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极权主义依然存在，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哲学家们以为自己的宣传已感动了君主，纷纷赞扬君主的“开明专制”。与此同时，贵族阶级责怪国王对他们约束过严，资产阶级为自己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愤愤不平，两个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日益严重。通过革命来解决这种三角冲突并不是从法国最早开始的。简略地了解开明君主的观点和英美两国的解决办法，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一、开明专制
按照君权神授的原则，大陆各国的君主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事实却并非如此，贵族的种种特权以及省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某些自治权都是对王权的限制；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由于行政体制在陆续建立过程中缺乏通盘计划和迫于形势而造成的机构复杂和混乱，中央集权制极不完善。这种状况在西欧比在其他地区略为好些。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专横暴戾在西欧日趋和缓。在西欧人看来，君主制不等于是专制制，因为君主需要尊重由他自己制订的法律。确实，除非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威面临威胁，除非君主一时任性或听任官僚们滥用职权，一般说来，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
另方面，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的奋发图强要求政府以都铎王朝为榜样，推行旨在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路易十四既然让柯尔培尔放手推行其政策，他那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制也就初具开明专制的轮廓；随着贵族和司法行政官吏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的权力在扩大，特别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又强迫贵族缴纳人丁税和拾一税 (1) ，开明专制的性质更加明显。在十八世纪，某些大臣和许多官吏接受了新思想。宗教迫害有所缓和，陈规旧例也开始松动。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放弃了对殖民贸易的垄断。在多数情况下，已允许粮食在国内流通。撒丁国王站在改革家的前列，实行了村社对领主权的集体赎买。最后，在天主教国家，推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竭力控制本国的教会，并把教皇的权力限制在纯属教义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各国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耶稣会的被取缔和罗马影响的下降是个好征兆。然而，社会冲突仍悬而未决。人们盲目称颂普鲁士和俄国的开明君主，却没有看到，对这两个国家说来，关键不在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或改善国家体制，而在于创立新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部分疆土依然一片荒芜，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君主的发奋图强足以决定他们应推行怎样的政策。那里的王公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地采取了宗教宽容立场，以便吸引来自其他各国的宗教避难者。诚然，他们向荷兰、英国、法国，以及通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介绍，向西班牙借鉴很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官员受到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俄国沙皇要求贵族们向老牌君主国学习。他们的开明专制表明，西欧的文明、经济和制度正向东方延伸。他们竭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励精图治，推行重商主义，从而既取得哲学家的赞扬，又达到自己的目的：充实国库、扩大军队和征掠土地。人们没有想到，这些匆促完成和极不彻底的改革依旧是脆弱的，因为官吏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般百姓对改革采取冷淡的或敌对的态度，一旦创立新制度的名臣元勋去世，新制度就有搁浅的危险。普鲁士的情形不久就证明了这点，于1786年继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明显地表现无能。总之，经济革新对国家以及对大地主和资产阶级虽然有利，但对其余的居民显然没有帮助，因为革新的目的是要增加出口，而不增加国内消费。此外，税收负担在日益加重；贫困、失业和乞丐问题在普鲁士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西欧。
