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试图在欧洲公法中确立那种在法国人协助下在美洲获得胜利的基本原则。根据美洲《独立宣言》的原则，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其妨碍自由，就丧失了要求人民顺服的权力，那些为了摧毁它而不惜令自己的家园被毁、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无非是在尽自己的义务而已。美洲革命并不是由暴政或不可容忍的罪行所激起的，因为殖民地的境况要好于欧洲任何国家。人们拿起武器反抗的乃是一种推定的危险（constructive danger），对该危险本身，他们可以忍受，却不能接受其可能的后果。美国人据以控告乔治三世的原则，对于路易十六来说是致命的。法国大革命的理由要比美洲革命的理由强有力得多。而且，法国革命产生了国际性后果。它宣告，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是不正当的。如果法国的革命政府是正当的，那么，其他国家保守的政府就不是正当的。它们必然会彼此感受到对方的威胁。根据其维持自身生存的法则，法国鼓动针对其邻国的内部暴动，已有的欧洲势力均衡不得不按照某种更高级的法则来重建平衡。
在法国获得成功的大动荡，最终导致了欧洲的大动荡；国民公会在第一场胜利的鼓舞下，曾许诺将为那些为自由而战的邻国提供援助；这种做法尽管不够策略，却并非不合逻辑。事实上，雅各宾派不过是把君主政体为支援并未受到压迫的美洲殖民者所创造的先例，移植到被压迫的欧洲民族身上而已。没有谁会错误地以为，不通过抵抗或付出牺牲，会建立起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而狂热地追求自由——不管是真正的自由还是假冒的自由——之人士无不认为，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哪怕其代价是一场持续20年之久的战争。这种新的教条乃是法国与英国决裂的真正原因，因为英国对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比较明智的雅各宾党人，比如丹东和卡尔诺，都看到了为原则而放弃策略考虑的危险所在。他们曾费尽心机地重新解释那个威胁性宣言，以使其看起来不冒犯英国。他们提出，两国天然地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盟友。但那个宣言本来就是革命精神的本质所在，其性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英国对庇尔尼茨声明和不伦瑞克统帅的远征军敬而远之，但8月10日之后，英国开始对法国不那么友好了。戈韦爵士（Lord Gower）并没有立刻被免去法国驻英大使之职，一直到年底，他还能领到自己的薪水。然而，由于他是国王正式委派的，因此，在国王被囚禁之后，他被召回。看起来，国民公会根本就没有考虑怎样让这一步显得不是太唐突。新派来的肖弗兰（Chauvelin）不被英国政府承认。英国政府不让他递交新国书，他想觐见国王的要求也被冷冷地拒绝。皮特和格伦维尔不是那么容易和解的人。他们非常高贵，以至于有点桀骜不驯。而当他们桀骜不驯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得傲慢无礼。比利时被法军占领、舍尔特河 (1) 的入海口被打开，及革命法庭审判国王，在英国，都激起了某种更为仇视法国的情绪。不过，12月间，大臣们依然觉得，只要他们顺应时势，他们就是安全的。对于舍尔特河的人海口被打开，荷兰人并没有提出反对，因而，英国也就缺乏派军的有力借口。但法国现在正在威胁荷兰，而考虑到英国对法兰西共和国、对其对外政策中的共和原则、对其吞并尼德兰的憎恨，如果考虑到战争可能确实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通过海上和陆路立刻掌控荷兰的资源，就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的法国，一派希望退出被征服的国家，与英国实现和解，另一派则希望，立刻侵占联省共和国（The United Provinces，即荷兰），打败英国。这两种设想一度陷入相持不下的状态。如果退让，温和派，也即吉伦特派就会获胜。雅各宾派则早已经推断出两种设想的不同后果，他们也急于希望用从荷兰人手中抢来的战利品来恢复财政平衡。因此，在投票处死国王之后，他们就开始追求他们的目标。处死国王这件事正好是一种让英国人的激动和愤怒走向沸腾的东西。不过，到1月底，英国政府仍然准备与法国签订协定，条件是法国退出其占领地区。英国为此已经接待了几位法国密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马莱，他后来成为巴萨诺（Bassano）公爵。1月28日，隐居在里特希德（Leatherhead）的塔列朗通知英国首相说，马莱已经再次上路，为迪穆里埃本人打前站。他承担的是一项友好使命，即宣布法国将放弃荷兰。然而，马莱来得太晚了，而正在赶往海岸的迪穆里埃也接到了一份指令：他的目的地是阿姆斯特丹，而不是伦敦。
