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近代文化和文明中，人类的一切都来自灵魂生活中的合理的（rational）和不合理的各种力量之间一种健全的、自然的而又和谐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一近代文化和文明在以其特殊的形态威胁着这种平衡。非常概括地说，——但这对我们的目的已经够了，——合理的领域是指悟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的力量，而不合理的领域则指感情、幻想、渴望和意志的力量。归根到底，理性，也就是合理的能力，应该是能驾驭灵魂全部汹涌澎湃的演出的。但是理性自身要达到尽善尽美，也必须从不合理的力量中汲取营养。感觉必须把它引到一条通向善、达到限制自私自利、达到一切道德和宗教的目标的道路，幻觉也必须把它引到通向美并从而使灵魂由一心为私的欲念之下解放出来的道路。感情和幻想一道，必须促进悟性的了解世界的任务，也就是培养和指导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但却是巧妙地、有节制地，而不是强迫。而意志则在真、善和美的全部领域里最后都要成为执行者，并有责任服从于理性女王，这位理性女王来自灵魂力量的整体，乃是在塑造着、平衡着和引导着一切的女主人。其中任何一个的片面发展，无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灵魂力量，都会威胁着破坏整体，并且越走越远，最后将能导致对个人、对群众、对整个民族的灾难，如果一场事变的风暴把它们推向危险的方向去的话。
这样的一场风暴这时候就扫荡了德国民族，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完全顶住它。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在希特勒时代德国民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丧失平衡。
我们应该明白，各种政治倾向和文化倾向的大体系，当它们在历史上一一相继在决定着人们的态度和行动时，都是和灵魂的平衡关系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套鼓舞人心的思想的新星座，都引向灵魂各种力量之间的新配备和新交织，或者就是从其中直接得出来的。但是其间也还为无数细微的差异留有充分的余地。例如，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眼前忽视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转化为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然而在个人身上，伴随着这一转化的灵魂重行组合的景象却是无比丰富的。这样一种个人间微妙差异的财富，我们也许只好待到那种在希特勒时期堕落了的德国人民的身上出现了；但是我们或许也在他的追随者或者受他影响的人们那里发现，他们的主要趋向和灵魂结构确实还有许多其他的根源。我们在这里主要地将只限于这类〔希特勒德国〕人民身上所出现的典型性的东西。
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力和精神等等的综合，是建立在合理的力量和不合理的力量之一种特殊微妙的配备之上的，它们通过一种特别精致而个性化的繁复的交织而彼此相依赖着。但是近代文明的渗透影响，则是不利保持这样一种平衡关系的。特别是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得生活都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规格化了，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我们可以想想担任国家公职的那种考核体制的扩大化。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在这里就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
这只不过是外部的理性化能导致灵魂的内部损伤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并做出阐明。这里可以提到几年以前有一位很好的观察家曾提醒我注意过的一桩特殊典型的事例，因为它确实有助于理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中间所反复呈现的特性。
这位观察家还在第三帝国以前的时代就说过，现在情况往往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都在高等学校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完全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长达十年至十五年之久，从不向左或向右看一眼，勤勤恳恳地只一心想成为一个专业家。然后，到了他们三十多岁的中期或晚期，某种他们所从不知道的东西就在他们的心里觉醒了，那是某种在他们的教育中所从未曾真正遇到过的东西，——是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压抑的形而上学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如饥似渴地投身于任何具体的理想事业、任何一种当时正风行的事情，并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对人民的还是对个人的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戒酒也好，土地改革也好，或是优生学或各种神秘的学问也好。这时候，以往的那位严谨的事业家就转变为某种预言家或一个梦想者，也许完全成了一个宗教狂和偏执狂。于是就出现了世界改革家类型的人物。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对知识的那种引向繁复的技术分工的片面训练可能导致被忽视了的非理性的灵魂冲动的猝然反应，但不是导致批判性的修养和富于创造性的内在能力的真正和谐，而是导致一种新的片面性，在狂乱无章地四处乱抓。
