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出取息的资财，出借人总是看作资本。出借人总希望借贷期满，资财复归于己，而在借期中借用人因曾使用这资财，要付他年租若干。这种资财，在借用人手里，可用作资本，亦可用作留作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果用作资本，就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可再生产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种场合，他无须割让或侵蚀任何其他收入的资源便能偿还该资本及其利息。如果用作目前消费的资财，他就成为浪费者，他夺去了维持勤劳阶级的基金，来维持游惰阶级。
贷出取息的资财，无疑有时兼用在这两种用途上，但用在前一种用途的较多，用在后一种用途的较少。借钱挥霍的人，势难久立，借钱给他的人，常要后悔愚不可及。除了重利盘剥者，像这样的借贷，对双方都毫无利益。社会上固然难免有这样借贷的事件发生，但因人各自利，所以，可以相信，它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有。任何比较谨慎的富人，如果问他愿以大部分资财贷给谋利的人呢，或是浪费的人，他听了，怕只会发笑，笑你会提出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借用人虽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节俭家，但在他们之中，节俭的终必比奢侈的多得多，勤劳的终必比游惰的多得多。
借款徒供挥霍的，只有乡绅。乡绅借款，通常有财产为抵押，其所借款，常常不是用于有利的用途。但就连乡绅，借钱亦非全供浪费。所借的钱，常常早在未借之前就已用光。他们日常享用的东西，多向商店老板赊购，往往赊得很多，必须出息借款来还清账目，乡绅所借的资本实是补偿商店老板的资本，他们所收的地租，不够偿还，所以向别人借款来偿还。这时他借钱并不是为了花费，只是为了补偿先前已经花掉的资本。
取息的贷款，大都是从货币借出，或为钞票，或为金银。但借用人所需要，出借人所供给的实际上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即享即用的资财，那么，他所借贷的便是能够即享即用的货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振兴产业的资本，那么，他所借贷的便是劳动者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材料与食品。借贷的事情，实际就是出借人把自己一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使用权让与借用人，任他随意使用。
货币总是国内各种借贷的手段，不论其为钞票或为铸币。一国能有多少资财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或者像一般人所说，能有多少货币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并不受货币价值的支配，而受特定部分年产物价值的支配。这特定部分年产物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的工人制出后，即被指定作为资本用，同时所有者又无意亲自使用，因而借给别人。因为这种资本的出借与偿还，都以货币来往，故被称为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这不仅不同于农业上的利害关系，且不同于工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因为在工商业，资本所有者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资本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方面，货币也不过像一张让与的契约一样，甲把无意亲自使用的资本转让给乙。这样转让的资本量，和作为转让手段的货币的数量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同一枚铸币或同一张纸币，可做许多次的购买，亦可连续做许多次的借贷。例如，甲把一千镑借给乙，乙立即用来向丙购一千镑货物。丙因为不需要货币，就把这一千镑借给丁，丁又立即用来向戊购一千镑货物。戊也因为不需要货币，同样地把这一千镑借给己，己再立即向庚购一千镑货物。所以货币还是原来那几枚铸币或几张纸币，但不消几天时间，借贷就已进行三次，购买亦已进行三次了。每一次，在价值上，都与这货币总额相等。甲、丙、戊是有钱出借的人，乙、丁、己是借钱的人。他们所借贷的，其实只是购买那些货物的能力。借贷的价值与效用，都在于这种购买力。这三个有钱人所贷出的资财，等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价值，所以，这三次借贷所借出的资财，是三倍于购买所用的货币的价值。假使债务人所购的货物，应用适当，能在相当期间偿还原借的价值及其利息，这种借贷，就十分可靠。而且，这笔货币，既可用作借贷三倍其价值的手段，或基于同一理由，也可用作借贷三十倍其价值的手段，所以，也可连续用作偿还债务的手段。
照这样看来，以资本贷人取息，实无异于由出借人以一部分的年产物让与借用人。但为报答这种让与，借用人需在借用期内，每年从较小部分的年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付息；在借用期满后，又以相等于原来由出借人让给他的那部分年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还本。在转让这较小部分和较大部分的场合，货币虽然都作为让与证明，但和其所让与的东西，完全不同。
一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性劳动者制出，即被指定作补偿资本之用的那部分年产物，如果增加了，则所谓金钱上的利害关系亦自然随之增加。资本一般增加了，所有者无意亲自使用但希望从此获得收入的资本，亦必增加。换言之，资财增加了，贷出生息的资财亦必逐渐增加。
