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欧洲或对革命说来，路易十六的出逃是本阶段的举足轻重的大事之一。革命知道各国君主全都反对革命，但由于国王们忙于他事，革命希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和平地推进其事业。路易十六的主动出逃加速了冲突的爆发，而冲突的直接后果就是国王的垮台。
一、瓦伦事件及其在法国的后果
费逊为王室出逃已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消息不免有所泄露，马拉等人又不断向人们提出这样的警告。6月20日晚，忧心忡忡的巴依派遣拉法叶特前往杜依勒里宫；就在国王全家逃出宫门时，拉法叶特却还认为宫廷的守卫十分严密。这究竟是疏忽或是合谋，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情况也最不清楚 (1) 。一辆华丽而笨重的轿式马车带着王室朝夏龙方向奔驰而去，准备经夏龙转赴蒙梅迪。留在斯特内恭候王室的布叶派出了几支小分队，在圣梅内乌德前方迎接。但是，马车迟到了五个小时。1789年以来在东部地区接连发生的骚动使居民处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惶状态。小分队的带队军官对国王的姗姗来迟感到迷惑不解，因而下令队伍撤退。当国王一行于深夜到达瓦伦的高岗时，因找不到约定等候的驿马，被迫停止前进。出逃计划便落空了。
国王没有设法躲藏，在认出国王的人中间，除德鲁埃一人外，再没有任何人愿意或敢于采取行动。正是圣梅内乌德驿站的这位站长的坚毅和果断才决定了国王的命运。他飞马赶上停下的轿式马车后，又冲到埃尔河的桥头设防把守。当路易十六终于到达桥头时，道路已被堵住，他便承认自己是国王。警钟声把农民聚集了起来。赶到现场的轻骑兵同农民携手合作。拉法叶特的使者在天亮时赶到，宣读了议会的命令：国王必须重返巴黎。国王处在愤怒群众的包围之中，路上的情景十分凄惨。丹比埃尔伯爵前来向国王问安，竟被农民杀死。6月25日，王室再次回到了受严密看守的杜依勒里宫。
在获悉王室出逃后，议会表现的镇定堪称典范，它宣布国王停止履行职务和否决权，直接向大臣发号施令，把法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接着，它按原定日程继续开会。但是，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直至穷乡僻壤。大家立刻想到，国王的出逃是外国入侵的预兆。边境沿线的要塞自动开始警戒；议会于21日决定从国民卫队中抽调一百六十九个营充当野战部队。贵族们转瞬即逝的欢乐加强了群众的惩罚反应：贵族和顽固派神甫往往被无故毒打，一些贵族乡墅也被付之一炬。从此，最可怕的敌人不正是路易十六吗？群众一鼓作气把他抓了回来，他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人质。
国王出逃的消息在巴黎激起了一场攻击国王和王后的风暴，有些攻击甚至是粗俗的谩骂。共和分子欣喜若狂。科特利埃俱乐部宣称：“我们已经自由，不再有国王。”他们希望带动整个民主派，于21日要求制宪议会宣布共和国的成立，或至少在选举前对政体不作任何决定。布里索、博纳维尔和孔多塞侯爵先后表示拥护共和制。外省的一些俱乐部也不同程度地明确表示了相同的立场。但国王的归来和议会的态度阻碍了共和运动的发展；何况，并非所有的民主派都能接受建立一个没有普选制的和由拉法叶特出任总统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就不赞成这种主张。不少人始终想让奥尔良公爵上台，马拉则坚持必须拥立一位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强调，应该把路易十六交付法庭审判，迅速选出立法议会，以抛开形迹可疑的制宪议会。
制宪议会仍毫不动摇，对各种请愿置之不理。在它看来，宣布共和制就是挑起内战，为民主开辟道路，鼓励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而资产阶级对今春发生的罢工还心有余悸。从出逃事件发生起，制宪议会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指责“对国王的劫持”，借以制造一个神话，准备为国王开脱。议会的三巨头同拉法叶特实现了和解。21日晚，巴纳夫向雅各宾分子发布了“以宪法为指针、以议会为中心”的号令。接着，他又在议会指出，革命已经结束，再前进一步只会导致社会的倾覆。为了阻止业已召开的基层选民会议表达拥护共和制的愿望，议会下令推迟选举。国王回巴黎后，杜波尔和巴纳夫在幕后为国王出谋划策，巴纳夫同王后秘密通信。路易十六自己承认，他对法国的民心作了错误估计，并表示将接受宪法。7月15日和16日的议会法令决定对“劫持者”提起公诉，并宣布国王和王后无罪。
