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迦诺公约并没有使有关安全问题的要求得以终结。法国并不准备把对洛迦诺公约的依靠发展到放弃它的大陆联盟或裁减它自己的军备的程度。安全仍然是法国工作计划的中心。对法国的盟国来说，这是必要的，因为洛迦诺并没有为它们做任何事；法国本身也需要利用安全问题作为抵御正在增加的裁军压力的防波堤。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团在1922年第一次遵循的策略现在成了法国政策的正常的部分。每一次英国（以及1926年以后的德国）代表团提醒国联或它的机构裁军的重要性时，法国、波兰和小协约国的代表团便反复强调对安全的需求是裁军的一个先决条件。国联成员国倾向于分为两个阵营：一些人认为裁军将带来安全的增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先增加安全然后再裁军。但是没有人反驳裁军与安全密切相互依赖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相互援助条约草案和日内瓦议定书的不言而喻的基础，而且在洛迦诺以后的时期内该原则继续支配着国联的行动。
有关裁军的谈判将在下一章得到讨论，这些谈判由于1926年为裁军会议建立的一个预备委员会而得以着手进行。但是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国联为解决安全问题而同时做出的努力；因为这些为解决争端而提供新的方法并企图阻止战争的学理上的努力是洛迦诺之后的那段乐观主义时期的特点，而且也是在上一章中叙述的国联的实际行动的姊妹篇。
国联的协定
从1926年到1929年，在为加强安全反对战争方面所制订的方案是特别多产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欢呼某些新建议的诞生。
1926年芬兰代表团提出了一个计划——显然是受到了国联贷款成功的启发——目的是使那些可能受到进攻的国家能够从它们在国联的其他成员那里以优惠的条件得到财政援助。这样的援助将是对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的拒绝对进攻国家提供财政便利的实际补充。该建议最终具体化为财政援助协定，并为1930年的国联大会所通过。然而由于它的实施以裁军协定的签订为条件（根据裁军与安全相互依存的原则），因此它始终仅仅是一个计划。
当1927年国联大会召开的时候，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已经看到了前途的危险，而且夏天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限制海军军备会议已经遭受失败。这些麻烦事把国联大会大大地拉回到安全问题。自1924年以后第一次听到企图恢复日内瓦议定书的私下议论；而且荷兰代表团请求国联大会“继续研究在盟约中表达的裁军、安全和仲裁原则”。因此国联大会请求筹备委员会设立一个仲裁和安全委员会，“它的任务将是考虑采取有计划的步骤，在一个国际裁军条约中给所有国家那种将使它们能够把它们的军备水平固定在最低的可以接受的数字之上的安全保证”。
在1927年和1928年国联大会的间歇期，仲裁和安全委员会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开展了它的工作。它在挪威代表团于大会期间提出的一个建议中找到了灵感。1924年的经验已经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国联成员国都准备沿着仲裁的道路走得同样远。现在提议，通过起草一系列将由彼此认为是适合自己情况的几对或几组国家接受的“模范条约”，而不是起草一个像日内瓦议定书那样由国联作为一个整体而接受的全面协定，将使事情取得更多的进展。于是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可以签订将它们之间的所有纠纷提交仲裁的协定。走得不那么远的国家可能同意将它们所有涉及法律问题的纠纷提交仲裁，那些还根本不准备接受强制仲裁的国家，可能接受调解程序或把战争限制在最小限度的其他措施。该委员会准备了不少于十个这样的宽严不等的“模范条约”以备1928年的大会所用。
面对这种过多的内容，国联大会选择了一种方针，它似乎有意把“模范条约”的好处和一个全面协定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它挑出了三个最有希望的草案，并把它们变成“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的头三章。第一章规定每两个条约签字国都应建立一个常设调解委员会，它的职责是提出一个友好的、尽管是没有约束力的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的办法。第二章规定把所有法律纠纷提交国际常设法院，它的判决将具有约束力。第三章规定把非法律的纠纷提交给一个仲裁者委员会，对该委员会主席的选定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将由国际常设法院来选择。第四条部分规定国联成员国可以同意该议定书的一章或更多章节，而且如果它们愿意，它们能够做出保留，把特殊类型的纠纷排除于该议定书规定的要处理的纠纷之外。