贷出生息的资财增加了，使用这种资财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即利息必然低落。那些使物品市价随物品数量增加而减低的一般原因，固然是这时利息低落的一个原因，但除了这个原因，我们还可寻出几个特殊的原因。第一，一国的资本增加了，投资的利润必减少。要在国内为新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方法，将日渐困难。资本间的竞争于是发生，资本所有者常互相倾轧，努力把原投资人排挤出去。但要排挤原投资人，只有把自己的要求条件放宽一些。他不仅要贱卖，而且，有时因为要出卖，还不得不贵买。第二，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了，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亦必日益增加。因此，劳动者不愁无人雇用，资本家反愁无人可雇。资本家间的竞争提高了劳动的工资，降低了资本的利润。因使用资本而造成的利润既然减低了，为使用资本而付给的代价，即利息率，非随之减低不可。
洛克、劳氏、孟德斯鸠，还有许多别的作家，都认为，因为西属西印度的发现，金银量增加了，这一增加就是大部分欧洲利息率低落的真实原因。他们说，这两种金属本身的价值减低了，所以，它们特定部分的使用，亦只有较小的价值，因而使用它们时出得起的价格亦较小。这个观念乍一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是错误的。这错误已为休谟充分揭露了，我们也许没有再讲的必要。但下面极简明的议论，或可进一步说明迷惑这几位先生的谬见。
在西属西印度尚未发现以前，大部分欧洲的普通利息率似为百分之十。从那时起，各国的普通利息率，已降为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三。姑且假设某国银价低落的比例，恰等于利息率低落的比例。比方说，在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的地方，等量的银，现在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只等于从前的一半。这种假设，真与事实符合吗？我相信，事实绝不是如此，但这种假设，对于我现今要考察的那种学说却很有利。而且，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我们亦绝不能说，银的价值的低落，有一点点减低利息率的趋势。因为，假若现今一百镑的价值仅等于昔日五十镑的价值，那么现今十镑的价值亦只等于昔日五镑的价值。减低母本价值的原因，无论它是什么，这原因也必然会减低利息的价值，且按同一比例减低其价值。母本价值与利息价值的比例，必然依旧，虽然利息率并未改变。如果利息率真的改变了，这两个价值之间的比例，就非改变不可。如果现今一百镑的价值，只等于昔日五十镑的价值，那么，现今五镑的价值，也只等于昔日二镑半的价值。所以，在母本价值折半的时候，把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那对使用资本所付的利息的价值，就只等于昔时利息价值的四分之一了。
在靠白银流通的商品的数量未曾增加的时候，银量增加只会减低银的价值。这时，各种货物的名义价值都会增大，但它们的真实价值却依旧不变。它们可换得较多的银，但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所能维持和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必依旧不变。移转等量资本由甲到乙所需要的银量，可能增加了，但资本却没有增加。像冗长的委托书一样，是累赘多了，但所让与的物品却仍旧一样，而只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既然依旧，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自然也依旧。所以，生产性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名义上虽是增加了，实际上却是未变。以所付的银量计，工资虽是增加了，以所能购买的货物量计，工资却是依旧。资本利润，无论就名义说，就实际说，都无变动。劳动的工资，因为常以所付银量计算，所以在所付银量增加时，有时工资虽毫无增加，外表上却似乎已经增加。资本的利润，却不是这样。资本利润，不由所得银量的多寡计算。计算利润的时候，我们只计算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比如，我们说到工资，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工资是每星期五先令；我们说到利润，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利润是百分之十。但国内所有的资本，和从前一样，这全部资本的国内各个人的资本的竞争，亦必和从前一样。他们做交易时所享受的便利和从前一样，所遭遇的困难也和从前一样。因此，资本对利润的普通比例依旧不变，而货币的普通利息亦依旧不变。使用货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须受使用货币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润的支配。
在国内流通界货币量不变的场合，国内每年流通的商品量的增加，却除了发生货币价值提高的结果外，还会引起许多别的重要结果。这时，一国资本，名义上虽是依旧，实际上却已增加。它可能仍继续由同量货币表示，但却能支配较大的劳动量。它所能维持和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增加了，劳动的需求因此亦增加。工资自将随劳动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但从表面上看，却可能似乎在下跌。这时劳动者所领受作为工资的货币量，可能比以前少，但现今这较少的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却比从前较多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还要多。但无论在实际上和名义上，资本的利润都会减少。国内所有的资本总量既已增加，资本间的竞争，当然会随之增加。资本家各自投资的结果，即使有所收获，在各自资本所雇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所占比例比以前小，亦只有自认晦气。货币的利息，既然与资本的利润共进退，所以，货币的价值虽然大增了，换言之，一定量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虽然大增了，但货币的利息仍然可能大减。
