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结论：人类是从某种低级类型传下来的——发展的方式——人类的谱系——种种理智的与道德的能力——性选择——结束语。
为了便于读者追忆本书中各个比较重要的论点，一个简短的总述也就足够了。上文所已提出的种种看法里，有许多是属于高度的臆测性的，而有一些前途将无疑会被证明为是错误的。但对于每一个看法，我为什么单把它提出来，而不提别的，我是把理由都说了的。为了要看进化的原则对于人的自然史中若干比较复杂的问题能不能有所发现，能有多少发现，我认为这样一番尝试似乎是值得的。对科学的进步来说，错误的事实有着高度的危害性，因为它们往往长期以讹传讹，得不到纠正，而有一些证据来支持的错误的看法则害处不大，因为人们全都有益地喜欢把这种错误指证出来，而一经指出，引向错误的途径之一便从此堵塞，而引向真理的道路往往在同一个时候开辟出来了。
本书所已达成的主要结论，也是许多有着足够的专长来作出健全判断的自然学者如今也都主张的结论，是：人是从某一种在组织上不那么高度的形态传下来的。衬托着这个结论的一些基础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因为人和低等的动物相比，在胚胎的发育上，既有着密切的相似性，而在结构和素质上，又有着无数的相似之点，其中有高度重要的，也有微不足道的，例如人体上所保留的种种遗留而发育不全的器官，以及间或发生的一些变态的返祖遗传的现象——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了的，但直到最近以前，它们对于人的起源，丝毫未能有所说明。现在，我们用了我们所已有的全部有机世界的知识所给我们的眼光，再来看看它们，它们的意义就十分明确了。如果我们把这一宗一宗的事实和其他一些事实，诸如同一生物群中各个成员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它们过去和现在在地理上的分布，以及它们在地质地层里出现的先后承接，结合起来而加以考虑，伟大的进化原则就一清二楚和坚定不移地屹立起来了。若说所有这一切事实说的都是假话，那是无法相信的。一个人只要不像野蛮人那样；不再满意于把自然界的种种现象看做各不相连，他也就不会再相信，人是造化中和其他创造不相联系的一度创举的产物。他也就不得不承认，随便举个例子吧，人的胚胎和狗的胚胎之间的密切相似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头颅、四肢的构造，以及整个的躯体骨架，不论用途如何，和其他哺乳动物都有着同样的格局，也包括各种不同的结构的间或重新出现，例如有若干根肌肉，对人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而就四手类所有的物种来说，却是全都有的，此外还有大量可供类比的事实——全都再清楚没有地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人和其他哺乳动物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不同支派的后裔。
我们已经看到，人，在他的身体的一切部门上面，和在他的心理能力上面，都不断呈现出个人的差别。这些差别或变异，和比较低等的动物的变异，似乎都是由同样而普遍的一些原因所引起，而又遵循着同样的一些法则。人也罢，低于人的动物也罢，在它们中间通行着相类似的一些遗传法则。人在数量上的增长率倾向于比他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率为快，因此，他时常要受到一番严酷的生存竞争的折磨，而自然选择或自然淘汰就会在它威力所及的范围以内建成它所能达成的效果。自然选择进行工作，不一定要依靠世代相传的一些同性质的特别显著的变异，个体身上一些轻微而波动不定的差别已经是足够了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设想，认为在同一个物种之中的一些个体，身体组织的一切部门都倾向于向着同样的一种程度发生变异。我们也许确实感觉到，身体上某些部门的长期持续使用或废置不用所产生的遗传影响，对自然选择的趋向会起不少的作用，用与废走向哪里，选择也就趋向哪里。过去有过重要作用而后来说不上再有什么用处的某些身体上的变化是长期地世代嬗递而不消失的。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一些其他的部分，通过相关的原理，也随之而发生变化，我们在相关的畸形方面就可以找到许多这一类奇特的例子。变化所以发生的缘由，有些也许可以归到生活环境中一些条件的直接而具体的作用，例如，食物的充足、气候的炎热或空气的湿润；而最后，不少特征，有的在生理上很不重要，有的却也很有些分量，是通过性选择才取得的。
