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神状态的转变比经济和社会的演变更加缓慢；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的变化又赶不上他们思想演变的速度。然而，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同他们独特的活动方式是协调一致的，它从一开始就与贵族和教士的精神状态有分歧。随着商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的不断进步，以及对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资产者的雄心壮志同传统观念终于彻底决裂。经验理性主义的诞生不仅开创了现代科学，而且力图在十八世纪把它的统治扩张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向资产阶级提供的哲学思想唤醒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新勇气，这种状况在法国特别突出。到大革命前夕，启蒙时代的大师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思想却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并且以极其复杂的形式作为遗产被继承下来。另方面，旧制度的卫道士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界当时处于一种动荡不定和五光十色的状态，至少在思想活动最为活跃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是这样的。
一、传统的精神状态和新思想的崛起
在旧经济制度下，生产水平很低；饥荒、疫病、战争和主人的盘剥把劳动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劳动者蜷缩在家庭、亲邻、同行、教区的小圈子内，以求得互相帮助和保护。他们力图用陈规旧例限制竞争，稳定市价和工资，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定生活和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他们为自给自足而劳动。食品和商品在他们看来只有使用价值。他们对前途不抱希望，因而也不求进取。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利益的引诱下开始懂得交换价值和投机；但大多数人在十八世纪仍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观念。他们满足于慢慢积蓄起来的收入，坐等顾客上门，不做广告，出售的商品既少又贵，不求加快资本的流转。他们的理想仍是购买土地，企图依靠年金安度晚年。资产者很早就希望用新的社会秩序去代替封建主混战的无政府状态和君主专制：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和现金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方法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管理国家中来。司法和行政官吏竭力要让法律压倒暴力和专横，并维护他们职务的尊严和利益。然而，这毕竟是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人们对尘世既然不抱很大希望，对来世就容易抱有幻想。由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专横暴戾和等级森严，平民百姓往往怀有自卑感，因而对世俗压迫逆来顺受，对宗教训诫奉若神明。
到十八世纪的末年，教士虽然部分地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同平民阶级的关系上仍然是传统思想的坚固堡垒。英国的卫理公会继续在发展，其他教派也纷纷复活；英国国教对“福音派新教徒”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德国的虔信派依旧活跃；康德及其门生赫尔德都带有虔信主义的痕迹。但是，异端教派的滋生繁殖似乎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发展方向超出了时代的范围。巫术、占星术、炼金术竟与对电流、磁场这类科学发现的胡乱解释和借机行骗结合在一起。继斯维敦布尔之后，出现了帕斯库亚利和圣·马丁。德国的玫瑰十字会和许多共济会分会对这些糊涂学说趋之若鹜；法国的阿尔萨斯和里昂也有众多的信徒；英国的布莱克竟从中吸取艺术灵感。卡格里奥斯特罗和梅斯梅尔深得群众的信服。尤其在农村，一般百姓仍没有摆脱古老的迷信，他们对各种神鬼巫术笃信不疑。敬神怕鬼的思想远没有消失。
然而，新的前景早已开始出现，并逐渐对更多的人具有吸引力。欧洲的富裕使人们的收入日益增加，随着爱好的多样化，满足这些爱好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人们对束缚个人发展的种种障碍感到不满，在享乐者的榜样感染下，一切自信有才干的人都宁肯冒点风险，也要过舒服的生活。家庭关系开始瓦解，每个孩子都为自己争合法权益。陈规旧例或者遇到反对，或者已不再起作用。城市的扩展犹如给这一切添加了一份增效剂，因为城市生活削弱了社会的束缚。城市生活越来越脱离传统集团的控制，乡政府最后只负责登录户籍而已。人口的迁移已变得更加方便，新大陆的吸引、工业的召唤和交通的改善使人口流动日益增加。外国人和犹太难民成为革新的积极因素。资产者把骑士的尚武精神移植到资本主义中来，鼓吹侥幸冒险、投机创业和拼力竞争，从而加速了优胜劣败的过程，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另一些人沦落为无产者。资本主义开创了一个充满活力但又动荡不定的社会；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权势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危险，所以只能引起人们暂时的敬仰。资本主义保障人的尘世生活，而把来世置诸脑后。它削弱了原来限制个性发展的种种人身依附，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由于仅仅涉及具体的事务，其范围也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资本主义用控股公司取代亲友集资的合营企业，用样品推销取代传统市场，用划一不二的市价取代讨价还价，用商定的工资换取必要劳动力的短期契约取代农奴的劳役制和工场的帮工制。处在专制、封建和行会压迫下的人们以各种途径开始觉醒，渴望独立和自由。“哲学家们”找到了洗耳恭听的听众。
