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探讨恐怖分子垮台后，从共和三年的宪法，到1795年10月份国民公会闭幕期间法国政治变化的历史。在经过狂风暴雨之后，国家随风漂流，很长时间没有正常的政府，也没有一个指导社会生活的意见团体。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从此可以随心所欲了。监狱大门打开，成千上万因私事而被判刑的犯人被放了出来。人们的新感受以一种极端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急切地追求着从前那个严厉而沮丧的时代所没有过的愉悦。塔利安夫人创造着流行时尚，成为巴黎上流社会的女王。人们拒绝前代的服装，因为它们代表着那令人憎恨的年月，人们现在穿起了紧身衣。他们用折叠整齐的领结遮住了下巴，并戴起高帽子，为的是跟敌方裸露的脖子和红色睡帽作对。粉还保留着，辫子却被齐茬剪掉，以纪念那些在断头台上丧命的朋友们。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的年轻人则穿起一种制服，胳膊上别着徽章，手上则拿着圆头棒，这种圆头棒也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的骷髅画中。他们后来就成为著名的“时髦青年” (1) 。报纸对他们大加吹捧，革命者用他们来对付反动派的领导人，用来强迫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们代表着公共生活状态的一种巨大的变化。
这仅仅是外在的变化。深层次的变化则是社会中具有威望的人逐渐地恢复了元气，权力逐渐从参与消灭罗伯斯庇尔的那些可耻家伙手中转移到他们手中。那些热月党人倒也忠于他们与平原派达成的协议，他们正是靠着平原派的支持才获胜的。他们中有些人曾是丹东的朋友，而丹东在上个冬天曾一度同意，在使用断头台时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政策。塔利安认为，不管是为公众考虑，还是出于国内局势考虑，都应实行仁慈政策。但大批真正的山岳派却不愿意改弦易辙。在罗伯斯庇尔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但他们并没有抛弃他创建的那套制度，他们相信，只有靠这套制度，他们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因为他们当政时招来过强烈的敌意。
现在，集中了全部权力的国民公会中的多数议员没有治理的能力。恐怖统治时期所向无敌的手段已经不能再用了，却没有新东西能够取而代之：没有一部正常发挥作用的宪法，没有获得认可的政府权威，没有享有优势地位、获得民众尊重的政党，也没有手上不沾血的政府官员。好几个月之后，那个垮台的党派的废墟才被彻底清除掉，并建立了一个具有真正的政策及实施这一政策的手段的有效政府。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的头目们——大概有近一百人——也步罗伯斯庇尔的后尘，被送上了断头台。
政府各个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其最有活力的成员，因而没有能力实施急剧变革的计划。权力在议员们变幻无常的帮派之间摇摆着，所有议员的组合都是转瞬即逝，他们很快就声名狼藉。主要的分歧在于，是报复，还是赦免。随后几个月，议会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报复，因为曾经被罗伯斯庇尔囚禁或判刑的人陆陆续续重新掌权。但山岳派中有一些人通过组织、武装和控制军队，已经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大强国，不可能立即替换他们。巴雷尔提出，应当保留目前的机构，富基耶－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可以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力。8月19日，曾率人进攻罗伯斯庇尔的卢谢（Louchet）强烈呼吁，有必要继续全力坚持恐怖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明察秋毫、思想深刻的马拉所制定的。一个月以后，9月21日，国民公会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马拉奉祀为圣人，他的遗体被迁葬到先贤祠，而米拉波的遗体则被迁出。三个星期以后，罗伯斯庇尔的导师卢梭也被迁入，以同样隆重的仪式被移葬在马拉旁边。残存的犯罪分子中最恶劣的巴雷尔、科洛·德尔布瓦、比约一瓦雷纳在公安委员会中的席位遭到剥夺。尽管勒库安特（Lecointre）和勒让德勒遭到公开谴责，国民公会却拒绝将他们除名。