某些德意志王公值得启蒙思想家赞扬：安霍特的利奥波德支持巴泽多夫；卡尔–奥古斯特使知识分子云集魏玛；巴登总督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其他王公仍专横无道：黑森的选侯竟把他的士兵卖给英国，符腾堡的卡尔–欧仁由于同地方议会发生冲突，把麦捷尔和舒巴尔特投入狱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对手主要在奥地利。玛丽–泰莉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失败后，开始以普鲁士为榜样整顿国家，但在步骤上相当谨慎。相反，约瑟夫二世在其母亲于1780年去世后，迫不及待和全力以赴地加速改革进程。他的整个事业设计周密，富有特色，因而很难单纯用励精图治和争强好胜之类的考虑来解释；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然而，约瑟夫二世的大臣们虽然衷心拥护开明政体，但也不能否认，约瑟夫二世对哲学家们，尤其对伏尔泰，怀有戒心。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二世禁止其臣民改变宗教信仰，但他仍容许各种派别的基督徒担任公职。他改善了犹太人的命运；尤其突出的是，他首创了公证婚约。如果一定要说约瑟夫二世未受当时思想的影响，那就应该承认，很少有这样的君主能把个人的品性如此有力地给自己的统治打上烙印。可惜的是，客观条件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企图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不利，奥地利各地区之间在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别同比利时、伦巴第、德意志各邦、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情形不相上下。约瑟夫二世在各地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地方议会和传统体制的独立性，建立几乎划一的行政机构。在大多数省区，他要求官吏必须学会德语。同时，他彻底改组了教会组织，没收了教区的财产，把神甫改为领取薪俸的职员，并毫不考虑教皇的反对，取消了许多修道院，从而在政教合一的问题上远远走在其他天主教王公的前面。在德语区各省和在波希米亚，不满情绪开始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反对派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在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而由姻亲关系同奥地利相结合的匈牙利王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仍停留在中世纪阶段，政权完全被贵族所控制，那里的反应十分强烈。约瑟夫二世终于向领主权发起攻击，迫使马扎尔贵族群起反抗。
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走上了西欧老牌君主国的道路，但同他们的样板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欧各国的国王在法律上仍规定资产阶级的地位低于贵族，但并不禁止资产者购买土地、采邑和领地，法国国王甚至高价出售贵族封号。西欧的国王容许贵族享有特权，但并不以放弃农民作代价去换取贵族的顺从；全体臣民，包括农民在内，都能恳求国王公正裁判的保护，而且这并非是一句空话。在不时发生宫廷政变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君主一方面惧怕贵族，另方面又认为不能失去贵族的帮助。为了不得罪资产阶级，君主让他们专门从事自由职业和商业，帮助他们开办手工工场。叶卡特琳娜二世允许资产者实行行会自治和免服兵役；弗里德里希让资产者在军队和行政机构中任职。但是，资产者未获批准不得拥有土地；晋升贵族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机会极少，因为官职不能用金钱买到。相反，司法行政官吏多数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85年颁发的宪章特许贵族在由他们推选的大臣的监督下组成特权阶级，且犯罪时由特殊的法庭审判。普鲁士贵族在各省可以为所欲为，并由他们指定行政长官；国王为贵族单独设置了抵押贷款。对农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现了王室同贵族的狼狈为奸。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赞同废除农奴制，主张限制农民的劳役和贡赋负担或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但他不敢贸然侵犯容克的产业，听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独断专行，并为国王征收土地税。叶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罗斯的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把从王家领地和教会产业上逐走的大批农民分配给她的心腹宠臣；贵族的横行无道比在普鲁士更甚，他们可以任意征派农奴去军队服役。
