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
1920年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要前往突尼斯出差，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答应了他。我们3月份出发，首先是到了阿尔及尔，然后沿海岸线行进，抵达突尼斯市，又从突尼斯来到苏萨；在那儿，我的朋友因事去了其他地方。
我终于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非欧洲国家：这里不讲欧洲语言，普及的不是基督教观念，居住着不同的种族，一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哲学思想在人们的脸上烙下了印记。我常常想从外部观察一下欧洲人，观察一下被一种陌生的环境反映到他身上的形象。的确，我不懂阿拉伯语，为此我深感遗憾；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就更加精力集中地观察本地人和他们的行为。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馆常常一坐就是几小时，听着只字不懂的各种谈话。不过，我仔细研究过本地人的手势，尤其是他们的表情；我观察他们和欧洲人说话时手势的细微变化，因而学会了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离开自己原有环境的白种人。
欧洲人眼中东方人的文静和冷漠，在我看来是一种面具，在这张面具的后面，我觉察到了某种我所不能解释的不安和躁动。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尔人的土地，就发觉被一种无法理解的印象困扰着：我一直想着，这儿的土地闻起来很奇怪。这是一股血腥味，这儿的泥土似乎都浸染着鲜血。我突然想到，这片狭长的土地已经承受过三种文明的冲击：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术时代对伊斯兰教徒会产生什么作用，还要拭目以待。
离开苏萨以后，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从那里挺进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绿洲城市托泽尔。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之上，处于高原的边缘；在高原脚下，稍带碱性的温泉大量涌出，通过成千条小水渠浇灌着绿洲。高耸入云的枣椰树在头上形成绿茵茵的拱顶，拱顶下面生长的桃树、杏树和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果树下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紫花苜蓿。几只翠鸟像珍珠似的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在较为清凉的绿荫中，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徜徉漫步，其中有很多热恋饱含深情的伴侣，紧紧地互相拥抱，显然那是同性之间的友情。我觉得突然间回到了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这种倾向同时构成了男人社会和以其为基础的城邦。显然，在这里，男人只同男人说话，女人只同女人说话。能见到的女人很少，她们都像修女一样，戴着厚重的面纱。我见过几个不戴面纱的女人。翻译告诉我，她们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男人和儿童。
我的翻译证实了我的印象，在这里同性恋盛行，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有的同性恋还向我示爱。这个单纯的人一定没有注意到，有一种思想像闪电一般划过我的脑海，突然启发了我的观点。我感觉自己被突然丢到好几个世纪以前更加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世界，那些少年凭借着少的可怜的《古兰经》知识，正在逐渐摆脱他们朦胧意识的原有状态，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存在，以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
当我正沉浸于这种梦境，想象着这种静止古老的存在时，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怀表，它象征了欧洲加速了的时间。无疑，这是悬挂在这些毫无戒备的灵魂头上的一团黑云。霎时间，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全像是狩猎的对象：这些猎物看不见猎人，但是隐约感到不安，嗅到了猎人的气息，而“猎人”就是时间这个上帝，他把依然最接近永恒的时间击成碎片，形成了日、小时、分钟和秒。
从托泽尔，我来到了奈夫塔绿洲。清晨日出后不久，我和翻译就启程了。我们的坐骑是腿脚灵敏的大骡子，骑着它我们走得很快。走近绿洲时，一个孤独的骑者，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朝我们走来。他神态傲慢地骑过，并没有向我们致意；他骑着黑色的骡子，挽具绑着银条，布满银钉。他形象高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肯定没有怀表，更别提手表了；显然，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贯的风格。他没有欧洲人身上带着的傻气。事实上，欧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经不是很久以前的自己了，但又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人。他的表提醒他，从“中世纪”以来，时间和它的同义词“进步”已经爬到他身上来，而且无法挽回地从他身上撷取了一些因素。他继续轻装上阵，速度稳步加快，走向模糊不清的目标。他以胜利的假象，如轮船、铁路、飞机和火箭来补偿失重的感觉与相应的“不完备感”，而这一切假象却剥夺了他的延续感，把他推进了速度和爆发性加速度的现实中去。
我们越是深入撒哈拉沙漠，感觉时间变得越慢，甚至有倒退的危险。闪闪发光的热浪缓缓上升，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梦幻境界。我们走到第一批棕榈树下，来到绿洲上的民居时，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和它向来的样式别无二致。
第二天清晨，旅店门外陌生的喧闹声把我吵醒。店前有个宽阔的广场，昨天晚上还空空如也，现在却挤满了人、骆驼、骡子和毛驴。骆驼们音调起伏地哀嚎着，表达着它们长期的愤懑，而驴子则粗腔横调地吼叫着，互相竞争。人们都兴奋不已，到处走动，指手画脚地叫喊。他们看起来既野蛮又机警。翻译解释说，人们正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几个沙漠部落连夜赶来，要为修士干两天农活。修士是穷人的救济官，在绿洲里拥有许多田地。人们到这儿来准备辟田挖渠。
在广场另一端，突然扬起一团灰尘；一面绿旗展开，鼓声齐鸣。几百个面容狂野、提着篮子，扛着又短又宽锄头的人列队而行，打头的是一个仪态庄严的白胡子老人。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然的尊严，看起来已有百岁高龄。他就是修士，坐骑是一头白骡。男人们击打小鼓围着他跳舞。这是充满野性的兴奋、嘶哑的叫喊、弥漫着尘土和热气的场面。大队人马狂热而坚定地蜂拥而过，进军绿洲，就像奔赴战场。
我尾随着队列，谨慎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翻译没有鼓励我靠得更近，直到我们来到“工作”地点。在这里，兴奋的气氛越发浓烈；人们打着鼓，狂野地呼喊着，工地像一个受到搅扰的蚂蚁窝；一切都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男人们踏着鼓点搬运装满泥土的篮子；另一批人速度飞快地开凿地面，挖沟筑堰。穿过这兴奋狂野喧闹的场面，修士骑着白骡缓缓走过，显然是以长者庄严、温和、疲惫的手势教导众人。他一出现，那匆忙、叫喊和节奏就立即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士平静的形象自然显得异常出众。到了傍晚，人群显然已经筋疲力尽，很快倒在骆驼身边，进入深沉的梦乡。夜里，在狗群例行的浩大合唱之后，一切才完全归于沉寂。直到初升的太阳闪耀第一道光芒，报号人呼喊起来（那声音总是深深地刺激着我），人们才起来去做早祷。
这个场面给了我一些启示：这些人摆脱了自己的情感，受到了触动，并将他们的肉体置于某些感情当中。他们的意识指导他们在空间的方位，传输来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识本身也受到了内部冲动与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识并不用来思考，自我几乎是没有自主权的。这种情况与欧洲人的区别不大。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更为复杂一些的。无论如何，欧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确的意图。我们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强度。
我并不希望陷入这种原始景象的魔力之中，但是我的精神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则表现为传染性肠炎，幸亏有本地的大米汤和甘汞医治，并没过几天就好了。
我心里积郁了很多想法，因此最后又回到了突尼斯市。我们出发前往马赛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这个梦总结了全部的感受。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习惯了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之中，一个是意识，它力图理解却又无法理解；另一个是潜意识，它想要表达某种事物，但表达的却不如梦境清晰。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这种城市中一样，城里有一个城堡。城市坐落于广阔的平原上，有四个城门的正方形城墙四面环绕。
城中的城堡周围环绕着一条宽广的护城河（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我站在通往暗色马蹄形大门的木桥前面，发现门已敞开。我也很想从里面打量一下这座城堡，便踏上了桥。大约走了一半，有一位英俊潇洒、皮肤黝黑的阿拉伯贵族迎面向我走来，颇有皇家风采。我知道，这位披着白色连帽斗篷的青年是住在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便来袭击我，想要把我打倒。我们格斗起来，在搏斗中，我们撞坏了扶手，扶手坍塌，我们俩都掉入护城河水里。他使劲地把我的头按在水底，想要淹死我。“不行，”我想，“这也太过分了。”于是我把他的头按到了水下。我虽然这样做，但心里却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不想让他把我杀死。我也无意要杀他，我只想让他昏过去，没法再打下去了。
此时梦境发生了变化。我和他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间拱顶八角房中。房间通体都是白色的，十分朴素、美丽。沿着浅色大理石墙摆放着低矮的长沙发椅，我面前地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奶白色的羊皮纸上用精湛的书法写着华丽的黑色字母。那字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语；我熟悉维吾尔语，因为我曾见过吐鲁番摩尼教的经文残片。我不知道这些字母表达了什么内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书”，是我写的。刚才和我搏斗过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跟他解释说，既然我打败了他，他就必须读这本书。但是他拒不接受。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一种父亲般的善意和耐心逼迫他读这本书。我知道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他屈服了。
在这个梦中，阿拉伯青年是那个从我们身旁骑行却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我的化身，或是自我的信使或密使。因为他走出来的城堡是一个完美的曼陀罗：一座城堡，周围环绕着有四个大门的长方形围墙。他企图杀死我这件事，仿效了雅各与天使搏斗的动机；用《圣经》的语言来说，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为他不认识人，所以要把人杀死。
实际上，天使应该居住在我的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对于人则一无所知。因此，他初见我时将我当成敌人，但是，我没有让步，而是反抗了他。在梦的第二部分，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脚下，不得不读书学习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说，学习理解人。