二、经验理性主义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由于物理学和机械工业与技术进步并驾齐驱，理性主义呈现了新的特性，它由天才的笛卡尔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又在随后的牛顿和洛克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终于把信神弄鬼的宇宙观扫除干净：物质从此由精神发现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决定，只要精神能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它的推论或假设。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科学变成对感性世界的一种具体认识，这一认识最终用数学公式表现出来，从而把科学的不同门类归于统一，科学的最大奢望是把宇宙万物列成方程。
科学的进步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在法国，拉格朗日的数学天才光彩夺目，勒让德尔和拉普拉斯的成就声誉卓著。德国人赫舍尔发现了天王星，排列了行星系谱。以库仑为首的物理学家继续进行对电和磁的研究；继加尔瓦尼1786年在布伦亚的试验之后，已经颇有名望的伏打正朝着发现电流的方向走去。拉瓦锡创立了化学，他对呼吸的解释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尽管布丰名扬全球，自然史和地质学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依旧停留在描述阶段，但正在努力订出合理的分类法：亚当森在植物学方面取得了成果。自然科学特别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被应用到实际当中，例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琴纳的牛痘疫苗、蒙戈费埃兄弟的气球。同时，它还开始革新某些工业，例如法国的贝尔托莱。通过积累而获得的经验知识似乎能保证科学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人通过经验知识能够完全利用自然的力量。笛卡尔的预言已经实现：“人们将毫不困难地享受土地的果实以及人间的各种舒适。”
笛卡尔是位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人的天赋，因而他从不涉猎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历史学也不屑一顾；对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认识，他甚至没有想到把它当作一门观察的科学。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把理性主义扩展到各个领域，并开创了所谓“人文科学”。一位名叫洛克的医生摒弃了思想天赋论，并用感觉的印象来说明精神活动。他的感觉论经伏尔泰介绍到了欧洲大陆，又经孔狄亚克的发挥导致了经验心理学的诞生。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边沁等大胆地把道德世俗化，使道德成为一门建立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基础之上的“习俗科学”。至于历史学，人们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整理确凿可靠的资料，同时也展开文献评论和确定考证方法，直到十八世纪继续如此，但著作家还没有充分利用历史考证的成果。至少在伏尔泰的著作里，历史学同资产阶级的想法已十分合拍，它的研究对象不再单纯是王朝的兴亡，而且是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在他们的游记中所介绍的异国情趣为人们进行比较提供了方便：《论法的精神》和《论各民族的风格和精神》曾大量运用了这方面的材料，宣告了社会学的即将诞生。关于经济史，人们还很少谈及；然而，经济管理人员由于意识到统计对他们的帮助，开始收集各种数字。随后不久出现的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主张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建立一门经济科学。
理性主义既然采取了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并把人的精神世界和各项活动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它便把形而上学当作不可求证的假设而予以抛弃。康德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宣称，“自在物”是不可认识的；拉普拉斯接着又写道：“物的首要本原和内在本质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知。”可见，理性主义正逐渐变成一门实证哲学，但一般舆论还远没有接受这一认识。
