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睡好。夜里一点半送走杰米后，她不大情愿地回床睡觉，一直躺到早上七点，她都没怎么睡着，最后索性起床冲咖啡。一整夜，她都时梦时醒，醒着的时候睁开眼，看着近乎全黑的房间，往事联翩，之后又迷迷糊糊地做起狂热的梦来。起床后，她在咖啡上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俩说好要一起去外面吃早餐的。咖啡喝完，除了提前梳妆打扮，她没有其他事可干。她刷了咖啡杯，铺好床，仔细地检查待会儿要穿的衣服。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她毫无必要地忧虑今天会不会是好天。她坐下看书，然后又想着应该给姐姐写封信。她用最工整的字迹写道：“我最亲爱的安妮，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让我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会明白‘奇怪’都算不上确切的形容……”
她坐在椅子上，手握墨水笔，犹豫着应该怎么往下接。她看了看已经写好的句子，忽然把整张信纸撕个粉碎。她走到窗边，确信今天是个好天，然后突然想到或许不该穿那条蓝色的绸缎裙：太普通了，近乎呆板，她应该要显得温柔，要有女人味才是。她焦虑地翻看衣柜里的裙子，最终，目光停留在一条去年夏天穿过的印花裙上。她踟蹰着：有褶饰的领口，她穿显得太嫩，而且现在还没暖和到可以穿印花裙，然而……
她把绸缎裙和印花裙并肩挂在衣橱门的外侧比对着，然后又移开被她当作迷你厨房用的小柜子上的玻璃门。她把咖啡壶底下的炉火点燃，又走到窗边，外面阳光灿烂。等咖啡壶“突突”作响时，她走回来，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倒在一只干净的杯子里。要是不赶紧吃点实在的东西，我肯定会头痛的，她心想，喝了这么多咖啡，抽了这么多烟，却没有吃早点。婚礼当天犯头痛，这可不行。她走到卫生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装阿司匹林的小铁皮盒，塞进蓝色的皮包里。假如决定穿那条印花裙，就得配褐色的皮包，可她只有一个褐色皮包，而且已经很旧了。她感到无助，目光在蓝色皮包和印花裙之间来回摇摆，接着她放下包，又去拿起咖啡杯，再度坐回到窗边。她喝着咖啡，打量着她的一室户公寓。他俩计划好今晚回到这里，一切都不容有失。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忘记给床换上干净的床单了，惊慌不已。洗衣店刚把洗好的衣物送回来，她赶紧从衣柜的最高层取出洗净的床单和枕套，重新铺好床。她动作很快，这样就没时间去想自己干吗要换床单。这是张沙发床，还配了让它看起来更像沙发的床套，等一切完成后，其实看起来和没换床单之前差不多。她把换下的床单和枕套拿进卫生间，塞到盥洗池下方的衣物篮里。她把原先的毛巾也扔到篮子里，全换上干净的。等回到房间时咖啡已经凉了，不过她还是把咖啡喝光了。
等忙完这些再看时钟，九点已过，这时她终于知道要抓紧了。她洗了澡，用了一条刚换好的干净毛巾，用完后也扔进衣物篮，再换上一条干净的。她很仔细地梳妆打扮，保证所有的内衣衬裙都是干净的，而且绝大多数是新的；她把前一天穿的所有衣服（包括睡衣）都塞进了衣物篮里。等到要穿裙子的时候，她又在衣橱前犹豫起来。蓝裙子当然体面，而且干净，还很合身，但之前和杰米出去的时候她已经穿过好几次了。而且说实话，蓝裙子本身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婚礼应该穿些独一无二的。印花裙很抢眼，而且杰米没看她穿过，但现在这个季节就穿这样一条裙子，显得太急吼吼了。最后她想，反正今天我结婚，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于是她从衣架上取下这条印花裙。当她把裙子套上身时，她觉得它又鲜亮又轻巧，可是当她望见镜子里的自己时，她才想起来，有褶饰的领口挡住了她迷人的脖颈，夸张的大裙摆显然是做给小姑娘穿的，让她们可以到处乱跑，翩翩起舞，而且还可以在走路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扭屁股。