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大国推行重商政策和从事新大陆开发，在中世纪末年已不断有所发展的欧洲经济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革命般的迅猛发展开创了机器和蒸汽的新时代。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已处遥遥领先的地位，这对后来出现的长期冲突产生过根本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英国，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也是慢慢才胜利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它在当时仅是世界变革的萌芽。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初期所居的优胜地位恰恰意味着，大陆各国还很少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事实上，虽然十八世纪末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它同旧时代毕竟还相距不远。
一、传统经济及其演变
在旧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依旧受气候的支配，因而发展缓慢，产量低下，常遭歉收；工业则受原料匮乏和动力不足的限制。农民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劳动，他们之所以出售产品，无非因为国王、领主和地主向他们索取现金。手工业者仅能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交通的极端困难迫使每个地区必须自给自足，人们紧紧抓住当地生产的粮食不放，出口既少，进口也没有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如英国进口的羊毛只占所需总量的十分之一；中欧和东欧仍停留于近乎封闭的经济状态中。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无的关系。首先是粮食，据杜尔哥的估计，流通量约为六百万至七百万担。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经常购买粮食；瑞士和英国六分之一的粮食消费依靠国外进口。除了粮食以外，波兰和俄国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钾土，瑞典和德国的矿石和冶金产品也销售甚畅。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产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烧酒、食盐、苏打和羊毛，意大利的明矾和硫磺。东欧、中欧和南欧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欧则以制成品和殖民地产品作交换。
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基本上取海道进行，这对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对英国、荷兰、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商人十分有利。地中海的马赛、热那亚、里窝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当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即波罗的海贸易的兴旺，使控制着松德海峡的丹麦受益匪浅。这条要道成了英国海上航运的生命线，它沿着欧洲海岸包括了普鲁士、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相比之下，各国国内贸易显得微不足道。在这方面，英国仍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次之。内河航运比较经济，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运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采用的陆路运输则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在英国、法国和荷兰，道路不断在改善；而其他各国只有一些多少铺点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例如，那时的阿尔卑斯山区还没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即使在道路较多的国家，大道间的通路和乡间小路也不宜行车，运输通常依靠牲畜驮载。愈是朝东欧和南欧方向前进，这方面的困难就愈加严重。因此，集市贸易虽在西部正日趋瓦解，但在博凯尔等南部地区仍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集市贸易甚至还像中世纪时代那样兴旺。在这种状况下，各国的君主和领主开始设立海关（英国除外）和征收关税，虽然这样做没有把国内市场搞得支离破碎，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
