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技术—功利主义的精神，——它与希特勒〔德国〕人民的联系，我们在上面已经思考过了，——早在一个半至两个世纪以前，在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创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中就有了它的古老的原型；——而这桩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还从不曾被人考察过。这一我们多少已提到过的原型，却格外牢固而深刻地给〔德国〕人民打上了烙印。这时出现了一种普鲁士类型的军官，他们既与其他国家的军官类型、又与其自己本国其他职业的类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使一种确切合理的思想对人生中不合理的本质取得绝对的统治权；这种思想乃是一种无条件地、绝不瞻左顾右地献身于职务以及献身于赋予他以这一职务的那个最高的战争主宰，从而使最高度的完成任务体现出一种绝对的价值，——既在练兵场上，也在战场上，而在练兵场上用的是一套精心规划的运算和技术。因为人就是在那里训练出来的；也就是说，要按一种合理的规划造就成这样一种人，他们要学会为着一个并非是由自己所规定的目的而盲目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一个人就成了一座大机器中无数齿轮中的一个，这座大机器不仅为了要在战场上的风云雷电之中怒吼，而且还要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作为一件机械构造品而在国家权力的服务中作出重大的贡献；它自身就被当作是一种目的（Selbstzweck），而国家中的一切都必须向它屈膝。
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是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一种片面的描绘，但它是在18世纪的征兵制、地区兵役制（Kanton pflicht）和正规战术的时期形成的。因为即使是用彻底机械的办法，这种人工造就的并由人类生活所形成的机械构造，也不可能全部有效地加以实现。在普鲁士军官的身上仍然保存着昔日骑士风度的和陪臣效忠的那种感情；而且在各地区被征集服役的人们的身上的乡土感情和一种父家长式的对国王的忠诚，还可能成为道德的动力。但是军官们的以及士兵们的灵魂生活，在整体上却始终是和那最大限度地完成军事任务的合理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朝着它定向的。坚强的性格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很可以上升到人性伟大的高度；而像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和歌德时代的那种强而有力的精神激荡，也可以从灵魂的非理性的领域里汲取新鲜的血液。在腓德烈·威廉第一的年代里机械化了的军人性格和训练精神，也继续存在于沙恩霍斯特 〔1〕 和博因以普遍兵役制所组成的军队里。1815年以后，博因在反对正规军的那种严厉的和排他的精神而提出他那较为自由的、较为人情味的但确实在技术上性能较差的民兵（Landwehr）原则时，他仅仅获得了很有限的成功。国王威廉第一 〔2〕 和隆恩 〔3〕 所改组的陆军，进行了德国统一战争并获得了胜利。这确实是正规军原则的第一次胜利。从此以后，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它都能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连续体，始终在使自己不断地重新适应着时代。
这时，19世纪那种由大机器而来的新技术—功利主义的精神，就在根据早期的技术而已经臻于完美的普鲁士军队的形象之中找到了某些非常亲密的东西。它那合理化的过程，这时就随着19世纪所进一步教导的专业知识的彻底性而能够前进得更远。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口号：“武器就是科学，科学就是武器。”随之而来的，便是它促进了历史性的伟人的坚强性格的发展，也促进了精神高雅的人们所创造的硕果。于是在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之内也就形成了一种核心组织，那里面集中了这种军国主义的一切有用的特性，而且可以说是以纯文化（Reinkultur）而被培育起来的：那个组织就是参谋本部。在它那里面，科学性、合理性和能量是结合为一体的。而这个组织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韧，并对它所造就的那种类型的人打下了如此之牢固的烙印，以至于它本身靠着一种伪装的机构竟然经历了本来是要把它摧毁的那个凡尔赛和约而存活下来了，——那些伪装的机构就是某些国家档案馆之类的机构，过去参谋本部的人员就在那里面研究世界大战史。于是这支十万人 〔4〕 的国防军，就可能为这种参谋本部的精神所灌溉，而小小的国防军干部队伍就又能复活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庞大军队，并为此创立一个参谋本部来继续以往的传统。敌人 〔5〕 的尖锐的目光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在这一参谋本部里窥见了我们的军国主义的精髓，并且认定他们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它连根拔掉。