三、泛神论以及自然权
感觉论并没有使洛克摆脱“自然宗教”，大多数哲学家也还信奉“泛神论”。他们实际上通过观察和比较为泛神论寻找根据。泛神论的原理在各种宗教的不同教义中既然都可找到，这些原理又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这就证明上帝作为“宇宙伟大建筑师”的存在；证明人的灵魂不灭，以及罪孽在来世必定受到惩罚。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统治者认为这些思辨概念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保证平民的驯服。尽管道德是功利的和社会的，但它仍然是强制的；因而人也依旧是自由的和有责任的。随后，卢梭在不抛弃理性的同时，提出了感情至上的主张；“有感情的”人通过对他人的爱达到舍己为人的真正道德高度；意识作为“不灭的上天之声”在现象世界的彼岸向人揭示人的命运的重要真理。康德于1788年在道德意识的岩石上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大厦。此外，德国的雅科比、荷兰的汉斯坦尤斯、苏格兰的里德继续按传统方式研究哲学。
另方面，革新家们不仅希望认识世界，而且想要改造世界，因而保留了从事改革的自由。更有甚者，他们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由中世纪某些神学家所推崇的自然权；在多数大陆国家里，自然权一度被专制主义打入冷宫，但加尔文派仍受其影响。洛克用自然权为1688年革命进行辩护：建立社会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保障人的自主，社会就应该以公民的自由契约为基础；同样，政府的权威也理应建立在享有主权的人民同受委托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之上。受委托人仅仅为了维护神赋予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行使其权力。美国人和法国人宣称，人权是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对人类的各个部分不加歧视，这体现着古代的和基督教的普救众生的思想。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者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发动了攻击，但同唯灵论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原因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教会中学中传统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科学素养一般也还很肤浅。他们的成长过程加强了阶级偏见或职业偏见，从而使他们把物质生产视为下贱。法国哲学家对重农学派的著作并非无动于衷，百科全书最早赋予工艺和工具重要的地位，但这还不等于说他们已经对技术的进步、社会和习俗的演变、认识的扩展、人和思想的解放进行了综合的考察。正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没有接触进化的概念一样，他们并不试图对他们以为在历史中发现的曲折前进作出有机的解释。或者，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把历史的曲折发展单纯地归结为他们梦想加以消灭的宗教迫害和封建专制。他们认为，一旦实现了以上的梦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将永远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条件下，进步将得到保障，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同所有新兴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毕竟还有一些反对理性主义的人，他们虽然主张对历史使用观察的方法，但在非理性倾向的指导下，认为人没有共同进步的希望，因而力图保存他们认为由上帝创造的或由集体经验孕育的现存体制。在十八世纪初，与笛卡尔主义相敌对的天主教徒维科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每个王朝都像生物一样，按照上帝的神秘意图，从诞生、成长、衰老，直到死亡，然后让位给另一个王朝。莱辛在宗教演变中看到了一种永恒的启示。接着，赫尔德于1784年撰写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他指出：从直观所能观察到的演变中，自然是社会的创造者，个人则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像细胞依附于活体那样依附于社会。
在英德法这三个精神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国家里，以上的一般特点根据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分别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四、英国和德国
看来，英国知识界很早就十分重视经验研究的价值：例如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十四世纪的奥卡姆派，以及早在笛卡尔以前就讲述过经验论学说的弗兰西斯·培根。不同的是，英国人对建立一门确定科学的统一性和赋予科学结论以绝对价值的哲学不太重视。休谟从印象和感觉共同组成观念这个思想出发，作出以下的推断：由日常经验灌输给人的理性原则从来只允许人进行大致的和临时的推广和应用。从这方面看，经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内容较后者更为丰富；因此，人们往往把经验理性主义笼统地称作经验主义，却把它同纯推理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英国十八世纪技术发明的活跃使经验论思想进一步深化，但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得不如重农学派那么系统。