无疑地，以我们有限的知识看来，人和每一种其他的动物一样，具备着一些现在和早先似乎都是全无用处的结构，就一般生活情况来说没有用，就两性之间彼此的关系来说也没有用。这一类结构，解释起来，既不能说是由于任何形式的选择，也不能说是由于这些结构所在的身体部分的用进废退的遗传影响。不过，我们知道，有许多异乎寻常而又特别显著的结构上的奇形怪状不时在我们的家畜或人工培养的植物里出现，它们所由发生的原因我们还不知道，只知道如果这些原因活动得更为一律的话，则这些特点便会成为一个物种中所有的个体所共有的东西。今后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一类不时出现的变化所由发生的原因有所了解，特别是通过对畸形的研究这一途径，因此，厚望是寄托在实验学家的辛勤劳动身上，达瑞斯特（甲179）先生的工作便是一例。 [1] 现下我们只能一般地说，尽管新的和变动了的环境条件对多种多样的有机变化的激发，肯定起着一些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微小的变异和每一种畸形所以发生的原因，寄寓在有机体素质内部的，比起在周围条件的性质方面的来，却要多得多。
通过刚才所列举的手段，也许还要加上一些我们如今还没有发现的其他手段，人终于被提升到他目前的地位。但自从他达成人的级位以来，他又分化成为若干界限分明的种族，或者叫得更恰当些，若干亚种。有些亚种，例如尼格罗种（黑人种）和欧罗巴种，是分得如此的清楚，使得一个自然学者，如果面前仅仅看到这两种人的标本，而别无其他的参考资料的话，无疑会把他们看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良好而真正的种。尽管如此，所有的种族，在那么多的哪怕是不关紧要的结构的细小节目之上，也在那么多的心理特征之上，都是不约而同，这种共同的程度，除了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遗传而来这一层而外，是再也无法解释的，而一个有到这些身心特征的共同祖先，也许就配得上称为人，够得上人的级位。
我们决不能这样设想，人种的某一个亚种与其他亚种的派分而出，乃至所有的亚种从一个共同的祖系派分而出，可以追溯到任何单一的一对祖考和祖妣身上，事情恰恰与此相反，在变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里，凡是对周围的生活条件适应得更好些的个体，无论适应的方面与程度如何，比起适应得差些的个体来，总会有更大的数量生存下来。人们对动植物进行育种选种，如果所采取的方法不是有意识地专挑几个个体，而是把所有优胜的个体全都保留下来作为育种之用，而把低劣的搁置不问；上面刚说过的自然变化过程便和这样一个育种的过程很相像了。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但却也是扎实可靠地，使他自己的种系发生变化，而于不知不觉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血统。其他不通过选择而取得的变化，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变化的产生，有的是发乎有机体的本质的变异和环境条件的作用，有的是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无论变化的由来如何，情况是，生活在同一地域以内的许多个体之中，没有任何一对相配的个体会比其他的各对变化得多出许多，这是因为通过自由交配，所有的个体都在不断进行着混合的缘故。
通过对人的胚胎结构的一番考虑，包括他所表现的种种可以和低于他的动物相类比的所谓同原的器官或结构、他所保留的一些遗留而发育不全的器官或结构，以及在他身上可能发生的一些返祖遗传的现象，我们，加上一番相像，就有可能部分地追忆到我们早期的祖先们所原有的状态，和有可能把他们大致不差地安放在动物系列中应有的地位之上。这样我们也就认识到，人是从一只有毛、有尾巴的四足类或兽类动物传下来的，而在习性上可能是树居的，并且是旧大陆上的一个居住者。如果一个自然学者有可能检查到这只动物的全部结构而加以分类的话，它就会被毫不犹豫地纳入四手类（乙816）或猿猴类之内，一如比它更为古老的一个祖先，即新、旧大陆全部猴类的祖先被纳入那样。四手类和一切高等哺乳动物（乙597）有可能是从一种古老的有袋类（乙600）动物派生出来的，而此有袋动物则通过一长串的繁变不同的动物形态，可以追溯到某一种近似两栖类（乙27）的动物，再由此向前追溯，便要追溯到一种类似鱼的动物了。回顾荒远难稽的太古，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一定是个水居动物，有着鳃的装备，雌雄同体，而身体中最为主要的器官（诸如脑和心脏）发展得还不完全，甚至根本没有发展。这种水居动物和现有的水居动物相比，似乎是与海鞘（乙99）的幼虫有着比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动物形态或类型更多的相像之处。