但是，15日晚，经科特利埃俱乐部发起，并取得社会俱乐部的支持，群众拥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后者同意参加一次新的请愿活动，要求议会撤换路易十六。第二天，布里索对请愿书作了最后修改，加上了“以合乎宪法的各种手段”的字样。当请愿书在马尔斯广场征集签名时，科特利埃俱乐部提出了抗议，反对增加以上的话，因为这只会为奥尔良伯爵所利用。人们征求雅各宾分子的意见，后者刚接到议会为国王开脱的法令，便放弃了请愿的计划。罗伯斯庇尔也赞成这个决定，但科特利埃分子仍坚持原议，于17日来到约定地点。他们在马尔斯广场的祖国神坛前，立时起草了新的请愿书。
群众赤手空拳地前往制宪议会请愿；在当时，即使发动起义，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纯粹由资产者组成的国民卫队正积极准备镇压“恶棍”。但是，由于不久前失业的慈善工场工人加入了行动，秩序井然的请愿逐渐变成了吵吵嚷嚷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中不时发出威胁的言论，并出现了严重的事端：在祖国神坛下抓获的两名嫌疑分子于当天早晨被群众处死。巴依和拉法叶特在制宪议会的鼓动下决心杀一儆百。国民卫队冲进马尔斯广场，向群众开火，打死打伤多人。屠杀结束后，他们又大肆逮捕，使监狱一时有人满之患。民主派的许多出版物被迫停刊，科特利埃俱乐部也暂停活动。雅各宾俱乐部则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濒于瓦解。绝大多数议员后来前往福扬修道院另组新的俱乐部。唯有罗伯斯庇尔独支危局，挽救了雅各宾派的组织。爱国分子从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宪政派和有缴纳选举保证金能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准备同国王和“黑党”妥协；另方面是民主派，其中共和分子的势力将逐渐扩大，正是他们在马尔斯广场撒下了鲜血，也正是他们将主持三色旗的恐怖。
在控制了局势后，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兄弟试图联合右派修改宪法。他们希望扩大国王权力，提高选举保证金，设立上议院，恢复贵族爵位，允许议员连选连任和兼任大臣。他们的图谋基本上遭到了失败，因为贵族仍顽固不化，部分爱国分子又不愿走那么远。那时，路易十六已被迫接受了宪法，并重新行使其职权。但是，人们对他的真实思想已不再有任何幻想。瓦伦事件已“撕破了面纱”。
二、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路易十六的被捕震动了整个欧洲，这在英国更触犯了人们的忠君思想。各国君主纷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普鲁士国王惊呼：“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先例！”西班牙首先作出反应，弗洛伊达·勃朗卡于7月1日照会法国进行威胁。对事态深感不安的蒙穆兰和努内兹大使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大使受到了申斥，并被召回国内。然而，卡洛斯四世并未坚持强硬立场，只于7月20日要求法国侨民对他宣誓尽忠，否则就驱逐出境。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利奥波德皇帝。瓦伦事件虽然使他十分丧气，但他没有犹豫：7月6日，他在帕多瓦致函各国宫廷，要求采取一致行动，以拯救路易十六全家和法国君主制；8月4日，他在西斯托瓦同土耳其谈判媾和。帝国议会再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要皇帝采取行动，保护那些因法国革命而权益遭受损害的德意志王公。比硕夫斯威德看到利奥波德终于亲自出马，未经请示便赶到维也纳，于7月25日签署了原在米兰草拟的协议书。普鲁士国王于8月12日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批准了协议书，并动身前往皮尔尼茨，随行的竟没有一名外交官，却有许多军官。
然而，利奥波德又改变了主意。各国君主给他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乔治三世指出，英国将保持中立，尽管他本人对路易十六深表关心。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和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三世等着奥地利先投入战争，以免本国首先挨打。只有叶卡特琳娜二世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热烈支持一致行动。利奥波德完全明白，在同法军开战前，俄军将占领波兰，普鲁士对波兰的态度也使利奥波德感到担忧。弗里德里希–威廉于6月已通知波兰，1790年的盟约不能保证事后通过的宪法；8月9日，他又向奥地利指出，只要俄国保持沉默，他便不能就波兰宪法表明态度。