几百年来促进欧洲经济变革的因素继续在起作用。西欧各大国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十八世纪的君主们完全继续沿用这套办法：禁止进口或课以重税，颁发航行条例和实行专营贸易，设立王家工场或垄断公司，对某些私人企业实行优惠，以某些行会的名义制订行规。在英法两国，行规尚有某些孔隙可钻：行会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业，乡村对行会更置之不理。重商政策无疑保护了每个国家的新兴工业——首先是奢侈品和纺织品工业——免受外来的竞争，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并让本国人独占海运和殖民开发的利益。尽管经济学家在批评重商主义和动摇它的基础，大多数君主却严格按照柯尔培尔的主张，坚持这一政策。此外，批发商和制造商虽然对贸易自由十分神往，他们却不准备接受外来的竞争，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关税制度。国家与国家间签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贸易协定，如维尔琴纳和皮特签订的1786年协定、叶卡特琳娜二世关于同意开放黑海港口的协定等，只是个别例外。
王公权贵们大量购买奢侈品，并为整个统治阶级所模仿，这对奢侈品工业的发展有所促进。但是，政府为扩大军事力量而增加订货对冶金、船舶制造、纺织、制革等工业的帮助则更加可观。最后，由于间接税实行了承包，由于政府以短期偿付、长期偿付和年金偿付的形式委托供应商包办某些公共服务部门和供应军需物资，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事业日渐兴旺，他们的经营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王公们的财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陆的开发恢复了十六世纪时的强大声势。首先，贵金属产量不断增长，并于1780年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十八世纪，白银和黄金的产量分别为五万七千吨和一千九百吨，而最后二十年的产量则达一万七千五百吨和三百五十六吨，分别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黄金的身价抬高了，白银在1774年后的英国已成为辅助的流通手段。卡龙于1785年不得不改铸金路易，以减少铸币的重量。十分之九的铸币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铸币支付进口，转手交给英国、荷兰和法国。其中，一部分流向亚洲；另一部分用于积储或奢侈。法国的现金流通量约为二十至三十亿，按人口计算，大于荷兰，但小于英国，虽然英国的流通量不超过十亿。除此以外，还有银行的信用货币。货币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资金；可惜的是，根据传统，他们更喜欢把资金借给负债累累的政府，虽然也部分地向生产投资。在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据世界的首位；尽管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当局的贷款中受到很大损失，处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却始终有钱借给外国。据说，他们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万荷盾的贷款，投资总额高达十亿荷盾。热那亚、日内瓦和伯尔尼也输出资金。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这些大城市的银行家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积极准备建立超国界的国际金融网。他们是伦敦的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和贝特曼，以及控制着巴黎的、以瑞士人和新教徒居多的外国银行家。在每个中心城市的交易所，麇集着一批“金钱贩子”；期票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早已存在。
铸币的增多，加上英国发行信用货币和许多大陆国家发行纸币，再加上银行信贷和商业期票的流通，造成了物价的持续上涨。从1730年左右开始，物价平稳被长时期的不稳定所代替，并一直延续到1820年。虽然中间曾有周期性的波动，物价上涨为生产打开了有利可图的前景，从而鼓励人们去兴办企业。以1760年为开端的人口增长从扩大消费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个方面为兴办企业起了催化作用。但是，物价上涨仍然是刺激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使它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百分之四十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取得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英法在向西班牙、葡萄牙提供其殖民地产品的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支配西、葡两国拥有的产品。此外，还有在西属美洲和巴西的走私活动。欧洲地主从经营种植园和其他殖民开发中取得的纯收入也可计算在内。