丹麦、瑞典、波兰等邻国的情形只能使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君主对贵族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极权使施特伦泽丧命；在贵族同意下执政的伯恩斯托尔夫虽然取消了农奴制，但仅是为了按照英国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瑞典，农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贵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方面：国王在1772年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执掌了政权，但他还准备发动新的政变。尤其，波兰向王公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榜样：他们对波兰农民所受的压迫并不关心，但他们注视着波兰封建主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才瓦解了共和国。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对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对德国教会，对资产者和贵族中传统观念的衰落感到惊慌。和由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所领导的共济会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进分子对它的软弱感到不满，特别在耶稣会仍有影响的巴伐利亚。威沙普特在因戈尔施塔特成立了光明异端会，并同汉诺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订了该会的等级和纪律。1782年，他们在哈瑙附近的威尔海姆斯巴得的共济会会员大会上试图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们在德国南部和维也纳的自由职业者、官吏和绅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光明异端会分子尖锐批评已成立的政权和社会，但还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他们打算采取革命行动。如同哲学家们一样，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信徒的办法来取得政府的同情。在巴伐利亚，他们被敌人指控为奥地利的奸细，而奥地利当时正想吞并巴伐利亚选侯国。光明异端会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会掀起了一场反对自由思想的运动；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拥护者受到追捕，从1789年起更有问罪判刑的危险。
与此同时，玫瑰十字会在普鲁士挑动政府镇压启蒙运动。弗里德里希二世1786年去世后，玫瑰十字会更掌握了普鲁士王国，因为随之接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之一。沃尔纳和比硕夫斯威德借机飞黄腾达，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报部门的头目，后者任国王军事总监。被迫左右逢源的国王得不到信徒们的谅解；但是，他力图要新教牧师和教师皈依正统。在《宗教敕令》发布后，学生使用的课本受到严格的审查，牧师和教师必须精通教义，而且备受行政当局的种种限制和监督。反动势力在萨克森和汉诺威蔓延猖獗。
尽管强盛的邻国君主对贵族尚且曲意迁就，约瑟夫二世却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动势力。他的可悲下场使邻国君主更加谨慎小心。约瑟夫二世决心向领主制开刀，下令废除农奴制，接受农民向法院告状，限制劳役和贡赋，允许并规定将劳役和贡赋改作赎金。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税改革和建立土地册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计算，其中农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归国家，领主只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这些措施激起了贵族的普遍反对；首先在匈牙利，他们利用1787年开始的艰难的和付出很大代价的奥土战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说明，东欧的开明君主只能在牺牲第三等级和同贵族妥协的条件下才能成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要社会等级制不受到严重威胁，早已顺从国王和力不从心的贵族表现尚称安分；但即使在那里，也谈不到取消特权的问题。
二、英国
英国的进步同大陆各国的落后恰成鲜明对照。英国贵族对英国的经济进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资产阶级的地位在经济进步推动下上升了，这种上升在英国国教教徒和加尔文派之间的冲突和反对天主教的斗争的掩盖下，导致了最早的两次近代革命。实际上，两次革命最后都以妥协而告终，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一方面，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同心协力统治社会和领导政府。另方面，国王不得不最终承认立宪制原则。个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被确认，至少它们已为上层阶级所理解，并且后来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国王同国会——即同组成贵族院的贵族——共掌政权；同时，国王又利用混乱和腐败的选举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议席，既尊重富裕缙绅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腐败选区”或“保留选区”让给大学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例如小皮特。