在参谋本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这种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尽管终究总是证明其本身是效能极高的，——然而那却是一种通过危险的片面性而获得的效能。这就摧毁了那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动机两者之间的平衡。纯军事的效果在思想和愿望中占有最高地位。军事和战争不应该成为自身的目的，而是必须始终在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尽其服务的功能，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并且还是各个民族的大家庭的；——这一点可能在理论上是被参谋本部中最明智的头脑所认可的，但在实践上却落到参谋本部思想的背后去了。参谋本部缺少必要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补充，但政治思想却只有与民族的全部文化生活相接触而运动着的时候，才能保持健全。不过，共同生活中各个不同环节之间的整个这些接触和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十年里就变得越来越松弛了。这一点的例子就表现在有名的史利芬 〔6〕 作战计划之中，这个计划由于过分抬高了纯战略的原则而忽略了德国进军之假道比利时可能有什么样的政治上的后果、以及作用会进一步加大并终于改变军事上的形势的后果。在这里，Homo Sapiens〔智人〕便被Homo faber〔强人〕所取而代之。
我们已经说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动机之间的平衡是被破坏了，而且确实是由于过分强调技术—合理化的动机而被破坏的。无论如何，这些紧张地而又鞠躬尽瘁地在工作着的参谋本部的军官们的非理性的动机，不仅是一种荣誉心而且也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真挚的爱祖国的感情，这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然而人们在观察他们时，却不会是很愉快的。这些战争的技术专家们身上缺少的是对于历史生命的总体的全盘理解。因此，对那些超出技术—军事理解力所能掌握的范围以外的事物进行估计，他们就可能犯致命的错误。
由早先的参谋本部和军官团转入国防军中的大部分人员都犯了这类严重的错误，他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希特勒这颗上升着的明星表示同情了。他们被这一〔希特勒〕运动所射出来的那种最高度的民族精力的表象给蒙蔽了。我们不可忘记，希特勒运动在起初只是和其他有关的民族运动相并行的一个特别强大的流派而已，人们通过这些流派在绝望地而又愤怒地在抗议着凡尔赛和约。然而激动不安的，却绝不仅仅是旧军队中成千上万名被遣散的军官而已。我们已经听说过，国防军是被一些黑社会组织所包围着。1923年的政变企图已告失败，但它那精神却随着公共生活中每一次新的不景气而重新燃烧起来。接踵而来的便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可怕的失业；这时候希特勒运动就强而有力地壮大起来，而它和国防军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尖锐的新阶段。
国家社会主义在1930年9月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 〔7〕 以后，对乌尔姆的青年国防军军官的那次起诉就表明，这个社会阶层开始接受了希特勒的宣传。就在这一年，有一次我不无担忧地问过一个与国防军接近的陆军上校关于国防军的一般态度。他带着一种沉思的神情回答说，“国防军将永远站在国家最重大的利益那方面。”过了几年后，当第三帝国的太阳照耀着国防军而重整军备也已经开始时，这位军官已晋升为将军，他又以一种胜利的神情提醒我他以前对我做过的那个回答。使我感到较为高兴的是，1930—1932年之间有一次我从国防部长格罗纳 〔8〕 的口里听到的话：“要问国防军站在哪里，这完全是错误的。国防军做它奉命要做的一切，如此而已！”那时候，我倒并不怀疑国防军在一个像兴登堡那样的总统的权威之下，当事态紧急而被用于反对希特勒运动时，也会同样克尽他们的职责，正如他们在十年前曾尽了他们的职责一样，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对希特勒的积极的同情。可是，这种同情确实是愈来愈破坏了国防军对于大多数人民在魏玛所制定的宪法的尊敬。而且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时有民主思想的大多数人民，这时候在希特勒炽热的风暴之下越来越销声匿迹吗？现在我们就必须来看这一点。在当时的德国青年中间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武器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的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收入和提升的机会，而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魏玛共和国确实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的基础之上，一个在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整体都应该为它而生活和战斗，——那种理想是要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终于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民族共同体，也是要一切以往公开宣称与国家为敌的各部分的人民都应当渗透着一种健康的、决不夸张的而且是包含有一切人道价值在内的民族感情。在魏玛共和国中，与此相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种坚定的意志，要坚忍而缓慢地通过对战胜国的稳步的、哪怕是微小的妥协而一个一个地解除，或者至少是解缓凡尔赛和约的死结。这是当时在政治上唯一现实主义的、可能逐步摆脱那些死结的方法。任何其他方法迟早都有引起一场战争的危险，而再有任何一场战争，正如后来所出现的那样，就会导致一场德国的浩劫。
