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目的——欧洲文明史总体一览——它的独特且根本的性质——该性质开始显露的时代——12到16世纪时欧洲的状态——十字军东征的性质——它的精神和社会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不复存在——十字军东征对文明的影响
我还没向你们解释我的整个课程计划。在开头我指出了它的目标；随后我简单回顾了欧洲文明，既没有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也没有同时向你们指明出发点、路线和停靠港口，即开始、经过和终点。然而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一个时代，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局观察，素描出我们所勘测地区的总体景象。我们之前研究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我解释，或通过直接、明显的结果加以解释。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却难以理解，甚至无法激发强烈兴趣，除非是把它们与最间接、最遥远的结果关联起来。
在如此广泛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面前一团漆黑，再也不愿继续前行。我们希望不仅知道自己从那里来、现在身处何方，还希望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感受。我们正在靠近的这个时代并不容易理解，不通过它与现代的联系就无法评估它的重要性。它的真正意义只有到了后来才变得明显。
我们现在拥有了欧洲文明的几乎所有要素。我说“几乎”是因为我还没有向你们提到君主制。君主制发展历史中的决定性关键事件直到12世纪甚至13世纪才发生。直到那时这一制度才真正形成，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一个确定位置。因此我在前面没有提到它，它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除此以外，我重复一遍，我们已经拥有了欧洲文明的所有重大要素。你们已经目睹了封建贵族政治的诞生、教会和自治城市的诞生。你们已经见到了与这些事实对应的制度，而且不止是制度，还包括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激发的各种原则和思想。因此在研究封建制度时，你们被置身于现代家庭的摇篮边、家庭生活的壁炉前；你们已经淋漓尽致地体会到了个人独立的情感，以及它在我们文明中占据的位置。关于教会，你们已经看到了纯宗教社会的兴起、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神权政治的原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宗教迫害的开端以及信仰自由的第一声呼喊。正在兴起的自治城市使你们隐约看到一个基于封建制度和教会以外的其他原则建立起来的社团、社会阶级差异及其斗争，看到了现代市民生活方式中的第一个及意义深远的特征——胆小怕事和发奋进取的精神兼备、煽动蛊惑和遵纪守法的精神并存。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帮助欧洲社会形成的要素、它已经成为的一切，甚至可以说它蕴含的一切可能，都已经呈现在你们眼前。
现在，让我们前往现代欧洲的心脏。我说的不是这个经历了我们所目睹的惊人变化的当今欧洲，而是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问你，你们能认出我们刚在12世纪见过的那个社会吗？多么神奇的变化！我已经详细说明了自治城市在这方面的变化。接下来我要努力使你们意识到18世纪的第三等级与12世纪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相似性是多么的少。如果对封建制度和教会进行同样比较，我们将震惊于同样的巨变。路易十五的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之间，或德·贝尼斯红衣主教的教会和苏格院长的教会之间，其相似之处并不多于18世纪的第三等级和12世纪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虽然社会已经具备了所有要素，但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希望能明确这一巨变的总体及基本的性质。从5世纪到12世纪，社会包含了我所描述的一切。它拥有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工、宗教和世俗权力——总而言之，形成国家和政府的所有必要事物的萌芽，然而，那时候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就民族和政府这两个词语的当今含义而言，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任何类似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或名符其实的政府的事物。我们见到过大量特殊权力、大量特殊事实以及地方性制度，但没见到任何一般或公共的事物，没见到严格意义上的政策，也没见到真正的民族性。
相反，让我们看看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们将到处看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两大主角：政府和人民。一个广泛权力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国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影响，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联合或斗争，这就是历史所发现并叙述的内容。贵族、教士和市民，这些特殊阶级和势力现在都退居第二位，几乎淹没在人民和政府这两大实体的阴影中。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区分现代欧洲和原始欧洲的根本特征；这就是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发生的巨变。
