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现了布雷泽那段戏剧性插曲之后，国民议会已没有心思认真对待国王6月23日的讲话了。研究哲学的观察家一定会对国王作出的合乎政治进步精神的让步感到满足了，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由国王出面进行这么广泛的变革的事。然而，这些妥协仍然不能安抚人民。在那些日子，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而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显然会认可这种看法，也即，对于自我治理的原则来说，次要的自由，如果受到足够充分的保障，要比正式的保障措施更有用；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到，能带来实惠；而那种正式的保障措施则仅存在于理论领域，其益处是没有把握的，不能保证其开明和正义。一个明智的、诚实的、有悟性的政府所能带给人的益处，大于由某种不确定的观点全盘统治可能带给人的益处。不过，哲学家们容易接受这种观点，而议会代表们却听不进这种观点，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他们必须制定出一部宪法。国王主动给予的一切，还有更多的东西，他们都打算获得。而国王坚持要维护的很多东西，他们也决心予以摧毁。国王主动给予的东西，说得好听点，也已经掺杂了各种杂质；因为那些拥有令他们生气的特权、豁免权和好处的等级，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东西，革命运动中的最暴烈力量已经擂响了战鼓。为了消灭这些东西，国民已经对其代表给予了谁也无法废除的支持，给予了他们以不受质疑的权力。
假如国民议会满足于国王给予的那些好处，无条件地屈从于贵族，并为了换取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听任民主制度在整个社会面前丢脸，那它就算是背叛了它的选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它必须有所作为。它也是根据一项原则而采取行动的，这个原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源出于中世纪的上帝，但刚刚被授予世俗权威，这一原则就是：法律并不是发号施令的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之体现，而是服从命令的国民的意志之体现。这一学说的精髓就在于，妨碍自由乃是罪恶行径，绝对的权力不是一种可与其讨价还价的东西，而是应予消灭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绝对权力之反抗，并不关涉利益，亦非为了方便，而是一种神圣的义务。美洲独立战争中流出的每一滴血都是比其事业低级得多的一项事业中所流的，是为了反抗一种比6月23日的法王讲话中所承诺之制度更为正当的制度而抛洒的。如果华盛顿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谋杀犯，那么，如果第三等级可以并且必须使用暴力反对宫廷提出的有违内克尔建议的、既有让步也有顽固的措施，那这正是他们的使命。第三等级的胜利是全盘性的：他们已经使三个等级合而为一了；他们已经迫使国王收回了自己的声明，让他那曾经蒙受耻辱的大臣官复原职；他们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对手的脆弱，他们已经使国民成了他们的靠山。
6月27日，米拉波散发了一份结合了胜利与妥协的致辞，这是他作为国务活动家采取的第一项行动。他说，国王讲话中包含着大量慷慨宽宏的主张，这些主张能够证明国王确实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他希望国民议会以感激之情接受这些主张，而拒绝那些没头脑的国王顾问们强加于国王的那些倒退的主张，并尊重贵族的那些正当权利。他想取精去芜，因而把路易十六与他周围那些妨碍他的人区分开来，如果按这条道路走下去，他或许会取得伟大的成就。他说，“过去的岁月一直是野蛮的兽类的历史，我们正在开启人的历史，因为我们不用武器战斗，而是进行讨论。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偏见。”
这场胜利在给第三等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损失。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哀士的忠告很有智慧，即让其他等级的人各走自己的路。而现在，在强大压力下加入到他们一边的那些原来的反对者，既有办法、也有意志对他们造成伤害。