在我们身不由己地达到这样一个关于人的起源的结论之后，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最大的难题是我们的高标准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性情又是怎样来的这一个问题。但凡属承认进化原理的人一定会看到，高等动物的心理能力和人的比较起来，尽管在程度上如此高下不齐，在性质上却同属一类，因此，低的就有向高处推进的可能。即如，在心理能力上，一只高等类人猿与一条鱼之间，或一只蚂蚁和一只鳞翅类昆虫之间的差距是极其大的，然而它们的发展却并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困难；原来，即以我们的家畜为例，心理能力是肯定会发生变异的，而变异是遗传的。谁也不怀疑，心理能力，对自然状态中的动物来说，是极关重要的东西。因此，通过自然选择，它们有着向前发展的种种有利条件。同样的结论可以引申而适用到人；对于人，即使在很荒远的古代，这些能力是万分重要的，具备了他们，人才能发明和使用语言，才能制作武器、工具、圈套，等等，而通过了这些，又加上他们在社会习性方面所得到的协助，人才在很久以来在一切生物之中，成为最能主宰的力量。
一旦半属艺术、半属本能的语言开始通用之后，理智的发展就跨进了一大步，因为语言的持续使用会影响大脑发生反应而产生一番遗传的影响，而这又转而反应到语言的使用，使逐步趋于完善。像腊埃特先生 [1] 曾经很好地说过的那样，人的大脑，无论和他自己的躯干相对来说，或者和低于他的动物相比较来说，是特别大的，其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某种简单形式的语言的使用——语言是台奇异的机器，会在各种各类的事物和品质上粘贴不同的符号，从而激发仅仅是感官所得的诸般印象所永远不能引起的一连串一连串的思想，或即使引起一些，也是些有头无尾，无法追踪下去的活动。人的一些较高的理智能力，诸如推理、抽象、自觉等等的能力有可能是从其他的一些心理能力不断地改进与练习而发展起来的。
道德品质的发展是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这方面的基础要到社会性的一些本能中去寻找，而所谓社会性的本能也包括家庭中的伦常关系在内。这些本能是高度复杂的，而就低于人的动物来说，它们为某些具体的动作指出了一定的趋向，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些因素不外乎爱和另一种分明而觉察得出的情绪，同情心。赋有社会性本能的动物能在相处之中感到伴侣的乐趣，危险当前，能彼此警觉，并多方面地互相保护，互相帮助。这些本能的表现并不扩充到物种的全部的成员，而只限于属于同一个聚居区以内的一些个体。它们既然对有关的物种有着很大的好处，一切理由似乎说明有关的物种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取得它们，作为遗传品性的一部分。
天地间一个有道德性的生物和其他生物不同，它懂得回顾它过去的种种行动和这些行动的动机——也就是懂得对某些动作与动机表示同意，而对另一些表示不同意；而人在天地间的一切物体之中是唯一配得上称为有道德性的生物这样一个事实就构成他和低于他的各种动物之间的一切区别之中的最大的区别。但我在上文第四章曾经试图指出，道德感这样东西有着若干不同的来源，首先来自动物界中维持得已经很久而到处都有的种种社会性本能的自然本性，第二来自人对他的同类所表示的赞许或不赞许能有所领会，第三来自他的心理才能的高度活动能力，加上过去生活中种种印象的能够始终维持其极度的生动活泼，而在后述这两方面，他是和低于他的动物不同的。由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人不可能不既要向前看看，又要向后看看，而把过去所接纳的种种印象比较一番。因此，当某些欲望或情欲暂时把他的社会性本能一度制胜之后，他会反省一下，而把这一类已过的情欲冲动在当时业已削弱了的印象为一方，和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社会性本能为另一方，而进行一番比较，然后他就会感觉到这后一种本能在得不到满足时所遗留在后面的那种不满和慊然的心情，从而下定决心将来必须要改变作风——而这就是良心了。任何一种本能，如果比另一个本能一贯地更为强大有力或在时间上维持得更久的话，就会引起一种感觉，使我们，如果要把它表达出来的话，我应该听从这本能之命。一只专用鼻子来指点猎物所在方位的猎犬（pointer dog），如果会对它过去的操行作出反省的话，就会自怨自艾地说（事实上我们是这样说到它的），我本应该指向那只野兔，而不应该屈从于想猎获的一时欲望的引诱而把它猎取了下来。
社会性的动物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一种愿望的推动，来为它们聚居区里的成员出些一般性的彼此协助的力量，但更为普通的是，它们得做出某些具体的行动来。人也受同样的一般性的愿望的驱策来帮助他的同类，但他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本能可言，甚至可以说一个都没有。这是他和低于他的动物不相同的。还有不相同的一层是，他有能力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欲望，语言就这样地成为所责成于他而他所能提供的助力的导引。人所由为他的同类提供协助的动机也有许多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再单单由一个盲目的本能性的冲动所构成，而是多方面地可以被他的同类的称赞或责怪所影响。