服从而信赖真理呢，这全在于我。我的整个思维方式，我的知性所接受的教养，以及我使知性注意的对象——这一切完全视我而定。提出真知灼见是功劳，而歪曲我的认识能力，漫不经心，昏庸无知，谬误百出，毫无信仰，则都是罪过。
我必须全神贯注而不断思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应当做什么，怎样才能最合乎目的地执行这项命令。我的一切思维必然关系到我的行动，必然被看成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这手段不是近在咫尺。否则，思维就是空洞的、无目的的游戏，就是浪费精力与时间，就是败坏那种为了达到全然不同的目的而赋予我的高尚才能。
我可以期望，我确实可以期望，这样一种思考定会得到良好结果。我必须在其中行动的自然，并不是一种异己的、与我毫无关联地产生的、绝不能被我深入了解的东西。这自然是依照我自己的思维规律铸成的，并且必定符合于这种思维规律；对我来说，这自然必定到处都是完全透明的和可以认识的，甚至可以深入到它的内在本质中。无论在什么地方，这自然都只不过是表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关系与联系；正像我确实可以期望认识我自己一样，我也确实可以期望探明这自然。如果我只寻求我要寻求的东西，那我就会找到它；如果我只询问我要询问的东西，那我就会得到答案。
I
我所相信的我灵魂深处的那个呼声——由于这个呼声，我还相信我所相信的其他一切——并不命令我单纯泛泛地行动。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一般原理只有通过我对许多事实的自由观察与思考，才能形成，但绝不在这些原理本身表现一种事实。我的良心的这种呼声只命令我在我生存的每个特殊环境中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避免什么；我只要留神听它，它总是在我生存的一切场合伴随着我，并且在我必须行动的地方，它绝不拒绝给我以开导。它直接建立起信念，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要我表示赞同；我是不可能同它抗争的。
听从这呼声，忠诚老实地、无拘无束地、无所畏惧地、不假思索地服从这呼声，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空洞游戏了。某种事情之所以必须做，纯粹是由于它必须做；这就是在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并且仅仅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为了认识它，我有知性，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
只有通过良心的这种命令，我的表象才具有真理性和实在性。我不能不注意它，不服从它，而不同时背弃我的使命。
所以，我不能拒绝对于良心的命令所引起的实在性的信仰，而不同时否认我的使命。我必须服从这呼声，这是绝对真实的，用不着进一步加以检验和论证，并且这是初始真理，是其他一切真理和确实性的基础；因此，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有由于这样一种服从的可能性而被假定为真实的与确实的东西，对我来说就都是真实的与确实的。
在空问里有一些现象飘浮在我面前，我把关于我自己的概念推广到这些现象上去，我设想它们是与我一样的生物。一种推勘到底的思辨的确已经向我教导说，或会向我教导说，这些在我之外的假想的理性生物都不过是我自己的表象活动的产物；我依照我的思维的需要加以指明的规律，不得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概念体现到我自己之外，并且依照同样的规律，这个概念只能被推广到一些特定的直观上去。但我的良心的呼声却这样向我喊道：“不管这些生物本身是什么，你都应该把它们当做自为存在的、自由的、独立的、完全不依赖于你的生物来对待。你可以像业已知道的那样设想，它们能完全不依赖于你，而完全由它们自己设定目的，你绝不要妨碍实现这目的，相反地，应该竭尽你的一切所能，促其实现。你应该尊重它们的自由，以爱慕的心情掌握它们的目的，就像掌握你的目的一样。”——我应该这样行动；我的一切思维都应该 被引向这一行动，只要我下定决心，听从我的良心的呼声，我的一切思维就都可能 并且必然 会被引向这一行动。因此，我将永远把那些生物视为自为存在的、不依赖于我的、能制定与实现目的的生物。从这个观点看，我不可能对它们有别的看法，而那种思辨则会像一场空梦，在我眼前烟消云散。我刚才说过，我把它们设想 为与我一样的生物，但严格地说，它们最初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于我，并不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而是由于我的良心的呼声，良心的命令，它说：“在这里你要节制你的自由，在这里你要想象和尊重异己的目的”。——正是这个命令才被翻译为一种思想，认为在这里确实真有像我一样的生物，它自为地存在着。如果不这样看待它们，我就必定会在生命中否认我的良心的呼声，在思辨中漠视我的良心的呼声。
飘浮于我面前的还有另一些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与我一样的生物，而是一些无理性的东西。思辨不难证明，关于这类东西的表象是怎样仅仅从我的表象能力及其必然的行动方式产生的。但我也通过需求、欲望与享受来把握这些东西。某种东西成为我的食物与饮料，并非由于概念，而是由于饥渴及其满足。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威胁我的感性生活或唯独能维持这种生活的东西的实在性。良心既尊崇这些本能，同时又限制这些本能，因而便参与了维持这种感性生活的事情。“你应该维持、锻炼和加强你自己和你的体力，因为在理性的方案中是估计到这种力量的。而你所以能维持这种力量，仅仅是由于你合乎目的地按照这些东西固有的内在规律去享用它们罢了。在你之外还有许多与你一样的生物，它们的力量也像你的力量一样是被估计在内的，也只有用你那样的方式才能加以维持。你要允许它们享用它们那部分东西，就像你享用你那部分东西一样。你要尊重属于它们的东西，作为它们的所有；你要合乎目的地处理属于你的东西，作为你的所有。”——我应该这样行动，我应该顺应这样的行动而思维。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些东西看做是服从它们固有的自然规律的，这些自然规律虽然为我所认识，却是不依赖于我的；因此，我当然不得不认为它们有一种不依赖于我的存在。我不得不相信这些规律，我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规律，而那空洞的思辨则像旭日初升时的迷雾一样，将会消散。
总之，对我来说没有一种单纯的存在是与我无关的，是我单单为了直观而直观的；一切对我存在的东西，都是由于它与我有关才存在的。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却只有一种对我的关系是可能的，其他一切关系都只不过是这种关系——即我的使命在于合乎道德地行动——的变种而已。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职责的客体与范围，而绝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没有我的世界的另一些属性；我的全部能力和一切有限能力都不足以把握另一个世界。一切对我存在的东西，都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使我感到它的存在和实在性，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我才能把握它，对于另一种存在我则没有任何官能。
是否真的存在着像我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作出下列彻底的、无庸置疑的回答：我肯定真有这些特定的职责，它们对我表现为针对 这样的客体的和在 这样的客体之中 的职责；我只能在我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想象它们，完成它们。即使对于那种从未考虑过自己固有的道德使命的人——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人——来说，或对于那种虽然考虑过这一使命，但并没有下丝毫决心要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去完成它的人来说，他的感性世界和他对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除了产生于他的道德世界的概念以外，也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产生出来。虽然他不通过思考自己的职责 来把握这个感性世界。他却一定会通过要求自己的权利 来把握这个世界。他也许从来都不要求自己做到的事情，他却一定要求别人对他做到；他要别人采取深思熟虑、合乎目的的态度，把他不当做没有理性的东西，而当做自由独立的生物来对待；这样，只要别人能满足这个要求，他当然也就不得不把别人设想为深思熟虑的、自由独立的和不依赖于单纯自然力量的。在使用与享受他周围的各个客体时，虽然除了享用它们之外，他根本不设定别的目的，他却至少也得要求占有这种享用，作为一种权利，而必须让别人不侵犯他对这种享用的占有；因此，他也是用一种道德概念把握没有理性的感性世界的。凡是自觉地生存的人，没有一个会放弃这些尊重他的理性、独立与自存的要求；这些要求即使与承认他心灵中的道德规律无关，也至少在他心灵中与严肃认真、解除疑惑以及信仰实在有关。只有对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否认他固有的道德使命，否认你的存在和物体世界的存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单纯试验思辨有多大能力，你才可以用实际行动触犯他；你可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像他根本不存在或只是一块原料似地对待他——这样，他便会立刻忘却他那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对你十分恼火；他会严厉地责怪你这样对待他，说你既不应该也不可以这样反对他；这样，他就用实际行动向你承认，你当然能对他发生影响，他 是现实存在的，你 也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你对他发生影响的中介 也是存在的，你 至少对他负有职责。
因此，既不是各个在我们之外的假想的物——它们对于我们之确实存在和我们对于它们之确实存在，仅以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为限度——的作用，也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和思维所虚构的空洞映象——我们的想象力的产物确实会表现为这样的产物，表现为空洞的映象——，而是对我们的自由和力量、对我们的实际行动以及对人类行动的一定规律的必然信仰，才建立起对于在我们之外存在的实在的一切意识，而这种意识本身也无非是信仰，因为这意识是建筑在信仰基础上的，但又是一种从上述必然信仰必然产生的信仰。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完全在行动着，我们应当以一定方式来行动；我们不得不认为这行动有一定范围，这范围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实际存在的世界；反过来说，这世界除了是那范围以外，绝对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也无论如何不会扩展到那范围之外去。是从行动的需要才产生出对于现实世界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地从对于世界的意识才产生出行动的需要。行动的需要是在先的，对于世界的意识则不是在先的，而是派生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才行动，而是因为我们注定要行动，我们才认识；实践理性是一切理性的根基。行动规律对于理性生物是直接 确实的。理性生物的世界之所以确实，仅仅是由于行动规律是确实的 。除非整个世界连同我们自己都陷入绝对虚无境地，我们便无法否认这些规律。我们只有靠我们的道德活动，才能使我们出乎这种虚无境地而挺立起来，面临这种虚无境地而保存下来。
II
我应该做某事，是为了使这事发生；我不应该做某事，是为了使这事不发生。但是，不密切注视行动之外的目的，不把我的目的集中到某种通过我的行动，而且只有通过我的行动才会变得可能的东西上，我能行动吗？我能不希求某种东西而有希求吗？绝不能再这样！这完全会与我的心灵的本性相矛盾。在我的思维中直接按照单纯的思维规律结合到每个行动 上的，都是一种处于未来的存在 ，而我的行动对于这一状态的关系就像致动的原因对于业已产生的效果的关系一样。不过，我行动的这种目的不会自为地——例如，通过本能——设定给我，然后我的行动方式才按照这种目的确定下来；我不应该得到一种指定给我的目的，然后才探究为达到这种目的我当如何行动，因为我自己就具有目的；我的行动不应该依赖于目的；但是，我应该以一定方式来行动，则纯粹是因为我应该如此行动；——这才是首要的东西。我心灵深处的呼声告诉我，这种行动方式会产生某物。这个某物必然会成为我的目的，因为我必须采取行动，而行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之所以要某物发生，是因为我应该这样行动，以使某物发生；——正如不是因为食物摆在我面前我才饥饿，而是因为我饥饿，某物才成为我的食物一样；同样，我之所以像我的行动那样行动，并非因为某物是我的目的，相反地，某物之所以成为我的目的，则是因为我应该这样行动。我并没有事先就注目于一个点，想通过这个点画出我的线，然后让点的位置决定线的方向以及线形成的角；相反地，我只是按直角画我的线，从而决定我盼线必经的各个点。目的并不决定命令的内容，而是相反，命令直接给定的内容才决定目的。
我说，正是行动命令本身靠自身的力量给我设定目的；在我之内的命令使我不得不设想我应该这样行动，使我不得不相信这种行动会产生某种结果。行动命令把另一个世界的景象展现在我的心灵的眼睛面前；这世界当然是一个世界 ，是一种状态 ，而不是行动 ，但它同我的肉眼所见的世界相比，却是一个不同的 和更好的 世界；行动命令使我一心追求这个更好的世界，全力把握它，渴望它，只在它当中生活，只在它当中得到满足。这个命令靠自身的力量就向我保证了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我根据一种考虑，把我的全部思维和整个生命都集中于和托付给这一命令，除此以外绝不注目于任何东西；这种考虑同时也带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这一命令所预示的希望是真实的和确实的，而把那种甚至想象相反情况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我既生活在服从这个命令的情况下，同时也生活在对它的目的的直观中；我生活在它所许诺给我的那个更好的世界中。
