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面详细地研究了蒙古史里面真正属于蒙古人的部分。这一种研究，对于世界史来说，要当做一个典型例子来了解在亚洲的各个大规模的侵入才有意义。因此我们现在要试行从全部事实中探求出某些结论，同时也要说到在此以前的各种侵入，因为成吉思汗一系人的侵入，有如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从前的各侵入的最后一幕。
第一节 侵入的定向
首先涌现在眼帘的是侵入的定向。从邃古直至十八世纪，地球上这一地区人民的移动——侵入或迁移——几乎常常是从北到南，从草原地带到耕种地带。侵入高加索南边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于纪元前七世纪向小亚细亚、阿美尼亚和米底前进。在戈壁的月氏人于纪元前二世纪侵入大夏，他们后来又于公元第一世纪侵入印度。当我们纪元的第四世纪，戈壁的匈奴人和鲜卑人侵入中国的北方。五世纪时候，拓跋人侵入同一方向。这也是在第五世纪， 哒匈人侵入大夏，嗣后又侵入旁遮普。也在五世纪时候，还有阿提拉的匈人侵入巴尔干、高卢和意大利。六世纪时候，历史上的突厥人——就是中国对音称为T'ou-kiue的——从蒙古里亚下趋，建立西突厥斯坦，在七世纪时候，他们并且不断侵袭中国的河套。十世纪时候，蒙古种的契丹人据有北京。十世纪之末，伽色尼突厥人占领东伊兰。十一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侵入阿剌伯帝国。十二世纪，通古斯种的女真人或金人，征服中国北方。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征服中国、伊兰和罗斯。十四世纪之末，帖木儿兰征服伊兰，十六世纪，帖木儿的一系人又征服印度。十七世纪，满洲人征服中国。以上是侵入表的大概，历时两千五百年，从北到南，更迭不休，带有给人印象深刻的规律性。
在这个同一地带，有没有方向相反的移动呢？至少有一些在膺惩或防御出兵的形式下的试图，例如大流士的出兵至于欧洲的西徐亚，中国的迭次出兵至于蒙古里亚，特别是公元前二世纪之末汉武帝的出兵，公元七世纪之初唐太宗的出兵，十五世纪初年明永乐的出兵，最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时候，满洲人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出兵。在西方，情形与之相同，我们可以举阿拔斯王朝在八世纪向河中的膺惩性举兵，萨曼王朝在十世纪向楚河和伊犁的出兵，帖木儿兰在十四世纪时候向蒙古斯坦的出兵，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候，阿拔斯沙和纳迪尔沙的进攻乌兹别克。然而所有这些从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防御性质。这是一些对策，有类于罗马人的出兵，先至山内高卢继至山外高卢。这里的规律，侵入是“长驱直入”的。
然而我们如果移转目光至于地中海以南的地带，所看到的是相反的表演。在这些地方，一切侵入系从汉志的干燥草原开始，尤为常见的是从阿剌伯西部或摩洛哥南部出发而“上升”至于北方。例如阿莫里特人和阿拉米人侵入叙利亚和巴比伦，纳巴泰人的渗入，伽色尼王朝后来的侵入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叙利亚，拉克米特人的侵入萨珊王朝的加勒底，类似情况还有伊斯兰教的阿剌伯人侵入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最后还有阿勒摩拉维德人以及稍后马格里布的阿勒摩合德人的涌入西班牙。
由此可见，仅仅就西亚东欧而言，这里已涉及到许多不同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带，西徐亚人和匈人有那些不同地方呢？关于西徐亚人，克里米亚的希腊古瓶曾提供我们以精细的人种学的参考材料。从罗马时代的绘图，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高卢、日耳曼和达基亚祖先的形象，他们完全是北方的雄伟战士。相反地，中国编年史家和艺术家们遗留下来的匈奴形像都接近于若南德所描绘的阿提拉形像，即所谓典型的匈人。此外，语言学家们一致以为匈奴人是属于阿尔泰系，他们的方言或属于原始蒙古的类型，或者更可能是属于原始突厥的类型，而专用名称的研究使我们知道西徐亚人所说的是一种伊兰方言。
然而，我们可以将希罗多德所说的和中国史家们所说的相比较。前者告诉我们西徐亚人的生活形态，后者说到匈人所过的生活，几乎与之完全一样。这些猎取人头的人，携带着他们的车辆和可以折卸的帐幕，流浪在他们畜群的后面，以兽肉和乳料为生，当人们攻击他们时候就逃走，不提防他们的时候就来攻击，固然在种族上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的文化阶段：即畜牧的阶段。阿剌伯人，这些从南方来的侵入者，也是属于畜牧的阶段。这是人类地理学的具体事实，制约着亚洲的一切侵入的历史。
在草原地区的畜牧生涯需要时常徙移，因此将人们固定在放牧状态之中。这是极为低级的文化阶段，然而就是很有潜在力的民族（我此刻想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类人）也不免如此。所以成群的殉葬，在美索不达米亚，于乌尔女王楚拔之后不久就废止，在中国，在安阳帝墓之后不久就废止，而在西徐亚人中间继续至于希罗多德时代，在蒙古人中间一直继续到成吉思汗的埋葬。引起这些侵入的，正是一种时代的移位，将约略停止在等于纪元前三千年情形的人和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同时并存，在上亚细亚，草原上还维持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状况，而在南方，早就进入极其发达的农业阶段。