显然，我与阿拉伯文化的邂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性情中人不善于反思但却更接近生活，他们的情感特征对我们身上的历史积淀产生了极具启发性的影响，我们刚刚克服了这些历史积淀，就把它抛在脑后，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克服了。这好似童年的天堂，我们想象自己是从天堂里走出来的，但是，这个天堂，经不起轻轻一碰，就把新的挫败施加在我们身上。确实，我们对进步的崇拜迫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当中：我们越是急于逃避过去，越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之于未来的梦想。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种特性是，由于天真和无意识，它能比成年勾勒出更为完整的自我形象，纯粹个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个儿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会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唤起某种渴望，这种渴望与个性中某些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和需求的部分有联系，而这些欲望和需求，为了适应人格面具，已经从完整的形象中删除了。
在游历非洲，寻找欧洲人环境之外的精神观察站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想要找到我那一部分人格，它在欧洲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已经变成了无形的人格。这一部分人格与我本人处在潜意识的对立之中，我的确企图将其抑制下去。为了遵从它的特性，它想夺走我的意识（强行把我按入水中）以便可以杀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过自知力，使它变得有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暂时协定。阿拉伯人微黑的脸色标志着他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个人的阴影，而是种族的阴影，与我的人格面具没有联系，而是与我的人格整体，也就是，自我有联系。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必须被看作自我的一种阴影。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的欧洲人发现许多人性的东西都跟自己很生疏，他引以为豪，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理性是以牺牲他的生命力为代价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却因此被贬斥成一种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这个梦揭示了我与北非的邂逅对我产生了何等的影响。首先，危险就是，我的欧洲人意识会遭受到潜意识精神的突然袭击。就意识而言，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相反，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一种优越感，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那欧洲人的特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欧洲人的身份，是我对那些与我性格迥异的人产生了某种观点，而且完全把我和他们区分开来。但是我对于自身潜意识力量的存在毫无准备，这些力量坚定地站在这些陌生人一边，因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突。我做的梦就以蓄意谋杀的象征表达了这个冲突。
直到几年之后我来到热带非洲时，才认识到这种干扰的真正性质。事实上，这是“骨头变黑”的最初迹象，这种精神上的危险威胁着那些在非洲背井离乡的欧洲人，其程度还未被充分认识到。“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办法”，在这类情况下，荷尔德林的这些话常常浮现在脑海。这种拯救就是我们在警告性梦的帮助之下把潜意识的强烈要求提高到意识层面的能力。这些梦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非但不消极地屈服于潜意识的影响，相反还急迫地冲向前去迎接这种影响，认同阴影。正如童年的回忆可能突然以一种十分活跃的情绪控制住意识一样（我们感觉完全被运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因此，这种看起来陌生又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环境，唤醒了我们对史前往昔的原始意象的回忆。这种回忆，我们显然已经完全遗忘，但却又众所周知。我们一直在回忆被文明赶超了的生命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天真地使它复活，那就无异于倒退回野蛮时代。因此，我们宁愿忘记它。但是，如果它又以一种冲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将它储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相互测验这两种可能性，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因为，凡是显然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会重现的。在现有的精神结构中，一切都不会以单纯的机械方式发生，任何事物都要适应整体的构造，与整体相关。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但是由于意识没有整体的观点，因此通常不能理解这种意义。所以，我们只能暂时满足于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希望在将来，或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揭示出冲突（这是一种与自我阴影产生的冲突）的意义。无论如何，当时我丝毫没有发现这种原始意象感受的性质，于历史上类似情况也知之甚少。不过，虽然当时我没有理解这个梦的全部意义，它却一直回荡在我的记忆中，同时我也翘首以盼，希望有机会重访非洲。这个愿望直到五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美国：印第安人村庄
（未发表手稿片段）
为了使用批判的杠杆，我们总需要一个外部的支点，心理学里尤为如此，因为由于资料的性质，我们在心理学上所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都要多。比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界观察我们的民族，我们又何以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呢？从外部观察意味着从另外一个民族的立场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获取有关外国集体精神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构成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的种种不协调因素。凡是使我们迁怒于他人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了解自己。只有当我以一个瑞士人的角度，感受到英国给我带来的不适，我才算了解英国。只有当我以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感受到难以与世界相适应，我才了解了欧洲，了解了我们最重大的问题。通过我和许多美国人的交往，通过我在美国的逗留旅行，我对欧洲人的性格有了不计其数的洞见；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用的，就是从摩天大楼的楼顶上远眺欧洲。当我第一次从撒哈拉沙漠注视欧洲的壮观景象时，发现撒哈拉沙漠身处文明之中，这种文明与我们的关系和古罗马时期与现代的关系或多或少是相类似的；我渐渐意识到，即使在美国，我仍然受到白种人文化意识的感染，难以自拔。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愿望，那就是通过融入一种水平更低的文化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
在第二次游历美国期间，我和一群美国朋友访问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筑城印第安人村社。“城市”一词用在这里显然太大了。实际上，他们建造的都是小村庄而已；但是，他们层层堆起的拥挤房屋，正如他们的语言和整个风俗一样，暗示着“城市”的含义。在那里，我第一次有幸和一个非欧洲人，也就是说和非白人谈话。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领，人很聪明，有四五十岁。他的名字叫奥奇维·比昂诺（意为“山湖”）。跟他谈起话来，比跟一个欧洲人谈话还要畅快。当然，他沉湎于自己世界里，正如一个欧洲人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一样；但是，欧洲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世界！在和欧洲人谈话，就像人们经常要在沙洲中奔跑一样，那是一种早已熟悉、却从未理解的事物；而与这个印第安人谈话时，航船却自由地驶向深邃陌生的海域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从不知道哪种情况乐趣更多：发现新海岸，还是发现通向几乎遗忘的古老知识的新途径。
比昂诺说：“你看，白人看起来多么残忍。他们的嘴唇薄，鼻子尖，满脸皱纹，面部扭曲。他们的眼睛直直地瞪着，总是在寻找着什么。他们在寻找什么呢？白人们总想要新东西；他们总是焦躁不安。我们不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白人都是疯子。
“他们说他们用脑袋思考。”他回答道。
“那是当然的了。你用什么思考呢？”我好奇地问他。
“我们用这里。”他指着心脏说。
我陷入了长长的冥想之中。我觉得有生以来，有人第一次为我描绘出了真正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现在为止，我见到的只是伤感的、经过美化的彩色图片。这个印第安人击中了我们的弱点，揭示了我们视而不见的真实。我觉得在我体内有某种莫名又熟谙的东西，像无形的雾气一样缓缓升起。从这团迷雾当中，一个一个的形象分离出来：先是粉碎高卢城的罗马军团，还有尤利乌斯·恺撒、西庇阿·阿弗利卡努斯和庞培的精心雕刻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罗河河岸，我都看见了罗马的雄鹰。接着，我看到了圣奥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条插在罗马长矛上传送给不列颠人，我看到了查理大帝迫使异教徒皈依的壮举；我还看到了十字军烧杀抢掠的人马。我恍然大悟，意识到了十字军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接着便是哥伦布、科尔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们带着火、剑、酷刑和基督教义，来到这些甚至平静地梦想着太阳神和天父的遥远村社里来。我也看到太平洋岛屿上被烈酒、梅毒和猩红热屠杀的人们，这些传染病却都隐藏在传教士强迫他们穿戴的衣服当中。
够了。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所谓的开发殖民地啦、向异教布道啦、传播文明啦等，还有另一副面目，那就是以残忍的目光搜寻远处猎物的掠食者面目，只配海盗和强盗所有的面目。所有雄鹰和猛兽形象都装饰着我们武器的外衣，在我看来，从心理上恰切地代表了我们的真正本性。
比昂诺向我谈的其他事情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与我们交谈的特殊气氛相当融洽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去提及，这篇叙事就不完整。我们谈话地点在主楼五层的屋顶上。谈话期间，时不时地可以在屋顶上看见其他印第安人的形体，他们裹着羊毛毯，望着每天升入晴空的太阳，陷入了沉思。我们周围是一座座用风干砖盖的低矮正方形房屋，由独特的梯子连接地面与屋顶，或者从一个屋顶到更高的屋顶（在以前的危险时期，入口常常开在屋顶）。我们眼前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连绵起伏的陶斯高原(约海拔七千英尺)，地平线上有几座圆锥形的山峰（古代火山），有一万两千多英尺高。我们身后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过房屋，对岸坐落着一个村社，房屋都是由红色风干砖建成的，房屋层层堆起，通往村落中心，非常奇怪地预示了中心为摩天楼的美国大都市的布局景观。逆流而上行走约半小时，就会发现一座雄伟的大山拔地而起，但这大山没有名字。相传山顶云雾缭绕的日子，人们就会在那个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仪礼。