即使对这个现存的世界作单纯的考察，而不考虑那个道德命令，也会在我的心灵深处表现出一种愿望，一种向往——不，绝不是单纯的向往，而是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绝对要求。我看一眼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一眼人们的力量的软弱无能和他们的嗜欲激情的强烈无比，我内心就不禁迸发出这样的呼声：“事情不可能会长此下去；它必须，噢，它必须完全改观，变得更好。”
我绝不能设想人类的现状会永远一成不变，也绝不能设想这现状就是人类的全部最终目的。果真如此，一切就会是一场梦幻，一个骗局；而且这也就不值得劳神费心地谋生了，不值得从事这种始终重复、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游戏了。只有我把这现状看做是达到更好的状态的手段，看做是向更高级、更完善的状态的过渡点，这现状才对我有价值；并不是为了这现状本身，而是为了这现状所准备的更好的事物，我才能忍受这现状，重视这现状，甘愿在这现状下尽我一份责任。我的心情不能安于现状，一刻也不能停留于现状；这现状使我的心情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反感；我的整个生命都不可阻挡地奔向那未来的更好的事物。
我吃我喝，难道仅仅是为了我能再饥再渴，再吃再喝，长此下去，直至启于我足下的坟墓将我吞噬，我自己成为蛆虫的食物吗？我繁殖与我一样的生物，难道也是为了他们能吃喝和死亡，留下一些与他们一样的生物，去干我已经干过的事情吗？这种不断回复到自身的循环，这种总是重新以同样的方式再开始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毁灭而生成，都是为了能像它们过去那样单纯再生成而毁灭——，目的何在？这个为了又能产生出来而不断吞噬自身、为了又能吞噬自身而不断产生出来的怪物，目的何在？
这绝不再可能是我的存在的使命，也绝不再可能是一切存在的使命。必定有某种东西，它在那里存在 ，因为它已经生成；既然它已经生成，它就会长存 ，而不能再生成；这种长存的东西一定是在转瞬即逝的东西的更替中诞生的，是在转瞬即逝的东西的更替中延续的，是在时间的荡漾波涛上被完好无损地携带走的。
我们人类依然是经过辛勤努力，从那种与我们对立的自然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延续的。人类中的大部分人为了养活自己，养活替代自己思维的那小部分人，依然终生屈服在艰苦的劳作之下；各种不朽的才智不得不将其全部心思和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为它们出产食物的土地上。还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故：当劳动者完成了他的劳作，指望给他自己和他的努力以长期生息的报酬时，一种敌对的气候却在刹那间毁灭了他费了多年心血才逐渐完成的东西，使勤劳细心的人无辜地沦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还有发生得更加频繁的事故：洪水、风暴、火山把整片整片的土地洗劫一空，把带有理性心灵的标记的创造物连同它们的创造者一起都同时葬于死亡与毁灭的荒野混沌之中。疾病把一些年富力强的成人和一些儿童过早地送入坟墓，这些儿童的生命在尚未创造出任何成果的时候就匆匆结束了。在繁荣的国家瘟疫到处蔓延，使少数幸免于难的人变为孤儿，得不到他们的同伴们通常给予的援助，而茕茕孑立，过着孤独的生活；瘟疫还为所能为，使人类业已辛勤地开发为自己的所有的土地又归于荒芜。——现状就是这样，但绝不可能会永远这样。凡带有理性印记，为扩展理性力量而做成的创作物，绝不会在时代的进步中全部丧失。自然的不合乎规则的暴力活动让理性作出的牺牲，一定至少会减轻、满足和缓解这种暴力活动。那不依任何规则而造成祸害的力量，可能再也不会这样干了；它注定不能自我更新；它一定会通过一次爆发，就从今永远消耗殆尽。所有那些粗暴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的力量化为乌有——的爆发，那些使大地荒芜的风暴，那些地震，那些火山，都只能是粗野的物质对于按照规律前进的、提供生机的、合乎目的的过程的最后抵抗——人的力量将不得违背着自己固有的意向而屈服于这种抵抗——都只能是对于我们地球自我完成的发展过程的一次最后的、震撼人心的打击。那种抵抗一定会渐渐削弱，并且终于衰竭，因为在合乎规律的进程中绝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更新自己的力量；那种发展过程必定会最终完成，预定给我们的住处也必定会准备就绪。自然必定会逐渐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人们可以确有把握地预测和期待自然的合乎规律的前进步伐，自然的力量将不可动摇地与那种注定要驾驭自然的力量——人的力量——保持一定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建立起来，自然的合乎目的的发展过程赢得了稳固的基础，人的创作物本身就可能通过其单纯的存在，通过其不依赖于创作者的意图的影响，而又干预自然，把一种提供生机的新原则体现到自然中。业已耕耘的土地将赋予原始森林、沙漠和沼泽以生机，使它们的气氛不再那么呆滞与敌对；井然有序的、多种多样的种植将在自己周围把一种生存和繁殖的新意向散布到空气中，而太阳也将把它那最有生气的光辉投射到健康、勤劳与文明的人民所呼吸的大气中。最初因需要而发生的科学，后来也将审慎地、冷静地探索自然的不可移易的规律，通观这自然的全部力量，并学习预计其可能的发展；科学将形成一种新的自然概念，紧紧地靠近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然，跟踪自然的足迹。理性从自然那里获得的每种认识，将世世代代保持下去，成为新知识的基础，供我们人类共同的知性使用。这样，自然对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知，越来越透明，以至其最奥秘的深处，而人的力量在经过启蒙，用自己的各种发现武装起来以后，则将会轻而易举地驾驭自然，和平地保持自己征服自然的既成局面。除了人体为其发育、提高与健康而需要机械性劳动以外，人对自然的统治将逐渐不再需要对机械性劳动有更大的消耗，这种劳动将不再是重负，因为理性生物并非注定就是这重负的承担者。
但是，在我们人类中引起最大、最可怕的混乱的，还不是自然，而是自由本身；人的最残忍的敌人是人。在那辽阔的原野上，一群群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仍然在横冲直闯；他们相互厮杀，互为祭神庆功之餐。即使文明终于使这一群群野蛮人在法律约束之下联合为一些民族，这些民族也仍然利用联盟和法律赋予它们的权力，而相互攻击。它们的军队不顾艰辛与匮乏，和平地横穿森林与原野；它们的军队互相遭遇，一见自己的同类就如听到厮杀的号令。海军舰队用人类知性作出的最高成就装备起来，横渡重洋；人们穿狂风，破恶浪，急于到荒无人烟的平原上，寻找其同类决战；他们寻找自己的同类，也不怕狂风暴雨，都为的是亲手消灭自己的同类。即使在人们好像都在法律之下平等地联合起来的国度里，以可敬的法律名义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也仍然大部分是暴力与诡计；在那里战争进行得更加卑鄙无耻，因为这战争是不宣而战，以至使受攻击者不可能制定保卫自己，反抗非正义暴力的方案。大多数同胞陷于愚昧无知和罪恶不幸之中，一小撮人却对此兴高采烈，公然宣称他们最向往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处于这种境地，更深地陷于这种境地，从而使大多数人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谁敢对大多数人做启蒙工作，改善其境遇，他们就会使谁遭殃。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依然不可能制定这样一种进行某项改良的方案，这种方案似乎不会打乱一大批五花八门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并引起战争，这种方案似乎不会把极其不同的、彼此矛盾的思维方式联合为反对自己的一致斗争。善总是比较软弱的，因为它很单纯，只能为其自身而讨人喜欢；恶则以最诱人的许诺吸引着每个人；作恶的人们彼此之间始终战争不断，一旦有善出现，他们就签订休战协定，以便用他们那联合起来的为恶的力量来对抗善。然而，善也几乎不需要这类对抗，因为行善的人们也往往由于误会、错误、猜疑和隐私而相互斗争，分崩离析——每个善人愈是认真努力贯彻自己认为最佳的见解，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愈激烈；这样，他们就在他们彼此的内讧中，把一种即使联合起来也很难与恶相抗衡的力量消耗掉了。一方责备另一方莽撞从事，急于求成，不善于等待到好结果已有适当准备的时候；另一方则责备前一方胆小怕事，无所作为，违背着自己的良好信念，想让一切原封不变，而以为行动的时机绝没有到来。每个人都几乎把他 恰好最明显地觉得必要的、最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认为是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其他一切改良的必然出发点；每个人都要求所有行善的人和他同心协力，为实现他的目的而服从他，都认为他们拒绝这样做就是对美好事业的背叛；同时，别人也从自己的角度对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会因为他 不肯合作而说他背叛。这样，人间的一切良好方案看来就都流于徒劳的努力了，这些努力并没有留下人们生存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一切事物却像能不借助于这些努力，而靠自然的盲目机械作用进行下去一样，都或好或坏地进行下去，而且将永远这样进行下去。
一切事物将永远这样进行下去吗？绝不再会这样进行下去，除非人的整个生存只是一场失去目的、毫无意义的游戏。那些野蛮种族不可能会始终停留在野蛮状态中；没有一个种族能够以达到完人的一切天赋诞生出来，同时却仿佛注定绝不发展这些天赋，绝不变得比某种聪明动物凭靠天性所能变成的东西更高明一些。那些野蛮人注定要成为更有力量、更有文化、更有德行的后代的祖先，否则就不能想象他们生存的目的，甚至也不能理解他们生存在这个合理安排的世界上的可能性。野蛮种族可以变得文明，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文明，而且连现今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也是起源于野蛮人。不论文明是直接从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还是往往必须通过外来的教化与示范产生出来，因而一切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都必须到超人的教化中去寻找，反正从前的野蛮人现在已经达到文明，现在的野蛮人也将通过同样的道路，渐渐获得文明。当然，他们也同样要经受最初的单纯感性文明所带来的危险与腐败，这类东西直到现在还在苦恼着文明民族；但是，他们将由此而终于同人类的伟大整体联合在一起，将能参与这个整体的不断进步。
我们人类的使命就是把自身联成这样一个唯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一切部分都彼此有透彻的了解，到处都得到同样的文化教养。自然从一开始便在奔向这个目标，而且连人们的情欲与恶行也是如此；如今奔向这一目标的大部分路程已经过去，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计，这个目标，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条件，届时将会达到。大家切勿去问历史，人们整个来说是否完全变得更有道德。人们的确成长起来，获得了范围更广阔、内容更丰富、力量更巨大的自由，但由于他们的地位使然，他们几乎必不可免地要把这种自由仅仅用于罪恶方面。同样，大家也不要去问历史，在古代世界集中到几个少数地点的审美教养与知性文化是否会在程度上超过近代世界。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得到一个令人惭愧的答案，从这方面看人类在自己成熟的时期仿佛不是向前推进了，而是向后倒退了。不过，大家可要去问历史，在什么时候现有的文化教育传播得最广泛，为最大多数个人所享有。大家无疑会发现，从开始有历史到我们今天，少数光明的文化点已经从其中心扩展开，感化了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的这种更加广泛的传播过程就在我们眼下继续进行。——这就是人类在自己无限的前进道路上必须达到的首要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在每个时代现有的文明分布到全部有人类居住的地球上，我们人类能够毫无限制地相互交往以前，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必须等待别的民族，一个地区必须等待别的地区，并且每个地区或民族都必须为这种普遍的联合——它们本身之所以存在，就是唯独为了这种联合——而将其数百年表面上的停顿或倒退作为牺牲。在将来达到那个首要目标以后，在地球上的一端发现的一切有用东西立刻为其他一切地区所知晓，并传达给其他一切地区以后，人们就会没有停顿和倒退，而不断地用共同的力量和统一的步伐把自己提高到我们现在还缺乏了解的文明境界。