称赞或责备的施与受两者俱建立在同情心之上，而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这一情绪是各个社会性本能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不错，同情心，是作为一种本能而取得的，但它也可以通过练习或习惯而得到不少的加强。既然所有的人都为自己谋求幸福，那么，人们对种种行动和动机所提出的赞许或责备就有了依据，就是它们能否导向幸福这一目的；而幸福又既然是人类共同的好生活的一个精要部分，那么，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便间接地提供了一条接近于稳妥的标准，可以作为判别是非之用。在推理能力向前推进和经验逐步累积的同时，人们认识到了某些操行路线或作风对个人的品格，乃至对大众的利益的一些更为深远的影响，于是一些独善其身的品德就进入了舆论或公议的范围，从而受到称誉，而与之相反的德操，则受到谴责。但在文明不甚发达的民族里，推理往往错误，许多不良的风俗和粗鄙的迷信也就进入了公众舆论的范围，从而作为高尚的品德而获得推崇，而反之，对此类风俗与迷信的违反则成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般总是把道德能力比理智能力看得高些，认为有着更高的价值，而这也是恰当的。不过我们应该记住，心理的活动，由于它能生动地追忆过去的种种印象，对良心的所由兴起来说，其为基础之一，尽管是第二性的，却还是根本的。这就提供了最为强有力的论据要我们千方百计来启发和激励每一个人的理智能力。一个心理上迟钝的人，如果他的种种社会性的爱好和各种同情心得到良好的发展，无疑地也会接受指引而做出良好的行动来，同时也会具有一个相当敏感的良心。但凡属可以使想象力更趋生动活泼、使追忆和对比过去印象的习惯能够得到加强的事物，也会使良心变得更为敏锐，甚至可以敏锐到一个程度，或多或少足以弥补种种社会爱好和同情心的不足。
人的道德本性的所以能达成今日的标准，部分是由于他的推理能力得到了提高和由此而来的公众舆论的日趋正确合理，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各种同情心，通过习惯、仿效、教导和反省等多方面的影响，变得更为温柔、更为普及。经过长期实践之后，一些合乎道德的行为趋向会成为遗传的品性，看来这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就一些更为文明的民族来说，对一个无所不察的神的存在的笃信，对于道德的提高，也曾产生过有力的影响。人对于他的同类所表示的赞许或责备是谁都接受的，谁也难于回避这方面的影响的，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他的行动的唯一的指导。最最妥善的行动准则还须来自他自己的由习惯成为自然、而从理智得到控制的一些坚定的信念。到此地步，他的良心才成为最高的判决和警戒的力量。但话得说回来，道德感的最初元的基础，或道德感的起源要向包括同情心在内的各个社会性本能中去寻找，而这些本能无疑地是第一性的东西，在低于人的动物里便已通过自然选择而取得了。
时常有人提出，人有对上帝的信仰，而低于人的动物则无，这不但是两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并且是最完整而截然的区别。但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不可能把人的这个信仰说成是先天的或属于本能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类对一些无所不在的神灵力量的信仰似乎是到处都有；而它的由来一看就像是和人的理性的一定程度的进展，以及和他的想象力、好奇心、在大事物前面表示的惊愕心情这一类比理性更为发展的心理能力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我觉察到，许多人把对上帝的信仰是出乎人的本能的这一假定用来作为上帝存在的一个论据。但这是一个轻率的论据，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对于那些在威力上仅仅略高于人、即神通并不广大、而却又残暴凶恶的各种精灵鬼怪，也就不得不加以信仰，因为对这些精灵鬼怪的信奉，比起对一个慈爱的天神的信奉来，事实上更为普遍广泛。一个普遍而慈祥的创始者的这样一个理想，似乎一直要到长期而持续的文化已经把人提高之后，才在人的心理上出现。
凡是相信人是从一种低级的生物组织形态进展而来的人会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和灵魂永生的信仰的关系又是怎样？勒博克爵士曾经指出过，半开化而朴野的各个种族并不拥有这一类很分明的信仰；但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从野蛮人的原始信仰中得来的一些论据是没有多大用处或全无用处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如下的这样一个问题感到任何不安，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断定，一个人在从一个微小的胚泡（germinal vesicle）的一丝痕迹开始的发育过程中，究竟在哪一个明确的阶段里才成为一个永生的生物；既然如此，那么，在整个逐渐上升的生物的进化的阶梯之上，有生之物究竟在哪一个段落里才取得永生资格的这一问题的无从断定，也就更没有理由教我们忐忑不安了。 [2]