整个9月份和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山岳派依然稳稳地掌握着权力，阻止政府进行改革。比约因此而受到鼓舞，他宣称，狮子可能在打瞌睡，但敌人会唤醒他的。他所说的狮子，就是指他自己和那些热月党朋友。进行治理的各个委员会根据频繁变动的原则不断地调整人员，赋予政府以任意逮捕和无条件释放之权利的牧月法令被正式废除，国民公会派出代表到各省让他们学习巴黎的榜样。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国家的活动基本陷入停滞状态。那些靠恐怖进行统治的家伙的垮台，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大政治影响。变革的过程反而是由南特的某些公民推动起来的。卡里埃押送132名囚犯来供应巴黎的断头台，其中有38人死于他们所承受的残酷折磨。剩下的人在热月期间仍被关押，现在，他们请求由法庭对他们进行审理。于是，法庭开庭。根本就没有他们犯罪的证据，因此，对他们予以平反是不可避免的了。9月14日，这些南特人被开释。由此就必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卡里埃的这些受害者是无辜的，那么，卡里埃本人算什么？他的残暴行径已被暴露无遗，11月12日，公民公会以498票对2票通过决议，卡里埃应被送上法庭。但是因为卡里埃是议员，根据一般法律，他是不可侵犯的。这次审判拖长了，因为法庭所审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制度，是一群人，而他们仍然享受着豁免权。
那些可以证明卡里埃犯罪活动的证据，都给了热月党人以对付其政敌的力量，给了他们控制公共舆论的力量。12月16日，卡里埃被送上断头台。他只能乞求神鬼保佑他。这一案件的力量在于，起诉他的人几乎跟他一样有罪；他们随后都遭到反对共和制的人的清算。因为卡里埃竭尽全力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他的党派，不过，他的同伙们被革命法庭放过一马，因为他们声称，他们的违法行为不是政治性的，因而他们被押上了普通法庭。国民公会就在作出南特的刽子手应当被送上革命法庭之决议的那一天，也查封了雅各宾俱乐部，现在，终于到了走回头路的时候了。
12月1日，在听取了卡尔诺的一份报告后，议会提议赦免卢瓦尔河流域的起义者；8日，曾经遭到追捕的吉伦特党人被召回。这些措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平原派真心诚意的帮助下，吉伦特派又成了国民公会的主宰者，因为他们有73人，而且跟平原派不同，对于清算，他们可不愿受到约束、也不愿中止。他们可不是恐怖统治的同伙，因为那个时代，他们已经被关了起来。在坚定地行使那些犯罪分子理应得到的惩罚措施时，他们不用担任何心，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进行清算。仍然有16名议员被比佐和其他人禁止参加议会，现在他们被赦免了，3个月后，即3月8日，他们恢复了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于是，他们跟曾经迫害过他们的家伙面对面坐在一起，这些家伙曾经根据一项法案要置他们于死地，而该法案现在已被宣布为不正当了。
随着上一年的政策发生逆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旺代人的起义则实现了政策的这一转折。2月17日，在拉·约纳耶（La Jaunaye），法兰西共和国与沙雷特达成了停火协议。沙雷特被视为一支与国家平等的力量。他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获得了金钱上的补偿，当地人不用服兵役，可以拥有2000人的地方自卫军，由他来指挥，费用还是由政府来支付。斯托菲厄及布列塔尼人领袖科尔马坦（Cormatin）也很快接受了同样的条件。在那个胜利的时刻，沙雷特骑马进入南特城，展示着保王党的白色徽章；他受到政府的表彰，也得到了群众的欢呼。拉约纳耶条约给了西部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条约签署后，这种自由很快就扩展到整个法国。几个月后，教堂归还给了教士；据说在东部一个区的某个堂区，教堂从来就没有关闭过，宗教仪式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3月份，吉伦特派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对付他们的政敌了。反动的幅度可以从下列事件中看出：马拉的遗体又从先贤祠中迁出，年轻人则在费雷隆的鼓动下，将巴黎城所有的马拉塑像悉数捣毁。3月份，那些以前一直难以扳倒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科洛·德尔布瓦、比约和巴雷尔被投入监狱。卡尔诺为他们辩护，理由是，他们很难说比他本人还恶劣。国民公会作出决定，将他们流放到卡扬纳（Cayenne），巴雷尔中途逃跑了。接下来是富基耶－坦维尔，这年春天，他的案件对他的党派构成的伤害，跟去年秋天卡里埃案一样巨大。他求情说，他不过是公安委员会当权者手中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且该委员会的三位成员只是被流放，他不过是听命于他们，那对他也不能惩罚得比他们还重。但法庭没有理会议会通过的政令中的刑罚规定，5月份，判处他死刑。