这似乎灵活到足以满足所有的情况。但是该议定书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第一章被认为其本身便没有价值。在战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条约中以及在德国与其邻国的洛迦诺公约中已经做出了关于调解委员会的规定。但是从来也没有利用过它们。第二章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接受国际常设法院法规的非强制性条款之中。第三章恢复了日内瓦议定书的主要障碍之一，并带有令人吃惊的不同，即它完全漏掉了国联行政院，因为行政院甚至未被请求（如日内瓦议定书所规定的那样）去任命仲裁者委员会。在批准1928年国联大会提出的总议定书的两年时间里，只有比利时、挪威、丹麦和芬兰接受了它的全部内容，而荷兰和瑞典则同意它的头两章。
巴黎公约
同时，一个新鲜的举措来自另一个方面。就在1928年的国联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巴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仪式的地点：在此签订了关于放弃战争的条约，通常被称为巴黎公约或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公众对这件事情致以极其热烈的掌声，但这种掌声没有给以国联，这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在1927年大会期间，此时国联已经对阻止战争问题给以了如此之多的考虑，波兰代表团曾提出一个庄严的宣言，宣布“禁止、并将永远禁止一切侵略战争”；而且这个宣言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通过。然而从历史上看，巴黎条约有不同的起源。1927年4月，受到一个有影响的美国民间机构的鼓励，白里安向美国政府建议，在法国和美国之间签订一个条约，宣布在两国之间废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由于很难想象任何国家利益能导致法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因此这样一个条约将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但是该条约将给法国带来某种声誉，并使法国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殊朋友和伙伴；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长时间的拖延之后，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作为回答，即已经建议的这个条约应当是普遍适用的。这个建议被及时接受了。1928年8月27日，六个公认的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和三个其他“洛迦诺国家”（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在巴黎召开会议签署这个条约。世界上其他每一个独立国家都被邀请加入它。
各签字国对它们保证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它们与另一个国家关系中的国家政策的工具”的意义的解释，在它们之间先于该公约签订的通信中得到了说明。条约的始作者已经宣布并不禁止自卫战争。它们并不接受不抵抗的和平主义原则。英国进一步说明，对它而言，自卫的权利包括有权保卫“世界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的繁荣和完整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特殊和巨大的利益”。在美国看来，自卫包括为阻止侵犯门罗主义而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这些解释（由于它们并不被当成正式的保留意见来对待）使条约的普遍性受到削弱。它被许多国家看成是一种原则声明而不是一种责任的规定。每一个国家仍然是它自己的行动的唯一判断者。没有建立或考虑建立任何旨在解释或实行这个公约的机构。
尽管有缺点，但巴黎公约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全球范围的政治协定。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由于重申门罗主义而感到受了委屈并对该条约敬而远之。但其他每一个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迅速参加进来。苏联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对条约竟是如此热心以致它建议并同它的邻国签订了一个特别协定，以使巴黎公约在普遍批准之前就在它们之间生效。不下于65个国家批准了这个条约——这个数字比当时的国联成员国多出七个。某些国家参加进来更多地是出于要去顺应它的愿望而不是出于对条约有效性的任何信任，这的确是可能的。日本和意大利很快就采取行动彰明较著地破坏了它，一个以易于为人识破的借口，伪称是采取一次警察行动，另一个甚至以更易于为人识破的借口，伪称是进行一场自卫战争。但是这并没有破坏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共同采取行动的那些国家已经准备宣布禁止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的合法的手段。由条约的美国发起人使用的“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术语意味着存在一种普世的、未成文的法律，违反这一法律而进行的战争被宣布是一种犯罪。并不存在惩罚对这一法律的侵犯行为、甚至去宣布该法律已被侵犯的任何权威机构。但是这一观念本身已经扎根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之中。
