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革命当局在取得军事胜利和占有敌国土地的形势下，能够观望等待，直到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发生；同时以尊重它的独立为条件而主动归还其占领地，它或许能拆散奥普同盟，从而取得和平。丹东在10月初显然就想到过这一条出路。但要采取这个方案，就绝对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被宣传战和吞并别国的企图所迷惑，以致同英国决裂。同时，也应该赦免路易十六。总之，这项政策意味着共和派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公会不可能向欧洲提出和平建议。
一、国民公会初期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9月20日下午，正当瓦尔米战役接近尾声时，国民公会召开首次会议，宣布自己正式成立；21日，它已代替了设在骑术院大厅的立法议会。在格雷古瓦的热烈支持下，科洛·德布瓦在会议结束前提出了废黜国王的建议，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同意。第二天，比约–瓦伦又毫不困难地取得国民公会的同意，规定今后的议会法令改从共和元年开始算起。因此，共和国的建立并非根据郑重宣布的理由直接作出的抉择，而是由于革命的法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在推翻路易十六后不得不采取的统治形式。
国民公会不能忠实地反映全国的意愿。8月10日革命势必把勾结外国或有通敌嫌疑的王党统统排斥在外。没有参加选举的群众深深地感到忧虑和不满，他们不想为革命承受重担，却想享有革命带来的利益。新议会是面对危险拒绝一切妥协调和的少数人的产物。根据西哀士的理论，国民公会是体现国民主权的制宪议会，它享有无限的权力：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拥有独裁权。但是，国民公会的成员远不能满足公社和10月8日起义者的要求。一方面，不少议员只是迫于形势才赞成共和。另方面，无套裤汉和主张恐怖与限价的平民在国民公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山岳派还没有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纲领，只是部分地代表他们的意见，而迷恋《土地法》的“狂徒”则遭到一致的谴责。排斥在国民公会门外的极端分子不久控制了科特利埃俱乐部；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在1793年推动山岳派和巴黎各区的前进向议会施加压力，强迫议会按照他们的意志办事。
议会中山岳派和吉伦特派这两个司令部立即发生了冲突。他们都不构成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而是内部意见不一、行动散漫的派别。他们的政见并不截然相反，而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倾向，由于互不相让和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变得分歧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对立最早可追溯到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在宣战问题上的冲突，两人互相指责对方同宫廷勾结。接着，发生了8月10日事件：罗兰夫人不能容忍丹东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在她的周围集合了同丹东势不两立的巴巴鲁、蒲佐和卢维等一伙人，佩蒂昂对巴黎人没有选他当议员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对9月的恐怖全都心有余悸。两派的争执愈演愈烈。吉伦特派在反对中央集权问题上取得了地方行政当局的支持，即使在国民公会下令改选后，地方行政当局仍由温和的资产阶级所盘踞。吉伦特派鼓动自1789年以来广泛发展的地方自治情绪，他们中间虽然有些人对联邦制感兴趣，但整个吉伦特派却从未有过在法国实行联邦制的打算。他们更多地强调地方的独立性，其结果自然更糟。他们同商业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同平民很少交往，自从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以后，便经常在都登夫人、罗兰夫人或瓦拉泽家中会商；他们坚持经济自由的主张，因而同热衷限价的平民百姓不相融洽。