假如制宪议会废黜了路易十六，利奥波德或许会不顾一切地硬干；制宪议会表现的谨慎和温和使利奥波德有可能去考虑自己的利益。7月11日，巴纳夫、杜波尔、拉默和拉法叶特对奥皇驻布鲁塞尔代表梅尔西指出，议会即将讨论有关宣布国王无罪的报告；如果各国君主把事情闹僵，他们的臣民将从法国学到“废黜国王”的危险榜样。7月30日，巴纳夫等四人又请王后向利奥波德写了一封请求和解的信件，并派路易教士前往布鲁塞尔把梅尔西召来巴黎。
玛丽–安托瓦内特于当天就否定了她所采取的正式步骤。她在8月26日声称：“那个步骤仅是为了麻痹他们，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除了向外国求援，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外国前来援救我们，但应该由皇帝出面牵头。”利奥波德觉得，为路易十六和他自己的利益着想，还是接受福扬派的建议比较策略。他在8月20日宣布，只要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各国也将予以承认；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皮尔尼茨也就不再鼓吹武装干涉。
在以上的条件下，聪明的策略应该是保持沉默，进行威胁只能导致福扬派的垮台，这恰恰正是亚多瓦伯爵所希望的事。利奥波德和科尼兹没有察觉这个陷阱。他们相反以为，发表宣言进行威胁将慑伏乱党和扩大宪政派的权威。两国君主于是决定发表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鉴于恢复法国秩序与欧洲的利益休戚相关，两国君主吁请各国国王与他们同心协力，“那时候和在此情况下”，他们将采取行动。由于至少英国始终拒绝参加一致行动，利奥波德仍保留了回旋余地。他还说，“那时候和在此情况下，我将有必胜的把握和信心。”他相信雅各宾派必定会感到害怕，因而听任法国王公把这项宣言解释成是最后通牒。
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并重新就任王位。9月30日，制宪议会宣布解散。利奥波德为国王的决定感到欣慰，竭力让王后打消一切幻想。王后写道：“多么不幸，皇帝出卖了我们。”12月3日，国王亲自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他出兵镇压法国的叛乱。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复说，他不能单独行动。利奥波德仍未放弃奥普同盟的计划，于11月重开谈判，准备最后签署协议。但对他说来，关键是要俄国作出维持波兰现状的保证。
利奥波德相信，他对制宪议会的恐吓已挽救了路易十六，因而坚持用威吓手段来遏制乱党的胆大妄为。11月12日，他再次通告各国宫廷，敦促实现一致行动。皮尔尼茨宣言被分发各国；根据各国的意见，准备在来年春天开始战争。雅各宾派的表现完全超出了利奥波德的意料之外，他们不但不在威胁面前忍辱退让，反而主动向他挑战，从而把利奥波德的计划全部打乱。
人们往往责备雅各宾派的笨拙和愚蠢，这几乎已成了老生常谈。雅各宾派固然可以向外交家请教，后者也可以告诉他们办外交的诀窍，但是，他们毕竟正确地看到，革命正面临威胁；这个威胁实际上主要来自普鲁士，而在这方面，他们恰好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波兰问题一旦解决，利奥波德也可能转过身来对付他们。由于对各国宫廷的秘密一无所知，法国人势必根据流亡者的解释去理解皮尔尼茨宣言，何况宣言的作者对流亡者的解释予以默认。最后，我们不能忘记，任何干涉威胁，即使其语句并非咄咄逼人，也是一种侮辱。为谨慎起见，法国人或许应该置之不理，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三、立法议会和吉伦特政治（1791年10月—12月）
马尔斯广场事件发生后，福扬派似乎已控制了法国政局。共和制问题已不再提起，科洛·德布瓦公开出版持王党立场的《钱拉老头箴言录》。在1791年10月1日召开的立法议会中，真诚的宪政派人士占绝大多数。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以为国王和王后对他们将言听计从。他们推举了几名大臣，特别是接替蒙穆兰和杜博塔伊出任外交和国防大臣的德莱萨尔和纳尔蓬。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巴纳夫指责反革命派擅自招收王室卫队，主张吸收部分宪政派人士组成王室管理处，国王竟不予置理。他们同拉法叶特的关系也不好；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拉法叶特并不始终支持他们。另方面，他们也不支持拉法叶特，而让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佩蒂昂当选了巴黎市长。尤其，他们并不出席立法议会，在议会中不占有多数。据统计，二百六十四名议员属于福扬派，一百三十六名议员参加雅各宾派和科特利埃俱乐部，余下占议会一半的宪政派议员归属不定。但是，瓦伦事件记忆犹新，皮尔尼茨宣言言犹在耳，大部分议员对国王抱有不可克服的怀疑。