23日晚上，从巴黎来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在剧院观众的坚持下，演出中断了。本来计划国王次日正式接见法国大使，现在取消了这次接见安排。国王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终于作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格伦维尔本来就拒绝承认法国大使肖弗兰的官方身份，他已经通知肖弗兰，他必须服从《外国人法案》。24日，格伦维尔发给肖弗兰通行证，并下令他离开英国。正是据此，杜穆里埃也被召回了。29日，肖弗兰回到巴黎，讲述了他的遭遇。2月1日，国民公会向英国宣战。由于英国的决策者们不是那么狂暴，由于他们还在痴心等着迪穆里埃的消息，所以，战争的爆发被推迟了。但英国不可能开出任何条件，使法国觉得足以弥补其放弃荷兰的船队和财富的代价。
英国大臣们在谈判的素质方面一向有所缺失，驱逐肖弗兰等于把战争责任加在了自己身上，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就可避免的。也许他们确实不可能一直避免与法国人陷入敌对状态。也许福克斯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福克斯能够理解法国所奉行的政策背后的新观念。但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心思再遵循辉格党人的政策。有人不公正地指控皮特，说他是出于个人野心而走向战争的。对于这一重大指控，他是无辜的。但他的确没有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战争将会带来的好处。他也理应因下面的决策而受到指责：他倒向了实行绝对君主制的列强，在第二次大分裂（the Second Partition）之时，将英国与这些国家捆在一起，将这些国家对付波兰的那些原则，用到了法国头上。科布尔格（Coburg）亲王在比利时与他的盟友们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宣称，奥地利声明放弃一切征服的想法。英国立刻提出抗议。他们让大家都知道了，为了使敌人不是那么难以对付，他们准备吞并尽可能多的领土。英国驻法大使奥克兰爵士（Lord Auckland）是一位具有温和看法的人，他一直建议英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进行谈判。他劝告科布尔格，在稳固地建立起一条令人满意的防御线之前，不能松懈，因为英国将要占领敦克尔刻和诸殖民地，并打算长期固守。4月27日，乔治三世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打算。他说，法国必须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之后，我们才可能讨论跟这个危险的、失信的国家达成什么样的条约。2月份，格伦维尔明确提出肢解法国的建议，要求法国将边界线上的要塞及整个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都交给奥地利。正是英国给人留下了一种自私自利、巧取豪夺的形象，由此，战争爆发了。
只有这个岛国无所畏惧，因为除法国之外的海上列强都在她这一边，而她的海军的优势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法国人在开战之初拥有76艘战舰，英国则拥有115艘，双方的火炮则分别是8718门和6002门。但在总炮数上，双方的差异并没有这么大，因为英国舰队的一次齐射炮弹重量是89000磅，法国是74000磅。但英国还能利用拥有56艘战舰的西班牙舰队和拥有49艘战舰的荷兰舰队。西班牙的战舰建造得很好，但操纵得实在太差劲；荷兰的战舰是为浅水区建造的，但船员素质很高。除了这些力量之外，还必须算上葡萄牙舰队，它也追随英国；还有那不勒斯，其国王属于波旁王族，是西班牙国王的兄弟。因而，从一次齐射炮弹重量的角度——这是仅次于智谋的最重要的东西——看，英法的比例至少是2比1，从战舰数量看，双方的比例更达到3比1，也即230艘对76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列颠岛国的政治家们会投入战争。