村社的印第安人寡言少语，他们一提及自己的宗教，更是守口如瓶。保守宗教仪式的秘密是他们的行事方针，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使我放弃了直接提问的希望。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神秘的氛围；文明民族的宗教已全部知晓，其圣礼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弥漫着全部教友都熟悉的秘密气氛，白人无法知晓。这个奇怪的情景使我领略了艾留西斯的气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有本族人知道，从没有传出城外。我理解了鲍桑尼亚或希罗多德的感觉，他写道：“我没有得到批准，说出那神的名字。”我认为这不是骗局，而是一个重大的秘密，一旦泄露就可能导致社区或个人的毁灭。守住这个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并保有抵抗白人统治者的力量。这种秘密赋予印第安人以团结和统一，我相信，作为独特的社区，只要他们的秘密不被亵渎，村社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异的是，这位印第安人谈到他的宗教观念时，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他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自制和尊严，就像宿命论者一样镇定自若。但是，一谈及关系到他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难以掩饰的、令人惊奇的情绪当中，这个事实对满足我的好奇心起到了巨大的帮助。我已经说过，直接提问将一无所获。因此，在我想要了解本质事件的时候，我就发表一些试探性的评论，做出一些我十分熟悉的、表达感情的动作，同时观察他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么重要的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躲躲闪闪地回答，却又显示出深沉的感情，眼中频频饱含泪水。他们的宗教观念对他们来说不是理论（这必定是个奇怪的理论，竟能使一个男人流泪），而是事实，像外部现实一样重要，一样激动人心。
我和比昂诺坐在屋顶上，炽热的太阳越升越高。他指着太阳说：“那不是我们的父亲在走动吗？还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神呢？没有太阳就什么也没有。”我已经能感觉到他这种激动的心情，而且这种感情越发强烈；他想方设法地找到合适的词语，最后惊叹道：“独自一人能在山里做什么呢？没有太阳人连火也生不起来。”
我问他是否想过，太阳可能是无形的神创造的一个火球。我的问题甚至没有引起他的惊讶，更别说愤怒了。显然，问题并没有触动他，他甚至也不认为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他的反应很冷漠。我顿时觉得自己触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他唯一的回答就是：“太阳是神，谁都明白。”
虽然人人都感受到了太阳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这些成熟而尊严的人在谈到太阳的时候竟展现出压倒一切的情感，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新奇动人的经历。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着屹立在高原之上几乎高达六千英尺的山岭。我正想这是美洲大陆的屋脊，人们在这里生活，面对着太阳，就像缄默的印第安人一样，裹着毛毯站在村社最高的屋顶之上，出神地仰望太阳。忽然，一个深沉的声音，因为激情受到抑制而颤动，从我身后对着我的左耳说：“你不认为一切生命都来自这座高山吗？”一个年长的印第安人，穿着鹿皮鞋悄悄地走到我身边，向我提出这个天知道有多么不着边际的问题。我眺望着从山上倾泻的河水，看到了得到这一结论的外部形象。显然，全部生命都来自这座山峰，因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在他的问题中，我感觉到了一种与“大山”一词有联系的高涨的情感，于是想到了在山上举行秘密仪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谁都明白你的话是真理。”
遗憾的是，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我没能进一步探究水和山的象征意义。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虽然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宗教，但却愿意激烈地谈论他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山湖说：“美国人为什么要管辖我们？他们为什么要禁止我们跳舞？我们要把青年人从学校里接回来送到基瓦（仪礼场地）教给他们宗教，美国人为什么要设置困难从中阻挠？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伤害美国人呀！”沉默许久之后，他继续说：“美国人想要消灭我们的宗教。他们为什么要管辖我们？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美国人呀。没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
从他兴奋的情绪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们宗教中某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们宗教所做的事情会造福于全世界？”他活蹦乱跳地回答道：“当然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庄严地指了指太阳。
我感觉到我们正在接近极为微妙的话题，濒临部落秘密的边缘。他说：“说到底，我们是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因着我们的宗教，我们每天帮助父亲横跨天空。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停止宗教仪式，十年之内，太阳就不再升起。到那时候，便会是永远的黑夜了。”
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尊严”的含义，也找到了每一个印第安人神态镇定安宁的原因。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太阳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义，因为他帮助天父和一切生命的保护者每日升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自我辩白、我们的理性所规定的生命意义与此相比较，那么，我们只能看出自己的贫乏。出自纯粹的嫉妒，我们不得不嘲笑印第安人的天真，不得不以我们的机灵来装饰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有多么贫困，多么衣衫褴褛。知识并没有丰富我们的视野；知识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神话世界，我们曾经因为有出生的权利，所以很熟悉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欧洲的理性主义，将自己转移到寂寥高原山间的清新空气之中（高原一侧延伸至宽广的大陆草原，另一侧则通向太平洋），如果我们也把对于世界的详尽知识放置一边，换来一望无垠的地平线和对地平线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状态，我们便可以开始深入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观点。“一切生命来源于这座大山”，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他也同样确信，他生活在一望无际的世界屋脊之上，这里最接近上帝。他比其他的人最先听到神圣的声音，他的仪礼会最先抵达遥远的太阳。山脉的神圣，耶和华在西奈的显灵，尼采在恩加丁被赋予的灵感，一切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仪礼能够神奇地影响太阳。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是荒谬的，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这非但不是荒谬的，而且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熟悉得多。我们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样，也恰巧融合了这一观念，那就是特殊的行动或者能够影响上帝的特殊行为，例如某种仪式或祈祷，再或者是神所喜悦的美德。
人类的仪礼，答复并反映了上帝对人施显的大能；不仅如此，答复和反应还可能想去“净化”，这是一种魔幻的强制形式。人类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上帝压倒性的强大影响作出回答，能够作出某种重要的事情回报上帝，这一切会引起自豪感，因为这种行动把个体的人提升到了超自然因素的尊严。“上帝和我们”，即使这仅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含义，这个相同的做法无疑也蕴含着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羡慕的敬慕。这样的人完全是适得其所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卢梭
我参观伦敦温布利展览会的时候（1925年），主办方对英国统治下各部落的杰出概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不久以后去热带非洲旅行一次。
当年秋天，我和两个朋友，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启程前往蒙巴萨。我们乘坐的是沃尔曼公司的蒸汽轮船，同行的有许多英国青年，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就职。从船上的气氛中可以肯定，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的，而是去打拼新天地的。当然，船上是一派生机勃勃热情欢快的景象，但显然也有严肃低调的情形。事实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些同行者的命运。在后来的两个月内，几个人死在了热带。他们死于热带疟疾、变形虫引起的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还曾坐在我对面与我一同进餐。另外一位是艾克利博士，因中非大猩猩保护协会发起人的身份闻名，这次航行之前不久我还在纽约见过他。
在我的记忆里，蒙巴萨是一个湿热的地方，那里住着欧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围环抱着棕榈树和杧果树密林。蒙巴萨风景如画，坐落在一个天然港湾之上，城市上方高耸着一座古老的葡萄牙风格城堡。我们在蒙巴萨逗留了两天，傍晚乘狭窄轨道火车前往内地的内罗毕，很快便陶醉在热带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们经过了数目众多的黑人村庄，人们围坐在小火堆边闲谈。不久以后，火车开始爬坡。所到之处已经没有了村落的踪影，夜变成了漆黑一团。天气逐渐清凉，我便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一束阳光划破天际宣告新一天的来临，我睡醒了。火车包裹在一团红色尘土之中，正在绕着一座陡峭的红色悬崖转弯。在我们上方一块突起的岩石上，一个身材苗条、皮肤黝黑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倚着一根长矛，俯瞰着火车。他的身旁高高耸立着巨大的烛台形仙人掌。
我对这一景象着了迷，画面完全陌生，也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我感觉自己已经体验过了这一瞬间，我向来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同我只有时间距离的世界。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年少时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认识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而他等待我已有五千年之久。
在整个荒蛮的非洲旅行中，这种奇特体验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我只能记起一个对于这古今共识现象的认识。这就是我同我的前上司，尤金·布鲁勒教授一起第一次观察到的一种心理玄学现象。在此之前我曾想象，我如果见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定会瞠目结舌。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我却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这完全是自然的，应该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对它早已熟悉。
见到这个皮肤黝黑的孤独猎人之时，我猜不到自己的哪根心弦被拨动了。我只知道，千千万万年以来，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在中午时分抵达海拔六千英尺的内罗毕。这里的光线亮得刺眼，使我想起了恩加丁的烈日骄阳。冬日，人们从低地雾霭中走出的时候便能见到。我感到惊奇的是，火车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戴着旧式的灰白滑雪帽。这种帽子我在恩加丁见别人戴过，我自己也戴过。人人都爱它，因为上翘的帽边可以折下，就像帽舌一样，可以在阿尔卑斯山抵御寒风，也可以在这里抵挡热浪。
