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们已经看到，花了很多时间进行的毫无结果的协商，最后陷入僵局：第三等级拒绝采取行动，除非其他两个等级与他们一起行动；其他两个等级却坚持分开行动，因为这是他们的授权指导原则和国王所规定的。
在西哀士的推动下，第三等级改变了他们的方针。西哀士向他们提出，他们不应当再等待其他等级了，而应当在其缺席的情况下自行行动。他在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 (1) 中论证说，他们事实上就等于整个国民，他们有代表国民的权利。而他的理论就要转化为实践了，因为现在，他们不仅有这个权利，也有了权力。他们了解这一点，因为教士们正在转变立场。6月18日，星期四，即宣布国民议会成立的次日，是个节日。星期五，教士们在是否加盟的问题上分裂了。加盟提议遭到否决，但反对该提议的人士中有12人却声明，只要共同投票决定的事务仅扩展到包括审议政府收入，他们就可以站到另一边。少数派立刻接受了这一条件，并因此而变成了多数派。其他人于是也同意联合投票，到晚上6点钟，149名教士投票支持第三等级。6月19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教士转向了革命的立场。这之前，第三等级由于自己受到质疑的、胆大妄为的行动而受到所有人的指责，就在此时，下层教士却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加入了他们的事业。
王太子刚刚去世，国王一家躲避到马尔里（Marly）。就在教士们投票当晚10点，巴黎和鲁昂大主教赶到那儿，向国王描述了这一事件，并安慰他说，高级教士中，除了四个人之外，还都仍然坚守本等级的立场。在他们之后，又来了一位跟他们完全不同的访客，他觉得国王有必要了解此事。这个人命中注定了将在好几个政府中担任最高级别的国家官员，成为后来的共和国、帝国和君主国中最杰出的部长（大臣），将在维也纳主宰欧洲各国元首，将在伦敦支配欧洲各国的国务活动家，他将作为世界上最精明的政客，而被人广泛地恐惧、憎恨或崇敬。
这个访客就是塔列朗，他也在深夜赶到马尔里，请求与国王密谈。他是宫廷不喜欢的人物。只是在法国教士集体请求下，他才获得奥顿（Autun）主教的职位，教皇曾想挑选他为红衣主教，但路易不许提名他。现在，国王也拒绝见他，而让他去见自己的兄弟。达尔托瓦伯爵已经上床了，但主教是他的朋友，所以同意见他。塔列朗说，政府有必要采取强硬行动。国民议会的做法是非法的、愚蠢的，除非现在就解散三级会议，否则，君主政体就要被摧毁。塔列朗愿意跟他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当局。有几位朋友跟他一块来了，现在就在下面等着。通过最近的暴乱才组成的、也因为这种暴乱而声名狼藉的国民议会，应当被解散；应当依据某个经过修改的选民资格规定，选举产生一个新议会；只要充分地展示一下力量，就能防止他们的反抗。塔列朗提出，要扭转内克尔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是软弱的、摇摆不定的，它已经把法国交给西哀士随意处置。他希望恢复国王的主动权，由国王控制局面，从而实现人们所期望的宪政变革。
伯爵穿上衣服，把这些建议告诉国王。国王也讨厌内克尔的一味退让，也希望看到他被赶走，但却希望代之以从他自己的圈子中选出的亲信。因此，他一口回绝了塔列朗的建议。当时塔列朗就相信，再效力于国王已是徒劳的了，并对伯爵说，此后，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想办法了。伯爵承认他说得对。在阔别25年之后，他们又回忆过这次谈话，当时，其中一位手执法国王冠虚位以待，另一位则以路易十八的名义从他手里接过了这个王冠。