看着镜中的自己，她不禁感到恶心：就好像我为了讨他欢心，特意要精心打扮；他会觉得我是因为他要娶我，才拼命装年轻。这么想着，她匆忙脱下这条裙子，但因为动作太急，裙子的一只袖口开了线。穿上那条旧的蓝裙子，她觉得更舒服、更亲切，不过毫无兴奋感可言。虽然她坚定地告诫自己穿什么并不重要，但身子还是不禁挪到衣橱边，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剩下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结婚穿，有一刻，她甚至绝望地想，干脆去最近的小店赶紧买条新裙子。但眼看已经快十点了，她必须要弄头发和化妆。头发简单，在颈后扎一个发髻，但化妆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是看起来越漂亮越好呢，还是尽量展现真实的自己？她可以不去遮盖蜡黄的肤色，眼睛旁边的皱纹也可以不在乎，尤其是今天，这么做会显得她是为了结婚才这么大费周章。但是她没法接受杰米会领着一个黄脸婆去结婚。你毕竟已经三十四岁了，在卫生间里，她对镜中的自己宣告这个残酷的事实，虽然她的证件上写着三十岁。
已经十点零二分了，她对自己的裙子、脸蛋和公寓没有一样感到满意。她又热了一壶咖啡，又回到窗边坐下。现在做什么都没用，她想，临阵磨枪一点儿用也没有。
她试图接受现实，试图去想杰米，可是她的脑中既没有浮现他的脸庞，也没有响起他的声音。人总是想不起自己爱的人，她这么想着，说服自己不去纠结于今天或者明天，而是要展望更久远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杰米已经成为一位名作家，而她已经辞去工作，他们会住进上周一起聊起的那间金黄色的乡村小屋。“我以前很会做菜，”她向杰米保证过，“只要给我一点儿时间重温，我就能想起怎么做天使蛋糕，还有炸鸡。”她知道这些话会在杰米的脑中回荡，带着几分浓情蜜意，“我还会做荷兰酱。”
十点半了。她站起来，目标明确地走到电话机旁，拨通号码，等着，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的铿锵嗓音：“现在是十点二十九分整。”她下意识地把钟调慢一分钟。想起前一晚她在自己家门口说过：“十点。我会准备好的。你是说真的？”
当时，杰米大笑着顺着走廊离开。
到十一点的时候，她已经把印花裙开线的袖口缝好，小心地把针线盒放回衣柜里。换上印花裙后，她又坐到窗口，喝起另一杯咖啡。我本来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想穿什么衣服的，她想，可是现在太晚了，他随时都会到。她不敢做任何补救，任何补救的尝试都意味着从头来过。公寓里没有留给她自己吃的东西，有的只是她小心存起来等着他俩开启人生新篇章时享用的食物——没开封的培根，没动过的一打鸡蛋，没开封的面包和黄油——明天的早餐。她想过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点吃的，在门上留张条子，但还是决定再耐着饥饿等一等。
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感到头昏眼花：必须下楼买点吃的。要是杰米有电话，她肯定早就打给他了。此刻，她只能拉开书桌抽屉，在便笺纸上写道：“杰米，我去楼下的杂货店，五分钟后就回来。”笔漏了墨水到她的手上，害她要去卫生间洗掉，用了一条干净的毛巾，之后只能再换一条新的。她把便笺贴到门上，再次检查了公寓，等确保一切完美无瑕后，她关上房门。因为担心他随时会来，她没有锁门。
在杂货店里，她发现自己除了想再喝上几杯咖啡之外没有任何想吃的东西。她买了咖啡，但是还没喝完就匆匆回家，因为她忽然想到杰米很可能已经在楼上等着了，而且他肯定等不及要开始婚礼仪式。
不过楼上的一切都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安安静静，蓄势待发：门上是她寂寞的便笺，因为她先前抽了太多的烟，公寓里的空气不大好闻。她打开窗，坐在窗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四十了。