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四百万镑，亚洲约为一百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据估计利物浦的“黑人贩子”每年有三十万英镑进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间，他们装备了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艘船只，卖出了三十万以上的奴隶，价值达一千五百多万英镑。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地产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从技术的角度看，棉花进入欧洲工业似乎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重要。印花布的制造便由此开始；不仅如此，英国最早的机器也应用于棉纺织业。
需要大胆和冒险的航海业培育了第一代革新家；大宗批发和向国家投资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些商人改变了历来锱铢必较的习惯，他们为追逐利润敢担风险，并以尚武好胜的气概去赢得竞争，投机已成为他们进取的动力。至此，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开始表露出来，也就是说，资本和企业的集中使经营日趋合理，进而使这种经济方式在欧洲文明的发展中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国内的批发业和金融业所冒的风险较小，而远洋贸易显然要碰运气。例如，在法国，对远洋贸易的投资被称作“冒险贷款”；作为补偿，这种投资能赚大钱。经营合理化的进程开始已久：复式簿记制和收付记账法的采用完善了汇兑、商业票据和储蓄银行的技术，并有利于企业的个体化。垄断性的大公司把企业领导权从股东手中夺走，交给了技术人员，这更是一项新的改进。合理化进程远没有结束。由于船主既是商人，又兼营运输，同时还是经纪人、保险人和银行家，职责的混乱依然存在。经营方法的改善速度不快：商品交易所只提供一个聚会地点；期货交易只是个别现象；仅少数商行雇佣推销员。因此，流动赶集的商人仍起重要作用，他们并非在集市设摊售货，而是以批发商身份去拜访零售商。许多零售商，即法国通常所说的“杂货铺”，也并非专一地从事经商。此外，在许多地区，甚至在英国，乡村里竟没有零售商，居民购买物品要靠小贩。
占有远方市场的商业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控制手工业，并在农村发展低工资的和不受行会约束的乡村工业。棉花的引进使乡村工业在整个西欧迅猛发展。批发商地位的上升还很不平衡。有些仅满足于收购；而更多的却注重改善生产组织，提供原料和工具，统一规格，负责上浆和印染。他们以辅助工资为诱饵，吸引农民做工，对他们进行培训，增加劳动时间：早在工厂出现以前，妇女和儿童已经被编入了劳动大军。按通常的说法，城市中的所谓“工场”只是指商人在城市中或在城市附近雇佣的工人总体。但“工场”还有另一个含义，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后，部分或全部工人便集中在同一个车间内，有时甚至居住在附属的建筑物中。工具的昂贵使制造业不适于采用手工业生产方式。采矿、冶金、玻璃、陶瓷、造纸、缫丝、酿酒很久以来就是在企业主直接领导下集中进行的，印花布等新兴工业更是如此。但是，工人的人数一般并不很多。
工商业虽然兴旺了，但农业生产仍然是基础。任何人都十分明白这一点：无论富人或穷人都始终希望成为地主；政治家们也完全懂得，人口的增长要靠农业，而只有人口增加了，纳税人和兵员也能相应增加。可是，重商主义禁止原料出口往往使农业为工业作出牺牲。尤其，当局不顾经济学家和土地贵族的恳求，对取消工商行规犹豫不决。粮食的贸易自由意味着推行面包高价政策，这会激起饥民的暴动。因此，农民不能自行出售粮食：他们必须去市场出售。在那里，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和当局的必要干预压抑着粮价的上涨。内地的粮食流通要受到种种检查；至于海上运输，运粮人必须出示证明，担保船只在本国港口靠岸。陆上运粮要受到当局的盘查和引起居民的反对；粮食出口原则上是严格禁止的。至于种植自由，政府也不愿给予通融，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对传统惯例仍留恋不舍。
大陆上继续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固定不变的基本特征。唯有佛兰德地区取消了休耕制，开始种植牧草和油料作物，实行集约耕作和牲畜圈养。其他各地主要靠开荒和晒地等粗放的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山区或在因土质缺钙而荒芜的地区，农民只在小块土地上耕种，这些土地四周用树桩围着，以防牲畜进入，因为牲畜是在广阔的公共荒地上放养的；人们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放火烧荒开垦出一些地块，然后围起来耕种。在适于耕种的平原，村庄的土地仍实行轮休，北欧三年一次，南欧为二年。每个庄园都有休耕地，北欧的地块呈长条形，比较分散，其余各地比较规则。由于缺少肥料，休耕制似乎是必需的。缺少牧草的农民在冬天只能圈养少量牲畜；其余季节的牧草可取自轮休地、公共荒地和树林。牲畜的自由放牧要求开放耕地。树桩围地的做法在北欧遭到禁止，在其余各地也颇受物议，除非在荒地甚多的地区，例如法国西部，才不受干涉。自由放牧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才不如此重要，因为这里耕地不多，位置分散，地块较小，部分耕地可以灌溉或修成梯田，耕地之间还种有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木。由于农民的负担很重，他们没有余力去改进耕作方法，有点积蓄也用于购买土地。他们往往是些文盲，因而极其守旧。尤其，他们顽固地维护自由放牧，认为取消这一传统将使他们无法饲养牲畜。在他们赖以为生的“集体权”中，放牧权占了首位，其次是采伐权，即在森林中伐木，供取暖和建筑之用。