第二节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
如果草原常常足以供养畜群，由此而供养它的游牧人，但有时不能很好地供养他们。这是不是沃壤和沙漠永久的互相调剂？从古地理学说，这是不是一种由暑热而至于沙漠化的过程呢？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欧文·拉铁摩尔由这个事实出发，想从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国的周期性的入侵中找出蒙古地方亢旱的周期性运动。照这样说，入侵的规律将是一个测定湿度的规律。这种解释足以诱惑人。然而它不幸有中国的历史家们用心地对我们叙述各种政治的情况，我要说这是属于政客们的情况，他们曾在中国的朝廷里面帮助了、也可以说是招致了各种入侵。不能否认，每当游牧人的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均衡的时候，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司马氏的晋朝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叶时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纪初叶时候，明朝到1640年时候，都是没落的王朝，有时是在解体之中（就晋人和明人说），出现了一批批的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 (1) ，他们在游牧人的弹指之间一败涂地。处于游荡在长城北边的纪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极度发达的例如与宋徽宗同时的人之间，只要后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这座屏障——万里长城——屈服。如果象拉铁摩尔所说的，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八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的有城墙的美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说：“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见注(84) ）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十世纪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ripuaires）
结成联盟的鞑靼人 (2) 以移民或隶属者的资格住在长城外沿的中国与匈奴人杂居的三角地区，他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属于匈奴种的小王侯们，成为中国的藩属，沾濡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的封号，以帝国的名义管理他们在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的驻营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临鄂尔浑河、土拉河和客鲁涟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们，他们显然是微弱得多。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常常危险性更大，因为他们常常到中国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国朝廷的一切弱点，有供给情报的人在那里，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内奸们往往向他们通款。公元四世纪初，刘聪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这个事例令人联想到许多在报达宫廷里面居住过的突厥人首领们，他们就象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人后裔，与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的逐渐侵蚀伊朗具有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联盟者是守卫长城外沿的人，当他们自己不想闯进长城的时候，他们就将长城的门户开放给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群。汪古突厥人（中国历史家称之为白达达）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从1206年开始就把进军陕西的途径献给成吉思汗。
然而对成吉思汗这是例外，因为北方野蛮民族占领中国全境，这种情形只发生过两次，首先是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然后是四个世纪之后的满洲人。通常情形，野蛮人的大帝国虽然在北方拥有广袤无边的草原，但要想占领中国，总要遭到失败，而若干零星小部落反而得到成功。攻破中国古代帝国的并不是大约在公元开始之初占有全蒙古草原的匈奴大单于们，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结成联盟的匈人的小王侯。同样情形，继承唐朝中国的，既不是七世纪时候使它震惊的突厥帝国，也不是八世纪时候傲慢地给它以保护的回纥人，而是一个很小部落，即以边境卫士的资格，居住在鄂尔多斯的沙陀突厥人。在西方的情形与之相似，最先征服伊兰东境的突厥人，并不是威胁科斯洛斯的西突厥，而是在许久以后的伽色尼朝的微不足道的雇佣士兵，那些从前为萨曼、异密服务的护卫队。最后，将伊兰全部长期占领为时达四个半世纪之久的是一个小部族——由伽色尼人引进为河中的藩属的塞尔柱的乌古斯部族。