教士一度曾广受欢迎。出身于农民的乡村教士也很贫穷，跟第三等级有一样的感受。国家的恩惠都给了那些出身高贵的人士，而他们中有一位，即埃克斯主教曾公开宣称他的信念：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不用交税的话，那也应该是生活日益恶化的俗人，而不应该是富裕的教会阶层。当第三等级偶然发现，选举产生的宪法委员会中竟然没有一位教士之后，他们立刻发出呼吁，指出教士在这个委员会中也应当按其人数比例拥有相应名额。他们出于兄弟情谊而拒绝了这番美意。而实际上起草纲要的第二个宪法委员会，就由5位俗人与3位教士组成。贵族则不愿和解，拒绝与持有英格兰托利党人观点的人士结成同盟。对他们而言，各个等级分立，是保证他们已经继承到的、并且要遗传下去的东西之安全的最根本原则。他们坚持各等级分开开会的惯例。7月3日，有138名贵族出席了国民议会，到11日，还有80人出席。他们拒绝在联合组成的国民议会的分组表决中投票，因为他们的授权指令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的顾虑是真诚的，拉法耶特也有这种顾虑；但其他人则将这种拒绝理解为一种抗议，似乎是宣布国民议会不是合法建立的。于是，7月7日，塔列朗提出了一项废除授权指令的动议。不能允许这种指令控制国民议会，这些东西也不应当左右个人的选择。选区居民对一项决定已经发挥了一份作用，那他们就不可能再反对它。不管选举人最初的意愿是什么，最终的法案是由立法机构作出的。国王本人也在6月27日宣布，强制性授权指令是违宪的。然而，代表们宣布自己是永久性的，等于切断了自己与其选举人的联系。授权指令本来就已经是确保宪法保持在国民所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唯一保障，这是防止出现不确定变化的唯一保险。只有国民才能决定前进的方向，给予君主政体、财产和宗教以保护，使之不为心血来潮的想法和民众感情的一时冲动所左右。
西哀士本来就没有指望从与他所谴责的其他等级的合作中得到什么结果，他觉得，某个贵族或高级教士不投票，要好于他们投票给错误的人选。因而他强烈指出，贵族拒绝投票，受影响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贵族们的选区居民的利益。于是，他的修正案以700票对28票获得了通过。
与此同时，6月23日已经占了上风但在6月27日又丧失了这种优势的一派，现在则努力想挽救已经丧失的局面。路易十六又让内克尔官复原职了，又没有免除那些跟他作对的同僚们的职位。他告诉内克尔，他现在不能接受他的辞职，他会相机行事。内克尔不够敏锐，他没有能明白，一旦国王的敌人觉得他们已经足够强大到不需要国王了，国王自己就会被赶走。一个国王，如果仅仅因为他没有力量可以依赖而背弃自己的朋友，抛弃他已经接受的政策，那他很快就该去认罪了。国王成了那些不喜欢他、现在甚至鄙视他的那些人手里的一件工具。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所需要的资源，其实是伸手可及的。几天前那个深夜，那位足智多谋的主教向达尔托瓦伯爵提出的计划，被一些水平稍差的密谋者重新捡了起来。7月1日，人们都知道，在德·布罗里埃（de Broglie）元帅率领下，正在靠近凡尔赛的地方修建一个容纳25000人的兵营，这位将军曾在七年战争中屡建功勋。街道上很快就聚集了来自北部和东部的军官，他们自吹自擂，说已经磨快了自己的军刀，一定能迅速解决掉那些野心勃勃的律师、恣意挥霍的贵族和已经脱去圣袍的教士们。他们竟然胆敢摧毁国家！
国王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暴力的始作俑者。巴黎已经出现了骚乱，在凡尔赛，巴黎大主教也遭到过袭击，被迫答应在国民议会上改变立场。另一方面，波尔多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Champion de Cicé）找到他，恳请他不要向党派利益屈服，不要遵守在受到威胁之下作出的承诺。巴黎大主教却回答说，他已经答应了人家，而他打算遵守诺言。
40年后，查理十世声称，他的兄长之所以被送上断头台，是因为他在这个危急关头，没有断然骑上他的战马。路易十六确实相信，用大军将国民议会代表与巴黎隔离起来，就可以使他们屈服。他觉得，一大批犹豫不决的人会受到影响，会作出妥协，会听进劝告，从而获得奖赏。因而，用恐吓吓唬一下国民议会而不解散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他已经拒绝听从塔列朗的建议，他仍然拒绝他的计划中比较强硬的那部分。他希望通过明智的运作，国民议会或许会放弃其发动叛乱、干那些不必要的傻事的想法。他也许能够恢复6月23日他发表讲话之后出现的那种局面，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按自己的意愿自主制定自己的政策。