我理会到，本书所达到的各个结论将被某些人斥责为严重地违反了宗教。但斥责这些结论的任何人有责任向我们说明，对于个别的人的出生，我们既然可以根据生殖的一些通常的法则加以解释而不发生反宗教的问题，如今我们根据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一些法则来解释人，作为一个分明的物种，是怎样从某一种比较低级的形态嬗递演变而取得他的起源，何独就对宗教有所违反了呢？物种的出生和个人的出生，同样是古往今来那伟大的一系列事件推移的一些部分，我们对此，衷心地不甘于承认是盲目机遇的结果。有人说，结构上每一个轻微的变异——每一对婚姻的结合——每一颗种子的散播——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件，全都是为了某些特殊的目的由神道注定的，对这话我们能相信也罢，不能相信也罢，但对一切事物产生于盲目的机遇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理解力却只有起而反抗的一途。
在本书里，我对性选择作了不厌其详的处理，因为，我在上文已经试图加以说明，它在生物世界的历史里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也觉察到，这里面可疑的地方还是不少，但我已经尽力对整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看法。在动物界的较低的各部门里，性选择似乎没有什么作为：这些部门里的动物有的往往终身胶着而停留在一个地点之上，有的是雌雄同体的，而尤其重要的是，有的连觉察和理智的能力还没有进展到足以产生恋爱和嫉妒的感觉、或有到足够的能力对异性对象进行挑选的那样一个地步。然而，当我们进行到节肢动物（乙97）和脊椎动物（乙995），哪怕是这两大亚界中的最低级的几个纲的时候，我们便看到性选择作出了不少的成就。
在动物界的几个大的纲——即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昆虫类和甚至甲壳类——中间，两性的差别所遵循的规矩几乎是一样的。调情求爱的一方几乎总是公的或雄的。也只有公的或雄的才装备有向他们的情敌进行战斗的特殊武器。他们一般要比母的或雌的长得强壮些、高大些，并且天生备有勇敢善斗的必要的品质。他们又备有声乐或器乐的器官，有的是独有的，即母的完全没有，有的虽两性都有，公的所具备的在程度上却要高得多；他们又备有发出臭气的气腺。他们有着光怪陆离的种种附赘悬疣，又有着种种鲜艳夺目的颜色，而这些颜色又往往编排成各种漂亮的花样，而母的却是朴朴素素，全不打扮。如果两性在重要的结构上有所不同，那也总是公的才装备有便于发现对象的特殊的感觉器官，便于追逐她的行动器官，又往往备有便于抓住她的把握器官。这些用来媚惑或抓取母的动物的形形色色的结构又往往只在每年的某一个时期，即在繁育的季节里，才发展出来。在许多例子里，这一类的结构在母的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但往往只是一些发育不全的残留。如果公的经过阉割，这些结构就会消退，或终身不会出现。一般地说，公的也要到生殖年龄以前不久才发展这些结构，在青年的初期里是没有的。因此，就绝大多数的例子说，两性在幼年时代是彼此相像的，而母的毕生就多少和她的幼年子女有几分相像。几乎在每一个大的纲里；少数个别的反常的例子也是有的，甚至发生两性特征几乎是完全对调的情况，母的竟然取得了正常属于公的动物的一些特征。但总起来说，调节两性差别的一些法则是划一的，而调节的范围既包括这样众多而彼此渺不相涉的纲，这种划一性也是大得出奇的。但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共同原因的作用，即性选择的作用，这种划一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性选择的作用有赖于物种的某些个体，在传代与繁殖方面，在与其他同性别的个体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而自然选择则不然，它的作用有赖于物种中某些个体，不分性别，也不分年龄，在一般生活方面，在对一般生活条件的适应方面，在和其他个体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性的竞争有两类：一类是在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一般是在雄性与雄性之间，为的是要把情敌赶走或除掉，雌的始终是被动而观望的。另一类也是在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进行的，为的是要激发和媚惑异性的个体，这异性一般总是雌的，到此，雌的也就不再观望，而进而选取更为惬意的配偶了。这后一类性的竞争所产生的选择作用和我们虽无意识却有效地在家养生物身上所起的选择作用有密切的可以比拟之处，人畜养或培育一些生物，对所培养的物种初虽没有加以改变之意，却能把最悦目或最有用的个体长期保存了下来。