因此，我们必须在13—16世纪期间，也就是说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期内，探索这一变化的奥秘。正是在这一时期，原始欧洲转变成了现代欧洲，这就是这一时期的独特性质，也是它的历史重要性和吸引力所在。如果不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如果不在所有地方探索它所产生的一切，那么我们不仅理解不了它，还会很快对它感到厌烦和苦恼。的确，如果不考虑结果光看它自身，它是一个毫无特色的时期、一个混乱日益加剧而又无法发现原因的时期、一个盲目运动的时期、一个徒劳无功的时期。君主、贵族、教士、资产阶级，所有这些社会秩序组成要素似乎都进入了相同的循环运动中，都无法前进或停顿下来。它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但都失败了；它们试图建立统治、确立公共自由；它们甚至还尝试过宗教改革，但一事无成——没有一件事得到圆满成功。倘若人类曾被遗弃，陷入躁动而不前、徒劳而无功的命运，那么在13—15世纪期间人类所处的状况、人类的历史正是这样子。
我只知道一本书对此现象进行了真实的描述，M.德·巴朗特所著的《布戈涅公爵家史》。我说的不是那种在民俗描写中或事实详述中闪现光芒的真实性，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普遍性，使得该书成为那一时期的忠实写照和真实映像，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的运动性和单调性。
相反，如果从它与后续时代的关系来考虑，将其视为原始欧洲到现代欧洲的过渡，这一时期就变得熠熠生辉、生气勃勃了。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一个整体、一个方向和一种进步。它的一致性和吸引力就在于在这期间所完成的缓慢而又隐秘的工作。
欧洲文明史可以归纳为三个重大阶段：首先，我称为起源或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不同要素摆脱混乱，开始形成，伴随着引发它们的原则以原始形态显露出来。这一阶段持续到12世纪左右。第二阶段是尝试、试验和探索时期。社会秩序的不同要素互相靠近、混合，似乎在互相试探，但无力形成任何普遍、正规或永久的事物。准确地说，这一阶段直到16世纪还没有结束。第三阶段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社会获得确切形态，沿着明确的趋势发展，快速且普遍地朝着一个明确目标前进。这一阶段开始于16世纪，现在仍在继续。
对我来说，欧洲文明的整体景象就是这样，我将努力将其呈现给你们。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必须从中探索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的重大关键事件和决定性原因。
十字军东征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说是揭开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序幕。它开始于11世纪，延续至12、13世纪。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自从它结束后，贤明的历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它的研究；即使在阅读对它的描述之前，所有人都已经预见到它是那些改变了人们生活状况的事件之一、是为了理解事实总体历程而绝对需要研究的事件之一。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普遍性。整个欧洲都加入了——它是第一个全欧洲事件。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从未被同一种情感激发，或为同一项事业采取行动，欧洲还未诞生。十字军东征展现了一个基督教欧洲。法国人组成了第一支十字军的先锋，但同时还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看看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参与其中。这种事是史无前例的。
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十字军东征成了全欧洲事件，在每个国家里它成了全国性事件。所有社会阶层都受到同一种感受的鼓舞、服从同一个想法、献身至同一种冲动。国王、领主、牧师、市民、农民，所有人都对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兴趣，都参与其中。各个国家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团结——一个和欧洲团结一样新奇的事实。
当这种事件发生在民族发展的初期，发生在人们行动自由自发，没有预谋，也没有政治意图或联合的时期，人们从中看到了历史上所谓的英雄事件——民族的英雄年代。事实上十字军东征构成了现代欧洲的英雄事件——一场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全国性的，却又未经管理的运动。
这确实就是它的原始性质，这一点得到所有文献的验证、被所有事实证明。谁是第一支启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十字军？是平民大众，他们在隐士彼得(1)的指引下出发，没有准备，没有向导，也没有首领，少数几个无名骑士与其说是引导还不如说是跟随着他们。他们横跨德国、希腊帝国，分散或消失在小亚细亚。
上层阶级即封建贵族们也随之对十字军东征事业热心起来。在戈德弗雷·德·布永（Godefroi de Bouillon）的指挥下，领主们及其随从们充满热情地出发了。当他们穿过小亚细亚后，一股突如其来的麻木感和疲倦感侵袭了十字军首领。他们不愿继续前进，于是联合起来就地征服、建立自己的地盘。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们反叛了，他们希望前往耶路撒冷——解放耶路撒冷才是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十字军战士们来的目的不是为雷蒙·德·图卢兹、博希蒙德或其他人打江山。大众的、全国的和全欧洲的冲动高于所有个人愿望。首领们没有足够权威使部众服从自己的利益。最后，那些在第一次东征中置身事外的君主们也和民众一样为这场运动而疯狂。12世纪的几次伟大东征运动就是由国王们指挥的。