群众情绪仍不安定。贵族和顽固派神甫蠢蠢欲动。他们在8月挑起了旺代暴乱后，又于1792年2月组织了洛泽尔暴动。1791年10月16日，他们在阿维尼翁杀害了莱斯古雅市长，爱国分子接着以格拉西埃街屠杀作报复。瓦伦事件后，贵族外逃的现象更趋严重，特别是军官。国王在政府中安插亲信，由贝尔特朗·德莫勒维尔担任海军大臣。人们对国王的奸细和三巨头统统表示怀疑，攻击他们策划组织所谓“奥地利委员会”，从而使温和派也乱了方寸。外国的干涉威胁使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拉法叶特怒火中烧。指券不断在贬值。圣多明各暴乱的消息传来使本土感到愕然：混血儿居然也同白人相对抗。太子港于11月被乱民洗劫一空。革命派终于被政府的动摇畏缩所激怒；当左翼议员提出以“有力措施”恢复秩序和信任时，温和派立即作了让步。
这部分左派中有一些新人物开始脱颖而出，直到1792年6月前，他们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巴黎选出的议员布里索和吉伦特省最著名的议员维尼奥。人们当时称他们是布里索派，后来拉马丁改称他们为吉伦特派。制宪议会规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为这些第二代革命家当选议员开辟了道路。他们有些人原是律师或报刊作家，家境清寒，但曾受过很好的教育。随着他们进入政界，他们不仅更加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而且对沙龙社交生活的雅兴也日渐增加。他们同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而商业资产者所希望的是要镇压反革命和恢复指券的比价，即使挑起一场战争也在所不惜。如果战事发生，只要它不蔓延到海外，军需商将能大量赚钱，而港口的繁荣仍不受影响。马赛和南特，尤其波尔多，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命脉所在，这些港口对法国革命中的党派斗争具有极大的影响。
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布里索和维尼奥都不是无能之辈，但他们的性格比较软弱。布里索最初以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在“黑党之友”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帮助下才一举成名。他曾先后为奥尔良公爵、克拉维埃等投机商以及为拉法叶特效力。有人认为他不够清白正直，但他临死时仍两袖清风。他曾游历英国、瑞士和美国，自以为对宫廷和平民均有了解，并以吉伦特派的外交家自居。言谈诙谐和平易近人使人们觉得他和蔼可亲；交谊宽广和精力过人使他成为吉伦特派中的“忙人”。可惜他容易冲动，吉伦特之所以给人处事轻率和糊涂的印象，原因主要在他那里，虽然吉伦特派的政治浪漫主义同其大多数成员的年轻和阅历不深是完全合拍的。维尼奥的缺点更多地表现为软弱和犹豫。他诞生在利摩日的一个商人家庭里，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徘徊后，决定在波尔多开设律师事务所，并与葛瓦代、让索内、格朗日纳夫相结交。大革命发生后，他又与杜科、博瓦野–冯弗雷特等商人抱成集团，并成为该集团最好的演说家。他的一些演说往往采用充满激情的叠句形式，因而具有强烈的煽动性。他多次作为国民的代表慷慨陈词，申述吉伦特派的政策，要求革命作出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决定。但是，讲究风雅的文人习性却使他在紧要关头行动迟缓。他在万多姆广场都登夫人（一位已故包税人的遗孀）家的豪华沙龙里和餐桌旁会商吉伦特派的大政方针；他们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因而忘记作出应有的决断。
为了说服立法议会，吉伦特派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向革命的敌人发动攻击。从10月20日起，布里索、维尼奥和伊斯纳尔把矛头指向亚多瓦伯爵，指向同国王一起出逃的普鲁旺斯伯爵以及全体流亡者。议会为此通过了10月31日和11月9日两项法令。他们还攻击顽固派神甫，这并非因为他们对《教士法》特别坚持：吉伦特派的大多数成员没有真正的宗教信念，与其说他们受到卢梭的影响，不如说他们继承了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葛瓦代后来在1792年3月26日严厉地批评了罗伯斯庇尔，指责他在向雅各宾各分部散发的一份通知中断言上帝保佑了革命。松都纳克斯大声疾呼：“不要虚伪的虔诚。”1791年11月3日，让索内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教士法》，建议改行世俗的民事登记，并把世俗化推广至教育和济贫部门，但他仍主张保留信仰事业费。可是，杜戈在几天以前已提出了政教分离的要求。由于制宪议会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已把《教士法》同宪法分开，立法议会本可以将《教士法》撤销，但它不打算抛弃忠于革命的神甫。此外，宣誓忠于1790年11月27日的宪法已不再意味着同时忠于《教士法》，神甫们已不再有理由拒绝宣誓。尽管如此，没有一个顽固派神甫打算同意宣誓。冲突已转到了政治领域，拒绝宣誓的神甫充当了贵族的帮手。在这方面，虽然立法议会没有接受关于将这些神甫处以监禁的提案，但它于11月29日决定结束两种神甫同时供职的现状，并威胁说，一旦发生骚乱，将对拒绝宣誓的神甫进行惩处。