两派的冲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资产阶级几乎全都紧跟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尤其在外省，吉伦特派的名称为资产阶级中的王党分子充当屏障。在巴黎当选的山岳派议员自然偏向各区的无套裤汉群众。他们以雅各宾俱乐部为基地，同这些群众交换意见，并为群众的利益辩护。吉伦特派对他们不但是个威胁，而且他们认为，吉伦特派不可能投票赞成或至少不可能有力推行因战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他们终于不无勉强地接受了平民的主张，成为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革命极左派的首领。当然，他们同平民的联合并非亲密无间，随着外省人的不断加入，山岳派就更加不是整齐划一的集团了。
处在两派之间的中间派拥有举足轻重的多数，他们的选择又经常出现反复。这些议员在维护革命和国王完整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但对采用什么手段却游移不定。他们实际上害怕平民，十分接近资产阶级。他们厌恶暴虐和流血，把经济自由奉为准则。但是，在共和国处境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又认为不宜同8月10日的起义者分道扬镳，更何况后者的要求在胜利前暂时尚有用处。所以，中间派的巴雷尔、卡诺、兰代、康蓬等部分议员归附了山岳派。大多数议员比已被仇恨迷了心窍的派别领袖较为明智，他们认识到，共和派本来人数太少，如果发生内讧，只会彻底垮台。为了面对现实，他们不断改变立场，从而使国民公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出尔反尔。
二、党派斗争和处死国王（1792年9月—1793年1月21日）
吉伦特派在最初几个星期享有威望，国民公会似乎已被他们所控制。外省对公社和无套裤汉的嫉妒，屠杀引起的惊恐，由于所有权蒙受威胁而激起的愤怒，军事胜利迅速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全国性的反恐怖情绪，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向吉伦特派靠拢。丹东选择了国民公会议员的职务，离开了执行委员会，“德高望重”的罗兰从此成为执行委员会的领袖。公社直到11月底才被解散，但在这以前它已失去了它的特殊权力，并撤销了监视委员会。中央政权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纷纷被召回。警察由罗兰和议会公安委员会接管。查办嫌疑犯已经停止，被捕人犯已陆续释放，许多被流放的神甫和流亡贵族已允许回国。随后，8月17日成立的人民法庭已经取消，正常的法院恢复了工作，不再有镇压反革命的专门司法机构，高等法院也被取消。粮食贸易法规已不再适用，9月法令从未得到真正执行。罗兰始终反对限价；由于限价在厄尔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再次引起了重大的骚乱，罗兰于12月8日下令恢复粮食贸易自由。战争开始以来，军需供应商简直福星高照；在比利时战场，依靠杜穆里埃的配合，他们更是财运亨通，特别是爱斯泊涅教士。新任国防大臣巴什一度曾设立“采购署”代替军需供应商，遭到了杜穆里埃将军的不断抗议，国民公会最后让他自行处置供应军需的必要开支。
与此同时，由于不必再加固巴黎城防，负责挖壕筑垒的工人均被解雇，罗兰并在国家工场中恢复了计件工资。他竭力主张取消公社规定的每磅三苏的平价面包，不再把这大笔开支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农民的利益也遭受损害：平分公地和出售流亡者产业已被推迟。这项政策使无套裤汉对罗兰分子更加怨恨。但在国民公会，这项政策却没有遇到人们所设想的抵制；在粮食贸易的大辩论中，作为正统经济学家的圣茹斯特指出，对付价格上涨的唯一办法是紧缩通货。罗伯斯庇尔虽然雄辩地反映平民的怨愤，并要求制止囤积居奇，但没有提出征购和限价的建议。共和派在对待教会的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他们拒绝了康蓬关于取消从国家预算中开支信仰费的建议。但是，在12月，他们平静地讨论了孔多塞所作的关于建立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公共教育的报告，这项报告没有被通过。最后，丹东不同意罗伯斯庇尔处处与吉伦特派为敌的立场，主动向吉伦特派提供支持。
