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绝望中的人会设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过且过”。如果他们的创造能力还没有被他们的神经症所严重破坏，他们就可能能够相当有意识地听天由命，专注于一个他们能够富有生产性的领域。他们可能让自己沉浸于社交或宗教行为，或是某一组织中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他们没有个人居心的价值胜过了他们缺乏热情的事实。
让自己适应自己生活的其他人可能不再质疑，却还不是非常明白这么做的意义，只是努力完成自己的责任义务。约翰·马昆德在《时光短暂》中描述了这种生活。我相信，这也是埃里希·弗洛姆[1]所描述的“缺陷”状态，它是与神经症相对照的。然而，我把这解释为神经症过程的结果。
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放弃一切严肃认真或有前景的追求，然后转向生活的边缘地带，努力从中抢夺些许快乐，在一项嗜好或偶然的趣事中寻得兴致，诸如美酒佳肴与风流韵事。或者他们可能破罐子破摔，任由自己崩溃瓦解。他们无法从事稳定的工作，喜欢酗酒、赌博和嫖妓。查尔斯·杰克逊在《迷失的周末》中所描述的酗酒就代表了这种状态的末期。在这里，可能有趣的地方在于检验一种步入崩溃的无意识决心，它是否可能并没有给诸如肺结核和癌症这样的慢性疾病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影响因素。
最后，不抱希望的人可能投向破坏性，但同时又尝试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来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施虐倾向的意义。
因为弗洛伊德把施虐倾向视为一种本能，精神分析的兴趣便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所谓的施虐性的变态行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的施虐行为模式，虽然没有被忽视，但并没有被严格定义。任何独断或攻击行为都被认为是对本能性施虐倾向的矫正或升华。例如，弗洛伊德就把对权力的追求视为这样一种升华。权力追求的确可能是施虐性的，但对于把生活视为全面抗战的人，它只代表为求生的奋斗。其实，施虐倾向并不一定完全是神经症性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后果就是，我们并没有全面了解施虐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对于什么是施虐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我们仅凭靠个人直觉来决定什么称得上施虐而什么又不是施虐，而这样几乎无助于可靠合理的观察。
只是伤害他人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是施虐倾向的指标。一个人可能忙于个人奋斗或一般性的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伤害的不仅是自己的对手，还包括他的盟友。对于他人的敌意也可能只是反应性的。一个人可能感到受伤或惊恐，然后有一股动力让他想要回击，这股动力虽然与客观刺激并不相称，但在主观上极大地支撑他这么做。然而，在这方面很容易自欺：很多时候所声称的正当反应，实际上都是一种施虐倾向在起作用。但是，难以区分这些反应并不意味着反应性敌意就不存在。最后，施虐倾向还具备攻击型人的所有进攻战术，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我不应当把这些攻击行为通通称为施虐性的，别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但受伤或受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并非主要意图。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尽管我们这里说的这种行为具有攻击性或甚至是敌意，但并不意味着是卑鄙灵魂在作祟。伤害并没有带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满足。
相反地，让我们想想一些典型的施虐态度。对于那些肆无忌惮地向他人表现施虐倾向的人，最适合我们观察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这种倾向。但我在下文说到施虐者，我指的是一个对他人的态度以施虐占主导的人。
这种人可能想要奴役他人或奴役某个具体的对象。他的“受害人”必须是一位超人的奴隶，既没有自己的愿望、感觉或主动性，也不会对主人提出任何要求。这种倾向所采取的形式可能是塑造或训练这个受害人，就像《卖花女》中的希金斯教授塑造伊莉莎一样。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她也能有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譬如在亲子关系或师生关系的情况中。偶尔，性关系中也具有这一面，尤其是当施虐伴侣更成熟年长的情况。有时这在一个年长而另一个年轻的男同性恋关系中尤为明显。但即便如此，如果这个奴隶表现出想要自行其是的迹象，想要有自己的朋友或兴趣，这个主人就会凶相毕露。通常，尽管并非始终如此，但这个主人受到一种占有性嫉妒的困扰，并以此作为一种折磨手段。独特之处在于，这种掌控受害者的施虐关系比这个人本身的生活更具吸引力。他忽视自己的职业，放弃结识其他人的快乐或好处，也不愿授予对方丝毫的独立性。