我一下子就跳到了13世纪末。欧洲人民还在谈论十字军东征，甚至充满热情地宣扬它。教皇们鼓舞着君主们和民众——他们召集议会来推荐“圣地”，但再没人去那里了——再没人关心它了。有些事情渗入了欧洲精神和社会，终止了十字军东征运动。一些私人远征固然还有。少数领主、少数队伍仍然出发前往耶路撒冷，但普遍运动显然停止了。然而，继续东征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并不见得已经消失。穆斯林在亚洲节节胜利，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有必要再次征服它。与首次东征时相比，取得成功的手段更加丰富了。大量基督徒占据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更加熟悉了行军和作战的手段。然而依然没有什么能够复活十字军东征运动。显然，社会中的两大力量——一方面是君主，一方面是民众——都不赞成它。
人们常常说这是因为厌倦——欧洲厌倦了进攻亚洲。我们必须对“厌倦”一词达成共识，这个词在类似场合中频繁出现，却不可思议地被人误用。一代人不可能对自己从未参与的事情感到厌倦，不可能对他们父辈所经历过的疲劳感到厌倦。厌倦感是个人的，不可能像遗产一样被传承。13世纪的人不是因为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而感到疲惫，他们受到了其他原因的影响。在思想、情感和社会状况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需求和愿望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再考虑或期待同样的事。是这些政治或精神上的变化而不是厌倦感，才能解释相继几代人的不同行为。用来解释它们的所谓厌倦感是一个错误的比喻。
两个重大原因将欧洲投入至十字军东征运动中，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是社会方面的。精神原因正如你们知道的是宗教情感和信仰的冲动。从7世纪末开始，基督教一直在与伊斯兰教斗争。在受到严重威胁后，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征服了伊斯兰教，成功地将它遏制在西班牙，从那以后还在持续努力驱逐它。有人把十字军东征说成是一种意外事件、一种无法预料的事，仅仅由于从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者的描述以及隐士彼得的鼓动而造成。它的性质绝非如此。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延续了四百年的宏大战争的延续和顶点。斗争的舞台原本在欧洲，现在转移到了亚洲。有些人经常不管恰当不恰当，在历史事实之间强行进行比较和类比，如果要我给这种做法带来一些价值，我可以说，基督教在亚洲的遭遇和命运恰如伊斯兰教在欧洲的遭遇和命运。伊斯兰教盘踞在西班牙，在那里征服并建立了一个王国和若干公国。基督教在亚洲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发现自己在伊斯兰教徒中的处境与后者在西班牙的基督徒中的处境一模一样；耶路撒冷王国跟格林纳达王国的处境一模一样。但这些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社会和宗教体系之间的斗争，而十字军东征则是这一斗争的重大转折点。这才是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历史性质，是把它和全局连接起来的纽带。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11世纪欧洲的社会状况，这也促成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发生。我曾经仔细解释为什么在5—11世纪之间，欧洲没有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我曾努力说明一切事物是如何变成地方性的，国家、生活和思想如何被局限在方寸之间。封建制度就是这样盛行的。一段时间后，如此狭小的天地已经不够，人类思想和活力渴望跳出樊笼。漫游生活已经停止，但对它所带来的刺激和冒险的爱好并没有停止。人们奔向十字军东征运动，就像奔向更广阔、更多样化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既带回了野蛮时代的远古自由，又展开了一幅描绘广阔未来的远景图。
我相信，这些就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两个决定性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复存在了。人和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曾经促成欧洲攻打亚洲的精神冲动或社会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参与过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或曾经想过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历史作家和12、13世纪的做一番比较，例如，参与过第一次东征的阿尔伯特·德·艾克斯、修道士罗伯特和雷蒙德·德·安吉尔，与提尔的威廉以及詹姆士·德·维特里。当我们比较这两类作家时，不可能不对他们之间的差异留下深刻印象。第一类是生动的历史作家，充满了想象力，满怀热情地叙述十字军东征的经历。但他们同时又是头脑狭隘的人，对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科学一窍不通，充满偏见，对身边发生过的事或自己描述的事无法形成任何判断。相反，打开提尔的威廉所写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你们将吃惊地发现一位几乎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头脑开明、广阔、自由，对事件拥有罕见的政治理解，视角全面，基于因果关联做出判断。詹姆士·德·维特里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例子，他是名学者，不仅关心与十字军东征相关的事，还关注习俗、地理、民族和自然历史，他观察并描述这个国家。简而言之，在第一次东征的历史作家和最后一次东征的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意味着人的思想发生了一次真正革命。
