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认为9世纪末是这样的时刻：根据西部欧洲经济发展所描绘的曲线达到了关闭地中海以来的最低点；9世纪末也是这样的时刻：入侵者的劫掠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社会混乱达到了最高峰。10世纪即使不是复兴的时期，至少也是相对的稳定与和平的时期。诺曼底让予罗隆（912年） ① 标志着在西面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规模入侵的结束，同时在东面捕禽者亨利和奥托沿易北河阻止住了斯拉夫人，在多瑙河流域阻止住了匈牙利人（934、955年）。与此同时，在法兰西，肯定地战胜了王权的封建制度在加洛林王朝旧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反之，在德意志，社会的发展较慢，使萨克森家族的王侯们得以抵住世俗贵族的侵犯；他们所依靠的主教们的权势，使他们得以恢复君主的权力，并且使他们得以打着罗马皇帝的旗号，自称拥有查理大帝行使过的万能的职权。
尽管做到这一切并非没有斗争，然而毋庸置疑这一切还是有好处的。欧洲不再遭受无情的蹂躏；欧洲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有了这种信心，也就恢复了热情和工作。很可能人口回升始于10世纪。更加明显的是，社会当局又开始履行其应尽之职责。从那时起，在封建的诸侯国中如同在主教的诸侯国中一样，突然出现为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而组织起来的最早痕迹。在那个几乎不能摆脱混乱状态的时代，最大的需要是和平的需要，即社会一切需要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需要。请注意，第一次上帝的和平于989年宣布。私人战争，那个时代的灾害，受到法兰西各地的伯爵们和德意志帝国教会的高级教士们强有力的反对。
因此11世纪呈现的画面在10世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尽管10世纪依旧显得黯淡。关于千年恐怖的著名传说在这一点上不无象征意义。如果说人们预计一千年是世界的末日，那无疑是不确实的；但是，从一千年开始的那个世纪，与前一个世纪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如此引人注目地重新活跃起来，以致可以认为是一个长期被令人苦恼的梦魇所压抑的社会觉醒了。在每一个领地内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精神焕发，也就是说，充满乐观情绪。因克吕尼的改革而恢复了生气的教会着手涤除侵蚀教规的流弊，并且摆脱顺从于皇帝的状态。激励着教会并由教会灌输给教徒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热情，把他们投入威武雄壮的十字军进军，这场进军使西方的基督教重新挺直腰杆对抗伊斯兰教。封建主义的尚武精神使教会发动并且完成了史诗般的事业。诺曼底的骑士们去南意大利同拜占庭人以及穆斯林作战，在那里建立诸侯国，不久由此产生西西里王国。另外的诺曼底人联合佛兰德尔人和北部的法兰西人在威廉公爵领导下征服英格兰。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基督教徒把西班牙的萨拉森人赶向后退，并且占领托莱多和巴伦西亚（1072—1109年）。这样的事业不仅表明性格坚强的人物的毅力和气魄，而且表明社会的健全。如果没有作为11世纪特点之一的高出生率，这样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乎在贵族中和在农民中一样地普遍。年轻的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处处可以遇见找钱赚和找工作的冒险者。军队中充满了雇佣兵（茅屋农或佛兰德尔人），谁想要雇佣他们，就给谁效力。自12世纪初起，成帮结伙的农民离开佛兰德尔和荷兰去给易北河沿岸的沼泽排水。在欧洲各地都有大量的劳动力；从这时起，垦荒和筑堤的巨大工程的数目不断增加，其原因肯定就在这里。
从罗马时代到11世纪，耕地面积似乎没有明显地增加。除在德意志各国以外，修道院几乎没有改变耕地面积的原状，几乎总是保持在原有的土地上，对于减少领地内的森林、荒地和沼泽面积无所作为。但是一旦由于人口增加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不生产的土地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在1000年左右，开始了垦荒的时期，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一直继续到12世纪末。由于居民的增加，欧洲向自己“殖民”。王侯们和大领主们开始兴建新的城市，无地耕种的小伙子们大批去到那里。 ② 大森林开始被砍伐。在1150年左右，佛兰德尔出现了第一批围海田。 ③ 1098年成立的西斯特教团立即致力于垦荒和伐木。