与欧洲大陆那些暴露在法国面前、容易遭到攻击的盟友们相比，英国并没有更大的进取心和劲头，却有更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英国不会担心法国打来，它拥有2比1的优势，而欧洲大陆各国的领土却可能遭到一支人数比它们多得多的敌军的攻击。因而，正是处于有利位置上的皮特推动着其他国家前进，在他们遭受挫折时，用金钱和战利品的承诺来鼓舞他们。对于他的政策来说，与海上诸强国结成同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到了真正的战争中，这支强大的舰队却没有任何用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从来就没有投入过战斗；英国人尽管将本国的安全归功于与海上列强的同盟关系，却将战场上的胜利归功于自己。这样的胜利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辉煌。于是，在与我们维持了两年没有多大用处的友谊之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加入到我们的敌人行列。英国卷入这场战争中，并以坚忍不拔的决心坚持着，因为她认为可以从中获得可耻的收益。战争使房地产租金提高，有利于统治阶层。战争也使贸易商从征服海上的附属地和领地中获得了好处。
1793年，英军没有从海上捞到任何好处。英军在当地居民的邀请下占领了土伦，在那里，他们掌握了法国海军近一半的战舰和军火。然而，就在这年年底，英军被法军赶走。法国在西印度的领地立刻落入英军手中，1793年、1794年，英国占领了西印度的向风群岛 (2) 、马提尼克岛 (3) 、桑塔卢西亚（Sante Lucia），最后又占领了瓜德罗普岛 (4) 。不过，一位雅各宾派律师却从法国出发，重新占领了瓜德罗普岛，法国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坚守着该岛，一直到1810年。他们丢掉了海地，但该岛却从来没有成为英国人的囊中物。他们领教了黑人的力量，黑人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一场起义。同一年即1794年夏天，科西嘉岛成为英国的附属地，它能大大地加强英军在地中海的地位。但英军没有能够守住这个岛屿。英军的元帅也没有做任何事情帮助旺代起义。几乎没有人知道下面一件事，12月19日，英军还在争论，是否派一位军官到邦尚手下帮忙，而当时，邦尚已经去世两个月了。
在这段光怪陆离、令人不齿的历史中，有一个时刻是值得记住的。1794年4月11日，130艘商船满载着粮食从切萨匹克湾起锚驶往法国港口。豪伊爵士（Lord Howe）奉命率军去拦截它们；5月16日，法国舰队驶出布列斯特港保护它们。豪伊兵分两路，他派蒙塔古（Montagu）去截获商船队，自己率领这支驱逐舰中队的余部去迎战维拉勒·茹瓦瑟。经过5月28日的遭遇战后，6月1日，他们在离陆地400英里的海域再次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法国舰队司令在甲板上有一位辞去圣职的胡格诺教派牧师，他年轻时曾出过海，现在则负责将革命的激情灌输给整个舰队，就像圣茹斯特向陆军灌输革命精神一样。持续了三个小时，这场海战收场了。维拉勒一直坚持到晚上，而豪伊爵士有几艘战舰失去行动能力，既不能重新投入战斗，也无法追击敌军。法军损失了26艘战舰中的7艘，其中最著名的是旺热尔·迪·珀普尔（Vengeur du Peuple）号。它与不伦瑞克号交战，由于一艘战舰的索具与另一艘战舰上的锚缠得死死的，两艘船被捆死在一起，并且漂离了整个交战线。他们挨得太紧了，法国战舰无法发射其低舷炮，他们没有地方装填弹药。英国人已经预备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会用到的备用推弹器，所以，继续向敌舰的炮眼中开火，而法国舰长则把他的手下从底下叫出来，在上甲板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最终，汹涌的波涛使这对都不服输的敌人分开了。不伦瑞克号上的600名水兵中有158人丧生，74门大炮中有23门被打翻。它退出战斗时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回国修理去了。旺热尔号则继续留在战场上，它的桅杆已全部被打断了。现在它的吃水线以下又遭到撞击。它的大炮已被抬到甲板上，但几个小时之后，旺热尔号发出信号：它正在沉没。英国船只驶来，其723名水兵中的400人被救了出来。人们看到，这些没有死伤的幸存者站在已经折断的桅杆上，在战舰下沉的时候，大喊着“共和国万岁”。这并不是传奇故事，而是发生在旺热尔号上的真实历史，任何夸大和任何缩小，都会玷污这一场景给人印象深刻的壮丽。