对于军队的部署，内克尔了解的情况并不比别人多。7月7日，已经集中了30个团，还有更多军队几天之内就会赶到，那位元帅 (1) 要他的一位立功心切的参谋在其设在凡尔赛的总部中研究巴黎郊区的地图。
危机一天一天地在加剧，国民议会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它确实手无寸铁，但它可以依赖整个巴黎的人民，它也指望军队会士气低落。它的朋友们已经控制了金钱，它已经花了大量钱，用于为一场武装冲突进行准备。资本家站在他们一边，只有它才能阻止宫廷和贵族导致的国家破产的危险。奥尔良公爵的宅第——王宫（The Palais Royal）是一个活跃的组织活动的中心。事实已经证明，国王能力低下，不够真诚，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因而，人们现在把这位公爵看成是王族中最受欢迎的人，他很富裕，又雄心勃勃，完全能够拯救已被路易十六搞得声名狼藉的君主政体。国王的朋友们都倾心于这种想法，在整个世界都已经由于他的性格中的缺点而对他心生厌恶之后，仍然为了他的利益密谋策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想到了他的儿子，而他跟他父亲的性格完全相同，所以也同样不合适。不过，这一点要到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看清楚。
国民议会领导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并没有过高估计他们所处的险境。7月10日，他们那位敏锐的美国顾问莫里斯写道：“我想，危机在人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正在过去；现在，可以肯定必然会出现一个自由政体了。”不过，仍有一位法国元帅率领3万军队正在准备采取行动，几团瑞士士兵也在宫廷信任的军官伯桑瓦尔（Besenval）率领下部署在巴黎，这些士兵以可信赖和勇敢而著称，命中注定他们要在这场事业中继续扬名立万。7月8日，米拉波打乱辩论秩序站起来，他开始采取行动，这个行动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其不朽的效应，我们今天所有人，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天，仍能感受到。米拉波提议，向国王发去一份正式请愿书，警告国王，如果他不撤走军队，巴黎街头就将血流成河；请愿书中也提议，要维护秩序，就应当建立国民卫队（civil guard）。次日，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这份正式请愿书。10日，觐见团团长克雷蒙特·通纳勒（Clermont Tonnerre）伯爵向国王宣读了这份请愿书。7月11日，星期六，早上，国民议会收到了国王的答复。他需要用三天时间来加紧进行军事准备。而在巴黎，煽动家和密谋组织者们也抓紧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反击力量。
国王拒绝撤走他有充分理由而调集的军队。不过，他也准备按照国民议会的要求，将军队调动到离骚动的首都稍微远一些的城镇。国王的答复遭到一阵冷嘲热讽，代表们决定根本不去理它，尽管米拉波还希望予以讨论。在受过这次冲击之后，路易十六准备拔剑出鞘了。这一天，在御前会议上，人们注意到，路易十六紧张不安，用假寐来掩饰自己的疲惫和焦躁不安。会议结束后，国王把一位大臣叫到一边，让他带一封信给没有出席会议的内克尔。在这信中，国王宣布内克尔已被免职，还有一道将他驱逐出境的命令。
内克尔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接到这封信的。跟往常一样，他对自己的亲朋什么也没有说，就起身了。然后他直奔边界，马不停蹄，来到布鲁塞尔。有两个人一直在悄悄地监视着他，只要他改变行程，就将立刻逮捕他。他沿莱茵河溯流而上，进入自己的祖国瑞士，回到自己在日内瓦湖畔的家。在进入瑞士后入住的第一家旅馆，他就碰到了德·波拉纳公爵夫人。在凡尔赛期间，他曾见过她，她是王后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反对他的阴谋的主谋。现在，她也倒台了，不得不流亡国外，成为这个国家后来众多流亡者的先驱。从她那里，从后来接到的国民议会发来的信件中，他得以了解他倒台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此刻他才知道，在一个极度混乱的时候，他本来同时是国王、国王的敌人及整个国家的主宰者。
这就是内克尔在巴勒（Bale）的“三王旅馆”听到的最惊人的新闻。他的朋友们已经由于受他牵连而失宠了，新任财政总监是布勒特伊尔（Breteuil），他曾在科隆纳和弗尔冈纳斯（Vergennes）手下干过，曾处理过钻石项链事件 (2) 。他一直支持奉行那些反对国