由此言之，这个历史的第二个规律无疑是，当地理上的变迁由草原而过渡到耕种地时候，和文化上的变迁由游牧生活而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候，结成联盟的鞑靼人就获得意外的利益。在城门口的游牧人，由于环境给予一些便利，为时不长就变成为城市里面的游牧人，无论古老的或是新兴的城市都无法长期地抗拒这种情形的出现。
第五节 草原的牧人和林木中人
为了抵制在草原上游牧的畜牧人，定居人民有一个补救方法，这就是向森林中的牧人请求援助，他们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或满洲森林之中，在蒙古草原的后面。通过《拉施特书》我们知道，如同中国人和波斯人鄙视突厥-蒙古的畜牧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一样，这些畜牧人也鄙视林木中人，以他们为野蛮人。农耕者求助于林木中人可能是希望唤醒他们对于那些从事游牧的世仇和近邻的怨恨。有时这种箝敌之策是成功的。就象公元840年，鄂尔浑河的畏吾儿突厥帝国被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人所推翻。然而这种伎俩总是有危险的。为了牵制在察哈尔的契丹人，中国的宋朝求助于女真人，即在满洲森林里面的通古斯人。女真人果然于大约1120年之际彻底击败了高度中国化的契丹人，但是不及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宋人的北方中国全部夺去。同样情形，女真人的后裔，即在北京的金人，为了抵御戈壁东部的塔塔儿人，召唤肯特山的半游牧半森林的蒙古人相助。结果是于二十年内，北京被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所征服。
第六节 草原和耕地
游牧人征服了农耕地区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在经济观点上，其结果是不难看出的。公元四世纪时，中国的北方在匈人统治之下，耕种地退变为荒原。四世纪中叶，渭河的下游，即旧都西安府所在的地区，居民是这样少，耕地是这样荒废，以致有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乡村被虎和成群的狼侵入。农民们请求已经代替了中国天子的匈人首领驱逐这些猛兽。他拒绝不去干涉，青草遍地和草原的或荆棘丛中的野兽侵入这些地方，在他看起来，似乎正是他胜利的一种证明。
而且由于耕地的退缩和农民的被屠杀或被驱逐而使农业有系统地被消灭或至少是倒退，这是游牧的胜利者有意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记得，根据费志尼和拉施特的记载，成吉思汗和拖雷曾于1220年至1221年之际，对呼罗珊和阿富汗采用了残破方法；我们这里可以提到薛列夫哀丁或阿拉伯沙的叙述，帖木儿兰于1384年把锡斯坦毁灭。这些城市被夷为平地。农村人口被用心地消灭，一切是小心和耐心地进行，和猛烈的进攻完全不同。树木被连根锯去。河道被壅塞或变为浑沼。水井被用尽方法填满，否则就放毒使其长久不能饮用。粮仓与储藏的种子被焚烧。土地和水流概被灭绝。要了解这些措施所造成的有时是不可救药的结果，应该看萨奥达法国教会所摄制关于锡斯坦城于1384年被帖木儿兰所毁灭的影片。本来是一片沃壤的地方，只见颓垣残壁，环绕着的是沙积成丘，有如月球上的景象。这是土地绝灭的一种令人心碎的纪录。蒙古人的侵入，在干燥的平原地方，对于这种情形的造成，曾给予有力的推动。
我们在上面说过，中国的某些省份的全部几乎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成吉思汗征服甘肃时候，他的将领们请他注意，这许多耕种地，对他是完全无用，这种情形继续存在，胜利的利益将得不到。最好不如和东伊朗一样，杀尽所有农民使荒芜之地再回到草原状态，为牧畜事业造成独尊地位。这种建议在我们看起来虽属荒谬，其实这不过是出于游牧人经济的慎重考虑，要为蒙古的畜群造成最大便利。这种计划，在上面说过，只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反对才被取消。我们不能指责蒙古人，就象不能指责美洲的红种人一样，红种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变成为英人的或加拿大人的一些村落主人翁时候，除了焚烧村落，使树林中的荒芜空地可以变成森林之外，不知道其它。蒙古人的毁灭行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农业经济，更不了解城市经济。至于成吉思汗的情形是动人的，他是一个有自信心的政治家，聪明，头脑冷静，事理通达。当耶律楚材向他解释，农业在他所要统治的帝国里面和对于定居的人民是有用的时候，他听从了。成吉思汗以同样的兴趣倾听马合某牙剌洼赤的话，《秘史》率真地叙述牙剌洼赤告诉他怎样管理城市。