然而，国王毕竟享有特权，他掌握部分选区，分配“赏赐”、津贴和肥缺，出让包买权，从而使政府能掌握“顺从的多数”。在汉诺威王朝最早两任国王的统治期间，由于托利党人有同情詹姆士二世之嫌，而绅士又与新王朝作对，国王不得不帮助辉格党人控制国会，并在辉格党人中挑选大臣。英国的“议会制”从此粗具规模，真正的权力属于代表议会多数并随着议会多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内阁。但是，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教训日渐淡薄，乔治三世以为可以滥用王权，并企图重新执掌政务；皮特在同辉格党破裂后，于1784年协助国王主持国政。他们串通一气，为“新托利党”争得了议会多数，皮特因此获得了巩固议会制的名声。其实，皮特只能指挥少数个人私党，他无非假手国王搞垮他所不赞成的改革而已。他权欲甚旺，并像他父亲一样，以为只有他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因而他对国王的肆意羞辱始终逆来顺受。
社会妥协并不因此被破坏，它贯穿着整个这一时期。贵族或者在政府和国会任职，或者管理地方事务（州郡的保安官，教区的乡绅），他们要把既得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圈地法和谷物法就证明了这点。大资产阶级也参与其事：他们竭力维护关税保护、航运法、殖民贸易垄断，以及凡能保证足够劳动力的法律。公债利息、军需供应、对印度的掠夺使大资产阶级的资本大大增加。作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集团的代理人，老皮特创建了大不列颠帝国。他的儿子小皮特耐心地医治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创伤，强迫动产主作出微小的牺牲，力图整顿财政、偿还债务和恢复金融。为此，他一方面认为必须求得和平，另方面仍努力重建海军，伺机加强英国的外交地位。
阴暗面也还不少。在英国，金钱势力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通行无阻。一切都可用金钱买到，人们钻营进入国会，往往只是为了扩大谋取财利的地盘。由贵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机构本身就十分软弱，加上收受贿赂、滥用特权和安插亲信，就变得更加腐败。非国教新教徒仍受限制，针对天主教徒的非常法仍然存在。许多寡头生活腐化，激起了受宗教复兴运动支持的清教徒的愤慨。人们希望纯洁公共生活；社会福利和慈善团体纷纷要求改组济贫和平民教育事业以及改善监狱待遇。有一个社会团体曾要求废止黑人买卖。此外，爱尔兰的状况始终令人担忧；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天主教徒，他们对于向国教教会交纳什一税和教区税以及被剥夺选举权感到愤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全都抱怨政府封锁英格兰的市场和阻挠爱尔兰工业的发展。他们的领袖格拉坦要求都柏林的国会取得立法自治。在代理贵族收租的管家的中间剥削下，贫苦农户以抗租相报复，因此地方秩序很不安定。他们开始向美国移民。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组织了志愿军，以抗御法国可能的入侵，这个先例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实行选举改革前，人们对英国国会还不能抱太大希望。被赶下台的辉格党人在福克斯、谢里丹、伯克的领导下，如今已成了在野党，他们内部并不十分融洽，但在批评政府时却完全一致：议会制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在实现中。他们指责国王偏袒执政党，主张推行经济改革，裁撤闲职，纠正其他弊端。他们完全懂得，关键还在于实行选举改革。但是，他们既然尚能利用现制度，因而也就不急于去动摇它。福克斯宁可把重掌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朋友、可能就任国王的威尔士大公的身上。不久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统治者更加感到害怕。在威尔克斯的领导下，这个运动在1760年后十分活跃，虽然它没有波及无产阶级，暂且还处在潜伏状态，但法国大革命将使它变得活跃起来。当时，旧制度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贵族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可能决裂。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在国家中具有的影响同自己的地位很不相称，工业的发达有使制造商转而反对地主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并不紧迫。皮特意识到了其中的困难，他想通过解放非国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取消黑奴买卖、对爱尔兰开放英格兰市场、实行起码的选举改革等方法去排除某些困难。国王推翻了大臣提出的所有这些建议，仅仅同意减轻保护关税和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尽管资产者对此极不满意，他们仍然希望，随着立宪制和代议制的发展，寡头政治最终和平地投降。
英国领导人的妥协性超过了他们的革命胆略，这种为商人所特有的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态度得到一些人的好评。使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英国人根本不喜欢谈论平等。其实，在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看来，自由和政治权利应该同出身和富有成正比，而平等却是只会动摇社会等级和为平民谋利的一架战争机器。同贵族合伙的大资产阶级看不到突出平等原则的任何理由，这在法国却不是如此。
