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总自评
稗官野史之言，捕风捉影，虚构无稽，于世人有何裨益？不过聊解春日慵倦，权慰秋夕寂寥而已。是以汉土有《齐谐》、《导苑》二书；我朝有《浦岛子传》与《续浦岛子传》。皆可谓和汉小说之鼻祖而戏墨之滥觞也。兹后益踵事增华，有《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之作，如五色春花，绚丽多彩；有《水浒传》、《西游记》之文，奇巧绝妙，句句锦绣：实乃稗史之大笔，和文之师表。举其不足者，则《源氏物语》太耽于淫恋而不谙劝惩；《水浒传》则劝惩过于隐晦，致今无善悟之者，徒观其表不过是强人之侠义，甚为可惜。大抵知与不知，熟读与未熟读者，均谓其书不过舞文弄墨耳。如余之曲学者流东施效颦，舐糟拈垢者，和汉古今又有几人？大凡有其才而能脱胎换骨，写出杰作者，颇为罕见；既不脱胎亦不换骨，囫囵吞枣似是而非者，反接踵而继，至今不衰。盖因其笔之远祖，世代相传，稗史小说乃难登大雅之作欤？昔之文人才子作稗史小说，必借用古人之姓名，而又故异其事。譬如《源氏物语》之光源氏、《竹取物语》之赫夜公主〔昔日称赫夜公主之美人有三人，详见于余之《玄同放言》〕 、《水浒传》之宋江等三十六人与夫晁盖、高俅等及《西游记》之三藏法师诸人，不必一一列举。如其人物不足之际，则悬思虚构，以无中生有之人补充之。《水浒传》中之地煞星七十二人，《西游记》中之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以及其他众魔王，实不遑枚举。
更思之，稗史特不详其岁月，亦是作者之用心，以示与正史之不同。此可验诸本传北条长氏之事见之。长氏起于伊豆，彼将小田原之大森实赖驱逐而占据其城，乃明应三年之事，距本传所云之文明十五年晚十二年。然本传中作为当时之事。更何况安房里见氏与山内、扇谷两管领交兵，并无其事，此类尚多。本传与正史或相符或虚构之处，都书明年号，虽似有违本意，然皆欲令看官于其事略具岁月先后而为之。然颇有拘执之人不解此乃虚实间之游戏，谓之诬世惑俗，未免迂腐之甚。毛鹤山评《琵琶记》传奇中之蔡邕，谓其既为后汉之蔡邕，又非后汉之蔡邕，自是另外之人。此足以解妇孺之疑，堪为灼见。岂仅如《琵琶记》中之蔡邕，他如《西厢记》中莺莺之类人物，传奇中甚多。借用古人之姓名者，自此间能乐之后，还有歌舞伎与净琉璃之话本等，看官孰可遽谓其真哉？明之谢肇淛云，今人读稗史小说，见其年代事实与正史不符便有议论者，岂如经读正史？其所以言过其实，特为取悦闾巷小儿，固不足为士君子道。斯乃至理名言。
然近《雄飞录》之作者，于其书中指责本传事实与年代不符，因大肆诽谤。余以为此实乃愚蠢之举，本不足挂齿，故当时未事辩解。如今顺笔聊论数言。如上所述，本传中之里见父子与八犬士等善士，既是昔日之里见氏而又非昔日之里见氏；既是昔日所有之八犬士，而又非昔日所有之八犬士。且本传之岁月，既是昔日之岁月，又非昔日之岁月。不言而喻乃虚构之言。毕竟是专为娱乐，于世毫无裨益。然此毫无裨益之虚构，实耗费心力，不知花费几许春秋，竟不知老之将至。本传计一百七十回，余朝夕执笔孜孜不倦，冥思苦想反复再三，方衍成此部长篇小说，实愚之极矣。虽是愚人愚事，然欲以此劝善惩恶，俾之能教育彼等愚执之妇孺翁媪，而作其渡却迷津之善筏，故尔动笔戏墨。余少壮之时即事此任，厥未读六史、九经、女教、女训，梦中亦不知圣贤教诲之贵媛，因爱读余之小说，年长日久也稍懂仁义八行等为人之道，与夫辨别不义隐匿所以灭亡之理，甚者能教导邻里之女子。余闻知此等可喜之事，稍可自慰寸心。谚语有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为此辈，亦须反复教诲之耳。
大凡稗史小说借古人姓名者，如上所述，万不可把孝子贤孙、忠臣节妇诬为恶人。将其善恶颠倒，纵然新奇，然于劝惩则甚为有害。譬如本传中之金碗八郎孝吉，为故君报仇后不仕二君而自杀，乃义烈之士。又山林房八杀身成仁，乃侠义之良民。虽皆为无中生有之人，然余亦不能将其改做弑恶盗窃之无恶大憝。稗史传奇之些许可看处即在于劝惩。劝惩失正徒致诲淫导欲。故纵有善人不幸被恶人狠毒杀害，死后遗羞之事，书中亦应避免，因其有碍劝惩也。故余以为，和汉古今有具真才实学之才子，有尚未闻其道之才子，虽则均为才子，然不学且不知君子之大道者，则难以正其劝惩矣。