这一种教导，尤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接受，忽必烈在位时期，一直在那里重建或保持他伟大祖父所破坏过的或是曾想要破坏的事物。在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里面最突出的是伊儿汗合赞，合赞是史家拉施特的保护人与朋友，他也接受这种教导，在拉施特的协助下，他努力于恢复1221年混乱中所破坏的伊朗土地。拉施特虽然是一位宫廷的著作家，是成吉思汗王朝官修历史的编年史家，他也不得不向我们描写出一幅可怕情景的图画，他的主人就试图对这种情形作斗争。读拉施特的纪事，蒙古人波斯的农业萧条，似乎无法补救。塔吉克农民在第一次侵入的浪潮中已经分散，后来又受到蒙古的领主们的无情压榨，纷纷放弃土地，任其荒芜。再找不到垦种的人愿意冒险，因为每届州长更换，他们的财产就要被没收。拉施特希望合赞所颁布的恢复办法能够招徕人民回到乡野。他没有料到，在一个世纪之后，帖木儿兰就要来临，此人一个人所做的要比所有成吉思汗系诸人所做的更坏。至今经过波斯乡野的人，还会觉得土地疮痍未复。
四世纪时候，在中国北方的中国-匈人社会已经显示我们以一种悲惨景象。凶残的风俗、一连串子弑父和兄弟互相残杀的事件、叛逆盛行、诈伪百出，什么坏事都有。我认为人们不能将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对我们所形容的忽必烈所主持的中国-蒙古社会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只就中国-蒙古皇朝即元朝本身而言，除去忽必烈以外，人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中国皇朝都不像它这样庸碌。它的最后几个皇帝，沉溺酒色，神经失常，只知虔诚供奉喇嘛以赎罪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官修历史又增添一种对他们的指摘。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以至那些引起马可·波罗的赞美的在忽必烈时候建立起来的有尊严外表的行政机构，不到几年就被摧毁。
质言之，成吉思汗的后人，在中国的、在察合台汗国的和在钦察汗国的以及在波斯的都一样，并没有做到了解中国和波斯的对于国家的概念，我这里所指的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为了分配落在他们手中的一些国土，他们在亲族或兄弟之间互相争斗，就象他们的祖先分割他们的出生草原的一隅之地一样。一直以为中国国家或波斯国家是家族的共有财产，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应该有一分，一直这样互相毁灭以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的子孙自己使自己从中国被驱逐出去，在波斯的旭烈兀的子孙将不复存在，皇朝自行消失。
游牧人征服所造成的另一恶果是：使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依照伊里塞夫的说法，中国于解除了蒙古人的束缚之后，许久不能恢复它的主动创造性。经过这样的打击之后，它在明朝时期表现对自己和对外界都缺乏信心，一种畏虑，反求诸己的情绪，疲惫状态，遂使在五个世纪之中，除抄袭过去的一切之外，不能采取其它办法。至于俄国，蒙古人的统治导致了沙皇制度和亚洲化，这种情形，直至1914年，还没有医治好。
第七节 蒙古人统一的功绩
于造成恶果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有益的方面。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
在蒙古人造成的废墟上，通过了蒙古人的道路。
不幸于一个世纪以后，这条道路又被帖木儿兰所阻塞，这是对旭烈兀和忽必烈这些人的生动对照。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
一直说到这里，我似乎毫不分别迁移还是侵入。但是这一种分别还是很有必要。由上亚细亚出发的真正可称为迁移的要比人们一般所相信的少得多。公元第四世纪，匈人的侵入并没有改变中国北方的人种和方言的形态，因为侵入的正如上面所说，是一些零星小部落，即边境的匈人和河套的守卫者，他们人数很少，很快就被稠密的中国人民群众所吸收进去。另一个也是有特别意义的事实，成吉思汗一系人的征服虽然使鄂尔多斯和察哈尔的先民最终居住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方边境上，但是没有成功地做到使这三个省的一部分蒙古化。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有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全被隐没了。我们只要推想一下拉施特所说，在蒙古人所占领的一部分俄国，即钦察汗国中，只有四千左右真正的蒙古人，其余属于拔都的和贝儿克军队的都由突厥战士组成。就是在“蒙古斯坦”，在由从前哈剌契丹帝国之地而变成的察合台封地里面，种族基本上也还是突厥种。 (3) 〔1〕
在波斯的情形与此相同，虽然突厥人屡次征服这个种族的密度相当单薄的地方，也并不能将它非伊兰化，因为征服者从来只是一些人数不多的突厥蛮部族。十一世纪时候，塞尔柱突厥人差不多是被土著吸收进去，或者至少是很深透地伊兰化了。如果在某些地方，有过部分的半突厥化，例如在阿哲儿拜占，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草地-平原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更为适宜于留驻畜群。事实上，最后的塞尔柱人和成吉思汗系的伊儿汗们正是居留在阿哲儿拜占。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地方的部分突厥化，由于突厥-蒙古的重要朝代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比较少于因为有迟缓的、不易觉察到的和长期看不见的一些氏族的渗入，这些氏族的情况不明，常常连名称都没有，带着黑色帐幕前进，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他们这样从设拉子往蔑扯德移牧。