民议会的人士的政策，但在那个模糊局势下，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等待着一种更有力的措施和一位强人的出现。现在他终于迈出一步，他提出，贵族应当整个退出国民议会，以抗议三级会议竟然被某些人搞成了国民议会。在一天之内，他大概说服了少数派中的26个人支持他的观点。还有少数人仍留在国民议会中，对于一个具有信念和资源的人来说，说服他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布勒特伊尔如此坚决，巴黎的民主人士也下定了决心，加快了行动步伐，尽管他们还不清楚具体的目标是什么。12日，人们都知道，内克尔已经被驱逐出境了，而军队现在掌握在那些打算对人民使用暴力的人手里。巴黎陷入混乱状态，但中产阶级成立的国民卫队开始维护巴黎的秩序。他们曾与军队遭遇，并出现了流血冲突。
新面孔开始涌现，他们代表着新兴阶级的利益：这其中有卡米勒·德斯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一位能言善辩的新闻记者，他只有文学才能而没有政治天赋，他在王宫花园中对民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历史上的另一位强人丹东（Danton）则初步显示了他知道如何操纵和指挥群众。
13日这一天被政府浪费掉了，巴黎则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人们热烈地谈论着摧毁巴士底狱，行动的迹象马上就可以看到了。14日上午，很多人冲进荣军院，抢夺了28000件武器和若干大炮。巴士底狱位于巴黎的另一端，它古老的城堡俯视着整个工人居住区，控制着整个城市。只要军队从它高耸的城垛上开火，任何抵抗都会被消灭，抢来的那些武器也没有多大用处。
巴士底狱不仅控制整个首都，还笼罩在人们的心灵上，因为它臭名昭著，几个世纪以来，它都是暴君的工具和象征。尽管目前关在它的铁栅后面的囚徒人数很少，也都是无关紧要的人物，但整个世界都知道它历史上的恐怖情形，都知道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家庭，还有它四周那三千座耻辱的坟墓。因而，民众普遍地要求捣毁它，以此作为获得解放的象征。在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大选中，选民们都要求将巴士底狱夷为平地。
早在7月4日，伯桑瓦尔（Besenval）就获得情报，说巴士底狱将遭到进攻。他派出一支瑞士小分队，将其守卫部队人数增加到138人。他没有派出更多军队。就在那天上午，曾经冲人军械库的人已经分发了抢来的武器弹药，派间谍以探视狱中犯人为借口打人巴士底狱，以探查其防御情况。一位谈吐温文尔雅的访问者被带到那可怕的塔楼顶上，从那里，他看到了林立的枪炮，它们在防御士兵的射程之外。这些枪炮已经把巴黎的命运掌握在其手里了，整个巴黎已经失去了防御，已经不可能开火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大约在中午时分，进攻开始了。进攻由弗朗塞瑟斯团（Gardes Francaises）士兵指挥，他们是最早哗变的，已经被遣散了，现在则成了民众军队的骨干。围困行动开始后，民众一直试图放下吊桥。几个小时之后，城堡的主城墙依然完好无损，这个地方仍然跟遭到轰炸之前一样安全。不过，守卫部队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伯桑瓦尔不是那种会率军从几英里外的地方杀过来救援他们的人。他们缺乏给养，士兵们强烈要求指挥官在被打败之前与进攻者达成妥协。他们已经挫败了一百多人的进攻，自己没有损失一个人。但很显然，不管是死伤一百人还是一千人，都不会影响民众坚定的决心，反而会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陷入绝望之中的德洛内（Delauney）抢过一根火柴，想点燃军火库。他手下一位士兵反复劝他，说如果发生爆炸，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个劝说其那绝望的指挥官住手的士兵叫贝卡尔德（Bécard），与他再过一阵得到的命运相比，其实，这本应是较好的结局，因为，他是后来遭到屠杀的四五个士兵中的一位。这个人击鼓要求进行谈判，他摇起了白旗，并获得了对方以法国军官的荣誉作保证给予其安全的口头承诺。
于是，胜利者蜂拥通过了吊桥，他们战胜了这些瑞士士兵，这些伤残退役军人也战胜了已实行13个世纪的君主政体和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室。那些曾在常规军中服役并负责抓捕犯罪分子的人，现在则救出了这些囚犯，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居住区，让他们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正是这些军官指挥了这场装模作样的进攻，但对方却可怜地向他们投降了。然后，他们奋力穿过已经杀红了眼的人群，把那位政府军军官带到市政厅（Hêtel de Ville）。后人一直相信，正是德洛内，让人民第一次走上法庭成了审判者，经过他们审理之后，有四五位政府军士兵被背信弃义地枪杀了。在推搡中，德洛内碰伤了一个旁观者，碰巧这个旁观者是个厨师。于是这个人拔出他的刀，切下了德洛内的头，与其说是出于憎恨，倒不如说是出于职业技巧的自豪感。由国王任命的旧市区长官弗勒瑟勒斯（Flesselles）也被枪杀了，人们怀疑他曾下令德洛内进行抵抗。