以上是整个欧洲的概貌。然而在十八世纪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银行组织的发展和新工艺、新机器、新动力的出现导致了生产的彻底变革，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近代农业的轮廓也逐渐形成。
这些革新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开始觉醒的西欧遥遥领先，而中欧和东欧则依然一团漆黑。
二、英国的经济革命
十七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对英国有利。在十八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两倍，吨位增加了三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九千六百三十艘，载重量达一百四十五万三千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4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十八世纪初的六百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一千九百万和出口额二千万。英国由于整个国土离海不远，沿海航运方便，而且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容易地建成了运河网，此外还根据麦克–亚当的设计修筑了一些道路，所以，它国内贸易的增长比其他国家容易。英国使用煤炭也比大陆更早和更多。从十五世纪起，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就不以控制城市手工业为满足，开始发展乡村工业。
据估计，在1740至1800年间，英国的流动资本增加了十四倍。英国从出口贸易、贩卖黑人、开垦种植园、出租船只和经营保险业中取得了大量铸币，因而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已基本上实行了金本位制。然而，早在1694年，商人与国家已经一起在新的基础上创办了伦敦银行：一方面以黄金储备作抵押发行银行券，另方面对商业期票开办贴现业务。到了1789年，银行券的流通额约为一千万至一千一百万英镑，虽然在各郡的流通额不超过一百万。但从1695年起，苏格兰也有了发行银行券的银行，1783年在都柏林又创办了这样一家银行。此外，伦敦约有六十家私人银行，外省约有三百家，苏格兰和英格兰也有，它们往往发行银行本票。如同大陆的金融家一样，伦敦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屈服于国库的需要，对大臣签发的财政证券和支票必须一概接受。但是，它还用银行券做商业期票的贴现，从而为企业开放了短期贷款。伦敦银行虽然只与本地客户有业务往来，但它允许某些也从事贴现业务的私人银行在它那里立户，因而实际上起着超级银行的作用。
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领先地位。随着煤炭代替了木材，钢铁业分别于1783年和1784年采用了搅拌炉和轧钢机。机床的增多使铁的用途更加广泛，人们开始用钢铁建造驳船和桥梁；伯明翰的五金用品名扬四海。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日渐提高，后来的莫兹利便是享有盛名的工程师之一。棉纺织业技术革新的影响更大：珍妮机、水力机和克伦普敦在1780年发明的骡机使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卡特赖特接着发明的织布机使织布的效率跟上了纺纱的进步。陶瓷制造和印染技术也在改进中。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瓦特于1764至1789年对蒸汽机的改进向人们提供了新的动力，并逐渐显示出其无比重要的意义。
工商行规一天天在被破除，商人纷纷向印度公司的垄断挑战。然而，重商主义并没有丧失其全部地位，它继续用保护关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权和航行法规对付外来竞争。另方面，随着分散的“自由放牧”地被合并和公地被瓜分，农业正沿着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迅猛前进，圈地正逐步成为可能，自由放牧正陆续被消灭。圈地的主张并不新鲜，但它的全面推广却在贵族通过第二次革命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才终于实现，议会于1780年才以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苏格兰的贵族把圈地扩大到苏格兰高地。由拥有知识和资本的农庄主经营的大庄园取代了自由放牧，他们发展牧草种植，增加牲畜数量，实行圈养和选种；这使英国的畜群名声大振。在1688年后不久，大地主开始主张生产粮食，实行了谷物法：谷物法一反以往的传统，准许粮食出口，但在粮价不利的情况下禁止进口。