国王行使了否决权，不同意惩办流亡者。其实，人们十分清楚，“惩办”二字完全是句空话。责令特里尔选侯解散流亡者的军事集结或许对流亡者是一个更实际的打击。为此，议会于11月29日要求路易十六向特里尔选侯发出警告。由于选侯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名王公，他肯定会向帝国议会和皇帝报告和请求援助。饶勒斯写道：吉伦特派发动的这场“色厉内荏”的攻势煽起了舆论的反奥狂热。他们想从这个策略中得到什么呢？他们首先想为自己谋得声誉和威望，但他们也想把国王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以解除革命的一块心病。因为，只要国王向选侯提出了警告，他实际上就放弃了否决权；吉伦特派接着就能迫使国王同意让爱国分子出任大臣，并由他们主持战争事务。布里索认为，如果对奥国进行突然袭击，法国肯定可以迅速获胜；革命对被压迫民族的号召将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他在11月31日说：“进行一场新十字军东征的时机已经来到，这将是为世界争得自由的一场十字军东征。”各国在巴黎的流亡者对此欢欣鼓舞，吉伦特派吸收了日内瓦银行家克拉维埃加入他们的俱乐部。12月18日，由瓦特的儿子率领的一个英国代表团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北方，比利时人纷纷组织起来，准备投入战斗，列日人要求成立一个外籍军团。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首先将门户洞开。这一切当然使那些理想主义者头脑发热，以为他们定能把自由带给世界，同时也使那些现实主义者对法国的扩张利益垂涎欲滴。
然而，没有同拉法叶特一伙的勾结，没有宫廷的默认，吉伦特派恐怕也还不能改变航船的方向。拉法叶特一伙打算抓住军队。吉伦特派想通过战争削弱国王的权力，而在拉法叶特一伙看来，战争相反可以加强国王的权威。因为，战争一旦发生，他们便可以振振有词地采取各项措施，必要时调回打了胜仗的军队镇压犯上作乱的平民。斯塔尔夫人的沙龙正是这伙人的会聚场所，她的情夫纳尔蓬伯爵是一位与波旁家族有亲戚关系、但又同情革命的宫廷贵族。纳尔蓬于12月9日出任国防大臣，其政见与拉法叶特完全一致。孔多塞侯爵在他们和布里索派之间起着联系的作用。作为出版伏尔泰著作的主持者和哲学的化身，孔多塞后来成了吉伦特派的思想家和改革公共教育的创始人。在拥护共和制以前，他曾加入了“1789年俱乐部”，担任了制币局局长，同金融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把布里索和克拉维埃带到了斯塔尔夫人家里。虽然双方追求的目的完全相反，但他们都把挑起战争当作首要的目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月29日，一位名叫达维乌德的拉法叶特派议员提出了关于向特里尔选侯警告的议案。由于拉法叶特一伙同巴纳夫等三巨头一起反对议会通过关于剥夺顽固派神甫年金的法令，双方的原定协议险遭搁浅。吉伦特派作了退让，仍全力支持纳尔蓬伯爵。
杜波尔、巴纳夫以及政府的其他大臣均反对纳尔蓬的政策，但他们勉强同意了向特里尔选侯发出警告。杜波尔和巴纳夫向利奥波德皇帝寄发了一份备忘录，恳请他驱散流亡者。这个行动标志着三巨头共同努力的结束，从此，杜波尔继续反对纳尔蓬和吉伦特派，而巴纳夫则退出政界，回到了家乡多菲内省。他在那里经过思考，得出了与拉法叶特相同的想法，终于建议他的朋友们支持主战派大臣。
12月14日，国王亲临议会宣布，他将向特里尔选侯发出警告。纳尔蓬要求成立三支大军，其中一支就归拉法叶特指挥。如果有人向福扬派和吉伦特派透露，国王十分乐意作出这个让步，他们肯定会感到意外。路易十六向各国国王恳求援助竟毫无效果，他在失望之余，决心迫使他们联合行动：他们一旦自己受到打击，那就不能不出兵了。王后在12月14日信中对费逊说：“这班愚蠢的家伙，他们竟不懂得战争对我们有利。”路易十六同日在给布勒特依的信中说：“这将是一场政治战，而不是内战，整个事态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就现状而言，法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能支持半个战役。”