三、大陆的联合省和豪门统治
在欧洲大陆上，有几个小国同英国的情形比较接近。不同的是，在英国，出身军人的贵族处于附属地位，出身豪门世家的资产者独掌政权，新兴的资产者也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联合省是由一些自治国家及其附属地区联合组成的共和联邦，这个以自由著称的国家在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那里，尤其在东部地区，贵族依旧存在，并保留部分领主权。但早在十七世纪，正当荷兰在欧洲经济中遥遥领先时，贵族地位就江河日下。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是普鲁士国王内弟的奥伦治亲王威廉五世，虽然仍担任联合省的陆海军统领，并有尊位称王的野心，大资产阶级仍牢牢控制着国家、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的衰落如今已显而易见。它在海上和亚洲的优势已不得不让位于英国。由于缺乏煤炭和原料，工业不能革新，资本首先用于向各大国投资。尼德兰资产阶级在向食利者转变的过程中丧失了进取心。任用私人和裙带风使官职集中在少数豪门世家的手里：大资产阶级正变成垄断的和腐化的家族集团。受其排斥的资产者组成“爱国党”，要求改革政治组织，力图分享政权，使政府更有活力，并把联邦制改为统一的共和制。美国独立战争使当局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阿姆斯特丹银行因向印度公司和市政当局贷款而岌岌可危。然而，改革派的要求丝毫未能实现。何况，他们害怕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出于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一直倒向奥伦治亲王的一边。
瑞士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仅是由互相独立的各州为着共同防御的目的而组成的邦联，其中部分州拥有附属地区。贵族依然存在，但什一税大部分已转入推行新教的政府之手，领主权的负担比什一税较轻。各州的权力由资产阶级豪门世家所掌握，其中以伯尔尼、苏黎世和巴塞尔的大资产阶级尤其富有。但也有一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资产阶级家族通过长途贩运、经营乡村工业和向外国贷款获得利益，他们渴望实现民族统一和政治改革。在与瑞士邦联结盟的日内瓦共和国，冲突导致了革命：“代表”党联合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本地人”于1782年推翻了“否定派”的豪门寡头。法国和“伯尔尼的先生们”在那里恢复了秩序。日内瓦和瑞士的流亡者不久在动乱的欧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德国，在许多直属皇帝管辖的共和城市里，豪门寡头也居统治地位。除汉萨同盟各港口和法兰克福外，这些城市大多并不出名。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是寡头统治的共和城市；但随着这些城市的逐渐演变，依靠贸易和金融致富的豪门寡头开始自封为贵族。在威尼斯，载入“金册”的豪门构成了世袭的特权等级，他们的警察专制享有理所应得的声誉。
所有这些国家都具有某些共同点。它们或者因地理位置而不能进行海外扩张，或者因国小和人少而受到一定限制；自然资源也不允许它们超出商业资本主义的阶段。封闭的和僵死的寡头统治之得以维持，是因为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资产阶级不但本身十分软弱，而且在军人贵族当中既找不到可效仿的榜样，也找不到同盟者。另外，如同其他各国的情况一样，他们也不信任平民阶级。
四、美国革命
美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提供了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榜样。在同宗主国的冲突中，起义者不仅以传统的免税权，而且以在清教徒中依然流行的自然权，同宗主国相对抗；他们在人权宣言中陈述了人和公民的天赋权利，并以主权属于人民的名义创建了共和国。
消息传来，欧洲大陆受到了猛烈的震动，起义胜利激起的浪漫主义热情动摇了人们对旧秩序的服从，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在爱尔兰，当地居民利用英国政府对可能的外来入侵的担忧，组织了志愿军；为此，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同爱尔兰达成和解：向爱尔兰开放殖民地市场，允许它出口毛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缓和旨在限制天主教徒的非常措施。殖民帝国的首次分化瓦解鼓励着各殖民地的白人居民要求自主和独立。美国革命使英国的民主派更加斗志昂扬，托马斯·潘恩公然前往加入“起义者”的行列。因此，美国革命揭开了民主宣传的帷幕，法国革命不久则使这一宣传进一步展开。在大陆上，启蒙哲学的信仰者群情振奋，富兰克林的深得民心便是个证明。他出生在一个小杂货铺家庭，长期充当排字帮工，因经营书店和其他商业而逐渐富裕，进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他最初仅在报界和木器业有相当影响，最后在政治界和外交界发挥作用，成为新秩序的象征。法国人之所以愿意帮助起义者反抗英国，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七年战争仍耿耿于怀。但是，通过同起义者的并肩作战，许多出身贵族的法国军官，首先是拉法叶特侯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们在回国后，当革命危机迫近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自由派贵族的核心。孔多塞等人在革命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创议正是从新共和国那里吸取的教益。