在那些把无理性的偶然事件联合起来，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奇特社团内部，在它们仅仅安宁地存在了一段时间，新压迫引起的反抗已经松懈，各种不同的力量的酝酿也已经平息以后，对自由的滥用就会由于自己的继续存在和公众的容忍态度而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并且那些毫无争议地享受着自己的既得特权的统治阶层除了扩展这种特权，甚至给这种扩展赋予同样固定的形式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这些统治阶层为它们的不满足感所驱使，将一代一代地扩展这种特权，它们绝不会说“这就够了”，以至最后压迫达到了最高的限度，变得完全不能令人忍受，被压迫者将反过来从绝望中获得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他们那数百年来业已被消磨殆尽的勇气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于是，被压迫者对于任何不乐意平等待人的同胞就再也不能忍耐了。为了防止内部彼此之间的暴力活动和新的压迫，所有被压迫者彼此之间都将承担同样的义务。在他们缔结的协议中，每个人决定他所决定的东西，都是涉及他自己，而不是涉及这样一个下属，这个下属的不幸绝不会使他自己感到痛苦，这个下属的命运也绝不会落到他自己身上；按照这种协议，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成为做出 许可的非正义事情的人，相反地，每个人都必定害怕自己遭受 非正义的事情——这种唯独应该称为立法的协议，完全不同于贵族联盟向其无数群奴隶发布的法令；这种协议将定然是公正的，将定然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每个人都由于关心他自己的安全，而必然不得不毫无例外地维护一切其他人的安全，因为在合适的法律制度里，他想施加于另一个人的任何伤害并不是落到另一个人身上，而是无可置疑地反过来落到他自己头上。
由于建立了这种唯一真正的国家，由于奠定了国内和平的这种巩固基础，对外的战争、至少是与其他真正的国家的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了。每个国家即使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即使为了不在它自己的公民中引起关于不义、抢劫与暴力活动的思想，而使他们除了用辛劳在合法范围内获取所得以外，就绝没有任何获利的可能，也必须严格禁止、谨慎防范、勒令赔偿和严厉惩罚本国公民对邻国的损害，就像这种损害是施加于本国公民一样。这种保障邻国的法律就是每个不做强盗国家的国家所必需的法律。通过实行这种法律，就完全消除了一国对他国作任何公正控诉的可能，消除了各民族之间发生任何紧急防卫的情况。在各国之间并不是必然永远存在着一种可能引起争斗的直接关系；通常存在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对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的关系；一个国家所能受到的损害仅仅局限于它的某个公民；但这种损害会立刻得到赔偿，从而使受到侮辱的国家感到满意。——在这样的国家之间，绝没有可能受到侮辱的等级，也绝没有可能受到损害的虚荣心；没有一个官吏有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他也不可能受到引诱，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给他带来丝毫好处。为了掠夺，一个国家一致决议向邻国作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里，掠获物并不会成为少数几个人的战利品，而是必须在所有的人之间平均分配，但个人所得的这个份额绝不会抵偿他为战争付出的辛劳。只有在少数压迫者获得好处，而害处、辛劳与费用都落到无数群奴隶身上时，掠夺战争才可能发生和可以理解。——这些真正的国家会担心向自己发动战争的，不是与它们相同的其他国家，而仅仅是那些没有劳动致富的技能，因而必然会从事掠夺的野蛮人，或者是那些可能受其主人的驱使，从事一种于己毫无所获的掠夺活动的奴隶民族。与野蛮人相比，每个真正的国家由于有文明的艺术，无疑已经比较强大；与奴隶民族相比，一切人的共同利益都要求联合起来，加强自身。没有一个自由的国家能够明智地容忍在自己旁边有这样一类制度，这类制度的首领们得到他们奴役邻近民族的好处，因此这类制度单靠其存在就不断地威胁着邻邦的安宁；一切自由国家对其自身的安全的关切使它们不得不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邻邦都同样改变为自由的国家，因此为了它们本身的幸福，它们也不得不把文明的王国扩展到野蛮人中，把自由的王国扩展到自己周围的奴隶民族中。自由国家开化或解放了的这些民族，很快就同它们那些还处于野蛮状态或奴隶状态的邻邦具有一种在不久以前自由国家还同它们本身具有的关系，并且不得不对那些邻邦做自由国家刚才对它们本身做过的事情；因此，在仅仅出现若干真正自由的国家以后，文明和自由的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和平就必然会逐渐囊括全球。
这样，一种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各个人之间的和平的巩固就必然会产生出各个民族彼此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公正态度，产生出各国的普遍和平。但那种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将会变得真正自由的第一个民族的解放，却必然是产生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不断增长的压迫，这种压迫历时甚久，以至变得不能令人忍受；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可以很冷静地认为它是由统治阶层的情欲与昏聩引起的，尽管统治阶层谨防着这一后果。
在这个唯一真正的国家里，一切作恶的诱惑，甚至按照理智决意为恶的可能，都被消除殆尽了，而且人只要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意志指向善。
没有一个人喜欢恶，是因为恶不好；他在恶中喜欢的仅仅是好处与享受，恶向他预示这类东西，并且在人类现在的状况下也往往确实给他提供这类东西。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只要恶行有利可图，整个人类的根本改善就几乎没有希望。但在一种将来存在的、理性要求的、思想家容易描绘——虽然他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的、第一个真正解放自己的民族必将形成的市民制度中，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恶却绝不表示好处，而是表示千真万确的坏处，并且单纯的自爱会制止自爱过度，使它不致流于非正义的行为。根据这样一种国家里的确实可靠的制度，对于别人的任何欺骗压迫，任何损人利己的行动，不仅肯定无效，枉费心机，而且甚至转向始作俑者；他想施加给别人的恶，恰恰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他自己。无论在 本国之内 ，还是在 本国之外 ，在整个世界上，他都遇不到一个他不受处罚而可以伤害的人。大家不必担心，虽然有人绝不能实现恶，而且除了给他自己的伤害以外，他从恶中也毫无所得，他却会单纯为了决定作恶而决定作恶。利用自由来作恶的情形已经消除了；人必须下定决心，或者完全消除他的这种自由，以忍耐的态度变为整个世界的大机器中的一个消极受动的齿轮，或者把他的这种自由应用于善。因此，善就在这样准备就绪的土地上容易生长发育了。在各类自私自利的目的不再能把人们分离开，也不能把人们的力量消耗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以后，留给他们的任务就只是把他们的联合力量指向仍然留给他们的那个唯一的共同敌人，即进行反抗的、未加开发的自然；他们既然不再为私人目的所分离，所以就必然会为一个唯一的共同目标而把他们自己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群体，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情爱的鼓舞。个人的每一害处既然不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好处，所以也就是全体的害处，是全体中每个分子的害处，对于这种害处每个分子都有同样的痛感，都用同样的活动去补偿；一个人作出的任何进步都是整个人类作出的进步。在个人的渺小狭隘的自我已被法制消灭的这个地方，每个人爱任何别人，真像爱他自己，他是一个伟大自我的组成部分，这个大我唯独对他的爱感兴趣，而他在这个大我中也不过是一个只能与整体共同分担得失的单纯组成部分。在这里，恶反对善的斗争消除了，因为已经不再能出现恶。为善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争执也由于善而消失了。现在，他们很容易真正为了善本身而喜欢善，而不是为了他们这些善的创始人本身而喜欢善；现在，他们仅仅还能关心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现真理，完成有益的活动，而不是谁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每个人总是准备把自己的力量与别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使自己的力量服从于别人的力量；谁能根据所有的人的判断，最好地完成最好的事情，谁就会受到所有的人的拥护，而所有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欢乐心情分享他的成就。
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目的，理性给我们提出这个目的，并且保证它一定能达到。这绝不是我们为了在某种伟大事物上运用我们的力量，似乎必须全力追求，但又似乎必须认为不能实现的那种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实现，一定会实现，并且一定会在某个时期达到；这样的事情就像存在着一个感性世界和在时间上有一个理性族类那样确实无疑，对于这个理性族类来说，除了通过那个目的以外，根本没有任何严肃的、合理的事情是可以思议的，而且这个族类的生存也唯有通过这个目的才可以理解。如果整个人类生活不会变为一出供恶魔观赏的戏剧，而恶魔给可怜的人们培植这种追求永恒事物的不可根除的意向，原来纯粹是为了拿他们不断追逐他们不断躲避的东西来取乐，拿他们总是重复捕捉又从他们那里溜走的东西来开心，拿他们无休无止地徘徊于永远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作消遣，而嘲笑他们对这类无聊的滑稽戏竟采取那么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聪明人会立刻看穿这出戏剧，不乐意在其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但不弃绝生活，认为他醒悟到走向理性之日也就是他在尘世上死亡之时，那么，这个目的就一定会达到。噢，这个目的能够在 生活中 并通过 生活达到，因为理性命令我们去生活 ；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因为我存在。
III
但是，如果这个目的已经达到，而且人类要停留在这个目的地，那人类将怎么办呢？在地球上再没有比这个状态更高的状态；最初达到这个状态的一代人所能做的，也无非是坚决待在这一状态，竭力维护这一状态，他们死后留下一些将会做他们刚才做过的事情的后代，而这些后代又会留下一些做同样的事情的后代。这样，人类就会在它的道路上停滞不前；因此，人类的尘世目标绝不是它的最高目标。这类尘世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达到的和有限的。如果我们总是把过去的各代人设想为供最后臻于完善的一代人使用的手段，我们就回避不了严肃的理性所提出的问题，即这最后一代人究竟又是为什么目的而生存呢？在地球上已经出现一代人以后，他们当然不会过着违反理性的生活，而会过着合乎理性的生活，并且会变为他们在地球上所能变成的一切；但这一代人为什么毕竟会完全生存下去呢？他们为什么不老待在虚无的发源地呢？理性不是为了生存而存在，而是生存为了理性而存在。一种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使理性得到满足，并解决理性的一切问题的生存，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生存。
那么，这些受良心呼声——对于这种呼声的命令，我绝不可思索，而是必须默默听从——指挥的行为实际上也是达到人类尘世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唯一的手段吗？我只能把这些行为同这个目的联系起来，而且对于这些行为我除了抱有这个目的以外，不可抱有任何其他打算，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我的这个打算总会达到吗？除了希求至善，以便可以做到至善以外，就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吗？呵！绝大多数善意决断对这个世界都完全徒劳无用，而其他的善意决断看来甚至于还会对人们在这些行为中所树立的目的起反作用。反之，人们的最卑鄙的情欲，他们的恶行和他们的懒惰，倒比那种决意祛恶求善的正直人的努力，往往更有把握导致更好的结果；看来世界上的至善是完全不依赖于人们的一切德行或恶行，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未知力量成长和发展的，就像各个天体不依赖于人们的一切努力而沿着它们的指定的轨道运行一样，而且看来这种力量在它自己的崇高计划中就是带着人们的一切打算——好的或坏的——前进的，并以非凡的势能把为其他目的所从事的行为用于它自己的目的。
因此，即使达到那个尘世目标可能是我们生存的目的，因而不会给理性留下任何问题，但这种目的看来也至少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那种未知力量的目的。我们在任何时刻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一目的；给我们留下的工作，也许无非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把某种材料——不管它是什么——添加给那种力量，让那种力量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加工改造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不对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事物劳神费心，而是像我们每每突然想到的那样去生活，并把取得的成就冷静地转交给那种力量，这或许成了最聪明的办法。于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道德规律就仿佛变得空洞和多余了，而且对于一种好像既不再能够达到，也不注定要达到更高境界的生物来说，仿佛是根本不合适的。为了与我们自己一致，我们似乎就得拒绝听从这道德规律的呼声，而把它作为一种在我们心中出现的错误愚蠢的梦想压制下去。