唯有左派才始终如一地坚决反对战争。罗伯斯庇尔于11月末从阿拉斯回巴黎时，最初并未持反战立场。不久，拉法叶特、纳尔蓬和国王的态度使他对战争的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12月1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第一篇反战演说。丹东、卡米尔·德穆兰以及部分报刊一度支持他的立场，但他们逐渐沉默了，只有罗伯斯庇尔单枪匹马地坚持到底。他以惊人的预见指出了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群众对“武装输出”革命的抵制，不可避免的独裁，沉重的军费负担，以及厌倦和失望。他尤其激怒了吉伦特派，指责他们的骑墙立场：他们借口战争要求团结，竟为一手制造了马尔斯广场事件的拉法叶特开脱罪责；要大家对国防大臣纳尔蓬寄予信任。他以敏锐的眼光洞悉了福扬派的奸计，一再坚持在开战以前，必须先控制国王的行动和在军队中清洗反革命军官。
然而，他对吉伦特派的攻讦未免过激。他固然正确地看到了革命面临的威胁，但他也过分强调了各国国王的和平意图。他进行的宣传虽然不能令人满意，却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他未能明确揭露布里索同宫廷的勾结，只是含混地给人这样的印象，而吉伦特派则以同样的手段对他反唇相讥。总之，罗伯斯庇尔的努力未能阻止战争宣传取得大多数爱国分子的拥护。他所揭示的真实而遥远的危险打动不了法国人的心：既然志愿参军作战的人很多，他们就不必为战争担心，却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也将应征入伍。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仍有其拥护者，但他在制宪议会末期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在7月前却明显地在下降。
吉伦特派鼓吹的防御战和思想战对革命党人具有毋庸置疑的魅力，即使这个政策在给法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后，它的魅力仍没有消失。直到今天，主战派领袖仍深得人心，因为他们是朝气蓬勃、追求解放和把自由带给各兄弟民族，并以此为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他们的失败并非由于举措失当，而是由于行动不力。他们之所以挑起战争，是想揭露和打击卖国贼。葛瓦代于1792年1月24日大声宣告：“让我们先向卖国贼指出，他们的下场将是上断头台。”布里索已经说过：“我们需要揭发重大的卖国案件，人民将给予制裁!”罗伯斯庇尔反驳说：“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难道不能制裁卖国贼吗？如果你们只会让人民行使可怕的起义权，那你们还有什么用处？”吉伦特派在关键时刻却胆怯了。
四、奥普联盟（1791年12月—1792年4月）
路易十六和主战派以为选侯和皇帝会拒绝法国的警告。事实恰恰相反，法国的警告使莱茵河各国恐慌万状，贵族们深信，法国一旦出兵，平民将起而响应。选侯恳请皇帝给予援助，而皇帝对流亡者既不同情又不器重，只同意在流亡者于12月底前解除其军事集结的条件下给予保护。因此，流亡者的队伍纷纷瓦解，虽然仍不远离这个地区，被允许留在科布伦茨的仅剩下路易十六的几个兄弟。此外，立法议会又下令解散麇集在布拉邦特北部的流亡者的武装。
利奥波德虽然又一次推迟了军事干涉，但仍不放弃其恫吓手段。12月10日，他批准了帝国议会的决议，宣布帝国政府将保护在阿尔萨斯拥有领地的德意志王公。21日，他警告法国，他在尼德兰的驻军将保护特里尔的安全。与此同时，他严厉斥责雅各宾派行动越轨，重申了皮尔尼茨宣言中的种种威胁，声称希望雅各宾派不要迫使他动手把他们压得粉碎。接着，科尼兹于2月17日和3月18日用更激烈的言辞进一步陈述了以上的警告。
在另方面，利奥波德继续同普鲁士进行预备性谈判。12月20日，他敦促普鲁士签订一项至此他似乎很不重视的协议。这一次，轮到弗里德里希–威廉推托拖延了，他说奥地利误解了7月25日协议的含义：奥普两国所保证的波兰宪法不是1791年3月3日的自由宪法，而是尚待草拟的另一个自由宪法。这就意味着要奥地利牺牲波兰。利奥波德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以牺牲波兰为代价，换取了2月7日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缔约双方如任何一方受他国攻击，另一方将派遣三万大军给予支援。人们或许会说，这项防卫措施是针对法国而作出的。但是，不能忘记，奥普联盟从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就在协定签订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于形势。因为早在1月17日，大臣会议已在维也纳通过了一项关于欧洲联合行动的计划，计划书于25日交给了普鲁士。从种种迹象看来，这一计划的成功希望似乎越来越小。俄西两国在年初已一致宣布，它们仅同意让流亡者自由行动，必要时再给予支持。