正如1688年的英国革命一样，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大地主贵族阶级同金融家、大商人、造船主和制造商等大资产阶级实现了妥协；唯一不同的是：一方面，由于在殖民地从未有过贵族院，当王权不再存在时，美国不保留任何世袭的政治权；另方面，华盛顿等人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之成为贵族，仅仅因为祖上拥有大量地产而已。在这个社会里，财富等级比旧大陆更加明显，统治阶级所关心的事同英国的主子没有根本性差别，只是要防止共和国朝民主的方向发展。然而，战争的后果比对未来的担忧使统治者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的直接利益在战争中受到了损害。美国各州和联邦国会分别发行了纸币和公债；由于比价不断下跌，债权人在收回债款时，这些证券很可能一文不值。航运、贸易和工业在战争期间已濒于破产。在和平恢复后，英国又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平民阶级因参加了独立战争而表现很不安分，尤其是作为债务人在通货膨胀中得益的小地主和小庄园主。他们开始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相敌对，对那些用低价收买贬值票据或者买进大片土地然后分作小片出售的投机商，则更加愤恨。同不久后的法国革命一样，美国革命也把流亡的保王分子的土地没收和出售。此外，随着“拓荒者”深入到俄亥俄平原，国会于1787年制订了有关占有这些“西部土地”的法规；商人们甚至劝诱欧洲加入对西部土地的开发。最后，由于革命精神与奴隶制互不相容，有一些州在取消黑人买卖的同时，准备根绝奴隶制。
组成合众国的十三个州原则上都是独立的；至于合众国是否如欧洲的瑞士邦联那样仅限于共同防御，这在当时还不清楚。联邦当局由于没有权力，也就不能制止通货膨胀、清理货币、整顿债务、偿付利息、制订关税，以及维持一支对外保障独立、对内保护有产者的军队。1787年宪法的通过和合众国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创议者为此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他们的本意并非单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也部分地促使他们这样做。华盛顿本人就是共和国最富有的产业主之一；罗伯特·莫里斯是个大投机商；富兰克林对赚钱的机会从不放过。相比之下，因作出杰出贡献而遭到残酷打击、最后可怜地死去的汉密尔顿显然是最冤枉的了，他公开推行了发展工商资本主义的政策。大产业主也赞成这个计划，其条件是奴隶问题由各州自行决定，以便通过有效的联邦执行机构防止可能发生的黑人起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各州均附有财产条件。何况，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缺乏组织的条件下，群众不可能同有知识、有财产的少数统治者相对抗。城市无产阶级或者表现冷淡，或者追随雇主。反对情绪在乡村居民和退职军人中比较强烈，后者的薪饷是用贬值货币支付的。
主持费城会议的领导人在承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同时，容许各州保留其独特的选举制，竭力分散联邦权力，以防止独占联邦权力的任何图谋。随后选出的众参两院只是费城会议的延续。当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总统时，半数以上的宪法起草人加入了他的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终于开始工作了：在1790和1791两年内，国会稳定了公债的比价，其中包括各州的公债；建立了国家银行，其中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联邦公债券；通过了关税税则；出售了公有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以公债券偿付；批准了招募陆军和海军；通过对农民私人酿酒征收酒税，弥补了财政收入的不足。在建立国家机器的过程中，统治阶级满足了自身的利益，并尽量堵塞了通向民主的道路。如果完全按汉密尔顿的办法去做，人们或许会走得更远，因为他对英国宪法规定的爵位世袭颇为欣赏。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官吏终身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放心。把起义军军官集合在“辛辛纳图斯会”中已是把他们晋升为世袭贵族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是一次徒劳的尝试。
欧洲的民主派看来并非十分懂得这种政治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实质。然而，他们觉得，同美国革命初期宣布的原则相比，革命事业尚有其不足之处。美国革命所说的信仰自由仅适用于基督徒；对黑人说来，奴隶制依旧存在。如同在英国一样，美国革命的领导人闭口不谈权利平等，这不仅因为，在一个不存在合法特权的国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因为，这个原则只能为平民阶级的权利要求提供借口。为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权利平等束之高阁，并且不给平民选举权。