正如勒瓦舍尔所指出的，丹东实质上属于中间派。他一心想抛弃极端措施；当泰奥都尔·德·拉默在10月从伦敦赶来向他说情时，他曾答应尽全力去救护路易十六。他知道这是和平的条件之一。为了求得和平，他甚至会同意恢复君主立宪，例如让沙特尔公爵就任国王。早在10月4日，他就建议宣布祖国不再在危急中。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必须有了和平才谈得上稳定局势和采取温和政策。这个困难必须通过共和各派的团结才能够解决，至少也要使山岳派不公开反对。丹东于9月21日和25日在否定联邦制的同时，否定了专制和土地法。从理智出发，吉伦特派应该同丹东握手言和。
但吉伦特派却想压倒他们的对手。他们要求清算丹东的秘密开支，而丹东又交不出账目；罗兰夫人还把王室失窃的财物说成被丹东所偷盗，这就把丹东推到了左派的一边。9月25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企图擅权独裁；对公社的攻击成倍增加；卢维于10月29日再度向罗伯斯庇尔开火。吉伦特派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们企图把屠杀和革命专政的罪名加在那些没有像卡拉和巴巴鲁一样投靠他们的8月10日起义者身上，并进一步加以惩办。他们完全懂得，在这样的威逼下，巴黎的无套裤汉忍无可忍时会冒险再次闹事。因此，罗兰于9月23日要求国民公会设置守卫；因爱上罗兰夫人转而反对其旧伙伴的蒲佐鼓吹成立旨在保护国民公会的“州国民卫队”。
国民公会大多数议员虽然与吉伦特派一样讨厌无套裤汉，但不同意让吉伦特派处置对手。这就暴露出第三派的存在，即与山岳派相对而言的平原派，或用贬义的名称，即沼泽派。他们暗中承认罗伯斯庇尔11月5日的发言是篇出色的辩护词：8月10日的某些后果令人惋惜，但对于推翻了路易十六和制止了通敌阴谋的人们，绝对谈不上予以法办。否则，国民公会岂不等于谴责起义和葬送自己的权威；此外，如果它对巴黎的无套裤汉使用武力，就会使自己受王党的摆布。因此，国民公会仅对马拉表示鄙视。罗伯斯庇尔没有被法办。经过这场考验，罗伯斯庇尔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山岳派的领袖。为了避免挑动外省反对首都，国民公会对外省寄来的支持吉伦特派的文告只能表示欢迎，并听任外省自发派遣许多联盟军前来巴黎。
吉伦特分子这次由于未能说服国民公会，他们的势力开始下降。在执行委员会，国防大臣巴什和海军大臣蒙日脱离了罗兰。巴黎资产阶级坚持不参加选举，雅各宾分子掌握了州政府，公社选了一名温和派分子任市长，但又配备肖梅特和埃贝尔任正副检察长。更糟糕的是山岳派在反驳时指责他们的对手拖延审判国王。
吉伦特派确实希望拖延审判。他们的国内政策要求宽赦路易十六。丹东曾对拉默说过：“一旦把国王交付审判，怎么再能救他？国王出庭受审，他就必死无疑。”事实上，国民公会只有宣布国王有罪这条路可走，除非它对8月10日的起义、它自身的存在、共和国的成立统统加以谴责。罗伯斯庇尔于12月2日以不容置辩的逻辑向国民公会指出：“假如国王无罪，推翻国王的人便有罪……制宪议会禁止你们去做已经做过的一切……你们应该向路易十六跪下，恳求他的饶恕。”在认定国王有罪后，国民公会就很难不判国王死刑，因为他召请外国入侵法国，因为力争为同伴报仇的无套裤汉认为他是杜依勒里宫设伏袭击的主谋。为了救国王一命，必须不提审判的问题，这正是吉伦特派的愿望。但是，他们既要排挤山岳派，就不能阻止山岳派打破沉默：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注。
国民公会到11月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听取了瓦拉泽和梅勒的平庸乏味的报告后，辩论开始呈胶着状态，一直拖到11月20日，从宫中发现了装有罪证文件的铁柜；由于疏忽，罗兰没有先独自检查文件的内容，从而铸下了大错，使审判国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12月11日，路易十六出庭受审：他或者矢口否认，或者以宪法作掩护。他获准聘请了特隆歇和马勒谢尔伯为咨询律师。26日，德歇兹律师提交了辩护词：他也否认国王犯有叛国罪，但他主要指出国民公会无权审判国王，并强调国王人身不受侵犯。作为制宪议会，国民公会理应拥有全部权力，大多数议员对此毫不怀疑。在瓦伦事件后，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一致主张，君主仅在其文书符合宪法、并经一名大臣副署时才能免于追究责任。1792年7月3日，维尼奥曾愤怒指出，宪法中恭敬地对叛国罪只字不提，这竟被解释成国王免受法律起诉。尽管如此，吉伦特派采取了阻挠的手段。他们要求将波旁家族一概放逐，其借口是：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人打算让已当选巴黎议员、改称菲力浦–平等的奥尔良公爵代替路易十六。这样，山岳派便被迫为奥尔良公爵辩护，吉伦特派就能指责山岳派是王党。随后，他们又坚持判决须交人民批准。巴雷尔于1793年1月4日用他最杰出的演说对他们进行了反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又说，弑君将导致全欧性的反法同盟，使共和国再次处境危急。这是避免审判的决定性理由，但到现在提出已不合时宜，它只会使吉伦特派理屈词穷，因为他们在11月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