此刻，她才真正害怕起来。眼前这整个严阵以待的公寓让她猝不及防，从十点开始，所有东西都准备一新而且没再被碰过。她怕急了，而且感到再不抓紧就真的来不及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几乎是横穿房间跑去卫生间，往脸上扑冷水，用了一条干净的毛巾。这一次她把用过的毛巾随便地挂回到毛巾架上，晚点再换也来得及。她穿着印花裙，套上外套，没戴帽子，手上是颜色不搭的蓝色皮包，里面装着阿司匹林。她就这样走出公寓，锁好门，没有留便条，匆忙地走下楼梯。她在街角招了一辆出租车，把杰米家的地址给了司机。
其实没有几步路。如果不是这么虚弱，她完全可以走过去。然而，坐进出租车后，她才意识到就这样贸然地把车停在杰米家门口会显得多么冒失。于是，她请司机把她放在杰米家附近的街角。她付了钱，等出租车离开后才走过去。她从没来过这里，这栋楼很老，但是很体面，门口的信箱上没有杰米的名字，住户的对讲机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她核对了地址，是这里没错，最后她按响了写着“大楼管理员”的门铃。大概一两分钟后，大门开了，她推开门，走进昏暗的大堂。她不知所措，直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开了，有人在问：“有什么事？”
她很快意识到她不知要怎么回答，于是走向这个背着光站在房门口的人。等走到足够近时，这人又问：“有什么事？”她看到这是个穿着衬衣的男人，因为光线的缘故，双方都看不清彼此。
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硬着头皮说：“我在找一个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可在外面没看到他的名字。”
“你找的人叫什么名字？”这人问。她意识到她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詹姆斯·哈里斯，”她说，“哈里斯。”
这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哈里斯”。他转身往房间有光亮的深处走去，说：“玛吉，你过来一下。”
“又有什么事？”里面传出一个声音。等了好一会儿（等这么久，也没人搬把椅子出来让她坐），一个女人走到门口的这个男人身旁，瞅着黑黢黢的走廊。“这儿有位女士，”男人说，“她想找个叫哈里斯的男人，住在这栋楼里。有这个人吗？”
“没有，”女人说，她的声音里有取笑的意思，“这儿没有叫哈里斯的男人。”
“抱歉。”男人说，准备关门。“你找错地方了，女士。”他说。不一会儿又低声补充道：“要么就是找错人了。”说完，他和身旁的女人都笑了。
当门几乎完全阖上时，她孤零零地站在昏黑的大堂里。她对透出细长光亮的门缝说：“我很清楚，他真的住在这儿。”
“瞧，”女人说着，又微微打开门，“这种事经常发生。”
“请不要敷衍我，”她说，嗓音里透露出三十四年累积起来的尊严和骄傲，“我猜你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性质。”
“他长什么样？”女人疲惫地问，门仍然只是半开。
“他个子很高，皮肤很白。经常穿藏青色的西装。他是个作家。”
“没这个人。”女人说。但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他有没有可能住在三楼？”
“我不清楚。”
“有这么个人，”女人想起了什么，“他经常穿藏青色西装，之前在三楼住过。罗伊斯特家去北部看亲戚的时候，把公寓借给了他一阵。”
“很有可能。我猜，虽然……”
“这家伙整天穿藏青色西装，但我不知道他有多高，”女人说，“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之前应该是……”
“你去问问罗伊斯特家，”女人说，“他们今天早上回来的，三楼B座。”
这次，门紧紧关上了。大堂非常昏暗，楼梯看起来更暗。
上到二楼的时候，从高处的天窗漏进来一丝光亮。公寓门排成一条直线，一层有四间，各守一隅，彼此之间并无往来。二楼C座的门口有一瓶牛奶。
走到三楼，她在楼梯口停了一会儿。三楼B座里有人在放音乐，她还能听见说话的声音。半晌，她鼓起勇气敲了敲门，见没人应门，她再次敲门。门终于开了，音乐声直接灌入她的双耳，是午后的交响乐广播。“您好，”她礼貌地向门口的女人问好，“罗伊斯特太太？”
“是我没错。”女人穿着家居服，脸上是前一晚的妆容。
“我能向您打听一些事吗？”
“当然。”罗伊斯特太太说，纹丝不动地站着。
“是关于哈里斯先生的。”
“哪个哈里斯先生？”罗伊斯特太太冷冰冰地问。