国王之所以断然拒绝塔列朗，是因为他自己已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内克尔等候的时机已经降临了，也即，提出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有明确界定的、忠实地反映人民深思熟虑之意愿的宪法，赶在国民议会之前下手，并压倒国民议会，因为国民议会可能导致危险的动乱和长期的议而不决。早在5月份，内克尔就曾提出过这些措施，却遭到拒绝，他当时也没有继续坚持。但现在，曾被不明智地拖延的政策显然时来运转了。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官员秘密提出了建议，他们也确信，国民议会很快就会走向极端。米拉波本人对国民议会的活动大为震惊，马卢埃也有充分的理由期望采取坚定的措施击退西哀士的革命观点，遏制其地位迅速上升。王后本人和宫中权势人物都请求内克尔修改他的宪法方案；但他不为所动，国王也支持他。他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一，将由国王宣布这些被认为远远超过国民议会所提出、并将因而宣告国民议会为多余的全面措施。
正是这块大石头挡住了塔列朗出任首相之路，它摧毁的是坚固的基础结构本身，而不是那虚幻的影子。这个计划体现了政治家的才干，是内克尔政治生涯的巅峰之作。但他却没有与他本来可以充分信任的人进行沟通，对这一计划严守秘密。这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这个秘密只保守了12个小时。由于亲王们拒绝让三级会议使用他们的骑术学校，所以，三级会议只能使用三处建筑，而不是四处建筑，第三等级由于人数最多，所以准备占用举行正式仪式的大厅。但现在却有人开始收拾这个地方，因为国王马上要使用。
6月20日，星期六，天还很早，宫廷司仪官找到国民议会主席、天文学家贝利（Bailly），说国王下周一要用大厅，并说，原定那天要开第三等级的会议也得暂停。贝利对此并不惊奇，因为，他的一位做眼线的朋友已经警告过他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国民议会会期已经一再推迟，才定在那一天，议员们已经准备来参加会议了，这个通知来得太晚了。贝利认为，这是有意侮辱国民议会，是政府恼羞成怒发动的反击，是对最近的投票的惩罚，他推断——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这完全搞错了——国王将要发表的讲话将是敌意的。因此，在接下来发生的那著名的一幕中，他表现得极为庄重。他是高贵的议会代表的领导人，却被挡住不让进去。大厅的门只开了一个小缝，让他取走自己的文件。代表着整个法国的国民议会发现，根据王室的命令，在预定的开会时间，自己被挡在走廊上不能进入大厅。
这个时候，西哀士盛气凌人的逻辑还没有引起国民议会议员们的怀疑和分裂。温和派和革命者都愤怒了，他们都有一种被某种荒唐的权力冒犯的感觉。包括西哀士在内的一些人提出，他们应当把会址迁到巴黎。不过，他们在附近一个无人打球的网球场上找到了活动场所。在那里，穆尼埃俨然成了领袖，他提出了一种观念，既防止了一些危险的方案出笼，也使他自己重新恢复了一度有所削弱的影响力。他提出一项动议，议员们在给法兰西制定出一部宪法之前，应该信守永不分裂的誓言。议员们立刻就发了这个誓，只有一人例外，他给自己的名字加了个“持异议者”，后来他从后门猛推开人群跑了，要不然会被他愤怒的同事们给撕碎。这一戏剧性的行动，对于他们完成三天前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多大帮助。代表们明白，制宪议会只能是单院制，为了制宪，必须将立法权转让给他们，不能受到约束，也不能被罢免。他们的权力不能受到上议院的限制，因为两个上院都被吸收进来了；也不能受国王限制，因为他们无须国王的认可，也不接受他的否决；也不受国民的限制，因为他们已经发誓不能解散。
网球场上真正发生的事件是，各个派别都团结起来反对国王。他们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进行不受限制的变革的政策，甚至超出了西哀士本人的想象。宫廷的处理不当推动它的支持者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急先锋。最后一位坚持给予王室以保障措施的保王主义者只能从后门溜走。
马卢埃曾想提出一项条款来挽救国王的权力，但他决定不提出来；即使提出来，也会被拒绝。在米拉波看来，17日的议会决定预示着一场内战，但现在，他也勉强跟其他人一起投了赞成票。