众所周知，人口增加和重新活跃（前者既是后者的原因也是结果）转过来有利于农业经济。但是人口增长必定也对商业产生影响。自11世纪起，商业进入复兴时期。这次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的影响下开始的，一个策源地位于欧洲南部，另一个位于欧洲北部：即一方面是威尼斯和南意大利，另一方面是佛兰德尔海岸。这就是说，商业复兴是外部刺激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两个地方与外国商业所保持的联系，商业复兴才得以出现和传开。商业复兴或许有可能在另外的情况下出现。商业活动可能按照一般经济生活的发展趋势而得以恢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对外出口关闭之时西部地区的商业消失一样，对外出口重开之日，西部地区的商业也随之恢复。
众所周知，威尼斯在欧洲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对于西部地区商业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和蒂尔一样，威尼斯确实表现出一种独有的商业性。威尼斯的第一批居民是在匈奴人、哥特人和伦巴德人逼近之时逃来的，他们于5和6世纪时逃到里阿尔托、奥利沃洛、斯皮纳隆加和多索杜罗等环礁湖中荒芜的小岛上避难。 ④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竭尽心机并且与大自然作斗争。他们一无所有，甚至饮水也短缺。但是对善于经营的人来说，海就足以维持生活。捕鱼和制盐立即保证了威尼斯人的生计，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拿自己的产品与附近沿岸居民换取小麦。
正是这种居住条件迫使他们从事商业。商业给有进取精神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具有利用这种可能性的精力和才干。从8世纪起，他们占据的小岛群已经人烟稠密，足以成为一个特别主教管区的教座所在地。
在威尼斯创建时期，全意大利还属于拜占庭帝国。由于威尼斯地处海岛，得以逃脱相继侵袭半岛的征服者——首先是伦巴德人，随后是查理大帝，最后是德意志皇帝们——的控制。因此威尼斯依然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范围之内，这样就在亚得里亚海底部和阿尔卑斯山脚下形成一个拜占庭文明的孤立前哨。当西部欧洲与东部地区分离的时候，威尼斯继续是东部地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结果是威尼斯一直沿着君士坦丁堡的轨道运转。虽然海水相隔，但是威尼斯受君士坦丁堡的吸引，并且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下成长壮大起来。
直到11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看来不仅是一座大城市，而且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城市。它的居民接近一百万人，而且特别地活跃。 ⑤ 他们不像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居民那样安于消费不事生产。他们满怀热情（税收制度束缚但未扼杀这种热情），不仅致力于商业而且致力于工业。君士坦丁堡既是一个政治首都，也是一个巨港和第一流的工业中心，在那里存在着各种生活方式和各种社会活动形式。在基督教世界，只有君士坦丁堡呈现出与现代大城市类似的景象，既有各种纠纷，各种缺陷，也有基本上属于城市文明的各种讲究。由于航运从未中断，它与黑海海岸、小亚细亚、南意大利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保持着联系。它的战舰保证了它的制海权，如果没有制海权，它就不能生存。当它保持强大之时，它能够在伊斯兰教面前维持对东地中海整个海域的控制。
我们很容易了解威尼斯同一个与西部欧洲非常不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得到多么大的好处。威尼斯不仅因这个世界而出现商业繁荣，而且从那里学到高度的文明、熟练的技术、经商的才智以及政治和行政的组织，这些使得威尼斯在中世纪欧洲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自8世纪起，威尼斯致力于供应君士坦丁堡，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威尼斯的船只把其东面和西面邻近地区的产品运到君士坦丁堡：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而且不顾教皇和皇帝的禁令，把它的海员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斯拉夫民族中很容易得到的奴隶运到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船只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拜占庭工业生产的珍贵织品以及亚洲供给君士坦丁堡的香料。10世纪时，威尼斯港的活动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规模。 ⑥ 随着商业的扩展，利欲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威尼斯人从不瞻前顾后。他们的信仰是商人的信仰。只要同穆斯林做生意有利可图，尽管穆斯林是基督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9世纪时，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去阿勒颇、亚历山大、大马士革、凯鲁万、巴勒莫。商务条约保证他们在伊斯兰教徒的市场上享有特权地位。