投票在1793年1月14日开始，每一名议员都登台陈述理由。认定国王有罪获一致通过，诉诸人民的建议被否决。决定国王生死命运的投票从16日开始，延续了二十四小时之久。在出席的七百二十一名议员中，三百八十七人主张判处死刑，三百三十四人反对。但是二十六名主张判处死刑的议员曾建议考虑缓期执行，其中梅勒最早想出这个巧妙的主意。如果他们以此为条件，真正主张判处死刑的票数只多半票，因此必须让他们明确表态。经过协商，决定就缓刑问题举行了投票，议案以三百八十票对三百一十票被否决。每次投票，吉伦特派都发生一次分裂。
在审判期间，巴黎各区动荡不安，谣传纷纭，都说议员们将因害怕而退让。一位名叫勒佩蒂埃·德·圣法戈的山岳派议员于1月20日被王党刺杀，但受害丧命的毕竟仅他一人。另方面，收买政策使少数派人数不断增加。西班牙驻法代办奥卡里茨不仅公开拉拢议员，而且从银行家勒戈特那里借到二百万巨款，广为散发。直到最后时刻，王党仍抱有希望，而投票结果使他们感到意外。
1月21日上午，公社在通向断头台的路上布置了全部国民卫队。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引颈受刑。除个别地区例外，全国都保持沉默，但人们在思想上震动很大。处死国王的后果如何，将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肯定，这刺激了一些人对国王的怜悯，又加强了另一些人的信念。但总的看来，忠君思想无疑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既然一位国王已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被处决，君权也就永远丧失了“神授”的性质；而在处决路易十六以前，即使法国革命也未能将君权神授予以勾销。随着国王的被处决，投赞成票和投反对票的两派议员之间结下了不可解开的仇恨；整个欧洲决定发动一场剿灭弑君者的战争。面对这些后果，大多数法国人被惊得目瞪口呆。审判国王其实是“调和派”和“不调和派”之间的一场斗争：前者为了实现和平，多少有意识地准备同反革命派妥协；后者则切断任何后路，使民族危亡同战争胜败联结在一起。
三、宣传战和领土兼并
吉伦特派希望避免专政和不杀国王，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实现和平。然而，他们却偏偏主张战争：他们眼看无套裤汉在远离他们，便大胆抬出法国是世界的解放者这个幽灵，竭力把无套裤汉争取过来。这里并不单纯是派性在起作用，浪漫的梦幻迷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凭本能感到，宣传战仍为革命人民和许多山岳派分子所珍爱，革命人民之所以责备吉伦特派，并非因为吉伦特派开展了宣传战，而是由于他们未能打好这场宣传战。
国民公会对有关革命前途的某些紧迫问题迟迟不肯作出决策。人们相信，被占领的国家渴望摆脱旧制度。但是，究竟让这些国家自己解放自己，还是迎合它们的愿望，直接在那里“设置政府”？此外，法国究竟应该自己出钱，即通过输出铸币的办法，去解放这些国家，还是应该用征购实物和索取赔款的手段去养活自己的部队？巴黎的外国难民十分活跃，其中的克拉维埃竟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大臣，他下令将迁就日内瓦贵族的孟德斯吉乌免职。在11月，尼斯、萨瓦和莱茵诸国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它们要求并入法国。由于接不到指示，将领们便各行其是。安塞姆改组了尼斯当局，设置了市政府；孟德斯吉乌在萨瓦则听任各俱乐部自行成立，并于10月20日召集“亚洛布罗吉国民议会”。在莱茵地区，库斯丁亲自着手组织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因兹俱乐部——积极主张废除封建制。杜穆里埃希望成为独立的比利时的首脑，他商得冯克派的同意，决定选举各省议会，以代替三级会议，这一行动足以使他同国家派闹翻。此外，他阻止不了反教会的民主派在列日取胜，更不能阻止他们在其他各地开设立即引起教会敌视的、大吵大嚷的俱乐部。在财政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也因地而异：安塞姆、孟德斯吉乌和杜穆里埃尽量少向当地居民索取；杜穆里埃试图向教会借款，他的军需供应商用纸币购买物品。相反，在莱茵地区，库斯丁在占领区就食，向富有的资产者，例如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征收税款。直到11月中旬，国民公会仍不表明态度。