“詹姆斯·哈里斯先生。跟您借公寓的先生。”
“喔，上帝，”罗伊斯特太太说，她似乎此刻才第一次睁开眼睛，“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我只是想找他。”
“喔，上帝，”罗伊斯特太太再次发出感叹，接着她把门开大一些，“请进，”同时她对房间里喊，“拉尔夫！”
公寓里漫溢着音乐。沙发上，椅子上，还有地板上全是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墙角的餐桌堆着没吃完的午餐，桌旁坐着一个年轻男人，有一分钟，她恍惚觉得他像极了杰米，之后年轻人起身向门口走来。
“怎么了？”他问。
“罗伊斯特先生，”她说，声音很难盖过这震天价响的音乐，“楼下的大楼管理员告诉我詹姆斯·哈里斯先生之前住在这儿。”
“没错，”他说，“如果他是叫这个名字的话。”
“我猜是你把公寓借给他的。”她说，对他的回答感到惊讶。
“我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罗伊斯特先生说，“他是多蒂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罗伊斯特太太说，“他不是我朋友。”她已经走到餐桌旁去了，此刻正在给一片面包涂花生酱。她咬了一口，对丈夫挥舞着抹了花生酱的面包，说话时嘴里的食物还没吞下去，“不是我朋友。”
“你是在该死的互助会里认识他的。”罗伊斯特先生说。他把椅子上的行李箱放到地板上的收音机旁，之后索性坐在地板上，随手拿起身旁的一本杂志。“我跟他之间说话都没超过十个词。”
“你说可以把地方借给他住，”罗伊斯特太太说，之后又咬了一口面包，“最起码，你对他这个人没什么意见。”
“对你的朋友，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罗伊斯特先生说。
“相信我，要是他真是我的朋友，你会发表一大通意见的。”罗伊斯特太太话中有话，她又咬了一口面包，“相信我，他会有一大通意见的。”
“我不想再跟你争下去，”罗伊斯特先生说，把脸埋进杂志里，“不说了。”
“你看，”罗伊斯特太太拿着涂了花生酱的面包指着丈夫，“你老是这个样儿，动不动就这样。”
除了罗伊斯特先生身旁的收音机传出的嘹亮乐声，公寓里没有别的声音。她用一种自觉无法匹敌收音机的音量说：“那么，他已经走了吗？”
“谁？”罗伊斯特太太问，手里拿着花生酱瓶子。
“詹姆斯·哈里斯先生。”
“哦，他？他应该是今天早上走的，在我们回来之前。哪儿都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走了？”
“不过一切都很好，再好不过。我告诉过你，”她对罗伊斯特先生说，“我告诉过你他会把公寓打理妥当。我看人总是很准。”
“你只是运气好。”罗伊斯特先生说。
“家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罗伊斯特太太说，再次标志性地挥舞面包。“一切跟我们走的时候一个样儿。”她说。
“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罗伊斯特太太用愉悦的语调说，“但就像我说的，他把一切都打理得很妥当。怎么了？”她突然问，“你在找他？”
“为了很重要的事情。”
“抱歉他不在这儿了。”罗伊斯特太太说。看到客人转身出门时，她礼节性地送了两步。
“可能管理员看到过他。”罗伊斯特先生说话时，头仍然埋在杂志里。
身后的房门一关，她又回到了黑黢黢的走廊上，不过至少听不见收音机的音乐声了。等罗伊斯特太太再度开门，从楼梯口喊她时，她已经走下了一半的楼梯。“要是我看到他，会跟他说你在找他。”
我该怎么办？她想着，出了公寓楼，回到大街上。没有杰米的音信，她没法回家。她在人行道上愣愣地站了很久，久到街对面正巧把头探出窗口的女人着急喊人出来看她有没有事。最终，她心血来潮地走进公寓楼旁的一家熟食铺，这个方向是她回家的方向。熟食铺里，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倚靠着柜台看报纸，见她进来，他抬起头，然后走到柜台内侧招呼她。
她看着玻璃柜里的冷切肉和奶酪，羞涩地说：“我正在找一个住在隔壁大楼里的男人。我想或许你见过他？”
“你干吗不去问住在大楼里的人？”男人说着，眯起眼审视她。
他的态度这么冷淡全是因为见我不买东西，她想。“很抱歉，”她说，“我问过他们了，但他们都不认识他。他们说他今天早上走了。”