热情地加入巴黎公约自然看起来像是对国联的挑战。国联盟约不包括绝对禁止利用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它只是把战争限定在最狭窄的范围之内，这些限定对其始作者来说似乎具有实用性，于是在某些情况下国联的一个成员国便可以合法地进行战争。现在实际上每一个国联成员国都接受了一种根本不去进行战争的义务（除了自卫），普遍的想法似乎是要求通过将这个新义务纳入到国联盟约中而加强盟约。当英国代表团为此目的而向1929年的国联大会提出一系列对国联盟约的修正案时，没有一个国家感到惊讶。刚刚在英国掌权的工党政府，渴望完全改变它的前任的消极政策。
然而，其过程证明，它远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巴黎公约是一个道义宣言，它基于一种认为战争是邪恶的共识。国联盟约是一个政治条约，在它的基本条款中，它基于1919年的政治家们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权益之计。巴黎公约谴责一切战争，但不惩罚任何战争。国联盟约允许一些战争并禁止另一些战争；但它禁止它惩罚的战争。把精神上如此不同的文件融合在一起，而且还要融合得十分精巧，这是一种超人的工作。如果你只是把巴黎公约的条款硬塞进国联盟约之中，你就制造了一个文件，它的一部分完全禁止战争，而另一部分在某种条件下允许战争——这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你打算进行一种更有机的融合，你就留下了一个修正的盟约——它禁止一切战争，但是只让某些战争受到惩罚——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允诺，即国联盟约的某些部分可以被侵犯而不受到惩罚。
这两种方法使国联看起来既懦弱又无价值。尚有的选择是使盟约第16条的制裁不仅诉诸现有盟约所禁止的战争，而且诉诸巴黎公约所禁止的所有战争。这将不仅要加强国联盟约，办法是使禁止战争绝对化，而且要给巴黎公约以新的力量，办法是如果国联成员国之间违反了巴黎条约就要受到惩罚。这就是1929年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并得到了法国代表团的热烈支持，后者在这个建议中看到了一种受人欢迎的对安全的贡献。最强烈的反对理由是那些已被证明对日内瓦议定书来说是致命的理由中的一个，即对国联盟约第16条实施范围的任何扩大，都会自动地增加那些将与实施制裁最有关系的国家的义务。但是这时的英国政府，1925年的主要反对者，并没有让自己被这种担忧所阻止，因此这些建议的修正案看起来能够很容易得到通过。
如果这些修正案在1929年交与表决，它们确实可能会获得一致的批准，尽管这或许并不阻碍它们后来落得与日内瓦议定书同样的命运。但是委员会对它们的讨论一直拖到1930年的国联大会，到那时一种怀疑主义的气氛已在蔓延。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坚持己见。但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该修正案仍然能够被相当大的多数所通过。但是对能否获得正式通过批准该修正案的那种大多数票则存在严重怀疑；于是做出了一个谨慎的决定，即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下一次国联大会。到1931年9月，英国已经处于财政危机和政府变更的痛苦挣扎之中。乐观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于是对建议的修正案的讨论一直拖到闭会仍然悬置不决。
由英国代表团领导的要把巴黎公约纳入国联盟约中的勇敢尝试是通过国联寻求增加安全的最后的重要事件，它开始于1922年，并在日内瓦议定书大失败后于1927年重新开始。1930年国联大会之后阴云迅速聚集。1931年夏天，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批准了那个总议定书，以及在1931年国联大会上签订的一个不很重要的“增进防止战争措施公约”（它已作为仲裁和安全委员会的 “模范条约”中的一个而开始生效），是不再能激发原有热情的几星火花。1930年的国联大会是最后一次在会上可能产生下述感觉的大会（如许多人在洛迦诺之后感觉到的那样），即这个世界正在一年一年地变成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而且国联正在慢慢地建成将被证明在制止战争方面是一个有效的机构。
杨格计划