遗传的一些法则决定：两性之中不拘哪一性通过性选择所取得的一些特征在向下代传递的时候，是只传给同性，即子或女，抑或不分性别，即子和女；也决定，这些特征，在子女身上，将在什么年龄发展出来。情况似乎是，个体身上出现得晚的一些变异一般只传给和它属于同一性别的后一代，即父则传子，母则传女。变异性是选择所由发生作用的必要的基础，也是独立于选择作用之外的。正由于这个道理，在物种的繁衍方面，通过性选择的途径，同时又在一般的生活目的方面，即为了更适合于生存，通过自然选择的途径，凡属同样而一般性的种种变异都往往被利用上而得以累积起来。因此，只有通过一番类比之后，我们才能把两性同样会遗传到的一些第二性征从一些寻常而也可以具体指出的特征之中区别出来。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一些变化往往表现得特别显著，显著到可以使人常常把同一物种的两性看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种，甚至不同的属。这一类特别鲜明或突出的差别一定有它们的重要性，哪怕我们还说不清楚它们究竟重要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就某些例子来说，这些差别的取得是付过代价的，不仅是不方便的代价，甚至是暴露给实际危险的代价。
我们之所以相信性选择的力量，主要是基于如下的几点考虑。某些特征只一性有之，只此一点就有可能说明，就绝大多数的例子来说，这种特征是和生殖的举动有关系的。数不清的例子表明，这些特征总要到个体成熟的年龄才十足地发展出来，而且往往只限于每一年的某一个时期，就是繁育的季节。雄的个体（少数个别的例外搁置不提）在调情过程中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他们也是武装得更好，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打扮得更为漂亮的一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雄的总要把这些富有诱惑力的特点细心周到地在雌的面前卖弄出来，而一过叫春的季节，却又难得或根本不再卖弄了。我们很难相信所有这一切会是无所为而为的。最后一点，就某些四足类和鸟类动物来说，我们有着确凿的证据，说明此一性别的个体，对于另一性别的某些个体，会有强烈的厌恶或喜爱之感。
记住了这些事实，再加上人在家畜和人工培育的植物身上通过不自觉的选择所取得的一些显著的成果，我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如果两性中一性的一些个体，在一长串的世代之中，一贯趋向于和具有某些奇异的特点的异性个体结成配偶，那么，所产生的后代将会慢慢地、但却又拿得稳地，发生变化而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来。在雄性的个体在数量上超过雌性的个体、或一夫多妻的配偶方法流行的情况下，上面这番话是可以成立的，但若情况不是如此，则比较漂亮的雄性个体，比起不那么漂亮的来，是不是会成功地留下更多的后代而把优越的装饰和其他能吸引异性的特点遗传下来，是值得怀疑的，这一层我在上文中没有试图加以掩饰。但我也曾指出，这一层也许不必过虑，我们还须转而考虑雌性的一方，雌性的个体，尤其是一些更为健壮的雌性，而这些也正是有更早的机会来开始繁育后代的雌性，所挑取的，不仅是更为漂亮的雄性，而同时也是更为健壮和在和同辈争雄的过程之中更为优胜的雄性。
尽管我们有一些正面的证据说明鸟类能欣赏鲜明而艳丽的物件，例如澳洲的凉棚鸟（bower-bird），也尽管它们确实能领会歌唱的吸引力，我还须充分地承认，许多鸟类和某些哺乳类的母的动物居然会有天赋的足够的鉴赏能力来领略装饰之美，总是一件值得惊奇之事，至于所谓天赋，我们有理由认为就是性选择的创造了。而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在爬行类、鱼类和昆虫类中间也竟然有这种情况。不过我们对于人以下各类动物的心理状况实在了解得太少。例如，我们无从设想，风鸟或孔雀的公鸟会在母鸟面前如此其费尽功夫地把美丽的翎羽竖起、敞开、颤动起来，而全无用心于其间。我们还该记得上文有一章里所叙述到的有着极可靠的权威作后盾的那桩事实，就是，有几只母孔雀，在被拒绝和一只她们所已看中了的公孔雀接近之后，便宁愿守上一整个季节的寡，而不和另一只公孔雀配合。
但还有比这更奇怪的，在我所知的自然史里，没有比百眼雉（Argus Pheasant）的母雉的鉴赏能力更为出奇的了。在这个雉种里，公雉两翅上的羽毛呈现着许多由浅入深的球臼扣合型的关节状的圆斑，极其精美，而总起来又构成一片漂亮的图案。母雉所欣赏的就是这片圆斑图案。凡是相信自从上帝创造他的日子起，这只公雉就一直具有像今天这样花色的人一定得承认，上帝把这些奇美的羽毛赋给他，确乎是专门为了打扮他，因为这些羽毛对飞行反而是个累赘，又因为一到求爱的季节，公雉确乎把它们抬出来卖弄一番，而卖弄的姿态又是十分奇特，为这一物种所独有，等到求爱季节一过，这一套却又全都收拾了起来。既然如此，则这个人还须进一步承认，上帝在创造母雉的时候，也一定把欣赏这一类装饰品的能力赋给了她。我也承认这些，唯一不同之点是在信念方面，我则相信，公的百眼雉的美丽是通过母雉，在许多世代之中，不断挑取装饰得更为美好的公雉，而逐渐取得的。而母雉的审美能力则通过练习与习惯也逐步获得了进展，像我们自己的鉴赏能力逐步得到改进一样。何以知道这类变化是逐步取得的呢？幸运的是，在公雉两翅上今天还保留着几根未经变化的羽毛，使我们不难清楚地追踪一下，一些朴素的小圆点，加上陪衬在一边的几道暗黄色的浅晕，是怎样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发展，而终于有可能达成今天奇美的球臼扣合型的关节状的圆斑所构成的花色来的，而实际发展的过程大概也确乎是这样。