6月1日的海战是第一次同盟战争中那些给英军带来荣耀的陆战或海战中的一场。英军当时所获得的优势地位一直没有丧失。英军在西印度、在维尔德角群岛、在地中海、在法国海岸线的失败，甚至英国的海上盟友们的背叛，都没有能够影响到这一点。此后，就在所有人都与英军为敌时，那些比豪伊更具有创造性、更具有进取心的舰队司令却扩大了英国的海上优势。这场胜利，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所战胜的那支更为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战役比起来，不那么辉煌，也不算大获全胜，当时，法国损失了全部战舰。蒙塔古并没有拦住法国的商船队，也没有能够帮助主力部队攻击法国舰队。维拉勒·茹瓦瑟和其来自朗格多克（Languedoc）的精神饱满的牧师尽管在那场战斗中失利了，他们却获得了实质性好处。在海岸大炮的掩护下，那些商船驶入海港，而共和国急需这些商船上运来的粮食。尽管在两年时间中，法国海军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但他们的损失却少于预期，并没有削弱国内政府的力量。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他们的与西班牙和荷兰海军联手，在海战中他们的运气也会跟在陆战中一样顺利。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这场战争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1793年间，法国苦苦支撑着，因为它不得不对付国内的那场暴动；1794年间，潮流则转而对他们有利了；到了1795年，则是法军占据优势并捷报频传的时期。共和国从君主制那里继承了一支20万人的常规军，但由于军官逃亡，它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士气极为低落。然而，不断有人加入这支军队，最早是1791年的志愿者，他们很快就成了能征善战的士兵。这支军队被输入了一大群卓越的军事天才，在1815年之前，他们声名鹊起，不管是在美国内战期间，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都无人能与他们相媲美。至于在不伦瑞克宣言和9月份征召中涌现的第二批志愿者，则无法与第一批相提并论。两批合起来共增加了30.9万人。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初，即1793年3月，政府建立了引起旺代起义的强制征兵制，由于在其他区也遇到了麻烦而在中途停止执行。它没有能够征集到30万人，但也征集到了16万人。1793年夏天，当边界线的要塞陷落之时，首先进行了第一次全面征兵，然后，到了8月23日，又建立了征兵制度，通过这套制度组织的征兵活动，又征召到45万人。这样，在一年半时间中，法国将110万人送到了前线；在最关键时刻，即第二年年底，共有超过70万人在军中服役。这支军队由卡尔诺控制着。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也是一个具有工程师般专业技巧的人，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具有指挥才能的人。卡斯尔雷爵士 (5) 甚至无礼地称他为愚蠢的数学家。他一度与他从前的同志富歇闹翻，并已经宣判要将富歇赶走。他们两人有过这么一段对话：“我该到哪儿去，叛国者？”“随你便，白痴。”作为一位严厉的共和派人士，在拿破仑帝国时代，他不受青睐；但他却守住了安特卫普，使那里成为拿破仑衰落时期的一个亮点。拿破仑从埃尔巴回来之后，他出任内政部长，他提出的建议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世界历史的。因为他希望皇帝在英军集结之前先击溃英军，然后再从容地打败俄国。一天夜里，他正在玩一局惠斯特牌时，听到滑铁卢传来的消息，眼泪从他的脸颊流下。