就在这时，发生了热马普战役。信心和热情顿时大增。山岳派也同样兴奋，罗伯斯庇尔不再试图抵挡这股滚滚洪流。人们甚至不肯花时间认真思考。11月19日，当鲁勒陈述美因兹俱乐部的担忧以及它希望取得法国的保证时，拉雷韦里埃–勒卜当即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决定向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提供“博爱和救援”。由此，革命向世界进行了挑战。27日，格雷古瓦在接见前来祝贺共和国取得成功的一个英国代表团时，预祝一个新的共和国不久将在泰晤士河两岸诞生。布里索全力推动同西班牙断交，他说：“只要波旁家族还有一人留在王位上，我们的自由便不得安宁。同波旁家族决没有和平，因此必须考虑讨伐西班牙。”他要杜穆里埃派手下的军官米兰达去组织拉丁美洲的起义。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没有被忘记。布里索于11月26日写道：“只有整个欧洲着了火，我们才能安宁”；肖梅特在16日已经预言：革命政权不久将在全欧建立，直到俄国为止。各国在法的政治难民有力地鼓动法国东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克洛兹；荷兰人要求杜穆里埃侵入他们的国家。马谢那和黑维亚在巴约讷组织对西班牙的革命宣传。
自然，国民公会首先要解决被占领国家的命运问题，由于占领地区已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沿岸，有人主张将法国的疆土扩展到“天然边界”为止。从此以后，许多历史学家都把这种理论说成是王朝遗产和民族传统。其实，法国的历代国王似乎从未有过这个设想。曾经有几代国王向尼德兰扩张他们的势力，在十六世纪前，尼德兰的佛兰德公爵曾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尼德兰的边界曾十分靠近巴黎，甚至影响法国国王的安全。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路易十五不再效法先王。由于偶然的机会，亨利二世进占了三个主教国，黎塞留又占了阿尔萨斯。但在更接近北部的地区，法国从来只求保住莱茵河左岸的几块领地。因此，所谓天然国界命定地构成法国框架的说法，大概是在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产生的浪漫想法。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何况可以肯定，人们的思想也已经有了准备，因而乐于接受以上的说法。天然边界的概念至少在为黎塞留效劳的一些文人那里已经出现过；被十八世纪奉为经典的史学家梅泽兰作出了明确的表述。此外，或许人们对学校时代听到的关于《高卢战记》的解释没有完全忘记。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恺撒确实如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那样，划定了高卢的界线。总之，布里索在11月写道：“法兰西共和国只能以莱茵河为界”，执行委员会为了讨好安特卫普人，竟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置之不顾，于16日决定开放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似乎比利时已经并入了法国。因此，解放事业就有演变为征伐战的危险。宣传的失败和军事的需要加速了这种演变：几星期后便见了分晓。
如同吉伦特派一样，国民公会本希望在法国四周出现几个姊妹共和国。但人们不久明显地看到，被占领国的居民对此表示反对，或谨慎地持保留态度。再说，军事占领给各地带来了痛苦或困难，人们希望从这种痛苦和困难中解脱出来。唯有萨瓦直截了当地废除了旧制度，要求并入法国。相反，比利时派出代表团，于12月4日向国民公会要求承认该国的独立：这些代表本身因害怕教会，不准备采取全部革命性改革。莱茵地区的情形同样如此。总之，各国人民既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又不愿别人解放他们。共和派为此怒不可遏。丹东于9月28日惊呼：“我们在给予人民自由的同时，我要说，我们有权告诉他们：‘你们不会再有国王了’。”革命的外国朋友想到，如同反法联军获胜一样，独立会使他们受敌人的摆布。尼斯人于11月4日就说过这样的话；美因兹俱乐部感到十分孤立，福斯泰终于建议同法国合并。
11月27日，国民公会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意萨瓦并入法国。格雷古瓦在为法令辩护时援引的理由如下：主权属于国民，萨瓦天然就是法国的一个地区，法国和萨瓦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些条件至少要求，在决定每个被占领国并入法国时，应分别进行讨论。可是，军事和财政的需要却加快了兼并的步伐。