至于如何调和经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传统宗教，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担心会有什么困难。何况，相当部分的资产者仍然是清教徒，他们分别信奉加尔文派的不同支派，普遍的利益要求他们对国教的信徒采取随机应变的灵活态度，当时的历史环境也要求他们朝这个方向努力：随着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天主教徒遭到了排斥；洛克主张新教各派间要互相宽容，即使不给非国教的新教徒充分的言论自由，至少也要让他们能生活下去。在十八世纪初，一些泛神论者确实使教会感到担忧；在大革命前夕，吉本对基督教的敌视丝毫也不亚于伏尔泰，他把罗马帝国的灭亡归罪于基督教。然而，过后不久，理性主义者就不再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想要使舆论非基督教化；在英国国教这方面，也逐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例如他们的代表佩利竭力证明，国教的教义同理性没有分歧。统治阶级一致认为，宗教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有益的。当卫理公会复活信仰主义时，人们认为它能避免平民不守教规，因而没有坏处。
在政治方面，英国人始终主张无原则的因循守旧。然而，他们对自然权毕竟早已熟悉了：霍布斯声称，人民通过同国王订立的契约，已把他们的主权永远出让给国王，从而为专制政体进行辩解。洛克接着用相反的理由去证明君主立宪和个人权利的合理，因此，辉格党人似乎至少变成了言论派。但是，当选举改革宣传运动刚刚开始并将危及统治者的权力时，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贵族和大资产者便惊慌起来，洛克也威信扫地。正如伯克所指出的，统治者后退到了经验论的立场；他们断言英国的制度是由英国人民独特的演变而产生的，它同任何理性前提毫无关系。
大陆各国长期以来没有注意英国的变化。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提出了奉英国为师的主张。日内瓦人德洛姆在1771年盛赞英国的无比优越。尊重国教和把国王奉为会长的英国共济会在各国开始生根发芽，到处传播宗教宽容、个人自由和代议制的思想。直到旧制度的末期，具有平等思想的法国人才不再把英国看作是自由的母亲。
盛行新教的德国经沃尔弗的介绍才接触了理性主义。但沃尔弗在哈雷宣传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受了笛卡尔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莱布尼茨的影响。德国通过英属汉诺威境内的哥丁根大学和汉堡同英国发生联系；德国同英国在教派林立这方面有相似之处，只是德国比英国略逊一筹，因为在德国，路德派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加尔文派，但加尔文派毕竟使德国接受了宗教宽容。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容许哲学思辨相当自由的发展。理性主义者并不攻击启示宗教本身，后者更怕他们对《圣经》的批评，这种情形在德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加普遍。另方面，新教牧师大胆地对教义加以理性化。在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德国不能同英国相比。在德国的理性主义中，推理和形而上学大大超过经验的成分。以普鲁士为据点的启蒙思想家着重强调理性主义的纯功利性质，开明君主对此颇感兴趣，行政官吏也深表赞同。因此，启蒙思想渗透到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天主教地区，并争取到部分教士的同情。但是，启蒙宣传毕竟只触及少数官吏和知识分子；虔信派的神秘主义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卢梭的影响十分明显；文学界的狂飙突进运动展现了带有无政府倾向的前浪漫主义；康德以后的哲学很快朝先验论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
王公的专制政权和封建制的存在决定了德国与英国的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的软弱又使德国不同于法国。德国启蒙思想家从来只是羞答答地批评特权，对农奴制则更少批评。他们把具体的改革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声称进步取决于个人的修养，而不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并以此为他们的谨慎行事和软弱无力辩解。
五、法国