山岳派看出了，如果他们不进行斗争，就活不下去了。4月1日，他们袭击国民公会，但很快被击退，不少罪大恶极者被收监。更加令人生畏的进攻发生在5月20日。有4个小时时间，国民公会被暴民控制，一位议员为保护议长而死。那些属于山岳派的议员通过了一系列政令，高度赞扬群众。深夜，议会才恢复了安全，混乱中投票通过的决议被宣布取缔，那些曾经提出这些动议的人则被送交一个军事委员会。不过，他们并没有怂恿叛乱，他们强烈表示，他们那么做，是为了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拯救了反对他们的人。共和历的发明者罗默是其中最有名的人物。他们是否有罪、对他们的刑罚是否正当，确实有一些可疑之处。其中一个人的妻子曾探过监，留下了让他自杀的工具。他们被带出法庭之后，每个人都用刀刺自己，然后，默默地将刀子递给别人。等卫兵注意到狱中的异样时，已经有三个死去，其他人浑身是血，被拉到了刑场。这一天是6月1日，吉伦特派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清算的过程中，有62名议员遭到判决。雅各宾派暴民的统治，即以平等取代自由的治理，终于宣告结束了。中等阶层又恢复了权力，法国的这些新主宰者是否愿意再进行一次共和国的试验，是非常可疑的。上次的试验已被证明遭到了可怕的失败，最为简便也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在君主政体下寻求庇护，而不是坠人变幻莫测的陷阱。
保王党人则在南方竭力地报复他们的敌人，后来被称为白色恐怖；在巴黎，他们也展示了自己的实力。有一段时间，用来对付山岳派的每一项措施，都对他们有利。人们也在公开地谈论8加9等于17，意思是指1789年的革命最终将以路易十七登基而告终。然而，在吉伦特派和保王党之间，横亘着国王的血，弑君者们知道复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党争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双方的观念也是截然对立的。他们现在所要对付的不再是山岳派了，该派已经被打压下去了，他们的对手现在是他们以前的老对手，坚持君主制的改良者。不过，他们中有一些领导人物，可能是出于信念，更大的可能是出于政策考虑，与流亡的王公们建立了联系。大家都知道，或者人们都怀疑，山岳派的塔利安和康巴塞雷斯、吉伦特派的伊斯纳尔（Isnard）和朗瑞奈、平原派的布瓦西·当格拉斯、常胜将军皮舍格吕、法国最出色的谈判家巴泰勒米（Barthélemy），都在与住在维罗纳的普罗旺斯伯爵进行讨价还价。报纸普遍报道说，委员会正在摇摆，政体可能倾向君主制，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准备再次起义，皮特则准备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不过，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位年轻的僭位者，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人结怨，他早年的经历使他同时博得了保王党人和共和派的同情，对于逃亡者和外国入侵者，他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些人，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此时，法兰西共和国提高了它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它所征服的地方包括阿尔卑斯山脉、莱茵河、比利时，国运之鼎盛甚至超过了君主制的路易十四时代。欧洲国王们之间的结盟关系已被打破。托斯卡纳是第一个表示服帖的，随后是普鲁士，它的屈服又使整个北日耳曼保持了中立。然后是荷兰，西班牙也已经答应进行谈判。不过，对西班牙来说，有点麻烦。与一个将波旁家族的掌门人关进监狱的政府，总不大可能签订条约吧。只要国王 (2) 被释放，那份条约就可以签署、生效。因而，在1795年春天，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太庙的一个房间，年轻的国王被关押在这里，缓慢地、但无可置疑地走向死亡。狱卒曾问过政府的有关委员，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你们是否想放逐他？”“不。”“杀了他？”“不。”狱卒赌气地问，那么，“你们到底想怎样？”“把他处理掉。”于是，5月3日，政府接到报告说，那个年轻的囚犯病了；第二天，又有报告说，他病得很严重。但他对于与西班牙签订条约是个障碍，而这份条约却是绝对必须的，所以，政府这两次接到报告后都没有任何表示。5日，人们相信，他的病情危急了，政府派去了一位医生。这个医生选得很好，因为他很才能，并曾给国王一家看过病。他的诊断意见是，除了让他呼吸点乡村空气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这位国王。有一天，他又说过一句：“他死了，但有些人可能不会难过”。三天后，路易十七还活着，但这位医生却死了，由此生出了很多谣言。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因为他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太庙中关押的那个男孩并不是国王。连路易·布朗基 (3) 都相信，国王早已被秘密释放了，在医院死去的那个人其实是他的替身。迄今仍然有人相信这个说法。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4) 的一部戏剧现在仍然在巴黎上演，且吸引很多观众，在这部戏中，这位国王被藏在一位洗衣妇的篮子里救了出来。但历史的真相是，这位年轻的国王于1795年6月8日死去。共和国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西班牙的和平协定签署了；而立宪委员会中支持君主制的人士立刻宣布，他们不会投票批准该条约。