这一革命首先体现在他们谈论伊斯兰教徒的方式上。对于第一类历史作家来说，对于他们所代言的第一批十字军战士来说，伊斯兰教徒仅仅是憎恨的对象。显然，除了从他们之间的宗教敌对角度出发外，十字军战士对伊斯兰教徒一无所知，对他们不屑一顾、不予考虑。我们看不到任何社会交往的痕迹。他们憎恨他们，与他们打仗，仅此而已。提尔的威廉、詹姆士·德·维特里和司库伯纳德说起穆斯林来却相当不同：人们能够感觉到，他们虽然在跟回教徒打仗，但并没有把他们仅仅看成是魔鬼，在一定程度上还深入了他们的思想，与他们一道生活，与他们建立了一种联系甚至是一种同情心。提尔的威廉热烈赞颂了努拉丁，司库伯纳德则赞颂了萨拉丁(2)。他们甚至走得更远，比较了回教徒和基督徒的生活习俗和行为举止；他们利用回教徒来讽刺基督徒，就像塔西陀描绘日耳曼人的生活习俗，与罗马人的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基督教的敌人、对于十字军征讨的对象，你们能够在后期作品中发现一种自由和公正的精神，一种让第一批十字军战士感到震惊和愤慨的精神。从这一点上你们能看出这两个时代之间肯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因此，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及主要的结果，是朝着思想解放迈出的一大步，朝着思想更广阔、更自由的方向取得的一大进步。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发动并在其影响下开展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摆脱了宗教思想，摆脱了宗教对人类思想的独裁专制控制——我不会说这是正当影响。造成这一显然出乎意料的结果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显然是十字军战士们见到的各种新奇、广阔、各种各样的景象。像旅行者一样，他们见识到了这一切。人们常说旅行能够开阔人的头脑，观察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以及不同观念的习惯能够开阔头脑、摆脱成见。在这些被称为十字军的各国旅行者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通过见识大量不同事物，观察不同于自己的其他生活习俗，他们的思想得到扩展和提升。他们还发现自己身旁还有两个文明，不仅不同于他们自己的，而且更加先进。一个是希腊文明，另一个是伊斯兰文明。毫无疑问，希腊文明虽然已经衰败、破落，正走向堕落，但对十字军战士来说看上去仍比他们自己的社会更加先进、优美和开明。伊斯兰社会给他们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在那些古老的编年史中，十字军战士给伊斯兰教徒留下的印象看起来令人费解。后者最初把他们看成是野蛮人、乡巴佬，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残忍、最愚蠢的一类人。反过来，十字军战士对伊斯兰教徒的财富和优雅风度感到震惊。在留下初始印象后，随之而来的是这两大人民之间的频繁往来。这种往来逐渐扩展，日益重要，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不但东方的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建立了惯常联系，而且整个西方和东方相互认识、相互访问、相互结交。前不久，一位让法国受到欧洲尊崇的学者，M.阿贝尔·雷慕沙，发现了蒙古皇帝们和基督教国王们之间存在的联系。蒙古使节受命来到法国国王处，参见圣路易及其他国王，商议与他们结盟之事，以及为了蒙古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来进攻土耳其人。不仅在君主们之间确立了外交和官方的联系，在民间还形成了频繁而广泛的联系。我引用M.阿贝尔·雷慕沙的话(3)：
“许多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斯的僧侣们被派往大汗处执行外交使命。蒙古显贵们来到罗马、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里昂、巴黎、伦敦、北安普顿；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位方济会修士成了元大都的大主教。他的继任者是巴黎的一位神学教授。但是在他们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无名之辈，有的被掳为奴，有的为利所驱，或仅仅出于好奇心，来到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国度！有些姓名侥幸得以保存：第一位被鞑靼人派来拜访匈牙利国王的是一名英国人，他因为犯了某种罪行被流放出国，在亚洲各地漂泊后，最后为蒙古人效力。一位佛兰德斯鞋匠在鞑靼(4)腹地遇到一位来自梅茨(5)的妇女，她叫做帕凯特，被人从匈牙利带走；还有一位巴黎金匠，他的兄弟住在巴黎大桥附近；还有一位来自鲁昂(6)附近的年轻人，他曾经经历了贝尔格莱德的沦陷。除此以外他还见到过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佛兰德斯人。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唱诗班歌手在东亚旅行后，回国在沙特尔(7)大教堂中度过余生。有个鞑靼人曾是美男子腓力的军队头盔承办商。约翰·德·普朗卡朋在盖约附近曾经遇到一位充当翻译、名叫特墨的俄罗斯绅士。许多来自布雷斯劳、波兰和奥地利的商人曾跟随这位俄罗斯人去了鞑靼。还有一些人，包括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跟着他途经俄国回到欧洲。有两个当时恰好在布哈拉(8)的商人，同意跟随旭烈兀派遣的一位蒙古使节前去拜访忽必烈。他们在中国和鞑靼逗留了好几年，带着大汗致教皇的信件返回。后来他们再次返回至大汗处，还带上了他们其中一位的儿子，他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最后他们离开忽必烈的宫廷返回了威尼斯。诸如此类的旅行在下一世纪的频率丝毫不减。这些旅行家中有英国医生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弗瑞拉的奥德瑞克、佩戈莱特、威廉·德·布尔德赛尔，以及其他好些人。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留存有回忆录的人仅仅是旅行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那个时期，能够完成长途旅行的人要多于能够记录旅行的人。这些探险者中，很多人就一直住在他们所访问的国家中，终老于此。还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和出发时一样默默无闻，但头脑中装满了他们所见过的景象，在向家人叙说时不免夸大其辞，但依然在无稽之谈中给周围人留下了有用的回忆和能够开花结果的传统。就这样，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在修道院、领主城堡甚至深入到底层社会中，撒下了注定要在不久未来萌芽的宝贵种子。