不，我不愿拒绝听从道德规律的呼声，我是很真实地生活和存在的，我愿意听从它，完全是因为它发布命令。这个决断应该是我心灵中首要的和最高的东西，一切其他东西都以这个东西为准则，而这个决断却既不以任何其他东西为准则，也不以任何其他东西为转移；这个决断应该是我精神生活中最内在的原则。
但是，我作为通过自己的单纯决断就在自己面前树立起一个目的的理性生物，却绝对不能不为什么目的和目标而行动。假如我能承认那种听从是合理的，假如这实际上是构成我的本质的理性，而不是一种虚构的或古怪的梦想，它命令我服从，那么，那种听从就必定会终归有某种成就，并用于某种东西。那听从显然不是服务于尘世的目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超凡世界，那听从可以为这个世界的目的服务。
蒙蔽的迷雾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得到一种新的官能，用它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仅仅通过理性命令看到的，也仅仅与我心灵中的这个命令有联系。我把握这个世界——我虽然受着我的感性观点的限制，却不得不这样称呼这个不可称呼的东西——我仅仅是在我的听从必定具有的那个目的之中和目的之下把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的理性添加给命令的这个必要目的本身。
既然这种听从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在感性世界里毫无用处，既不能成为原因，也不能产生结果，那么，我怎么也会不考虑一切其他因素，而相信这规律是为感性世界推测出来的，规律所要求的整个听从的目的就包含在感性世界里呢？在按照物质的因果链条不断发展的感性世界中，在产生出来的东西依赖于在先发生的东西的感性世界中，重要的问题绝不在于用什么方式、抱什么目的 和信念 从事一种行动，而仅仅在于这种行动是什么 。
假如我们生存的整个目的都在于创造我们的族类的尘世状态，那么，这就似乎只需要一种决定我们外部行为的绝无差错的机械作用了，而我们除了充当妥帖地安装在整个机器上的齿轮以外，也就似乎不必再成为任何东西了。这样，自由就会不仅是徒劳无用的，而且甚至于是违反目的的；善良意志也会成为完全多余的。世界仿佛是用极其不精巧的技艺建立起来的，仿佛是用铺张浪费的方式，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向着自己的目标行进的。你这个强大的世界精神，似乎宁愿从我们这里夺走你煞费苦心，另作安排，定然要使之适合于你的计划的这种自由！似乎使我们简直不得不像我们要为你的计划而行动那样去行动！这样，你也许就像你的世界上最渺小的居民所能告诉你的那样，经过最短的道路，达到了你的目标。——但是，我是自由的；因此，这样一种使自由成为绝对多余和毫无目的的因果联系，并不能穷尽我的整个使命。我应该是自由的；因为并不是机械地产生的行动，而是自由的自由规定仅仅为了道德命令，并完全不为任何其他目的——良心的内在呼声这样告诉我们——才构成了我的真正的价值，而且唯有这种规定才构成了这种价值。规律使我与之联系的纽带，是活生生的精神的纽带；它不屑于驾驭僵死的机械力量，而唯独转向活生生的、自身能动的东西。它要求这种听从；这种听从不可能是多余的。
这样一来，就在我面前更加光辉地升起了永恒的世界，它的秩序的根本规律明显地摆在我的心灵的眼前。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纯粹是那种在我心灵的晦暗隐秘处不为一切世俗眼睛所见的意志 ，是那种贯穿于整个不可见的精神领域里的因果链条的首要环节，就像在非永恒的世界里作为某种物质运动的行动 成为贯穿于整个物质系统里的物质链条的首要环节一样。这意志是理性世界的致动的和生动的东西，就像运动是感性世界的致动的和生动的东西一样。我处于这两个直接对立的世界的中心点上，一个世界是行动起决定作用的可见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意志起决定作用的不可见的和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我是这两个世界的原始力量之一。正是我的意志，包括了这两个世界。这意志本身就是超感性世界的组成部分；正像我通过某种决断推动我的意志一样，我在这个世界中也推动和改变某种东西，我的作用遍及这整个世界，并产生崭新的、永恒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存在于那里，而不需要加以创造。这意志爆发为物质的行动，而这行动属于感性世界，并在感性世界中产生它所能产生的结果。
我并不是在从凡俗世界的联系中得救以后，才得到进入超凡世界的门径；我现在就在超凡世界里存在和生活，比在那凡俗世界中更为真实；超凡世界现在就是我唯一的牢固立脚点，我早已拥有的永恒生命就是我还能继续过尘世生活的唯一根据。我们所谓的天堂并不在坟墓的彼岸；它已经散布在我们的自然周围，它的光芒已经投射到每个纯粹的心里。我的意志是我的，它是整个属于我的、完全依赖于我自己的唯一东西，我通过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成为自由和理性的独立活动的王国的公民。我的意志——我从尘世升入这王国所依靠的唯一东西——的哪种决定符合于这个王国的秩序，我的良心，即那个世界用以不断控制我，把我与它自身结合起来的纽带，每时每刻都会告诉我；而要赋予我以指定的使命，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于是，我就为这个世界而修养我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中劳动，并且为这个世界而劳动，因为我在修养这个世界的一个成员；我在这个世界中，并且只有在这个世界中，才毫不动摇和毫无疑虑地按照固定的规则追求我的目的，而确有取得成功的把握，因为在这里绝没有任何异己的力量与我的意志相对立。——在感性世界中，我的意志只要实际上是应有的意志，也就会变为行动，这不过是感性世界的规律而已。我并不像希求意志那样希求行动；只有意志才完全纯粹是我的工作，意志也是纯粹从我本身产生的一切。要把行动跟意志结合起来，也并不需要我这方面的一种特殊活动；行动会按照第二个世界的规律，把自身与意志结合起来，我通过我的意志而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这意志在第二个世界中就像在第一个世界中一样，是一个原始力量。——当我把良心提供给我的意志视为行动，视为感性世界的致动因时，我当然不得不把意志作为手段，与人类的那种尘世目的联系起来；但并不是我似乎必须首先通观世界计划，然后才根据所得到的见解，估计我应该怎么办，而是良心直接命令我去做的特定行动向我直接表现为这样一种行动，唯有通过这种行动，我才能在我的状况下有助于达到人类的尘世目的。虽然事后我觉得行动似乎没有促进目的，甚至于阻碍了目的，但行动并不会因而使我反悔，我也不会使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弄糊涂；当我从事于行动时，我确实仅仅听从了我的良心。无论行动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后果，它给另一个世界所能产生的却只是善。而且甚至对这个世界来说，正因为行动显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的良心就命令我去按照目的再重复同一行动，或者，正因为行动显得阻碍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我的良心就命令我去克服缺点，消除那类阻止成功的因素。我像应该希求的那样希求；新的行动有了结果。虽然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我觉得这新的行动的一些结果在感性世界中并不比在超感性世界中更为有益；但在考虑到另一个世界时，我仍然同样冷静地对待这些结果，并且对于现在的世界来说，我的任务就是用新的活动改善已往的状况。因此，尽管看来我在我的整个尘世生活中都没有使善在这个世界上有丝毫进展，我却不可放弃善；在每一步骤失败之后，我都必须相信下一步骤可能成功，而且对于那个世界来说，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步骤是白费力气的。——概括地说，我达成尘世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尘世目的本身，把它当做终极目的，而是因为我的真正终极目的——服从道德规律——在现在的世界中对我表现得不同于达成尘世目的。假如我有朝一日可以不服从道德规律，或者，假如这个规律有朝一日在尘世生活中对我会表现得不同于在我的情况下达成我的真正终极目的这一道德命令，那么，我也许可以放弃这个目的；实际上，我也将在另一种生活中放弃这个目的，在这种生活中道德命令给我设定了在此岸世界完全无法理解的另一种目的。在这种生活中我必须希求 达成这种目的，因为我必须服从；至于这种目的是否会由合乎规律的意志所产生的行动真正达成 ，这不是我关切的事情；我只对意志 ——它在此岸世界中当然只能指向尘世目的——负责，而不对结果负责。在行动之前，我绝不能放弃这目的；但在行动完成之后，我却可以放弃行动，可以重复或改善行动。因此，甚至在这里我也是按照我的最真正的本质和我的最切近的目的，仅仅为了另一个世界而生活和活动的，而我为另一个世界所进行的这种活动是我完全有把握的唯一活动；对于感性世界来说，我只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活动，因为我如果不至少希求为另一个世界而活动，就完全不能为它而活动。
我要使自己坚持，我要使自己安于对我的使命的这种在我看来全新的观点。——现在的生活不可能用理性方式被设想为我的生存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的全部目的；在我之内有某种东西，而我也要求这种东西，它在这整个生活里都不适用，并且对于地上所能产生的最高成就来说是完全无目的的和多余的。因此，人必须有超越尘世生活的目的。但是，假如现在的生活——它毕竟给人安排就绪，可能只是注定要发展理性，因为已经觉醒的理性确实命令我去维护它，用一切力量达成它的最高目的——在我们生存的序列中不是完全徒劳无用的，那么，它与未来的生活的关系就必定至少像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在这现在的生活中，除了善良意志以外，没有一样东西的最后结果不停留在尘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把现在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联系起来；而那善良意志在这个世界里，由于这个世界的根本规律，在自身也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我们为另一种生活和它在那里给我们提出的最近目标进行劳动所依据的，只能正是善良意志，也必定正是善良意志；使我们在那种生活中首先获得牢固的立脚点，然后才能由此不断前进的，正是这善良意志所产生的那些不能由我们看到的结果。
我们的善良意志在其自身、为其自身和靠其自身就必定会有结果，这 是我们从这种生活中已经知道的，因为理性绝不要求任何无目的的东西；但这些结果会是什么 ，一个单纯的意志怎么竟然有可能产生某种结果，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只要仍然囿于这个物质世界，就连设想也不能设想，而且根本不从事一种我们早已知道的、会使我们失败的探讨，正是智慧之所在。因此，从这些结果的性质看，现在的生活在未来的生活方面就是一种在信仰中 的生活。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将拥有这些结果，因为我们将用我们的活动把它们作为出发点，在它们之上不断进行建设；因此，这另一种生活在我们的善良意志于现在的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方面将成为一种观照 的生活。我们也将在这另一种生活中获得一个给它提出的最近目标，就像我们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中获得现在的生活的目标一样，因为我们必定是永远能动的。但我们依然是有限的生物，对于这样的生物来说，任何活动都是特定的活动，而且特定的行动就有特定的目标。在现在的生活中，业已发现的现存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必须从事的劳动所作的合乎目的的安排、在人们当中业已达到的文化与善行以及我们自己的感性力量，都同现在生活的目标有关系，同样，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的善良意志于现在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也会同未来生活的目标有关系。现在的生活是我们生存的开端，现在生活的设施与牢固的基础是被自由地赐予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是这种生存的继续，为了未来的生活我们必须给我们自己获得一个开端，获得一个特定的立脚点。
这时，现在的生活就不再显得是徒劳无用的了；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生活，就是为了并且仅仅是为了在未来的生活中获得这个牢固的基础，只有借助于这个基础，现在的生活才与我们整个的永恒生存联系起来。很可能，连这第二种生活的最近目标也像现在生活的目标一样，由于力量有限而不可能确实有把握按照规则达到，甚至在第二种生活中善良意志也显得是多余的和无目的的。但是，善良意志却不会像在现在的生活中那样失败，因为它是必然永远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理性命令。因此，它的必然的作用或许会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们引向第三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善良意志从第二种生活产生的结果也许会被指出来，而且这种生活在第二种生活中也许只能加以信仰 ；当然，这是在我们已经以行动体验到理性的真理性，又察觉到忠实保藏在臻于完善的生命里的纯粹心灵之果以后，用更加牢固、更加不可动摇的信念做到的。