我们常常开着一辆小型的福特车从内罗毕到亚提平原游览，那是一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地。站在一座低矮的小山上，这片广袤的热带草原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在地平线边缘上，我们望见了成群结队的动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马、斑马、疣猪等。兽群一边吃草，一边点着头向前移动，像缓缓流动的河流。除了一只猛禽的哀鸣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这是永恒初始的静谧，世界一向都处于这种非存在的状态之中；在此之前，无人存在并知晓整个世界。我离开了伙伴一直前行，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在这里我尽尝形单影只的感觉。我站在那里，成为第一个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人，但是他并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创造了世界。
在这里，意识的宇宙意义对我来说变得异常清晰。炼丹术士们说：“凡自然留下的缺憾，艺术都能使其完美。”人类、我，以一种无形的创造活动通过为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存在，而给世界打上完美的烙印。我们通常把这一行为只归结于造物主，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就把生命看作一台计算精准的机器，它随着人类的精神毫无意义地运行着，同时遵循着预知、先定的预知和注定的法则。在这样一种暗淡的钟表般的设想中，没有一出戏是关于人、世界和上帝的，没有通向“新彼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计算程序。我想起了印第安村社的老朋友。他认为村社存在的理由就是一直在帮助他们的天父，也就是太阳，每天横跨天空。我曾经羡慕，他的信仰是那么的富有意义，但我也一直绝望地寻找我们自己的神话。现在我明白这是什么了，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在创造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个创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观存在给予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客观存在，人们就无法听到，无法看到这个世界，只是在默默地吃饭、生殖、死亡、点头，一直持续亿万年之久，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夜里继续下去，直至未知的终结。人类意识创造了客观存在和意义，人类于存在的伟大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
沿着正在修建的乌干达铁路，我们乘火车抵达了它临时的终点站（第64站）。工人们卸下了我们的装备。我坐在一个装满各种食物的板条箱上，每个箱子都顶在一个工人的头上：我点燃烟斗，沉思着一件事实，那就是我们似乎已经到了有人居住的地球的边缘，从这里，羊肠小道绵延不绝地横穿整个大陆。过了一会儿，一位年长的英国人，显然是位牧场主，坐到了我旁边，掏出烟斗与我交谈。他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截然不同的目的地，接着他又问：“这是你们第一次来非洲吗？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四十年了。”
“是的，是第一次，”我告诉他，“至少在非洲的这一片区域。”
“那么，我能给您一点忠告吗？先生，您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人的领地，而是上帝的领地。如果出了什么事，您就坐下来，不必惊慌。”于是他站起身，一言未发，消失在我们周围拥挤的黑人人群之中。
我感觉他的话中蕴含着某种意义，我竭力想象他在说这些话时的心理状态。显然，这些话表现了他经验的精髓：在这里，人不是主宰，上帝才是主宰——换句话说，愿望和意志不是主宰，高深莫测的筹划才是主宰。
我的沉思还没有结束，两辆汽车就要出发了。我们一行人和行李一起挤了上去，足足有八个壮汉，我们尽可能坐得稳当点。以后几小时，汽车一直颠簸，我不可能再有思考的空间。下一个居民点比我想象的要远得多：卡卡梅加，那是政府特派员驻地，也是非洲步兵卫戍小部队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医院，说来奇怪，还有一座小的精神病医院。黄昏将近，而夜幕已经突然降临。刹那间，一场热带风暴来袭，电闪雷鸣不断，大团乌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化为倾盆大雨，把我们从头到脚都淋湿了；每条小河也变成了汹涌的激流。
午夜之后又过了半小时，天空已经转晴，我们抵达了卡卡梅加。我们全都精疲力竭，政府特派员在客厅里用威士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炉子里升起蹿动着的火苗。整洁的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搁着很多英国杂志。这个地方简直跟苏塞克斯乡间的房屋一样啊。我已经疲惫不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从现实进入梦境，还是从梦境进入了现实。后来，我们还得搭起帐篷，这是第一次。幸好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好像喉炎还有些发烧，只好卧床一天。因为这一病情，我认识了所谓的“鹰鹃”；这种神奇的小鸟能够正确地唱出一个音阶，但是却漏掉最后一个音符，又从头唱起。一个人卧病在床听着鸟的叫声，神经紧张得就要崩溃了。
两种最甜美、最优雅的笛声组成了香蕉园里另一种鸟儿的啁啾，结尾却伴随了第三个可怕难听的音符。“自然的都是不完美的……”不过，“钟鸟”的歌声依然展现出纯粹的美。它鸣叫的时候，仿佛有一阵钟声沿着地平线飘扬而来。
第二天，在专区特派员帮助下，我们集合了一队搬运工人，加上三名土著士兵做护卫。前往埃尔贡山的旅行开始了，一万四千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浮现在地平面上。小路一直延伸至较为干燥的、长满伞状阿拉伯橡胶树的草原。整个地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六至十英尺高的小圆土丘，那是旧的白蚁窝。
沿途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圆形草顶素土小屋敞开着，空无一人。夜晚，屋门口挂着灯，以防陌生人闯入。我们的厨师没有灯，可是，他一个人分得一间小茅屋作为补偿，对此他感到很满意。可是，后来证明，这对他几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茅屋前面宰了一头羊，晚餐为我烹制了味道鲜美的炖羊肉，羊是我们用五个乌干达先令买来的。晚饭之后，我们围火而坐吸着烟，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声音变得越来越近。听上去一会儿像是熊吼，一会儿像是狗叫；接着，声音又变得尖锐刺耳，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声。我第一个印象是：这好像是巴纳姆与贝利剧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紧接着，场面变得更加来势汹汹，咄咄逼人：我们被一大群饥饿的土狼团团包围，它们显然嗅到了羊血气味。它们演奏一场地狱般恐怖的音乐会，在闪烁的火光中，在高高的象草丛中，它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虽然我们非常了解土狼的天性，听说它不会攻击人类，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那么安全。突然，休息室里传来一个人惊恐的尖叫。我们抄起武器（一支九毫米的曼里夏步枪和一支霰弹猎枪），对着草丛中间闪亮处连连射了好几轮。我们刚放完枪，厨师就惊慌失措地冲到我们中间，含糊不清地说，一只土狼蹿进他的屋子，差点把他咬死。宿营地突然响起一片喧闹声，看样子是吓坏了土狼，它们假装连吼带叫地退了场。搬运工们放声大笑好久，接下来的后半夜很平静地度过了，再没有出现麻烦。第二天一早，地方长官带着两只鸡和一篮子鸡蛋来送礼。他恳求我们再逗留一天打土狼。他说前一天，土狼把一个熟睡中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天蒙蒙亮的时候，工人驻地又响起了大笑声，原来他们在表演昨晚的闹剧。一个人扮演正在熟睡的厨师，一个士兵扮演爬行的土狼，接近厨师，想要咬死他。这出闹剧不知道演出了多少场，观众们都十分高兴，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以后，人们给厨师起了个外号叫“菲齐”。我们三个白人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商标”。我的朋友，那位英国人被叫作“红脖子”——在土著人眼里，英国人都长着红脖子。而美国人则身穿漂亮服装，外号为“潇洒的绅士”。因为当时我的发间已经出现了几缕银丝（当时我五十岁），他们就叫我“老头子”，都说我已经一百岁了。在那些地方，很少见上岁数的人，我几乎没见过白头发的人。“老头子”是尊称，这么称呼我，还因为我还是“布基苏心理学考察队”的队长，这是伦敦外事处强加给我的虚名。我们的确访问过布基苏人，但是，我们与埃尔贡人相处的时间更长一些。
总之，黑人们都表现出善于判断的性格。他们洞察事物的一个途径就在于他们具有模仿的天赋。他们能够模仿人们的表达方式、手势、步态以及所有的意图和目的，可谓惟妙惟肖，令人称赞。我还发觉他们对他人情感的特质也理解得十分透彻，令人惊讶。我常常抽时间与他们交谈，发现非常喜欢聊天。就这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这种半官方的旅行方式有很多好处，因为这样更容易雇用搬运工，我们还得到了士兵护送队的护送。护送队一点也不多，因为我们要跨越非白人管辖的地区。一名下士和两名二等兵陪伴我们徒步旅行，前往埃尔贡山。
我们无法帮助长官猎杀土狼，而是在那次历险后重新踏上了非洲之旅。所到之处的地形是较缓的上坡。第三纪火山岩断层标志逐渐增多。我们穿过蓊蓊郁郁的原始森林，那里长着高大的南迪火焰树，开着火红的花朵。硕大的甲壳虫和五彩缤纷的大蝴蝶在林间空地和森林边缘翩翩起舞。我们深入灌木丛的时候，充满好奇心的猴子拨动着树枝。这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我们穿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布满红褐色土壤的热带草原。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沿着曲曲折折、多急转弯的土路上前行。我们依据行程路线来到了南迪地区，并穿越了南迪森林，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我们平安到达了埃尔贡山脚下的休息室；几天以来，这座大山越发变得高耸入云。在这里，只能沿着狭窄的羊肠小路向上攀登。我们受到了地方长官的热烈欢迎，他是土著医生的儿子。他骑着一匹小马——它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过的唯一一匹马。他告诉我们他的部落属于马赛人，但却独自生活在埃尔贡山坡上。
乌干达总督寄给我们的一封信早就送到了这里，信中请求我们保护一位途经苏丹返回埃及的英国女士。由于我们早已在内罗毕见过这位女士，知道她定会是位意气相投的旅伴，再加上总督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当然要尽一定的义务。
我提出这一逸事是想指出，某种原型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了影响。我们是三个男人，这纯粹是机缘巧合。我曾请求过另一个朋友与我们同行，那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四个人。但是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他没能接受我的邀请。此事足以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或者命定的集合，即三位一体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个使其完整，我们在这一原型意象的历史中反复见到过这种情况。
既然机会出现在面前，我当然会欣然接受；我欢迎这位女士加入我们三个男人的小组。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对于我们男人小组来说，她绝对是一个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组里的一个人患了热带疟疾，病情十分危急。而她及时依靠“一战”期间作护士获得的经验，对伤员进行了诊治，我们为此感激不尽。
攀登了几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块宽阔秀丽的林中空地，由一条清凉的小溪一分为二，溪边还有一处约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池塘变成了我们的浴室。我们的宿营地就坐落在三百码以外平缓、干燥的山坡上，荫蔽于伞状橡胶树下。步行约十五分钟，附近出现了一个土人部落，里面有几间茅屋和用有刺灌木篱笆围起来的小院。这个部落为我们提供了运水工：一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半大女儿，她们全身赤裸，只系着贝壳制成的腰带。皮肤是巧克力棕色的，十分漂亮。她们身材苗条，动作从容不迫，颇有贵族气质。每天早晨，她们从小溪走来，倾听她们脚镯轻柔的丁零声，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接着当她们走出金黄色的高高象草丛时，那为平衡头顶上的水罐而摇曳生姿的步态，也令人赏心悦目。她们佩戴着脚镯、铜手镯和铜项圈，以及小线轴状的铜制或木制耳环，作为装饰。骨片或铁钉则镶嵌在下嘴唇中。她们彬彬有礼，每每都以羞怯迷人的笑容来迎接我们。
只有一件例外的事，我想简单阐述一下。我从来没有同本地妇女说过话，虽然已经有人预料到了。这里和南欧一样，男人同男人说话，女人同女人说话。不然就意味着谈情说爱了。如果有哪个白人乐于此道，不仅有损声誉，还要冒着“背黑锅”的危险。我观察到几个案例，颇有教育意义。我常常听到本地人评论一个白人：“他是个流氓。”问及原因，得到的回答总是：“他跟我们的女人同房。”