更何况，关于联合行动的请求一直拖到4月12日才向各国发出。奥地利向普鲁士所建议的实际上是由两国发动进攻，双方各派五万军队，其中六千人立即出发。两国将向法国发出警告，责令法国把德意志王公和教皇的领地归还原主，保障王室安全和维护君主政体。普鲁士立即予以响应，进一步要求禁止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切活动，从而使战争的发生更确定无疑了。看来，利奥波德始终指望能避免打仗，他大概以为，雅各宾派会像玛丽–安托瓦内特所说的那样是些“怯懦之辈”，在联军面前肯定会吓得屈膝投降。但也不容否认，进行军事干涉的全部准备现在业已完成。2月1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波茨坦同预定担任联军统帅的不伦瑞克公爵进行会商，共同制订了军事计划。18日，他又派比硕夫斯威德前往维也纳，敦促他的盟友迅速行动。利奥波德于3月1日去世，弗朗斯瓦二世的即位更加速了走向冲突的步伐。新皇帝缺少他父亲的稳重和自由思想，对法干涉获得了他无保留的赞同。
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革命的法国竟抢在他的前面。3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通知奥皇，法国内阁已决定宣战和入侵比利时。帝国宫廷会议在震惊之余，于4月13日决定将现有部队全部开往比利时，而把原定发动进攻的部队减少到一万五千人。
普鲁士提出了抗议。仅靠一支六万五千人的军队入侵法国是不可能的，普鲁士不愿仅仅为了保卫奥地利而出兵。弗里德里希–威廉于4月18日宣布，在奥地利准备用于进攻法国的五万军队尚未确定开拔的日期前，普鲁士将不实行军事动员。过后不久，他又作了让步，决定在7月底发动进攻。普鲁士于5月4日至5日的晚间发出了动员令。这使法国人取得了三个月的喘息时间。
局势已经无可挽回。随着普奥两国军队纷纷向西部开拔，波兰已完全听任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宰割。沙皇热烈欢迎对法武装干涉，同时于3月15日接见波兰代表。自从去年夏季以来，一些波兰人竭力争取沙皇支持他们反对新宪法，例如全力维护贵族利益的费利克斯·波托茨基和泽乌斯基，以及贪得无厌的卖国贼勃兰尼茨基。所谓“塔尔哥维查同盟”于4月27日在圣彼得堡成立，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成立的正式日期推迟到确定入侵的前一天，即5月17日。早在2月28日，叶卡特琳娜二世就含糊地向戈尔兹和路易·科本泽尔两位大使宣布她将干涉波兰，但谁也没有想到她竟能占领波兰全国。普鲁士国王对此感到高兴，以为沙皇会分给他一份。2月15日，他从戈尔兹处获悉，叶卡特琳娜二世决心第二次瓜分波兰。他在第二天就作出了命定的决策。一方面他口口声声要求取得儒利埃和贝尔格两地，要向路易十六索取赔款和割地；另方面他打算，假如路易十六无力满足他的要求，从波兰方面取得出兵法国的军费补偿。3月12日，他把以上意图通知了叶卡特琳娜二世。
弗里德里希–威廉丝毫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厄运。至于奥地利，它却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它冒着领土得失的全部危险。普鲁士随时都可能抛弃它，弗里德里希–威廉打的各种算盘足以说明这一点。可是，忠于利奥波德政策的科尼兹不同意分割波兰的土地，他坚持主张给予金钱补贴，这就排除了普鲁士扩大版图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叶卡特琳娜进入波兰就意味着奥普联盟的垮台。科尼兹手下的施皮尔曼和菲利浦·科本泽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危险。按照利奥波德生前的惯例，施皮尔曼背着他的上级进行了谈判，并于1月17日通知普鲁士，奥地利愿意用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3月28日，他第一次暗示了俄普两国对波兰的瓜分。奥地利在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既没有提出自己的条件，又没有签订一项正式的协议解决赔偿问题，就匆忙地投入了战争。实际上，在瓦尔米战役前，奥普两国并不相信法国人会顽强抵抗，没有想到战争会如此严酷。人们往往毫不留情地指责吉伦特派处事草率，但同旧欧洲的老练政治家相比，他们何尝有逊色之处？
五、杜穆里埃内阁和宣战（1792年4月20日）
1792年1月6日，立法议会获悉流亡者正纷纷溃散。德莱萨尔可以认为，法国的要求已得到满足。但是，在12月31日，人们已知道了利奥波德的外交文书及其新的威胁，吉伦特派乘机可以向利奥波德寻衅。让索内于1月13日代表外交委员会建议对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限它在3月1日前公开宣布是否愿意维持1756年的同盟和放弃预定的联合行动。布里索和维尼奥坚决支持了这项建议，议会于25日通过了有关法令。接着，2月9日，议会决定查封流亡者的财产。纳尔蓬保证部队已整装待命；他派库斯丁伯爵的儿子去劝说不伦瑞克公爵就任法军司令。与此同时，德莱萨尔终于决定派赛居尔前往柏林贿买普王的宠臣，争取普鲁士的中立，又派塔列兰前往伦敦，企图安抚英国和求得贷款。塔列兰同英国在多巴哥殖民主的代表以及同一些金融家协商了一项秘密交易，准备用出让该岛换取贷款。
