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最初是在贵族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的。但是，第三等级和贵族本身却由于不同的原因竭力把这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实掩盖起来。革命的直接起因是财政危机，其根源则要追溯到美洲战争：奈克尔为支持战争而接连举债；随后的卡龙又用借新债来偿还旧债。亏空愈积愈大，以致卡龙于1786年8月20日向路易十六呈递一份奏折，指出国家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卡龙和缙绅会议
国家的财政管理十分混乱，我们这里只能就收支状况作概略的介绍。根据1788年3月编制的预算——这是旧制度下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预算，支出约六亿二千九百万，收入约五亿零三百万，赤字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占百分之二十。当时，人们都把亏空归罪于宫廷的挥霍浪费和金融家的趁机谋利。节省开支诚然是可能的，宫廷也确实作了部分努力；但是，偿付债务一项就占了预算支出的一半以上，达三亿一千八百万：不宣布国库破产不足以削减开支。增加新的税目或许是个办法，但人们觉得税务负担已经过重。唯一的出路是：有些省份纳税较少，资产者比农民少纳税，贵族和教士更少。从技术角度看，实行税务平等或许能使危机得到解决。
卡龙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但他毕竟建议普遍征收盐税，实行烟草专卖，并且用所有地产主毫无例外地必须缴纳的“土地附加税”代替人丁税和念一税。与此同时，他还打算完全开放粮食贸易自由，废除国内的过境税和减免某些间接税，以便刺激经济的活跃，进而增加国家的整个税收。此外，他还打算把税务分配权交给由产业主不分等级地选出的省议会，僧侣的债务则通过出售其领主权来偿还。卡龙的建议如被采纳，国王的权力将得到加强；在财政收支恢复平衡后，高等法院的对抗将变得无足轻重，国家的统一将前进一大步，资产阶级将与行政当局携手合作。
要求特权阶级作出的牺牲虽然是微薄的——他们仍免缴人头税以及代替筑路劳役的劳力捐，但卡龙并不幻想高等法院对他的计划持欢迎态度。假如他能指望国王给他撑腰，他或许会同高等法院进行公开的较量。杜尔哥和奈克尔的前车之鉴使他不敢这样做。何况，虽然法兰西王国仍威名远扬，路易十六个人却威信扫地。除了狩猎、手工和大吃大喝外，他对游艺、舞会等交际活动毫无兴趣，因而受到廷臣们的窃笑。有关王后的种种流言飞语使他成为人们的笑柄，玛丽–安托瓦内特被人称作是当代的梅萨琳娜，1785年的项链事件使她声名狼藉。因此，卡龙只得采取迂回的策略。他想召集一次主要由各类贵族参加的缙绅会议。他以为，凭着行政当局的影响和贵族对国王的恭顺，由他亲自挑选的代表将会表现比较顺从，一旦他的建议取得缙绅的同意，高等法院也就容易制伏。但是，既然国王不再对贵族下达圣旨，而是向他们征求意见，这毕竟是国王对贵族的第一次投降。
于1787年2月22日召开的缙绅会议对不分等级地选举省议会，对省议会职权的狭小，以及对侵犯教士的领主权，都颇有怨言；当然，他们的批评首先指向土地附加税，并要求先向他们公布国库账目。他们口头上答应为挽救国家而作出贡献，同时却又要求满足他们的先决条件。路易十六明白卡龙将一无所获，便在4月8日将他免职。
二、布里盎和高等法院