卡尔诺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东西：可以随意控制军官的升迁，法国人生命的廉价。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攻占某个地点，他可以不计任何牺牲。一位奥地利军官，如果身在离家1000英里外的萨姆布勒河（Sambre），就不大可能被免职。而法国军官却随意可被撤换。马克（Mack）上校曾评论说，同是损失了一位战斗人员，对法国来说，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而对于奥地利，则是损失了一位战士。旺代起义就已经表明了那些没有组织、没有机动能力的人，仅靠不断的活动、拼杀和勇气，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卡尔诺只会要求他的手下一遍又一遍地发动猛攻，他根本就不考虑人员死伤情况。低级指挥官很快被清理了一遍，有时，革命政府的刽子手也会在这方面帮他的忙，于是，最能干的人脱颖而出。所有军队中最善战的这支军队，在默兹河的桑布勒与伦米瑟（Sambre et Meuse）战役时，这是由克莱贝尔、莫罗、雷尼耶（Reynier）、马尔科、内伊（Ney）等人指挥着；在莱茵河更进一步了，是由奥什（Hoche）、德塞克斯（Desaix）和圣西尔（St. Cyr）等人指挥着；在亚平宁半岛；则是这支军队最辉煌的时代，由波拿巴和马塞纳（Masséna）指挥着。
在内尔温登（Neerwinden）大捷和迪穆里埃的逃跑导致奥地利军队推进到法国边界线上时，所有这些部队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卡尔诺的才能还没有显山露水，出色的将领还没有脱颖而出，国民公会还没有想到全民皆兵制。当科尔布格亲王在荷兰人支持下，在约克公爵统帅的英国一汉诺威联军兵临边界要塞之时，法国军队在战场上几乎无所作为。7月底，孔代和瓦朗西安陷落，对于胜利者来说，通往巴黎之路已经洞开。他们可以凭借着这支占有压倒优势的军队于8月中旬攻到巴黎。但英国军队却拐了弯，没有进攻巴黎，而转向进攻敦刻尔克，约克公爵率领3.7万人北上围困敦刻尔克。科尔布格亲王则与它背道而驰，去围攻勒奎斯诺瓦（Le Quesnoy）。他听从格伦维尔的劝告，准备逐一攻占这些保护严密的城镇，然后与普鲁士军队汇合。他已经强烈要求当他深入法国境内时，普鲁士军队必须与他合力行动。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攻占了门茨，那里的守军跟瓦朗西安的法国驻军一样，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只抵抗了很短时间。不过，普鲁士军队对上一年的那次入侵记忆犹新，所以不敢贸然前进。这个同盟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是，给了其敌人以喘息之机。几年后，拿破仑已经打败了皮埃蒙特人，并在切拉斯科（Cherasco）提出了停战协定，现在正在等候皮埃蒙特人送回他们签过字的这份协定，他对对方的拖延极不耐烦。皮埃蒙特军官对于拿破仑缺乏自制力表示惊讶，并向拿破仑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的回答是：“我经常会在战斗中失败，但从来不想浪费一分钟时间。”
法国人很好地抓住了他们的敌人留给他们的这个时机。8月14日，卡尔诺执掌军权，23日，他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那份通常被称为全民服役，实则建立了征兵制的政令，使所有身体合乎要求的人都入伍服役。在军队中也立刻可以感受到严格管理的新气氛了。围攻勒奎斯诺瓦和敦刻尔克的两支军队相隔得太遥远了，法国军队可以从容地将其各个击破。敦刻尔克的守军打开了水闸，淹没了整个乡村，将英军与掩护它的汉诺威军队分割开来，让约克公爵除了沿唯一的一条堤道逃跑外，没有任何退路。9月8日，法国军队在洪兹肖特（Hondschooten）打败汉诺威军队，解了敦刻尔克之围。英军仓皇逃跑，丢了自己用来攻城的大炮；不过，法国政府本来是能全歼英军的，所以，法军指挥官还是被砍了头，他的继任者茹尔丹（Jourdan）率军直指科尔布格亲王。10月16日，他采用新的、不计死伤代价的战术，在瓦蒂尼埃（Wattignies）打败了亲王的军队。卡尔诺不信任他手下的将军们，及时赶到，就在这一天强行改变了指挥官及其参谋们的命令，从而赢得了那天的胜利。法国的小孩现在都会讲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帽子挑在剑尖上，徒步率领军队冒着霰弹的射击冲锋陷阵。从那一天开始直到巴塞尔和约签署为止，卡尔诺都控制着军队。他们已经遏制了敌人的入侵。盟国军营中没有人再谈论通往巴黎的最短路线了，不过，他们仍然占领着他们此前征服过的地方。两个月以后，在敦刻尔克一举成名的奥什指挥了沃兹热斯（Vosges）战役，猛攻魏森堡（Weissenburg）防线，1870年战争的第一场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到11月底，普鲁士军队已被打退到马扬西（Mayence），乌尔姆塞尔（Wurmser）已经退守莱茵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旺代人的起义已经失败，里昂和土伦也已经落入共和军之手。1794年，法军得以全力对付外敌。