所有这些无名旅行者携带着本国的技艺来到最遥远的国家，带回了同样宝贵的其他知识，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比商业更加先进的交流。通过这些手段，不仅丝绸、瓷器和印度商品的贸易得到扩展和便利——商贸活动新路线得到了开辟，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国的习俗、未知的民族、独特的产品，大量涌入了自从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坐井观天的欧洲人的头脑中。他们开始了解全世界最美丽、人口最多、文明史最古老的国家的价值。他们开始研究该国居民们的艺术、信仰和语言，甚至曾经有过关于在巴黎大学设立一个鞑靼语教职的讨论。经过了恰当讨论和调查后，浪漫传奇故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更加公正合理、丰富多彩的观念。世界似乎在东方敞开了大门。地理学突飞猛进，探索欲变成了欧洲人冒险精神的新外衣。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处半球后，关于另一个半球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正是在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岛’(9)的过程中，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才发现了新世界。”
从这些导致十字军东征运动发生的事情中，你们能看出13—14世纪期间突然呈现在欧洲人眼前的广阔新世界是什么模样。毫无疑问，这是促进发展的最伟大原因之一，是在这一重大事件结束后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伟大原因之一。
还有另一个原因值得关注。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作为教会的中枢，罗马教廷从未公开地与世俗人士来往，除非是以教士为中介，包括罗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节、主教或普通教士。虽然经常有一些世俗人士与罗马有直接联系，但在整体上它是通过教士与民众打交道的。相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成了大部分十字军战士出发和返回的通道。大量世俗人士见识了它的政策方针和行事方式，能够看到个人利益对宗教争论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一新知识激发了许多人头脑中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在考虑十字军东征运动结束时人的思想的总体状态时，尤其是关于教会事务的想法时，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独特事实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宗教思想没有经历变化，它们没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见代替，然而人类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类思想发挥作用的唯一领域了；虽然还没有抛弃宗教，但人类思想已经与它分道扬镳了。因此，在13世纪末，决定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跃的原动力已经消失了；欧洲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社会状态也经历了类似变化。关于十字军东征运动对这方面的影响，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研究显示，为了筹措参加东征所需经费，大量封地领主不得不将封地出售给君主，或将特许状出售给市民，从而导致了领主数量的减少。研究显示，仅仅由于长期不在家，很多领主必然丧失了大部分权力。无需详述这一研究的细节，我想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运动对社会状态的影响归结为少数几个总体事实。
十字军东征大大缩小了下级领主的小封地、小领地的数量，将资产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正是在十字军东征运动开始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实体的形成和扩张。
我常常遗憾没有一张法国封地区划图，就像把法国划分至省、郡、区和教区的地图一样，标出所有封地以及它们的范围和连续演变。如果能够借助这一地图来比较十字军东征前后的法国状况，我们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大中型封地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造成的最重要事实之一。
即使有些小领主保存了自己的领地，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立生活了。大领主形成了众多中心，小领主们围绕着他们，在他们附近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有必要置身于最富有、最强大的领主的麾下，以便从他那里获得援助。他们和他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当十字军战士们回家后，这种合群性，这种围绕着上级领主生活的习惯固化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因此在十字军东征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的增加，还看到在这些封地主人们的城堡中，庭院面积增加了不少，他们身边围绕着大量绅士，这些人虽然还有自己的小片领地，但已经不再把自己封闭在领地中了。
大封地的扩张和若干社会中心的形成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局面，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在封建制度内部带来的两个主要结果。