11世纪初，威尼斯的力量如同它的财富一样奇迹般地增长。在督治皮埃特罗二世即奥赛罗时期，威尼斯肃清了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海盗，降服了伊斯特里亚，在扎拉、维格利亚、阿尔伯、特罗、斯帕拉托、库尔左拉和拉戈斯塔拥有商行或军事机构。执事约翰赞美威尼蒂亚的马笼头的灿烂光辉；阿普莱亚的纪尧姆夸耀该城“钱多人众”，并且声称威尼斯人“勇于海战，善于航海，世上无人匹敌”。
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不可能不传播到仅隔环礁湖的意大利各地区。威尼斯已经从那里得到供消费或者供出口的小麦和酒。威尼斯自然设法在那里为东方商品找到销路，因为海员们把数量越来越大的东方商品卸在威尼斯的码头上。通过波河，威尼斯与帕维亚建立联系，帕维亚不久在威尼斯的影响下活跃起来。 ⑦ 威尼斯从德意志皇帝们那里得到自由进行贸易的权利，最先与附近城市，以后与全意大利；还得到垄断运送抵达它的港口的全部货物的权利。
10世纪时，伦巴第在威尼斯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商业生活，这种影响迅速从帕维亚扩展到附近的城市。所有这些城市都急于参加贸易活动，威尼斯为它们作出了榜样，而且把这些城市的贸易激发起来对威尼斯也是有利的。进取精神在一个又一个地方相继发展起来。不仅农产品使得伦巴第与威尼斯的商业关系继续下去，而且伦巴第的工业崭露头角。最迟从11世纪初期起，卢卡已经致力于呢绒生产。如果不是我们的资料贫乏得可怜，关于伦巴第经济复兴的发端我们会知道的多得多。 ⑧
虽然威尼斯的影响在意大利处于优势，但是在那里并非只有威尼斯的影响。在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那边的半岛南部，仍旧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权力范围之内，在11世纪诺曼人来到以前一直如此。巴里、塔兰托、那不勒斯，尤其是阿马尔菲，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类似威尼斯与之保持的关系。这些地方的商业很活跃，而且如同威尼斯一样毫不犹豫地与穆斯林港口通商。 ⑨ 这些地方的航运事业必然或迟或早碰到靠北一些的滨海城市的竞争。事实上，从11世纪初起，我们看到，首先是热那亚，随后不久是比萨，把它们的努力转向大海。935年，萨拉森海盗还抢劫过热那亚。但是轮到热那亚采取攻势的时刻正在临近。热那亚本来可以如同威尼斯或阿马尔菲做过的那样，和它的正统宗教的敌人缔结商约。西部地区狂热的宗教感情不允许这样做，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积累了太多的对萨拉森人的仇恨。海道只能用武力打开。自1015—1016年起，在比萨的协同下，热那亚指挥了进攻撒丁的远征。二十年后，在1034年，热那亚和比萨一度夺取非洲海岸的博纳；比萨人在1062年胜利进入巴勒莫港，摧毁了该地的兵工厂。1087年，热那亚和比萨的舰队在教皇维克多三世的鼓励下进攻梅迪亚。 ⑩
所有这些远征既是出于宗教热忱也是出于进取精神。热那亚人和比萨人与威尼斯人很不相同，面对伊斯兰教，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和教会的士兵。他们相信看见大天使加百列和圣彼得领导他们同异教徒战斗。只是在屠杀了“穆罕默德的阿訇们”和抢劫了梅迪亚的清真寺之后，他们才签订了一项有利的商约。在这次胜利之后建立的比萨大教堂，令人赞叹地象征着征服者的神秘主义和航海事业开始给他们大量带来的财富。圆柱和从非洲运来的珍贵的大理石用以装饰大教堂，似乎他们想以大教堂的壮丽表明基督教对萨拉森人的报复。萨拉森人的富裕是一件令人愤慨和羡慕的东西。这至少是当时的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所表现的感情 ⑪ ：
你的教堂千秋万代灿烂辉煌，
黄金、宝石、珍珠、锦缎放出耀眼的光芒。
在基督教反击面前，伊斯兰教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退却。发动第一次十字军（1096年）标志着伊斯兰教最后的退却。自1097年起，热那亚舰队驶向安条克，给十字军运去援军和粮食。两年以后，比萨“奉教皇之命”派出军舰解放耶路撒冷。从此以后，整个地中海向西部地区的航运开放，更确切地说，向西部地区的航运重新开放。如同罗马时代一样，那个基本上属于欧洲的海从此端到彼端的交通恢复了。
伊斯兰教对地中海的控制结束了。确实，十字军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结果是短暂的。耶路撒冷王国和埃德萨、安条克诸侯国12世纪时被穆斯林夺回。但是地中海仍旧在基督教徒控制之下。现在是他们在地中海掌握着经济控制权。地中海东岸诸港的全部航运逐渐属于他们。在叙利亚的港口、埃及的港口和爱奥尼亚海的岛屿，他们的商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由于征服了撒丁（1022年）、科西嘉（1091年）和西西里（1058—1090年），他们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了自9世纪以来使萨拉森人能将西部地区置于封锁状态的那些作战基地。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拥有驶向东部海岸的畅通海路（亚洲内地的产品由沙漠商队或者红海、波斯湾的船只大批运送到东部海岸），并且轮到他们常去拜占庭那个伟大港口。诺曼人占领阿马尔菲（1073年），结束了该城的商业，从而使他们摆脱了该城的竞争。