正像在现在的生活中唯有从一定行动的命令里才产生出我们关于一定目标的概念，并从这目标产生出对于在我们面前给定的感性世界的整个直观一样，在未来的生活中也将在一种类似的、我们现在完全不可思议的命令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这种生活的最近目标的概念，并在这目标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直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善良意志的结果是在现在的生活里预先给予我们的。现在的世界一般只有通过职责的命令才对我们存在；另一个世界也同样只有通过另一职责的命令才会给我们产生出来，因为对于任何理性生物都绝没有一个世界是以另一方式存在的。
因此，这就是我的整个崇高使命，我的真正本质。我是两种秩序的成员，一种秩序是纯粹精神的，在那里我以纯粹意志进行统治，另一种秩序是感性的，在那里我以我的行动发挥作用。理性的全部终极目的就是它那绝对通过自身而不需要自身之外的工具的纯粹能动性，即不依赖于一切非理性东西的独立性，绝对的无制约性。意志是理性的活生生的本原，当理性纯粹地、独立地加以把握时，意志本身就是理性；理性是通过自身进行活动的，这就意味着纯粹的意志是单纯作为这样的意志而发挥作用和进行统治的。只有无限的理性才直接地、完全地生活在这纯粹精神的秩序中。不是理性世界本身，而只是这个世界的许多成员之一的有限者，必然同时生活在感性秩序中，这就意味着：在感性秩序里，除了纯粹理性活动以外，这种秩序还向有限者呈现出另一目的，呈现出一个用工具和力量达成的物质目的，这些工具和力量虽然受着意志的直接支配，但它们的作用也受它们固有的自然规律的制约。然而，正像理性确实是理性一样，意志必须完全通过自身，独立于决定行动的自然规律而发挥作用；因此，有限者的任何感性生活都预示着一种更高的生活，意志仿佛单纯通过它自身就把有限者引入这种更高的生活里，并在那里给有限者弄到一份所有物——这份所有物当然又会以感性方式向我们表现为一种状态 ，而绝不是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意志。
这两种秩序——纯粹精神的秩序和感性的秩序，后者可能是由一个望不到尽头的特殊生命系列构成的——从能动理性在我之内发展的最初瞬刻起就已经存在，并且彼此并行不悖。后一秩序对于我自己和那些与我处于同样的生活境地的人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现象；唯独前一秩序给予后一秩序以意义、合目的性和价值。一俟我下定决心，听从理性规律，我就是 不朽的、长存的和永恒的；我不必变成 这样。超感性的世界绝不是未来的世界，它是现在的；它在有限生存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不比在另一点上会是更加现在的；在无数生命存在以后，它也不比在这个瞬刻会是更加现在的。我的感性 生存的另一些规定是未来的；但这些规定就像现在的规定那样，并不是真正的生命。我以那种决心把握永恒，弃绝尘世生活，弃绝我还可能面临的一切其他感性生活，而使我自己高高地君临于这些生活之上。我对我自己变为我的一切存在和现象的唯一源泉；从现在起，我不受在我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制约，而有了在我自身之内的生活。我的意志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安排到那个世界的秩序里的，它就是真正的生命和永恒的这种源泉。
但是，也只有我的意志是这源泉；只有我把这意志认为是道德上的善的真正所在，确实把它提高为这种善，我才得到对于那个超感性世界的确信和占有。
我应该不展望某种可以理解的、可以看见的目的，不探讨我的意志是否会产生某种不同于意愿本身的东西，而按照道德规律去希求。我的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它与一切不属于意志的东西相分离，单纯由它自身、为它自身而成为它自己的世界；不仅它是绝对第一位的东西 ，在 它面前 没有任何干预它、决定它的其他环节，而且它也绝不产生任何可以思议的、可以理解的第二位东西 ，从而使它的作用服从于一种异己的规律。假如在我们可以思议的、与精神世界对立的感性世界中从它产生了一个第二位东西，又从这第二位东西产生了第三位东西，如此等等，以至无穷，那么，它的力量就会由于感性世界中那种需要发动的、独立的环节的抵抗，而遭到破坏；作用的方式不再完全会符合于意愿表示的目的概念，意志会依然不自由，而部分地受到它的异类作用范围的独特规律的限制。——所以，在现在的、唯独我熟知的感性世界中我也确实必须考虑意志。我当然不得不这样相信，不得不这样行动，好像我设想到我的意愿能使我的舌头、我的手脚运动起来，但是，一种单纯的气息、理智力量对自身的一种压力怎么会像意志那样，成为尘世有重物质运动的本原，我却不仅不能设想，而且连单纯这么主张在静观知性法庭面前也是荒谬绝伦的；在这个领域里，甚至我自身之内的物质运动也必须完全由单纯物质的内在力量来解释。
但是，我之所以获得关于我的意志的上述观点，却仅仅是由于我在我自身之内察觉，这个意志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最高能动本原——它当然会在没有任何真正自由的情况下，通过整个世界体系的单纯影响而成为这样的本原，大致就像我们必须设想自然的形成力量那样——，而且它完全弃绝一切尘世目的，弃绝一切在它之外存在的目的，而为了它自身把它自己树立为最终目的。仅仅是关于我的意志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把我引渡到超感性的秩序，在那里，意志纯粹通过它自身，而不借助于一切在它之外存在的工具，就在一个与它相当的、纯粹精神的、能被它彻底深入的范围里成为原因。合乎规律的意愿完全是为了它自身而被要求的——这一认识我只能作为事实在我心灵深处发现，而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到——这就是我的思维的第一个环节。这个要求合乎理性，是一切其他合理事物的源泉和准则，这个要求不以任何东西为转移，而是一切其他东西都必须以它为转移，由它来决定——这一信念我又不能从外部得到，而只能通过我自由地给予那个要求的不可动摇的赞助，从内部得到——这就是我的思维的第二个环节。从这些环节出发，我才达到对于超感性的永恒世界的信仰。如果我放弃第一个环节，我就不能再谈第二个环节。假如情况果真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人的一切德行总是仅仅抱有特定的外在目的，在可能行动和成为德行以前，就必定有把握达到这个目的，因此理性在它自身之内根本不包含它的活动的本原和准则，而是通过对它的外在世界的考察才从外部获得这准则，并且这些假想的情况不经过进一步的证明就可以假定为自身明显的，就可以赞颂为生活智慧的最高顶峰——假如情况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此岸世界也许就会有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人的本质也许就可以由我们的尘世规定完全穷尽和彻底阐明，而用我们的思想去超越现在的生活的任何合理根据似乎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不论哪个思想家，如果他能从某个地方——例如从寻求新颖的、非凡的事物的活动中——历史地得到那第一个环节，并且能完全正确地进一步由此作出推论，那他就会像我刚才向我自己说的那样去说教。这样，他向我们报告的就是别人生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他自己生活的思维方式；一切东西都在他面前空洞地、毫无意义地飘浮过去了，因为他缺乏我们用以把握一切东西的实在性的官能；他是个盲人，这盲人虽然完全看不到颜色，却在关于颜色的若干从历史上传授下来的正确命题上建立起了一种完全正确的颜色理论；他能说出在某些条件下情况必定是 怎样的，但对他来说情况并不是 如此，因为他不是在这些条件下存在的。我们之所以得到了把握永恒生命的官能，仅仅是由于我们确实放弃了感性东西及其目的，而把它们献给了那个只管我们的意志、不管我们的行动的规律；我们用以放弃它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做法合理，并且是唯一合理的做法。只有这样弃绝尘世东西，才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对于永恒东西的信仰，并把这信仰单独树立为我们在弃绝一切其他东西以后也还能依赖的唯一支柱，树立为还能提高我们的情绪、鼓舞我们的生活的唯一有生气的原则。诚然，为了能够进入上帝的天国，我们必须按照一种神圣教义的比喻，首先从这世界消亡，然后又被诞生。
我看见，呵，我现在明显地看见我从前不留心或看不到精神事物的原因了。如果我们抱有满腔尘世目的，用种种想象与热忱忘怀于这些目的，仅仅为那实际上会在我们之外产生的结果的概念所策动与驱使，为对于这种结果的渴求与爱好所策动与驱使，而对自行立法的、给我们树立纯粹精神目的的理性的真正推动作用却毫无感觉，冥顽不灵，那么，不朽的心灵就会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束缚住自己的羽翼。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生命的历史，并且像我们寻找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思考整个的人及其使命。如果只为渴求这个世界上实际可能产生的东西所驱使，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这自由仿佛在其自身就绝对完全具有其规定的根据。我们的自由充其量是自我发育的植物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并非就其本质而言是更高级的，而是仅仅在结果方面是更艺术的，不是用根、叶、花仅仅产生一种物质，而是用意向、思想与行动产生一种心情。关于真正的自由我们简直不能想象，因为我们并未拥有这种自由；在谈到这种自由时，我们或者是把这个词汇降低到我们的意义上，或者是干脆把这个说法斥责为荒谬的。由于对自由的认识，我们也就同时丧失了认识另一个世界的官能。所有这类东西都在我们面前飘浮过去了，既像对我们毫无所指的词汇，又像一种没有颜色、没有意义的灰白阴影，它是我们无法把握与保持的。我们让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各就各位，而丝毫不加以干预。或者，如果有一天激昂的热忱推动我们去认真考察这类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明显看到并且能够证明，那一切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和毫无内容的幻想，有理智的人抛弃了它们；从那些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来自我们自己的最深体验的前提来看，我们完全正确，而且我们只要依然如故，就是不可反驳和不听规劝的。那些在我们人民中间享有特殊权威的有关自由、职责和永恒生命的卓越教义，对我们变成了神奇的寓言，类似于古希腊的地狱天堂说教，而我们恰恰没有表露我们心里的真正想法，因为我们觉得，用这些比喻在群氓中维持表面上可敬的威望是相宜的；或者，假如我们很少进行思考，而且自身也受这权威的羁绊的束缚，那我们自身就会沦为真正的群氓，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理解的东西也许仅仅是幼稚的寓言，并且在那纯粹精神的暗示中发现一种诺言，要把我们在此岸生活中所过的同一种可怜的生活永远继续下去。
一言以蔽之：只有彻底改善我的意志，才在我这里对于我的生活与我的使命升起一线新的光芒；如果没有这种改善，不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不论我具备多少突出的精神禀赋，在我之内和在我周围也都不过是一片黑暗。只有心灵的改善，才导致真正的智慧。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的整个生活不停地奔向这唯一的目的吧！
IV
我的合乎规律的意志单纯作为这样的意志，在其自身和由其自身，就将肯定无疑地、毫无例外地产生结果；我的意志的每个合乎职责的规定，即使没有产生任何行动，也将在我们所不理解的另一个世界里发挥作用，而且除了这合乎职责的意志规定以外，在这世界将没有任何东西发挥作用。——然而，我设想的是什么呢？当我设想这一点时，我是以什么为前提呢？
显然，这是一条规律 ，是一条毫无例外的有效的规则，合乎职责的意志必须按照这条规则产生出结果来；这正像在我周围的凡俗世界里，我假定了一条规律，按照这条规律，一个球体在被我的手用一定力量，推向一定方向时，就必然会沿着这个方向以一定量的速度不断向前运动，也许以一定量的力量碰撞到另一球体上，这时另一球体又以一定的速度不断向前运动，如此递进，以至无限。在这里，我已经用我的手的单纯方向与运动，认识和把握了以后的一切方向和运动，确信它们好像就在眼下，并且已经被我知觉到了，同样，在精神世界中我也用我的合乎职责的意志，把握一系列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仿佛它们就在眼下，只是我不能像规定物质世界的结果那样，去规定精神世界的这些结果，就是说，我只知道它们必将如此 ，但不知道它们怎么 会如此；正因为我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就设想了精神世界的一条规律 ，我的纯粹意志就是这个精神世界的动力之一，宛如我的手是物质世界的动力之一。坚定我的信心和设想精神世界的这条规律完全是一回事；它们不是两种思想，似乎一种是借助于另一种产生的，相反地，它们完全是同一个思想，正像我据以计算某种运动的确信和对于某种机械自然规律的设想是一个思想一样。规律 这个概念，根本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而是表示理性对于定理的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依赖性和假定相反的情况的绝对不可能性。