这年秋季和冬季，卡尔诺尽管没有意识到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签署的命令，他却逐渐组织起了一支由征兵令提供的数量庞大的军队，他所提出的计划使他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将共和军队分为13个军队。他们称之为14个军队，我相信，这是因为有一支教导队作为预备队留在国内。西班牙战争需要投入两个军，因为炮兵无法从比利牛斯山通过，只能从山脉两端通过，那里有两条狭窄的峡谷从法国通往西班牙，一条经过圣塞巴斯蒂安 (6) 附近，另一条则通过靠近地中海狭长的、开阔的乡村。那里发生的战斗并没有影响整个事态的进程。不过，众所周知，里卡尔多（Ricardos）统帅下的西班牙军队在1794年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要比他们在与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中的任何一仗都打得更好。第三个军部署在意大利边界线上，第四个军在莱茵河，第五个军则用来对付部署在佛兰德斯的盟军。卡尔诺只能增设更多部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胜任指挥大部队的职责。他认为，他部署在各个方向上的力量都必须足够强大，但在比利时，则应该占据压倒性优势，因为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在这里，集结着奥地利、荷兰、英国和汉诺威军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在5月份亲临该地，他的弟弟查尔斯大公则是盟军方面最出色的军官。
4月底，科尔布格亲王攻占了朗德勒西埃（Landrecies），曾经陷落的堡垒防线中的第四座堡垒。5月18日，法国军队在图尔科安（Tourcoing）获胜，英军损失惨重，约克公爵仓皇而逃，寻找藏身之处。当时甚至有人谈论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这一天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是查尔斯大公没能亲临指挥，因为他就跟尤利乌斯·凯撒一样，疾病突然发作，据说，他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躺着，几乎不省人事。但大约有一个月时间，盟军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不断击退茹尔丹的进攻，茹尔丹试图从萨姆布勒渡河。不过，沙勒鲁瓦（Charleroi）最终落入法军之手，次日，即6月26日，法军赢得了弗勒吕斯大战的胜利。7月1日，蒙斯陷落；5日，盟军决定撤出比利时。8月，法军收复了四座要塞；科尔布格亲王由里埃热（Liége）撤退进日耳曼地区；约克公爵借道安特卫普撤退到荷兰。10月份，茹尔丹追击奥地利军队，迫使其退过莱茵河。就如同6月1日的海战确立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一样，弗勒吕斯战斗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他们开始发动进攻，并将这种优势保持了20年。不过，在经历了不错的运气和那么多胜利之后，仅仅一个弗勒吕斯的失败，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盟军突然泄气，大败而归。原来，列强中的一个准备抛弃这个同盟。普鲁士本来已同意在那年春天接受英国的财政援助。英国将立刻支付30万镑，然后每月再掏15万镑，条件是普鲁士派出五六万人的部队，听候英国调遣，英国打算以其进攻比利时。然而，马尔梅斯伯里（Malmesbury）协议的墨迹未干，这时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公安委员会已经在敌人阵营的大后方制造了麻烦。在法国人的金钱援助和指导下，科兹塞尤斯科（Kozsiusko）在波兰发动了起义，普鲁士军队的手脚被捆住了。对他们来说，比起法国问题来，波兰问题才是心腹之患，因此，他们的整个心思都转向了相反方向。奥地利人则开始明白，普鲁士将会把他们遗弃在莱茵河地区，就在自己将最好的军队投入到弗兰德斯战场时，普鲁士却会在波兰再次捞到好处。皮特不得不增加对普鲁士的许诺。他派斯宾塞爵士（Lord Spenser）到维也纳，安排增加财政援助的事情。然而，普鲁士已经开始撤兵了。默伦多夫（Moellendorf）元帅于9月份通知法国说，奥地利军队正准备进攻特里尔（Treves），他保证自己不会去做任何可能帮助他的盟军的事。20日，奥地利的霍亨洛赫（Hohenlohe）在凯塞斯洛滕（Kaiserslautem）与奥什开战，并将其击败，这位总司令却派人向法国进行解释和道歉。于是，10月份，皮特停止了供应，普鲁士则完全从对法战场上消失了。