就在布瓦锡·当格拉斯向议会提交宪法草案时，一支运输船队在军舰护航下驶抵西海岸。英国首相皮特曾经听任旺代的起义者被政府军打败、屠杀，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帮助他们，而且规模相当引人注目。他派出了两支远征船队，满载着军用物资。每支船队都运载着三四千名流亡者，由英国提供武装，并穿着英军制服。其中一支由代维利（d'Hervilly）率领，我们曾经提到过他，因为正是他在8月10日传达了路易十六下达的王宫卫队停火的命令；另一支则由年轻的索姆勃勒伊率领，他的父亲在9月份的那场大屠杀中被女儿救了出来。他们两人的上司是皮赛伯爵，流亡者中最有头脑、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诺曼底时曾跟吉伦特派有过联络，他引起了白厅大臣们的注意。他们尽管再三解释，但在旺代人中具有正当性的那些纯正、排外、心胸狭窄的人，却既不能谅解他，也不能信任他。他们带来了大笔资金，都是伪造的法国指券；想到那位阿格拉的虚衔主教进行的宗教活动引起的混乱，他们也带来了一位真正的主教，他已经认可了他们伪造货币的活动。
第一支舰队于6月10日从考威斯（Cowes）启航，23日，布里仍然有人相信这个说法。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5) 的一部戏剧现在仍然在巴黎上演，且吸引很多观众，在这部戏中，这位国王被藏在一位洗衣妇的篮子里救了出来。但历史的真相是，这位年轻的国王于1795年6月8日死去。共和国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西班牙的和平协定签署了；而立宪委员会中支持君主制的人士立刻宣布，他们不会投票批准该条约。
就在布瓦锡·当格拉斯向议会提交宪法草案时，一支运输船队在军舰护航下驶抵西海岸。英国首相皮特曾经听任旺代的起义者被政府军打败、屠杀，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帮助他们，而且规模相当引人注目。他派出了两支远征船队，满载着军用物资。每支船队都运载着三四千名流亡者，由英国提供武装，并穿着英军制服。其中一支由代维利（d'Hervilly）率领，我们曾经提到过他，因为正是他在8月10日传达了路易十六下达的王宫卫队停火的命令；另一支则由年轻的索姆勃勒伊率领，他的父亲在9月份的那场大屠杀中被女儿救了出来。他们两人的上司是皮赛伯爵，流亡者中最有头脑、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诺曼底时曾跟吉伦特派有过联络，他引起了白厅大臣们的注意。他们尽管再三解释，但在旺代人中具有正当性的那些纯正、排外、心胸狭窄的人，却既不能谅解他，也不能信任他。他们带来了大笔资金，都是伪造的法国指券；想到那位阿格拉的虚衔主教进行的宗教活动引起的混乱，他们也带来了一位真正的主教，他已经认可了他们伪造货币的活动。
第一支舰队于6月10日从考威斯（Cowes）启航，23日，布里德波特爵士与法国舰队遭遇，英军将其打回港口。4天后，流亡者在卡尔纳（Carnac）登陆，这里是早期凯尔特人活动过的地方之一。这是一处不高的岬角，法军在一座要塞中把守狭长地带，这座要塞以庞蒂埃弗勒（Penthièvre）公爵的名字命名。它可以被舰队的大炮摧毁。有数千舒昂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旺代人仍有猜疑，袖手旁观。他们本来以为舰队会开到他们这里，却开到了布列塔尼，而在这两个省之间、在路易十八的支持者和他的兄弟达尔托瓦伯爵的支持者之间、在教士与政客之间，都存在着强烈的嫉妒心理。教士们阻止沙雷特、斯托菲厄与皮赛汇合，教士们指控他们试图让约克公爵成为法国国王；他们保证，只要他们稍等一会儿，达尔托瓦伯爵就会赶来。于是，他们埋葬了自己成功的希望；不过，皮特也难辞其咎。皮赛拒绝让英国士兵踏上他的国土，皮特则接受了他的这一顾忌。而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位流亡大臣武装了一两千法国囚犯，他们都是共和派，但声称自己准备加入反共和国的行列。他们当然高兴摆脱监禁，否则，政府将会干掉他们。保王派军官反对这些人加入，但他们的反对意见没有被听取。等他们一到自己家乡，这些人就逃跑了。他们向共和国军指了一个地方，从这里，在水位较低时，共和军可以从那个要塞下面通过，从而进入保王军未设防的一侧。晚上，在猛烈的暴风雨中，共和军通过了这地方，共和国的三色旗很快就飘扬在城墙上。