我假定有精神世界的这样一条规律，这条规律既不是我的意志给予的，也不是某种有限生物的意志和一切有限生物联合起来的意志给予的，而是我的意志和一切有限生物的意志都服从这条规律。哪怕是理解一个单纯的意志如何产生一些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有什么性质，都既不是我能办到的，也不是某种有限的、因而在某些方面属于感性的生物能办到的，因为它们的有限性的本质正在于它们不能理解这一点。——我和某种有限生物虽然完全控制着单纯意志本身，但通过自己的感性，却必然把意志的结果视为一些感性状态；——因此，我或某种有限生物究竟怎么会把我们大家既不能设想，也不能理解的那种东西设定为目的概念，从而认为它有现实性呢？——我不能说，在物质世界中，我的手或这个世界包含的、万有引力定律决定的某个物体给出了运动的自然规律；相反地，是这物体服从于这个自然规律，而且只有符合于这自然规律，并根据这规律分有自然中的普遍动力，才能推动另一物体。同样，有限的意志也没有给予有限精神无法把握的超感性世界以规律，相反地，一切有限意志都服从于超感性世界的规律，并能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出某种东西，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这规律已经存在，一切有限意志本身都按照适用于有限意志的超感性世界的根本规律，以职责感使自己服从这规律的制约，并进入这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我说职责感，是指那种把一切有限意志与超感性世界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是指从超感性世界下达到有限意志的唯一神经，是指一切有限意志能够用以反作用于超感性世界的唯一官能。万有引力遍及一切物体，使它们与它自身联系起来，从而把一切物体联为一体，并且只有以万有引力为前提，各个物体的运动才是可能的；同样，那超感性规律也把一切有限的理性生物联为一体，把它们保持在它自身之内，并在它自身把它们整理就绪。——我的意志和一切有限生物的意志都可以从一种二重性的观点来看：一方面可以被看做单纯的意愿 ，被看做对自身的内在活动，就此而言，意志已在自身臻于完善，而以单纯的活动告终；另一方面，可以被看做某物 ，被看做一个事实 。只要我把意志视为业已臻于完善的，它就对我成为某物；但它也必须在我之外成为这样的东西：在感性世界 中成为运动本原，例如成为我的手的运动本原，从我的手的运动又产生出其他的运动；在超感性世界 中成为一系列精神结果的本原，而关于这些结果我没有任何概念。从第一种观点来看，意志作为单纯的活动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中；它成为后一种东西，成为这种第一本原的东西，不是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我所服从的一种规律，即感性世界中的自然规律，取决于超感性世界中的一种超感性规律。
然而，我所设想的这类精神世界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概念现在就在这里，具有固定的和完善的形态，我不能或不敢给它添加任何东西；我仅仅想向我自己解释与分析这个概念。——显然，这绝不是我的感性世界或某种可能的感性世界中的那类规律，仿佛某种他物作为单纯的意志会以这类规律为前提，仿佛一种受意志推动而发展出内在力量来的持久的、静止的存在 会以这类规律为前提；因为——这诚然是我的信仰的内容——我的意志应该完全凭靠它自身，而不借助于一切削弱它的表现的工具，在一种完全与它类似的领域里，作为理性对理性发挥作用，作为精神事物对精神事物发挥作用；然而我的意志却不给予这个领域以生命、活动和进步的规律，而是这个领域在其自身就有这类规律；因此，我的意志是对自身能动 的理性发挥作用。但自身能动的理性就是意志。因此，超感性世界的规律应该是一种意志 。
这是这样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单纯作为意志发挥作用，是靠它自身，而绝不借助于任何工具，或借助于它所影响的感性材料；这种意志完全由它自身而同时成为行动 与结果 ，它的愿望是实干，它的要求是建树；因此，在这种意志中就表现了理性绝对自由与自身能动的要求。这是这样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在它自身就是规律，它不是按照好恶与想象，按照过去的思考、犹豫与摇摆决定自身，而是永远不变地被规定了的；我们可以确实无误地依赖这种意志，就像凡人确实依赖其世界的规律一样。这是这样一种意志，在这种意志中有限生物的合乎规律的意志有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也仅仅是这种意志有这样的结果，因为这种意志对于一切其他东西来说是不动的，而一切其他东西对于这种意志来说则简直是完全不存在的。
因此，那崇高的意志并没有离开其他理性世界而独自走它自己的道路。在它与一切有限理性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纽带，而且它自身就是理性世界的这种精神纽带。——我纯粹地、坚决地希求我的职责，所以它也希求我至少在精神世界中获得成功。有限生物的每个合乎规律的意志决断都涉及它，或用我们的语言来说，都推动和规定它，这并不是根据一种即兴的喜悦，而是根据它的存在的永恒规律。这个迄今还用昏暗向我笼罩着的思想，现在以惊人的明朗性涌现在我的灵魂的面前，这个思想就是：我的意志单纯作为意志，靠它自身就有结果。它之所以有结果，是因为它被另一个与它有关的意志准确无误地、直接地知觉到，而这另一个意志本身就是行动，就是精神世界的唯一生命原则；在这另一个意志中 ，它有它的最初结果，通过 这另一个意志，它才对其余的精神世界发挥作用，而其余的精神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不过是那无限意志的产物而已。
这样，我就汇合——凡人必定会从他的语言中选用这个词汇——到那另一个意志中去了；我灵魂深处的良心呼声在我的每个生活状况下都向我教导说我该怎么办，它正是那个意志又反过来向我汇合的渠道。这呼声是仅仅由我的环境体现在感性方面的、由我的知觉转变为我的语言的永恒世界的神谕，这神谕向我宣示，我应该如何履行我在精神世界秩序中或在无限意志中的职责，而这无限意志本身确实就是精神世界秩序。我不能统观和透视那精神秩序，而且我也不需要这么做；我仅仅是精神秩序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不能判断整体，正如合唱中的一个单音不能判断整体的和谐一样。但我自己在这精神的和谐中应该是什么，我却一定知道，因为只有我自己才能使我做到这一点，而且从那个精神世界传给我的一种呼声也直接向我启示出这一点。所以，我是与现实存在的 太一相结合的，并且分有它的存在。在我这里除了我的良心呼声和我的自由服从这两个成分之外，绝没有任何真正实在的、持久的、不变的东西。通过前者，精神世界向我俯首，拥抱我，把我当做它的一员；通过后者，我把我自己提高到这个世界，把握它，对它发挥作用。那无限的意志是精神世界与我之间的中介，因为那无限意志本身是精神世界与我的源泉。——这就是唯一真实的与不灭的东西，我的心灵从其最内在的深处就向往这种东西；一切其他东西都是单纯的现象，它们逐渐消逝，而复归于一种新的假象。
这个意志把我与它自身联结起来；这个意志把我与一切同我类似的有限生物联结起来，并且是我们大家之间的共同中介。就不可见世界是许多单个意志的世界或系统，是许多独立的、互不依存的意志的联合与直接相互作用 而言，这就是不可见世界的伟大秘密和根本规律；在无人注意或无人感到惊奇的情况下，这一秘密就在现在的生活中明显地摆在一切眼前。——给每个人都提出他的特殊职责的良心呼声，是我们借以从无限出发，被树立为单个的、特殊的生物的一道光线；这呼声划定我们的人格的界限；因此，这呼声是我们的真正原始组成部分，是我们所过的一切生活的基础与素材。我们从无限同样带到时间世界里的意志绝对自由，是我们这生活的原则。——我行动。假定了感性直观，认为我唯有通过它才成为人格的理智力量，就很容易理解，我怎么会一定知道我这行动；我之所以知道这行动，是因为在那里行动的正是我自己；——也很容易理解，我的精神行动 怎么会借助于这种感性直观，对我表现为感性世界中的行动 ，或反过来，本身纯属精神的职责命令怎么会借助于这种感性化，对我表现为这样一种行动的命令 ；——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现存的世界怎么会对我一方面表现为这种行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这种行动的结果与产物。因此，我总是仅仅停留在我自己之内 ，停留在我自己的领域里；对我存在的一切都纯粹完全是从我自身发展出来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在仅仅直观我自己，而绝不直观在我之外的任何异己的、真正的存在。——但在我这世界中我也同时假定其他生物的活动，它们正像我自己不依赖于它们而独立存在那样，也应该不依赖于我而独立存在。这些生物如何能独自认识从它们自身产生的活动，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它们用我认识我的活动的那同一种方式，认识它们的这些活动。但是，正像我 怎么能认识它们的活动是绝对不可理解的一样，它们 怎么能认识我的存在和我的表现也同样是不可理解的，而我关于它们的这种知识毕竟是想象出来的。既然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活动及其感性条件的意识从我们发展出来所依据的原则——即每个理智力量都必定无可争议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在这里简直不能适用，那么，其他生物怎么进入我的世界，我怎么进入它们的世界呢？既然我们知道，各个自由的精神是唯一实在的东西，它们据以相互影响的独立感性世界根本不能再加以设想，自由的精神怎么会有关于自由精神的知识呢？或者，如果你想告诉我，我通过那些与我类似的理性生物在感性世界中引起的变化，就知觉到了这些生物，那么，我倒又要反问你，你究竟怎么能知觉到这些变化本身呢？我很理解你怎么知觉到单纯自然机械力量引起的变化，因为这种机械力量的规律无非是你自己的思维规律，你按照它进一步给你自己发展出一个突然设定的世界。但是，我在这里谈的这些变化不可能是由自然机械力量引起的，而是由一种凌驾于一切自然之上的自由意志引起的，只有你从这方面观看它们，你才能从它们推论出与你类似的理性生物。那么，这种在你之内的、你能据以认识其他绝对不以你为转移的意志的规定的规律可能是什么呢？——简言之，自由生物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相互认识与相互作用是按照自然规律与思维规律完全无法理解的，而只能由那个既使各个自由生物相互联系，又使它们各自分离的太一来解释，由那个在自己的范围里保持和负载万物的无限意志来解释。我们相互具有的认识并不是直接由彼到己、由己到彼交流的；我们已经被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分离开。只有通过我们共同的精神源泉，我们才相互认识；只有在这个源泉里，我们才彼此了解，相互作用。——“在这里要尊重地上的自由形象，在这里要尊重带有自由标记的作品”，那意志的呼声在内心里向我这么唤呼，它只有在给我提出职责时，才与我交谈；唯独这才是我由以承认你和你的作品的原则，因为良心命令我尊重这个原则。
那么，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性直观和我们的严格推理的思维规律——在所有这些东西上建立起了我们看见的、我们以为自己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感性世界——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关于后两者，即关于直观与思维规律，如果回答说这是理性本身的规律，那就等于没有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对于我们这些陶醉于理性领域的人们来说，甚至不可能设想另一种理性或一种服从其他规律的理性。理性本身的真正规律仅仅是实践规律，是超感性世界的或那个崇高意志的规律。如果我们想在目前撇开这一点而不加讨论，我们对各种感觉 ——它们毕竟是某种实证的、直接的和不可解释的东西——的普遍一致性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大家都看见这同一个感性世界，这取决于对感觉、直观与思维规律的这种一致性。
研究单纯知识的哲学回答说，这是我们族类的有限理性生物的一种一致的、不可理解的限制，有限理性生物正因为一致受到限制，才成为一个族类，而且这个答案一定会作为这一哲学的最高原则保留下来。但是，除了那本身是理性的东西 以外，什么能限制理性呢？除了无限意志以外，什么能限制一切有限意志呢？我们大家对于给生活奠定基础的、仿佛预先给定的感性世界的这种一致性，作为我们的职责的领域——严格来看，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对于我们彼此自由的产物的一致性那样，是不可理解的——是唯一的、永恒的与无限的意志的结果。我们对于我刚才考察的这种一致性的信仰，作为对我们的职责的信仰，实质上就是对这个无限意志、对它的理性和它的忠实的信仰。然而，我们在感性世界中假定和信赖的真纯真理究竟是什么呢？这无非是：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忠实地、自由地完成职责的活动里，将发展出一种永远促进我们的自由与伦理的生活。如果发生了这一情况，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有真理，就有对有限生物唯一可能的真理；这一情况必定会发生，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之内的永恒意志的结果；但这个意志按照其存在的规律，除了业已确定的目的以外，却不可能给有限生物赋予任何其他终极目的。
因此，那永恒意志当然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只有在有限理性中 它才能是这样的创造者，只有在有限理性中 才需要这样的创造。那些认为永恒意志用永恒惰性物质创造世界——这世界就像人手制作的工具一样，也只能是惰性的和无生命的，而且从自身不可能产生永恒的发展过程——的人们，或那些以为可以思议从虚无创造出某种物质东西的人们，既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永恒意志。假如只有物质才是某种事物，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就都只有虚无，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依然永远只有虚无。但是，只有理性存在着；无限的理性是自在地存在的，有限的理性则是在无限理性中，并通过无限理性而存在的。只有在我们的心灵中永恒意志才创造出一个世界，至少创造出我们由以 发展出一个世界的东西和我们借以 发展出一个世界的东西，即职责的呼声和感觉、直观与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正是永恒意志的 光芒，使我们看到光明和在这光明中显现给我们的一切。在我们的心灵中永恒意志不断地塑造 这个世界，干预这个世界，因为一俟另一自由生物对这个世界有所改变，这个意志就以职责的呼声干预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灵里永恒意志维护着 这个世界，从而维护着唯独我们能有的有限生存，因为这个意志不断地让其他状态从我们的状态中产生出来。在永恒意志按照它的较高目的，为我们的最近使命对我们作了充分检验以后，在我们为这一使命对我们自己作出充分修养以后，它就通过我们所谓的死亡，毁灭了我们当前的世界，把我们引入一个新的世界，即引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合乎职责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中。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它的生命。我们掌握在它的手中，永远掌握在它的手中，而且没有一个人能使我们摆脱它的手掌。我们之所以是永恒的，即因为它是永恒的。