新技术的纵深发展要比长期以来人们所想象的缓慢。圈地虽然发展最快，但个体农民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直到1788年，只有一家棉纺厂使用蒸汽机；二十七座高炉生产五分之一的生铁，其余炼铁设备仍用木材做燃料；织布还没有采用卡特赖特的织布机；毛纺工业根本谈不上使用机器；在伦敦，除酿造业外，手工业方式占着统治地位。英国的银行业虽然十分发达，但仍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资本主义集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合股公司不但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而且不能适应英国的国情。
此外，随着蒸汽机的使用，改善交通已成为当务之急。船舶制造有了改进，从1780年起，船身开始包有铜壳。但是，船身依旧由木材制成，造船的数量和大小取决于木材采伐（造一艘大船要用四千根栎树干）和树干的长度（一万根栎树干中只有一根可做桅杆）。大多数船只不超过百吨，只是印度公司才有几艘超过八百吨的船只。还有，帆船行驶速度既慢又不安全。驿车有了一点进步，最大的运货马车载重不到一千五百磅，而且至少要四匹马才能拉动。大批劳动力从事运输，工业一旦实现了机械化，这种状况很可能使工业陷于供应不良和销售不畅的两个极端。
然而，新时代即将到来。英国的人口有了增长，部分居民又从事工业，粮食已不再完全自给。在1789年英国发生的粮食危机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歉收的缘故，人们却把责任推给机械化的不完善和对机器的迷信。伦敦银行的贴现额从1788年的五千八百万镑下降至次年的三千五百万镑。人们指责私人银行随意放款，造成了生产过剩；人们指责棉纱生产过多，使手工织布消化不了。人们还说，东欧的战事关闭了原有的市场，而新的市场又没有打开，致使经济陷于瘫痪。大英帝国的优势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才真正建立起来；那时候，英国才向反法同盟诸国提供了财政支持，称霸海洋，逃避大陆封锁和为本国工业打开新的市场。
三、欧洲大陆的落后
欧洲大陆明显地落后于英国经济，即使西欧各国也是如此。法国并不例外，虽然它在大陆占着首位；越往东去，停滞状态就越加严重。
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这些银行只是普通的储蓄所，付款凭证虽然允许转手，但毕竟起不了银行券的作用。没有一家银行做商业贴现。法国在1776年后才有了一家“贴现金库”，由国家批准发行纸币，支付存户向他们的客户开出的汇票。这种纸币仅在巴黎及其附近流通。私人银行为数甚少，奥尔良等大城市竟一家也没有。私人银行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敢贸然使用本票。法国只有巴黎一个城市由于税款集中而银根充裕；在外省，信用贷款很难得到，利息也很高。商业期票在意大利甚至不能贴现。一般说来，企业主拥有的资金完全是他个人以及亲友的投资，或者由企业主的地产作抵押。另方面，企业主不得不放宽买主的付款期限，即使极其富有的买主也往往采用“骑士式”的通融票据。法律只承认所谓“通用公司”，即合办的无限股份公司。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必须取得国家的批准；股票是具名的，或至少在公司的同意下才能转让。此外，经理和股东的责任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由于法国的习惯法很不明确，它只是把经理和股东的责任限制在股份范围之内。同英国相反，大陆各国的银行起不了集中游资并向企业投资这样的杠杆作用。
在英国人看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里斯本同样如此，它在伦敦的汇兑市场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梅都恩协定以来，葡萄牙几乎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五亿四千二百万，进口额达六亿一千一百万，但其中二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二千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国内运输也显然落后。通航的运河有南方运河和佛兰德运河；在毕卡第和勃艮第开凿的另外三条运河尚未完工。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叶里和芒特，每年过往船只分别仅有200艘和400艘。利用农民的劳役修筑王家道路网的巨大工程正在工程桥梁局的工程师指导下继续进行，完工尚颇费时日，大道间的通路和乡村小路则毫无眉目。国内的税卡林立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主义；省际的粮食交流还刚刚开始，各省几乎普遍种植葡萄。首都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的输送不超过七万五千吨，南部地区更鞭长莫及。
