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他人的倾向时，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在此分析一下攻击倾向占主导的类型。
依从类型的人坚信人都是“友好的”，还一直为反面证据感到迷惑不解；攻击类型的人想当然认为每个人都带着敌意，拒不承认他们并非如此。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人与人的搏斗，落后者遭殃。对于种种例外，他只是勉强认可或保留意见。有时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明显，但更多时候，是掩藏在温文尔雅、公正不阿和善于交际的虚饰之中。这种“掩饰”可能相当于马基雅维利式的让步权术。然而通常混杂着伪装、真诚和神经症需要。他想要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好人，这种渴望可能兼具了一定的仁心善意，只要没有人质疑他的指挥地位。对爱和支持的神经症需要的要素可能服务于种种攻击性目标。依从类型的人不需要这种“掩饰”，因为他的价值观本来就为社会所认可或是符合基督教美德。
攻击型人的需要与依从型人一样具有强迫性，要认识到这点，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这些需要同样产生于他的基本焦虑。必须强调这点，因为这类人从不承认或展现恐惧，这点在后面非常明显。在他身上，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强硬，都是为了变得强硬，或至少表现出强硬。
他的种种需要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人生是一个竞技场，依据达尔文的观点，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生存还是灭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但不管怎样，冷酷无情地追逐个人利益就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因此，他的第一需要就是控制别人。控制手段的形式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是完全运用权力，也可能是间接操纵，通过过度关怀或是使他人承担义务。他可能更喜欢做幕后操纵者，采取智力手段，这就意味着他认为，通过理性推理或深谋远虑，一切都胜券在握。他控制他人的具体形式大部分取决于他的先天禀赋，在一定程度上还融合了各种冲突倾向。例如，如果这个人同时倾向于离群，他就会避免使用直接的操控，因为直接操控使他与他人交往过密。如果对爱有大量隐秘的需要，他也会首选间接方式。如果他想做幕后操纵者，就会表现出受虐倾向，因为这意味着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
同时，他还需要超越他人，需要取得成功、威望或任何形式的认可。这一方面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权力为导向，因为在一个竞争社会中，成功和威望能带来权力。但成功与威望也可能借由外界的肯定、外界的称赞等，以此制造一种有关力量的主观感受和真实的优势。这里和依从类型一样，重心都在于他本人之外；不同之处只在于他想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肯定的类型不同。但其实二者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人们纳闷儿，为何成功无法减轻他们的不安全感，只会表现出他们缺乏心理学知识，但其实他们的疑惑表明了他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将成功与威望视为价值尺度。
一部分情形是，他强烈地想要剥削他人，想要比别人智高一筹，想要利用他人为己所用。他看待任何情境或关系的角度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不管是关于金钱、威望、交往还是观点。他自己有意识或半意识地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所指望的就是比其他人做得更高效。他发展出来的品性与依从型人大相径庭。他变得坚韧不拔，或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认为所有感觉情绪，既包括他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都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是不足轻重的。并不是说他绝不“恋爱”，或绝没有绯闻，或绝不结婚，而是他主要关注的是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这个人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富能使他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觉得没有理由要去体谅他人。“为什么我应该照顾他们？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去。”从一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来讲，有两个人在木筏上，但其中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他一定会说，当然是自保，不自保就是愚蠢、虚伪。他讨厌承认任何恐惧，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控制住恐惧。例如，他可能逼自己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尽管他害怕盗贼；他可能坚持骑在马背上，直到他克服了对马的恐惧；他可能为了克服自己对蛇的恐惧，故意穿过周知有蛇的沼泽地。
尽管依从型人倾向于让步，但攻击型人之所以竭尽所能是为了做一个优秀的斗士。在辩论中他思维敏捷，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不介意展开一场争辩。当他身处绝境，除了搏斗别无他选时，他可能就会使出浑身解数。与依从型人害怕赢得比赛不同的是，他是个输不起的人，无疑只想要赢。依从型人伺机自责，而他伺机责备他人。但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是出于内疚的考虑。当依从型的人伏法认罪时，他绝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被逼让步。攻击型人也同样不认为别人就是错的，他只是假设自己是对的，因为他需要这个主观肯定的基础，就像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点来发起进攻。对他来说，在绝对不必要的情况下承认错误，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就是懦弱的表现，这是难以饶恕的。
与他必须对抗险恶世界的态度相一致的是，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现实主义（诸如此类的）观念。他绝不会“天真”到疏忽他人任何妨碍他目标的表现，包括野心、贪婪、无知或其他任何表现。由于处于竞争文化中，这类特性就比正直、正派更普遍，他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只是务实。当然，其实他和依从型人一样片面。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强调规划和远见，就像任何一个优秀战略家一样，在每种情境下，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评估自己的胜算、对手的势力和可能遇到的陷阱。