11月30日，正当杜穆里埃及其军需供应商大吵大闹，责备“采购署”置军队于缺衣少食的境地时，国民公会派遣了几名特派员来到比利时。卡缪代表特派员回国报告时指出，部队确实备受饥寒之苦，因此杜穆里埃推翻了康蓬的决定，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是，卡缪通知政府各委员会，杜穆里埃不会借到足以应付其开支的钱：这些开支应该由共和国负担。康蓬回答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不能把战争再继续下去了。战争应该伴以革命的措施。教会、王公以及“助纣为虐者”的财产要一概没收，充当指券的抵押，而指券要在被占领国流通，以免法国向那里输出铸币。什一税和领主权要废除，旧税收要取消，改变为向富人征收捐税。新的行政官员要推行改革：凡向自由宣誓和放弃特权者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群众就会感受到革命的好处。“向宫室开战，给茅屋以和平”这个著名的法令于12月15日在欢呼声中被通过。在法国刺刀的保护下，少数革命分子着手建立专政，他们不顾人民愿意与否，硬要人民出钱去换得幸福。这一次，杜穆里埃终于碰了壁。他不但要取得经济独立，而且竭力迁就比利时人，以便将来有建立独立政府的可能时，自荐出任政府首脑。战争进行了还不到一年，他已开始玩波拿巴的那套把戏。眼看自己的计划全遭搁浅，杜穆里埃于1月1日赶回巴黎，最终一无所获。
正如罗伯斯庇尔所预言的，采取以上的措施，结果是场灾难，就连平民也拒绝接受这份得不偿失的赠礼。三十名特派员分布在比利时各地，强制推行国民公会的法令。康蓬于1月1日为从比利时榨取六千四百万里佛而自鸣得意，但他剥夺教会财产，势必同约瑟夫二世一样失去居民的支持。同月17日，特派员毫不掩饰地指出，只要法国打一次败仗，比利时居民就会群起造反。其他各国的情形也同样如此；萨瓦开始同法国疏远。国民公会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兼并是在被占领国预防反革命的唯一手段。尼斯于1月31日并入法国。当天，丹东要求对比利时采取同样措施，他用特别简短的话语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共和国必须把版图扩大到天然边界。2月14日，卡诺援引历史为证，补充了这项声明：从这天然范围中离弃的各部分，“纯粹是非法侵占的结果”。由于不敢召集比利时全国议会，合并的问题在法国代理人的亲法分子主持下被交付各省分别表决。莱茵地区在同样条件下选出了一个议会，于3月17日同意并入法国。国民公会在当月完成了批准手续。于1792年11月刚成立罗拉西亚共和国的原巴塞尔主教国在1793年3月23日变成了蒙代里布尔州。
就在那时，反法大同盟已基本形成，开始向共和国发起进攻；从此，只有军队才能保证这个政策的成功。当国民公会经过六个月的讨论终于采纳这个政策时，军事失利已经开始了。
四、与英国断交
局势的发展使皮特感到突然。他在1792年2月17日作预算报告时曾断言英国能安享十五年和平。为此，他削减了二千名水兵和五千名士兵。当大陆爆发战争时，他严守中立。他大概像所有人一样，以为革命不久将被镇压下去，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反过来会使英国的骚乱气馁。
民主派的宣传在日趋扩大。好几名辉格党领袖在4月组织了“人民之友社”。但这些激进分子控制不住局面：就像在法国那样，民主派从天然的斜坡上往下滑，开始触及社会纲领。潘恩于2月发表《人权》的第二部分时，猛烈攻击英国贵族，建议征收累进税，凡收入超过二万三千英镑的部分一概归公。葛德文正在写作其主张实行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正义论》一书，该书于1793年出版。然而，早在1791年末，伦敦的一名穷修鞋匠托马斯·哈第在一家小酒铺集合了几名工人，他们于1792年1月25日成立了共有八人参加的“伦敦通讯会”，规定每星期缴纳会费一便士。与此同时，谢菲尔德有五六名工人也组织了起来。无产者或至少手工业者参与公共生活，这是一件大事：社会问题已成了政治现实。斯托克波特俱乐部指出：“正是我们的劳动养活了君主、贵族和教士，我们不是伯克先生所说的群氓。”苏格兰诗人彭斯以更加粗犷的言词表达了平民的感情。新人物的涌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3月24日，各俱乐部代表在诺威奇举行会议，希望实现自由之友的大团结。平民联合的思想不久成了贵族的心腹之患；贵族担心十七世纪的“平等派”将会复活。如同法国一样，民主宣传的抬头是由当时的经济形势造成的。谷物法的执行在1791年变得特别严格；这也是英国出口小麦的最后一年。从冬天开始，面包价格日益昂贵；1792年预计将会歉收。到了5月，骚乱此起彼伏，罢工也成倍增加。那些不住在兵营而仅靠薪饷维生的士兵深受物价上涨之害。