一位当时身在法国王宫的英国人瑞格比博士（Dr. Rigby）描述过他亲眼所见的情形。先是过来了一大群人，高举着那个被征服的城堡的钥匙，作为他们胜利的象征。“巴士底狱被占领了，”人们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陌生人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也是自由人了，我们两国之间再也不会有战争了。”然后来了另一个游行队伍，也大喊大叫，喜不自禁，但旁观者却满怀恐惧地看着他们，因为他们手中的战利品是那些被谋杀的军人的头颅。由于国民已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了，因此，任何向他们开火的士兵都应算叛乱分子和卖国贼。外国公使们对于人民热衷于报复而不是致力于正面获得某些东西的想法，无不感到震惊。夜里，元帅下令撤出巴黎，伯桑瓦尔已经全线后撤了，首都已经不再在法国国王的掌握之中了。
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已经意识到了它周围的民众情绪的力量，但在此危险时刻，它依然相当平静。国民议会的势力在缩小，几乎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历史彻底地改变了，并且由那些比它更强大的力量来重写了。14日早上，国民议会推举产生了一个八人委员会来负责起草宪法。穆尼埃和喜欢英格兰模式的人士依然占据上风。但到了晚上，他们的机会就消逝了，因为英格兰模式中竟然还有国王的位置。
那天晚些时候，诺埃勒斯（Noailles）带来了他自己亲眼见到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国民议会这才在充满焦虑的寂静之中知道了，坚不可摧的巴士底狱城堡守卫部队军官的头，已经被挂在长矛上，在巴黎街头四处游街示众了。拉法耶特从座位上猛地跳了起来，议长则和诺埃勒斯立刻直奔王宫。但在那里，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路易十六告诉他们，他已经召回了军队，现在他准备上床睡觉了。他仍然非常平静，他一直没有搞清楚，他必须做些什么，他已经错失了什么。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国民议会乱糟糟地聚会，准备派出几位代表。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就在那个值得铭记的夜晚的短短几小时中，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两点钟，王宫一位高级官员将国王从睡梦中叫醒，闯入者是利昂库尔特公爵罗舍富科（La Rochefoucauld），他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却被公认是这个王国中拥有头衔的贵族中最仁慈、最善良的。他想让他的主子搞清楚目前的事态及其重要意义，要国王明白，政府的权威那一天是如何在巴黎丧失的，明天又将如何在各省丧失。路易十六这才醒悟过来，并大喊道：“但这是一次严重的叛乱！”利昂库尔特回答说：“不，陛下，这是一场大革命！”正是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措辞，这位忠实的臣子使国王摆脱了大臣的愚弄，在随后那个决定性的日子里获得了自己的控制权。在这位公爵的指导下，路易十六与自己的兄弟一起，没有伴随什么盛大的王家礼仪，来到国民议会，向议会表示屈服。面对这令人怜悯的严肃的一幕，代表们一度忘记了自己正当的愤怒以及他们更为正当的蔑视。随后，国王自己走回王宫，他突然有一种胜利之感：议会赦免了他，并全体起立护送他回宫。
斗争结束了，符咒已被破解，国民议会已经统治了法国。为了建立秩序，一大群议会代表赶到市政厅，在那里，拉里·托朗达尔（Lally Tollendal）发表了一篇演说，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兄弟情谊和喜悦之情，他头上戴着花冠出现在群众面前。
为了加强巴黎与凡尔赛之间的联系，国民议会第一任议长贝利被任命为新选出的市政当局的长官，而副长官拉法耶特则被任命为国民卫队指挥官。这是迈向注定要对法国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委员会（Commune）的第一步。在政府的活动已陷入瘫痪状态、它留下的空白还无人填补的时候，成立这个机构也确有必要。