崇高的、生动的意志，你不可名状，不可理解！我谨将我的心灵升向你那里，因为你与我并不是分离的。你的呼声在我这里鸣响，我的呼声在你那里回响；我的一切思想，只要是真的和善的，就都是想到你的。在你这位不可理解者中，我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也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一切生存之谜都得到了解答，而在我的心灵里产生出最完满的和谐。
天真无邪、诚实素朴的人对你知道得最清楚。在他看来，你是深知他的内心生活的知心人，是他的信念的永久的、忠实的见证人，即使他遭到全世界的误会，也只有你知道他用意诚恳，唯有你了解他。在他看来，你是永远对他抱有善意，为他的至善而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的慈父。他把他的整个心身都献给你的善意决断。他说，“要像你希望的那样对待我；我知道，这将是善的，因为正是你这样做的。”那种只听到你的声音，但绝没有见过你的面貌的苦思冥想的人，想教导我们认识你的真正本质，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外形丑陋的东西，冒充你的形象，而使略具常识的人觉得滑稽可笑，使智慧善良的人感到憎狞可怕。
我在你面前蒙住我的脸面，举手祝福。就像我决不可能变为你自己一样，我绝不能看到你怎样对你自己存在，你怎样向你自己显现。在过了千百万年精神生活以后，我将依然像现今在这用泥土造成的茅屋里一样，不能理解你。——我所理解的东西，都通过我的单纯理解，变成了有限的事物；这种有限的事物即使用无限提高、无限上升的方式，也绝不会被人们转变为无限的事物。你与有限事物的差别，不在于程度，而在于种类。他们用那种无限提高的方式，只能把你弄成一个更伟大的人，并且总是把你弄成一个更伟大的人，而绝不会把你弄成不能度量的上帝或无限者。——我只拥有这种用严格推理方法不断前进的意识，而绝不能设想别的东西。我怎么可以认为你有这样的意识呢？在人格概念中包含着各种限制，我怎么能把这个概念推广到你身上，而不带有这些限制呢？
我不想探讨那种由于我的本质有限而对我不可理解的东西，不想探讨那种对我可能不会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你怎么在你自身存在，我不想知道。但是，不论我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什么东西，你与我这个有限者和一切其他有限者的关系，都经常摆在我的眼前，而且这种关系在我周围比那对我自己的生存的意识更为明显。你在我之内引起了 关于我的职责、关于我在理性生物序列中的使命的认识；但你是怎样 引起这种认识的，我却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你知道 和认识到 我思考和希求什么；但你怎么 能知道我思考和希求什么，你 用哪种活动产生了这类意识，我却不了解，虽然我甚至很清楚地知道，关于一种活动、尤其是关于一种特殊意识活动的概念，仅仅对我有效，而对你这位无限者则无效。你有希求 ，因为你希望我的自由听从永远有结果；但我不理解你的意志的这种活动，而只顶多知道这活动与我的活动不相同。你有行动 ，而且你的意志本身就是行动；但你的活动方式与我唯一能设想的活动方式简直完全相反。你有生命，并且是存在的 ，因为你的知识、希求与活动对有限理性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你 的存在却不同于我永远唯一能设想的那一种存在。
在对你与我这个有限者的这种关系的直观中，我想宁静与幸福。我只直接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想自由地、快乐地和坦率地做这事情，因为正是你的呼声命令我做它的，它是精神的宇宙计划对我的决定；我借以完成它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那呼声命令我去做的事情，用这力量去完成的事情，在精神的宇宙计划中确实是真正善的。我在这世界的一切事件里都是宁静的，因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你的 世界中。既然你有生命，而且我在观照你的生命，那就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错乱、诧异或沮丧。因为在你之内，并且通过你，呵，无限者，我甚至看到我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另一种光芒的照耀之中。自由生物的命运与活动中的自然与自然结果，相对于你来说，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词汇。不再有自然存在了，而是你，只有你才存在着。我不再觉得，现在世界的终极目的在于单纯为了人类的普遍和平状态，而仅仅应该使这种状态和人类对机械自然力量的绝对统治被创造出来，相反地，我觉得现在世界的终极目的在于人类的普遍和平状态应该由人类本身创造出来，因为这种状态是大家都期望的，这种状态应该由大家作为一种伟大的、自由的、道德的共同体创造出来。对于个人来说，除了他的合乎职责的意志以外，就绝没有任何新颖的和更好的东西；对于这种共同体来说，除了共同的合乎职责的意志以外，就绝没有任何新颖的和更好的东西，这就是伟大伦理王国的根本规律，而现在的生活则是这一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个人的善良意志对于这个世界就常常是徒劳的，因为这类意志仅仅还是个别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它并不一致，而且它的结果也只有见诸未来的世界。因此，甚至人类的情欲和恶行看来都有助于达到更好的东西；当然，这不是由于它们本身 ，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恶绝不可能产生善，而是由于它们能与相反的恶行保持平衡，最后以自己的优势消灭掉相反的恶行，同时也以相反的恶行消灭掉它们自身。除非人们的怯懦、卑贱与相互猜忌给压迫铺平了道路，压迫就绝不能得势。直到压迫消除了怯懦与奴才意识，绝望又唤醒业已失去的勇气时为止，压迫都会继续增长。于是，两种相反的恶行就会相互消灭，而一切人类关系中最高尚的东西、即永久的自由则将由此诞生。
严格地说，一些自由生物的行动仅仅是对另一些自由生物产生了结果，因为只有在这些自由生物中，唯独对于这些自由生物，才有一个世界，而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的东西则正是这个世界。但是，一些自由生物的行动也只有通过那个无限的、为一切个人作中介的意志，才在其他自由生物中产生出结果来。这个意志对我们发出的一种唤呼、一种通告，总是一种令我们完成一定职责的要求。因此，甚至在世界上我们称之为恶的那种事情，即滥用自由的结果，也仅仅是通过那个意志 而存在的；这自由之所以对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存在着，仅仅是因为这就把职责加给了他们。假如在我们的伦理教养与我们整个族类的教养的永恒计划里恰恰这些职责不应加给我们，那么，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职责就不会加给我们，而那种加给我们职责的手段，即我们称之为恶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就此而言，在这里发生 的一切事情都是善的和绝对合乎目的的。只有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彻底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用于人类的改善和教养，从而用于达到人类的尘世目标的。这个更高的宇宙计划正是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自然把人类由匮乏引向勤劳，由普遍混乱的弊端引向一种法治，由他们那连绵不绝的战争的苦难引向最终的永久和平。无限者，唯独你的意志，唯独你的天意，才是这个更高的自然。——这件事情也只有心地单纯而不矫揉造作的人才知道得最清楚，因为他把这种生活视为达到永恒的一个考验与教养的场所，视为达到永恒的一所学校，因为他将他所遇到的一切命运都看做是微不足道的，而将你那把他引向善的安排看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坚决相信，一切事物都必须用于那些热爱自己的职责并且了解你的人们的至善事业。
呵！在我过去生活的日子里，我确实处于黑暗状态；我确实一错再错，而自视聪明。神奇的精灵，我现在才全部懂得从你嘴里说出的这种令我如此诧异的教诲，虽然我的知性与它毫无对立之处；因为现在我才按照它的一切结果，理解它的全部范围和它的最深根据。
人并不是感性世界的产物，他的生存的终极目的在感性世界里是不能达到的。他的使命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一切感性事物。他是什么，他应该为什么目的造就他自己，他一定知道；既然他的使命是崇高的，他的思想也就必定完全能凌驾于一切感性限制之上。他必当如此；在他的存在定居的地方，必然也有他的思想；真正最合乎人性的、唯独符合于他的身份的观点，表现出他的全部思维力量的观点，是这样一种观点，通过这种观点，他使自己凌驾于感性限制之上，一切感性事物都对他纯粹转变为虚无，转变为唯一常存的非感性事物在肉眼中的单纯反照。
许多人都不用巧妙的思维，而全靠他们的伟大心灵与他们的真纯伦理本能，就上升到了这种观点，因为一般说来他们首先仅仅是用心灵在信念中生活的。他们用他们的做法否认了感性世界的作用与实在性，在规定他们的决断与措施时认为这种作用与实在性是虚无，当然，他们并没有用思维由此弄清楚这个做法甚至对思维力量也是虚无。那些在这里敢说“我们的老家在天上，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久待的地方，而是在寻找未来的地方”的人们，那些把“从这世界消亡，又重新被诞生，并且就在这里进入另一种生活”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的人们，无疑不会认为一切感性事物有丝毫价值，用学院语言来说，他们是实践先验唯心主义者。
另一些人则除了我们大家与生俱来的感性行为方式以外，也还以他们的思维在感性中加强自身，与感性扭到一起，与感性同样得到增长，这些人也只有用不断进行的、推勘到底的思维，才能永远完全把自身提高到感性之上；否则，他们纵然有最真纯的伦理信念，也总会又被他们的知性拉下来，他们的整个本质会仍然是一种不断加以设定、永远不可解决的矛盾。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现在才完全了解的那种哲学就成了这样一种首要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心灵脱去束缚自己的外壳，展开自己的双翼，于是心灵就首先飘浮到自身之上，并鸟瞰自己遗弃的外壳，以便今后在更高的领域里生活与驰骋。
但愿我有福气得到一个时刻，那时我下定了决心，思考我自己和我的使命。我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知道我能知道的事情，我绝不对我不能知道的事情操心。我得到了满足；我的精神的完全和谐与清明状态开始了，我的精神的一种新的、更加壮丽的存在开始了。
我的全部完整的使命，我不能了解；我应该成为什么，我将是什么，这超越了我的一切思维能力。这使命的一部分对我自己是遮蔽起来的，只有对一种精神，即这使命所托付的精神之父，是可见的。我只知道，这使命对我确实可靠，这使命就像精神之父本身那样永恒宏伟。但这使命的那个托付给我自己的部分，我却了解，我完全了解，而且这个部分是我的一切其余的认识的根源。我在我生活的每个瞬刻都确实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就我的使命取决于我而言，这就是我的整个使命。既然我的知识不能超过这一点，我就不应该离开这一点；我不应该超出这一点去希求任何知识；我应该固定在这个唯一的中心点里，我应该在其中扎根。我的一切想象与热忱、我的整个禀赋都应该指向这个点，而这个点也应该把我的整个生存交织到它自身之内。
我应该尽我的一切所能，培养我的知性，给我获取知识；但必须不顾一切，下定决心，从而在我之内给职责准备一个更大的规模和更广阔的活动范围；我应该希求许多东西，这样才能达成许多东西。我应该从每个方面运用我的力量和技能，但这完全是为了在我身上给职责配备一种更有用途、更加技巧的工具；因为直到命令超出我的整个人格，进入外部世界时为止，我都在为此而对我的良心负责。我应该尽我的所能，在我之内表现出完满的人性，但这不是为了人性本身；人性本身没有丝毫价值，相反地，这是为了又在人性中表现出唯独自身有价值的德行的最高完善性。我应该用我的心身，用我之内的一切，把我仅仅视为履行职责的工具，并且尽我的所能，仅仅关心我完成职责，关心我能够 完成职责。但是，一俟命令——如果它实际上仅仅是我服从的命令，如果我实际上仅仅意识到我服从命令的唯一纯粹目的——超出我的人格而进入世界，我便不必再操心了，因为从这时起命令进入了永恒意志之手。从这时起还要操心，就会是我加于我自己的无谓痛苦，就会是对永恒意志的不信仰与不信赖。我决不应该随心所欲，想取代永恒意志而管理世界，在我的良心中不倾听永恒意志的呼声而倾听我的有限明智的呼声，并且用目光短浅的个人的片面计划去代替永恒意志的统观全局的计划。我知道，我必然会因此而脱离开永恒意志的秩序，脱离开一切精神生物的秩序。
正像我以恬静与顺从的态度尊重这更高的安排一样，我也应该在我的行动中尊重那些在我之外的其他生物的自由。问题不在于它们 应该按照我的概念做什么，而在于为了推动它们做它们的事情，我 可以做什么。但是，只有在社会的秩序和它们自己的意愿所允许的范围里，我才能希望直接影响它们的信念和它们自己的意志，而绝不能不顾它们的信念和它们的意志，去影响它们的力量与关系。它们亲自负责做它们所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不能或不可改变它们所做的事情，而永恒意志则将把一切事物导向至善。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我尊重它们的自由，而不是我阻止或取消那种在它们的自由的应用中我觉得恶的东西。