在埃尔贡人当中，男人们忙于狩猎畜牧，而女人们则在香蕉园、番薯地、高粱地和玉米地中劳作。儿童、山羊和小鸡也同一家人一起居住在圆形茅屋中。她们的尊严和天性表现于她们在勤俭持家的本事上；她们在经营管理中积极合作。妇女享受平等权利的观念成为这一时代的产物，而经营管理中的合作原则也失去了意义。原始社会是由潜意识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进行调节的，两种态度都被审慎地赋予了应有的分量。一旦发生动乱，某种意识行为便马上出来调解，那么这种潜意识秩序也就遭到了破坏。
有一位重要的受访者向我介绍了埃尔贡人的家庭关系。回忆起他，是一件令我十分愉悦的事情。他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名叫吉勃罗亚特，是部落酋长的儿子，仪态端庄，高贵迷人。我显然赢得了他的信任。当然，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并不贪得无厌，不像其他人什么礼物都要。出于礼貌，他时常来看望我并向我讲述奇闻逸事。我感觉他心中略有所思，有某种难言的请求。直到我们彼此非常熟悉之后，他才开口邀我去家中做客，这令我很是惊讶。我知道他还没有结婚，而双亲却已经逝世。他所谓的家是他姐姐家，他姐姐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有四个小孩。吉勃罗亚特很想让我去看望她，让她有机会见我一面。显然，在他的生活中，姐姐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我同意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社交方式来深入了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在家恭候”——当我们到达时，她走出茅屋向前迎接，显得落落大方，亲切自然。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差不多有三十岁。除了必不可少的贝壳腰带之外，她还戴着手镯和脚镯，大长耳垂上挂着些铜制装饰品，胸前佩戴某种小动物毛皮。她把四个小孩关在房里，他们透过门缝张望，兴奋地咯咯笑着。在我的请求之下，她把他们放了出来，但是他们过了好长时间才壮着胆子出现。她和她弟弟一样风度翩翩，弟弟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庆祝这一计划大获成功。
我们没有坐下，因为除了满是灰尘、鸡屎和羊粪球的地面外，实在无处可坐。谈话围绕着传统家庭的日常话题进行，无外乎是家庭、小孩、房子和菜园。大太太的家产和她接壤，有六个孩子。这位“大姐”的院子离她这儿大概有八十码。大约在两个女人的茅屋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顶端，她们丈夫的茅屋就在上面，这间茅屋后面大概五十码处，有一小间茅屋供大太太长子居住。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耕地。接待我的女主人显然为她自己的一块地感到自豪。
我感觉到，她那仪态中显示出的泰然自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自己完整性的认同，她的个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子、小家畜和耕地组成的，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她那并非不引人注目的体形。她只是间接地提到丈夫。看来他是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目前，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逗留着。毫无疑问，接待我的女主人显然体现着一种稳定性，是她丈夫名副其实的临时落脚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丈夫是否在家，而在于她能否保持自己的完整性，为游牧流浪的丈夫提供一个地磁中心。这些“淳朴”灵魂心中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因此是未知的，我们只能从“先进的”欧洲差异化的比较证明中推断。
我不清楚白人妇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与她们丧失自然完整性（耕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和火炉）有关，这是否改善了白人妇女日益贫困的境况；而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成为进一步的后果。制度越合理，性别的差异就越模糊。同性恋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现象是由恋母情结和节育措施导致的。
我和同伴都非常有幸地体验了非洲世界，以及她难以置信的美丽和苦难。我们的宿营生活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插曲。在那依然原始的国度里，我享受到了“神圣的平和”。我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过“人和其他动物”（希罗多德）。在我和众魔之魔的欧洲之间，横亘着几千英里。在这里，各种魔鬼根本无法接触到我，这里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也没有访客。我得到释放的精神力量，欣喜若狂地重新挥洒在那片原始的广阔天地。
每天早晨，我们很惬意和本地人交谈，他们一天到晚蹲在我们营地上看我们做事，好像从来不感到乏味。我的工头易卜拉欣传授了我交谈的仪式。所有的男人（女人从不走近）必须席地而坐。易卜拉欣为我找了一张部落酋长的四腿红木小凳让我坐下。然后我开始发言，提出了交谈程序。大多数本地人都能说一口差不多的洋泾滨斯瓦希里语；我充分利用了一本令他们赞不绝口小字典，也想尝试着讲这种语言。我的词汇量有限，讲的都是些简单必备的话。谈话常常像是一种有趣的猜谜游戏，所以，这样的交谈大受欢迎。交谈很少持续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因为人们露出明显的倦态，也会用戏剧化的手势抱怨：“唉，累死我们了。”
我自然对本地人的梦境很感兴趣，但是一开始，我没能说服他们把梦讲给我听。我送给他们渴望得到的小礼物，比如雪茄啦、火柴啦、安全别针啦等，但还无济于事。我不能完全解释他们为什么羞于讲述梦中的情景。我猜是因为恐惧和疑虑吧。黑人怕照相是出了名的。他们担心照相的人会夺走他们的灵魂，也可能害怕别人要是知道了他们的梦就会伤害他们。但巧合的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工人，他们都是索马里人和斯瓦希里人，随身携带一本阿拉伯释梦书，每天长途跋涉时都要查阅。如果对书上的解释有所疑惑，他们就要来向我讨教。他们管我叫“读书人”，因为我了解《古兰经》的知识。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乔装的伊斯兰教徒。
有一次，我们和本地的一位老医生谈话。他穿着一件蓝猴皮做的华美斗篷，是可以拿来炫耀的贵重物件。当我询问他的梦境时，他不禁潸然泪下，回答道：“古时候啊，医生们都做梦，从梦里就知道打不打仗，生不生病，下不下雨，该把牲口往哪儿赶。”他的祖父也做过梦。但是自从白人来到非洲，他说，没人再做梦了。还做梦干什么，英国人什么都知道！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医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英国人知道得更多”，所以就不再需要启发部族人的神圣声音了。过去，医生曾经与众神或命运的力量谈判，并给人忠告。医生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力，就像古希腊皮媞亚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一样。现在，专区特派员已经取代了医生的权威。现在，生命的价值已经完全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在我看来，黑人意识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是个关乎黑人种族活力的问题。
这位医生绝非扬威耀武之人，而仅仅是个感情细腻的老人。他真实地见证了一个惨遭破坏、已然过时、无法复原而日益瓦解的世界。
在众多的场合下，我不断把谈话引向神功，特别是礼节和仪式。在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个见证。一间空荡荡的茅屋位于一条车水马龙的乡村街道上，我发现屋前方圆几码的地方打扫得相当仔细。中心放着一条贝壳腰带、一对耳环、各种陶瓷碎片和一把挖地的木棍。茅屋里死过一个女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听到的所有信息。关于葬礼，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
在交谈中，人们用强烈的语气告诉我说，他们西边的邻村人都是“坏蛋”。如果那儿死了人，邻村就得到通知；晚上就把尸体搬到两个村子的交界处。邻村人把各式各样的礼品送到同一个地点，可到了早晨，尸体便人间蒸发了。其实这是影射另一个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们说，埃尔贡人绝不会干这种事。实际上，他们把死者的尸体放入灌木丛中，任由土狼在夜间处置。我们也的确没有发现过任何埋葬死人的痕迹。
但是我听说，人死了以后尸体要放在茅屋中间的地面上。医生绕着尸体来回走动，把碗中的牛奶洒在地面上，嘴里嘟囔着：“阿伊克·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早些时候一次记忆犹新的谈话使我理解了上边那些词的含义。当交谈快结束时，一位老人突然大声说道：“早晨，只要太阳一出来，我们就走出茅屋，向手中吐吐沫，然后把双手举起来冲着太阳。”我请他表演，并准确地描述这种仪式。他们把双手放在嘴前，吐上吐沫，或者使劲吹气，然后举起手掌对着太阳。我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回答：“我们一直这样做，没有为什么。”虽然没得到答案，但我已经明白，原来他们确确实实知道自己这样做了，但却不明白到底在做什么，不明白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举行自己不理解的仪式啊，比如点燃圣诞树蜡烛、藏起复活节彩蛋，等等。
老人又说，这是所有民族的真正宗教，所有凯维伦多人、所有布干达人，还有目之所及，无限遥远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也就是初升的太阳。只有此时，太阳才是上帝。紫色西天初升的金色新月也是上帝。只有此时才是，其他时刻都不是。
显然，埃尔贡人仪式的意义就是在太阳初升时朝拜太阳神。如果把吐沫当作献礼，那是因为在原始人眼里，唾沫奇幻、有生命力、能够愈合伤口、具有人的魔力。如果将吹气当作献礼，那是因为它是“罗厚”，即阿拉伯语的“鲁赫”，希伯来语的“鲁阿赫”，希腊语的“元气”，都意味着风和灵魂。因此，这个动作的意思便是向上帝献出我活的灵魂。这种无言的、表演出来的祈祷，大概可以解释为：“上帝啊，我把灵魂交托在您手中。”
我们还听说，埃尔贡人除了朝拜“阿迪斯塔”之外，也十分尊崇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灵，一只魔鬼。他善于制造恐怖，是潜伏等待夜行者的冷风。老人用口哨吹出洛基火神的旋律，生动形象地表现出阿伊克在高耸神秘的灌木草丛中爬行的情景。
人们普遍认为造物主把一切创造得非常美好。其自身已经超越了善与恶。他是美好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是美好的。
我问道：“但是那些咬死你们家畜的凶猛野兽呢？”他们说：“狮子美好。”“那你们可怕的疾病呢？”他们说：“你躺在太阳光里，它就是好的。”
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着实令我印象深刻。但是我很快发现，在下午六点钟这种乐观主义却戛然而止。太阳一落山，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邪恶、危险、恐惧的世界，是阿伊克的世界。对鬼魂的恐惧和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恶魔侵害的离奇仪式取代了乐观主义哲学。黎明时分，不带有任何内在矛盾的乐观主义精神又回来了。
在尼罗河的发源地，我发现了奥西里斯神的两名侍僧何露斯和塞特，不禁想起埃及的古代观念。这真是个无比激动人心的经历。显然，这是非洲的一种原始经验，它随着尼罗河的圣水流淌到了地中海海岸，阿迪斯塔象征着初升的太阳，象征着与何露斯一样光明的原则；而阿伊克却是恐惧的散布者，象征着黑暗的原则。在为死者举行的简单祭祀礼中，医生进行讲述，泼洒牛奶，把对立的两种原则结合起来同时献祭；它们自统治之日起，便具有同等的权利和意义，这是昼与夜的统治，各自延续十二小时。然而，热带地区昼夜交替有典型的突发性，第一束阳光似箭射出，黑夜逐渐变为生机盎然的光明，如此交替的时刻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纬度内的日出现象，每天都为我带来新的惊喜。日出的壮观景象并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在于旭日高升后的情景。我习惯在黎明之前，搬着营地里带来的小凳，坐在伞形阿拉伯橡胶树下。在我面前的一座小山谷谷底，生长着一片深绿色、几乎是黑绿色的丛林带，山谷的另一端耸立着高原的边缘带。起初，山谷与高原明暗对比极为强烈。随后，物体在光亮中呈现出轮廓，仿佛整个山谷都充满了耀眼的光芒。而高原上的地平线则闪耀着白色的光辉。越发强烈的光线似乎渗透了物体的每一个角落，连内部都亮了起来，直至最后闪烁着明晰透亮的光，像一块块彩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燃烧着的水晶体。地平线上响起了钟鸟的啼鸣。此时我仿佛置身于寺庙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神圣的一小时。我陶醉于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或者说沉醉在这永恒的狂喜之中，感到无限欢愉。