关于这个问题可注意的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征服无疑他们将这个征服保持得最牢固，并没有造成任何突厥化。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阿拉伯人的。相反地，似乎是由于难以逆料的命运，除伊朗的桥梁之外，希腊的或希腊-亚美尼亚的故土，即安那托尼亚变成了突厥蛮。人们在这里可以分别出来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然而突厥人在安那托尼亚的殖民大概仅仅因为这个高原其整个中央部分本来已是天赋的突厥斯坦草原。
如果就改变种族和语言形态来说迁移，在上亚细亚真正可称为移迁的，实际上并不是游牧人的侵入定居国家，而在于此一游牧人民与彼一游牧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举例来说，如公元前二世纪之初，甘肃的月氏人移向河中；公元四世纪， 哒的匈人也下趋向这个河中；十七世纪时候，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移向伏尔加河方面，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又移回准噶尔。又如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的情形，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经常能够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互相转变，尤其是当公元七世纪时候，我们看到突厥人称霸于现今的蒙古利亚，而在这个时候属于原始的蒙古人类型的民族，如 哒人和阿瓦尔人刚刚在或继续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的草原上占着统治地位。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
于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还要不受那些树立在古老帝国草原上面忽而突厥，忽而蒙古的旗帜所蒙骗。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似乎是一个原始突厥人的帝国，但包括在内的也有许多原始蒙古人，就象在欧洲的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包括在内的有许多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与此相反，五世纪的蠕蠕（柔然）帝国无疑是一个原始蒙古人的帝国，而包括在内的大多数是原始的突厥人民族。第六至第八世纪的“突厥”帝国，以及第八至第九世纪的回纥帝国，显然是突厥人的统治而对于原始蒙古人的各部落发号施令。成吉思汗的帝国起而代之——我们相信已曾说明——是一个高悬蒙古旗帜的帝国，而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突厥、突厥蛮和通古斯民族。
总之，上述各种情形都是关于政权的彼此更迭，关于某一个统治部落的轮流出现，有时是突厥种，有时是蒙古种，并不能因此说有大群人口的移动。大多数场合，领土上的变迁似乎只限于上鄂尔浑地区是由哪个统治人民来占领，这是在哈剌-八剌哈孙和哈剌和林的周围，建立帝国的佳地，匈奴的单于们大多在这里驻扎，而突厥的、回纥的和成吉思汗系的合罕们也驻扎于此地。
为了结束这里所说诸端，我们可以举一个突出的虚假“迁移”例子，这就是当公元1120年之际从北京到达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这里所谓一部分人民的迁移，其实不过是耶律大石带着一百人左右的轻率举动。丝毫没有人民的波动。这只是个人的业绩卓著的冒险行动。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
这是不是说上亚细亚的政治波澜一点都不变更中国北方、突厥斯坦和西亚细亚的人口分布呢？这样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库朗热虽然主张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并没有怎样更改高卢-罗马的演变途程，但是他从来不否认五世纪时候高卢的东北方有日耳曼人渗入。同样可以确定，中国的皇帝们当势力达到高峰时期和在内战时期，好几次在北方诸省，诸如陕西、河北等地，建置许多突厥-蒙古人的垦田，为的是补满由内战或由外族侵掠而挖成的一些空隙，这种事实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时候特别明显，当无疑属于突厥种的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统治这个整个地方，最初是直达黄河，嗣后是直达扬子江流域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置身是这样的持久，和成吉思汗系人以及满洲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驱逐出去，他们结果是完全中国化并混融在中国群众里面。他们被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榜样使人联想到我们在高卢的法兰克祖先。从查理曼大帝的时候起，在纽斯特里亚无疑是再也分别不出一个高卢-罗马人和一个法兰克人。同样情形，在唐朝的中国，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军官的名字例如冠以慕容的族姓时候，这是从前原始蒙古氏族鲜卑人氏族的特征，才能据此料想这个中国贵人是鞑靼人的后裔。