对于市民，同样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十字军东征创造了大城市。小型工商业不足以创造像意大利和佛兰德斯那样的伟大城市，造就它们的是大规模的商业、海上商业，尤其是与东方的商业。正是十字军东征给海上商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整体上，当我们考虑十字军东征结束时的社会状况，我们发现，这个时期以前的那种实体和权力的分解、分散运动，那种普遍本地化运动——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话，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集中化运动。现在所有一切都倾向于聚拢。小的实体要么被大的实体吸收，要么围绕它们形成群体。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朝着这个方向进步。
你们现在能看出来，为什么在13世纪和14世纪时人民和君主们都不再希望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当年投身其中是因为宗教精神的冲动，是因为宗教思想对整个生活的独家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丧失能量了。他们曾经想在东征中寻找一种新生活，一种更加广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现在开始在欧洲内部、在社会关系的进步中寻找这种生活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扩张事业朝国王们敞开了大门。既然在家门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国，为何还要去亚洲呢？腓力二世参加十字军东征是情非得已：这再自然不过，因为他必须使自己成为法国国王。对于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发家致富的事业在他们眼前敞开了大门，他们便放弃了冒险，开始了工作。对于君主们来说，冒险的场所变成了政坛；对于人民来说，变成了广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对冒险还有兴趣，那就是封建贵族。他们即没有条件考虑政治扩张，也不喜欢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继续踊跃参加十字军东征，试图重现辉煌。
在我看来，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重大、真实的结果：一方面是思想的开阔、头脑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种实体的扩张、各种活动获得更大空间。它同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个体自由和政治团结。它促进了人的独立和社会的集中。关于十字军从东方直接带回来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讨论。有人说，在14、15世纪推动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大部分重大发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东方早已为人所知，十字军战士可能从东方带回了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一些断言还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军东征对思想和社会两方面的总体影响。它使得欧洲社会离开了僵直的路线，进入了崭新的、无限广阔的道路。它启动了将欧洲社会各种不同成分转变为政府和人民的变化，而这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差不多在同时，对这一伟大结果做出最大贡献的制度之一——君主制发展壮大了。它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诞生一直到13世纪，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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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十字军东征的狂热鼓动者。据说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遭到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欧洲后，大力宣传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鼓动欧洲基督徒前去解放圣城，并亲自率领第一支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
(2) 中译者注：萨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3) 英译者注：引自《基督教国王们与蒙古大汗的政治联系》（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Dèuxieme Mémore，P.154—157）。
(4) 中译者注：鞑靼是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广大地区。
(5) 中译者注：梅茨（Metz）是法国东北部城市。
(6) 中译者注：鲁昂（Rouen）是法国港口城市。
(7) 中译者注：沙特尔（Chartres）是法国博斯的首府。
(8) 中译者注：布哈拉（Bokhara）是中亚著名古城，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9) 中译者注：Zipangri，或Zipangu，是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日本的意大利语称呼，可能缘于当时中国福建话中对“日本国”的发音Jih-pen-kuo，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英语中的Japan。马可波罗在他所写的《东方见闻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日本国（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这一记述使“黄金岛”（Zipangu）名扬欧洲。后来哥伦布为寻找黄金岛而开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