余观唐山之杰出稗史作家，无不为饱具真才实学，深明君子之道者。然其稗史中或有淫乱猥亵之段落。读而不知者，以为作者为顺应时尚而写这般丑事。岂不知，其淫乱者，都是残忍凶恶之男女，而无善人与焉。譬如《水浒传》中写武大郎之妻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之丑恶，及杨雄之妻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之污秽。此潘金莲、潘巧云、西门庆、裴如海等，俱是狠毒残酷、死罪难容，犹如獍鸮虎狼般之大恶人。彼奸夫淫妇耽溺于不义之淫欲中，看官看后岂能慕之哉？此乃与劝惩有关，可猜到作者惩戒奸淫之隐晦用心。自此以后，以《平山冷燕》为师，写才子佳人之奇遇者，近日在外来小说中颇多，如《好逑传》、《柳莺啭》 (1) 等等不胜枚举。内容十分相似，虽然是追逐时尚，但所写都是真情，并无淫乱猥亵之笔。见本传中信乃与滨路之爱情便可知之。于写爱情之际，须别出好人与坏人之差，另如本传所写笼山缘连与船虫以及竹林巽与于兔子之情事，均如《水浒传》中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等之心境一般，欲以之惩戒邪淫。更何况在《美少年录》中之陶朱之助，看官如认为其中写彼荒淫之甚不似余之笔法，此乃未解余之本意。那朱之助自年少即羡慕淫乱之事，后成为陶晴贤，乃弑君之大恶人。看官岂有欲效其尤者哉？此亦应视为有关劝惩之理。如彼等写贵公子与豪门闺秀，或市井男女间互相私通，野合淫乐之痴情者，实为诲淫导欲，乃余之所不为。
昔孔子删改《诗经》犹存淫诗，而未尽删，盖欲留之以戒后世。暨其以诛心之笔法作《春秋》，书成而乱臣贼子惧。故虽无聊之稗史小说，若以胸中之学识认真写作者，亦可见出孔子之心境。至如本传中之定正、显定、成氏者，虽然并非俱是残暴昏庸之君，但笔者都予以贬责，看官一定感到惊讶。盖因定正和显定之先代，弑了主君持氏；又乘乱世之弊，假借京都将军之命，擒拿杀害持氏之幼子春王和安王；且有强篡取君位之不义逆行。定正与显定作为其子孙承继要职，而不思修德赎先人之罪，却屡次攻打成氏，不顾君臣顺逆之义；同时扇谷定正还听信仇人之谗言，斩杀持资入道道灌，从而使兵权衰弱，子孙也随之衰亡。因此本传将其贬之为愚将。又如成氏，为仇家所拥立，不识时务，滥诛宪忠，被逐镰仓，移至浒我后，其城又被显定攻破，寄居千叶。仍不知以仁义兴家，不悟其先父持氏之被弑乃其祖尊氏以下克上之余殃，实为不贤，是以贬之。如谓愚意欲效仿清之逸田叟在《女仙外史》中诛心之春秋笔法，虽然不无冒昧，然本传中亦寓褒贬，知之者尚须鉴谅。
或有人责之云，此类小说中不宜杂识经文圣教，若否即为漫侮圣语。或有贤者以此耻笑本传，则与吾志异焉。本传虽是新奇之小说，而说仁义、辨善恶，无虚实之分。彼尚未学得四书五经只言片语之妇孺，于嗜读本传后，方知经文圣语之可贵，吾亟望有人感悟而志于学道，这便是以婆心言儒经之故，岂能谓之漫侮圣语哉？至谓余言确否，则依看官之便。
时己亥秋七月静坐于著作堂之南窗
本传之作者自评
自评余论
或云：近或有文人好事，将江户书作东都，并施以国字，读作アツマノミセコ。均以之指称皇城之地。武藏自古无皇城之地，称之为“都”乃误谬。国学者流中亦有此说，老朽非不知之。然而老朽所著之小说俱署名东都曲亭等等。或指责曰：此岂非误乎？余答云：不误也。皇城之地称作ミヤコ，乃ミヤトコロ（官所） 之省略。所以借用都字，盖因汉土谓天子所居之地曰都。然而都之字义犹多。《正字通》注云：天子所居曰都。又十邑曰都。又邑、都名相通。《周礼》中距国五百里为都。又总也。聚也。皆也。叹美辞也。凡言俱者曰都。又丽也。闲雅也。因学者尽知之，故不详述，只摘其要者。由是观之，和汉虽有其差，都之和训不仅是ミヤコ，亦用于スベテ。スベテ则是都会之义。因此书作东都读作アツマノミヤコ，乃为错误。吾取东都之字音读作トウト，用做东方都会之义。纵使如此，于唐山尚有东都西京之称，而天朝从中叶起，亦将南乐（即今之奈良） 称之为南都，故按字音读作トウト（东都） ，都亦为ミヤコ之义，定会有人持此义解。虽不知是否有人以为将其解作都会之都是牵强附会，但亦须因事而论。吾所著之小说，俱是无稽之谈，乃不登大雅之伎俩，所以作者故意不将本籍写作江户而称作东都，笔名亦自称作曲亭主人，而不用玄同和 斋这一二雅号。余之别号甚多，其中马琴、曲亭之二称，是余始作戏墨所用之贱号。看客试推余之用意，于名号尚如此用心，于地名焉能忽诸？余所编之《玄同放言》与其他认真之随笔，都必见姓名，便写作江门。恳请世间之亿万君子，谅余因故而有用意之不同。余幼时误为此一技所缠，终成为只图名利之小人，实后悔莫及。吾今垂老矣，不复能著此大部头之小说，设如于此事不行自答，后必有人因不明吾之用意，而加以议论者。故于自评之末，附记此篇以解后人之讥。盖多辩害德，为文中子之所不为，是以余亦不复多言。
在前版〔自第九辑卷二十九第一百四十六回至第一百五十三回〕 五册中，虽亦有校对之误，然直至此五册完稿，前版尚未刻成，仅完成一二册，故只仓猝披阅，不能再行修订，只得俟后版于卷三十六第一百六十二回之卷首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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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莺啭》经查无此书，似乎是《春柳莺》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