然而热那亚和比萨的进步立即引起威尼斯的妒忌。威尼斯不能容忍这些新来者分享它想要保持的贸易垄断。威尼斯和它们信仰同一宗教，属于同一民族，说同一语言，这些都是枉然；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竞争者，就只能视为仇敌。1100年春，一支威尼斯舰队埋伏在罗得岛前守候比萨派往耶路撒冷的舰队返航，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毫不留情地击沉大量船只。 ⑫ 于是开始了这两个沿海城市之间的冲突，终其繁荣之世，冲突延续不绝。地中海再无恺撒们的帝国以往给它规定的那种罗马的和平了。利害的分歧从此以后使两个争夺地中海的对手在地中海上保持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敌对状态。
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范围自然越来越广泛。自12世纪初起，扩展到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古老的马赛港自墨洛温时代末期陷入长期冬眠状态以后，这时恢复了生气。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也从地中海的开放中得到好处。然而毫无疑问意大利在经济复兴的初期保持领先地位。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活动东面通过威尼斯，西面通过热那亚、比萨汇流到伦巴第，所以伦巴第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起来。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平原上，城市像庄稼一样茁壮成长。土地之肥沃使城市能够无限发展，同时销路之易得又有利于原料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商业促使那里工业的出现，随着商业的发展，贝加莫、克雷莫纳、洛迪、维罗纳，所有古罗马的“城镇”，所有古罗马的“自治市”（municipes），重新出现了新的生机，比之它们在古典时代所曾具有的生机更加蓬勃得多。不久它们过度的积极性谋求向国外扩展：在南面扩展到托斯卡纳；在北面开辟了通过阿尔卑斯山的新道路。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的积极性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 ⑬ 伦巴德人沿着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道路前进——沿多瑙河向东，沿莱茵河向北，沿罗讷河向西。自1074年起，有文字记载，在巴黎有意大利商人（无疑是伦巴德人） ⑭ ；自12世纪初起，佛兰德尔的市集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商人 ⑮ 。
南方人出现在佛兰德尔海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商业和商业之间自然吸引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在加洛林时代，尼德兰曾经表现出当时其他地方所不曾有的商业活力。 ⑯ 这一点很容易解释：许多江河流经该国，如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而且入海前在那里互相联结起来。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地区离这个拥有许多广而深的河口湾的国家很近，所以它们的海员不会不很早就常去那里。如前所述，杜尔斯泰德和康托维克港就是由于他们而具有重要性的。但是好景不长。在诺曼人入侵时期，两地的重要性不复存在。一个地方愈是易于接近，就愈是引来侵略者，也愈是遭到他们的践踏。威尼斯的地理位置保护了商业的繁荣，而这里的地理位置必然促成商业的毁灭。
诺曼人的入侵仅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需要扩张的初步表现。他们的充沛的精力促使他们同时向西部欧洲和俄罗斯进行抢劫和征服的冒险。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盗。如同日耳曼人以前对罗马帝国那样，他们渴望定居在比他们的祖国富裕和肥沃的地区，并且为他们的祖国再也无法养活的过剩人口建立殖民地。在这项事业中他们终于取得成功。在东面，瑞典人沿着从波罗的海经涅瓦河、拉多加湖、洛瓦特河、沃尔乔夫河、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到黑海的各条天然道路站稳了脚跟。在西面，丹麦人和挪威人使亨伯河以北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成为殖民地。在法兰西，他们使纯朴的查理将英吉利海峡岸边的国家让予他们，自那时起该国取名诺曼底。