五、法国
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法国的君主制界于英国的立宪制和大陆的专制制之间。法国不同于英国，因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享政权；它又不同于俄国和普鲁士，因为国王并不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法国在保留贵族特权的同时，让新贵族大量滋生，又让资产阶级成长壮大。
在路易十四时代，君主制业已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极权制，似乎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国王的绝对权威，贵族也似乎已永远服从国王。其实不然，正如资产阶级的上升一样，贵族的反动贯穿着整个十八世纪。贵族固然已不再动用武力，但它用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段——对抗宫廷和诉诸舆论——抵制和破坏国王的权威。那些远祖或近祖原是平民出身的佩剑贵族自然一马当先，购买官职的司法行政官吏则随声附和，因为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正力图从他们手里夺走地方政务。世袭贵族和主教联合控制着各省的三级会议；在省三级会议业已消失的地区，他们力图恢复这个组织。“太阳王”对世袭贵族的不信任，如今已逐渐被他的继承人所遗忘，他们把高官显职交给世袭贵族。假如圣西门公爵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依旧在世，他或许不会再责备国王被“资产阶级宵小”所包围。除奈克尔外，所有的大臣都是四代封爵的贵族。出身同样高贵的巡按使分别在各自的辖区定居、联姻和购买土地，并与当地的贵族称兄道弟。
可见，法国开明专制的行之有效仅仅依靠了个别卓越人物的治理才能。马肖、摩普和杜尔哥推行的结构改革在贵族集团、高等法院、教士会议和各省三级会议的反对下终于惨遭失败。行政组织的改善起色不大，路易十六在任用大臣和听取意见等方面，同路易十四很少差别。随着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发达，随着学校教育和首都吸引力的加强，民族统一继续有所进步，但法国仍分为“税区”和“省区”两种行政体制。在各个“税区”，巡按使包揽一切，反对高等法院有所畏惧；在各个“省区”，巡按使必须同日益扩大其自主权的省三级会议进行协商。这种情况在布列塔尼尤其突出。法国南部仍遵循罗马法，北部则在很大程度上按习惯办事。贵族仍享有一定的司法权，教会法庭执行其教规，国王的手谕高于一切。国内的税卡林立和税制不一阻碍着民族市场的形成。大至地区之间，小至教区之间，度量衡均不统一。行政、司法、财政和宗教区划的极不平衡和互相牵制，只能导致一片混乱。一些享有豁免权或自主权的省区和城市把这些特权看作是对抗君主极权的护身手段，顽固地坚持地方主义。卡贝王朝在用武力统一法兰西国土的同时，理应担负起统一行政机构的历史使命；这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意识本是和谐一致的，因为这既有利于国王行使其权力，又能给所有人带来方便和好处。官吏们对此也求之不得，因为这不仅将加强国王的权威，而且也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是，正因为如此，实现行政统一首先遇到了贵族的拼命反抗。国王的伟大业绩一旦完成，就会危及当时社会的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对统一的否定。
即使当时的局势能提供统一行政的机会，日趋衰弱的王权也会遇到贵族更加胆大妄为的挑战，而资产阶级很可能支持贵族的反动。佩剑贵族和长袍贵族将坚持历史先例，司法行政官吏将维持其职业传统，法律界人士和哲学家将援引自然权和理性思辨；总之，他们将异口同声地主张用法律限制王权，反对专横暴戾，保障个人自由。大地主和大资本家都赞同经济自由；对于许多行政改革，他们在原则上也并不反对。在这基础上，缙绅们很可能联合起来，强迫国王接受君主立宪，并如同在英国那样，使自由得到尊重。事实上，这种联合在多菲纳地区已开始形成。
但是，英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国王和缙绅之间的妥协，而且也意味着贵族和资产者之间的妥协。然而，法国贵族却不愿同资产者妥协；仅有少数人通过英国和美国的榜样懂得，这种妥协对他们没有任何害处。世袭贵族并非不知道金钱的威力，他们认识到，没有金钱，单凭出身尚不能使他们飞黄腾达。他们在宫廷向国王请求恩赏。一些贵族开始注意兴办大型企业，塔列兰甚至已从事投机。允许圈地和瓜分公地正是为了满足大地主的利益。地主们力图向农民攫取更多的收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领主的反动”。然而，正当一些贵族由于商业意识和生活方式日益向资产阶级靠拢时，另一些贵族却不能再保持其身份和地位。米拉波被迫卖文为生；夏多勃里昂面对那些将为他的雄心壮志开辟道路的新事物暗自长叹：“快来吧，期待已久的暴风雨!”多数具有封建军人气质的贵族不知如何适应资产阶级的秩序，何况他们也不愿去适应：宁肯贫苦为生，决不丢失贵族的体面。他们在极端的排外主义中寻找出路。为此，他们力图使贵族等级成为封闭的特权阶级；要求废除买官制度，使平民不能跻于贵族行列，而由贵族垄断与他们的高贵身份相符的所有官职；要求增加专门的贵族子弟学校和修女院。一些地方的高等法院已不再接受平民任职，作为贵族首领的国王对贵族的这些愿望颇为迁就。从此，所有的主教均由贵族担任；自1781年起，只要证明四代封爵，不问有无资历，均可充当司法行政官吏。在这方面，法国贵族同大陆各国的贵族十分相似；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敌对阶级的力量却与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不相上下。巴纳夫写道：“各条道路都给堵塞了”，沙特尔大教堂堂长西哀士承认，他不会升任主教。既然所有的大门都被关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门撞开。同英美两国的情形相反，法国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强调权利平等，由此决定了1789年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意义。