然而这种说法，对于1930年如饥似渴的青年们来说，都有着太多的理性和太多的听天由命了。“你们没给我们提供任何理想”，从他们的行列里喊出了反对魏玛人的呼声；“我们不能对你们满意”，——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已说过的，同时既是在物质方面，也是在理想方面。青年人中间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结社鼓励人心，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就采取迅速的行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许多可贵的然而在政治上却是不成熟的青年人，聚集到希特勒运动的SA〔冲锋队〕 〔9〕 里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典型的、然而同时却又盲目的青年运动而取得政权的。
“非向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开枪不可，那会是件可悲的事，”国防军的队伍里都是这样在说着。我把这话说给了格罗纳，他却嘲讽地说：“好像在其他阵营里就没有许多可贵的青年似的！”确实，其他那些青年并没有像希特勒阵营里的这样炽热地被燃烧起来。
这里，我们再回到国防军内部的潮流上面来。我们现在也要谈到，对希特勒日益增长着的友好态度最起作用的物质动机是什么。国防军的行列里在喊价说：我们要给你们缔造一支彻底伟大的军队，比你们自己今天想象的要伟大得多。这对于那支十万人的军官团，又是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副能在生活中迅速晋升并有用武之地的前景啊！而这对已被遣散并且现在生活艰难的大量原来的军官来说，情形也是一样的。
恢复普通兵役制这一解放战争的传统，对于厌恶希特勒运动的人们也可能是一种理想很高的目标。然而就当时存在的历史形势而论，它的确可能是、而且必须只能是一种没有具体的军国主义的普遍军役制；因此是某种近似于瑞士类型的民兵。一些稳健的同时又有深厚民族感情的政治家们，像勃鲁宁和格罗纳，这时都认为有可能和战胜国进行谈判来达到这一点。“我们的计划是”，后来格罗纳这样告诉我说，“实际上听任国防军大体照旧，一如既往，仅仅在重武器方面有所扩充，但却是建立在由新征集来的并受过半年训练的‘边防部队’的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实力约为20万人。我们向英国和意大利提出了这个计划，并取得了他们原则上的同意。我们正要向法国提出，——在这时候我们倒台了。”（它〔勃鲁宁内阁〕是1932年5月30日倒台的。） 〔10〕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勃鲁宁和他的同僚们的其他一些富于前景的计划。然而在这个事例中，就已经饱含着这一历史可能性，即勃鲁宁和格罗纳的政府有可能通过使国家能量获得有价值的成就而刹住希特勒运动满帆前进的风向。这样，德国和欧洲就可能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浩劫。我们的确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可能性是能够成为现实性的。然而这个问题也和世界历史上那么多的歧路一样，在它那里一种健全的可能性是被人忽略了，而一些不健全的现实性却为人所采纳；——它是那么之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而又是那么经久不息地始终在人们的耳旁荡漾着。
然而按我们的信念，德国的、从而以及欧洲的命运，首先是有赖于国防军和它的态度、感情与倾向。它在自己的手里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重心。它确实不会、也不肯根据自己的决定而直接干预国家权力，但归根到底它是会听从共和国总统的命令的。在同时兼大元帅的这位总统 〔11〕 和国防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防军听命于他；而他也听从国防军，并让国防军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进入到他自己的灵魂里面来，——他就是国防军的血肉的血肉，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真正的苗裔，这个军国主义曾经产生过那么多的有才干的专家，但却那么少有政治远见的头脑。并不是总统在他自己的决策上要想径直遵循国防军的意愿。那种联系倒并不如此之简单。直到他变得麻木不仁并请出希特勒来之前，他曾经长期倾听过政治家们的理性的声音。如果我们要从灵魂最深邃和最根本的层次上追问，究竟是什么思想使得他这样做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军国主义当作是确实极其强有力地促进了第三帝国的建立的那种历史性的力量。