国民卫队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因为它不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社会的军队；不再是服从权力的军队，而是服从民意的军队。它是中产阶级组织的一种暴力力量，为的是对抗在它之上和在它之下的各个阶层；它既要保护自由不受国王侵犯，又要保护财产不受穷人侵犯。它自成立起，就是要捍卫秩序、颠覆政府，因为它就是国民本身，没有任何人胆敢与它抗衡。在巴黎圣母院的祭坛前，拉法耶特起誓效忠于人民，而不是国王。他从来没有展示过保卫和平或指挥打仗的才能，但在他多变的漫长一生中，他确实是最早接受华盛顿之信念的人。
议会代表们从巴黎返回凡尔赛后，有人报告说，人民要求召回内克尔。于是，国会罢免了布勒特伊尔，责成国民议会负责向这位被贬谪的财政总监写一封信。他被驱逐刚刚五天，现在该他的政敌倒霉了。当天也即16日夜里，遭受挫折的阴谋家纷纷流亡出走。路易十六也让他的弟弟出走，既为了他本人的安全，也为了王朝的安全。其他人也纷纷出走。王后被迫罢免了德·波里纳夫人，王后曾对她过于宠信了。现在，王后自己独自置身于其政敌的包围之中。这是第一次大逃亡。剩下的贵族们宣布，他们放弃抵抗，国会议会终于团结到一起了。斗争结束了，第三等级胜利了，而胜利者要得到战利品。
但国民议会并不是胜利者；对于内克尔被罢黜到又发函召回他之间所发生的巨变，它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议员们不过是靠清谈来谋划国事，而巴黎的普通民众却在为国家奉献生命。威胁生命、并被战胜的暴力没有降临到凡尔赛，是巴黎制服了降临的暴力，因而它也拥有统治它自己、统治国民议会、统治法国的权力。首都占有突出地位，因而首都的这种新性质，将使国家从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国。
国王现在成了两个主子的奴仆。他已经向凡尔赛的主子表示臣服了，现在他还必须向在市政厅形成的神秘的新权力当局表示臣服。他已经不得不屈从于代议民主制度。他还得屈从于直接民主制度。如果让奥尔良的大本营也落在他们手里，那就没有安全可言了。在即将逝去的政府与即将到来的政府之间如何选择，路易十六根据利昂库尔特的建议采取了行动。
7月17日早些时候，他下定了决心，他听过弥撒，领受过圣餐，便开始准备回到他的都城。王后跟在后面，带着他的整个扈从，为的是只要发现蛛丝马迹，就立刻自己远走高飞。到城关的时候，国王的目光垂下了，因为平生第一遭，有无数武装人员不把他视为他们的统帅，他们在街两边排了几里长，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不管是国民卫队，还是站在后面的密集的群众，都没有发出致敬的欢呼。现在，除了对国家和议会代表们，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表示敬意。
在这里，国王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和平已经不算数了。所有的人都已知道，已然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权威了，人们对它更为忠诚，甚至国王也得向它表示效忠。在市政厅，国王向新政权表示敬意。在那里，国王确认了新选出的市长，并认可了它所做的一切。国王还向人民展示了由拉法耶特戴在他头上的新帽花，这等于宣告，自克洛维 (3) 皈依基督教以来统治法国的王权，再也不能统治法国了。他在国民卫队总司令操纵的欢呼声中踏上回家之路，而这位司令也曾操纵民众给他以阴郁、可怕的沉默。
一个新的统治时期开始了。伟大的波旁家族的领袖，建立在路易十四的传统之上的那么多权力和荣耀的继承者，在严密的控制下，甚至无法行使一点点权力了。因为在那个时刻，已经没有国王了。首都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向各省发出了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信号，而在那个时刻，无政府状态具有可怕的含义。
那些来到巴黎并感受到那个时期的狂热的国民议会议员们没有能够注意一个事实：那支给予法国以自由、给予国民议会以权力的大获全胜的军队，基本上是由杀人犯组成的。他们的成就的光芒遮掩了他们的犯罪事实。人们仍然需要他们的保护。告诉人们，他们也是流氓，似乎为时太早，可能会伤害这些爱国人士和大英雄。于是，心情复杂的民众就让自己相信，可憎的大屠杀是在危急关头不得已才采取的行动。俄国公使在7月19日写道，在两个世纪前，法国人曾经展示过同样的残忍 (4) 。
7月22日，布勒特伊尔的一位同道富隆（Foulon）和他的女婿，也是一位高级官员的伯蒂埃（Berthier）在大街上被人有预谋地杀害了。不管是贝利还是统领着国民卫队的拉法耶特，都不能保护一位遭到厄运的人的生命。不过，一位举着伯蒂埃的心脏游街示众的龙骑兵，却遭到了报应，他回到营房时，被他的一位战友给收拾了。