哺乳、鸟、爬行、鱼各类动物的雌性能领略雄性的美丽，肯定地说明她们的鉴赏力是高的；但为什么这样高，又为什么在审美标准上大致和我们自己的很相符合，这一种能力究竟是怎样取得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是真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这即使在已经接受进化原理的人，也还感觉到很难接受。这样的人应该回想一下，在全部脊椎动物的系列里，上自最高的成员，下至最低的成员，大脑的神经细胞都是从这一庞大的动物界的共同祖先那里派生出来的。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无论种类如何不同，无论彼此之间的界限如何分明而各不相涉，某些心理能力的发展却采取了几乎是同样的方式和达到了几乎是同样的程度这一过程究竟是怎样来的。
本书的读者，如果把专门讨论性选择的各章都读过一遍，当能作出判断，我所达成的若干结论所得到的证据的支持究竟充分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接受这些结论，我想他会把它们引申到人类身上，而不至于有阻碍不通的地方。在这里，再把我不久以前已经说过的重复说一遍——说明性选择是用什么方式在人的身上，男人身上和女人身上，显然发挥它的作用，从而使两性之间在体格上与心理上都发生了区别，又使各个种族之间在各方面的特征上也呈现了差异，以及使这些种族和他们古老的、在组织上更为低级的祖先之间也有了不同——是没有必要的了。
凡是承认了性选择的原理的人会被带领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就是，神经系统不仅调节着身体上绝大多数的现有的机能，而且也间接地影响身体上各种结构以及某些心理品质的前进的发展。勇敢、好斗、毅力、体力、身体的大小高矮、各种攻守用的器官、声乐和器乐的器官、各种鲜明的颜色以及装饰用的附带结构，都通过进行挑选时所使出的力量，通过恋爱和妒忌，通过对声音、颜色或形态之美的领悟，而为这一性别或那一性别的个体所取得，而这些心理上的能力一望而知地有赖于大脑的发展。
人在对他的马、牛、狗进行配种之前，总要不遗余力地把它们的性格和谱系仔细察看一番；但一到他自己的婚姻，却极难得、或从来不肯费上任何这一类的心思。尽管由于他高度地欣赏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种种优美的品质，他要比这些低于他的动物卓越得多，但就驱使他走上婚姻之路的一些动机而言，他却和不受人工驯育的限制而得以自由选偶的这些动物几乎是一样的。然而人的配偶选择却是另一路的，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未必是一些优美的品质，而是单纯的财富或社会地位。但通过真正的选择，他对他的后代，不仅在身体的素质和形态方面，而且在理智和道德的品质方面，是可以做出一些成就来的。无论男女，如果在身体方面或心理方面有着显著程度的缺陷，便应该自己克制，放弃结婚；但在遗传的一些法则彻底地被人发现以前，这一类的希望是乌托邦一路的空想，即便是部分地加以实现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人能向着这个目的出一点力，就算是有了良好的贡献。有一天人们对育种和遗传的一些原理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将不再听到议院里不学无术的议员先生们，用着嘲笑的态度，把确定近亲结婚是否对人有害的这样一个调查研究计划推出院门之外了。
人类幸福的推进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未来的子女设想，凡是没有能力养育他们而无法使他们免于赤贫生活的人全都应该放弃结婚，因为贫困不仅本身是件大坏事，而且通过对婚姻的率意进行，不负责任，倾向于滋长更多的贫困。在另一方面，像高耳屯先生说过的那样，如果能深思远虑的人回避结婚，而凡事漫不经心的人却结了婚，则社会上较差的成员势将取较好的成员而代之。人像其他每一种动物一样，其所以能达到他今天的崇高的地位，无疑地是由于，继他的快速繁殖之后，他曾经阅历过一番生存竞争，而如果他指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怕还需在严酷的竞争之中继续受些折磨。