就在我的观察点附近，有一座栖息着大狒狒的陡崖。每天清晨，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地静静坐在悬崖边缘面向太阳，而剩下的时间，就在森林中喧闹、尖叫，唠唠叨叨。它们像我一样，似乎也在等待日出。它们让我回忆起埃及阿布·辛贝神庙中做出敬拜姿势的大狒狒。他们诉说着同一个故事：世世代代以来，人们一直朝拜着这位大神，它在黑暗中放出耀眼的光芒，拯救世界。
那时我明白了，自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灵魂就一直渴求光明，一直迫切渴望走出原始的黑暗。当巨大的夜幕降临，万物都露出了深深的沮丧，对光明难以名状的渴望占据着每一个灵魂。从人类和动物的眼中都能体察出这种压抑的感情。动物的眼中流露着一种悲哀，我们从未得知这种悲哀是否与动物的灵魂直接相连，抑或是潜意识存在向我们传达的沉痛信息。这种悲哀同样反映了非洲的情绪，反映了非洲孤寂的体验。这种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种母性的神秘。这就是为什么清晨太阳升起会对本地人产生如此深远的意义。光明来临的瞬间就是上帝。它带来了救赎和释放。说太阳是上帝，就等于模糊了、遗忘了那一瞬间的原型体验。“我们很高兴啊，晚上灵魂已经不再跑出去溜达了。”本地人会这样说，但是这已经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一种与自然界黑暗完全不同的黑暗仍在大地上游荡。这是精神的原始黑夜，亘古不变。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埃尔贡山的愉快之旅接近尾声。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收起帐篷，发誓一定还会回来。但我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成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期而遇的狂喜。从那以后，卡卡梅加斯附近发现了黄金，人们开始采矿，而毛毛反抗运动在这些无辜友好的本地人中间兴起，我们也从文明的美梦中骤然惊醒。
我们沿着埃尔贡山的南山坡继续艰难跋涉。景色特点渐渐发生了改变。平原的边缘上耸立着布满茂密丛林的、更加峻峭的山脉。居民的肤色更黑，身材更加魁梧笨拙，缺少马赛人的优雅。我们进入了布基苏的领土，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逗留了片刻。它的海拔位置很高，我们饱览了广袤尼罗河谷地的壮美景色。经由尼罗河，我们又来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搭乘两辆福特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我们把行李搬上一列窄轨铁路火车，列车每两个星期开往吉奥格湖一次。我们登上一艘烧柴火的明轮轮船，经历几次事故以后，才最终到达马辛迪港。船靠岸后，我们又改乘一辆卡车到了马辛迪市。该市坐落于高原之上，高原隔开了吉奥格湖和阿尔伯特湖。
从阿尔伯特湖到苏丹瑞佳夫的路上遇到一个村子，在那里我们有一次令人十分兴奋的经历。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地方长官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他们是我见过的，肤色最黑的非洲人。这一伙人有点让人猜不透。尼穆莱人的长官派给我们三个护卫民兵，但是我察觉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三人一共才有三匣步枪子弹。因此派他们来，只不过是市政府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首领提出来他要在晚上跳舞，我自然高兴地同意了。我希望这场舞会能展示出他们的友好。夜幕降临，我们正昏昏欲睡，突然间却听到鼓号齐鸣，接着出现了六十多人，携带着闪光枪、棍棒和刀剑，全副武装起来。他们后面不远处跟着一群妇女和儿童，甚至有母亲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都背来了。这显然是一场盛大的社交集会。虽然酷暑难耐，温度还在华氏九十三度左右徘徊，人们依然点起大堆篝火，妇女和儿童在火堆周围围坐成一个圆圈。男人们在外围又组成了一个圈；就好像我见过的，一群兴奋的大象一样。面对着大队人马，我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心。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他们却从营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为表诚意，我向众人发放了雪茄、火柴和安全别针。男人合唱队开始唱歌，并随着节奏摇摆双腿。歌曲旋律好战有力，也算不上不和谐。女人和儿童围绕着火堆蹦蹦跳跳，男人们则挥动着武器，跳着舞时而向前时而后退，伴随着狂野的歌声、鼓声和号角声再次趋步向前。
沐浴在闪烁火光和奇幻月色之中的是多么狂热而刺激的场面啊。我和我的英国朋友也迈出步子，混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着犀牛鞭，我那仅有的武器，和他们跳起来。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我看出他们批准了我们参与其中。他们的热情倍增，在场的所有人都跺着脚，唱着，吼着，挥汗如雨。舞蹈和鼓声的节奏渐渐加快起来。
在这般音乐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真正着迷的状态。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接近深夜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了，突然间，整个场面变得特别奇怪。跳舞的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野蛮人，我开始担心这集会要怎么收场了。我给了首领一个手势，暗示他该结束了，他和他的部落应该睡觉去。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乡，萨拉森的一位堂哥在西里伯斯岛探险时，曾在跳舞过程中被投偏的长矛刺中。因此，尽管首领请求继续下去，我还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挥动着犀牛鞭以示威胁，但同时又一副笑呵呵的样子。由于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语言，我就用瑞士德语朝他们大骂，说舞跳够了，现在必须回去睡觉。在他们看来，我多少有点假装愤怒，但是这一招却恰恰奏效了。人群又发出笑声，蹦蹦跳跳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良久之后，我们依然能听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吼叫声和击鼓声。最后好不容易寂静下来，我们也筋疲力尽，随即进入梦乡。
在尼罗河畔的瑞佳夫，我们结束了徒步旅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停泊在瑞佳夫的明轮汽船。那里的水位很浅，勉勉强强才够它停靠。此时此刻，我感到所有的亲身经历都带给了我沉重的负担。千思万绪在我脑海中翻来覆去，我痛苦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濒临极限。现在我要重温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凡是值得一记的，我都记录了下来。
在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固执地遵循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仅仅展现了家乡的情景；这样看来，它们似乎旨暗示——假设将潜意识的过程人格化到这般地步——这次非洲之行是虚幻的，是症状性或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从未出现在我的梦中。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孔出奇的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好半天才能确定之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他是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是个美国黑人。我梦见他正把一根又大又红又热的卷发棒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理成短卷发，就是理成黑人的头发。我已经感觉到头皮又烫又疼，结果在惊吓中醒来。
我认为这个梦是潜意识的警告，告诫我原始事物是一种危险。但是那时候我显然就要“踏上归程”了，却患上了白蛉热，病情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御能力。为了展现我遭受黑人威胁的场面，潜意识竟勾起了十二年前我对美国黑人理发师的回忆，以防备眼下的黑人。
我梦境中奇异的行为恰恰符合“一战”期间记录下的一种现象。沙场上的士兵，梦见的多为家园，而非战争。军队精神病医师认为可以遵循一条基本原理：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将他撤离前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已不再具备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机能了。
在我的梦境中，一条内部界限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这与我卷入非洲严酷环境的情况相同。梦境涉及的全是我的个人问题。从这一情况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无损。
我逐渐猜测到，这次非洲探险的秘密目的就是逃避欧洲及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甚至以留在非洲为代价，这不禁令我大吃一惊。我之前的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此时此刻也有很多人在这样做。这次旅行本身不算是对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基苏心理考察队”，缩写B.P.E.，杂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探究一个令人颇为尴尬的问题：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学家荣格身上会发生什么？尽管我理智上非常想研究欧洲人对原始条件的反应，但情感上还是一直力求回避这个问题。我渐渐明确的是，这项研究与其说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项目，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探究，任何深入研究的尝试都戳中了我心里可能存在的每个痛点。我不得不承认，使我下定决心踏上旅途的并不是温布利展览会，而是欧洲过于沉重的学术氛围。
伴随这些思考，我沿着平静的尼罗河顺流而下，向着北方，向着欧洲、向着未来前行。航行在喀土穆结束了，埃及之旅即将开始。如此一来，我便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计划：绕开西边的欧洲和希腊，而从南面尼罗河的源头接近这一文化王国。比起埃及文化，我更着迷于含米特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元素。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即时间流前进，我在埃尔贡人中间发现了何露斯原则，这给了我最为重大的启发。当我在埃及南大门见到阿布·辛贝尔神庙的犬面狒狒雕像时，那整个的情结和其中全部的含义又戏剧性地浮现脑海。
何露斯神话是关于新生的神圣光明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一定是在人类文化，即意识，首次把人从史前黑暗中解放出来之后开始流传的。因而对我来说，从非洲心脏向埃及的旅行，就变成了一出光明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与我和我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又感到无法用文字详细阐述。旅行之前，我并不知道非洲将会带给我什么，然而填补空白的经验便是最满意的回答。对于我来说，它要比任何民族学成果，任何武器、装饰品、陶器或者猎获物的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知道非洲将如何影响我，现在我如愿以偿了。
印度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并非我的本意。而是因为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我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那之前，我读过许多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书籍，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为了获得亲身的结论，我必须旅行，而自己却还像消毒瓶中的人体标本一样。印度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梦，因为我依然还在找寻自我，找寻对自己来说特有的真实。