拉里·托朗达尔把这件事报告给国民议会。他的父亲秉承了一位流亡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反对汉诺威王室统治的传统。在佛尔柯克（Falkirk），他跟查尔斯·爱德华在一起，曾领导爱尔兰旅，专门破坏英国在丰特努瓦（Fontenoy）的船队。七年战争时期，他在印度指挥作战，与库特（Coote）率领的英军对峙，坚守庞蒂切里（Pondicherry）长达十个月。拉里被作为俘虏交换回国，后来他被释放，条件是接受审判。结果，他被判处死刑，他的并不了解他的为人的儿子也被带到行刑之处，让他们在今世见上最后一面。为了抗议正义遭到践踏，拉里刺伤了自己。他被拉出去处死，就在行刑前几个小时，有人用一件东西塞到他嘴里，不让他出声抗议。
拉里之死是法国司法制度长期以来遭人谴责的一件事，他的儿子多年来一直想给这个案子翻案。小拉里顺便访问过英国，对我们的制度的理解比他的任何一位同胞都准确全面。因而，当没有演说才能的穆尼埃提出他的宪法草案供讨论后，正是小拉里用他那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雄辩才能详尽阐述了它，并使他暴得大名；在滑铁卢战争那一年，他在敌对的思想气氛中，出任派驻根特 (5) 的公使（Minister of State）。后来，他成了法国贵族，但1830年去世的时候，他已经默默无闻了。也就是几年前，有一个不幸的人在伦敦的一个地下室死于贫困，没有人认识他，他也没有求任何人帮忙。他就是拉里·托朗达尔的儿子。
据说，7月22日，托朗达尔在公开抨击巴黎暴行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谈到了他自己，他的父亲，他自己的感受。巴尔纳弗（Barnave）为人正直，也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对这种表演大为恼火，于是大喝一声：“他们以前流出的血就那么纯洁？”
早在巴尔纳弗在断头台上因他的罪而受刑之前，他就感受到了并承认断头台的威力。而正是通过他及像他那样的人，而不通过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我们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有两个比巴尔纳弗更为有名的人物，甚至更为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精神。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Lavoisier）曾写信给普雷斯特利（Priestley）说，如果说确有什么过火之处的话，那也是出于对自由、哲学和宽容的热爱；在法国，出于一个更为卑俗的目的而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危险。杰斐逊对9月份的屠杀也是这样看的：“很多罪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处死了，他们中有的人确实是无辜的。对此，我跟其他人一样痛心。但当时必须利用人民的武装，这台机器并不像炮弹和炸弹那样不长眼睛，而难道不正是某种程度的盲目，才以这么一点无辜者的血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还有一本厚达12卷的巨著，专门论证这些暴行都是古典思想的后果，将这些暴行归咎于哈莫狄奥斯 (6) 、布鲁图 (7) 、泰摩利昂 (8) 。
不过，你会看到，经过批准、认可的谋杀盛行一时，并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国家、或某种观点所特有的。为了证明这是现代君主政体的一大特征，我们也不必去援引性格暴躁的南方各国的例子了，你们只要追溯一下法国历代国王即可，弗朗西斯一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路易十三世、路易十四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费迪南一世、二世、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女王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女王及詹姆斯国王和威廉国王。你们还应该再想想另一群人，而根据一般的看法，他们倒也并不比他们的邻居更坏，他们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对所有这些经过涂脂抹粉的犯罪分子赞美有加，当作英雄一样崇拜。执剑的强人后面，总是追随着一群拿着抹布的懦弱之辈。先是犯罪分子进行屠杀，随后是一大群学者来为凶手辩护。