当四世纪时候，西方的各个大规模入侵，至少是由佛兰芒人开端，曾鲜明地变更了语言的分界线。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完全不能看出这种情形，说中国话的地方和说阿尔泰系语言的地方沿着长城分界无疑和汉代曾经存在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国的北方人在形体上因为不断吸收突厥-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变。就象纽斯特里亚人在形体上曾经因为北方的移民而改变，在今天，讲法语的人民中还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国终于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定居者。游牧人变成了定居者之后就不会再回到游牧的生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儿人。从八世纪中叶迄于九世纪中叶，这个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国，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孙地区为其中心。在九世纪中叶，他们被乞儿吉思人从这里驱逐出去后，移居中国的甘肃，后来又移至中戈壁的绿洲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在这些地方，他们采取了定居生活。当十世纪时候，契丹人于把乞儿吉思人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向畏吾儿人建议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儿人辞不接受这个礼物。已变成为定居者，生活于丝绸商队经过的绿洲，他们不想再去大北方重过草原的冒险生涯。同样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孙于十四世纪末被明朝人从中国驱逐出去之后，重操荒疏已久的旧业时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们对游牧生活方式已经不复了解了。不能再适应于祖先的草原，他们只是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在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时候，才在鄂尔多斯和在察哈尔地区恢复了一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在中国的边沿和邻境，他们对于中国常常怀抱乡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过移垦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农耕人，但是定居国家的人民从来不会变为游牧者。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可逆性。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不过都是草原人侵入务农国家，随着他们的行动，农田变为草原。相反的移动同样存在，这就是中国人对草莽之原的拓垦，随之而发生的是垦田的伸延和草地的后缩。从汉代起，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政府刻意在长城之北的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等地成立了若干军事殖民地，即屯田军士的中心，因此横贯无边无际的草原之海造成若干垦荒的小岛。这一种业绩，和罗马人从莱因河至阿特拉斯所成立的军事殖民地相似，但是它的继续为时远为长久，因为它至今还在那里进行。
清帝国最后征服了蒙古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既全面又点滴地推进，这许多农民不断地使蒙古草原后退，就象他们使满洲的森林后退一样，在这里铲去森林，在那里开拓荒地，在这样造成的农垦小岛里面，到处建立起来中国式的小型农场。这是和平的和无名的侵入，在这种侵入的面前，蒙古的牧人或通古斯的林居者一直向北愈退愈远，正如美洲的红种人在美国农民的面前一直向西愈退愈远一样。
第十二节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
我在它处曾说到草原特殊形式的兽形艺术，这是这一地区一切游牧人民的特点，在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如同在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一样；在北方的伊兰游牧人如同阿尔泰系人一样。我并不想在这里再做这个研究。我只是想提出问题中一个最奇特的方面，我很奇怪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注意过，虽然它足供文化史以有益的启发。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草原的兽形艺术是游牧人的艺术，他们带着它一起转移，自克里米亚至中国的长城，自鄂尔多斯至匈牙利。