始终屹立于这种照例是很狭隘的军国主义的范围之外的，则是那些更自由化的、政治上更敏感的和有着人道主义教养的人们，他们是沙恩思霍斯特、格奈斯瑙 〔12〕 和博因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中间有国防部长、后来任内政部长的格罗纳和当时任国家档案馆馆长并领导战史研究的陆军少将汉斯·冯·海弗坦 〔13〕 。我有幸和他们两个人有着友好的关系并经常往还。甚至于在这两个对希特勒运动深为反感的人的身上，我于1931—1932年的冬季也怀着日愈增长着的忧虑观察到有一种宿命论的心情。海弗坦有一次深深激动地高声向我说：“眼看这股洪流不断在愈长愈高；我们会无法阻止它的。”而格罗纳则想向它要挟，并号召个别的国家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他还接待过一次希特勒，使自己置身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之前；他向我们谈起，希特勒是怎样两眼凝视着天花板，大肆宣扬佛陀和孔子的。后来在格罗纳本人倒台以后，我相信他也承认，要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这一冲动乃是错误的。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他停了下来，用他的手杖敲地，大声说：“我们早就该用武力把他们镇压下去。”我充分地理解他这番话，因为我早就感到了希特勒精神与健康的德国精神之间的鸿沟之深。当它涉及德国整个的未来，涉及她政治的、精神的以及道德的健全时，那就必须要选择一场生死斗争了。
格罗纳当时确实是身患糖尿病，这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的事实。这种病或许妨碍了他的充分的精力。我猜想，他还受到他在国防部中的主要同僚、那个狡猾而又诡计多端的冯·施莱彻尔 〔14〕 将军的影响。这又代表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参谋本部之间的另一种微妙的情况。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参谋本部的人员，他已经有一种动机要从事于比单纯的参谋本部更多的工作，——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起作用，并以巧妙的建议在幕后操纵人和事。（路德维希·柏恩哈德 〔15〕 是个知情人，他有一次告诉我说，格罗纳于1918年10月被最高统帅部提名为鲁登道夫 〔16〕 的接班人，就是根据施莱彻尔的建议。）施莱彻尔那种做法令人想到枢密院（Geheimrat）的弗里兹·冯·荷尔斯泰因 〔17〕 那位在布娄 〔18〕 手下暗中操纵德国政策的恶魔。然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施莱彻尔感到自己是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c）中的伟大人物，是和马基雅维里与俾斯麦的精神相接近的。他把政治生活看成是一场可以进行计算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竞赛，一个人可以脱离一切成见和党性教条，根据高明的艺术加以操纵而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国家。运用之妙，对他来说，才是头等大事。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来他从未想到过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但是这并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来谋求对国防军和国家有好处。他也相信能够通过机智的、妥善的让步而把狂风暴雨纳入渠道。后来他参加巴本 〔19〕 政府任国防部长时，便是这样行动的。但是在这以前，当格罗纳于1932年春担任部长时，他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就来了一个彻底改变战线。这里我根据的是格罗纳的陈述。也就是说，施莱彻尔最初是赞成并支持格罗纳的观点，即终究是要给希特勒运动一个有力的打击的，因而在4月13日便发出了对SA〔冲锋队〕和SS（党卫队，Schutzstaffel） 〔20〕 的禁令。格罗纳当时对我说：“这件事做得正是最佳的时刻，而且幸运的是做出了这件事。”但是当5月10日格罗纳必须在国会答辩对冲锋队的禁令时，却由于身体不适而对答辩做得十分拙劣和站不住脚，从而使得许多人大失所望；施莱彻尔便突然在24小时之内转变了过来，宣称这一对冲锋队的禁令是不能实行的。他就这样从背后打击了他的部长，并因此而很可能决定了勃鲁宁—格罗纳政府的倒台。他本人作为格罗纳的后继人以及后来作为短命的德国总理的那些实验，使他自己也陷入了他曾为格罗纳所掘出的那座陷阱。他最后的命运是在1933年6月30日被纳粹党人谋杀，这是人所尽知的。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论点上来，继续阐明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间的联系的普遍历史契机。
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军队里出政权〕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它不仅意味着军队是以罗马皇帝禁卫军的那种方式来选择统治者，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政权在任何时候往往都是以一种隐蔽的而非公开可以察觉的方式，在根本上要取决于其武装部队的愿望和意志。一个健全的国家的理想目标确实是正好相反，它的武装部队应该始终只是统治者的意志的执行机构。但是历史生活的现实却表明两者间有一种根本性的互相作用，并且从而国家的意愿会深受军方性格的影响。于是，希特勒运动的命运这时就高度地取决于国防军的态度和愿望。大概没有人比希特勒本人更好地懂得这一点了。他迷惑了国防军，并把他们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这个成功非同小可。这个国防军的圈子对希特勒运动的民族价值之缺乏判断力，又是与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片面性、与其高度发展的技术精神及其专业训练紧密相联系着的，——结果就只能造成缺乏对其他一切内部生活力量的接触以及在整个有机体内部运转的血液循环。沙恩霍斯特—博因的精神的反作用，始终只能收获到有限的成果。一个像施莱彻尔那样玩弄手段的将军，要靠拙劣地模仿俾斯麦式的实际政治的办法来掌握命运的车轮，下场就只能是走入邪路。