这些成功结果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活动转入一个新方向。在10世纪时，他们放弃战争致力贸易。 ⑰ 他们的船只游弋在北方诸海，他们不用担心有人竞争，因为沿岸的各民族中只有他们是航海家。只要浏览北欧传奇的那些饶有趣味的故事，就可以想像出那些故事所讲述的奇遇和业绩中蛮族海员的大胆和才智。每年春天，一旦海道畅通，他们即行出海。他们出现在冰岛、爱尔兰、英格兰、佛兰德尔，在易北河、威悉河、维斯杜拉河口，在波罗的海的岛屿，在波斯尼亚湾和芬兰湾的深处。他们在都柏林、汉堡、什未林和哥得兰岛有殖民地。由于他们，商业的潮流从拜占庭和巴格达开始，经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贯穿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北海沿岸，在那里产生良好的影响。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比希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高度文明以斯堪的纳维亚人为媒介给予欧洲北部的那种影响更为奇怪的现象。在这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人所起的作用看来与威尼斯在欧洲南部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尽管两地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不同。像威尼斯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恢复了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像威尼斯的商业很快将伦巴第卷入它的活动之中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活动激起佛兰德尔海岸的经济觉醒。
佛兰德尔的地理位置确实使之成为北方诸海的商业在西部的极好中途站。佛兰德尔成为来自英格兰的船只或者穿过松得海峡出波罗的海南下的船只的旅程的天然终点。前面已经说过，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诺曼人入侵时期以前已常有诺曼人来往。这两个港口在风暴中相继消失。康托维克再未从废墟上兴起。位于兹万湾底部的布鲁日位置更好，继承了康托维克。至于杜尔斯泰德，自10世纪初起，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员又出现在那里。然而该地的繁荣未持续很久。商业越来越发展，也就越来越集中到布鲁日，因为该地离法兰西更近，而且佛兰德尔的伯爵们使该地维持着杜尔斯泰德地区不曾享有的安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布鲁日将北方的贸易越来越吸引到自己的港口，而且可以肯定11世纪时杜尔斯泰德的消失决定性地保证了布鲁日的前途。在丹麦、普鲁士直到俄罗斯发现大量的佛兰德尔伯爵阿诺尔德二世和博杜安四世（965—1035年）时的钱币。在缺乏书面资料的情况下，这一事实证明，从那时起，通过斯堪的纳维亚海员，佛兰德尔与上述国家保持着联系。 ⑱ 佛兰德尔与对面的英格兰海岸的交往必定更加活跃。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的王后埃玛1030年前后就在布鲁日避难。991至1002年，在伦敦的商品通行税清册中，佛兰德尔人居于在该城经商的外国人的首位。 ⑲
在佛兰德尔这样早就显示出商业重要性的各种原因之中，应该指出该国有一个本地的工业，能够向停靠该地的船舶提供贵重的回程货物。从罗马时代起，甚或在此以前，摩里尼人和墨那皮人就生产呢绒。这种早期的工业必定在罗马的征服所引起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臻于完善。在海岸湿润的草地上牧养的绵羊，毛的质地尤其精良，这一点决定性地保证呢绒工业获得成功。我们知道，佛兰德尔出产的羊毛披肩和羊毛斗篷远销到阿尔卑斯山那边；我们还知道，在帝国的末期，图尔内有一个军服厂。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结束此项工业。5世纪时入侵佛兰德尔的法兰克人，像他们以前的老居民一样继续从事此项工业。毫无疑问，9世纪的历史文献所谈到的弗里斯兰的织品是在佛兰德尔生产的。 ⑳ 这看来是使加洛林时代还保持一些商业活动的仅有的工业产品。弗里斯兰人沿埃斯科河、默兹河和莱茵河运输这些产品。当查理大帝想要用礼品答谢哈利发诃伦·阿尔·拉希德的祝贺时，他找不到比弗里斯兰的羊毛斗篷更好的东西来赠送给他。我们可以猜想，这种以色彩瑰丽质地柔软著称的织品，一定很快引起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的注意。在欧洲北部没有地方能够找到更为贵重的产品，这种织品列在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中，与北方的毛皮、阿拉伯和拜占庭的丝织品居于同样的地位。一切迹象表明，1000年左右在伦敦市场上引人注目的呢绒是佛兰德尔的呢绒。这时航运的发展为佛兰德尔的呢绒提供了新的销路，这不可能不使该种产品的生产出现新的飞跃。
就是这样，商业和工业（后者在当地进行而前者来自国外）结合起来使得佛兰德尔地区自10世纪起经济越来越活跃。在11世纪时，佛兰德尔取得的进步已经是惊人的。从那时起，佛兰德尔与法兰西北部进行贸易，用呢绒换取法兰西的酒。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格兰，使该国与大陆联系起来（以前英格兰沿着丹麦的轨道转），从而增进了布鲁日已经与伦敦保持的关系。除了布鲁日以外又出现了另外的商埠：根特、伊普雷、里尔、杜埃、阿拉斯、图尔内。伯爵们在图鲁、梅西纳、里尔和伊普雷建立了市集。