我们相信在许多纳粹领袖的身上就能看到这种类型。例如，阿尔弗莱德·罗森堡 〔2〕 开始是一个技术专家，后来却投身于那种盲目的历史—哲学的复合体里面去，并在他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中把它宣告给全世界。然而一种技术性的职业并不总是必需先行于世界改革家的狂热。只有头脑发热并具有自以为是的改造冲动和野心的人，在被强加以今天技术规格化的工作转运条件之下，才很容易在灵魂与他们周围世界的冲突之中失去内心的平衡，并且熊熊地燃烧起来。那个小小的油漆匠而兼彩画匠的希特勒，曾经一度不得不在建筑行业中挣他那一点点面包，却从此把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提升为一种具有瓦解世界的作用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技术强而有力地渗透到实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已经召唤来了大量的新行业，从而也就终于在生活中召唤来了新的社会阶级；他们的灵魂结构显著地不同于以往的那种阶级，既不同于那些古老的农业国家的，也不同于从那里面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朝着实用的与直接有用的东西定向并高度集中在这上面的心智，于是就占据了灵魂生活的中心。靠它就可以取得高度的成就，随之则是文明的惊人的进步。而人类其他的灵魂力量，只要没有因此受到压抑，却会报复它们自己的，或则是通过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些狂热的反作用力，或则是通过一种普遍的腐化和堕落。感觉和幻觉，仿佛确实是要在发疯和颓废二者之间做出抉择的。而大多情况是，它们就选择了后者。在人心之中，感官上的愿望和渴求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不可摧毁的，于是由于技术和文明进步而来的大量的新对象，就使得人们的愿望朝着它们定向。而意志则现在又由于运筹和计划的智能已学会了在外在的生活中实现神话般的可能性，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和高涨。的确，19世纪末和迄今为止的20世纪，一点也不缺乏强而有力的能量。那种运筹的智能更多的是朝着实际上的目标、而非朝着知识上的目标定向的。它和聚集起来的意志力量相结合，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猛烈惊人的风暴，并只有在物质生活享受的那种休闲之中才得到解除。这大体上就是本世纪的天才们所提供的一幅画面，它全然不同于古代末期的那幅画面；而人们却往往以我们的时代与之相比，认为它们都开始表示出没落的征兆。
让我们暂且把这个历史考察的比较问题放在一边，并且现在最好是问一下，在灵魂生活的巨大改组之中，理智女王 ——即我们全部其他的灵魂能力的那位理性的而同时又是超理性的女主人而兼女友的理智女王，——变得怎么样了？当然，我们指的并不是旧的理性主义的那种枯燥无味的理性女管家，而是指在歌德的遗嘱中所说的那种：
哪里生命在享受着欢乐，
哪里就充满着理性。
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所形成的这种歌德时代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却不大适合突如其来的技术时代。于是Homo sapiens〔智人〕就被Homo faber〔强人〕所取而代之。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力量的和谐，使每一种都能保持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是每一种都以牺牲其他各种力量为代价而片面地追求自己的最高成就。甚至于技术人员，这时候也大谈其“理性”应该主宰人生，——而我们〔德国人〕又是多么经常地从希特勒的口里听到“理性”这个名词，——他们用这个名词所指的往往只不过是运筹计算的智能、精明的能力和混血儿的形而上学这三者的新三角联盟所提出的需要而已。
另外也还有某些东西是高于一切理性的，——即，上帝的和平、宗教。它不是一种具体的灵魂力量，而是一种出自灵魂整体并为了灵魂整体的灵魂需要，它唤起人们从内心里保持人们的共同生活，并沟通单纯的劳动者和个性发展了的文化人双方之间的联系。就连宗教也不适合于技术时代。它从它所占据的那种生活中心的地位被挤到边缘上来，——而且不是作为以前时代的一种残存的而又多余的资源而被漠然抛弃，就是作为对下层群众的安宁和秩序的一种有用的习俗和策略而在实用上被保存下来并予以相应的尊敬。真正的宗教所仍然存在的东西，或则是保存在个人的灵魂之中，或则是在乡村的寂静的社团圈子里。这类团体也在官方教区之内始终不断在重新形成着。而天主教会以其世俗的手段，在这方面要比新教教会更易于一视同仁地在信徒们中间散布光和热。
真正虔信的基督徒，是受到这种新技术、功利主义精神的有害影响最小的人。他们不管时代怎样，继续在过着他们高度的基督教生活，正像他们的父辈和祖先们所曾生活过的那样。
希特勒运动是怎样地也波及到宗教和教会并向它们斗争的，以及在希特勒主义崩溃以后，宗教当时所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关于这些，将在以后再谈到。
注 释
〔1〕 按本章标题原文为Homo Sapiens und Homo Faber，系作者故意使用两个拉丁文学名。——译注
〔2〕 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纳粹理论宣传家，二次大战后作为战犯被处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