当时我正潜心研究炼金术哲学，这次旅行可以算作其中的一个插曲。由于非常热衷此项研究，我便带上1602年版的《炼金术大全》，其中包含了杰拉杜斯·多尔奈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至尾研读了这部著作。就这样，这份材料中欧洲思想的根基，常与我对异域思维和文化产生共鸣。两者都源于潜意识的本质精神体验，因而产生了相同的、类似的，至少是可以比拟的顿悟。
印度第一次让我直接感受到一种生疏的和极富差异的文化。在中非之行的所有体验里，文化并未占主导地位。在北非，我曾有幸和一个能够用语言表述其文化的人交谈。而在印度，我可以和代表印度思想的人物谈话，并把印度的思想方式和欧洲的思想方式相比较。我曾和迈索尔的大君古鲁S.苏勃拉马尼雅·伊艾（我是他的客人）聊过很多次，也和其他许多人聊过，可惜没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另一方面，我刻意避免了所有所谓的“圣人”。这样做，是因为必须保持自己的真实，不从他人那里接受我自己无法亲身获取的东西。要是尝试向圣人学习，接受他们的真理，我觉得那跟小偷没什么两样。就算在欧洲，也不能借用任何东方的学说，我必须从自身形成自己的生命，听从内在的心声，或遵循大自然带给我的智慧。
在印度，我首要关注的是邪恶的心理性质问题。它融入印度精神生活中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角度来看待它。和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谈话时，一件事实给我的印象得到了不断的加强：这些人并不把“丢脸”与所谓的“邪恶”混为一谈。在西方，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品德问题似乎并不像我们西方人那样占据首要地位。善与恶富有深意地包含在自然之中，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善即是恶，恶即是善。
我发现在印度人的灵性当中，既有善又有恶。基督徒追求善屈于恶；而印度人却认为自己超脱了善恶，希望通过冥想或瑜伽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境界。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如果承认这种态度，那么善恶就失去了任何真正的界限，而这就造成了某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人们并不真正相信恶，亦不真正相信善。因而，最多把善恶看成我的善或恶，看成我认为的善或恶；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论述：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恶观，或者身负矛盾的重担需要与世无争，即脱离对立物，脱离万物。
印度人追求的并不是道德的至善至美，而是与世无争的境界。他希望脱离自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冥想的状态中寻求无形与空虚的境界。在另一方面，我希望一直有活力地观察自然与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脱离人，也不想脱离自我与自然；因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精神与生命，就像展现开来的神性；除了它，我难道还会有更多的欲望吗？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或不复存在。
对我来说，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的超脱。我无法超脱我不具备、我没做过或体验过的一切。当我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事，当我全心全意地献身某事，当我最大限度地参与某事时，我才得以能实现真正的超脱。如果我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我就割裂了精神的相应部分。当然，我也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无法专注于某种体验。但如果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有限，而且必须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某件意义重大的事。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足，从而为缺乏积极行动作出了补偿。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情欲的炼狱，就永远不会战胜他们。因而，情欲就住在隔壁，随时都可能从中喷射出一团火焰，烧毁他自己的房屋。每当我们放任、遗留、忘记过多的东西时，我们忽略这一切，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
在戈纳勒克（奥里萨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家，他热情地提出要同我一起参观神庙和巨大的神庙战车。其中一座宝塔从地基到塔顶全部布满了做工精致的淫猥雕塑。我们就这一离奇的事实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净化心灵的一种手段。我不敢苟同，指了指一群青年农民，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塑像面前，看得瞠目结舌，赞叹这些壮观的景象。此时此刻，这些青年男子恐怕并未感受到净化，脑子里反而更有可能充斥着性欲的幻想。他回答道：“没错，但是关键就在于此。如果他们不接受因果报应，又怎能得到净化呢？这些淫猥形象正是为了赤裸裸地唤醒人们的法，不然这些在潜意识当中的家伙们会把法忘记的。”
我认为，令青年男子像不处于发情期的动物一样忘记他们的性欲，这本来就是一个怪异的看法。可是，这位圣人却坚决认为青年男子像动物一样处于潜意识状态，实际上需要及时的训诫。因此在他们步入神庙以前，外部的装饰就提醒他们要铭记着法；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法而完成了因果报应，他们就不能得到净化。
当我们进入神庙大门时，同行者指着两名“引诱男人的女子”，那是两个舞女的雕像，露出诱人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他说：“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不适用于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意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远远超越了这类事。但是，对于这些农民小伙子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导和训诫。”
我们离开神庙之后沿一条布满男性生殖器的小巷走着，他突然说道：“你看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含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我有些惊讶，因为我想，每个小伙儿都能看出来这些雕像便是男性生殖器。但是他非常严肃地凑到我的耳边低声说：“这些石头是男人的si处。”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它们指的是湿婆呢。我瞠目结舌地望着他，但是他只是高傲地点点头，好像在说：“没错，就是如此。你们欧洲人如此愚昧无知，怎么可能猜出其中的道理。”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海因里希·齐默，他欢呼雀跃地惊叫：“我终于听到真实的印度了，换换口味也不错嘛！”
当参观佛教火诫中讲到的桑吉佛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每每我遇到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而我却仍然意识不到它的含义时，这种情绪便会频频出现。佛塔坐落在一座小石山上，走过一条铺在绿草中间的、令人欢喜的大石板小路，就可以到达山的顶峰。佛塔呈半圆形，像两个大碗凹面对凹面地叠落在一起，大多是陵墓或者是储存遗迹的地方，就像释迦牟尼在《涅槃经》中的描述那样。英国人极具敬业精神，完成了修复工作。这些建筑物中最高大的一个四面环墙，墙中嵌有四道精致的大门。进门后向左拐，沿佛塔四周出现了一个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圆道，佛像就矗立在四个方位基准点上。走完一圈之后，就进入同一个方向上，更高一层的第二圈。眼前出现的平原远景、佛塔、神庙的废墟、圣地的孤独肃静都令我心醉神迷。我离开了同行者，自我沉浸于此处难以抗拒的氛围中。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节奏的锣点由远而近传来。一群日本朝圣者列队前来，一个跟着一个，每个人都敲着一面小锣。他们敲打着古老主祷词“六字大明咒”的节奏，锣点正好落在“吽”这个词上。在佛塔外，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进入门内。进门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嘴里哼着赞美诗般的圣歌。他们走完了两圈圆道，在每尊佛像面前都吟唱一首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思想和灵魂也同他们在一起，我默默地向他们表达了谢意，他们的到来神奇地抒发了我难以言喻的情感。
我强烈的感情表明，桑奇山在我的心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佛教新的一面在那里向我展现。我理解了佛的生命便是自性的现实性，自性冲破桎梏，主张人格的生命。对于佛来说，自性高于一切神明，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了人类经验和整个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固有存在和可知性两个方面，没有两者，世界就不复存在。佛理解并掌握了人类意识前所未有的巨大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类熄灭了尊严之光，世界便会化为乌有。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他独立地重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像佛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但是意义截然不同。两者都主张征服现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顿悟，而基督则是命中早已注定牺牲。基督教中更多的是苦难，佛教中更多的是所见所做之事。两种都是正确的途径，但印度人认为佛是更为完善的人。他是一种历史性的人格，因此更容易被人理解。而基督既是历史上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来就困难得多。归根结底，甚至连基督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他只知道他必须要牺牲自己，而这一行为是内心施加给他的。他的牺牲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佛则长命百岁，寿终归天。而基督在属地传道的活动持续了不到一年。
后来，佛教经历了与基督教同样的变迁：佛变成了自性发展的形象，变成了人们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实际上也教导众人，要跳出轮回，每个人才得以大彻大悟，变成佛陀。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耶稣以其完整的人格永存于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典范。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效法基督，个人并不追求自己命定的道路走向完整，而只是力图效仿基督所走的路。同样，在东方历史潮流导向对佛的虔诚模仿。这件事本身就削弱了佛的观念，正如效法基督预示着基督思想演变中命定的停滞。正如佛由于他的顿悟而远比梵天众神先进一样，基督也向犹太人呼号：“你们是神。”（《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4节）但是，人们没能理解他的深意。因此我们发现，所谓受到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西方，不仅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反而大有可能正在毁灭我们所拥有的世界。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和加尔各答三座城市授予了我名誉博士的头衔，它们分别代表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然而好东西也不宜过头，于是我需要休整休整。他们让我住院休整了十天，因为后来在加尔各答患上痢疾病倒了。在汪洋大海般的新印象当中，这是一座安逸舒适的岛屿；我找到了一处立足之地，静观万物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喧嚣。