我们称之为“和解时期”的两次大战之间的稳定和乐观主义的历史时期，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主要是由于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而带来的法国—德国关系的突然改善。洛迦诺的三人政治家小组——斯特莱斯曼、白里安和奥斯汀·张伯伦继续指导他们各自国家的外交事务直到1929年夏天。在这三人之间培养起来的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是那些年中欧洲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份财富必定被归功于国联，因为只有行政院和国联大会的定期会议才使这些个人关系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敌对被悬置起来，而且除了在有关裁军的讨论中，在日内瓦几乎看不到这种敌对。
然而，尽管法—德问题暂时置于幕后，但却从未被忘记。1926年国联大会期间，这次大会同意德国加入国联，白里安和斯特莱斯曼在靠近日内瓦的小村镇图瓦伊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私人会晤。根据发表的公报所说，两位官员讨论了两国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并把“他们的观点写进了关于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协定之中”，而且已经提交给他们各自的政府去批准。关于这份临时协定的原始文本从未公开泄露过。但不言自明的是，斯特莱斯曼要求立即从莱茵兰撤军并把萨尔归还德国，同时建议以支付赔款的形式作为对这些让步的回报，而白里安个人显然倾向于同意这个建议。然而，法国政府并不准备把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协约国占领莱茵兰和国联控制萨尔的期限做这种大大的提前，而且斯特莱斯曼提出的关于赔款账单大数额的资金支付在财政上也是不现实的。图瓦伊会谈没有结果。但是这种挫折并没有立即引起法—德友好关系的倒退。12月达成协定，结束协约国在德国的军事管制；1927年1月31日撤走了协约国委员会。
图瓦伊会谈的两个主要议题——莱茵兰和赔款——在以后的两年中左右着法德关系。凡尔赛条约把被占领的莱茵兰分为三个区，分别在该条约生效后的5年，10年和15年撤军。在晚了几个月之后，第一区于1925年底撤退完毕。第二区和第三区在1930年和1935年才到期撤军。现在关系已经改善，德国的基本目标已经变成要使整个莱茵兰立即从协约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且在这个计划中的一个次要目标就是使法国政府立即把萨尔归还德国而不要等到1935年的公民投票。斯特莱斯曼仍然希望用一个新的赔款协定来购买这些让步。道威斯计划显然是临时的。一个德国债务（其总额仍未确定）的最后解决是有利于双方的；而且现在赔款支付已经在正常而顺利地进行，德国还希望能够解除在道威斯计划中包括的对它的财政的令人烦恼的监督。
时间在德国方面起了作用。英国的公众舆论渴望看到结束莱茵兰的占领；甚至在法国，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占领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这笔费用应该尽可能快地被用在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1928年国联大会期间，德国与五个主要的接受赔款的国家的代表达成了一个协定：应当开始谈判“早日从莱茵兰撤军”问题；应当任命一个财政专家委员会去准备“彻底明确地解决赔款问题”。该协定意味着同时讨论两个问题。但是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说明只有赔款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撤军；因此注意力便首先集中在解决赔款问题之上了。
1929年2月“财政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该委员会由签订日内瓦协定的每个国家派出两名专家以及从美国来的两名专家（然而美国政府否认对他们的任命是官方的责任）所组成。美国的资深专家欧文·杨格被选为主席；此后该委员会便被称为“杨格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艰苦磋商持续了4个月。1929年6月7日它通过了“杨格计划”并将其提交给了各国政府。
由杨格委员会提出的“彻底明确地解决赔款问题”的办法是采取下述支付形式：前37年每年平均支付1亿英镑（代替道威斯计划的每年1.25亿英镑的最高数字），后22年每年支付较少数量但足够协约国对美国的战债支付，整个赔款应一直支付到1988年。由道威斯计划强加给德国的外国的〔财政〕监督被取消。将不再由债权国而是由德国政府来负责转付这些支付的赔款。但是提出了一种保障防止交付困难的方法。每年大约有1/3（3300万英镑）的赔款作为“无条件的”赔款必须支付。其余是有条件的，即允许德国在一旦交付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在最多两年的时间内延期支付。最后，该计划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清算银行，其任务是接受和分配赔款的支付，在无条件年金的担保下发行国际信贷，并大体上履行一个国际中央银行的职责。