奴役伴侣的方式是具有特色的。它们的变化范围相对有限，取决于双方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给予对方的，只是恰好足以让对方觉得这段关系看起来是值得的。他会满足对方的某些需要，虽然从心理上来说，这种满足不会超过他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所需。他还会让对方觉得他所付出的是独一无二的。他会指出，没人给他这种理解、这种支持、如此多的性满足或其他好处，甚至没人能容忍他。他可能还会以美好日子来诱惑他——或明或暗地，他会许诺爱或婚姻，或更好的经济地位或待遇。有时，他会强调自己需要对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求。所有这些策略之所以更行之有效，是因为通过强烈的占有欲与蔑视，他将对方与他人孤立起来了。如果对方因此足够依赖他，他可能最后还会威胁离开对方。还有更进一步的恐吓手段会派上用场，但这些手段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我们会在其他地方单独论述。自然，如果不考虑对方的特征，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通常，对方是依从型人，因而害怕被抛弃；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极度压抑自己施虐倾向并对此感到无助的人，后面会展示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中所形成的彼此依赖，不仅会使被奴役者产生怨恨，还会使奴役者滋生愤恨。如果后者的离群需要很显著，那他就会特别憎恨对方占用了他大量思考与精力。他并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制造了这些束缚，还可能责备对方控制或依赖他。他想要摆脱这种处境，这跟威胁手段一样是恐惧与愤恨的表达方式。
并非所有施虐者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奴役他人。另一种满足方式在于像演奏一种乐器一样玩弄对方的情感。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小说《引诱者日记》中展示了一个对自己生活无所指望的人如何被这场游戏本身所吸引。他知道什么时候要表现出兴趣，什么时候要表现出冷漠。他非常敏感于预料与观察这个姑娘对他的反应。他知道什么会激起和抑制她的性渴望。但他的敏感只限于这场施虐游戏的需求：他完全不关心这种体验对于这个姑娘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克尔凯郭尔这篇小说主要体现的是有意识的精打细算，而更多时候，这种计较是无意识的。但它同样是吸引与拒绝、诱惑与失望、鼓舞与贬损、给予快乐与悲痛的游戏。
第三个特征是剥削对方。剥削并不一定是一种施虐性的项目，它可能只是用于有所收获。对于施虐性剥削，收获也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它也常常是不切实际的，完全与投入其中的情感不相称。对于施虐者，剥削本身就是一种热情，重点在于体验到打垮他人的胜利感。其特有的施虐色彩体现在剥削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方要承受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如果他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就要被迫感到内疚或羞辱。施虐者总是能为不满或不公待遇找到正当理由，并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说明了满足这种要求永远不可能带来感激之情，以及这些要求本身通常就产生于伤害对方与把自己置于首位的渴望。它们可能与物质或性需要或树立事业有关；它们可能是要求特别关照、排他的爱、无尽的容忍等。它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具有施虐性的内容：表明施虐的地方在于期望对方无论如何也要充实他情感空虚的生活。海达·高布乐也能很好地证明这点，她一直抱怨自己的空虚感，想要寻求刺激与兴奋感。这种需要就像吸血鬼一样，以他人的情感活力为食，通常是完全无意识的。但也许，它具有追求剥削的本质，是这些要求汲取养分的土壤。
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中还同时具有挫伤他人的倾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剥削性质。要说施虐者从不付出，这是不对的。在特定情况下，他甚至可能慷慨无私。典型的施虐并不在于从拒绝给予这个意义上所讲的吝啬，而在于具有更活跃的冲动想要挫败他人——想要扼杀他人的乐趣和辜负他们的期望，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对方的任何满足或愉悦都诱使施虐者以某种方式糟蹋它。如果对方期待与他见面，他就倾向于闷闷不乐。如果对方想要发生性关系，他就会性冷淡或阳痿。他甚至可能不是非要做任何积极的事情不可，或无法做积极的事。仅是散发忧郁，他的表现就已经令人扫兴了。引用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话说就是：“他什么都不必做：他只要表现就足够了。只靠感染，他们就枯萎发黑了。”之后他又说：“多么高贵优雅的权力意志，多么含蓄典雅的残酷行径！具有感染性的忧郁真是具有惊人的天赋，能挫伤最高昂的兴致，扼杀最具可能的乐趣。”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施虐者倾向于贬低和羞辱他人。他尤为擅长的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别人的弱点并指出来。