不过佛兰德尔并非是惟一受到北方航运有利影响的地方。这种影响在流到尼德兰的各条河流的沿岸都有反应。有资料提到，埃斯科河岸的康布雷和瓦朗西安以及默兹河岸的列日、于伊和迪南，在10世纪时就已经是商业中心。莱茵河岸的科隆和美因兹也是如此。离北海活动中心较远的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没有显出同样的重要性。在那里，除了与英格兰有天然联系的鲁昂以及再靠南一些的波尔多和巴荣纳（此地发展较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值得一提。至于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内地，只是在或从意大利向上或从尼德兰向下逐渐向那里蔓延的经济渗透的影响下，非常慢地发生变化。
仅仅在12世纪时，经济渗透逐渐蔓延，终于改变了西部欧洲的面貌。经济渗透使西部欧洲摆脱了传统的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是一种仅仅建立在人和土地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强加于西部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不再仅仅处在从属于农业的地位，而是反过来对农业起作用。农业产品不再只供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者消费，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料卷入总的商品流通系统。到那时为止禁锢着经济活动的领地制度的框框被打破了，整个社会显得比较灵活、活跃和丰富多彩。如同古典时代一样，乡村重新趋向于城市。在商业的影响下，古代的罗马城镇恢复生气，居民增加；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有的对附近地区有影响，有的影响到很远的地方。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平均每五平方里厄 ㉑ 就有一座。这是因为城市确实已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城市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日益紧密的利害关系把城乡联结在一起：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市民的物质生活依靠农民，而农民的社会生活则依靠市民。因为市民向农民展示了一种较为舒适、讲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激起了农民的希望，因而增加了他们的需要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城市的出现并非仅仅在这方面有力地刺激了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出现还向全世界传播了新的劳动观念，这对社会进步同样做出了贡献。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这一事实的后果（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是无法估量的。最后再补充一点：经济的复兴（12世纪时经济由复兴到繁荣）显示了资本的力量，我们还将充分地谈到这一点，以便说明很少的时代对社会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
生机勃勃、面貌一新、迈步前进的新欧洲，总之更像古代的欧洲，而不像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因为新欧洲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那种基本特性。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为大，那么城市的经济影响在中世纪则远远超过古典时代。总的说来，在罗马帝国西部各省中，大的商业城镇相对地稀少，几乎只可举出那不勒斯、米兰、马赛和里昂。当时不存在可与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布鲁日那样的港口或者米兰、佛罗伦萨、伊普雷、根特那样的工业中心相比拟的地方。在高卢，诸如奥尔良、波尔多、科隆、南特、鲁昂等古代城镇，在12世纪时所具有的重要性看来远远超过它们在罗马皇帝统治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性。最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超越了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所达到的范围，不是停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而是广泛地蔓延到德意志，并且一直延伸到维斯杜拉河。那些在基督纪元开始之时只有很少的琥珀和毛皮商人经过的、在我们祖先看来就像非洲中心一样荒凉的地区，现在到处都是繁荣的城市。罗马商船从未曾穿过的松得海峡，这时船舶来来往往显出一派生气。人们如同在地中海一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在这两个海的沿岸有着几乎同样多的港口。商业利用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商业控制着这两个把欧洲大陆非常奇妙的锯齿形海岸夹在当中的内陆海。正如意大利的城市将穆斯林从地中海赶了回去一样，在12世纪时德意志的城市也将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赶了回去，条顿人的汉萨同盟的船舶满布在这两个海上。