然而住在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向来没有介绍过这种艺术，那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公元前二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和甘肃的边境迁徙至于河中，再从那里推进至于大夏，到了公元元年左右，占据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就是贵霜王朝的“印度-西徐亚”诸王，他们当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君临这整个地区。我们关于他们的艺术掌握有很多材料。它一部分是希腊-佛教派的艺术，一部分是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在这两派艺术之中，我们找不出草原艺术的踪影，而人们期待印度-西徐亚人会带着这种艺术从甘肃到印度伊兰的边界。
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这里只有希腊的、印度的和伊兰的艺术。 (4) 同样的情形，见于 哒的匈人。这一种原始蒙古人，蠕蠕人的兄弟，大约是和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利亚，先后占据河中、阿富汗以及旁遮普，当五世纪和六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是这些地方的霸主。人们期待跟随着他们的行踪在他们停留过的地区能找到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明努辛斯克艺术的最终形式以及与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相类似。然而从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包括钱币在内，完全是受印度影响的，尤其是受伊兰人的影响的。
对于这种颇不调和的证据，应该如何下结论呢？北方草原的特殊形式艺术无疑只能在北方草原有它的成就，也可以在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方取得成功，因为在这个地方，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在形式化方面和在几何学方面，已经存在一种建立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况，一种准备好了的条件。至于在某些地方则相反，草原艺术的天然传播者所遇到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印度-伊兰的塑像和人形的艺术，草原的形式不能夺取，它只在地理观点上征服了这个地方。
相反地，在这些地方它的统治是继续的。如果要究问草原艺术在这些地方是从西到东或是从相反方向传播，那是属于徒然。自从安阳的“象形坟墓”发现，使我们看到草原的影响及于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朝艺术，它在远东的家乡似乎和它在高加索的家乡一样悠久 (5) 。我们现在暂不推论，在不久就要出版的一部书里面，我们再来指出相继相承的各种中国形式，从悠久的时期开始，就和相继相承的草原艺术形式不断地彼此具有共同之点：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形式，一方面相同于最初发现的鄂尔多斯的艺术，另一方面又相同于西徐亚的艺术；中国汉代的形式相同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中国六朝的艺术相同于我们的蛮族大举入侵时期的艺术；最后，唐朝的艺术相同于明努辛斯基的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
我在这里仅仅想和读者预约，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已经在塞尼希博物馆鸠集材料，准备发表有关这些形式上相互关系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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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两个庸主。——译者
(2) 在此书中，塔塔儿人作Tatars，鞑靼人作Tartares，此处用Tartares，译为鞑靼。——译者
(3) 汪古突厥人的蒙古化，变成为土默特和察哈尔。
(4) 我并不变更我对于白沙瓦博物院的著名的西徐亚手镯所做的鉴定，这显然是外来的，就和哈金考察团在别格兰姆所找到的希腊-叙利亚的玻璃杯和印度的象牙是外来的一样。
(5) 我在本书开始时候（注(4) ）说到赫伯特·屈恩的一篇论文，将安阳找到的铜器摹拓出来，这些铜器已经是接近于草原艺术（Chronolo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见Ipek，Bd，12，1938，第164页和插图57）。在铜器柄端，有三角形的头，属于明努辛斯克或俄罗斯东北的形式。在这以后，我得见两个小铜像，圆形的兽的凸出的口，一个是没有角的鹿，另一个三角形，象形牡鹿在蒙古帐之前，四足聚集起来势将奔腾。其形式和铜的色泽，完全是属于商朝（眼睛用蓝色宝石），这是在安阳附近找到的。这两个铜像，本来属于卢氏（卢锦斋是在巴黎的中国古玩商。——译者）的收藏之内，现在美洲，这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