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但由于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会取得利润，所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应有利息为酬。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盘剥的罪恶，反而会使它加重。因为，债务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而且要对出借人冒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换言之，要给出借人保险，使他不会遭受对重利盘剥所处的刑罚。
在放债取利不被禁止的国家，为了禁止重利盘剥，法律往往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这个最高利息率，总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即那些能够提供绝对可靠担保品的借款人借用货币时通常所付的价格。这个法定利息率若低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其结果将无异于全然禁止放债取利的结果。如果取得的报酬少于货币使用之所值，则债权人便不肯借钱出去，所以债务人得为债权人冒险接受货币使用之全值而支付一笔费用。如果法定利息率适当等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则一般没有稳当担保品的人便不能从遵守国法的诚实人那里借到钱，而只好任重利盘剥者盘剥。现在，英国的货币贷给政府，年息为百分之三，贷给私人，若有稳当担保品，则年息为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所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规定百分之五为法定利息率，也许是再适当不过。
必须注意，法定利息率，虽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但亦不应高得过多。比方说，如果英国法定利息率规定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么，就有大部分待借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和投机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类人，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所以，不敢和他们竞争。这样，一国资本将有大部分会离开诚实的人，而转到浪费者手里，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反之，在法定利息率仅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的场合，有钱出借的都宁愿借给诚实人，不愿借给浪费者和投机家。因为借给诚实人所得的利息，和借给浪费者所收取的利息几乎相同，而钱在诚实人手上，稳当得多。这样，一国资本就大部分在诚实人手中，而在这些人手中的资本，大抵都用得有利。
没有任何法律能把利息减低到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之下。1766年，法国国王规定利息率需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四，但结果，人民用种种方法逃避该法律，民间借贷利息率仍为百分之五。
应该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有资本不愿亲自使用但愿从中得到一些收入的人，对于究竟把它用来购买土地好，还是把它借出取息好，通常总是再三盘算的。土地财产是极稳当可靠的，除此以外，大都还有其他几种利益。所以，比较起来，把钱贷给别人收取利息，所得虽更多，但他通常却宁愿购买土地而得较小收入。这些利益可以抵补收入上一定的差额，但亦只能抵补收入上一定的差额。如果土地地租远逊于货币利息，那就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价格必因而下降。反之，如果这些利益抵补这差额后还有许多剩余，那就谁都宁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价格就会提高。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十时，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十倍或十二倍。利息率减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时，土地售价就上升到年租的二十倍、二十五倍，甚至三十倍。法国市场利息率高于英国；法国土地的普通价格低于英国。英国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三十倍；法国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二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