按照传统，大宗买卖在法国占着首位，海上贸易在马赛尤其兴旺；到了十八世纪，南特的地位不断上升，接着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波尔多。许多工业，特别是炼糖业，保证了各海港的日益繁荣。为国王服务的金融业已积累了巨额资产。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着手工业。从十六世纪起，里昂的“制造商”实际上就是买进蚕丝和出口丝织品的批发商：他们把生丝分发给织工加工。乡村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1762年获得了御前会议正式批准。许多外省均从中受益，特别是佛兰德的棉麻毛织品，康布雷齐、埃诺和韦芒杜瓦的细麻布，上诺曼底的“鲁昂织品”和呢绒，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布，香槟和奥尔良的针织品和朗格多克的毛料。此外，还有为国王生产奢侈品而开办的名符其实的手工工场，为海军制造船锚和大炮、为陆军制造枪支和刺刀的兵工厂。私人也创办了冶金等大企业，例如勒克勒佐工厂和佩里埃兄弟的夏约工厂。奥贝坎布在阿尔萨斯和茹依昂若沙开设了纺织厂和花布印染厂。化工业有沙普塔尔在蒙彼利埃开设的工厂。政府当局倾向放宽工商行规，但仍在摸索中。杜尔哥取消了行会；后来，行会又改头换面地复活了。工商界人士在专营贸易权和关税保护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因为英国的现代化生产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1786年协定激起了无数人的抱怨。
法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精神：贝尔托莱于1785年改进了漂白工艺；在这以前，蒙戈费埃把气球送上了天。他们对新机器并非无动于衷，英国人向他们提供了棉纺机械。然而，直到1789年，法国拥有的珍妮机估计仅九百台，而英国却有二万台。佩里埃兄弟工厂制造的蒸汽机还只用于昂赞和阿尼希的煤矿和克勒索工厂。冶金业变化很小，一般均使用木柴，而且十分分散。
据皮埃尔·莱翁的考察，1730至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不同地区间，尤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是很不平衡的。传统的纺织业（即毛织和麻织业）发展缓慢：整个法国在一百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在技术进步和巨额投资刺激下的“新兴”工业，如煤矿、冶金和新型纺织业则发展甚快。煤炭产量的增长竟高达七至八倍。至于冶金业，直到大革命时还进展不大，后来才飞速前进。在棉布和印花布方面，鲁昂地区的棉布于1732至1786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米卢兹的印花布交易额自1758至1786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百三十八。丝织业虽然属于旧工业，但在普遍繁荣的带动下，也以新兴工业相同的势头向前发展：里昂的织机数量自1720至1788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多菲内的风动丝织生产量（重量）自1730至176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农业生产继续在缓慢地发展。玉米种植使西南部的农业有所改观；葡萄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马铃薯和牧草的种植则尚未出现。政府竭力改进畜牧业；农业团体为此提了许多好的建议。然而，传统基本上没有改变。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人们往往盲目开荒，对集约耕作注意不够。贵族很想听取重农学派的劝告，向英国学习。但当局在这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路易十五满足于在几个省准许圈地和瓜分公地，因而成效甚微。粮食贸易的问题也颇费踌躇：贝尔坦和杜尔哥先后废除了国内的运粮法规，但在二人去职后，旧法规经略加修改又重新恢复。
法国本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自由遇到巨大的阻力。这对大革命具有很大影响：第三等级内部的大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发生分歧；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政策遇到生产分散和运输不畅的障碍；对传统经济留恋不舍的法兰西民族并不认为建立在信贷和出口基础上的“现代伽太基”将能无往而不胜。
周围邻国的发展方向与法国相同，但发展速度却不尽一致。除荷兰外，其余各国从开发新大陆中得利较少。在卡洛斯三世批准了几个港口同殖民地直接贸易和加强了关税保护以后，西班牙似乎有了一点进步，特别是加塔洛尼亚地区。乡村工业，首先是棉布工业，唤醒了瑞士、黑森林、萨克森、意大利北部等地区，但机器生产还只是个别现象：瑞士采用了珍妮机，而在克姆尼茨，珍妮机到1788年才刚刚出现。鲁尔地区开始引进炼焦炉。
除波罗的海毗邻地区外，中欧和东欧还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家仅在一些港口和少数内陆城市立足，主要从事原料出口。开明君主们效仿西欧推行柯尔培尔主义，但其效果比西欧要差得多。他们鼓励发展手工工场，或直接创办手工工场。西里西亚和乌拉尔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纷纷发展壮大起来。在有些地方，批发商控制了手工业者，例如西里西亚的织工。乡村工业在波希米亚开始发展；普鲁士政府禁止开办乡村工业，因为城市更便于征收消费税。农业的变化很小。曾有少数人，例如德国的塔埃和科尼斯堡的克劳兹，鼓吹采用英国的方法，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波罗的海贸易的发展鼓励了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人们用粗放的耕作法扩大粮食生产，贵族竭力排挤自耕农，以扩大他们使用劳役经营的领地。但政府并非始终放任不管；普鲁士国王对贵族圈地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是在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才允许乡绅进行圈地。