“我不知道你问我做什么，”他说，身子情不自禁地挪向报纸的方向，“我又不是在这儿监视隔壁大楼有什么人进进出出。”
她赶紧说：“我以为你可能会留意到，只是这样。他可能会经过这里，在十点之前，他很高，而且总穿藏青色西装。”
“女士，你知道这儿每天会进来多少穿藏青色西装的男人吗？”这人问，“你以为我整天吃饱饭没事干，就为了……”
“我很抱歉。”她说。走出门的时候，她听见他说：“真是见了鬼了。”
往街角走的时候，她心想，他肯定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是去我家的路，这是他唯一会走的方向。她试着想象杰米：他会在哪儿过马路？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在自家公寓前过马路，还是走到某条街当中随便过马路，还是在街角等红绿灯）？
街角有个书报摊，他们可能见过他。等前面的男人买完报纸和另一个女人问完路，她赶忙走上前。当摊主看到她时，她问：“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今天早上十点之前有没有一个个子很高，穿藏青色西装的男人经过这里？”摊主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张。她想，他肯定以为她在说笑，要不就是在故意寻他开心，所以她严肃地补充道：“我有很重要的事。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女士，你看。”男人终于开口了。但她又着急地补充说：“他是个作家。他可能在你这儿买过杂志。”
“你找他做什么？”男人问，微笑地看着她。她意识到身后还有一个男人在等着，摊主可能是在跟他微笑致意。“没事了。”她说。但是摊主说：“听着，他可能真的来过这儿。”他露出的是那种心照不宣的微笑，而他的目光已经转移到她身后的男人身上。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穿着不合时宜的印花裙，她急忙裹紧外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摊主说：“抱歉，我真的说不准，不过今天早上可能真有个像你朋友的人经过。”
“十点左右？”
“十点左右，”摊主说，“高个子，藏青色西装。如果是他，我完全不会觉得意外。”
“他往哪个方向走的？”她迫切地问，“上城区？”
“上城区，”摊主点头说，“他往上城区的方向走的，就是这样。这位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她退到一旁，把外套裹得紧紧的。之前站在她身后的男人抬眼看了看她，之后他跟摊主相互递着眼色。她犹豫着要不要给摊主一些小费，可是当两个男人都大笑起来时，她疾步往前走了。
上城区，她心想，这就对了。走到马路上时，她在心里盘算着：他不可能在这儿过马路的，只要他往上城区的方向走，再过六条街，往旁边一拐就是我家。走过一条街后，她经过一家花店，橱窗里有婚礼的摆饰。她想，怎么说今天也是我大喜的日子，他可能会买花给我。这么想着，她就走进花店。店主从店铺后方迎上来，衣着光鲜，笑容满面。她没等他开口就抢先说话，这样他就不会以为她要买东西。“这件事情真的很要紧，我一定要找到今天早上可能进来买过花的这个男人。很要紧。”
她说完调整呼吸，店主说：“好的，他买了什么样的花？”
“我不知道，”她对店主的反应感到很意外，“他从没……”她想了想改口说：“他是个个头很高的年轻人，穿藏青色西装。大概是早上十点。”
“这样啊，”店主说，“抱歉，真的，我可能帮不上……”
“但是这很要紧，”她说，“他可能进来的时候样子很着急。”她觉得自己补充的信息很有用。
“嗯。”店主说。他的笑容很和善，露出了整排的小牙齿。“如果是买花给一位女士的话，”他说着，走回柜台，打开一本大本子，“花是送到哪个地址去的？”
“啊？”她说，“我觉得他没有把花送到哪个地址去。是这样的，他走进来，他买了花带走。”
“女士，”店主说，这次他生气了，微笑中有鄙夷的意思，“是这样，你必须明白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麻烦帮我想想，”她乞求说，“他很高，穿藏青色西装，大概是今天早上十点。”
店主闭上双眼，一根手指抵着嘴巴，深思着。接着他摇了摇头。“我真的想不起来。”他说。