就是这样，商业的扩展发端于两个地方（由于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通过威尼斯和佛兰德尔，欧洲与东方世界发生接触），像一种健康的时尚传遍整个大陆。 ㉒ 商业活动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内地发展，最后会合在一起，在从布鲁日到威尼斯的天然道路的中点——香巴尼平原——取得接触。自12世纪起在那里建立起特鲁瓦、拉尼、普罗万和奥布河畔巴尔等著名的市集，这些市集直到13世纪末在中世纪的欧洲起着交易所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
注释
① 罗隆（Rollon），第一任诺曼底公爵，原为北欧海盗。——译者
② 关于11世纪人口增长情况，见赫斯费尔德的朗贝尔：《编年史》，第121页，O. 霍尔德-埃格校注（汉诺威，1894年）；絮热：《法国史学家文集》，第12卷，第54页；图尔内的埃尔芒：《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4卷，第344页。
③ H. 皮雷纳：《比利时史》，第1卷，第4版，第148、300页。
④ L. M. 哈特曼：《威尼斯经济之发轫》〔《社会和经济季刊》，第2卷（1904年）〕。
⑤ A. 昂德雷阿代：《拜占庭皇帝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罗维戈，1920年）。尚无一部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史。既然没有更好的，可以查阅L. 勃伦塔诺：《拜占庭的国民经济》（莱比锡，1917年）。
⑥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5页（斯图加特，1905年）。
⑦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23页。
⑧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61页（慕尼黑，1906年）。
⑨ 埃伊德：《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史》，第1卷，第98页。
⑩ 埃伊德：《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史》，第1卷，第121页；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49页。
⑪ E. 迪·梅里：《中世纪拉丁文民间诗》，第251页（巴黎，1847年）。
⑫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125页。
⑬ A. 许尔特：《中世纪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间商业关系史》，第1卷，第80页。
⑭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90页。
⑮ 布鲁日的加尔贝：《佛兰德尔伯爵，好心的查理遇害始末》，H. 皮雷纳校注，第28页（巴黎，1891年）。
⑯ 见本书第21页。
⑰ W. 福格尔：《中古初期欧洲北部和西部的航海》〔《汉萨历史杂志》，第13卷（1907年），第170页〕；A. 布格：《中古初期欧洲北部的交通道路》〔《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4卷（1906年），第227页〕。
⑱ 昂热和塞吕尔：《中世纪古钱学教程》，第2卷，第505页。
⑲ 利伯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第1卷，第233页。
⑳ H. 皮雷纳：《弗里斯兰的呢绒还是佛兰德尔的呢绒？》〔《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7卷（1909年），第308页〕。
㉑ 里厄（lieue），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译者
㉒ 从12世纪起，由于佩切涅格人毁灭了俄罗斯南部的商业城市并且封锁了联结黑海和波罗的海的道路，欧洲北部同东方的联系就只有通过意大利的航运而得以保持。从那时起所确立的局面，是罗马帝国时期所存在的局面的部分再现，具有意义极为重大的经济后果。但是我们不必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城市形成时期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