他凭直觉知道别人的敏感之处以及能伤害的地方在哪里，而且他倾向于冷酷无情地利用这种直觉去贬损他人。这可能被合理化为诚实或想要提供帮助；他可能相信自己真心因为怀疑别人的能力或完善而感到烦恼，但如果有人质疑他这些怀疑的诚意，他就会惊慌失措。它也可能只是表现为疑心病重。病人可能会说：“要是我能相信那个人就好了！”但是，他在梦中已经把那个人转化成一切令人恶心的东西，从蟑螂到老鼠，这之后还怎么可能指望他相信他！换言之，多疑可能只是一个人在心中贬低另一个人的结果。而如果施虐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贬损态度，他可能只意识到由此产生的疑心。这里看起来更适合说是一种找碴的热情，而非仅是一种倾向。他不仅将他的探照灯打在现实的瑕疵上，还极其擅长将自己的缺陷外化，然后由此建立起一种不利于他人的情形。例如，如果他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某人心烦意乱，他就会立刻表现出关心，或甚至看不起那个人情绪不稳定。如果对方因而害怕而没有完全向他坦白，他就会因为对方保密或说谎而责备对方。当他想方设法让对方依赖他时，他又会因为对方的依赖而责备对方。这种破坏不仅是语言上的问题，还伴随着侮辱行为。羞辱与贬低性行为可能就是这种表达方式之一。
一旦这些驱力遭到挫折，或一旦局面发生扭转，让施虐者觉得自己被控制、被剥削或被鄙视，他就可能处于一阵暴跳如雷的状态之中。于是，在他的想象中，任何折磨都不足以打击这个冒犯者：他可能会踢他、打他，把他剁成肉酱。这股施虐愤怒也可能反过来被压抑，并引发一种剧烈恐慌的状态，或某些躯体机能的紊乱，这些紊乱说明他内心紧张感的增长。
那么，这些倾向到底是什么意思？迫使一个人如此残酷表现的内心需要是什么？认为施虐倾向是性驱力倒错表现的看法并没有现实基础。它们的确可以表现在性行为方面。我们所有人格态度都一定会表现在性方面，正如它们会表现在我们工作方式、步态和笔迹上一样，施虐倾向也不例外。许多施虐追求的确带有某种兴奋感，或正如我重申过的，带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热情。然而，这些激动或兴奋情绪具有性本质的结论，只是基于任何兴奋本身是一种性这个假设，即使是这些情绪并不被感受为性。但并没有证据证实这种假设。从现象学上来看，施虐激情与性放纵这两种感觉在本质上全然不同。
还有认为，施虐冲动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婴儿期倾向，这种主张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年幼的孩子常常残忍地对待动物或更年幼的孩子，而且明显乐此不疲。鉴于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施虐只是孩童基本的残忍行为被精细化的结果。但事实上，它不仅仅是被精细化：成年施虐者的残忍是不同类型的。正如我们所见，它具有显著的特征，即缺乏孩童那种直率彻底的一面。孩童的残忍似乎是对于感觉受压迫或羞辱的一种相对简单的反应。他通过在弱者身上练习复仇来维护自己。更确切地说，施虐倾向更为复杂，也成长于更为复杂的根基。并且，像这样试图通过直接与早期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来解释施虐特点，都没有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残忍行为的持续与精化？
上述的每种假设都只抓住了施虐的一个方面，一个抓住了性，一个抓住了残忍，却甚至都没有解释这些特征。埃里希·弗洛姆的解释[3]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接近本质。弗洛姆认为，施虐者并不想摧毁那个他所依附的人，但因为他无法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必须把对方用作一种共生的存在。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一个人为何会受到强迫性的驱使去破坏别人的生活，或这种破坏为何采取这种形式。
如果我们把施虐视为一种神经症症状，我们就不能从解释症状开始着手，一如往常，我们必须先设法弄清楚产生这种倾向的人格结构。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就能意识到，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深感枉然的人，是不会发展出明显的施虐倾向的。早在我们能够通过敦促性的临床检查来挖掘这点之前，诗人们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个潜在条件。在海达·高布乐与诱惑者的例子中，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已经盖棺定论。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找不到听天由命的方法，就必然变得无比愤恨。他觉得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永远被打败。
因此，他开始憎恨生活，憎恨生活中所有积极的事物。但他的憎恨中带着剧烈的嫉妒，一种得不到自己热切渴望的东西的嫉妒。这是一种觉得生活忽略了自己的强烈嫉妒，尼采称之为“生活嫉妒”。他也不觉得别人有自己的伤心事：“他们”在他饥肠辘辘的时候坐在餐桌前；“他们”爱着、创造着、享受着，感到健康与自在，还有所归属。他人的幸福，与他们对于幸福快乐的“天真”期盼，都惹恼了他。若他无法快乐和自由，为何他们就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个白痴的话说，他无法原谅他们的幸福。他必须践踏他们的快乐。他的态度也能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老师因患肺结核而悲观沮丧，他往自己学生的三明治里吐口水，还为自己能够击溃他们而扬扬得意。这是心怀恶意的嫉妒的一种有意识行为，对于施虐者，挫败他人与击溃他人精神的倾向通常是完全无意识的。但目的与那个老师一样险恶：把他的痛苦分给别人。如果别人和他一样被打败、被贬低，他自己的痛苦就得到了舒缓，因为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唯一受折磨的人。