“谢谢你。”她失望地说，往门口走去。忽然，店主用尖厉的嗓音激动地说：“等等！女士，等一下。”她转身，店主又露出了深思的神色，然后说：“菊花？”他想在她的脸上找到答案。
“喔，不是。”她说，嗓音在打战，必须冷静一会儿才能往下说。“我很肯定，他不会在这种日子买菊花。”
店主紧闭双唇，冷冷地望向一边。“嗯，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他说，“但是我很肯定你问的这个男士今天早上来过，还买了一束菊花。没有订外送。”
“你肯定？”她问。
“很肯定，”店主强调说，“肯定就是这个男人。”他露出灿烂的微笑。她也回以微笑，然后说：“好吧，非常感谢你。”
他送她到门口。“要不要来上一朵胸花？”他边走边说，“红玫瑰？栀子花？”
“真的很感谢你帮我。”她在门口说。
“女士们有花相衬的时候最好看，”他说，头微微倾向她，“或许你喜欢兰花？”
“真的不用，谢谢你。”她说。他答道：“我希望你能找到你的那位先生。”说完发出不悦的啧啧声。
她继续往上城区走的时候，心里想：每个人都觉得我在寻开心。她再次用手裹紧外套，这样印花裙只会露出百褶边。
街角有个警察。她想，干吗不去找警察呢？碰到有人失踪，你总是去找警察帮忙。但很快她又想，我看起来肯定像个傻子。她马上想象自己站在警察局里说：“对的，我们说好今天结婚的，但是他没来。”然后那些警察三三两两地围着她，听完她说的，然后先是看她，再是看她的印花裙。她的妆容过于鲜亮，他们准会在暗地里笑她。她没法跟他们解释更多，她没法说：“对，这听起来很傻，对吧？我已经换好衣服化好妆了，在找一个答应娶我的年轻男人。但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个很好的女人，有很多你们看不到的好。我很聪明，有时还很有幽默感，我是好人家的姑娘，我有我的骄傲，我重感情，心思细腻，对生活也很有规划。这会让男人对未来充满动力，而且会让他们感到满足和快乐。你们看我的时候看不到这些。”
找警察不是什么好主意，不要说杰米现在全不知情，要是他知道她去找警察，心里不知道会怎么想。“不，不。”她说出声，加快了脚步。某个经过她身边的人停下来，好生打量着她。
在下一个街角——她距离自己家还有三条街——有个擦鞋摊，有个老人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打着瞌睡。她走到他面前，等着。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向她微笑。
“瞧，”她的话径直蹦了出来，没有经过思索，“我很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在找一个年轻男人，他大约今天早上十点经过这里，你见过他吗？”她开始描绘他，“高个子，藏青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鲜花？”
她还没说完，老人就在点头了。“我看到过他，”他说，“是你朋友？”
“对。”她说，情不自禁地回以微笑。
老人眨了眨眼说：“我记得当时我在想，你肯定是去见女朋友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去见女朋友的。”说完后，他豁然地摇摇头。
“他往哪个方向走的？顺着大道笔直走？”
“对对，”老人说，“擦了鞋，拿着花，打扮得很体面，样子很着急。当时我就想，你要去见姑娘。”
“谢谢你。”她说着，从包里摸零钱。
“他的姑娘见到他时肯定会很高兴，他打扮得很体面。”老人说。
“谢谢你。”她又说了一次，从包里抽出手来，手里空空如也。
这是她第一次有十足的把握他肯定在等她，于是她迅速走过剩下的三条街，印花裙的百褶边在外套下扭着。她回到住的那条街，在街口她还看不到自家的窗户，看不到杰米是不是在探头张望，是不是在等她，是不是在她向他跑去时也迫不及待地跑下楼来。走到公寓楼门口时，她握着钥匙的手在打战，当透过橱窗望进那家杂货店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早上的惊恐，她在那里面买咖啡喝，现在她笑了。到自己的公寓门前时，她急不可遏，隔着还没打开的门就喊起来：“杰米，我回来啦。我担心死了。”
她的公寓正在等她，静悄悄，空荡荡，午后长长的日影从窗口折射进房间。好一会儿，她只看到空咖啡杯，她想，他肯定来过，在这儿等她。接着，她才想起这是自己早上喝光的杯子。她查看整间公寓，打开橱柜，还走到卫生间里。
