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岁月逼近结束了，有人看见那只催命船开过了宋尼安。与他同时的上年纪的朋友克力同尚未黎明就来报此信息，他自己却在梦中得到启示，第三天必须辞世。时间宝贵，克力同早来，为的是要得他应允逃监的计谋。这是他的朋友们轻而易举的事，救他的命并不冒险，听其丧生则是耻辱。他应虑及为父之责，毋陷于冤家之手。所需钱财，克力同、新谜亚士和其他朋友皆已备齐，他在啬萨利亚等地不难找到朋友。
苏格拉底唯恐克力同只是强以常人之见，而他一生却独听命于理性和明智的一人之见。克力同曾一度承认此操守正当。尽管有人会说“人众能杀”，此语无足轻重。好的生活，换句话，唯光明正大的生活有价值。物议与儿子无依之虑都要置之度外，唯一问题乃在企图逃监是否正当。公正、不怕死的克力同自能答此问题。苏格拉底宣判死罪之前，大家时常聚谈，一致同意为人不可作恶、不可以恶报恶、不可害义伤理。这些原则是否因苏格拉底处境之变而变？克力同承认这些原则不变。那么，逃监与不变的原则相调协吗？对此质问，克力同不能答或不愿答。
苏格拉底继续往下说；假设雅典法律来告诫说，为什么违法背律？如答称，伤害我，法律将覆曰，合约何在？以什么反对的理由为口实而推翻法律？你不是凭藉法律以生、养、教育，法律不是你的父母吗？你尽可离雅典、往所欲往之地，可是你比其他公民经常留居此土，于今七十年了。由此可知，我显然承认合约，如今弗能背约而不辱身且危及朋辈。况且在审讯中，我原可提出流寓他乡的处分，却自称宁死毋流。我将何所往？凡治理之邦，其律都要敌视我。或许不治之邦，如啬萨利亚，先是欢迎我，随后不光彩的逃奔将传为笑柄。我若开罪于其民，便需重受别种教训。可要继而宣讲道德吗？这在异邦不得体。若把儿子带到啬萨利亚，他们将何所得于避难生涯，失去了雅典的公民权？如把他们留在雅典，能期望朋友们因乃父流亡在啬萨利亚而更优待他们吗？真实的朋友之于孤儿岂因乃父之存殁而异其操？最后，法律谆诰，先虑义不义，后及于性命与嗣续，于是，可以宁静而清白地辞世，成个无辜的蒙祸者。如果背约、以恶报恶，则有生之年为法矢之的，地下之律亦将以敌待之。这是神秘的语声在我耳边经常告诫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