他减轻自己痛苦的嫉妒的另一种方式是将一种“酸葡萄”策略运用得登峰造极，以至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很容易被蒙蔽。事实上，他的嫉妒深埋于心，因而他自己会嘲笑任何表明其存在的暗示。他关注痛苦、累赘或生活的丑陋面，因而这不仅表现出他的怨恨，甚至更多是他致力于向自己证明他毫无损失。他不断地挑刺和贬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个缘故。例如，他会注意到漂亮女人身上某处不完美的地方；进入一个房间，他的眼睛会注意到某个不匹配的颜色或家具；他会从一次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演讲中挑出一个瑕疵；同样，别人生活中或性格上或动机上的错误都会赫然在目。如果他久经世故，就会把这种态度提升为对于瑕疵的敏感。但其实他唯独把探照灯照在这一点上，而使其他一切事物都处于黑暗之中。
尽管他成功平息了自己的嫉妒，并成功卸下了自己的怨恨，但他的贬低态度反过来又引起永恒的失望与不满。例如，如果他有孩子，他主要会想到相应的负担与义务；如果他没有孩子，他会觉得这种人类最重要的经历拒绝了他。如果他没有性关系，他会感觉被剥夺，会关心禁欲的危害；如果他有性关系，他会觉得被她们羞辱，会为她们感到羞耻。如果他有机会旅行，就会为种种不便利而大为恼火；如果他无法旅行，他就会断定，不得不待在家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由于他没有想到自己长期不满的源头在于自己内心，所以他觉得自己有权让别人记住他们是如何辜负他的，并有资格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满足这种要求永远也无法使他满意。
强烈的嫉妒、贬低的倾向与由此而来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某种施虐倾向。我们明白了施虐者为何被迫挫伤他人、把痛苦强加给他人、挑刺、提出贪得无厌的要求。但是，除非我们认识到他的绝望给他与自己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否则我们无法知道他的破坏性程度，也无法领会到他刚愎自用的自以为是。
虽然他亵渎了人类尊严最基本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怀有一个道德标准特别高、特别刻板的理想化意象。他是那些对于要达到这些标准感到失望的人（之前我们谈到过他们）之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要尽可能变“糟糕”。他可能成功变糟，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快乐沉溺其中。但通过这么做，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自我之间的鸿沟变得不可逾越。他感到无法补救，也无法得到宽恕。他的绝望越来越深，还发展出一种无所可失的胆大妄为。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就确实不可能对自己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任何试图使自己富有建设性的直接努力都注定徒劳，也出卖了他对自己情况的无知。
他的自我憎恨达到了无法正视自己的程度。他必须通过加固已有的正义装备，使自己坚定不移地对抗这种憎恨。最轻微的批评、忽视或缺乏特别的认可都可能调动起他的自轻自贱，因而必须当作不公平而予以拒绝。因此，他被迫外化自己的自卑，去归罪、痛斥、羞辱他人。然而，这使他落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中。他越是蔑视他人，他就越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然后自卑就生长得越猛烈、越无情，他也越绝望。于是，袭击别人成了一件自我保护的事情。前面举的某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过程，那个病人控诉她的丈夫犹豫不决、想让她崩溃，然后她意识到其实她是对自己的犹豫不决大为不满。
就此而论，我们开始领悟到，为何对于施虐者来说，贬损他人是势在必行的。而且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他想要改造他人，或至少是改造对方的驱力具有强迫性，而且有时还具有幻想性，这种驱力自有其内在逻辑。由于他自己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所以对方必须做到；而他对自己的严酷愤怒，因为对方在这方面的任何失误而迁怒到对方身上。他有时可能问自己：“为何我就不放过他呢？”但很明显，只要内心的战争还在继续，还在外化，这种理性思考就是无济于事的。他往往把压力合理化，以“爱”或“发展”利益的名义施加到对方身上。无须说，这并不是爱。但也不是沿着自己的路线、跟从自己内心的发展利益。事实上，他试图给对方施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实现他（施虐者）的理想化意象。他不得不发展出来的正义作为一个抵御自卑的盾牌，使他带着自鸣得意的把握来这么做。