理性主义者在天主教国家里所冒的风险远比在新教国家中严重得多。比利牛斯半岛各王国对理性主义尤其敌视，奥拉维特被迫离国外逃。罗马天主教是反理性主义的灵魂。在意大利，知识界的活力正在苏醒，预告了复兴运动的兴起。贝卡里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在法国，哲学家们向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和思想控制大胆地发起了攻击。由于教会的权威全靠世俗政权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哲学家们用无情的冷嘲热讽攻击教会的特权、暴戾和教义。伏尔泰分子成倍地增加，对宗教的敬畏已烟消云散。冉森派和耶稣会的争吵，高卢派和教皇至上派的争吵，废除南特敕令的不幸后果，许多新教徒被迫改宗天主教后对信仰的冷漠，这一切都为哲学家的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共济会也广泛发展起来，因为它的基本主张是宗教宽容和自然宗教。教皇对共济会的谴责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谕旨在法国必须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生效，而国王却拒不下令，相反对一些大贵族取得共济会分部的领导地位深感满意：许多在俗的和脱俗的神甫竟同时是共济会会员。在狄德罗的主持下，百科全书把理性主义哲学家集合在一个派别中，达朗贝尔撰写的《卷首语》就是这个派别的宣言。他们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状态，以致新教徒奈克尔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能够加入政府，以致宗教镇压机构逐渐走向衰落。世俗政权对望弥撒和参加复活节祭礼等活动不再关心；甚至宗教裁判所也很少追究违教行为。
大多数哲学家已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人的一切都由自然所决定。伏尔泰始终显得游移不定，狄德罗在其遗著中则鲜明地采取了赞同的立场。但是，对于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拉美特利所坚持的原子说（唯物主义的一种传统形式），哲学家们就更加不能接受了。他们从维护旧道德出发，竭力要保留自然宗教。伏尔泰写道：“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创造出一个上帝。”他们把天性同禁欲、把人性向善同原罪对立起来，把人的堕落归罪于社会的坏影响，并歌颂原始状态的人的善良。尽管如此，他们对人的德行并不真正抱有幻想，至少在有产阶级看来，他们自己可以不信上帝，但也要让他们所惧怕的平民“迷信”上帝，这是个稳妥的办法。伏尔泰还说：“必须为平民创立一个宗教。”
卢梭的感情抒发给泛神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涂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行善”这个新词使“有同情心的人”从内心感到满足。这个转变甚至帮助了天主教散布宗教感情。人们在不少革命家身上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宗教色彩，例如后来为夏多勃里昂的成名助了一臂之力的罗兰夫人就是如此。传统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这对许多教徒说来并非纯属形式。数量众多而质量低劣的正统出版物居然获得很大成功。宗教信仰在西部以及东部和北部的边缘地区，特别在山区，虽然仍十分活跃，但在巴黎四周、香槟、法国中部和马孔内地区的许多城市以及某些乡村正日趋淡薄，因为在大革命取消信仰强制以后，宗教势力便一落千丈。社会风尚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部分贵族和资产者的穷奢极欲在十八世纪并未带来新的恶果，因为他们在这以前早已如此了。此外，无论功利主义或感情至上都消灭不了法国道德中笛卡儿和高乃依的经验理性，相反，学校里教授的关于普卢塔克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更加强了理性的影响。
封建特权、封建残余、君主专制及其种种弊端也在法国受到最猛烈的攻击。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主张维护自然权，声称人有根据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权。《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使认为气候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有一种原始的理性存在着；智能的存在物可以有自己创制的法律……如果说除了人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外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那就等于说，人在画出圆形以前，所有的半径并不都是相等的。”
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税收的不平等和领主权，哲学家们维护的是整个第三等级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认，他们更主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效力。资产阶级一旦上升到国家的领导地位，就要把金融秩序引进到管理国家中去，并要政治服从生产的繁荣。资产阶级要让经济摆脱一切羁绊，例如：农奴制妨碍工业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教会财产的不可转让和贵族财产的继承妨碍财产的流动。为此，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加速财产的流动才能满足人对利益的贪欲，并为劳动和创业精神提供动力。负担的不平等减少了群众的购买力和积蓄；国内的税卡林立和度量衡的不统一延缓了民族市场的形成；宗教迫害妨碍了科学研究。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改革热情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首位，工商界人士因此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动力。追求法治和权利平等其实比这些改革要求更加强烈，也就是说，人们所渴望的既是权利，又是尊严。在这方面，真正左右舆论的力量是旧制度下的旧资产阶级，即那些相对独立的、有一定闲暇的，以及在职业、利益和文化这三方面都竭力坚持以法治代替暴力和专横的官吏和法律界人士。