“我从没见过他，”杂货店员工说，“我很肯定。要是有人手里拿着花，我肯定会留意到的。没有那样的人走进来。”
看到她走回来，擦鞋摊的老人又从瞌睡中醒来。“又是你啊。”他说，露出一丝微笑。
“你确定？”她厉声问，“他真是顺着这条路往上城区的方向走的？”
“我确实看到他了，”老人说，比她的语气更威严，“我想，这是个要去见姑娘的小伙子。我看着他走进那栋楼的。”
“哪栋楼？”她用空洞的嗓音问。
“那栋，”老人说，他身子前倾用手指了指，“就在前面那条街。他拿着花，擦了鞋，准备去见他的姑娘。走到她家大楼里去。”
“哪栋？”她问。
“大概是街中间的那栋楼，”老人说，他用怀疑的眼神瞅瞅她，“你准备要怎么做？”
她几乎是跑着离开的，都没停下说句“谢谢”。走到前一条街，她的步伐还是很快，仔细搜寻每栋大楼，看杰米有没有在窗口向外张望，她还仔细听是否有地方传来他的笑声。
有个女人坐在其中一栋楼门前，时不时用胳膊机械地推一下婴儿车。车里的婴儿睡熟了，随着车一前一后地摇着。
到现在，她已经能很溜地问这个问题了。“抱歉，今天早上十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年轻男人走进这里的哪一栋楼？他个子很高，穿藏青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花。”
有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听到了，认真地打量着推婴儿车的女人，再看看她，偶尔也瞥瞥睡着的婴儿。
“听着，”女人话语中能听出倦意，“这孩子早上十点要洗澡。你说我可不可能看到陌生男人在附近走动？”
“他拿着一大束花？”男孩问，扯了扯她的外套，“一大束花？我见过他，夫人。”
她低头，看到男孩正无礼地对她咧嘴笑。
“他进的是哪栋楼？”她担心地问。
“你准备跟他离婚？”男孩急切地问这个问题。
“这不是你应该问一位女士的问题。”摇着婴儿车的女人说。
“听我说，”男孩说，“我见过他。他进了那栋楼。”他手指隔壁的大楼。“我跟着他，”男孩说，“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男孩压低声音说：“今儿我运气真好，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
她给了男孩一张一美元的纸币。“他去了哪里？”她问。
“顶楼，”男孩说，“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他一路上到顶楼。”男孩退回人行道上，和她隔着几步远，手里紧紧握着一美元纸币。“你准备跟他离婚？”他再次问。
“他手里拿着花？”
“对啊，”男孩说，他开始尖叫起来，“你打算跟他离婚，夫人？你抓到他的把柄了，对吧？”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下街道一边大喊：“可怜的家伙被她抓到把柄喽！”推婴儿车的女人也咯咯笑了。
那栋公寓楼的大门没上锁，门外既没有门铃也没有对讲机，连住户的名牌都没有。楼梯看起来狭窄、肮脏，顶楼有两间公寓。应该是靠外的那间——门口有张揉皱了的花店单子和一条打结的纸缎带——这是线索，这场猫鼠游戏的最后线索。
她敲响了门，觉得自己听到公寓里有人在。突然，她惊恐万分地想：要是杰米真的在里面，要是开门的人真是他，我该说什么？里面的人声忽然安静下来。她再次敲门，一切都沉静下来，只能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类似笑声的声音。他可能已经在窗口看到我了，她想，这是靠大门这一侧的公寓，刚才那个孩子说话这么大声……她等待着，之后又敲了敲门，但一切仍是寂静的。
最后，她走到同一层的另一间公寓前，敲响那扇门。她的手还未移开，那扇门就开了，她看到空空如也的小阁楼，墙上赤裸裸的板条，没有上漆的地板。她往里走了一步，四处张望：公寓里满是装石灰的袋子，成堆的旧报纸，还有一只破损的行李箱。忽然传来一阵窸窣声，她意识到可能是老鼠，之后她就看到了它，就坐在她旁边，离墙很近。它魔鬼般的脸很警觉，一双灰亮的眼睛紧盯着她。她赶紧退出去，关上门，印花裙的一角被门缝夹住，破了个口子。
她知道有人在另一间公寓里，因为她确定自己听到了低沉的人声和偶尔的笑声。之后，她反复回来造访，第一周她每天都来。早上，她会在上班路上折过来；晚上，独自去吃晚饭的时候也会来。但无论她多么频繁、多么坚定地叩响房门，永远没有人来开。