理解这种内心挣扎还能使我们更好地洞察到，施虐症状所固有的另外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因素是：像毒药一样渗入施虐者每个人格细胞中的报复心。他怀恨在心，也必须怀恨在心，因为他把对自己强烈的轻视转向外了。由于他的正义使他看不到自己在任何困难中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觉得自己是个被虐待的受害者；由于他无法看到所有绝望的源头都在他内心，所以他必须让别人对此负责。他们毁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弥补——他们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报复心，而不是其他因素，扼杀了他内心所有同情与仁慈。为什么他应该同情那些糟蹋了他生活（加上还比他过得好）的人？就个体情况而言，复仇的渴望可能是有意识的，例如，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对自己父母的报复心。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弥散性的人格倾向。
正如我们迄今所见，施虐者因为感到被排斥，而且被判定是胡作非为，就在盲目报复中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而且我们现在知道，通过使别人痛苦，他力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算不上是完整的解释。单是破坏性的方面，还不能解释许多施虐追求中专心致志的热情。其中必然还有更正向的收获，这些收获对施虐者来说重要至极。这种说法可能看似与施虐是绝望的结果这个假设相矛盾。一个绝望的人怎么可能还期待并追求什么，而且还怀有如此充沛的精力？然而，其实站在主观立场上是受益匪浅的。在贬低他人中，他不仅减轻了自己无法忍受的自卑，同时还给自己带来优越感。当他塑造别人的生活时，他不仅收获一种主宰他人的刺激感，还找到自己人生的替代性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剥削他人时，他给自己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情感生活，这减轻了他感觉的贫乏。当他挫败他人时，他赢得了因胜利而来的耀武扬威，这掩盖了他自己绝望不可救药的失败。这种报复性胜利的追求也许是他最强烈的驱动力。
他的一切追求也用于满足他对于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平衡的人并不需要这种激情。他越成熟，就越不在乎激情。但施虐者的情感生活是空洞无物的，除了那些愤怒与胜利喜悦，基本上所有感觉都被遏制了，他虽生犹死，因而需要这些强烈的刺激来让自己感觉还活着。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以施虐方式应对他人，这给他带来力量感与自豪感，这些感受又加强了他无意识的万能感。在分析过程中，病人对自己施虐倾向的态度会经历极大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施虐倾向时，他很容易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但这种含蓄的拒绝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而或多或少只是在口头上赞同现行标准。他可能会间歇性地自我厌恶。然而，之后一段时间，当他濒临放弃自己的施虐生活方式时，他可能突然觉得自己即将失去某个珍贵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担心，唯恐分析会把他变成一个令人鄙视的懦夫。而且，就像通常在分析中那样，病人的担心在主观上是正当的：他失去了让别人满足他情感需要的力量，觉得自己是个可怜无助的人。最终他会发现，他从施虐中夺来的力量感与自豪感只是一个可怜的替代品。它之所以对他如此珍贵，只是因为他无法获得真正的力量、真正的自豪。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收获的性质，我们就会看到，绝望的人可能狂热地追寻某物这个说法并不矛盾。但他所期望找到的并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实现，所有构成他绝望感的东西都没有改变，而他也不指望改变它们，他所追求的是替代品。
情感方面的收获是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来实现。要施虐就意味着要通过其他人来过具有攻击性的生活，还要在极大程度上过具有破坏性的生活。但这对于一个如此溃不成军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不顾后果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种鲁莽产生于绝望。既已无可失，他便只可能有所得。在这点上说，施虐追求有一个积极的目标，而且必须被视为一种尝试弥补的方式。之所以如此热切地追求这个目标，是因为通过战胜他人，施虐者能够消除自己对失败的可怜感。