我把自己提高到这种观点，成为一种新的创造物，我与现存世界的整个关系也完全改变了。那种迄今把我的心灵跟这个世界联结起来，秘密地引导它在这个世界里进行种种活动的绳索，永远被打断了，我自由地、宁静地、不动地屹立在那里，而成为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再靠情感，而是仅仅靠眼睛把握各个对象，并与它们联系起来，而这眼睛本身则在自由中焕发出炯炯的光芒，通过错误与丑恶，直窥真与美，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各种形式纯粹以更为柔和的光辉反映自己一样。
我的精神对于困境和纷乱，对于犹豫、怀疑和畏惧是锁闭的；我的心灵对于悲痛、懊悔和贪婪是锁闭的。只有一件事我能知道，那就是我应该做什么，而且我总是绝对无误地知道这件事。对于一切其他事物，我毫无所知，而且我知道我对一切其他事物毫无所知，我牢固地坚持我的这种无知，而不臆想和推测我不知道的事物，使我对这类事物自相矛盾。世界上没有任何事件能通过哀乐之情打动我；我冷静地、漠然地俯视一切，因为我知道，我既不能解释任何单一的事件，也不能了解它与我唯独关心的事件的联系。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属于永恒世界的计划，都在这个计划中是 善的，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在这个计划中什么是纯粹的收获，什么仅仅是铲除现存恶行的手段，什么会使我或多或少地感到高兴，我不知道。在这个计划的世界中，万物生长，繁荣昌盛；这使我感到满意，我的这种信仰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但在这个计划的世界中什么只是种子，什么是花朵，什么是果实本身，我却不知道。
我能关心的唯一事情是理性与伦理在理性生物王国里的进步，而这仅仅是为了理性生物本身，为了进步。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是我 ，还是另一个人 ，成就或阻碍这一事业的是我的行动，还是另一个人的行动，这对我完全无所谓。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只把我看做达到理性目的的工具之一，我重视和钟爱我自己，对我仅仅作为这样的工具表示关切，并仅仅在我的行动促成这个目的时希望我的行动获得成功。因此，我完全是以同样的方式，单纯从这个唯一目标方面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的，而不管这些事情是出于我还是出于别人，是直接与我自己有关，还是与别人有关。对于那关乎个人屈辱的烦恼，对于那涉及个人功绩的狂喜，我的心胸是锁闭的，因为我的整个人格对我来说早已在目标的直观中消逝与沉没了。
尽管往往有一种表面现象，似乎真理现在完全被压制得默然无声，德行被铲除得荡然无存，似乎非理性与恶行施展出了它们的一切力量，而简直完全不会令人觉得它们不是理性与真正的智慧；尽管正当一切善人都希望人类的处境变得更好时，这种处境却变得从来都没有这么糟糕；尽管那种已经有良好开端，为心地善良的人用殷切希望的眼睛所注视的事业，突然出乎意料地变成了最卑鄙无耻的事情，这类情况也不会使我失去自制能力，正如在另一种情况下，尽管看来启蒙运动突然繁荣昌盛，自由独立得到大力传播，温和宽厚、公平谦让在人间蔚然成风，这种表面现象也不能使我怠惰疏忽，竟然确信似乎万事均已告成。——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或者，事情也就是 这样，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在那两种情况下，我都像一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一样，知道我应该进一步做什么事情。对于一切其余的事情，我依然处于最完善的宁静状态，因为我对一切其余的事情都毫无所知。那些使我很悲伤的事件，在永恒者的计划中可能是达到很好的结果的直接手段；那恶反对善的斗争可能是它所进行的最后的重要斗争，而且这一次它可以集聚它的一切力量，以便丧失这些力量，显露出它的整个软弱无能的真相。那些使我高兴的现象可能是建立在很可疑的基础上的；我视为启蒙的东西，也许只是一种貌似理性的肤浅东西和对一切观念的反感；我视为独立自主的东西，也许只是刚愎自用和放荡不羁；我视为温和敦厚的东西，也许只是倦怠懒散。我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事实可能如此，所以，我正像没有理由对前者感到高兴一样，似乎也没有理由对后者感到悲伤。但我知道，我处于最高智慧与至善的世界中，这最高智慧完全彻底地观照着自己的计划，绝对无误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我坚持这个信念，我是有福气的。
有一些本来注定要理性与伦理的自由生物，却反对理性，施展出它们的各种力量，促进非理性与罪恶，这种现象同样不能使我失去我的自制能力，不能使我寄托于恼怒与愤慨的力量。它们因为善之为善而憎恨善，它们由于纯粹喜欢恶本身而促进恶，这种颠倒虽然可以使我义愤填膺，但我却不归咎于任何具有人的面貌的生灵，因为我知道在人的天性中并不包含这种颠倒。我知道，对于一切如此行动的人们来说，只要他们如此行动，就一般不存在什么恶或善，而只存在令人愉快的事物或令人不愉快的事物；我知道，他们一般不受他们自己的支配，而是受自然力量的支配，而且不顾善恶，全力追求前者，回避后者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之内的这种自然力量。我知道，他们在一旦成为他们所是的东西以后，就至少不能不像他们的行动那样行动；我远不对这种必然性感到愤慨，或对这种盲目的、无意志的自然力量感到恼怒。当然在这里恰恰有他们的过错与卑劣，即他们是他们所是的东西，他们不是自由独立的，而是委身于盲目自然力量的洪流。
唯有这才可能是激起我的恼怒的东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陷于绝对不可理解的东西中去了。除非我为了使他们自由，而已经先假定他们自由，我就不能责怪他们缺乏自由。我想对他们发怒，但又找不到我义愤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所是的东西不值得这样义愤；值得这样义愤的东西不是他们，而且假如他们是这样的东西，他们似乎也不值得这样义愤。我的恼怒也许是针对一种明显的虚无的。——诚然，我必须始终对待他们，与他们交谈，好像他们是我很了解的那种他们所不是的东西；我必须始终对他们作出假定，唯有通过这种假定，我才能站到他们对面，与他们打交道。职责命令我按照一个关于他们的概念去行动，而这个概念与那种由静观默想给我提供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当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似乎他们是自由的一样，我用一种高尚的义愤回敬他们，以期他们本人也激起反对他们自己的这种义愤，而这种义愤是我自己在我的心灵深处绝不能用合理方式感觉到的。对非理性与罪恶发怒的，在我心中只是身体力行的社会的人，而不是那种四体不动、自我完善、静观默想的人。
身体上的烦恼、痛苦与疾病，如果涉及我，我不能不感觉 到，因为它们是在我的自然力量里发生的事情，我在此岸世界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种自然力量；但是，它们却不应该使我忧伤 。它们也仅仅是涉及我以神奇的方式与之联系的那种自然力量，而并不涉及我本身，不涉及这个君临于一切自然力量之上的本质。一切痛苦与一切痛感的肯定的结局都是死亡；在自然的人常常视为罪过的那一切事情中，死亡对我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我根本不会对我自己 死亡，而只会对别人 ，对那些依然留下来的、我脱离其结合的人们死亡；对我自己而言，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
在我的心灵向一切对于尘世事物的欲求锁闭以后，在我实际上对于暂时的事物再没有任何心思以后，宇宙就以光辉的形态显现在我的眼前。那僵死的、沉重的、只占据着空间的质块已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川流不息、汹涌澎湃的生命、力量与行动的永恒洪流——它起源于原始生命；呵，无限者，它起源于你的生命；因为一切生命都是你的生命，而且只有那具有宗教感的眼睛才深入了解真正美的王国。
我与你息息相关，我在我周围看到的东西也与我息息相关；万物都赋有生气，赋有灵魂，都以明亮的精灵之眼对我凝视，都以精灵之音对我的心灵攀谈。在我之外的一切形态中，我又观照到我自己被分散在无穷无尽的、千差万别的东西里，并从这些形态向我自己反照回来，就像早晨的太阳以各种方式被分散在千千万万颗露珠里，向它自身闪烁反光一样。
你的生命，像有限者所能把握的，本身全然是自己形成自己的，自己表现自己的意志；这生命——在凡人眼里披着各种感性外表——通过我而泻入整个不可度量的自然中。在这里，你的生命作为自己创造自己的、自己形成自己的物质，流过我的血管与肌肉，而在我之外把自己的丰富内容沉积在花草树木中。具有创造力的生命在一切形态中，在我的眼力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一滴一滴地流入一种连续的洪流中；这生命从宇宙的每一点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我显现为它借以在秘密的阴暗处形成我自己的身体的同一种力量。在那里这生命是自由汹涌的，在动物中则是作为自己形成自己的运动跳跃的，而且在每个新的躯体中都把自身表现为另一个独特的、自为存在的世界；这同一种力量我虽然看不见，却在我自己的肢体中移动着。一切移动的东西都服从于一切运动的这个普遍冲动，这个唯一本原，而这本原则把和谐的振动从宇宙的一端不断传导到另一端；动物没有自由；我——在可见世界中运动都以我为出发点，虽然运动并不会因而以我为基础——则有自由。
但是，你的这种生命作为把精神与精神融为一体的纽带，作为唯一理性世界的空气与以太，却是纯粹地和神圣地从那离你自己的本质近得就像凡人眼睛能看到它的地方流逝过去的；你的这种生命虽然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却毕竟明显地摆在精神的眼前。思想在这个光流中被不断传导时，也丝毫不停顿地、丝毫不改变地从一个灵魂飘浮到另一个灵魂，并更加纯洁、更加光辉地从那同出一源的心胸中返回自身。由于这一秘密，一个人就只有在另一个人中找到、理解和钟爱他自己；每个精神都仅仅是从其他精神发展自己，在这里绝没有单独的个人，而只有人类，没有单独的思维与爱憎，而只有相互交错的思维与爱憎。由于这一秘密，不可见世界中各个精神的密切关系就不断注入到了它们的有形自然中，并把自身表现为两性；即使每个精神纽带会断裂，这两性只要作为自然生物，也就不得不相爱；这种密切关系也注入到了双亲与子女的温情中，仿佛各个灵魂同出于一种血液，就像各个肢体与心灵是同一树干的枝杈与花朵一样；从这里出发，这种密切关系也在或窄或宽的范围里囊括了整个有感觉能力的世界。对爱的渴求甚至也给各个精神的恨奠定了基础；除了被拒绝的友谊之外，敌意就无从产生。
通过那种对别人似乎是僵死质块的东西，我的眼睛看到感性自然与精神自然的一切血管里的这种永恒生命与移动；这生命看起来总是升高与增长的，并且把自身净化为它自身的更富有精神的表现。宇宙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那种在自身周而复始的循环，是那种不断重复的表演，是那种吞噬自身，以便再生自身的怪物；宇宙在我眼前精神化了，并带有精神固有的标记，即在一条无限进展的直线中不断地向更完善的境界迈进。
太阳升起又降落，星星沉没又重来，一切天体都继续跳着其圆舞；但它们在重来时与它们在逝去时绝不相同，并且在生命的光辉源泉里就有生命过程与进化过程。它们所带来的每个时刻，每个早晨和每个黄昏，都以新的繁荣景象降临到世界上；新的生命和新的情爱就像云里的水珠一样，从天上洒落下来，并且就像清凉的黑夜笼罩大地那样，笼罩着自然。
自然中的一切死亡都是诞生，正是在死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命的升华。在自然中绝没有致死的原则，因为自然是彻底纯粹的生命；致死的不是死亡，而是更有生气的生命，这生命是隐藏在旧生命后面开始和发展的。死亡与诞生仅仅是生命的自相斗争，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把它自身表现得更加光辉，更加类似于它自身。我的 死亡也会例外吗？因为我一般不是生命的单纯表现与反映，而是在我自身带有原始的、唯一真正的、本质的生命。根本不可能设想，自然竟然能毁灭一种不是从自然产生的生命；我不是为了自然而有生命，而是自然本身仅仅为了我才有生命。
但是，甚至我的自然生命，甚至内在的不可见生命在有限者眼前的这种单纯表现，自然也不能毁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自然就必定会自己毁灭自己；自然是单纯对我存在的，是为我存在的，我不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正因为自然不是把我弄死，所以它必定会使我得到新生；这只能是我那在自然里发展着的更高生命，在这种生命面前我现在的生命就逐渐消逝了；凡人称之为死亡的事情，是第二次获得生命的可见表现。假如在这里似乎曾经见到自然之光的理性生物不在地上死亡，那么，就似乎没有理由去期待一个新的天和一个新的地了，表现理性和维护理性这个自然的唯一可能目的也就似乎已经在此岸世界实现了，自然的循环过程似乎也就结束了。但是，自然用以扼杀自由独立的生物的行动，却是自然对这种行动，对它由此结束的整个领域的庄严肃穆的、一切理性都能理解的超越；死亡现象是把我的精神眼光移向我自己的新生命，移向为我存在的自然界的向导。
我的同类的每个离开尘世结合，对我的精神不能视为被毁灭——因为他是我的同类——的成员，都把我的思想随他自身引渡到另一世界；他依然存在，并且他应该得到个场所。如果说，我们在此岸世界为他悲伤，就像在一个人离开他而进入此世阳光中时，可能在阴暗的无意识领域里有悲伤一样，那么，在上天世界人们对一个人诞生到他们的世界则感到欢乐，就像我们这些尘世公民以欢乐的心情迎接诞生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一样。如果我有朝一日会步他们的后尘，则对我来说将只有欢乐；因为悲伤留到了我离弃的领域。
我刚才还感到惊奇的世界，在我眼前消逝和沉没了。这个世界虽有我在其中看到的一切丰富的生命、秩序与繁荣，但也仅仅是向我掩盖着一个无限的、更完善的世界的帷幕，是将发展出这一无限的、更完善的世界的种子。我的信仰进入这帷幕之后，使这种子得到温暖与生命。我的信仰虽然看起来不确定，但它期待的东西比它在此岸世界所能把握的更多，比它在将来任何时候所能把握的更多。
我这样生活着，这样存在着，因此，对于一切永恒状态我都是不变的、坚定的与完善的；因为这存在绝不是从外接纳来的存在，而是我固有的、唯一真实的存在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