因为他总是被迫彰显自己是最强的、最精明的或最受欢迎的，所以他努力开发所必须的效率和智谋。工作中的热忱与智慧可能使他成为一个深受敬重的职员，或使他在自己的事业中有所成就。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给人兢兢业业的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对他来说，工作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热爱他所做的事情，也并不真正享受其中，这与他努力将感觉情绪彻底排除在生活之外是一致的。抑制所有感觉情绪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从成功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举，因为这样能使他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那样，不知疲惫地生产产品，而这些产品会带给他更多的权力与威望，这样一来，感觉情绪可能干扰他。可以想象，感觉情绪可能使他进入一个机会比较少的行业，也可能使他常常在成功路上回避所需的方法技术，还可能怂恿他不去工作，跑去享受自然或艺术，或诱使他陪伴朋友而不应酬那些仅是可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压制感觉情绪会造成情感上的贫乏，这会影响他的工作质量，也自然会减损他的创造力。
攻击类型的人看起来非常肆无忌惮。他可以彰显自己的愿望，他可以发号施令、发怒、为自己辩解等。但其实他的抑制并不比依从型人少。他特定的抑制作用之所以没有即刻引起我们注意，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抑制作用存在于情感领域，围绕着他在友谊、爱、情感、同情和谅解以及不带利害关系的享乐方面的能力。而不带利害关系的享乐，一定会被他视为浪费时间。
他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强大、诚实和务实，如果你从他的角度看的确如此。根据他的前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严格逻辑的，因为对他来说，冷酷无情就是力量，不体贴他人就是诚实，麻木不仁地追求个人目标就是务实。他对于诚实这一方面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明地揭露当下的虚伪。诸如对事业的热忱、慈善心这类东西，他认为纯粹是种伪装，而且他觉得揭露社会意识的种种姿态或基督教美德的真面目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他的那套价值观是围绕着弱肉强食的生活哲学建立起来的。强权即是公理，扫除慈悲与怜悯。人人都是披着人皮的狼。这些价值观跟纳粹分子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没多大区别。
攻击类型的人不接受真正的同情和友谊，也拒绝他们的伪装、依从和让步，这是有主观逻辑在里面的。但要是认为他分辨不出差别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遇到一种真正友善又有力量的态度时，他很容易辨别出来并怀揣敬意。问题是，他觉得在这方面太具鉴别力会违背他的利益。两种态度在他看来都是生存之战中的障碍。
可是，他为何如此暴力地拒绝人类温柔的情感？他为何看到别人充满爱意的行为就感到恶心？别人在他觉得不恰当的时刻表现出同情时，他为何如此鄙夷？他的表现就像一个驱逐自家门口的乞丐的人，因为乞丐让他心痛。他可能真的会凌虐乞丐；他可能非常失常地愤怒拒绝最简单的要求。这些便是他的典型行为反应，而且一旦攻击倾向在分析中渐渐变得不那么刻板时，就很容易观察到这些行为。实际上，他对于他人的“温柔”的感觉是矛盾复杂的。他看不起他们的温柔，这正确无疑，但他也欢迎这种温柔，因为这使他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还能有什么理由使他常常被依从型人所吸引，就像依从型人常常被他吸引一样？他的行为反应之所以如此极端，是因为他需要对抗自己心中所有柔情。“温柔”对这类人来说不仅意味着真情实感、怜悯等，还意味着一切暗示需要和感受的东西，以及依从型人的行为准则。例如，乞丐那个例子，他萌生了真正的同情心，想要遵从请求，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他们。但仍有一股更强烈的需要把这些从他身边推开，结果他不仅拒绝他们，还凌辱他们。
为了融合有分歧的动力，依从类型的人寄希望于爱，而攻击型人则在认可中寻求可能。被认可不仅确保他肯定那个他所要求的自我，还有额外的吸引力，使他被别人喜欢，还使他反过来喜欢别人。因此，由于认可似乎给他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方法，所以成了他用来补救的海市蜃楼。
他斗争的内在逻辑大体等同于依从型中的情况，因而这里只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对于攻击型人，任何同情心，或表现“良好”的义务、或依从态度，都与他建立的整个生活结构格格不入，还会动摇它的基础。再者，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因而会摧毁他小心翼翼培育出来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为了统一性。结果就是，压抑温柔倾向加强了攻击倾向，使攻击倾向更具有强迫性。
现在，如果我们说的两种类型在我们心中都栩栩如生，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一方所渴望的正好是另一方所厌恶的；一方不得不喜欢每个人，而另一方视所有人为潜在的敌人；一方竭尽全力避免纷争，另一方发现搏斗是他的天性；一方依附于恐惧与无助，另一方试图消除它们；一方趋于人文理想，虽然是神经症性的，而另一方走向明争暗斗的人生哲学。但两种行为模式都始终不具有选择性的，而是具有强迫且不容变通的，这都取决于内心的种种需要，他们都无法达成中间立场。
现在我们要继续描述我们逐步讨论过的这些类型。我们开始只是发现基本冲突所涉及的地方，而且目前已经看到，基本冲突作为主导性倾向，作用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两个方面。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描述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两组相反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共同起作用。这不是清清楚楚吗？这样的人，不屈不挠地受到两种方法截然相反的驱使，以至于难以动弹，事实是他会分裂，会瘫痪到完全失去活动能力。正是他消除其中一方的努力，将他推入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或那种类型，这是他尝试解决自己冲突的途径之一。
在这种情况中，像荣格那样，论及单方面畸形发展是完全不充分的，这最多是一种在形式上正确的论述。但是，由于是基于一种动力相关谬见，所以在含义上是错误的。荣格的出发点是片面的，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必须帮助病人接受自己的对立面。我们就会问：这怎么可能呢？病人不可能会接受自己的对立面，他至多只能意识到它而已。如果荣格期望通过这一措施使病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我们要说，这个措施当然是最终整合人格所需要的，但这本质上只意味着让病人学会面对自己当前意欲回避的冲突而已。荣格没有正确评估到的是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质。亲近他人与对抗他人之间并不只是懦弱与强大的区别——或者是荣格说的女性气质与男子气概。我们所有人都具备依从和攻击的潜力。而且，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强迫性的驱使而相当拼命地挣扎，他也能够达成一定的整合。然而，一旦两种行为模式都是神经症性的，则都会损害我们的成长。两个不满意的东西加在一起，并不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也无法制造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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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