要不然，人将沉沦于怠惰懦弱，而天赋比较好的，在生活的斗争中，比天赋差的未必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我们的自然增长率，尽管目前正引向许多明显的弊病，还无论如何不宜于降低得太多。人人应当有公开竞争的机会，而最有能力的人不应当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限制，使其不克做到最大的成功和养育最大数目的子女。过去的生存竞争虽然重要，而就在今天，也还并不是不重要，若就人性中最高的一部分的发展而言，还有比它更为重要的一些力量在。各种道德品质的进展，直接间接通过习惯、各种推理的能力、教导、宗教等等的影响而取得的，要比通过自然选择而取得的多得多。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把各种社会性本能的出现归功于自然选择而这些本能又为道德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本书所达到的主要结论，即，人是从某种在组织上比较低级的形态传下来的，我抱憾地想到，对许多人来说，将是不合脾胃的。但我们是从半开化的朴野人传下来的，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了吧。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一处荒凉而破碎的海岸上，第一次看到一队火地人（Fuegian）的时候所感觉到的一阵惊诧的心情，因为当时立刻涌上心头的想法是——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些人真是一丝不挂，全身涂上颜料，又长又乱的头发纠缠成许多结子，陌生人在他们中间所引起的激动使他们口流白沫，他们的神情是旷野、张皇而狐疑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手工艺，并且，像野兽一样，抓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没有政治组织，除了他们自己的小部落中人以外，对谁都可以加以残杀。任何在自己的本土见到过一个野蛮人的人，如果被迫而不得不承认在他自己的血脉里也未尝不流动着一些比他自己更为卑微的人的血液，他不会感觉到太多的羞辱。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要我在猿猴类祖先与野蛮人祖先之间作一抉择的话，我宁愿认猿猴，而不愿认野蛮人。有一些真实的故事说一只英勇的小猴子，为了救他的看守者，冒了自己的生命危险和它的可怕的敌人周旋，又说一只年老的狒狒从山上直冲而下，从一伙惊愕而措手不及的猎犬中间，胜利地把它的年轻的同伴抢了回去。而野蛮人呢？他拿虐待敌人、看敌人的婉转哀号自己开心，他用生人作为祭品，他没有心肝地维持着溺婴的恶俗，他把众多的妻子作为奴隶看待，他不识廉耻为何物，他被一些最粗鄙不堪的迷信弄得失魂落魄。
人这样地兴起而攀登了生物阶梯的顶层，固然并不是由于他自己有意识的努力，但若他为此而感到几分自豪，也是可以理解而受到原谅的；这样地兴起，而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地面上这一事实会给他希望：他还可以提高，提向遥远未来中的一个更大的幸运。但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希望与恐惧之类，而只是真理，我们的理性能容许我们发现多少，我们就关心多少，而我也尽力地加以证明了。不过我以为我们总得承认，人，尽管有他的一切华贵的品质，有他高度的同情心，能怜悯到最为下贱的人，有他的慈爱，惠泽所及，不仅是其他的人，而且是最卑微的有生之物，有他的上帝一般的智慧，能探索奥秘，而窥测到太阳系的运行和组织——有他这一切一切的崇高的本领，然而，在他的躯干上面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于寒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
原注
[1] 《关于自然选择的限度》，载《北美评论》（丙104），1870年 10月，页295。
[2] 皮克屯（甲525）牧师，在他所著书《新学说与旧信仰》（1870年版）中，讨论及此，看法相同。
译注
1.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对畸形现象的研究，只限于解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一些现成资料的描绘和叙述。至达瑞斯特等才开始进行实验。达尔文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方面的发展前途，所以特地把达瑞斯特的名字一度提出，作为例子。到 1891年，达瑞斯特终于把他的实验成果写成专书问世，即《关于畸形现象的人工产生的研究，或畸形发生实验论》，从而实际上在生物科学里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实验胚胎学。然而达尔文已经不及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