资产阶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他们的代言人——哲学家——多数也信任并赞扬大陆上的开明君主。卢梭诚然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旗手，但也应该看到，《社会契约论》的读者比《新爱洛漪丝》或《爱弥儿》的读者毕竟要少得多。此外，他所信任的“普遍意志”只是一种无私的意志，因而在他设想中的民主制只可能在“君子国”中实行。他所主张的共和制是要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人民的这种直接统治只适用于幅员较小的国家。至于马布利，他主要在1789年才开始出名，那些在卢梭的启示下抨击财产的私有制和遗传制的作家，那些恪守古代禁欲劝善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作家，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就更加小些。人们认为这些作家只是些乌托邦；人们满足于建立代议机构，以阻止王权蜕化成暴君统治。
对国王的攻击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贵族。贵族也受到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影响。一旦有了公民自由，贵族将不受君主专制的某些控制；一旦有了经济自由，贵族从大地产所取得的收益将会增加。政治自由对贵族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孟德斯鸠。为了确保公民自由，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这对贵族、法院、官吏、教士这些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十分有利。孟德斯鸠援引并不可靠的古代史为依据，说贵族的地位和领主权是日耳曼族入侵时用武力强加给高卢和罗马混血种的。法院以法兰克议会的继承者和被王权篡改的古宪法的保护人自居。在贵族的心目中，政治自由将使他们在政府中重获主导地位，并取得在外省的行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团结一致，而在权利平等的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六、文学和艺术
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经济的演变对文学艺术具有一定的影响。某些文艺体裁的成功足以为证，例如哲理故事、博马舍的新剧作、古典主义不屑使之规范的流行小说、新兴的市民戏剧以及格辽茨的绘画。沙龙的社交生活使纤巧小诗的写作技巧登峰造极。追求舒适使建筑师减少室内陈设的排场，而更讲究实用；画师和装饰师则以色情、肉感和异国情趣投人所好。版画和色粉画的技术更加细腻。此外，在肖像画、风景画和动物画方面，现实主义盛行不衰。英国的油画不受学院派传统的影响，风景画的现代化正在酝酿中。
对理性主义的反动预示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英国的约翰逊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名代表，扬格的《夜思》、理查逊和斯特恩的小说标志着感伤主义的复兴。在德国，歌德和席勒为初起的“狂飙突进”文学增色不浅，这个运动与依仗法国作家的威望而得以确立的规范彻底决裂。在卢梭的影响下，前浪漫主义情绪遍布各地。人们指责理性主义和古典艺术枯竭想象力，抹杀幻想，否定神秘和黑暗的魅力，使人一味追求功利，斤斤计较。人们陶醉于英国园林里的仿自然景色；人们遨游名山大海，观赏黎明日出或在星空下沉思。伤感和涕泣，绝望和恐怖，怀古的遐想，奔放的热情，这一切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沉闷和单调。欧洲的日耳曼作家从古典文艺复兴之外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灵感：但丁和莎士比亚、中世纪作品、假托莪相的诗歌、圣经、波斯文学和印度文学。在音乐方面，基本乐器已经存在，不久前又发明了钢琴，以格鲁克、莫扎特和海顿为代表的音乐家通过交响乐、奏鸣曲和歌剧等形式使浪漫主义在德国到处风行。法国受到了这一浪潮的冲击。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被介绍到法国，杜西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特雷桑伯爵的出版物预示着仿古行吟诗体的盛行。《保尔和薇吉妮》使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一举成名。儿女情长的牧歌和缠绵悱恻的哀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音乐家们更加偏爱有大量咏叹调的歌剧和主要供人们消遣的喜歌剧。无论在巴黎或在维也纳，人们依旧为意大利人的美声唱法所倾倒。
被学院派奉为正统的古典主义继续享有威望，尽管它的生命力正日渐衰竭。阿尔菲耶里等剧作家仍在创作古典悲剧，但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史诗、抒情诗以及风行一时的咏物诗也起色不大。至于体裁比较自由的喜剧，哥尔多尼、谢里丹、塞台纳的作品较受观众的欢迎。艺术保持了对传统的敬仰，这个传统在法国由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所维持，在英国则依仗弗仑的辉煌声名。建筑师和许多雕塑师仍旧忠于古典主义的传统，历史画始终受官方的褒奖。