他们在各俱乐部的鼓动下，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军纪逐渐松弛了。爱尔兰的形势也不妙，土地暴动在那里重新出现。天主教的抵抗分子和新教的“黎明之友” (1) 开始同政治团体携手合作。这些团体——例如沃尔夫·汤恩于1791年末组织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还有于1792年2月由各地方分会派遣代表组成的“天主教委员会”——一致要求废除对非国教的新教徒的限制和给天主教徒选举权。格拉坦在议会为这个纲领辩护，但同时又不赞成骚动。天主教徒的要求在对法宣战前不久终于得到了满足，但其他建议均未被接受。
直到1792年5月，皮特似乎没有感到惊慌。就在5月，虽然他拒绝了格雷关于选举改革的新动议，他仍让关于文字案件需交公法团审理的福克斯法案得以通过。但在21日，国王在一篇文告中突然检举有的出版物“混淆视听”，并下令追查。同时，政府开始津贴保守派的宣传。6月，在赶走了长期同他作对的掌玺大臣梭罗后，皮特开始同波特兰领导的辉格党右翼谈判，企图组织联合内阁。如果没有国王的反对，皮特本想接受福克斯加入内阁；由于排斥了福克斯，联合内阁也就组织不成了。
法国民主派的胜利促使英国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一次，皮特和格伦维尔不再隐藏他们的个人感情，因为他们反映着乔治三世和广大选民的感情。驻巴黎大使高威被召回国内，同肖夫兰的一切官方关系全告断绝。皮特的冷淡和格伦维尔的倨傲使非正式会谈难以进行。何况，法方又提出承认新政府作为先决条件，英方则指责肖夫兰支持在野的辉格党和资助民主宣传。9月屠杀事件后，大批难民涌向英国——总数达三千七百七十二人，其中神甫约二千人，舆论界反应十分强烈。人们传说，巴黎的雅各宾分子竟以人肉为食。沃森主教等对革命同情者发生动摇，开始转变立场。丹东的使者诺埃在9月承认，局势正变得日益危险。
虽然如此，民主宣传在秋季仍进展迅速。革命的初步胜利，无论在法国或英国，都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情绪，革命者公开组织庆祝活动，哈第的通讯会派遣代表向国民公会祝贺。在苏格兰，缪尔于10月3日创立了“宪法和人民社”，彭斯集资购买大炮送给法国，并在剧院中高唱《前进曲》。据揭发，有人在私造武器；伯克于12月向下议院进行检举，并拿出一把匕首掷在地上当作证据。11月24日，诺埃断言革命运动即将兴起，贵族和资产阶级一面毫无根据地硬说英国的俱乐部分子企图暴动，一面又指出皮特能够应付局面。历史学家里夫斯建立了“反平等社”。大批忠君的和排法的团体纷纷出现。随着战争的迫近，统治阶级十分乐于制造惊慌，这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既能就此向法国报复，夺取它的殖民地，又能乘机镇压民主派。出于这个打算，皮特和格伦维尔为同法国绝交而高兴。他们宣布，向各国人民许诺友爱和援助的11月19日法令是一份“宣战书”；这实际上就等于指控英国的民主派犯有叛国罪。潘恩因在加来海峡州当选国民公会议员，被缺席审判。缪尔刚动身前往巴黎，司法追查便接踵而至。此外，对法开战还可以加强政府在议会中的权威，因为部分辉格党人将抛弃福克斯和投靠多数派。
然而，皮特只是为了维护英国的特殊利益，才下了断交的决心。11月6日，格伦维尔还对驻海牙大使奥克朗声称，他认为放弃中立没有任何好处。皮特在10月16日说过，如果法国兼并萨瓦，事情就会发生全盘的转折。尽管如此，即使法国兼并了阿尔卑斯和莱茵地区，皮特恐怕也不会断然动武。但是，杜穆里埃和国民公会如果以为皮特会听任他们征服或兼并比利时，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至多可以设想，皮特或许能容忍杜穆里埃把战争引向比利时，但他要杜穆里埃的正式保证作交换：法国未得英国的认可，不能支配比利时的命运。勒布伦曾派马雷向皮特保证，共和国将不把比利时据为己有；开放斯凯尔特河入海口一事使马雷的使命失去任何价值，在皮特看来，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具有象征的意义。国民公会12月15日的法令证明了皮特的看法是正确的。何况，英国是荷兰的盟友，开放斯凯尔特河直接有损荷兰的利益。一支法国舰队闯过了荷兰设置的各道关口，陆海军统领面临法国的入侵威胁，要求英国给予支持，皮特立即答应了请求。