现在剩下的就是获得各国政府对专家报告的批准，并解决从莱茵兰撤军的细节问题。为了这些目的而召开的会议于1929年8月在海牙举行，英国的主要代表是新的工党财政大臣菲力蒲·斯诺登和新的工党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
除非经历严重的和意想不到的困难，杨格计划就不会得到通过。这些困难并非来自德国，而是来自英国。在最近的一些年中，英国的政策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地倾向于同意法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为此奥斯汀·张伯伦曾在某些方面受到批评）。杨格委员会的英国专家似乎过于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制定符合法国口味的计划，他们以牺牲英国为代价，同意在1920年斯帕协定规定的分配给法国的赔款额的百分比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增加。在无条件支付的年金中，将多于3/4的部分给予法国；尽管也做出了安排，在一旦有条件的年金未被支付时补偿英国的这种牺牲，但是这些安排是复杂的且不能令人满意的。斯诺登表示不考虑法国的特殊待遇，他要求回到斯帕会议的百分比；并以一种好斗的和顽强的姿态为他的主张而战斗。这使他在几周之内便成为法国政治家们极其讨厌的人和在英国最受欢迎的人。他获得了他的要求的大部分；而该会议则以通过对杨格计划的修订版本而结束。
同时，在该会议的一个政治委员会上，在斯特莱斯曼、白里安和亨德森的指导下进行了从莱茵兰撤军的谈判。工党政府在英国掌权加强了结束占领的普遍要求；而由亨德森发表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军队都将撤军的公开声明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国政府企图使撤军取决于建立一个委员会去核实〔德国方面〕遵守永久限制莱茵兰军事化的要求被拒绝。该会议达成了一项协议：到1930年6月30日（比预定的日期大约提前五年）所有协约国的军队都应该从莱茵兰撤出，如果到那时杨格计划实施的话。
不存在进一步的障碍。德国帝国银行总裁、杨格委员会的资深德国专家耶尔马·沙赫特警告世界，杨格计划的要求将证明是超过德国的支付能力的。但是这种预言并未被非常认真地对待。1930年1月在海牙召开第二次会议解决几个未解决的问题，并达成一个类似的几乎没有什么遗漏的关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赔款的解决办法。5月17日杨格计划开始生效。六个星期以后，最后的协约国军队离开了德国的领土。
从莱茵兰撤军，以及注定将很快就被取消的赔款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是和解时期的最后的重要事件。在进入到下一个时期以前，还要注意几个具有界标性的突出事件，它们预示着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过渡。三个政治家的合作是1925-1929年中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奥斯汀·张伯伦首先离去了，与保守党政府一起在1929年5月辞职。在10月，在第一次海牙会议结束后五个星期，在它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斯特莱斯曼故去了。几乎与此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大恐慌。它在欧洲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如果你认识到整个赔款结构和协约国的战债支付是如何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投资者和投机商人是否愿意把美元送过大西洋的话。在更长的几个月中，这个世界继续处于一种自以为是非常幸福的生活之中。1930年1月至4月在伦敦成功地召开了海军会议。同年夏天，当最后的法国军队准备离开莱茵兰时，白里安宣布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传阅了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被国联大会礼貌地提交给了一个委员会。
但是这种幻觉并没有持续更长的时间。在1930年国联大会期间，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揭晓；由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有吸引力的演说家领导的、迄今为止无足轻重的小党——民族社会主义党或称纳粹党——获得了100个席位，这引起了普遍的惊讶。12月，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制定出了一份协定草案，它的几乎每一项条款都是意味深长的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主题。到1931年，这场经济风暴已经以其最大的力量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危机”一词则变成了国际事务词汇中最流行的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