复古倾向起源于庞贝遗址的发掘。在德国的温克尔曼、法国的凯尤斯和英国的弗拉克斯曼的推崇下，古典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风行。巴特雷米于1787年发表的《青年阿纳沙齐游记》取得的巨大成功，恰好与复古风气的抬头相呼应。德国作家，尤其是歌德和席勒，一度被这个潮流所吸引。法国作家几乎不受其影响，因为安德烈·谢尼埃的仿古希腊的诗文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但在艺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艺术显得更加庄重朴素。以大卫为代表的油画技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色彩让位于线条，古代的经典代替了活的模特儿。然而，这种倾向远没有占绝对优势。弗拉戈纳尔和乌东不失为十八世纪的艺术巨匠，他们多才多艺的作品丰富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教育。在庞贝出土的壁画为装饰艺术开创了亚历山大风格，这些装饰同埃及的和据说是伊特鲁立亚的图案相结合，形成了与追求舒适并行不悖的路易十六风格。此外，大卫的画作对公民美德的歌颂（例如1784年的《贺拉斯兄弟盟誓》）加深了对普卢塔克笔下坚韧不拔的英雄的怀念，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大革命的气氛。演说家的演说和革命节日的宏伟场面将表明，采用古典主义的文艺形式丝毫不等于文艺家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必定持保守的立场。文艺生活的丰富多彩反映了个人主义在社会中的扩展。在法国，以大卫为首的青年一代渴望着挣脱君主专制政体强加于他们的学院派艺术的枷锁。
七、世界主义和民族问题
精神生活具有几个发源地：除英国和意大利外，后起的德国堪与法国相匹敌。由十八世纪体现其特征的哲学运动虽然最初从英国兴起，但英国随着海上实力和发达的经济加强它的霸主地位，它在哲学运动中的作用却相反在削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觉得英国的影响比大胆的法国思想更令人放心，因为英国的制度保证了自由同他们的利益融合一致。然而，法国思想也有它的有利条件，因为它不仅是崭新的思想，而且路易十四的盛世使法语和法国文明名声大振。即使波旁王朝的政治实力在十八世纪屡遭挫折，欧洲的小国君主也无不对凡尔赛宫倾慕神往。哲学的名声和文学、艺术的名声，再加上宫廷和巴黎华丽优雅的魅力，人们几乎可以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文化界人士相信，文明的统一正在实现，这不仅适用于业已征服的或准备征服的海外居民，欧洲本身的文化也日趋统一。虽然政治敌对继续使欧洲四分五裂，但人们注意到，国际公法正通过均势思想力图缓和这种敌对。在1783年后，均势已成为维尔琴纳的政治指导思想，皮特同维尔琴纳在维护和平这方面也是一致的。同以往几个世纪相比，战争逐渐文明化。占领军不再在被占国获得给养，而依靠后勤供应；变得“软心肠”和讲人道的军官对平民不再肆意虐待。在一般居民眼里，国家的政策是王公的事情。哲学家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对民族利己主义深感厌恶。由于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尚未完成，德国人没有扩张好战的思想，德国作家认为这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优点。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世界主义其实不过是贵族和富裕资产者的漂亮招牌和知识界的时髦。欧洲各国间各方面的交往依旧十分有限，因而不能不停留在互不干扰的状态。只是在塔列兰等少数手段高明的金融家和投机家的头脑里，才隐约出现过世界主义的想法，并预见到国界线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的思想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因为资本主义在各国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巩固的依赖关系，因而重商主义即使在英国也并未丧失其影响。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还不是世界主义，即将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将是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赫尔德的有机论和法国的唯意志论正为这一转变准备意识形态。在英格兰，以至在整个英国，由于岛国地位和幅员较小，这种转变已经实现。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瑞士、西班牙以及特别在法国，这个转变也有很大的进展；没有这一进展，法国大革命或许不可能发生。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不受法国影响和独立进行的文学复兴是政治统一运动的前奏。匈牙利的民族感情和多种语言的存在历来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隐患。四分五裂的波兰开始觉醒，而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各派基督徒正以不妥协的独立精神与土耳其人相对抗。民族国家普遍形成的最大障碍在于各国的王朝政体和中世纪结构的存在。尽管国王的中央集权有所加强，这种结构仍保留了各省和各城市的地方主义，以及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动摇和清除了这些障碍。与此同时，世界主义不但没有深入人心，它的影响相反地逐渐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