在卡龙众多的政敌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盎；他一心想当大臣，这一愿望很快也就实现了。为了拉拢缙绅，布里盎公布了账目，并答应在省议会中保留等级区分和不触动僧侣的领主权。但他再次提出了增设土地附加税的计划，并要求增加印花税。缙绅会议以他们无权同意加税为推托，暗指此事需交三级会议决定。5月25日，缙绅会议宣布解散。卡龙的迂回策略遭到了失败，布里盎只得正面同高等法院进行交涉。
巴黎高等法院痛快地接受了关于粮食贸易自由、改劳役为纳税和设立省议会等法案，但增加印花税一案却被驳了回去。至于土地附加税，高等法院明确答复需交三级会议讨论。8月6日，御前会议强行通过增税法案，高等法院宣布御前会议无效，接着又传讯卡龙，后者被迫逃往英国。同月14日，高等法院法官被放逐至特鲁瓦。各国王室纷纷支持高等法院，布里盎不久即行退让。9月19日，高等法院接受了这一让步，重新复职视事。
布里盎被迫再次要求借债。他仍遇到了原来的困难：必须征得高等法院的同意。一些法官在接受谈判后，断然提出了先决条件，要求政府同意召开三级会议。布里盎答应，如能在五年内借债一亿二千万，则三级会议将于1792年召开。但是，他对能否取得会议多数还没有把握，于是就迫不及待地让国王在11月8日御前会议上颁发谕旨，而这次御前会议的召开又没有遵守传统的惯例。奥尔良公爵提出了抗议，谕旨被高等法院宣布无效。路易十六以放逐奥尔良公爵和高等法院的二名参议作为报复。高等法院出面为他们进行辩护，谴责国王滥用“密札”捕人，要求保障臣民的人身自由。1788年5月3日，为预防发生政变，高等法院发表了法兰西王国根本法宣言，主要内容如下：国王的王位世袭罔替，加税需经三级会议通过，臣民不得任意逮捕和监禁，法官终身任职，各省习俗和特权不容侵犯。
人们看到，政府已决心重演摩普的故伎。5月5日，军队包围了高等法院，直到国王下令逮捕的两名参议被交出为止。路易十六决定由王族和廷臣组成的“全权法院”接受掌玺大臣拉摩仰起草的六份谕旨。与此同时，他还决定：改革司法组织，削弱高等法院的权力，但不取消买官制度；废除处决罪犯前的酷刑（审判时的酷刑在1780年业已取消）；原告可不接受领主的司法调解，直接要求王家法庭受理案件。这最后一项决定是对贵族的一个新的打击。
这一次，贵族的反抗比以往更加广泛和更加强烈。各省高等法院和低级法院纷纷提出抗议。教士会议已被不久前颁布的关于给新教徒以公民地位的谕旨所激怒，更大肆批评改革措施，并决定减少给国王的赠与。巴黎和外省爆发了多次骚动。6月7日，格勒诺布尔发生了“抛瓦事件”。与此同时，于1787年末开始成立的省议会丝毫满足不了舆论的要求，许多外省要求恢复拥有决定税收权的省三级会议。多菲内省的贵族同资产阶级一起于1788年7月21日在维齐尔乡墅自行召集了三级会议。布里盎再次被迫作出让步。
国库已空，国王只得减少恩赏；年金被停止发放；透支金库的纸币实行强制流通。由于财政拮据，路易十六听任普鲁士入侵荷兰，支持同法国断绝联盟关系而改同英国结盟的陆海军统领镇压资产阶级。布里盎再一次屈膝投降：三级会议将在1789年5月1日召开。布里盎于1788年8月24日退职，国王召请奈克尔继任。奈克尔上台后，首先将拉摩仰免职并恢复高等法院。9月20日，高等法院马上作出决定，三级会议将如同1614年那样由三个等级组成，每个等级占有名额相等的代表，分别讨论议案，并对其他等级拥有否决权。因此，贵族和教士将主宰三级会议，这是贵族的胜利。
在同国王的斗争中，特权阶级团结一致地展开宣传和组织抵抗，这在布列塔尼特别突出；他们威胁或拉拢各省的巡按使和军事首领，有时甚至挑动他们的佃户和仆役闹事。这一切为今后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先例。高等法院尤其具有榜样的作用，法官的策略同第三等级随后在三级会议上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他们竟敢对大臣提出弹劾，卡龙因此而成为第一名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