国防军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他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扩军和重整军备开始了。然而或许是很多国防军的将领们都怀着的那种希望，——即“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军队里出政权〕这句话也会得到证实的，并且在第三帝国中最后拍板定案的是国防军而不是党；但是这一点却并没有实现。反倒是党慢慢地、有眼光地、一步步地取得了对军队的精神控制权。这一进程在劳希宁 〔21〕 的《虚无主义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一书中有着出色的论述；此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德国〕国外出版的，可以看作是对德国将军们的一个诚恳的警告，即不要堕落成为为党效劳的匪帮头子（Landesknechtfuhrer）。当这个进程对于党已经走到如此之远，以致人们无须再担心古老的军队和其中仍然多少活跃着的那些传统时，希姆莱 〔22〕 就带来了进一步的东西，即建成一支新的、完全由党缔造的核心部队，即武装党卫队（WaffenS．S．）。于是“军队里出政权”这句话的意义就获得了新生。这种精神，或者不如说，这种武装党卫队的恶劣精神（ungeist），这时便决定了此后统治权的实质和意图，并把我们〔德国人〕带进了深渊。
注 释
〔1〕 沙恩霍斯特（Gerhard J. D. von Scharnhorst, 1755—1813），普鲁士将军，军事改革主持者。——译注
〔2〕 威廉第一（Wilhelm I, 1861—1888），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译注
〔3〕 隆恩（Albert von Roon, 1830—1879），普鲁士国防部长。——译注
〔4〕 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字，其中规定德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十万人，德国便以这支队伍作为预备军官，从而后来有可能扩充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译注
〔5〕 “敌人”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译注
〔6〕 史利芬（Alfred Schlieffen，1833—1913），德国将军，于1905年主持制订史利芬计划，要点在于以大兵团加强右翼，突破比利时，迂回并包围巴黎。——译注
〔7〕 1930年9月14日德国国会选举，希特勒的国社党获107席（原仅12席），社会党143席，共产党77席，其他各党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译注
〔8〕 格罗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德国将军、政治家。——译注
〔9〕 冲锋队原文为Sturmabteilung，缩写为SA。——译注
〔10〕 按：勃鲁宁（中央党）于1930年3月27日组成联合内阁，同年5月30日辞职；格罗纳任勃鲁宁内阁的国防部长。——译注
〔11〕 指兴登堡。——译注
〔12〕 格奈斯瑙（August Wilhelm Gneisenau, 1760—1831），普鲁士元帅。——译注
〔13〕 海弗坦（Hans von Haeften, 1870—1937），德国军事学家。——译注
〔14〕 施莱彻尔（Kurt von Schleicher, 1882—1933），德国将军。1932年3月13日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5月30日勃鲁宁内阁倒台，31日巴本（von Papen）组阁，施莱彻尔出任国防部长。同年11月17日，巴本内阁辞职，12月12日施莱彻尔组阁任总理。1933年1月28日施莱彻尔内阁辞职，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6月30日希特勒进行大清洗，施莱彻尔夫妇被害。——译注
〔15〕 柏恩哈德（Ludwig Bernhard, 1875—1935），德国经济学家。——译注
〔16〕 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 1865—1937），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参谋总长。——译注
〔17〕 荷尔斯泰因（Fritz von Holstein, 1837—1903），德国外交家。——译注
〔18〕 布娄（Bernhard von Bülow, 1849—1929），1900—1909年任德国总理。——译注
〔19〕 巴本（Franz von Papen, 1879—1969），德国外交官，1932年任总理。——译注
〔20〕 党卫队又名黑衫队。——译注
〔21〕 劳希宁（Hermann Rauschning, 1887— ），德国政治家。——译注
〔22〕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纳粹党卫队领袖，盖世太保头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