返回旅馆之际，我的健康状况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我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梦，希望在此讲述一下。我发现自己和众多苏黎世友人与熟识来到一个不具名的海岛，大概离英格兰南部海岸线不远。那是一座小岛，约二十英里长南北走向的狭小土地，岛上几乎无人居住。在小岛南边嶙峋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我们这一组观光客站在了它的庭院中间。面前耸立着一座雄伟的楼塔，透过大门可以看到一段宽阔的石阶。我们想方设法地看着，只能望见石阶的尽头有一个圆柱状的大厅，里面有微弱的烛光照明。我明白了，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要举行“圣杯庆典”。这条消息似乎有种神秘的特质，因为我们之中有一位酷似莫姆森的德国教授对此一无所知。我曾兴高采烈地同他交谈过，对于他的学识和横溢的智慧印象深刻。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烦扰：他总是谈及死亡的过去，而且旁征博引地讲述了英国与圣杯故事的法国渊源之间的关系。显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及其现存的体现，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所处的直接而现实的环境，因为他的样子好像是在教室里为学生讲课。我尝试着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却没能成功。他没有看见阶梯，或大厅里节日的光辉。
我环顾四周，有些无能为力，这才发现自己正靠墙站在一座高高的城堡上。墙的下半部用格子框架进行装饰，格子不是普通木头而是用黑铁制成的，上面还巧妙地铸成了枝蔓缠绕，布满叶子和葡萄串的葡萄藤。在横枝上六英尺的间距处，坐落着小巧的房屋，也是铁制，像鸟笼一样。突然间，我看到叶子颤动起来；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动，但随后我清晰地看见一个铁制的、戴头巾的小矮人从一间小屋蹿进另一间。我相当惊异，对教授说：“喂，你看那个，你……”
就在此刻，幻象中断了，梦境发生了骤变。除了教授不见了踪影，我们原班人马来到了城堡之外，置身于一片没有树木而多岩石的景色之中。我知道还会有事发生，因为圣杯还未送达城堡，当晚还要举行庆典活动。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于一处无人居住的小屋，那里唯一的房屋之中。我们之中有六人动身徒步北上，我知道，我们必须完成任务，将圣杯带回城堡。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抵达了海岛最狭窄的地方，我发现海岛实际上被一湾海峡一分为二。海峡最窄处的海水大约一百码。夕阳西下，夜幕来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烟，极目远望，连树木和灌木都不长，只有草丛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寒地冻，我的同伴接连入睡。我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必须一个人游泳跨越海峡夺取圣杯。正当我脱掉外衣的时候，我醒了过来。
这个本质上属于欧洲人的梦境出现时，我还几乎没有摆脱巨大而势不可当的印度印象。大约十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圣杯神话依然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尽管关于这个传统故事，人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我意识到这诗意的神话与炼金术所讲的唯一真实、唯一妙方、唯一石头相一致，此时，我越发加深了对这一事实的印象。那晚我们继续讲述了白天遗忘掉的神话，意识将有力的形象贬损为平庸可笑的琐事，而这些形象又重新得到了诗人的认可，又在预言中复活；因此，它们也能够“变换形态”，得到深思熟虑之人的认可。过去的伟大形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消亡，它们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轻巧而力大”，隐身的卡比尔进入了新屋。
这个梦使我对印度强烈的印象荡然无存，又将我推回到长时间遭受忽略的对西方的关注之中。而这种关注在之前表现为对于圣杯的追寻和对哲人之石的探寻。我从印度世界中摆脱出来，并受到了提示：印度并不是我的研究任务，只是使我接近目标的一个途径，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要在印度做什么？不如为了自己、为了同伴寻求救世主吧，这才是你亟须做的事情。你所处的状态十分危险，你正面临着毁灭千百年来所建一切的直接危险。”
锡兰是我旅行的最后一站，给我的印象不再是印度风格。它已然具有某种南海风情，好像天堂边缘，使人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忙碌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之间，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降下倾盆大雨。我们很快离开此地，深入起伏不平的内地国家。古老的皇城康提包裹在一层薄雾之中，温热潮湿的气候使花草丛生，枝繁叶茂。佛牙寺虽小，却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寺内藏有神圣之齿的遗迹。我在寺中藏经室逗留了很长时间，与僧人谈话，观瞻刻在银叶上的佛经经文。
傍晚，我目睹了一次难忘的仪式。青年男女把大量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祈祷词。我想他们大概在向佛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佛已经不在了，佛已涅槃，我们不能对他祷告。他们的唱词是：‘今生如昙花一现。’愿提婆同我共享祭品的功德。”
一小时的击鼓演奏在印度寺庙中的侍候厅进行，这边是仪式的序幕。鼓手共有五位，正方形大厅四角各站一位，第五位是一名青年男子，站在中间。他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独奏鼓手。他赤裸着上身，深褐色的躯体闪闪发光，他系着红腰带，身穿白色及地长裙，扎着白头巾，双臂佩戴闪亮的镯子。他迈步走向金佛，背着双面鼓前去“献乐”。他的躯体和手臂摆出优美的动作，他独自敲出奇特的韵律，艺术性上臻于完美。我从后面望着他，他站在摆满小油灯的门前。鼓声诉说着腹部和心窝的古老语言，腹部不做“祈祷”，而是促发冥思。因此祈祷并不是崇拜不存在的佛，而是醒悟的人类所完成的一次自我救赎。
初春时节，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脑海中充溢着太多的印象，于是不愿下船去孟买观光，而埋头苦读拉丁文版炼金术著作。但是，印度的确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印记；印度留给我的路，从一种无限引向了另外一种无限。
拉文纳和罗马
1913年我第一次去拉文纳的时候，加拉·普拉西迪亚的陵寝就令我十分神往震撼。二十年后，我有幸再次拜访此地的时候，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西迪亚陵寝里，我再一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情绪，它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我和朋友从陵寝出来便直奔圣洗堂。
在这里，我并不奇怪为什么会被屋子里柔和的蓝光所吸引，我也并不知道这光的出处，因为我并未将此放在心上。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印象里玻璃的位置，现在却是四幅绝佳的马赛克壁画，而我竟对它们一点印象都没有。面对这种虚假的记忆，我感到很苦恼。最南边的壁画是约旦河受洗，北面的则是以色列儿童穿越红海。东边第三幅画的画面，已经渐渐从我的记忆中褪去。或许上边画的是乃缦在约旦河得洁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幅图在记忆中的框架与我藏书中梅里安《圣经》中的图画相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位于圣洗堂西边的第四幅画。我最后驻足于此，画面上耶稣张开双手，彼得在风浪中下沉。我们在这幅画前停留了至少二十分钟。在此期间，我们讨论着洗礼的宗教起源，尤其好奇它在死亡中重生的古代宗教意义。在历史上，这种仪式常常与死亡相伴，也正因为如此，才突显了死亡和重生的关系。洗礼的起源是真正的完全浸入水中，这至少有溺水的风险。
我对彼得沉没的马赛克壁画印象极其深刻，时至今日，画面中蓝色的海面，每一个马赛克，以及我想破译的彼得和耶稣的对话仍然历历在目。离开圣洗堂之后，我们直接去了阿里纳里，希望可以买到这幅壁画的图片，但最终败兴而回。时间有限，我只好将此计划搁置，待来日再办。我当时还想，或许我还可以在苏黎世订购此画。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文纳的朋友代购此画，可他却发现我所描述的壁画并不存在。
在此期间，我还在洗礼渊源的研讨会上谈到了正教圣洗堂的这幅壁画。记忆中，这些壁画仍然十分真切。而与我同行的女士一直不相信她“亲眼所见的东西”，竟然不存在。
我们都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难解释是否两个人同时看到了相同的事物。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至少看到的是相同的轮廓。
这次在拉文纳的经历是我人生中众多几乎无法解释的奇妙经历之一。不过在加拉·普拉西迪亚皇后（公元450年逝世）的一个传说中似乎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在从拜占庭到拉文纳的路上，她遇到了寒冬中最猛烈的暴风雪，她发誓如果自己可以平安到达，她便建造一座教堂，教堂的壁画中，她会用惊涛骇浪来表示这次旅行中遇到的暴风雪。她没有食言，平安到达后，她下令在拉文纳建造了用马赛克装饰的圣乔瓦尼教堂。在中世纪早期，圣乔瓦尼教堂和它的马赛克壁画被大火吞噬。不过，现在，在米兰的安布罗西安纳教堂仍然可以找到加拉·普拉西迪亚乘船的草图。
从第一次来加拉·普拉西迪亚陵寝，我就被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不禁反复思量为什么她这样一位有教养、生活讲究的女性会和一位野蛮的君主共同生活呢？在我看来，她的陵寝似乎是她最后的遗产，从这里，我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加拉·普拉西迪亚。对于我来说，无论她的命运，还是她的一切都曾真正存在过。而她，这位强势的女士，正是我女性特征的化身。
一个男人的女性特征有着强烈的历史特征。作为潜意识人格，她回到了过去，体现出过去的历史。她为他讲述着他希望知道的过去。作为个体，这个特征自始至终存在于他的个性里。与她相比，我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野蛮人一样，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事实上，在我与女性特征的对峙过程中，曾遇到过我眼中壁画上的危险。我险些溺水丧命。与壁画中彼得的遭遇相仿，他曾呼救，并最终被耶稣拯救。法老大军的命运也可能曾是我的命运。像彼得，像乃缦一样，我一直并未曾受到伤害。各种潜意识造就了我完整的人格。
而当以往的潜意识与意识交织在一起时，这种感觉对于个体来讲是溢于言表的。我们能够感知自己，感知我们的存在方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我们也会对别人有特别的感觉，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人或物可以消除这些印象和见解之间的差异。无论整合后是否会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仍然只是主观问题。而且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因此，它不存在于官方的世界观之中。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现实主义心理治疗师和对心理疾病治疗感兴趣的心理学家都不会忽视这方面的问题。
自从在拉文纳圣洗堂的经历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有时候内在的事情可以表现在外在，反之亦然。我们当时肯定看到了圣洗堂真实的墙壁，但是它们又与一些完全不同的形象同时呈现，而这些形象和洗礼池一样真实。在那一刻，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
我的经历绝不是特例。但是当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不自觉地更加关注，绝不会仅仅像听到或读到那么粗粗略过。通常，对于这类奇闻逸事，人们总会联想到种种神秘的解释。我的结论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例，才能给潜意识下定论。
我一生中有很多的旅行经历。我曾非常向往罗马。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能够完全了解这座城市的能力。对于我来说，庞贝就已经够多了，对它的理解几乎达到我的极限。去那里，是在1910－1912年我对古代心理学的研究有所收获之后的事情了。1912年，我乘船从热那亚前往那不勒斯。船到罗马附近的时候，我站在船上。罗马就在那里，那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基督教世纪和西方中世纪文明交错的地方，如今依然繁盛。古典时代的辉煌灿烂和残酷无情从未离开过。
我一直钦佩那些本可以去巴黎或是伦敦，但是却去了罗马的人。在罗马，人们当然可以像在其他城市一样，从美学角度去欣赏它，但是若你被那里的思想所影响，若你发现一个残垣断壁，每一根柱子都是那么熟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即便是在庞贝，也会出现一系列从未见过的场景，也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也会有我束手无策的问题。
到我的晚年，在1949年，我很想弥补这一缺憾，但是在买票的时候突然晕倒。此后，前往罗马的计划便只能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