1794—1795年冬天非常寒冷，连荷兰的海面都结冰了。1月份，皮舍格吕（Pichegru）从结冰的莱茵河上通过，不管是荷兰军队还是英国军队，都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奥兰治亲王被迫逃往英国，约克公爵则撤退到布勒芒（Bremen），并在那里上船撤走；28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开门欢迎法国军队。一支骑兵策马来到冻结在海面的舰队，接受了英军的投降。这些英军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保卫的了。荷兰现在已经成了法国人信用的大救星了，它让法国人有了贸易，又给了法国一支舰队，还让法国占据了有利位置，可以从德国人根本没有设防的方向进攻日耳曼地区。现在，牌桌上的形势明显地不利于皮特和他的政策。他的普鲁士盟友已经在4月份与法国讲和，将莱茵河以西的全部日耳曼领土割让给了法国，并盘算着，如果作为选帝侯的英王乔治三世拒绝保持中立，就出兵占领汉诺威。西班牙几乎立刻步了普鲁士的后尘。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后来是一位捍卫者，但自1792年11月份出任首相和阿尔考迪亚（Alcaudia）公爵起，他就拒绝皮特提出的与西班牙结盟的要求，他一直以为，通过向法国保证保持中立，可以救路易十六一命。在这一希望破灭之后，他同意入盟。然而，双方联合出兵占领土伦时就闹得不愉快；乔治三世宣布成为科西嘉国王，更是对西班牙作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一种侵犯。于是，西班牙人对弑君的法国的憎恨渐渐消退了；这场战争成了不受欢迎的事情，而阿尔考迪亚公爵在万众欢腾声中成了和平之王（Prince of Peace）。
我们已经看到了，1792年的入侵如何将最恶劣的人推上了法国的权力顶峰。1793年，恐怖统治与公共危机局势的持续时间几乎完全吻合。就在要塞失陷消息传来那一天，罗伯斯庇尔成了政府首脑，而在弗勒吕斯战役胜利、1794年7月11日法军占领布鲁塞尔之后，他很快就倒台了。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情分开，我们也不能否认下面的论点：恐怖统治拯救了法国。确实，1793年3月份吉伦特派当政时颁布的征兵令，只征召到所需之一半兵员；而次年8月份由山岳派发布并执行的征兵令，则让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士兵，他们被国内的大屠杀逼迫着去面对前线的大屠杀。这就是保守的欧洲进攻法国所得到的结果。法国已经征服了萨沃伊、莱茵河地区、比利时和荷兰，而普鲁士和西班牙则争相与法国媾和。英国确实夺取了法国的殖民地，却失去了军事强国的声誉。只有奥地利和它周边那些依赖它的近邻一起，在更为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战斗，而除非俄国伸手援助，他们是绝无胜利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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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eldt，发源于法国北部，经比利时，在荷兰注入北海。——译者
(2) the Windward Islands，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中部。——译者
(3) Martinique，在向风群岛中部，163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译者
(4) Guadeloupe，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部，163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译者
(5) Lord Castlereagh，1769—1822年，1812年至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
(6) San Sebastian，西班牙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