然而，德莱萨尔对利奥波德仍怀有希望。1月21日，他低声下气地对利奥波德干涉法国内部事务提出了抗议，并表示法国愿意和平。这就使科尼兹更加趾高气扬。2月27日，科尼兹公开谴责“乱党”阻挠修改宪法，从而点燃了火药的导线。拉法叶特和纳尔蓬对国家蒙受的耻辱高声抗议，并同杜波尔和贝特朗·德·莫勒维尔大闹一场。纳尔蓬在大臣会议上向路易十六当面宣读了一份备忘录，逼迫国王以行动表明他对宪法的忠诚，特别要清洗近臣，并在福扬派的帮助下改组王室事务处。然而，被解职的竟不是贝特朗，而是纳尔蓬自己。作为报复，吉伦特派和拉法叶特于3月10日对德莱萨尔提出了弹劾。其他大臣陷于一片恐慌之中，纷纷退出了政府。杜波尔劝说路易十六发动政变。国王无能为力，自己也害怕了起来，于是只得让步。但是，他仍不接受拉法叶特提出的人选，而把组阁的全权交给了杜穆里埃。
杜穆里埃在七年战争期间曾初露头角，后从事秘密外交，寻机发迹。他接着担任瑟堡驻军司令，湮骞多年而毫无建树，突然革命发生，给他开辟了新的历程。在投身革命后，他被派往旺代推行雅各宾的政策，同制宪议会驻旺代特派员让索内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此同时，经他的朋友王室财务总管拉波尔特和银行家圣特–福瓦的介绍，他向国王表示愿意效力，国王派他担任了德莱萨尔的副手。他的打算同拉法叶特和纳尔蓬完全一致，他想速战速决，然后带领打了胜仗的军队回国，恢复国王的权力并以国王的名义执掌政权。宫廷对拉法叶特十分厌恶，而杜穆里埃这个新人却以他的充沛精力和直言不讳深得路易十六的好感。他把几个大臣的职位交给了吉伦特派，以便使民主派无从反对。他甚至让丹东和科洛·德布瓦担任大臣。圣特–福瓦说：担任大臣的雅各宾分子将不是雅各宾派的大臣。杜穆里埃个人仅推荐克拉维埃就任税务大臣和原王家工场总监罗兰任内政大臣。其他的大臣职务由王党担任，但安插了几名雅各宾分子担任助理，例如博恩卡雷尔、勒布伦–东杜以及丹东的朋友诺埃在外交部任职，朗特纳斯和巴什在内政部任职。
杜穆里埃的希望实现了。这对罗伯斯庇尔指责“阴谋家”同宫廷狼狈为奸十分有利。民主派的分裂已不可挽回：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此开始。吉伦特派担起了政府的责任，却又指挥不了这个政府，只得在重重的危险中迂回前进。“吉伦特政府”一词至今仍是个含糊的概念。罗兰夫人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矛盾，并竭力加以克服；在她的一手策划下，赛尔文于5月9日担任了国防大臣，她自己则在幕后操纵内政部。早在1791年春，她在盖内戈街的沙龙里就曾怒气冲冲地责备她的朋友们精神不振。在她丈夫担任了财政总监后，她更成了吉伦特派的智囊。她以为，依靠她的坚毅果敢，她一定能大有作为。但在当时，妇女干预政治是惹人耻笑的，罗兰夫人的活动反而削弱了吉伦特派的影响。更何况，她也许仅有掌权之才，而无执政之力，因为她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政纲。最后，她一方面鼓吹团结，另方面却凭个人好恶取人，因而导致了民主派的分裂。她不喜欢维尼奥，讨厌丹东，而对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阿谀奉承之辈却关怀备至。
宣战无疑已不可避免，吉伦特派却毫不着急，未作任何准备。杜穆里埃于3月18日发出一份语调相当温和的照会，这份照会恰好同科尼兹的照会互相错过。25日，政府决定向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奥地利置之不理。4月20日，立法议会通过了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宣战的法令，也就是说，法国仅向奥地利，而并非向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如同其他人一样，康蓬、卡诺、沙博、巴齐尔、蒂翁维尔的梅兰等未来的山岳派也投了赞成票。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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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攻这段历史的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圣普里斯特伯爵在其《回忆录》中说，拉法叶特在杜依勒里宫留下一道门不加看守，以便费逊随时去王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