就在国民议会在凡尔赛举行其临时的、非正式的会议的时候，国王在马尔里的御前会议上研究内克尔的重要建议。经过一番抗争，在作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后，首相保住了他的建议的主要内容。他们正在收拾文件，准备散会的时候，一位私人信使来叫国王。国王走出去，并叫他们等着他回来。蒙莫兰对内克尔说：“这是王后的信使，一切都完了。”国王回来了，将御前会议改在星期一于凡尔赛举行。政府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得到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的报告的。网球场上的狂热，使欧洲具有最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首相所深思熟虑的计划功亏一篑。确实，正是这位王后，就在这么一刹那间决定了，本来在那年的6月份已经接近实现目标的法国，最后却坠人长达25年、基督教国家历史最恐怖的岁月。
由于网球场会议而改期的大臣们的御前会议倒向了贵族，决心为了贵族们的利益而恢复旧政制的原则。它作出决定，国王应当废除国民议会最近作出的种种决议；应当坚持三个等级分开开会的原则不变，只有在不涉及特权和宪法等问题的时候才可以一起进行辩论；国王也应当再次确认封建主的权力，甚至确认其税务豁免权，除非是其自愿放弃这些特权，国王也应当拒绝承认不分哪个等级均可从事公共管理的原则。
内克尔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国王所作的那些让步如果放在几周前，肯定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而自由制度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逻辑也使得很多人觉得，国王6月23日的讲话应当被承认为一个更为伟大的法国宪章。这是阿瑟·杨的看法，也是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的看法，他曾给美国宪法打上了最后的印记；这也是杰斐逊的看法，正是他起草了《独立宣言》；连西哀士本人后来也这么看。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一直到最后一刻，内克尔都犹豫不决，他还在准备着星期二早上去参加国王的会议。但他的朋友、家人、女儿，那个时代的奇才，都说服他，让他明白，他去参加会议，也不可能得到认可。在这样一个严重的危机时刻，这种举动只会使他的方针中被保留下来的重要内容受到损害。于是，他卸下了他的马车，脱掉了自己的宫廷礼服，留下那个空缺的位子，宣示自己的失败。那天晚上，他得到了被免职的命令。内克尔惹人注目地缺席会议；国王讲话中不容讨论的措辞；国民议会的政令被宣布废除，这一命令是有效力的，并且立刻就生效，而国王作为补偿提出的那些妥协却是遥远的，算不上法律；国王也公开表示支持贵族：所有这一切，让国民议会大为惊恐。在各方已经存在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将宪法问题从国民议会的议题中取消，而交由各等级分别展开辩论，等于宣告了自由政府的终结。国王所持的立场实际上是根本守不住的，因为三个等级分为三院的制度已经终结了。因为，就在22日，星期一，以波尔多大主教和维厄纳（Vienne）大主教为首的149名教士代表已经加盟第三等级。教士代表已经获得过合法的授权，并有能力采取这一步骤。现在，革命派不仅在民众一个一个的投票中取得了优势，也在按等级进行的投票中占了上风。因而通过强制措施将他们分开，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路易十六最后宣布，他决心维护人民的幸福，而如果代表们拒绝合作，他将独自承担这一使命；他指控代表们离开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现在坐在自己的国民议会中，多数教士代表仍然留在三级会议中，但对未来却心中无谱。他们的不确定性立刻非常幸运地得到了缓解。司仪官德勒－布雷泽（Dreux-Brézé）又出现了，他戴着他那紫红色的帽子，带来了国王的口信。大家吵吵闹闹，要他脱帽致敬，但他的答复却非常傲慢，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在一个公开场合描述说，他拒绝重复他已经说了一遍的话。于是，当他问，他们是否已经听清了国王要求他们离开的命令，他得到的是令他难忘的回敬。米拉波大声喊道：“是的，但如果这是在强迫我们，那就请用暴力把我们赶走。”布雷泽的答复是——这是正确的——他不承认米拉波是国民议会的领导人，他转向议会议长。