六、各国间的争夺
政治大国的形成在破除各国的封建无政府状态的同时，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但是，各王朝的立国图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国王们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私产，他们最大的野心便是损害邻国和扩张国土。假如有人告诉这些国王，随着旧制度在法国的迅速崩溃，不仅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他们自身的权威将会动摇，而且国家也有变成国民公产的危险，国王们一定会回答说，波旁王朝的垮台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意味着它将被驱逐出他们时刻注视其动静的欧洲政治舞台。
人们根据经验可以想到，国际纠纷将随之产生。英国怎能不乘机为不久前的失败报仇雪恨？尽管维尔琴纳坚持和平立场，尽管皮特似乎也倾向和平，人们预计到，英法两国将进行一次新的较量；法国将获得其海上盟友的支持，首先是西班牙。西班牙始终为它在美洲的领地担心，此外，它同波旁王朝还有“姻亲”的联系。人们知道，一旦英法交战，英国外交部准备资助大陆联盟，从而通过大陆战争牵制敌方的兵力。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大陆战争在意大利和德国从未间断。在外交家和军事家看来，意大利只是有名无实的一个地理概念，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正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和普奥之间的对立而日趋崩溃。法国长期支持德意志各邦的王公，以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法国帮助西班牙拥立其王子分别在那不勒斯和在帕尔玛即位。1756年后，法奥同盟的成立使敌对有所缓和。实际上，法国舆论对这个同盟并不欢迎，人们尤其不甘心把比利时让给哈布斯堡王朝。在人们的思想里，不时出现从十六世纪以来对奥地利的传统敌视，因而法国对那些受奥国武力威胁的国家，特别对德意志各邦的王公，深表同情。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仍得到不少人的拥护，凡尔赛宫廷本身就竭力保持在莱茵地区的影响。舒瓦瑟尔和维尔琴纳虽然保留了1756年条约，但条约的作用已仅限于维持现状而已。维尔琴纳在但辛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达成协议，阻止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巴伐利亚继承问题上挑起新的战争，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规定，把神圣罗马帝国置于法俄两国的保护之下。后来，由于约瑟夫二世企图开放自1648年后关闭的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维尔琴纳自荐充当约瑟夫二世和荷兰之间的调解人。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德意志王公同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用奥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时，维尔琴纳也没有支持皇帝。人们以为，和平在西欧将能持续下去。
暂且，冲突的危险出现在东部。叶卡特琳娜二世和约瑟夫二世打算重新分割奥斯曼帝国，普鲁士则准备乘机重新瓜分波兰。维尔琴纳拒绝接受叙利亚和埃及提出的调停请求；但是，想到通向印度的古道从此将落在俄国人的手里，皮特深感惊慌；东方问题变成了欧洲的问题，随时都有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
此外，由于约瑟夫二世的匆促改革，哈布斯堡帝国一旦战事失利，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对整个欧洲说来，这又会导致多少内部纷争！
在政治上，不存在统一的欧洲，正如不存在统一的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整个欧洲不懂得为维护欧洲和平和奴役海外领地而团结起来，各国君主甚至把革命看作是他们得以浑水摸鱼的机会。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部分地借助这种混乱局面，使他们的革命得以成功；如今，法国人也将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从事他们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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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人丁税（capitation）和拾一税（dixième）不同于农民向国王缴纳的人头税（taille）和教会征收的什一税（dîme）。——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