保王派被驱赶到半岛顶头，有一些人——实在是没有多少——乘小船逃到了英国军舰上。人们都觉得，英国舰队没有竭尽全力，本来它是有可能补救大大有损于英国的威望和影响力的那次决策之严重后果的。索姆勃勒伊一直在进行抵抗，直到一位共和军军官要求他停止抵抗，他答应了，因为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但双方没有谈拢，因为对方要求的是无条件投降。塔利安当时正在营中，他驰往巴黎替这些俘虏求情。在上国民公会之前，他回了趟家。他妻子告诉他，她刚刚拜访了朗瑞奈，西哀士已从荷兰被带回来了，塔利安与波旁家族来往的那些谋反信函也被发现，他的妻子已处于危险之中。他立刻赶往国民公会，要求当场惩罚那些被俘的流亡分子。
奥什是一位宽宏大量的对手，对于索姆勃勒伊，不管其品格，还是其政策，他深为敬佩。他秘密地让他逃跑。但这位俘虏拒绝在自己的同志继续被囚的情况下自己逃跑。他们在靠近奥雷（Auray）的一个地方被集体枪杀，这个地方一直被当地民众视为烈士牺牲之地。他们总共有六七百人。开枪的这伙人唤起了旺代人的愤怒，沙雷特立刻枪杀了他抓获的俘虏；而舒昂人后来则到处寻获杀死执行枪决任务的那四营法军的所有官兵。
基伯龙（Quiberon）战斗发生于7月21日，此役引发的战斗于8月25日结束之后，另一支冒险的部队从朴茨茅斯港启航，达尔托瓦伯爵也在其中。他在旺代外海登陆，沙雷特率领15000人到海边去迎接他，其中包括一些狂热地捍卫君主政体的老战士。然而10月10日，那位伯爵却送来一封信通知这位英雄，他决定离开这里，在安全的地方等候更好时机。5天前，这个问题就在巴黎争论过，并产生了结论，一个人只有受到神启，才会提出比现在看起来过时的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之间的争论更深刻、更重大的问题。在布列塔尼海岸发生的事情的强烈影响之下进行的宪法辩论，也对这个问题纠缠不休。保王党人已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性质，他们是打着英国旗帜启航的，但他们的英国盟友并没有攻击法国。保王党人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诧异的政治低能，他们的精神之高尚与他们的战争技巧之拙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多方支持下，宪法委员会已于4月23日选举产生，当时，国民公会正在跟沙雷特、科尔马坦进行谈判，也在与几大强国讨价还价。而就制宪来说，按说西哀士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以身在行政委员会为由拒绝了。梅兰和康巴塞雷斯也同样如此，这样，议会中最能干的三个人都没有发挥作用。
选出来的11人都是温和但不怎么出名的人物，草案基本上是由多努（Daunou）执笔起草的，并获得蒂伯多（Thibaudeau）的大力支持。多努是古老的奥拉托利会的一位会友，即使不是一位强人的话，也是一位好学深思的人，他成了档案保管人，一直活到1840年。他被人指控为了学问而非法盗用档案。蒂伯多现在则开始崭露自己的才智，他的作品是我们所见的关于共和国后来这几年及帝国初年历史之最权威的记载。他们的方案的突出特征是，主要受经验的影响，而不是被理论所左右，他们竭力要将权力与财产联系起来。6月23日，他们向议会作了报告；7月4日，议会开始辩论；20日，西哀士介入。他的建议主要是成立宪法陪审团的想法，这个陪审团大约由100人组成，用来监督宪法的实施，成为与立法者相抗衡的宪法的守护者。它将受理少数派和个人针对立法机构的诉状，以保持这些机构的锐气，使之不被国民代表无所不包的权力侵害。这一在欧洲发展某种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之职能——而这种职能在美国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值得纪念的努力，却在8月5日遭到拒绝，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
8月17日，这部宪法被国民公会采纳，它包含了一个义务宣言，它完全是建立在思维混乱的基础上的，议员们却提出了下面的理由为其辩护：光有权利宣言会摧毁国家的稳定。关于宗教问题，它根据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件而搞了一个发明，因为它把教会与国家分离开来，让所有的宗教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活路。权力的分立更进了一步，因为立法机构被分为两个，行政部门被一分为五。普选受到了限制；最穷的人被排除在选举之外；9年之后，将进行一次教育水平测试。不过，这部法律却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每200位选民推举一位选举人组成一个机构，仅财主有资格进入。其督导则由立法机构指定。实际上，比起以前的宪法来，这部宪法更多地关注自由，而较少关注平等。公共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在对两院制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只有一位议员提出反对。