吉伦特派在12月显得犹豫不决：他们曾希望争取英国和普鲁士。波尔多和其他港口的资产阶级已因殖民地的动乱受到了损失，他们对海上战争不能怀有好感。热马普战役以来，杜穆里埃一再坚持进兵荷兰；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中心，不少人以为入侵荷兰后军费便有了着落。然而，执行委员会于12月5日却推迟作出决定；后来，国王审判案终于促使吉伦特派用外来的威胁进行恐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吉伦特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海军军官盖尔森于1月1日列举种种理由说明法国可以认为英国不堪一击，这个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现代迦太基将如同纸糊的大厦那样彻底倾覆。至于山岳派，他们对必然导致扩大战争的措施都不反对，甚至鼓掌拥护。罗伯斯庇尔保持沉默。吉伦特派为了掩饰自己的犹豫，只要对方有反对的一点表示，肯定会加以揭发。这一次，党派斗争又起了决定的作用。杜穆里埃赶到巴黎后，于1月10日取得了执行委员会的赞同，但命令于31日才终于发出。吉伦特派因此丧失了两个月时间，否则，占领荷兰就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皮特和格伦维尔表现得非常果断。格伦维尔于11月29日接见了肖夫兰，向他指出16日的决定和19日的法令必须撤销。皮特于12月2日向马雷作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前一天，他已下令召集民兵。议会于13日开会，除个别例外，辉格党议员决定支持政府。福克斯、兰斯多恩、谢里丹谴责了法国的行动，但在荷兰不受侵犯的条件下，他们坚决反对战争。皮特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20日，要求增加水兵二万人；31日，议会通过了外侨法案；1月，停止装载粮食和原料的船只开往共和国。路易十六之死加速了事态的发展进程。肖夫兰于1793年1月24日开始收拾行装；勒布伦预计事情已不可挽回，于25日将肖夫兰召回国内。在肖夫兰到达的当天，即2月1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宣战法令，议案的报告人竟是布里索!
五、与南方各国断交
对英国说来，处死国王只是一个借口；西班牙则不然，处死国王是它同法国宣战的真正原因。8月10日以来，阿兰达仍处处迁就法国，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流亡神甫的措施。勒布伦不顾布里索的反对，要布古安大使采取克制态度，并建议在西班牙承认共和国之前，两国同时裁军和宣布中立。但在11月15日，一场宫廷政变迫使阿兰达下台，由王后帕尔玛的玛丽–路易丝的情夫戈多伊接任。接着，路易十六审判案又激起了反法示威。戈多伊决定根据审判结果再考虑中立问题，并于1月22日拒绝了法国的建议。布古安于2月22日离开了马德里，国民公会于3月7日对西班牙宣战。地中海的大门从此向英国打开，意大利各王公认为从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反对法国。
同罗马的绝交已是既成事实。由于教皇监禁了法兰西学士院的两名学生——随后即行释放——法国驻那不勒斯的代表马科派了他的秘书胡古·德·巴斯维尔前往罗马交涉；巴斯维尔不但公然佩戴三色绶带，而且坚持要树起三色国旗。巴斯维尔于1月13日在一场暴乱中被杀。由罗兰夫人起草的执行委员会抗议书斥责了“罗马的凶残和虚伪”。
于12月处在拉图什–特雷维尔率领的法国舰队威胁下的那不勒斯等着英国舰队的到来。费迪南四世及其大臣阿克通加入了反法同盟。托斯卡纳也不得不同法国绝交；威尼斯同样如此。帕尔玛和莫德纳分别以西班牙和奥地利为榜样行事。即使在遥远的土耳其，什瓦塞尔–戈费埃大使无疑会警告大公要提防继任大使台什科希。除了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两国外，法国几乎同整个欧洲开了战，而法国军队却日趋崩溃。义勇军参加了野战，但到冬季即开始撤退，因为他们看到祖国已不再在危急之中。吉伦特派也不再像在春天那样积极主战。
吉伦特派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希望恢复自由体制和挽救国王，这就应该实现和平，而他们却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他们唯有达成各派共和分子的一致，才能赦免国王和缔结和约，而他们却拼命攻击山岳派和无套裤汉，从而使团结完全没有了希望。反法同盟出师作战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些胜利对未能克服其自身矛盾的吉伦特派是个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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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84至1795年间英国非国教的新教徒团体，他们往往在清晨活动，故称“黎明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