然而，这些追求中固有的破坏性成分只有反弹到他自己身上才能维持。我们已经指出过自轻自贱能达到的程度，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反弹作用，就是产生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害怕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牙还牙，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意识中，这并不常表现为一种恐惧，而只是觉得别人会尽可能（即如果他没有先发制人）“待他不公”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非常机警地预见与预言任何可能性的攻击，由此在实际情况中不可侵犯。觉得自己不可侵犯的无意识信念常常相当重要。它给他带来一种不可一世的安全感：他绝不可能受伤害，他绝不可能被揭露，他绝不可能遭受意外或感染疾病，他甚至不会死。如果尽管如此他还是受伤了，不管是人为还是意外，他伪造的安全感就会被击碎，而他会很容易极度惊慌失措。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害怕自己心中具有爆发性和破坏性的成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携带着炸弹的人，需要过度的自控和持续警戒来制约这些危险的成分。当他酗酒时，如果在酒精的影响下不够畏惧放松，这些危险的成分就可能浮出表面，那他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在他觉得诱惑的特殊情况下，这些冲动也可能很容易被察觉。因此，在左拉的《人兽》中的施虐者，在被一个姑娘吸引的时候会变得恐慌万分，因为这引发了谋杀她的冲动。目击一次意外或残忍行径也可能导致恐惧发作，因为这唤醒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与焦虑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施虐冲动的压抑。压抑的彻底性与深度各不相同。通常，破坏性冲动只是被阻止在意识之外。总的来说，在个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到底实施了多少施虐行为是令人吃惊的。他所意识得到的，只是偶尔想要虐待弱者，只是当他阅读到一些施虐行为时会感到兴奋，或有一些明显的施虐幻想。但这些零零碎碎的看法是彼此孤立的。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对别人所做的大量行为在极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感觉麻木，这是掩盖这一问题的一个因素；就算消除这个因素，他也无法在情感上体验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用来掩盖施虐倾向的理由也往往非常巧妙，以至于不仅蒙骗施虐者自己，还甚至蒙骗了那些被他影响的人。我们不能忘记，施虐是严重神经症的末期。因此，他所采用的这些理由依赖于产生施虐倾向的神经症结构。例如，依从型人会以爱的无意识伪装来奴役对方。他的种种要求也被归咎于他的需要。因为他太无助，或太忧虑，或太虚弱，对方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无法独处，对方就应该常伴他左右。通过无意识地证明别人使他有多么痛苦，他能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责备。
攻击型人会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施虐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更能意识到这些倾向。他毫不迟疑地表现自己的不满、轻蔑与要求，但他除了觉得这是完全正当的之外，还觉得他只是直率。他也会将自己不考虑他人以及剥削他人的事实外化，还会通过明确告诉他们对他有多不好来威胁他们。
离群者在表达施虐倾向方面异常低调。他会悄无声息地挫败他们，通过他的回避倾向使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束缚或干扰他，并暗自以让他们出洋相为乐。
但施虐冲动可能被压抑得更深，于是引起所谓的转换型施虐。这里所发生的情况是，这个人极度害怕自己的冲动，因而极力防止这些冲动被暴露给自己或别人。他会回避一切类似于主张、攻击或敌意的东西，因而会彻底且广泛性地遭到抑制。
只需简要叙述就能说明这个过程带来了什么问题。要竭力阻止自己奴役他人就得没有发号施令的能力，更不用说要采取负责或领导的姿态。这导致在施加影响或给予建议方面过于小心谨慎，它还涉及压抑最合理的嫉妒。一个优秀的观察者也只会注意到，当事情不顺心如意时，这个人会有头痛、胃病或其他症状。
竭力阻止自己剥削他人会使自谦倾向引人注目。它表现在不敢表达任何愿望，甚至不敢有愿望；不敢反抗虐待，或甚至不敢感觉被虐待；偏重于把别人的期望或要求看得比自己的更合理或更重要；情愿被剥削，也不愿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人进退维谷。他害怕自己的剥削冲动，但又鄙视自己的谦逊，他认为谦逊是懦弱的表现。而一旦他（一如既往地）被剥削，他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可能会表现出抑郁状态或某些功能性症状。
同样，他不是挫败别人，而是过于担心不要使他们失望，要体贴周到，要宽宏大量。他会竭尽全力避免任何料想中会伤害别人感受的事，或会以某种方式羞辱到他人的事。他会凭直觉挑“美好的”来说，例如会提升他人自信的赞美之词。他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把责任推给自己，并一再地致歉。如果他必须做出批评，他会以最温和的形式。即使别人过分谩骂他，他也只会表现出“理解”。但同时，他又对羞辱非常敏感，并为此痛苦不堪。
一旦深深压抑，施虐性地玩弄感情可能会被替代，觉得自己无力吸引任何人。因此，一个人可能真心相信（常常无视反面证据）自己对于异性没有吸引力，相信自己必须满足于残羹剩饭。要说这种情况是自卑感，只是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人的有意识感受，以及只是他自轻自贱的表达方式。但这里相关的是，没有吸引力的观念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畏惧，躲避玩征服与拒绝的激情游戏。在分析过程中，病人无意识地篡改了自己各种爱的关系的全貌，这点可能会逐渐明晰。还会发生一个令人费解的改变：“丑小鸭”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渴望和吸引他人的能力，但一旦别人重视他的进步，他就会愤慨、轻蔑地仇视他们。