在国民公会将要解散时，由于各区已不存在保王党的威胁，所以它作出决议，立法机构的三分之二成员应当出自国民公会。这样，他们就自己延长了自己的权力行使时间，并确保鼓舞他们行动的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又表明，他们希望不去触犯国民热爱共和的感情，这激怒了保王党人，又给了他们为自己谋私利的勇气。9月23日，国民接受了这个宪法，他们投票时无精打采，但宪法仍获得了多数支持。
新宪法为法国提供了它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秩序和自由之保障。大革命所肇始之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激情，第一个议会——国民议会致力于通过削弱权威、弱化行政部门、分散权力来实现那种理想。在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当国家陷于危急关头时，这一政策破产了；雅各宾派则依据下面的原则进行统治：权力即使来自于人民，也应当集中到尽可能少的人手中，使其成为绝对不受制约的。平等取代了自由，于是产生了下面的危险：最受欢迎的平等，就是平等地分配财产。这一派的思想家即雅各宾派的政客们在消灭财产权时，不能不堕入社会主义。他们占有了教会财产，以其充当国家信用的基础。他们占用了王室领地，没收了流亡者和不满分子的地产，没收了公地和林地。在战争时期，他们则劫掠富裕的邻国的财产。通过这些措施，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人们以为，这样大概就可以使民众不用再纳税，而通过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巴黎也不会再有穷人。但这种措施最后走到了尽头，共和三年的宪法为革命时期画上了句号。
首都的保王党人和保守分子在希望破灭之后，本来应该默认这一宪法。然而附加条款却有可能将权力永久掌握在现有议员的手中，且该条款只需经过范围小得多的投票即可通过，而不用进行议会组织法本身所规定的投票程序。恐慌和屈辱感达到了极点，保王党人在点算了自己的力量之后觉得，他们得到了推翻已经权力衰落的议会的大好时机。他们集结了大约3万人，并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来指挥。有人曾提出，将此权交给科尔贝·德·莫勒里耶（Colbert de Maulevrier）伯爵，斯托菲厄以前曾效力于他。但此提议遭到伯爵拒绝，理由是，他们并不是绝对君主主义者，也不是流亡者，而是自由主义者，是立宪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仅此而已。
国民公会的军队只有可怜的6000人，其中很多人是雅各宾派暴徒。指挥权被授予了梅努（Menou），1789年时贵族等级中少数派之一员。但梅努已经晕头转向，他竟然更同情自己的敌人，他竞然要求进行谈判。于是，他被撤职，由巴拉斯（Barras）接替，他是热月那场没有流血的战斗中的胜利者。
已经被撤职的波拿巴正在巴黎百无聊赖地消磨时间，他从剧院走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拿枪的人中间。他赶紧跑到总部，在那里，他那些斩钉截铁的话具有神圣的权威，于是，他立刻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于是，10月5日，天刚破晓，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就变成了堡垒，花园变成了防守严密的兵营。已经成为欧洲战场上最杰出人物的年轻军官缪拉（Murat）从乡下调来了大炮。桥梁、码头和每条通往王宫的街道都由成排的大炮严密把守着，简直可以用霰弹清扫大街了。他又派出军官征集军需用品，征集弹药，征集医院和急救要用的一切东西。胆敢逃跑者，格杀勿论，一支强大的小分队把守着通往圣克卢德的道路；武器则大量分发给国民公会和比较友好的圣安托瓦纳区。暴动者尽管由机敏的阴谋家领导，却缺乏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作统帅名因而无法靠近塞纳河；那些从富裕的城市中心来的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机会。在圣奥诺雷大道（Rue St. Honoré）经过一番激战之后，他们逃跑了，在后面追赶他们的，只有比空弹壳更为致命的子弹。巴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那个主子的掌握之中。那个打败了他们的人，由于打败了他们而使王位空缺的人，正是波拿巴。正是借助他的天才，这场革命将要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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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Jeunesse Dorée，意为有钱而时髦的年轻人。——译者
(2) 指路易十六的儿子。——译者
(3) Louis Blanc，1811—1882年，法国政治家与历史学家。——译者
(4) 萨尔杜（Sardou）。
(5) 萨尔杜（Sard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