而贝利走到米拉波前头，并说，“站在这里的是全体国民，它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听到这些话之后，司仪官好像突然意识到陛下还在里面，于是他不再争论，返身回到大厅中。就在这一刻，旧秩序已经变了，并为新秩序腾出了地方。西哀士具有一种给自己的思想安上一个锐利的刀锋的天赋，十天前他刚进入议会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到了砍断绞索的时候了”；现在他又开口了，他以极为简洁的话语概括了目下的形势：“你们昨天是什么，今天也是什么。咱们就别理今天的命令 (2) 了。”就这样，作为一种力量而非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君主政体，没有受到责骂，没有被消灭，也没有受到谴责，而是根本就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随之而来的将是君主政体遭到攻击、被消灭、被谴责，而洞烛先机的人士此刻已经看到了断头刀落下的第一道冷光了。米拉波说，“国王已走上通往断头台之路。”
国王在6月23日的讲话中答应削夺特权，但人们要求的是交出全部特权。国民议会接受了西哀士提出的几何学般严谨的推理，网球场上又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件，结果吓得国王跟贵族结成了同盟，他将自己的事业与贵族们的存亡捆在了一起。他选择了支持跟他的利益不一致的利益，他选择了跟一个根本不可能帮助他的等级站在一起，他们不可能为他替他们作出的牺牲给予任何回报，他们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自己一分钟，而他就要被毁在这些人手里了。6月23日的失败在当时就已能看得很清楚了。国民议会在赶跑布雷泽之后，倒也并没有继续闹事。内克尔同意交出职位，使他的声望猛增。在国王的声明影响下，有47位贵族投向了第三等级，他们只是贵族中自由主义少数派中的一部分。塔列朗也率领25名高级教士转而支持第三等级。于是，国王屈服了。他下令还在顽固的权贵们也加入国民议会。这些权贵以非常真诚而严肃的口吻警告国王说，如果就这样屈服，他将失去自己的王冠。达尔托瓦伯爵则反驳说，如果他们竞死硬坚持，国王的生命就将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一位因为言谈优雅、举止令人敬畏而声名鹊起的年轻贵族说了下面这句话，但也仍然没有能够打动国王的心。卡扎莱斯（Cazalès）喊道，“国王可死，但君主政体不能亡。”
路易十六在6月27日撤销了他在6月23日堂而皇之地宣布的东西，让自己脸面丢尽，因为，已有一个致命的秘密。整个巴黎都愤怒了，人民向议员们保证，只要需要，他们就将跟议员们并肩作战。但他们会对住在凡尔赛、又拥有那么多军团的国王有什么影响呢？正好在这个时候，首都训练最精良的一支军队——法国近卫团发生了一次哗变，将王室的存亡交到了手无缚鸡之力而又不稳定的政府顾问们手里。军队是不可信赖的，内克尔早在2月份就对此有所察觉。6月的最后一周，英国、普鲁士和威尼斯公使都报告本国政府说，国王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已指挥不动军队了。手头可以支配的军队已不足以对付国民代表。国王下令征召瑞士、阿尔萨斯和瓦龙 (3) 等地比较忠诚的军队，有10团外国军队，总共有3万人，紧急驰援凡尔赛。他们是王室的最后希望。王室曾告知其可信赖的朋友，只要前线的卫戍部队退守凡尔赛，就可以坚守下去。达尔托瓦暗地里对其中一人说，将会有很多人头落地。他说了一句不祥的谚语，这句谚语在另一场悲剧中名垂青史了：想吃到煎鸡蛋，就不能害怕打碎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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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能是指当年初发表之《第三等级是什么》。——译者
(2) order，也有秩序的意思。——译者
(3) Walloon，主要居住在今比利时东南和南部以及临近的某些法国地区的一个民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