在英国经济革命的推动下，欧洲逐渐确立其优势地位，而在十八世纪中叶，能否取得这一优势似乎还值得怀疑。木材变得稀少了，工业生产在缓慢地发展着，农业有不能养活全部劳动力的危险。如果西欧在新大陆治理不善，殖民开发是否会把新大陆罗掘俱空呢？欧洲是否会像罗马帝国的命运一样，让纯商业和纯金融的资本主义最后以被征服国的破产而告终呢？这似乎不是没有可能的。暂且看来还有希望：煤和铁将取代木材，蒸汽和各种机器将使劳动效率成倍增长，而农业将能养活劳动力。不过，这还需要欧洲大陆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假如和平得以维持，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四、欧洲的富裕
无论如何，欧洲正变得富裕起来，西欧当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人们却说不清楚。据说，英法两国的国民收入在十八世纪翻了一番；两国增加了税收和发行了公债。英国的公债从1701年的一千七百万镑增加到1784年的二亿五千七百万镑；法国的公债在1721年仅十七亿里佛，而在1789年则上升到四十五亿里佛。人们在伊姆拉的结算中注意到，进出口贸易不是英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对外的债务清算对英国也并不有利，因为大量资金被用于经济投资和工业投资，以及购买政府的公债。当然，除了出口商品以外，英国还可赚得运输费、保险费和佣金。但在当时，英国没有向欧洲大陆输出资金。相反，它吸收了荷兰人和日内瓦人的大量存款，这削弱了它在对外债务清算中的地位。从伊姆拉的计算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开发海外领地中得到的收入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贩卖黑人、种植园投资、印度公司职员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产品的商业投机。毫无疑问，伊姆拉的结算不仅对英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殖民大国都是有效的。物质生活的优裕和人与人关系的缓和开始向纵深发展，虽然得益的主要是统治阶级。
有钱人历来喜欢炫耀，但十八世纪的风尚却是追求舒适和享乐，而且追求的程度根据各人的知识水平的不同有高低之分。除了供摆排场的大客厅外，人们还要求甚至更喜欢布置一些令人赏心悦目、又可随意取暖的整套房间。家具也为同一个目的在演变，体积由大变小，线条由直变曲，座椅铺上软垫，因而不仅比以往更加舒适，并且因装饰的千变万化和精雕细刻而变得更加迷人。异国情调也给装饰增添奇彩，桃花心木风行一时。在庞贝发现的亚历山大时代的装饰开始流行起来。彬彬有礼使沙龙的社交生活文明化了，男子向妇女的恭维也以巧言妙语的方式而保持含蓄。巴黎咖啡馆中流动的社交关系则比较自由和混杂。人们的求知欲更广了，学士院、阅览室、各种讲课和报告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感情、爱好、善行和慈悲使享受具有多种形式。许多不像塔列兰那么富有的人后来也对1789年前“甜蜜的生活”留恋不已。
手工业者、店铺主和富裕农民从普遍的富裕中得到好处，某些食品消费量的增长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大革命前夕，茶叶消费在英国开始普及；1784年茶叶进口量达八百五十万磅，走私还不算在内。由于皮特降低了关税，茶叶进口量在1786年就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磅。咖啡在法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食糖的吸引力也相应提高。据说，英国人的食糖消费等于法国人的十倍多。还要加上巧克力、烟草、啤酒、葡萄酒和烧酒。雇佣工人的增加特别引人注目：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反而增加了三百万人；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从五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九百万人；奥地利从二千万到二千七百万；西班牙从五百万到一千万；意大利从一千一百万到一千八百万。饥荒的减弱和工业发展提供的条件降低了死亡率。
在许多问题上，这里还需作一点保留。中欧和东欧的贵族没有改变他们对“下属”进行体罚的习惯；在西欧，贵族的这种习俗虽然变得温和了，但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往往以纵情放荡和肆意挥霍而自鸣得意。在平民阶级方面，贫困和无知使酗酒和滋事习以为常。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富裕农民最安分守法，但有时也不免表现得粗野和严酷。
总之，人们因富裕而感到乐观，进步的观念就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思想体现，它激励当时的人放心大胆去从事随着社会和精神状态的变革而必须进行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