随之出现的人格状况具有欺骗性，而且很难评估。它与依从型人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事实上，虽然明显的施虐者通常属于攻击型，但转换型施虐者通常始于主导性依从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他在童年期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并被迫就范。他可能歪曲自己的感受，而且，他不是反抗压迫者，而是转为去爱那个人。随着他长大，也许大概到了青春期，冲突就会变得无法忍受，他就会求助于离群。但当他面对失败时，他就再也无法忍受象牙塔中孤立的状态。于是他似乎又回归到之前的依赖，但有一点差别：他对爱的需要非常强烈，以至于为了不独处，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与此同时，他寻得爱的机会减小了，因为他的离群需要还存在，持续干扰他与某人接触的渴望。这种挣扎使他疲惫不堪，他开始绝望，并发展出施虐倾向。但他对人的需要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仅要压抑自己的施虐倾向，还要竭力阻止它被揭露。
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在一起是一种压力，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倾向于呆板与羞怯。他必须一直扮演一个与他施虐冲动相反的角色。很自然的是，他自己应该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人们，而一旦他在分析中意识到，他对他们完全没感觉，或至少非常不确定自己的感觉，他就会感到十分震惊。在这一刻，他倾向于把这个表面上的缺陷当作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实际上，他只是处于放弃伪装正面感受的阶段，而且他只是无意识地选择毫无感觉，而不是面对自己的施虐冲动。当他认识到这些冲动，并开始克服它们，才可能开始发展对他人的正面感受。
然而，在这种状况中，某些要素向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表明这种施虐倾向的伪装。首先，可以看到他总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威胁、剥削和挫败别人。对他人往往有一种可觉察到但却是无意识的蔑视，在表面上归因于别人低等的道德标准。此外，有大量指向施虐的不协调性。例如，这个人可能有时会忍受针对自己的施虐行为，似乎怀有无限的耐心，但另一些时候，又对最轻微的支配、剥削或羞辱表现得非常敏感。最后，他给人的印象是“受虐”，顾名思义，也即是沉浸于受害感。但由于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观念具有误导性，所以最好绕过它，改为描述相关的要素。转换型施虐者在自我维护方面受到弥散性的抑制作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容易受害。但是，除此之外，因为他在自己的软弱中深感恼火，所以他其实常常受到公然施虐者的吸引，赞赏他们的同时又痛恨他们——如同后者觉得他是个自愿的受害者，也会被他吸引。因此，他让自己妨碍剥削、挫伤与羞辱。然而，他远非享受这种虐待，而是深受其苦。它所带给他的，是有机会通过别人来实施自己的施虐冲动，而不必面对自己的施虐。他可以感到无辜，并在道德上愤懑不已，虽然他同时又希望有朝一日能胜过这个施虐者，然后打败他。
弗洛伊德观察到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景象，但他的推论削弱了他的发现。通过使它们符合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他用它们来证明，不管一个人表面上有多善良，内在仍具有破坏性。实际上，这种状况是某种神经症的某种产物。
我们从把施虐者视为性变态，或用复杂的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刻薄恶毒的人，已经经历了一段漫漫长路。性变态相对比较罕见，一旦出现，也只是在表达对于他人的一般性态度。破坏性倾向是无可否认的，但一旦我们理解了它就会看到，在这些表面上缺乏人性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通过治疗而影响到这样的人。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在为一种打败过他的生活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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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里希·弗洛姆，《神经症的个体与社会根源》，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9卷，第4期，1944年。
[2]奥尔德斯·赫胥黎，《韶光有尽时》，哈珀兄弟出版社，1944年。
[3]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法勒-莱恩哈特出版社，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