在整个革命时期，保王党人遵循的是同样的传统。塞吕蒂（Cérutti）曾建议，应当用毒药除掉米拉波和塔尔热（Target）；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曾希望刺杀孔多塞；马勒舍尔伯斯（Malesherbes）则为此而称赏夏多布里昂；热奥尔热·卡杜达尔（Georges Cadoudal）备受保王党人尊重，因为他曾打算刺杀拿破仑。拉·罗什雅克兰（La Rochejaquelein）曾有过同样的计划，并且对将军塞居尔（Ségur）也并不隐瞒。阿代尔（Adair）发现他们在维也纳进行密谋，因为福克斯（Fox）反对刺杀皇帝，并将这一阴谋透露给了他。
在那些根据动机来判断是否道德的人士那里，权势人物所犯罪行引起他们的震惊，会小于反抗压迫的人们所犯同样罪行所引起之震惊，对于前者，诱惑是强烈的，而危险是如此之小。可以肯定地说，被人热爱、并为人所追求的最美好的东西是宗教和自由——我认为，就是这两点，而不是幸福或财产，也不是知识或权力。然而，获得这两者的道路上，都沾满了血污，两者都经常变成对屠杀的呼唤。人类中之最邪恶者，常出现在那些要求追求这两项神圣事业的人士中间。
千万不要让那些错误的学说渗透进你们的心灵，这种学说谎称，为了他们的政体而谋杀人，与为了他们的宗教或他们的钱财而谋杀人相比，不那么无耻，或者声称，有勇气完成那种事情，总比因为怯懦而不能实施那一计划更糟糕。在我们一刻不停、毫不宽恕地谴责马拉和卡里埃（Carrier）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饶过巴尔纳弗。由于在那些著名人物，比如沉默的威廉 (9) 和法尔内塞 (10) 的一生中，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一生中，都可能做出过应被判处死刑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该撇开公正只看我们将要研究的那些人物的活动，更不要说只看他们的思想。
说过这些之后，下面我将向你们描述令人觉得丢脸的景象，披露那些让人愤怒、厌烦、令人伤心的暴虐行径。我希望在作出判断的时候诉诸良知而不是光耍嘴皮子，这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夸示。泰纳曾经说过，“人是一种野兽，天生是食肉的，见血就兴奋。”历代王朝和基督教的历史证实了这段刺耳的话，我们上面谈过的历史事件同样证实了这句话。
在我们发现这场大革命与普遍的法则之间的契合之处之前，在我们认识到这场大革命并不是绝对独一无二、并不是偶发事件之前，在我们承认历史上有很多幕跟它一样恐怖、有很多人一样坏之前，我们不可能明晰地理解这场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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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德·布罗里埃。——译者
(2) 发生在宫廷的一桩丑闻，一个从良的妓女Jeanne De La Motte Valois和她的军官丈夫知道红衣主教罗盎因受到王后的阻挠而不能当上首相，便伪称自己是王后的闺室密友，欺骗罗盎主教，并使其为假冒王后购买了一只价值160万里弗尔的项链，该项链被妓女和她丈夫拿到英国出售。王后从珠宝商处得知此事，但人们却相信，妓女不过是王后的替罪羊，真正的骗子是王后，正是王后的奢侈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此事促进了革命情绪的发展。——译者
(3) Clowis，约465—511年，法兰克国王，墨洛温王朝的创立者，约在5世纪末建立法兰克王国，507年在巴黎建都。——译者
(4) 疑指1572年8月24日发生于巴黎之天主教徒屠杀胡格诺教徒的“圣巴托洛缪惨案”，这种屠杀并蔓延到外省。——译者
(5) 位于今比利时西北部。——译者
(6) Harmodius，古希腊人，曾刺杀了当时的僭主。——译者
(7) Brutus，罗马人，刺杀了凯撒。——译者
(8) Timoleon，古希腊科林斯将军，曾推翻其兄弟。——译者
(9) W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年，奥伦治亲王，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缔结北方七省乌得勒支同盟，成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后被西班牙刺客刺杀。——译者
(10) Farnese，1545—1592年，出身意大利贵族，西班牙腓力二世统治下的尼德兰摄政，1585年攻陷安特卫普，但未能征服英格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